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第29章）

秦皇鸟

作者：秦皇鸟

第29章

多尔衮摄政揽皇权

迫害豪格排除异己

公元1643年（崇德八年）8月，皇太极突然驾崩，6岁的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

由于顺治帝年幼，由皇太极生前最信任的两个人，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共同辅政，共管八旗事务，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八年秋八月庚午，太宗崩，储嗣未定。和硕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定议，奉上嗣大位，誓告天地，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政。”

由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是多尔衮提出的，作为推荐福临为皇帝的附加条件。

在清朝的六位亲王中，多尔衮家占了三席，两黄旗绝不可能容许辅臣都出自多尔衮系，因此，必须推荐另外一位非多尔衮派系的亲王。

代善虽然年迈，胆小怕事，但根基深厚，子孙多重臣。

盘算来盘算去，多尔衮选择了济尔哈朗。

在择立新君问题上，济尔哈朗表面上是沉默派，感情上却倾向于立皇子。选择济尔哈朗辅政，便于让两黄旗接受。

此时，两位辅政大臣，济尔哈朗的排位于多尔衮之前。多尔衮负责国政，济尔哈朗负责军事。

但是，济尔哈朗心如明镜。

这个辅政大臣的位子，其实是多尔衮给的，虽然位列首席，不过是沾了年龄大的光。

济尔哈朗虽然贵为亲王，但却非皇室直系。

济尔哈朗主掌镶蓝旗，但他的父亲舒尔哈齐、他的哥哥阿敏皆因叛死，自己只能在猜忌的眼神中，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

济尔哈朗年龄虽长，但无论才能、资历和功绩，都无法和多尔衮相提并论。

在这种情况下，济尔哈朗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幌子，除了仰多尔衮鼻息，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虽然没有争上帝位，但多尔衮仍然想独揽大权。

多尔衮认为，要想独揽大权，就必须把辅政改为摄政；要想摄政，就必须集权；要想集权，就必须整人；要想整人，就必须打拉两手并用，结党排异并行。

顺治年龄尚小，完全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孝庄是后官的掌柜，管不了前台的账簿；两黄旗势力庞大，自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

朝野之间，目力所及，找不到多少绊脚石。只要稳扎稳打，自己就可以成为大清帝国的幕后主人。

于是，福临继位后，多尔衮立即踏上夺权之路。

12月25日，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召集诸王群臣，认为国家大事不应由诸王群臣议论后再决定，而应直接由济尔哈朗、多尔衮二人裁决才能提高效率、确保稳定，二人由此解除所理部务，专任摄政，分别称“摄政和硕郑亲王”和“摄政和硕豫亲王”。

摄政与辅政仅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辅政是臣子辅佐年轻的帝王，没有专断之权，最后拍板，还是得皇帝亲自来。比如鳌拜辅政康熙、肃顺辅政同治。

摄政，说白了就是代理皇帝，有专断之权，有权力行使一切政务及军国大事。

回顾历史，绝大多数的辅政大臣和王爷，都想把自己变成摄政。

多尔衮更不例外。

努尔哈赤去世时，他就因为年少而错失汗位，让八哥皇太极继承大统。而且，自己的生母阿巴亥还被迫殉了葬，如果他当上皇帝，就会阻止这一切。

好不容易熬到皇太极驾崩，皇太极的儿子豪格又成为竞争对手，与他互不相让，无奈之下，只得折中，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即顺治帝。

通过这番操作，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成功的把自己变成摄政。

多尔衮还宣布，先帝按明制设置六部时，暂时让诸王署理部务。现在国家纳入正式轨道，这道命令也该废止了，而且我们俩不兼理部务了，你们也都退出来吧。

这样，多尔衮以“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的名义，将王公贵族排斥到决策层外。

从此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摄政大臣。

为防止诸王贝勒背后发牢骚，多尔衮还命令都察院收集调查他们的违法言行。

这时候，在地位和责任上，摄政二王仍是同等的。

此时，多尔衮阴冷的眼神瞄向了济尔哈朗。

济尔哈朗明白多尔衮并不想与自己分享权力，他想当唯一的摄政王，意图独揽大权。

济尔哈朗则对多尔衮的进逼则采取了退让态度。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1月20日，济尔哈朗向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 院等中央政府部门的堂官宣布，以后凡有事进呈禀告，“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 行礼仪，俱照前例行”。

济尔哈朗等于承认自己的权力在多尔衮之下。

这说明，至少在此以后，多尔衮的重要性已超过了济尔哈朗。

此谕告正式确立了多尔衮“一把手”的地位。

不过在两个月后礼部议定的摄政王及诸王、贝勒仪仗时，摄政二王的待遇，还没有显出差异来。

到了4月，多尔衮被授奉命大将军，空前征明，取得成功。

多尔衮当着一批旧明降臣，自称“法周公辅明主”，在北京武英殿阳御坐，“设明卤簿，鸣钟鼓奏乐”，还接受三跪九叩礼和“拜伏呼万岁”。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借诰封功臣之机，明升暗降，继续削弱济尔哈朗的权力。

10月，福临在关里举行登基大典，多尔衮因功勋卓著，封为叔父摄政王，可留守盛京的济尔哈朗，却只得到信义辅政叔王的称号。

“加封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

多尔衮绝不会幼稚到玩文字游戏，称号和经济待遇、政治待遇直接挂钩，虽然只差了两个字，但权力大小之分和经济收入差距明明白白。

“摄”为督管之意，“辅”为帮助之意；“叔”只表明亲疏辈分，“父”则意味血统尊卑。

按照当时规定的待遇，摄政王年薪三万两，冠期顶用东珠十三颗，金佛前嵌东珠七颗，后金花嵌东珠大颗带每板 嵌东珠六颗，猫睛石一颗，带用浅黄，服用八团龙，坐褥用貂皮，夏用铺龙；房基高十四尺，楼三层，复以绿瓦，脊及四边俱用金黄瓦。护卫一二三等各十员，统共三十员。

辅政王年奉白银一万五千两。

以上，摄政王比辅政王和亲王要高出一二等。

不久，多尔衮又通过顺治赏自己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绸缎一万匹，而济尔哈朗只得到了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绸缎一千匹。

薪水和奖金拿得少了，自然意味着权力小了。

多尔衮成了总司令，济尔哈朗则沦为参谋。

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顺治帝加封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

摄政王的仪制远远高于诸王之上，大臣遇见多尔衮时，需要列队跪送，这样的排场与皇帝无异了。

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5月，有位监察御史上奏，要求对摄政王“限以礼教，辨其衣冠”。

于是礼部便遵旨议定了有关称号及仪注：

凡文移皆书皇叔父摄政王。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公大臣都要“列班跪送”摄政王，回归时亦相应跪迎。

遇到元旦或其它庆贺节日，满汉文武大臣在朝贺皇上以后，接着“往贺皇叔父王”,诸王中与多尔衮兄弟叔辈可“不叩头而坐”，其他都要叩头后才能就坐。

还规定“其自外人、自内出各官”，朝皇上毕，“往见皇叔父王”。

又如坐轿，皇叔父王于午门内下轿，亲王、郡王在午门外下轿。

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5月，多尔衮以顺治皇帝信符收贮于皇宫之中，每次调兵遣将都要奏请钤印，十分不便。于是，即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

从这时候起，多尔衮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

而辅政王的仪仗则只有15种，明显逊于多尔衮，说明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

公元1647 (顺治四年)，济尔哈朗在建造府第时，私自设立了铜狮、铜鹤，台基也超过了规定的尺寸。

多尔衮认为济尔哈朗身为人臣，不懂规矩，以下违上，犯了“逾制”大罪。

于是，多尔衮以此为借口，罢其辅政权，罚银2千两，然后封多铎为辅政叔王，将济尔哈朗的权力，转交给多铎，彻底把最高决策权纳入个人囊中。

在惩罚济尔哈朗的时候，多尔衮似乎忘记了一件事：他给自己建造的墨勒根王府，历时三年方成，规模堪比皇宫。

公元1647年（顺治四年）以后，如果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还称作“九王爷”，或是不用全称而丢字漏字的话，都会受到革职处分。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再不用向顺治帝行礼了。

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而闻名的曹操看见汉献帝都要行礼，多尔衮此举古今罕见。

公元1648年（顺治五年）3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豪格案，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图赖等和济尔哈朗牵扯其中。

多尔衮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清除自己的政敌。

他借助顺治之口，将济尔哈朗降为多罗郡王，罚银5千两，索尼、鳌拜、图赖等人革职为民。

2个月后，多尔衮恢复了济尔哈朗的王位，但却将他调离京城，派往山东。

豪格被囚禁后不久，暴死狱中。

11月，三朝元老代善病逝。

此时，王公贵族中，已无人能与多尔衮抗衡。

多尔衮借机给自己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并按照帝王礼制为多尔衮记《摄政王起居注》。

其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即是说多尔衮不仅实权在握，而且在礼仪排场上也开始向皇帝看齐。

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

“皇父摄政王”的仪制已经远高于诸亲王，王公大臣遇见多尔衮时，需要列队跪送，这样的排场与皇帝无异了。

谭泰、拜尹图等两黄旗大臣见风使舵，积极投靠多尔衮，原本隶属于皇家的精锐部队，成为私人武装，多尔衮彻底垄断了大清帝国的大权。

至此，多尔衮真正成为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一切政务，无需请示，自行裁决，阅遍历朝历代，这样的摄政王也是空前绝后的。

多尔衮出任摄政王的7年间，权势滔天，世人皆知有摄政王，而不知有顺治帝，可谓集最高权力于一身。

从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清朝入关到公元1651（顺治八年）福临亲政，这中间的7年，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实际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

多尔衮率清兵入关，定都北京，从而宣告了明朝的灭亡和清朝政权对全国的统治，是清期入关建国的真正奠基人。

可以说，多尔衮通过控制福临、摄政体制，充当了实质性的皇帝。

然而，对于争夺皇位时结下的怨恨，多尔衮一直耿耿于怀，始终不能化解，对那些反对过自己不得即位的人，他不能原谅。

待入关后形势渐趋稳定、个人的权力与地位已见巩固的时候，多尔衮开始加以打击、排斥豪格及其支持者。连济尔哈朗这样资深而影响素著的人，也逃不出他的权力的罗网。

多尔衮首先要整倒的是最重要的政敌——肃亲王豪格。

多尔衮摄政后，作为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很快便后悔自己没有努力去争取，以至在关键时刻，竟放弃应得的皇位。

然而，其幼弟福临已稳坐皇帝宝座，又有多尔衮等人的强有力保护，面对现实，豪格无可奈何。

而今豪格受制于小皇帝实际是受制于多尔衮，心里很不平静，尤其是看到多尔衮以辅政的名义，总揽朝中大权，日渐专断一切，对豪格本人既少尊重，更少亲切，甚至有意冷漠自己，于是，豪格心中愤愤不平，时常毫无顾忌地发泄，在诸王贝勒之间，散布对多尔衮的不满，甚至诅咒他。

这些话传到多尔衮的耳朵里，怨恨日深，终于导致矛盾激化。

叔父整治侄儿，不择手段，豪格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有一次，豪格对固山额真何洛会及议政大臣杨善、甲喇章京伊成格、罗硕说：“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两旗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

豪格说的“两旗”，系指正黄旗、镶黄旗。

谭泰等3人，皆分隶属两黄旗，是豪格争位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豪格之所以对这几个人不满，就是因为如他所说，以前支持他，而今转而依附于多尔衮，言外之意，是说他们趋炎附势，谁有权就投靠谁！

后来的事实证明，谭泰真的投靠了多尔衮，向多尔衮表忠心，因而得到重用，而索尼、鳌拜却拒绝投靠多尔衮。

多尔衮在打击济尔哈朗时，也重重地打击索尼，将他废为守陵的庶民，鳌拜也受到重处。

上述几人发泄心中不满时，把矛头直指多尔衮，说：“睿亲王素善病，岂能终摄致之事！能者彼（多尔衮）收用，则无能者我当收之。”

杨善说：“此皆图赖诡计也。若得亲视其寸碟，死亦无恨！”

豪格又说：“尔等受我之恩，当为我效力，可善伺其（多尔衮）动静。”

杨善马上表达他的忠心，说：“我等务政之死，以一身抵之，王岂不晏然处乎！”

伊成格也说了同样的话。

有一次，豪格对何洛会及固山额真俄莫克图说：“和硕睿亲王将五牛录人给予硕塞阿格，其意何居？”

何洛会回答说：“此正为国效力，以垂名于万世也。”

豪格听此话，很不高兴，露出不满的样子，不说一句话就走了。

有一次，多尔衮指派豪格出征，豪格向何洛会、俄莫克图、杨善发泄不满，说：“我未经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致我于死乎？我欲诣摄政二王（包括济尔哈朗在内）言之。”

何洛会劝阻说：“死生，天命也。大兵将发，正宜为国报效，不应往问。”俄莫克图劝阻：“我等业以为不可，即往问，亦以为不可也。”

所谓“出痘”，即天花病，在当时是一种难以医治的病，往往谈“痘”色变，无不感到可怕。

出痘时，能够顺利通过这一关，身体便增免疫力，以后便无忧了，不必担心其它的疾病。

未出痘的人，时刻担心何时会出痘，怀有对生命的忧虑。

豪格未出痘，这是事实。他以此为由，不愿出征，并非不愿为国效力，只因对多尔衮不满，不愿听他的命令罢了。

经何洛会两人劝说，豪格也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有一次，豪格又对上述何洛会等3人，又说出了攻击多尔衮的一番话。

豪格说：“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设不克终事，尔时以异姓之人主国政，可乎？多罗豫郡王（多铎）曾语我云：‘和硕郑亲王初仪立尔为君……’其（多铎）为我言如此。至于塔瞻公，乃我母姨之子；图尔格公，素与我善，此辈岂忘我乎！”

有一次，豪格对俄莫克图又大发内心不平之气，说：“我岂似彼病夫！尔何为注目视我，我岂不能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乎！”

豪格还曾召见甲喇章京硕兑，说：“尔与固山额真谭泰，郎舅也，尔可说令附我，前曾给侍卫穆成格妻，岂非我之厚爱于彼乎！”

豪格要硕兑利用亲戚的关系，说服谭泰重新归附豪格。

这些言论，都是在福临即位后，到次年即顺治元年3月间散布的。

这些话豪格不知说过多少次了，跟那么多人毫不隐讳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把矛头直指辅政的多尔衮，其中最具“恶毒”性质的语言，莫过于反复指斥多尔衮体弱多病，活不长，能活几年？他不是个有福的人，是个病人，摄政能否做到头，豪格亦持怀疑态度。

如此等等，豪格是在“恶意”诅咒，甚至发出要杀人的威胁。

听过豪格散布不满或攻击多尔衮的言论的人，诸如何洛会、硕兑、胡式、凌图、喀木图、开禅、硕格、达古等，都感到豪格“言词悖妄”，曾劝过他，可他不听。

他们害怕豪格将要“乱政”，把他们牵连进去，于是，他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于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4月1日，他们集体向多尔衮举报豪格的不满言论。

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共同会审。

经过会审，完全属实，当即将豪格幽禁。

事后，多尔衮又“以其罪过多端，岂能悉数，姑置不究”，将豪格释放。

毕竟豪格是太宗的长子，身份与地位重要，多尔衮辅政不久，地位不固，还不敢将豪格幽禁或者监押。

所以多尔衮才把豪格释放，但是也作出如下处罚：夺所属7牛录人员、罚银5000两，废为庶人。

对有牵连的人的处理，毫无轻处之意，相反，却是充满了血腥味。

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的罪名是“附王（豪格）为乱，不行出首”，即没有揭发举报，被处死；

罗硕的罪过是：“以乱法谄谀，曾禁止不许近王，后复往来王所，私相计议”，也处死。

将杨善、罗硕的家产籍没，给予“为国效力”的图赖。

固山额真何洛会“能矢忠义，举发伊主悖乱”，受到表彰，查抄俄莫克图、伊成格家产给何洛会。

安泰、夏塞事先不出首，至事发才说真相，各鞭一百，籍其家户一半给予硕克。

谭泰、图赖、索尼“为国尽忠，致为恶党所仇怨”，就在笃恭殿“宜示之，各赏以全副玲珑鞍警、马一匹、银二百两”。

这样，豪格争位帝位失败后，与多尔衮继续斗争，又以失败告终。

据朝鲜方面记载，在讨论豪格的处理时，“诸将请杀虎口王（豪格）”。

多尔衮掌权，所说诸将“请杀”豪格的请求，大抵是献媚取悦于多尔衮。

据说福临不忍杀自己的长兄，啼泣不食，才使豪格免于一死。

总之，豪格针对多尔衮的那些言论，性质严重，以多尔衮的心情而论，不能不产生杀豪格之念。

福临年龄还小，未必以不吃饭、啼哭的方式为其兄求情。如说救他，背后少不了福临的母亲孝庄太后所指使。

豪格被废为庶人半年后，正是清军入关入京、定鼎中原的关键阶段，他都没有参与，亦没有建树。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10月，福临在北京举行即位大典，这才使豪格有了转机。

少年皇帝福临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大封诸王，同时恢复了豪格的肃亲王爵位。

这也是多尔衮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两人的仇怨已深，是难以化解的。

豪格恢复爵位后，多尔衮仍然很冷淡，不理睬，也不给他具体职务，仍把他闲置起来。

多尔衮还是不能原谅豪格对他大伤感情的人身攻击，这在以后的日子里，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顺治帝迁都北京后，全国尚未统一，天下远未太平。

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到处都有“土寇”武装，还有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以及已降清的原明将吏重新起兵等等，严重威胁京徽地区的安宁。

远在四川，还是大西军的天下；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南明政权相继成立，各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清朝展开反复争夺和较量。

总之，入关后的最初几年，清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多尔衮操纵全局，派出一批批规模不等的军队，四出征伐，已感到军队不足，能统兵的将领亦不足用。

具备将帅之才、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豪格，这才被多尔衮看重，起用他，发挥其作用。

这年冬天，豪格领军进入山东，平定山东济宁满家洞的土寇。

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李自成的势力基本被消灭之后，四川的张献忠成为另一目标。

清廷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与衍禧郡王罗洛浑、贝勒尼堪等一起西征。

大军到达西安之后，豪格派尚书星讷等人在邠州破敌，又派遣固山额真都类攻打庆阳。

当时贺珍、二只虎、孙守法等流贼占据邠州，武大定、高如砺、蒋登雷、石国玺、王可成、周克德等人占据庆阳。

清军自西安分兵进击占据汉中、兴安、徽县、阶州的几路流贼，攻占了被流贼占据的城池，陕西被彻底肃清。

同年11月，大军攻打四川，当时张献忠占据西充，豪格派遣鳌拜作为先锋前去进攻，他自己率领军队跟进，大军抵达西充，大破张献忠的军队，豪格亲自射死了张献忠，攻破了张献忠的130多所营寨，斩首数万级。

捷报传至京师，顺治帝下诏嘉奖豪格。

公元1647年（顺治四年）8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全都平定。

四川的局势这才逐渐安定下来。

豪格留下王遵坦、李国英（原左良玉部下总兵）等明朝降将驻守四川，亲率领满、汉军经陕西回京。

公元1648年（顺治五年）2月，大军班师回京。

豪格出征四川，剿灭张献忠的大西军，射杀张献忠，平定四川，为朝廷解除一大忧患，功劳卓著。

此功之大，可以与阿济格剿灭李自成大顺政权，与多铎下江南灭亡弘光政权相提并论。

但是多尔衮对此没有做出积极反应。

当豪格自川省凯旋至京时，多尔衮既没有派人郊迎，也没有表达慰问之意，但又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推出少年皇帝顺治帝“御太和殿，宴劳之”，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

除此，再没有别的庆贺活动。

这与多铎下西安，取南京所得到的庆贺之隆重、大造声势，形成鲜明对比，显得过于冷清。

此前，豪格征满家洞，大获全胜，朝廷方面更是无声无息，也没有奖赏的意思。

当然，这都是多尔衮的意图，有意贬低，不予张扬。

豪格心里明白，也只有忍耐。

事实很快证明，多尔衮并不以豪格屡立大功而放过他，却正酝酿如何进一步打击他。

豪格凯旋回京仅一个月的 3月4日，贝子吞济、尚善、吞齐喀等告发济尔哈朗，说皇太极驾崩后，索尼等八大臣谋立豪格为帝，福临为太子。此计划通知给济尔哈朗后，济尔哈朗不但没有检举揭发，还刻意加以隐瞒。

多尔衮借此机会，把济尔哈朗降为多罗郡王，索尼、鳌拜、图赖等人革职为民。

这是一个带有浓重人为策划痕迹的案件。

第一，何洛会当时告发豪格时，就已将此事报告给多尔衮，多尔衮苦于时机不成熟，故而隐忍不发；

第二，济尔哈朗获知该计划后，不但没有参与，还表示我意亦如此，但须和多尔衮商议，应该说对多尔衮给予了尊重。

退一万步讲，即使济尔哈朗等人谋立豪格为帝，豪格身为皇太极的长子，继承大统也无可厚非。

可以肯定的是，豪格凯旋后，政治气候发生了微妙变化，这让多尔衮感到心惊。

为整治济尔哈朗和豪格，多尔衮故意指使吞济、尚善、吞齐喀等将旧案翻出来，试图一箭五雕：

打击济尔哈朗，打击两黄旗，敲打孝庄和顺治，警醒众王臣，打击豪格。

收拾完济尔哈朗和两黄旗大臣后，多尔衮将矛头立即对准了豪格。

处理完郑亲王案第3天，即3月6日，多尔衮突然下令，将豪格逮捕，投入监狱。

根本原因，还是报复豪格当年阻挠他即位，以及以后对他的攻击。

本质问题，争位结怨而已。

在揭发郑亲王时，重提旧事，内幕更加清楚，已使多尔衮更加痛恨豪格。

但若以此为由，多尔衮显系报复，他说不出口，况且事过多年，问题早已解决，顺治帝的宝座也稳稳当当，再提前事，以此治罪，不能服众。

以多尔衮的谋略，绝不做蠢事，另找口实，一样达到目的。

多尔衮终于从豪格征四川的军事活动中找到了他的罪状。

原来，豪格于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1月出征四川，公元1648年（顺治五年）2月凯旋回京。

征伐过后，四川又出现了反复：南明永历政权派军进川，当地军阀混战，降清的原明将吏复叛，造成四川局势混乱，清朝在四川的统治也陷入崩溃状态。

应该说，这无需大惊小怪。

因为在这期间特别是1648年（顺治五年）前后，诸如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都出现了较大的反复，清军不得不反复征剿，如湖南，形成清军与南明拉锯状态，清军几进几出。

但多尔衮很少指责出征的将领应负什么责任。

一般来说，每派遣将士征剿一方，任务完成，就率部回京，地方上的事，由当地驻军与地方官员负责，与撤走的将吏无关。

豪格进川剿灭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使之不复存在，而各地方官员亦由清朝派遣的官方取而代之。

豪格的出征任务已告完成，完全达到了此次出师的目标。

所以，多尔衮才命他自四川撤军，“凯旋至京”。

豪格撤军后，四川出现新的情况，原明势力或当地军阀又卷土重来，不应牵扯到豪格。

不可思议的是，多尔衮恰恰就是这样做的，他全盘否豪格平定四川的事实，把豪格走后四川出现的反复都推到豪格的身上，又抓住个别问题大做文章，将豪格置于罪人的境地。

对豪格的指责，所列罪状，也只有三条：一是四川未平定，二是未把冒功的希尔艮及时处理，三是欲将曾“附王为乱”而刚被处死的豪格的心腹杨善的弟弟机赛补授护军统领。

若以此三罪同郑亲王所列罪状相比，真是微不足道，有的则牵强附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豪格想要启用机赛时，其兄扬善未治罪，为何便定豪格信用“罪人”杨善的亲属为罪名？

至于冒功之希尔艮，实足小事一桩，构不成重大罪名。

但多尔衮操纵诸王贝勒大臣会议，给豪格的结论是，“旧念未除”，“乱念不忘”，多尔衮对豪格曾“三次戒饬”，他“犹不引咎”。

因此，激起“诸王贝勒，人人愤怒。如此怙恶不俊，雌抗不已，不可复留”。会议决议：“豪格应拟死”。

顺治帝批示：“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

毋庸置疑，这还是多尔衮的意见。

多尔衮不想采取处死的刑法，所谓投鼠忌器，难免有所顾忌，留一个活口总比置于刀斧之下可能对他更有利。

诸王内大臣仰承多尔衮鼻息，仍坚持将豪格置之于死，上奏说：“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法。”

这是指太祖努尔哈赤处死其长子褚英的事，诸王内大臣引据此例，辩解处死“悖乱”的豪格也是合理合法的。

最后根据皇帝旨意，诸王内大臣将死刑改为免死，将其“幽系”，夺所属人员。其统领的正蓝旗，被阿济格夺取。

这等于将豪格终生监禁，直到生命结束。

豪格受此陷害，心中悲愤，难以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

豪格被监禁后，气愤不已，对阿济格、尼堪、苏拜说：“将我释放则已，如不释放，毋谓我系恋诸子也，我将诸子必以石掷杀之。”

痛恨已使豪格近乎失去理智，他宁可把自己的孩子都砸死，与他们同归于尽，再也不受多尔衮的气！

监禁未久，豪格便死在狱中，时年才39岁。他死于何时，史无明载。

至于死因，没有人追查，也只能成为清初的疑案之一了。

《八旗通志豪格传》中简单说：“为睿王多尔衮构陷，薨。”

也就是说，豪格在多尔衮的陷害下仅仅幽禁一个月便于狱中死亡。

可以说，豪格之死是多尔衮迫害所致，这是没有疑问的。

豪格死后，又发生了一桩戏剧性的事件：

公元1650年（顺治七年）1月25日，多尔衮召集议政王贝勒、固山额真、内大臣、议政大臣会议。

又于同一天，多尔衮“纳和硕肃亲王豪格福晋博尔济锦氏”。

此时，距豪格冤死不到两年，多尔衮就将其侄媳妇、侄儿寡妻娶为自己的妻子。

豪格的妻子，是多尔衮元妃的妹妹。

顺治六年12月，元妃病故，一个月后，就娶了肃王豪格之妻。

早在太宗时期的公元1630年（天聪四年），当时满族汉化日深，于是了改革满族陋习，规定家族内不得乱伦婚嫁，否则，以奸淫罪论处。不准娶侄妇，也在规定之内。

多尔衮陷害豪格致死，又夺人之寡妻，违规乱伦，实属大错特错，是其人格一大污点。

关于多尔衮与豪格妻博尔济锦氏的关系，迄今，仍有多种传闻。

据说，此女长得很美，早被多尔衮看中，且已私通，为达到霸占此女的目的，不惜屡次打击豪格，并多次派豪格离家出征，便于他与此女私会。最后终将豪格迫害致死，把他所喜爱的女人弄到手。

这些传闻，不一定都真实无误。

但是，多尔衮娶豪格之妻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作为摄政王，即使权势滔天了，多尔衮也一直为没能登上帝位耿耿于怀。

多尔衮认为自己没有当上皇帝，除了竞争对手豪格外，主要就是两黄旗八位大将搞的鬼，所以对这索尼、鳌拜、图赖、图尔格、拜音图、何洛会、谭泰、冷僧机这八位大臣也进行了残酷的打压。

这八人中，有四人在豪格争夺皇位失败后，迅速转换阵营，倒向多尔衮阵营，他们是拜音图、何洛会、谭泰、冷僧机。

最先叛变的是拜音图，他不但背叛了豪格，更是跑到多尔衮那儿，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说多尔衮坏话，这帮助多尔衮扳倒了郑亲王济尔哈朗，使多尔衮实现了大权独揽。

其次是何洛会的背叛，此人背叛豪格后，也做了一件不仗义的事，他告发图赖、图尔格两人，说他们说多尔衮坏话，导致这两人遭到了多尔衮的打击，将二人削去宗籍贬为庶民。

谭泰、冷僧机两人也被多尔衮找借口关进了大牢，但这两人因为贪生怕死，很快转换阵营，倒向了多尔衮阵营。

这样一来，支持豪格的两黄旗的八大臣，四人倒向了多尔衮，两人被贬为庶民，只剩下了鳌拜和索尼两人，他们自然也成了多尔衮重点打压的对象。

索尼和鳌拜两人是皇室的死忠，两人都是硬骨头，而且位高权重，没那么好对付。因此多尔衮决定和他们慢慢耗。

索尼，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父亲硕色，早在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就携家带口投奔了后金政权。

硕色也是一个出众的人才，通晓满文、蒙文、汉文，被努尔哈赤授予“巴克什”（有学问的人）。

索尼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对各种民族文化耳濡目染，并且自幼的时候就随着父亲学习，经过长年学习和积累，索尼也渐渐通晓满、蒙、汉语文。

早年的时候，索尼是努尔哈赤手下的一名一等侍卫，努尔哈赤每逢出战都会带着他一起去。

索尼在数次战斗中展现出了勇猛彪悍的性格。

公元1627年（天聪元年），皇太极率兵攻打锦州时，索尼随从。正好遇到明军千余人徙大凌河城居民，索尼率二十骑袭击，多有斩获。

公元1629年（天聪三年），索尼随大军进兵明京畿地区，明督师袁崇焕率军驰援，在京城东南列营，贝勒豪格先突入敌阵，被包围。索尼跃马驰入包围圈，救豪格破围而出。

公元1631年（天聪五年），索尼因才能出众，索尼被提拔为吏部启心郎，跟从皇太极围攻大凌河。

公元1632年（天聪六年），索尼跟随清军征讨察哈尔，攻掠山西大同等地，夺取了阜台寨，被授予骑都尉。很快清廷赠与他牛录章京世职，仍然在内院任职]。

索尼和一般的战将不同，他既可以上马治兵，亦可以下马治民，可谓是文武全才。凡是皇太极交代他办的政务，都能圆满完成，符合帝意。

公元1643年（崇德八年），索尼被进封为三等甲喇章京（三等男爵）。

两黄旗八大臣在多尔衮与豪格争夺帝位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两黄旗重臣的索尼自然引起了多尔衮的打击。

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多尔衮解除了索尼启心郎的职位，但仍然让他主理六部之事。

李自成当时兵败的时候，焚烧了北京紫禁城的宫殿向西逃走。重新修建王公府邸时，工部偏向多尔衮，大臣佟机对多尔衮有不满，多尔衮很生气，想要杀他。

索尼极力为其开脱，于是多尔衮愈加嫉恨索尼。

后来，索尼揭发固山额真谭泰私自藏匿谕旨，谭泰因此而被削去公爵。

于是，谭泰也告发索尼把内库的漆琴私自赠与他人，多尔衮以此为借口削去了索尼的爵位。

公元1648年（顺治五年），正值清明时节，多尔衮遣索尼去盛京拜祭昭陵，将要出发之时，贝子屯齐诬告索尼与图赖等人谋立肃亲王豪格，论罪当处死。

多尔衮严办了索尼，将其夺官抄家，发配到昭陵守陵。

至此，索尼彻底失去了权力。

八位大臣之中遭多尔衮打压最严重的是鳌拜。

多尔衮对鳌拜的打击，持续时间更长，力度也更大。

素有“满洲第一巴图鲁”之称的鳌拜，不仅出身名门，更是凭借自己的战功获得了极高的地位。

鳌拜出身于瓜尔佳氏家族，是努尔哈赤时期“五大臣”之首的费英东的亲侄子。

费英东曾不止一次的被努尔哈赤誉为“万人敌”，而鳌拜在勇武上相较于他的叔叔，是完全可以与之媲美的。

早在皇太极在位时期，鳌拜就开始随同大军出征，其作战勇猛、身先士卒，深得皇太极的赏识，并且他长期担任皇太极亲兵卫队长，对皇太极也是忠心耿耿。

在皮岛一战中，面对明朝守军的激烈抵抗，战局一度陷入僵局，正是鳌拜带领一队人马，顶着明军密集的炮火，并且在人数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抢滩登陆成功，为大军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这才让清军得以攻克皮岛。

皇太极得知此消息是喜出望外，不仅亲自撰文祭告努尔哈赤，以慰其父在天之灵，同时也正式赐鳌拜“巴图鲁”称号。

在此后明清之间至关重要的“松锦大战”中，鳌拜英勇作战，再次立下大功，鳌拜也再度获得晋封，成为两黄旗中颇具影响力的高级将领。

清朝正式定都北京后，在追剿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击溃张献忠大西政权，以及荡平南明小朝廷的过程中，鳌拜均有突出表现，立功无数，特别是英亲王阿济格和肃亲王豪格，对其极为信任和器重，南下征讨必点名要鳌拜随行征战。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大清王朝的发展壮大南征北战，并且位清军挥师入关、一统天下做出巨大贡献的勇将，得到的并不是加官进爵与荣华富贵，而是一次次的惩治与打压，甚至还险些丢掉了性命。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便是鳌拜等两黄旗八大臣在皇太极去世后帝位之争中力保皇族，由此引起多尔衮的嫉恨。

因此，多尔衮摄政以后，便开始了对鳌拜的打击。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由于多尔衮的哥哥英亲王阿济格，非常看不上年幼的顺治皇帝，还蔑称其为“孺子”，于是当时已经成为摄政王的多尔衮下了道旨意，批评阿济格“称上为孺子”的行为，并安排鳌拜和谭泰当众宣旨。

实际上这也是多尔衮的一个“阴谋”，本来阿济格“称上为孺子”的事情也就几个人知道，如今却要公之于众，必然让顺治小皇帝颜面尽失。

谭泰顾及情面，没有照办，他不但自己不办，还劝鳌拜也别执行。

于是，鳌拜没有按照多尔衮的要求“当众传示”。

多尔衮知道此事后，将鳌拜罚了100两银子，还不许他报征讨李自成时的军功。里里外外，鳌拜损失不少。

不久，索尼获罪，鳌拜为索尼说话，差点儿被革职。

公元1648年（顺治五年），豪格率领大军征战四川，平定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并且是亲手射杀了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

鳌拜作为豪格军中的主将，也在此次西征立下战功。

然而，等到豪格等人的却不是荣耀和封赏，却是多尔衮的迫害。

就在豪格班师回到北京后，多尔衮以豪格冒领功劳、治军不严将其治罪，随后又网罗罪名进行构陷，最终豪格被折磨致死。

构陷豪格还不算完，多尔衮接着清算鳌拜。

参领希尔良有冒功领赏的行为，鳌拜也被连坐，没跑了。被多尔衮以勘察不实的罪名，削去职位，又罚银100两，斩张献忠这功劳也不算了。

没过一个月，贝子屯齐告济尔哈朗，鳌拜又被揪出来，被告发曾谋立肃亲王豪格，遭到了多尔衮的残酷迫害，甚至议罪将其处死。

但鳌拜功劳太大，多尔衮又改为了罚银自赎，鳌拜算是保全了性命。

这年4月，侍卫廓步梭又告发鳌拜在皇太极死时曾“擅发兵丁守门”，这个罪名可以引申为要“刺王杀驾”，鳌拜因此又被判处死刑，之后改判为革职为民。

一年之内，鳌拜两次被判死刑，可见多尔衮对付鳌拜的手段之残酷。

这还不算完。

公元1650年（顺治七年），多尔衮腿受伤，在河北滦平养伤。

在这期间，努尔哈赤的侄子、多尔衮的堂兄弟锡翰前来探视，多尔衮向其抱怨说自己病重，顺治皇帝竟不来看望自己。

说罢，觉得自己这样说不合适，于是多尔衮又告诫锡翰不要将此事告诉顺治皇帝。

然而，锡翰还是告诉了顺治，顺治皇帝也亲自来探望多尔衮。

多尔衮在“惊讶”之余，也在埋怨锡翰，与此同时更是莫名其妙的迁怒到了鳌拜身上，并将其治罪，理由竟然是：

“目睹锡翰等罪状，不即执鞫。”

可以说这完全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早已经饱受打击的鳌拜，又被多尔衮问了一个包庇罪，再次判处刑，之后又改为免死罚赎、降爵，彻底降为平民。

鳌拜由“一等昂邦章京”一路电梯式下落成平民。。

鳌拜在多尔衮手里三死三活，就如同坐上了人生的过山车，其心情可想而知。

幸亏这一年，多尔衮在喀喇城病逝，顺治亲政。否则对鳌拜的打击，还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