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之六） ——农场小学的灰暗记忆

萍

　　自打大姐嫁到这所农场后我还是第一次来到她家。彼时的这所农场归属地方管辖，称国营农场。这里的人除了少数人在酒厂、面粉厂、制砖厂、机耕队、汽车队等从事一些技术工作外，其他大多数职工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与普通农民无二，不同于农民的只是这里的职工按月领薪水。除此之外感觉这里同乡村没有多大区别。

学校很破，一周土围墙圈起一座校园，校园里几乎没什么树，光秃秃的。操场是裸露的土地，人跑起来会带起土。教室是土坯房，很旧，课桌也旧，坐椅是长条凳。砖砌的讲台边坍塌了一角，上课的时候真怕老师一不留神给踩空摔下来。讲桌上有两盒粉笔头，老师经常用那些粉笔头砸向上课淘气的学生。刷了墨的水泥黑板看上去很粗糙，老师写字的时候会落下很多粉末。不过，我对这里所有的老师却没留下什么印象，几乎忘了他们都是谁。

我的同桌是大姐婆家的一个亲戚，男孩，小名叫鸽子，对我挺好，但由于他本身太老实，学习又不好，自己都经常受同学欺负，自然也保护不了我。调皮的男生往往都是场部直属单位的子弟，他们的父母都有体面的工作，家境也好，优越感让他们从小自信，也格外淘气。而住在基层连队的孩子大多都老实本分。阿伟和飞两个同学就是住在连队的子弟，他俩都是学习好人又乖的好孩子，从不打架淘气，很文静。阿伟姓孔，在那个普天下似乎都在痛批“孔老二”的年代，阿伟受之株连也成为了替罪羊，常常有些淘气孩子追着他喊“孔老二孔老二，打倒孔老二！”可他纵然气的双颊通红，怒目相向，可却从不动手。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读高中而是去考了中专，毕业不久后又进入法院工作，一直从事政法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定居南方某城市，听说过得很好。他和飞同学都和我大姐住在同一个连队，他家住在后排，飞同学住大姐隔壁。因为是邻居，两家便走得很近。大姐称飞同学的母亲叫“绍玉姐”，我便也跟着这样称呼，可与飞同学却极少讲话，陌生人一般。——这里的男女同学彼此之间几乎都不讲话——飞同学和阿伟同学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上学放学的路上都在一起。我和飞同学虽住隔壁，却行同路人。几年后当我第二次来到农场读书时，飞同学家已搬到家属区后面几排去了，我们也不再同班，除了在上学路上偶然碰面，很少见面，见面互相依然不讲话。偶尔会看到他在路边的小树林里拉小提琴，琴声悠扬，穿透一个个忧伤的黄昏。长大后，飞同学参军去了部队。彼时的我也进入城里一家医院工作。有一天我去农场看望大姐，在路上偶遇飞同学的父亲，他父亲对我说：我家新平参军去了，在部队干得不错。我听了笑笑，默默地在心底祝福他：愿一切都好！

　　这里的孩子同城里的孩子也有不同，男生如何不太清楚，但女生会因为各自的父母所属部门或连队的不同而相互结成一个个小帮派，彼此之间貌合神离很难相融，且有明显的等级观念：父母在场直属部门工作的孩子比父母在生产连队务农的孩子有优越感，干部的孩子比职工的孩子更自信，家住场部、机关、学校、银行、邮局、酒厂的孩子要略显洋气，说当地方言的人似乎也要比说江苏方言的人占点上风。虽然这一切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与界限，但总能让人感受到其中某些微妙的差别和氛围。大姐住连队，我周围自然就是一些皮肤黝黑，手脚粗糙，整天喜欢包着头巾一众女孩。这些女孩喜欢扎堆，喜欢背后对人评头论足，喜欢耍小心眼，对那些比自己漂亮的女孩羡慕又嫉妒，却又不肯承认。背后用贬损的语言去针对班里出众的男生，只为以此来掩饰自己心底对那人的好感。英大概就是这样的女孩。她比我大两岁，心智成熟，有一双大眼睛，说话时总觉得那双眼睛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别样的心思。英在学校不太爱说话，上课也不发言。可不知为什么她身上却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会让她周围的女孩聚在她身边，放学后喜欢去找她玩，去听她说长道短。——英在没有老师和男同学在场的时候很善谈，也很八卦。——我有时也去她家玩。她妈妈和我大姐婆家似乎还扯上点什么亲戚，大姐的男人称她妈妈为三姥娘。我见她妈妈时却只笑笑，并不称呼，因为不知道该称呼什么。英的学习成绩一般，读到初中毕业就嫁人了，男人是另一个团场的，住在城郊。听说她嫁过去之后经营果园，日子过得不错。多年后我在市场里见她卖苹果，苹果是她自家果园里的。她见到我显得很热情，要送我几斤苹果，被我婉拒。又过了若干年，我乘坐出租车时碰巧又坐上她的车，原来她又改行跑出租了。这次见面发现她性格变了不少，声音高亢，笑容热情，再不是当年那个表面腼腆却喜欢背后讲话的小女生。而住在东边与大姐家相隔两排的梅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沉稳和恬静温婉。她皮肤白皙，长相甜美，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话不多，也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我常去找她玩。但长大后我们却走散了，彼此都不知对方的消息，却也不想刻意去打听。

农场职工大多是来自内地的支边民工，以苏北人居多，因而在方言、习俗、饮食、性格及行事风格上几乎全部沿袭了苏北人的传统习惯。

苏北女人很泼辣，很能干，却会骂人，往往一言不合，张口就骂，上手就撕。家里丢只鸡，那家的妇人便能围着家属区转着圈儿的骂一天；家里的猪生瘟，家里的妇人便怀疑有人下了毒，能站在房顶骂一天；家里的孩子被人打了，那家妇人一定会牵着孩子到对方家大门口跳着脚骂半天；但凡发现自家鸡窝里的蛋，抑或是架上的南瓜园子里的菜少了，那家妇人也会跳出去乱骂一通。有时两家不和又找不到茬的时候也借口丢了东西去指桑骂槐地出口恶气。所以这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有人骂街，风气很不好。

除了那些泼辣的妇人，这里的维族人身上也有很重的戾气，比较蛮横霸道，没有城里的维族人看上去那么文明与和善，连素来彪悍的苏北女人在他们面前也都伏低做小，忍气吞声。我们这些小孩子更不用说，走在路上都得躲远远地躲开他们。甚至有些家里的小孩子哭闹，大人就吓唬他：别哭了。再哭老伊曼就来了！——老伊曼是住在连队最西边的一个维族老头，不知为什么大人总拿他来唬孩子。他家有个大约四十多岁的儿子，人高马大，却整天拎个拐棍四处转悠不干活儿。据说曾在给公家干活儿的时候受过伤，于是就常年泡工伤了。可我们这些小孩子分明看到他健步如飞，如履平地，拐棍只是装饰性地被夹在腋下而毫无作用。——想必这人也不善。

　　不好的风气还体现在这里的人迷信思想严重，愚昧，经常闹出一些鬼怪的传说。身边总听到有人说某某死后其鬼魂又回来附在了某某活着的身体里，并借着活人说鬼话，说的煞有介事。西邻有个未嫁的女儿，很漂亮，却经常传言被鬼附身，我就亲眼看到她胡言乱语的的时候被她父亲用桃树枝狠狠地抽打——据说桃树能辟邪，用桃树枝打鬼就吓跑了——直打的伤痕累累她也不告饶，依旧以某个死去人的口吻自说自话，听的人毛骨悚然。后来我一直在想：这个平素口齿伶俐，为人周到，聪明能干，也无精神异常的女子，为什么要装神弄鬼换来一顿毒打？难道她精神真的不正常？可是这女子后来照样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日子。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的农场还有很多。记得有个男孩叫小列，非常聪明，学习也好，一年级就会查字典的他被其家人视为骄傲，但也淘气。有一天大概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聪明和机智，走在放学路上的小列，面对迎面而来的大车，他与其他孩子打赌说自己一定会在最后一秒躲过汽车而不会受伤，结果就被迎面而来的汽车碾死在车轮下。素来以他为傲的父亲都快疯了，他那本来精神就不太正常的母亲则愈加显得精神恍惚。后来在小列出事的桥头不巧又接连出了几桩事故，于是，人们就纷纷议论这是小列死的不甘心，其魂魄回来要拉几个垫背的。于是那段时间当地又上演了很多次有人被鬼附体的闹剧。在那种氛围中，我晚上都不敢出门，觉得黑暗中到处都隐藏着看不见的恶鬼。可在时隔五十年后的当下，还是那座农场，还是那片土地，每天还在发生着生老病死，然而却再也没听到什么关于鬼魂附体的传说。可见当时那些传说都是愚昧带来的以讹传讹。

初到这里的自己一下子很不习惯，环境变了，语言变了，家庭结构也变了，原来的家里有爸爸妈妈和二姐，现在这个家里除了大姐其他都是陌生人。其实我同大姐也并不亲近。大我十三岁的大姐很小就辍学，一直在外面干活帮父母养家，自打我记事起就几乎没有同她在一起生活的记忆，平常在家都是二姐照顾我，大我十三岁的大姐在家里根本就不屑于搭理我，在大姐的眼里我根本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存在。现在下冷不丁地把我丢给大姐，无异于丢在一个陌生的寄养家庭。

而大姐的婆家本身也让大姐焦头烂额，我的到来对于大姐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虽然大姐的丈夫是个工人，在城里的钢铁厂做工，可他除了周末平常也不回家，即使周末回家也像个大爷似的什么都不做。大姐的婆婆又是个疯子，亲家公公也不会管家，家里的情形可想而知。我去的时候大姐刚做了母亲，女儿才刚三个多月，尚在哺乳期。而农场的农活又很忙很累很繁重，家里的婆婆需要人照顾，亲家公公还没退休，襁褓中的婴孩嗷嗷待哺，现在又来了一个九岁还不会做事的我——从小在家受二姐悉心照顾，我什么家务都不会——所以，大姐的压力可想而知。也因此，在家很少看到她有笑脸。对疯婆婆如此，对脾气倔强的公公如此，对我也是如此。只有到了周末看到她丈夫回家的时候大姐才会露出笑容。

　　疯婆婆平时不回家，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回来。有时候渴了就回家走到院子里的水缸前，拿起水瓢从缸里舀一瓢生水端起来“咕嘟咕嘟”的喝，没人给她开水喝。她瘦弱，怯懦，干枯的面颊上一双深陷的大眼睛里总是露着怯怯的目光，头上顶着一头乱糟糟的花白头发，感觉很久都没人帮她洗了。因为疯，亲家公公对她很不好，从不正眼看她，还动不动就打她。每次亲家公公手一扬起，婆婆的脑袋就会下意识地缩回去。平时疯婆婆不犯病的时候很安静，到家吃完饭就走了，要么回到后排她和亲家公公一起住的那间小黑屋，要么就在村里到处走动游荡，不声不响。但犯病的时候会变得比平时狂躁，撕自己的衣服，或跑出村庄。于是一犯病就会被关进小黑屋里锁起来，有时还会被亲家公公狠狠地打一顿。有一回深夜又犯病了，大冬天的在公路上裸奔。门前正对的就是312国道，当年那是进疆的主干线，来来往往都是拉货的大车。一个大车司机开车经过这里时正好看到了这个疯婆婆，只见在滴水成冰的夜半时分突然看到车灯照见一个赤身裸体满头白发的女人站在路中央，可给司机吓坏了，还以为自己遇到了鬼。后来亲家公公叫来几个本家亲戚才把婆婆给弄回去。想必到家又是一顿暴虐。那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不过，这个可怜的女人却有一个孝顺儿子。她的儿子也就是我大姐的丈夫是家中独子，对他妈妈很好，每次回来都要带点好吃的，桃酥、饼干、江米条、羊角蜜、水果糖……从来没空过手。疯婆婆似乎也能算出儿子回家的时间，每到周六下午她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回来了，一进家就去翻儿子经常带在身边的那个人造革包，从里边拿出好吃的东西。她儿子看母亲的眼神也很温柔，从不嫌弃他母亲。不过，这个被我称做姐夫的男人却从不会给我一个饼干或者什么。偶尔大姐会捏几个江米条给我。有一次我嘴馋，看到放在屋里桌子上的饼干，忍不住拿起一个，可刚放进嘴里姐夫就进来了，他冷冷地看我一眼说：吃了别噎死你！那一瞬间，我不知道嘴里的饼干是该咽下去还是该吐出来。那份尴尬和难为情终生难忘。从此我再也没吃过姐夫带回家的任何东西，就算大姐给我也不吃。那年，我九岁，才刚刚离开宠我疼我包容我的爸爸妈妈和二姐。

大姐的公公是个倔强的老头，我称他表大爷。表大爷整天黑着脸，话不多。冬天穿一件又厚又重又破又旧的大皮袄，经年不洗澡的身体和羊皮袄的味道离很远就能闻到。不过表大爷对我还不错，偶尔会给我一块两块的零花钱。到了夏天，他被连队派去守护瓜田，偶尔回家吃饭的时候，他会带一个小瓜纽给我，从还没熟的生瓜到熟透的小香瓜。有一次小伙伴们去地里薅草，我也跟着去玩。薅草期间他们溜进瓜地去偷瓜，让我帮着看篮子。结果他们被表大爷逮了个正着。当表大爷发现我居然和他们是同伙的时候很生气，回家给大姐告状，说我和那些偷瓜的小孩在一起让他很为难。为此我被大姐骂了一顿。

大姐门前有片小菜园，里面种着茄子辣椒西红柿黄瓜老南瓜，另外还有几垄花生。花生是表大爷特意找来种子种的，那年头花生还是个稀罕物，表大爷为此很用心，浇水施肥都是亲力亲为。花生长势很好，绿油油一片，很是喜人。在表大爷期盼丰收的同时，我也在旁边觊觎着，暗自盼着那些花生快快长大，一心向往着花生秧下面那一个个白色果实的诱惑。花生倒也十分争气，蓬蓬勃勃地疯长着，表大爷看着它们脸上也漾着期待的笑容，而我的欲望也在一天天地膨胀。终于有一天，趁表大爷不在家的时候，我扒开了花生秧下的土壤，露出一个个白白胖胖的花生果。我摘下一个剥开，里面是淡红色的花生仁，非常饱满。放进嘴里一尝，清脆微甜，好吃。于是忍不住再吃一个，又吃一个、又吃、又吃……哪知道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只要表大爷不在家，我就溜进花生地，小心地刨开土层，摘几枚花生果吃完后，依旧照原样将土掩埋，看不出破绽，花生秧依旧蓬勃葳蕤地骗取着表大爷期待的眼神和满意的笑容，而底下的花生果却在一天天地减少。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表大爷认为该收花生了，便郑重其事地准备了铁锹、箩筐，然后满怀期待地挖下去。然而，茂盛的花生秧下面除了一团空空的根须，几乎见不到几个成熟的花生果，眼看着一片花生秧在表大爷惊愕的目光中变成了一堆无用的野草。表大爷的表情由期待变惊愕，再变绝望，而后愤怒，最后是无奈了。我呢，最后自然是少不了被姐姐一顿责骂，最后还被告到了父母那里，又免不了被修理了一番。很多年后，每每想起那件事，心里总是对表大爷感到深深的愧疚。但那时，表大爷已经去世多年，我也失去了向老人家道歉的机会，这成为心中无法弥补的遗憾。

　　冬天的菜园很荒芜，大姐依然在忙，没人管我。那年的冬天感觉格外寒冷，也格外苍凉，我格外的孤独和无助，常常一个人躲在被窝里想妈妈，想二姐。

由于缺少关爱，我在大姐家逐渐变得淘气起来，常与那些比自己年龄小的男孩一起玩打仗游戏。学着别人掏空葵花杆里的软芯，再装进去一些沙子，然后向对方用力甩过去，扬起的飞沙弄的对方灰头土脸，衣服上全是尘土。当然，自己也会遭到同样的攻击，弄的整天灰头土脸。另外还学会了吵架。有一天放学走在回家的路上，只因走在前面的一个女生回头多看了我几眼——那是我同学大毛蛋的姐姐——我就问人家：看什么？她回答：要你管！于是就接上了火。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论，最后升级到互相骂脏话，一直吵到她家门口还不停，最后她妈妈从屋里走出来问：这是谁家闺女这么口（厉害的意思）?怎么还骂到门上了？！有人回答：这是某某玲的妹妹。她妈妈一听我大姐的名字，也不再说什么，直接找我大姐告状去了。最后我大姐去了才将我拽走，回到家里狠狠地训了我一顿。那是我第一次同别人吵架，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想同别人吵一架发泄一下。——大概是被漠视太久的原因吧。

然而吵架并未改变什么，反倒让大姐很生气，对我更加的冷漠，衣服很脏了没人洗，头发也好久不洗，都生了虱子，双手双脚也裂出血口，看上去同流浪儿无异。那时我在大姐家的伙食费是靠父亲每隔一段时间送来的面粉和零钱。有一天，父亲照常赶着毛驴车来送面粉。到家看到我灰头土脸头发凌乱一身土的样子，当即就落泪了。父亲大概没有想到他和母亲向来疼爱的女儿在这里竟然过得像个流浪的小混混。第二天一早，父亲套上毛驴车，把我的书包以及不多的几件衣服扔到毛驴车上，连转学手续都没办就带我去乡下了。到家父亲对母亲说：宁可让孩子在家种地，也不能把孩子丢在别人家受罪。

　　于是，1975年春末夏初时节，我在农场的大姐家待了一年后，又回到了母亲身边，在新搬去的乡下小学继续读小学四年级课程。在农场的那一年，除了留下一些灰色的记忆，好像也没剩下太多美好，既不记得老师，也不记得自己在学校里读了什么书，学了哪些知识，而那些能够被想起的破碎记忆里却都是与学习无关的零星琐事。那年，我十岁。（未完待续）

2024年9月21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