锤炼(成长篇五)

夕阳评说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难忘的一九五八</p><p class="ql-block">一九五八年(我已十四岁)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这一年所发生的一些事,不管对我个人,还是对国家,都非常令人难以忘怀。</p><p class="ql-block">(1)工作组大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下派到我们大队的工作组组长姓索,叫什么名字,不太清楚,社员们都称他为老索。村里三六九开会,老索总是給社员讲集体化的好处,讲苏联集体农庄庄员如何、如何的幸福:诸如“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电灯、电话、洋犁洋耙”,直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真希望我们明天就能过上苏联集体农庄庄员那样的生活。“吃食堂”时,各家的锅灶依然保留,老索经常这么说:“各家的小锅,虽然今天只能用来炒白叶(红苕叶),但明天就可用它来炒鸡蛋了。” 在我的心灵中,幸福美好的明天似乎就在眼前。有一首歌,我们当时唱得特别起劲“人民公社好呀,红旗升上天,学文进学堂呀,习武把枪练。办工厂、修水电,公共食堂、代销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共产主义早实现呀!”不仅歌词如此,事实上也的确出现一些新气象。如:青年人大多参加基干民兵,定时开展军事训练;为解决众多人不识字的问题,农闲扫盲蔚然成风;针对当时学龄儿童大多无学就读,共产党克服人才稀缺的严重困难,每个大队都办起了学校,适龄儿童可就近入学;不少生产队还办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公社还办有敬老院。说实在的在我那时的心灵中:一九五八年(特别是秋季)简直是阳光一片,不管是在我上学的路上,还是拿着小镰刀去田间割草的路上,或者是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过程中,口中总是歌声不断。——“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不知道发愁,更不知道什么是痛苦。</p><p class="ql-block">(2)小方箱中的奥妙</p><p class="ql-block">听说圩里放电影,我连晚饭都未来得及吃,就屁颠屁颠地往圩里跑去。只听得动人的音乐声迎面传来,跑到电影放映处一看,原来声音是从挂在固定电影屏幕的一根杆子上的小箱中发出的。只听得锣声、鼓声、唢呐声,声声悦耳,“夫妻双双把家还”;“十八里相送到长亭”句句感人。我真纳闷:这个小小的黑箱子咋这么神奇?箱子中这个小小空间怎么容得下那么多的人?我前面看看,后面瞅瞅,除音乐声响度不同外,出现在我眼前的还是那个黑箱子。作为一个小学五年级的我确实弄不明白,请教大人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小脑瓜子一直在左思右想,直到电影放映,还在遐想。这个印象实在太深,小方箱中的奥妙一直促使我想探个明白,成为推动我学习的动力。</p><p class="ql-block">(3)优良品种的引进使秋季获得丰产</p><p class="ql-block">一九五八年的午季收成很不好,收割下来的小麦,在秋粮未下来之前,就被吃光了,无奈的社员只得用瓜菜,甚至树叶充饥。然而秋季却是丰产的:稻穗沉甸甸,大豆夹鼓鼓,地里的红薯个个像个小孩头。为啥午秋二季有这么大的差距,客观的说,除风调雨顺之外,应该感谢政府对优良品种的引进和旱田改水田试验的成功:原来本地红薯成条状,个头小,须根多,产量很低,成立人民公社后,公社从山东某处调来了红薯良种,经过精心栽培,秋季长出的红薯,个个如小孩头,极大地提高了红薯的产量;再说稻谷,原来此地只习惯于种“懒稻”(旱稻:如同种冬小麦那样的种法)公社成立后,推广种水稻,把原来靠近沟渠的那部分旱田改成水田,又从他乡调运豆饼粉碎作肥料,果真获得了秋季水稻丰收。</p><p class="ql-block">(4)弄巧成拙的“科学种田”</p><p class="ql-block">据我了解:工作组成员大多是从各个城市机关抽调出来支援农业的机关干部,说实在话,他们中的一些人脑中所装的关于农业的知识并不多。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抓好农业的决心很大,但实践经验却不多。下面两例,可见一斑。为了提高红薯的单位面积产量,工作组发动社员深挖土,即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将地表层中的有机土深埋地下,把深层中的老板土(有机质和肥料都很少甚至已含沙石的泥土)翻到顶层,说是经过严冬冰冻后变得疏松,可大大增强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土壤厚度,并把仅有的一点农家肥深埋其中。社员整个冬天的辛勤劳作,迎来的却是五九年红薯产量的锐减!(可能原因是:翻在上面的土壤有机质太少,又遇大旱,仅有的一点牛粪也没发挥作用)政府号召合理密植,工作组紧跟不舍,不过在合理二字上发生了重大偏差。他们一味的强调密植。说是种下一粒小麦,哪怕明年收下两粒,产量也是翻了一倍。于是硬是把种小麦篓中的木塞全部拔掉,每亩一两百斤的麦种就这样的哗啦啦地滚入地下,结果因土壤瘠薄、天气大旱,长出来的麦苗大多枯萎而死,莫说成倍增产 ,连亩产百斤也不能达到。</p><p class="ql-block">(5)为啥丰产不丰收</p><p class="ql-block">在后王庄的东北约两里地处有一块石碑,附近的田地里生长着大片的红薯,红薯收获后,被种上了冬小麦。我们到“徐贺”上学,必经此处。因此处有段弯路,我们往往超近,走直路过去。当我们双脚跨进红薯地时,隔三岔五地踢出一个又一个红薯,有时我们还把一些被踢出的红薯带到学校去。前文说过,五八年红薯的确大丰产,但却有近乎一半被埋在土里,没有及时的被收获归仓。原因何在?原来五八年,我们村被抽走了大批劳动力,到工厂去,炼铁去(五八年城市兴建好多工厂需要大批的劳动力)故而使生产队的劳力亏空,当时又没有农业机械,老头老妈连白带黑的干,还是不能保证收割的质量。(6) 要不得的浮夸风</p><p class="ql-block">由于当时本人正在小学读书,我们生产队上报的粮食亩产多少,尚不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会是亩产万斤,因为我所在的生产队小麦亩产超过两百斤,就是丰收了。我们的生产队长,虽不识字,但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庄稼人,老实人,可能有些虚夸(大环境),但绝不会吹的那么高!但从报纸,广播中得到的消息就不同了,这个地方粮食亩产一万斤,那个地方粮食亩产两万斤,我们这些农村人不相信,可某些领导却信以为真,他们不是担心粮食不够吃,而是担心粮食吃不了。地方领导用虚假数字往自己脸上贴金,和当今社会弄虚作假的社会风气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股风的盛行,影响极其恶劣,以至于在严重旱灾(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的大旱)突袭神州大地和按期还苏债务时,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p><p class="ql-block">(7) 兴师动众的“除四害运动”这里所说的“四害”指的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当年中央专门以“红头文件”的名义告示天下,要全民动员,把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统统围而歼之,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提出在10年内消灭四害(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3-4月全国掀起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于是“锣鼓叮当响,盆瓢齐登场。麻雀拼命飞,力尽落罗网。”今天看来,苍蝇、蚊子的确没干一件好事,确实应该把它们消灭得干干净净;老鼠虽然还在吞噬粮谷,咬、嚼衣物,着实讨厌!但有些老鼠,例如小白鼠,却有着重要的药用和医研价值,着实令有些人特喜,故不能一概灭之;至于麻雀,现在人们发现,它不仅啄食谷物,同时也吃害虫,而且现在的麻雀数量和当年相比,大量减少,(特别是农村)加之粮食增产,谁也不把麻雀视为害鸟。而在当年,良种、农药、化肥全无,再加上三、六、九水旱侵袭,粮食产量极低,故消灭麻雀当时也在情理之中! (8)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社、大队都先后建立了医院、诊所或医疗点等卫生设施,广播宣传中不乏“除四害、讲卫生、保健康”等系列内容,除广泛灭蝇、灭蚊外,北方灭鼠、南方灭虫(血吸虫)浩浩荡荡,阵容可观,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上消灭了“鼠血热”、“霍乱”等恶性传染病。特别是血吸虫病的消除更使毛泽东主席为高兴,乘兴特作《送瘟神》一诗:送瘟神 </p><p class="ql-block">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p><p class="ql-block">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p><p class="ql-block">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p><p class="ql-block">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p><p class="ql-block">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p><p class="ql-block">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p><p class="ql-block">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p><p class="ql-block">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作于1958年7月1日</p><p class="ql-block">(9)人民公社社员“全民皆兵”的号召使公社中年龄在十八至三十五周岁的男女青年成为民兵,其中年龄在二十八周岁以下的退伍军人成为这个民兵组织中的中坚力量(基干民兵)。他们定期地参加军事训练,训练时荷枪实弹,民兵中大队长以上的干部(相当于营级)平时可带枪。(新中国也有一段个人带枪的时期)当时在我看来,他们真神气。孤寡老人,特别是那些自己或子女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老人,可进公社“敬老院”衣食住行的开支全由公社负担;少儿无女的一般“贫困户”,称为“五包户”,他们住在自己家中,生活所需由生产队负担。这部分人群和复员退伍军人一样,逢年过节,是领导干部慰问的对象。一般说来,条件比较好的大队设有“幼儿园”,学龄前的儿童,有专人照看。每个大队,至少有一所小学,使学龄儿童能够上学读书识字。当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就算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由他们负责给成年人在农闲时间“扫盲”。面对霍乱、麻疹、猩红热等传染病的流行和血吸虫等病的肆虐,国家下大气力开展爱国卫生的群众运动,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我觉得对于“近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能在成立后的短短十来年时间内做到上述这些,实属不易!公社社员,不管男女老少,只要还有劳动能力都要参加生产劳动。特别在我们淮北,面对着十年九涝的局面,兴修农田水利便是头等大事,每一个壮年人,只要一到冬天,就要去“扒河”:北风呼呼吹,雪雨扑面来。须眉河底挖,巾帼坡上行,战天又斗地,治淮建奇功。在毛泽东时代,兴修水利的确是摆在农民身上的头等大事,他们靠脚挖、肩挑、手推,挖成了一条条大河、一座座水库,为尔后农业的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年老体弱和岁数偏小的,也都不闲着,各有各的活计,即使在冬天,也是忙个不停。拿我来说,每到星期天,都要早早起来,背个粪箕,田头、路边,河沟、树林拾捡粪便;上、下午,或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或铲草皮,作绿肥。(当时没有化肥,用锹连草带土铲起,堆放在一起,开春运下地,)冬天的早晨,还要把尿泼在生产队的麦田里。(家家户户都这样,按尿量记工分)社员的“年终分红”是这样的:比如说现有一千斤小麦,扣除两百斤种粮,扣除一百斤留冬季扒河人员吃,剩余七百斤平均分给七十口人,每人可得十斤。会计把粮食根据当时的粮价折扣成现金,除于公分总数,算出每个工分所抵的钱数,这样劳动力多的家庭就有盈余,劳动力少的家庭就会透支。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常年透支户。这种分配制度的好处是,一般年景下,可以保证(三年自然灾害除外)每个社员都有饭吃;家有在外吃皇粮的人员能够安心地工作。</p><p class="ql-block">现在看来: 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业战线出现的严重五风,的确是造成后来大饥荒的人为因素,不能不被视为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大跃进所激发起的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也确确实实的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说那时有好些事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它确实是鼓舞着人们,在很多领域里创造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迹,(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的诞生)我们国家好多东西〔包括原子弾、导弾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起步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