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鸿儒董仲舒

熙德

儒学之光辉耀千年，生于河北省景县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幼接受儒学熏陶，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公羊春秋》，他就是一代鸿儒——董仲舒！

在汉代的文化天空中，董仲舒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他的思想成为了历史上不朽的传奇。刘邦的起兵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在西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之间，奴隶主阶级依靠大量奴隶进行农业生产，控制矿山和冶铁，通过贩卖基本商品如鱼、米和盐来牟取利润。奴隶不仅在户外从事辛苦的体力劳动，还在奴隶主的家中担当家务劳工。

与此同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则以不同形式的剥削关系表现出来。刘邦是凭借武力建立起了汉朝，对于“天下为何要接受刘氏统治”的疑问，在其死后，随着功臣逐渐离世，逐渐浮出水面。

这一问题不单单是对统治权威的挑战，更是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尚未解决的合法性之争可能导致朝内外斗争频发，危害国家长治久安。

武帝刘彻继位时，他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此。

他通过“召贤对策”寻求解决之道，希望能够从广泛的意见中找到治国之策，一个名叫董仲舒的人物，他的思想为后来的汉朝政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董仲舒最初以其独特的讲学方式闻名，他在课堂上讲学时，会在帷帐内传授知识，而学生们只能在帷帐外聆听。他的这种做法，虽然被视为怪癖，但却无损于他在教育界的影响力。

董仲舒的学术热情可见一斑，他甚至为了研究学问，三年不曾踏入家中精心建造的花园，这种专注学术的精神被后人以“三年不窥园”来形容。

武帝时期，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则要抵御匈奴的侵扰，这些新的政治任务要求对治国方针进行调整。朝廷官员选拔制度的问题也摆在了武帝面前。

汉初的功臣派官员多具备较高素质，能够满足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需求。然而，随着开国功臣的逝去，朝廷官员的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问题。

功臣和外戚企图垄断官员选拔，维护自己的利益，阻止皇帝从其他阶层选官。

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培养选拔体系，确保贤才得以使用，成为武帝不得不面对的又一难题，董仲舒并非汉武帝的私人导师，也不是权倾朝野的重臣，甚至他与汉武帝的面谈次数寥寥无几。

然而，他对汉武帝，乃至整个汉朝，乃至后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汉武帝为何对他如此尊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是一句口号，它代表了一场思想革命的开始。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弃置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唯独推崇儒家思想。

这一决策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更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纲五常成为社会的道德准则，天人感应则成为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哲学基础，三纲即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规范，是个人修养的准则。

在汉武帝的时代，这些思想被提升为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成为教育和政治决策的基石。而天人感应的观念，则认为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政治道德状况相互关联，意味着君王和百姓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天象和自然灾害，这一理念进一步加强了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应用。

董仲舒之所以能在汉朝，乃至整个封建时代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在于他的官位有多高，而在于他的思想如何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正是这些思想，构建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在一个社会矛盾激烈的年代，他的思想并不局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

在科学领域，西汉时期的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阴阳五行学说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矛盾并行不悖，显示出一个文明在多个方面同时发展的复杂面貌。

当汉武帝登基时，他决心要大干一番事业，这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遇。

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不仅充实了文化生活，还成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的支持下，汉武帝的统治更加稳固。

教育是董仲舒思想中的核心，通过人性论，他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教育观念，尤其强调德育的重要性。

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培养道德品质的过程，他的教育理念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后世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样一个矛盾交织的社会中，自然科学如天文学、数学、医学和阴阳五行学说等领域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反映出社会在动荡中也孕育着知识与智慧。

特别是在学术方面，汉朝在继承秦朝之后，逐渐放弃了尊法思想，而开始崇尚黄老之学，以求社会安宁和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汉武帝时期，帝国的文化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武帝的野心促使他支持儒学的复兴，而董仲舒的新儒学则成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理论支撑。董仲舒一生的历程与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武帝五朝的兴衰交织在一起。

在他九十三年的漫长生涯中，董仲舒不仅见证了汉朝的政治变迁，更深刻影响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格局，他的名字与孔丘、朱熹齐名，三者分别代表着儒学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构成了儒学思想发展的三座里程碑。

他的学术生涯起始于三十岁左右，那时他已是声名显赫的学者，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急于步入仕途，而是选择了教书育人。

他的教学生涯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的弟子们遍布四方，其中不乏后来的国相和长吏，司马迁就是受到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精神感召的杰出弟子之一，他以此精神激励自己完成了辉煌的《史记》。

董仲舒并非只是一个教书匠，在汉景帝时，他成为了博士，这为他日后用自己的学说影响皇帝铺垫了道路。贤良对策中，董仲舒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他曾担任江都王刘非和胶东王刘端的国相，虽然在政治上未能达到巅峰，但他的学说和建议仍然对汉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公元前121年，董仲舒以病弃官归家，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仅仅招收学生的大学者，而是成为了封建统治者思想基础的奠基人。朝廷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依然会征询他的意见。他在家中郁郁寡欢，继续撰写著作，其中《春秋繁露》和《对贤良策》最为世人所称道。

公元前106年，董仲舒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奏章，随后病逝，享年九十三岁。他被安葬于长安西郊，而在一次汉武帝路过其墓地时，特意下马致意，以此表达对董仲舒的敬意，董仲舒的墓因此被称为“下马陵”。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董仲舒这一人物无疑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于汉代意识形态框架的构建发挥了关键作用。

董仲舒提倡儒家思想作为国家哲学，对官僚体系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对董仲舒的评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政治层面的评估往往认为董仲舒的功绩大于过失，他确立了一套体系，为汉朝的长期稳定与治理奠定了基础。当我们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审视时，董仲舒的局限性和弊端开始显现。

他强烈的儒家一元化思想，实际上限制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思想的自由流动与创新。

文明生态的重要性远超过制度生态，董仲舒的贡献在于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种制度层面的可行性，但是真正能够让一个国家走向辉煌的，是其文明生态的繁荣与进步，董仲舒的作用是有限的，他采取的“术”的手段，以一套固定的制度框架来规范人类行为，反映出的可能是一种战略上的不自信。

当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必须要立足于多维度的考察，董仲舒在政治制度建设上无疑具有重大的功绩，但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作用就显得相对有限……

文图／熙德洛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