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八号楼（1961一1969）——我们共同的成长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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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号楼建成于60年代初。住户于1961年春陆续迁入。八号楼与七、九、十号楼同图纸，外观是冬暖夏凉带阁楼的尖顶五层的红砖楼，共五个单元。每个单元一层为两户，二至五层为每层三户，计14户。门牌号码为3个数，第一个数代表单元，第二个数代表楼层，第三个数代表楼层位置，由左向右排列，比如111，代表1单元1层1号；433，代表4单元3层3号，如此等等。一层每户三居室，单元大门左侧为1号右侧为2号，前面是开放式大阳台，后面没有阳台。二层至五层为每层三户的两居室，其中两侧1号和3号是南边大房间有大阳台，北面厨房有小阳台，中间2号两居室都是南向，对称两边同样大小的房间，中间为内嵌带花池的阳台、厨房和厕所及门内过道连接，大门外是楼道没有后窗，但顶层五楼的2号有突出在外的大阳台。每个单元大门两侧各有一个方形花池，单元内有一自行车库，车库一侧的三居室房间就小一些，另外一层楼梯间有个小门能放东西，单元进门门厅左或侧墙面上有两排带门木格信箱，一户一格用于投递报纸信件、放置奶瓶等。八号楼的室内装修地面铺花砖，卫生间墙面和洗澡池贴瓷砖，地面铺马赛克，坐便马桶，并有冷水和热水（但很快就停了），房间内有带门的壁柜。大概因为经济的关系好像除7、8号楼其它楼地面变成水泥地，壁柜也没门了。8号楼与9号楼南北并排而立，中间有条便道，便道北侧为8号楼楼前空地，便道南侧为9号楼楼后小树林。8号楼西侧楼前是房管所与锅炉房（均为平房），锅炉房带有高约五十米的大烟囱（现已拆除）。豫王坟外交部宿舍8号楼现为光华里15号楼。 当年屋内地砖式样 老壁柜 当年的厕所 左至右：杨杰、林琳在八号楼凉台上拍照，背景是九号楼 单元门厅 一、八号楼小朋友地址名录 外交部宿舍（豫王坟）8号楼的小朋友名单（第10稿）（时间截止到1969年11月）一单元111 祝冬妮、祝丹妮112 韩小康、韩小强（韩巍强）、葛小健、罗依121/2 苗小青、苗江红（已故）、苗小伟123 刘捷希、刘捷宇、131 陈海萍（已故）、陈秀群、陈内瓦、132 迟雄、迟路、迟怡、133 刘钢、刘阳、141 林宪、林琳142 金捷、顾晨143 张帆、张涵151 王耀东、王晋152 于芬、梁小伟153 苏宝中、苏宝琛、苏宝瑞 二单元211 张红红、张华华、张慧慧、张槐槐（已故）212 陈凤波、陈小健221/2 张丽丽、张华沙、张小燕（后搬到4号楼）；杨虹、杨锐、杨杰222（1968搬进）沈健、沈进（已故）、沈力223 申捷、申华、申燕、231 李芳、李双双232 卢起、卢云（已故）233 李文庭、李稻葵、李小娟241 张雪、张路242 滕尼娜、滕微波、滕珊珊243 张笑梅、张亦竹251 郭小楠252 黄萍、黄勤、黄新253 骆华 三单元311 杨虹、杨锐、杨杰（后搬到二单元）；吴放鸣、乔木312 周青、周杰、周（三妹）321 戴效平、戴文进、戴文达322 熊新、熊小兰323 朱方、朱琦331 胡欣、胡荣、胡砚、程飞332吕大年、吕又年333 李红341 袁安姑、袁克西、马兰342343351 张小玲、张小燕、张小青352 黎星（已故）、黎火、黎俊（已故）353 王润东（已故）、王方红 四单元411 沈建、沈进（已故）、沈力（后搬到二单元）；412 霍向阳、霍素丹、霍小雷421 刘子建（已故）、刘子惠422 顾白都、顾未青423 卢小华（已故）、卢志华、431 邱小农、邱小苏432 廖松、廖红、433 罗康立、罗康勇441 田勇、田英、田伦442 戴砚、戴山443 董飞飞、董明明451 柏小林、柏小华、柏小文452 周小舟、周小波453 杨小俊、杨小勇 五单元511 于小晴、于岩松、于梅松、于小辉、于小川512 赵会珍521 宋志强、宋志勇522/3 王飞、王明明、刘蓓（67年搬到13号楼）522 胡红、胡华、胡荣523孙志华、孙燕华、孙蓓华、孙军华531 黄薇薇（党红）、黄松532 闫焰、闫慧533 于伯男、于亚男（已故）541 杜小弟542 蔡小云、蔡小星（已故）543 薛怡航、薛怡春、薛怡宣、薛怡文551 552 曾安格、曾延风553 方星、方向 二、八号楼小朋友回忆文章 《少年的快乐时光》蔡晓云 60年代初我家搬到豫王坟外交部宿舍8号楼5单元，尽管离市中心不远，四周仍比较荒凉，一个个土堆石料随处可见，可听爸爸说7，8号楼装修质量最好，到了一看厨房和卫生间地上都贴了八角花彩色瓷砖和蓝色马赛克，与今天大块瓷砖不同，那细小的缝隙遇水还防滑，卫生间除必备的洁具外还配有白色浴缸，在当时应该算比较好的家装了。8号楼坐北朝南，总高有五层5个单元，每单元门口都有左右两个方池子。（见图一） 图一我在5单元门口 楼前一条小马路隔着几排杨树就是9号楼的背面，夏天绿树成荫，风吹树叶唰唰响，秋天满地落叶由绿变黄，孩子们捡树叶玩一种叫“拔根”的游戏，两人都用叶子的根茎交叉勾在一起互相用力，看谁的叶子根茎结实，谁的根茎断了为输。后来不知谁的经验，寻找根茎粗壮老叶子，回家泡泡水取胜的机率更大。第一张彩照一个盛夏星期天我正在午睡，妈妈急促的叫醒我，说信使叔叔要给我们照相，把像片带给在国外工作的爸爸。汽车在外面等着呢，顾不上梳头洗脸，穿上衣服妈妈拉着我和弟弟就出门了。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人大会堂附近照了几张三人合影，走到花坛旁，叔叔建议让我单独照一张，留下了我人生第一张彩照，（见图二）当时国内彩色胶卷并不普及，一般彩色像片都是上色，不是很自然。国内冲洗彩色胶卷的设备有限，信使都是带到香港冲洗。后来信使叔叔还给我们带来爸爸买的新衣服，穿上新衣服后去照相馆照相洗印后再托信使叔叔带给爸爸。（见图三）我穿着新裙子带着巧克力到香山慈幼院（小学）住校，老师都问我裙子哪买的？我说是爸爸在国外买的，优越感油然而生。 图二、我在天安门广场花坛前 图三我和弟弟身穿爸爸买的新衣 文革开始了196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试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取消了升学考试回家等待......等来的是离家就近入学，这片宿舍的适龄孩子都进入朝阳区日坛中学学习。初中除了上几节文化课就是政治学习，写批判文章。上级传达最新指示后就列队集合，喊着口号上街游行，哪怕是半夜12点也照样如此。接着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外交部宿舍也成立了接待站，13号楼刚建好不久没几个住户，是一个接待站点。我们几个去做服务员，住在一间屋子里打地铺，四五个人一排都睡在铺着褥子的地上，离开家好高兴啊！还参加了一次去天安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人山人海，好不容易到了天安门广场，人们开始拥挤，城楼上的人很小根本看不清楚，只听见有人说毛主席向我们挥手了，就被后面的人簇拥着出了天安门西侧。后来上学才知道该读的书都没有念。在这几年中我们8号楼5单元几个女孩像放飞的鸽子无拘无束在5单元这狭小的领域里自由翱翔。家长成为走资派自身难保，也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管我们。我家住542，闫焰家住我家楼下532，党红（原名叫黄微微，文革初改名党红，现改名叫王伟）家住闫焰家隔壁531，楼上楼下我们经常串门，一起吃饭。有时端着碗就去了楼下，多次共享午餐，别人家的饭菜感觉总那么香。有次三家同时包了不同馅的饺子，互相品尝不同馅的饺子，突然感觉身不由己摇晃，以为谁在挪桌子，再一看电灯也在摇晃，后来知道是邢台地震了，倒也没有慌张。家长不在的日子既不寂寞也不孤单。可爱的黄松党红有个弟弟叫黄松，圆圆的脸一笑两个小酒窝特招人喜欢，可惜眼睛患先天性白内障，视力受到影响。因此他不像其他男孩爬高上低、舞刀弄枪，一点儿都不淘气。他不能上幼儿园，家里请了保姆，一个50岁左右大娘叫冯香柳。我们经常去党红家逗黄松玩，三个人并排坐在床上让他认哪个是他姐姐？马上他就扑到姐姐怀里。后来让他趴在床上不许看，我们互换裙子，结果他真的以裙子判断出现错误，扑到别人怀里，但是一听说话声音就能辨别真伪。（见图四） 图四党红和黄松 黄松玩的游戏有限，也很少出门去公园，冯大娘害怕他摔跤，除了带他出去买买菜就宅在家。我们去后玩捉迷藏，让他找我们藏。见他捂着脸数数时，我们迅速消失在柜子、沙发后、壁橱里，10下数好屋内看不到人也没有声音。找到后他非常高兴，自言自语：“你怎么藏在这”？找不到时，冯大娘会提示他。我现在想想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积木是黄松玩具之一，他经常自己搭积木，由于眼睛不好，边角不能对齐，搭到三层自然倒塌。他就急的蹦蹦跳跳，嘴里发出不耐烦带有哭腔的叫声，我就帮他一块块往上搭，所有的积木都能搭上，高高的耸立在木箱子上，他可高兴了舍不得推到它。黄松比我小11岁，他的可爱给我增添了不少乐趣，有了好吃的也愿意给他吃，有时也把他当成活玩具。一天冯大娘带他去理了一个小平头，我看见他耳朵上面有两根长点的头发没理短，就带他上我们家用推子给理掉，结果就理多了一块。冯大娘看后跑上来大声说：“黄松爸爸出差今晚回来，特意给他理了发迎接他爸爸，怎么让你理成这样？”我感觉闯祸了，心虚忐忑的过了一晚。第二天悄悄去党红家打探消息，似乎他爸爸根本就没有发现，也许以为理发师就这水平呢。闫焰和闫慧闫焰闫慧是姐妹俩，长相不同、性格各异。姐姐大嗓门，大大咧咧，胖胖的手指指甲短短的。妹妹文文静静有点内向。有次在闫焰家正赶上阿姨刚给闫慧洗完澡擦痱子粉，我连忙拿过粉盒拿出粉扑给她擦，擦了很多就像从面堆里出来的孩子，赶紧用毛巾被裹好。闫慧干干净净白里透红粉嫩的脸蛋上黑眼睛来回转，闫焰喜欢起来就掐一下妹妹的脸蛋。后来很少见到闫慧，因为她上幼儿园了。节假日家长都在家，我们就不串了。（见图五）有一次一起吃饭，看闫焰吃的很香，菜拌着米饭很快就吃完了，问她怎么做的？她说很简单，教我做了这道菜就是肉沫蛋羹，直到现在我有时也会做这道菜吃。 图五闫焰和闫慧 其余的爱好大点了就摆弄照相机，我带着135相机在北京人乃至中国人都要打卡的地方天安门拍照。（见图六、图七）从最开始用固定的光圈和距离学习摄影，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都能成功，如今智能手机都普及了，很小的孩子都会用手机拍照。 图六闫焰和我在金水桥上 图七党红和闫焰在中山公园 当时全国都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我们也从家沿着公共汽车、电车的轨迹，一路观赏着沿途风景徒步行走到北京动物园，根本就不觉得累。在特定的形势背景下，又兴起背诵毛泽东同志撰写的老三篇和诗词，小时候记性还可以，居然都能背下来，即使对诗词不怎么理解也能记住词句。集邮是受我爸爸影响，他从建国后第一套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开始收集，都是没有用过的新票。文革后断档了，我是从父母、亲戚朋友来往信件中剪下邮票收集，我妈在故宫博物院办公室工作，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信件，她也剪下邮票留给我，但是集成一套实属不易，还有不少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是外交部出国人员特有的福利，方寸之间印证着世界各国精彩的历史和故事。夏天游泳、冬天滑冰。记得有一次游泳，突然雷鸣电闪，大雨倾盆，泳池里和泳池外地上晒太阳的人纷纷跑进屋内。而我们觉得水里暖和外面冷，继续在水里游玩。嘴里唱着“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一群展翅高飞的海燕。在波浪里出没，在碧空中盘旋，练就了一身胆......”。现在想想有点后怕，露天游泳池如果雷在头顶，很容易被击中。后来还考了深水合格证，可以进到深水区域游泳，也可以跳水。非常好奇，我和党红沿着十米跳台台阶爬上去，趴在铺着橡胶地垫的跳台上往下一看太高了，小风一吹浸湿了的游泳衣粘在身上，不由自主浑身瑟瑟发抖根本不敢往下跳，只好顺着阶梯慢慢爬下来。最后还是从1米跳板、3米跳台慢慢练习跳冰棍，最高也就跳到5米跳台，那直上直下垂直加速度自由落体瞬间掉入水中，憋气又上浮到水面的感觉，好像多棒一样，反复上下跳水乐此不疲。一次游泳遇到同住8号楼的韩小康，她热心的教我蛙泳，腿像青蛙蹬出后并拢，同时手臂向前伸直，随惯性滑行一段距离，然后双手下压水，头伸出水面呼吸，我学会了这种泳姿游长距离非常省劲，可以游很长距离不累。冬天滑冰到什刹海露天冰场，看着三五成群的人从我身边滑过，还看见穿着将校呢军大衣的哥哥拉着围着大红围脖的姐姐一起滑，好羡慕啊！我只能慢慢在场边上滑，总有一个过程，慢慢的我就能独立前行了，还能利用前后左右倒脚始终滑成一个个大圆圈，也学醉八仙、燕飞等姿势。还有刻剪纸；练书法；养蚕；养鸡；织毛衣等，有的技能后来的工作生活中展现出较好的一面，有的兴趣可以培养耐心，有的关注它们的生长变化，都是一段段美好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红参军了，我到车站送她，非常羡慕她能当兵。（见图八） 图八于火车厢内 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影响，当时女孩都不打扮，也非常想到军队去锻炼。1969年10月我下乡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闫焰也考上北方交通大学毕业4年后去兰州教书，三人各奔东西，此处叶落别处开花吧。真是没有不散的宴席。时光荏苒，现在回想起来住在豫王坟外交部宿舍8号楼的时候男女界限分明，从来不和差不多大的男孩玩耍，记得一起聊天、玩的女友还有韩小康、陈秀群、林琳、张慧慧、杨杰、申华、胡蓉蓉、于岩松、于梅松、戴文进、刘子惠等，多是夏天晚上坐在任何一个单元门口方池子上聊天，有时还讲鬼的故事，讲到糝人之处大家都不寒而栗。要么就是藏猫猫，基本就藏在单元门里，只要有一个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回家就散伙了。总之少年快乐时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见图九）党红已经当兵了，想要我们的像片，我们三家照了这张合影。 图九前左一黄松，闫慧， 后左一蔡晓云，闫焰。 《八号楼当年逸事之起外号》袁克西当年八号楼小朋友（男孩）对外十分团结，相互保护，内部却常插科打诨互开玩笑，比如占便宜，那时你说话、数数不能说八（爸）和九（舅），谐音也不行，如果你不小心说了，旁边便一片“哎”声，说者十分尴尬；还有就是“给你一个侮辱”，就是乘人不备，用手掌从对方额头胡撸到下巴，胡撸者洋洋得意，被胡撸者气急败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占便宜者十分快乐，被占便宜者自认倒霉。要说最反映男孩们亲密关系的就是相互起外号，那时候八号楼很多人都有外号，我还记得的：陈内瓦叫“瓦片”、韩小强叫“小强巴”、沈进叫“大婶儿”、杨锐叫“羊肉包子”、宋志强叫“宋弥勒”、戴效平叫“四眼”、张华沙叫“妈沙”、廖松叫“狗扒拉”、程飞叫“程毛子”、苗小青叫“苗青人”、蔡晓星叫“菜包子”、王明明叫“王跑儿”等等。还有些不雅的外号：申捷叫“申tai（三声）”、袁克西叫“克蛋儿”、最知名的是芦小华，已经不方便用汉字表达了，叫“芦bicao”，这个绰号响亮到几乎豫王坟宿舍的小孩（男孩）都知道。别的楼的小孩也有一些不能公开叫出口的外号，就不再列举了。男孩之间互称外号透着亲切，不论你的外号是有趣还是不堪，都是小伙伴们给你的“爱称”，是儿时同伴亲密关系的体现，如今我们已近古稀之年，相互见面，外号仍会脱口而出，毫无忌讳。几年前，汤建汪燕夫妇海外归来，见面时汤建就不说了，汪燕美女也一口一个“克蛋儿”，叫得倍儿顺溜，让人顿感亲切，发小之情，油然而生。 《谁知道我为什么叫-鸭蛋儿》胡砚与大家的对话 说到外号，那我也凑一下抛砖引玉：有谁知道我小时候的外号为什么是“胡鸭蛋儿”吗？杨杰有次在中信巧克力大楼众多人的大堂老远喊：“胡鸭蛋儿”，我一惊，几十年没听见有人喊我这个名字了，一定是我6/7岁前认识的人。 韩巍强：杨杰至今也不记得你的“大名” 只记得“鸭蛋儿” 林琳：胡砚不止杨杰一人不知你大名，只知＂鸭蛋儿＂。还真好奇，为何叫了＂鸭蛋儿＂？小时脸园？ 蔡小芸：不好意思啊！是不是我起的呀？当时几个小孩在院里玩，你胖胖圆圆的脸跟在你姐后面跑，憨态可掬的样子“鸭蛋儿”让我随口而出。 胡砚：哈哈哈，纠结了我一辈子的外号终于有解了，问我两姐和程飞没人知道为啥叫“鸭蛋儿”。 胡荣：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名字咋来的。不过我妹小时后脸的确非常圆，还梳一个冲天揪。 蔡小芸：那会知道你的名字叫胡燕，是不是后来又改成胡砚？少年时代不敬之处请原谅！今天给你一个迟到的歉意。 韩巍强：实在抱歉，我也一直以为“鸭蛋儿”是你家人给你起“小名”，殊不知这是一个“外号” 但是后来你一直也没有跟我们解释过，直到今天才“解密”。 《外号叫“弥勒”》宋志强楼里孩子们叫我“弥勒”，为啥不知道。大学时英文课有一篇《Devoted Friend》（忠诚的朋友），里面有个磨坊主Miller。于是班里同学开始叫我Miller。现在俺老了，大腹便便的，还真像个“弥勒”。看来，俺是和弥勒有缘。当年有一部热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面有个德军少校汉斯.冯.斯多茨。他问部下：“那姑娘（女游击队员）叫什么名字？”答：“米勒.格拉米，少校。”那时候大家都看了这部电影，这“弥勒”也许就是这么来的。 宋志强（绰号：宋弥勒；洋号：宋米勒） 《小苇子》宋志强那时候，苗晓青住在一单元121。他有个小弟弟晓苇，我们都叫他“小苇子”。小苇子白净乖巧，比画里的娃娃都漂亮，他姥姥那是疼爱得不行不行的，我们这些大孩子也非常喜欢逗他玩。他一出单元门，总有人背着或抱着跑，就听见小苇子咯咯咯一路笑声。小苇子爱吃冰棍，就老有人故意装作去抢，他就嗞哇叫着逃跑。我最喜欢和他头对头顶牛，小苇子当然顶不过。每当这时，他就把小脑门和鼻子、脸蛋一起，贴你脸上这么一顶，转身就跑了。回想起那温馨一刻，心都融化啦。不知道哪个大哥哥教的，楼里孩子总爱问小苇子：“哪儿疼？”他一定回答：“屁眼儿疼。”让人忍俊不禁。小苇子，这多年过去了，你在哪里？ 《基辅偶遇发小知音》苏宝瑞从昨天晚上8号楼发小群，在住8号楼的快乐时光一文的带动下，突然活跃起来，看了小强哥上午的动员，我相应号召也积极参与。准确的说2004年10月8日（20年前）在世纪坛西边基辅餐厅和朋友吃饭，餐中才发现坐我身后的是发小志强大哥，和志强大哥说话时看见餐厅中间有一个大姐又弹钢琴又唱歌居然是杨虹。真让人高兴😊后来宋志强大哥把在餐厅演出的乌克兰🇺🇦歌手请来给我们唱了一首歌曲，此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左至右：苏宝瑞、杨虹、宋志强 《八号楼的往日时光》闫焰文革前我也就读于香山慈幼院，三年级。那时因父母不在京，家里只有张秀兰大娘（保姆）和小慧在家，因为户口在学校，家里粮票紧张，我每星期日下午去外交部宿舍二号楼张耕叔叔和张虹阿姨家去吃一顿饭，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张晓虹，张晓东和张晓进。我记得张晓虹与章小河的大姐是同学都上中学了。每次饭后我会去1号楼找李勇（那时她也在香山慈幼院上六年级），一起去上学。她家也有三个孩子（李勤，李勇，李伟）。李伟与他家对面的洪雪都是我西郊幼儿园的同学。我也有一张幼儿园毕业照。在香山慈幼院上学的事我记不清了，只有两件事印象很深，1 每星期四晚餐最不好吃，窝头、菜汤。但之后会放电影，这是每星期里最快乐的时间。2 红五月歌咏比赛。所有年级的学生都要上台唱歌，我们年级唱的是＂王二小＂，我是三年级的指挥。放暑假时，我偶尔会去7号楼找陈颖玩（她是我幼儿园的同学，有两个妹妹）。还有7号楼的孙爱强，孙爱勤。爱强爱画画。常常是她在画，我在一旁看，时间就过去了。 文革开始后，就不去学校上课，但每个月去学校领一次粮票。在去学校公共车上，能见到挂牌子的所谓的地富反坏或走资派，当车走过中南海后门能看见许多许多红卫兵高举各种打倒中央领导人条幅标语，围堵在那里。到了学校，看见一些老师被理了阴阳头。那年我才十岁多，第一次发现外面的世界变了。之后不上学日子就是和楼里的孩子们玩。关于学做饭，我记得我第一次学做是饼，和面还是蔡晓云教的，她说她爸爸告诉她，和面要三光，1面光2手光3盆光。我到现在都做不到三光。第一次做饼，我做一张饼，用完了一个月才供给的二两芝蔴酱，并加了许多白糖。当时吃起来很好吃，但要吃同样饼就要再等一个月了。我还记得蔡晓云第一次请我们去她家吃饭，自已带米饭或馒头（粮票问题），她炒了个大白菜。她先放一大匙猪油，把葱炒香，之后放大白菜，放盐，最后再加些味精。当时觉得非常好吃。那时北京家家都储存大白菜，秋末排队买白菜的事，也成了我的事，那时白菜才二分钱一斤，干什么都要排队，取牛奶要排队，冬天买年货（带鱼，花生瓜子）要排队。而且什么都要票证，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半斤肉，为吃饺子，凑够一斤肉我要排四次队（半斤票上的肉，二两肉不用票）。肉票用完，就要排更多次队。外地红卫兵到北京串连住在13号楼的事，我也记得，那时为红卫兵开了个小卖部，主要是邮票，信封，信纸和针头线脑扣子等，我和胡荣在那里做义工。我们也可得到免费的月票，并随那些红卫兵去了趟天安门广场，看主席接见红卫兵。广场上黑压压的都是人，我们个子小，抬头看城楼上的人，都是一个个的小黑点，谁是谁，根本分不清，不知道。我记得，小卖部是50元开张，最后关门剩余47~48元，算正常亏损。文革两年多后，我才把自已的户口从学校转到家里，去三小上学，一上学，又赶上给老师写大字报，什么也没学，只学会了抄报纸，写批判文章。几个月后就升日坛中学了。党红什么时侯去当兵我不记得了。但蔡晓云毕业去云南我记得，我去北京火車站随她家人去。火車没开还好，火車起动时，车上车下能听到哭声，我真的被惊到了，我快速离开车站，一路回家惊得我像丟了魂似的。送走的是儿时朋友，但心里像缺了什么东西。很多天后才恢复过来。顺便说一句文革初，我曾每天去林琳家，她教我四年级算术，因为我淘气又好奇，她家有个很精美的室内温度计，我想知道温度计升到最大值会发生什么情况，划了根火柴，放在温度计下面，结果刚到最大值温度计就炸了。我知道我犯错误了，闯了祸。说了对不起，但以后就不敢去她家玩了。只是把她书借回来自己学。以后也知道，到别人家一定不能乱动东西，特别划火柴。因为党红是五年级，蔡晓云是六年级，你们的算术书我都借过。语文就是看报纸，看小说。我的第一本字典，还是张虹阿姨为我买的，我一直用到我中学毕业。那时家里书少，我记得第一套十万个为什么(8本)，是我爸爸为我买的。我记不得是64年还是65年了。晓云，党红走后，我记得我和胡荣、申华一起玩，我们一般大，每个人都有妹妹，经常夏天一起去工人体育场的游泳馆去游泳，冬天去什刹海滑冰，晚上回家的路上路过东单菜市场边上小饭馆买一两馄饨吃（只要7分钱，不要粮票），之后换9路公交车，豫王坟下车，经过10号楼和一小回到家。之后胡荣，申华随父母去干校，她们再回京就搬到别的楼去住了。那时张苏莉家刚好搬到8号楼，她是我幼儿园的同学。我们成了好朋友。一起玩，一起上高中。 八号楼女孩：后排胡荣，胡燕，申华前排申燕，闫慧，闫焰 《八号楼儿时回忆》（1） - 爬烟囱 韩小强我们家是1963年从外交部街45号院搬到8号楼的。文革开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邻里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小孩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直到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孩子们基本都待在家里。于是乎每天白天，等家长都去上班后，孩子们就逐渐聚集在一起，玩着当时流行的各种游戏。我当时12岁，小学5年级毕业，而在我这个年龄上下一两岁的孩子特别的集中（也是中国的Baby boomer时代的产物），我粗算了一下，光8号楼大概有50个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实在是“猪狗嫌”且荷尔蒙开始爆发期，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要释放。显然一般的游戏逐渐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8号楼和9号楼之间有一座锅炉房，负责附近几座楼的供暖，早年还说会供应热水，但是最终也没有供热水，也使得我们家中的小小洗澡池成为了摆设。由于这个锅炉房是靠烧煤发热，在8号楼和9号楼之间，矗立了一座红砖体的大烟囱，大概有50米左右高，绝对是豫王坟地区方圆一公里的制高点。 住在4单元的沈进，外号“大婶儿”，当时不是“老初一”就是“老初二”，年龄稍大于我们大多数的男孩子们，是8号楼的“孩子头”之一。他每天不是练俯卧撑就是玩大哑铃“练块儿”，是我们孩子中的“肌肉男”。他平常不时用他的眼睛“瞄”自己的胸大肌，并伸出手臂显佩自己的“弘二头肌”的画面和景象，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我们与旁边工人宿舍的小孩儿发生冲突时，有“大婶儿”在，给我们“戳着”我们才敢在楼前玩儿得安心自在。 可能是玩腻了平常玩的游戏，一天，“大婶儿”从锅炉房的后墙爬上了大烟囱。在大家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不但爬到了烟囱的顶端，而且，在上面走了一圈；然后，就像猴子一样爬了下来。那天，大伙围着他，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位英雄般“沈大胆”，听他讲在烟囱顶上看到的景色，听得我们大家都是羡慕不已。第二天，可能是他意犹未尽，当着我们一帮子男孩儿的面又上了一趟烟囱，这次他的速度极快，上下不过5分钟。我清楚的记得，他下来后用骄傲的目光扫了一遍我们这帮孩子，意思是说“你们谁敢上”？不知道是于伯男还是于亚男，是第二个爬上去了，当时他们哥俩胆子都很大；他上下大概用了20分钟，像大婶儿一样，还在烟囱上走了一圈。接着，不知为什么我的脑子一热，也蹿了上去。。。。。。 这个烟囱的梯子扶手是由直径2公分的钢筋做成，并镶嵌在烟囱上，每个扶手间距大约是40公分。我的个子在同龄人中一直算是高的，所以攀登起来并不吃力，在爬前20米时，好像挺从容的，但是随着高度的升高超过8/9号楼楼顶时，手有点开始发抖了，因为害怕抓不住。。。。。。这时，我突然听到我姐姐韩小康的声音：“小强快下来，别爬啦”；老实说我当时真是有点害怕和犹豫，但是心里还有点不甘心，而爬一半退下去得多丢脸呀！所以还是不自觉地向上、向上、向上。。。。。。这时向下看，人们的轮廓也越来越小，但是我姐姐的声音还在。。。。。。周围的景色也越来越宽阔，除了烟囱，所有的宿舍楼都只能看到房顶了，最后10米，我爬得很慢，好像时间也过得很慢，下面的声音也没有了，大概是怕吓着我。。。。。。终于，我登上了最后一节扶手，爬上到烟囱的顶端。烟囱口的直径大约是1.5米，壁宽60公分。我没敢站着走一圈，就爬着转了一圈，算是完成这个仪式。。。。。。。远处，东边是大片的工厂区，南边是第一机床的车间大屋顶，再往南是面粉厂的几个柱状高大的水泥厂房，西边不仅可以看到北京站，而且依稀可以看到天安门和故宫，北面当时还没有太多的建筑；大概待了三分钟的样子，感觉有点起风了，我决定下去。谁知向下爬要比向上难得多，手不但要抓得更牢，脚也要不断地寻找下面的扶手，踩实了下面的钢筋后才敢松上面的手。估计是体力有些透支，下来花的时间要比上去还长，直到高度低于两边的楼房时，我提在嗓子眼上的心才算是放下来了，速度也就开始快了一些。直到我的脚沾到地面时，我整个人好像都要瘫下来，但是心里抑制不住的喜悦，因为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壮举”。。。。。。晚上，小康“告状”给爸爸妈妈，我得到好大一顿斥……，但是第二天，我又跟着大婶等几人一起再次爬上大烟囱，这次是“群爬”；大婶儿还带上了一块两米多长的木板搭在烟囱上，并坐在木板的中央，腿就悬在烟囱的正中心，我反正没敢照做。几个人东张西望，并大喊大叫一阵子之后，一溜烟地又爬下了烟囱。 就是那几天，8号楼有7/8个孩子都在烟囱顶上留下来“到此一游”的业绩。孩子们的激动引起了家长们的重视；又过了两天，我们发现锅炉房后面上了铁丝网，特别是烟囱底部的几个扶手上也缠上铁丝网，一场以爬烟囱为乐趣的游戏就此终止。可以想象，如果大人没有采取行动，这场游戏已经招引到7号楼和9号楼小孩注意…… 前排左至右：林琳、韩小康、杨杰后排左一：葛小健、右一：韩小强 左至右：杨杰、林琳、杨虹身后是九号楼与八号楼间著名的大烟囱 《八号楼当年逸事之“玩”》袁克西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孩子们维系一生的友情，起源于共同的成长经历，我们许多人在童年、少年、青年的不同阶段都有许多交集，幼儿园、小学、中学、干校都有不同的同学，而建立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就是“玩”，一起玩耍，从小到大。由于父母一直在国外使馆工作，我和姐姐从小在海淀甘家口外婆家住，直到1962年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建好，才搬到八号楼居住，开始有了自己的家。我在八号楼与楼里小伙伴一起玩的回忆主要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62年到64年在豫王坟二小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放了学做完作业，楼里的小孩岀来就会在楼下玩，一直到各家家长叫吃晚饭才回家，记得那时候是男孩女孩一起玩的，主要是集体游戏，如“官兵捉贼”、“拽沙包”、“攻城”等，女孩“跳皮筋儿”，男孩“跺刀”、“弹球”等。记得我那时曾闯了个大祸。大家玩官兵捉贼时，我扔砖头时脱手，把刘子惠的眼角打破了，血流在脸上，她哭着回家了，大家都很害怕。我爸下班回来听说后带我去刘家道歉，说你给人家破像了，咱们以后要对人家负责，幸亏是小孩手劲不大，没有造成太大伤害，刘子惠伤好后也没啥影响。64年我爸妈又出国，我和七号楼的何小明、九号楼的苏小鹏几个人转学去北京小学住校，周末去外婆家，那两年就很少和楼里小孩玩了。再次回到八号楼，是66年文革开始，学校都停课了，这时，在育英、育才、景山、芳草地、香山慈幼园、外语学校、崇文小学、北京小学等学校住校的小孩都回来了，和在豫王坟二小、三小上学的孩子们汇合了，由于都不用上学了，楼下天天都有一大帮孩子聚在一起。那时候男孩、女孩就基本不在一起玩了，那时夏天最主要的玩乐就是一起去工体游泳，开始光华里三十七座楼还没修建，从工体经东大桥到永安里有一条河，一般大家都是沿河走着去工体，把家长给的车钱省下来买冰棍吃，大家在工体打水仗、比跳冰棍（看谁敢从更高的跳台往下跳）、学“燕飞”、比谁晒得更黑，记得那时全楼的小孩都会游泳，只有戴效平、戴文进、戴文达兄妹三人不会，据说是他家大人不让。除了游泳男孩还有许多游戏，如“撞拐”、“骑马打仗”、玩烟画，养蚕、养热带鱼，一起到处找桑叶，一起到二闸捞线虫，总之，那个时代孩子所有的游戏，八号楼的孩子们几乎都玩过。上面是“武”的，“文”的我们也不会缺席，当时所有能接触到的棋、牌玩法，如军棋、飞行棋、象棋、围棋、跳棋、国际象棋；百分、爭上游、拱猪、憋7、骗人、Full House（福尔豪斯）等等，我们都有所涉猎，大家一项一项学，一项一项的玩，不断精进。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和申捷、四眼（戴效平）、廖松四人天天在一起打牌下棋。 当年楼里女孩打牌的留影（林琳提供） 当时大多数孩子都会玩的是“二十四点”，这是一种比心算、比反应的游戏，由于天天玩，熟能生巧，很多人玩的速度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秒拍”程度。直到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们又回学校上课，这段无忧无虑，天天玩耍的日子结束了。 历史记忆：日坛中学学生证 历史记忆：游泳证 《八号楼儿时回忆》（2） - 倒骑自行车韩小強自行车作为当时家庭里的3大件，在外交部宿舍里当时是存量相当大的物件，几乎家家都有，而且好自行车和外国品牌自行车相当的多。当然，多是由家长们从驻在国使馆工作时使用后带回国的，它们中既有英国和西欧国家的品牌，也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自行车。平时没有时间，周末时许多家长都会把自行车仔细地擦拭一下。文革当中，许多擦自行车这个活，逐渐被大一点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们所代替。所以，星期日时大家经常可以看到，8号楼下有一帮子孩子在擦完自行车后，就成群结队地在楼前骑自行车、相互追逐、相互别车；有时玩速度，看谁骑得快；有时玩技术，看谁定车定的时间长。。。。。。由于家长们的自行车多是“28型男式有大梁”的造型，我们这帮人当中不少根本腿不够长，无法正常坐在车座上骑行，所以就发明了一种“掏裆式”的骑行方式，一只脚穿过大梁凳在另一侧的脚凳子上，但是屁股是悬空的，现在想想这种骑法是需要很好的平衡力和控制力的。 8号楼和9号楼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靠9号楼那一侧种有一片小树林，这里就成为自行车骑行的蛇形路练习场。我们单元131的陈内瓦，54年生，他出生那年正好其父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工作，故给他新出生的孩子起名“内瓦”以示纪念。结果等内瓦长大后被人起了一个外号叫“瓦片儿”（也见袁克西的回忆）；后来陈内瓦调侃自己说：正因为我的这个外号，1970年初中毕业分配时，居然就把我分到了东郊砖瓦厂工作。我们这位发小，陈内瓦，按北京话说，就是一个“笨儿聪明的主儿”，学什么会什么，而且比一般人都快。我们那时候兴吹口琴，大家没事儿就吹一会儿，需要学不少日子才可以吹个完整的歌；可是内瓦他不仅口琴吹得好，人家吉他、手风琴玩了两天就会了， 8号楼里就属他会的乐器多；特别是他那讲故事的本领，那口才，画面感极强，让人听着就解气、就痛快；跟单田芳有一拼。你要是说他跟谁学过，不是，都是自学的，或者说就是天生的。这骑自行车也让陈内瓦给骑出花样来了，大概是受杂技团表演的启发，陈内瓦不满足于“8号楼最佳定车手”的称号，开始研究倒着骑车。几天之后，就给他学会了。看到陈内瓦的倒骑成功，大家也都跟风学倒骑自行车，但是还是失败者居多；这比爬大烟囱只要有胆量，就可完成；倒骑自行车光有胆量还不够，必须手、脚、腿、身、极度协调，而大脑还要反着思维，人是反着骑，车是正这走，脑袋后面还要长着眼睛，看着前方是否有人。最后，陈内瓦不仅倒骑第一，而且还掌握了一手倒骑定车技术，在楼里堪称一绝。搬到8号楼不久，1964年夏天，我三年级毕业，当年我父亲在驻苏使馆工作不在北京。暑假期间，我妈妈请了他们办公室的、住10号楼的李道豫叔叔教我姐姐小康和我两人骑自行车。记得7号楼前的路要比8/9号楼之间的路要宽，李叔叔就在这里教我们骑自行车；骑行倒是不难，10分钟就会了，但是上下自行车是比较难的，我们练习了多日，最终还是掌握了。家里给我们两人置办了一辆26男式自行车和一辆26女式自行车，夏天一过重新开学时，小康和我就开始骑自行车上学。我们两人当时都在景山学校上学，从豫王坟去骑河楼如果是乘公交车除了需要倒两次车外、还要走不少路，所以骑自行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我们也成为楼里第一批有车族。我的自行车天天都在，对于那些需要等到周末才能骑家长的自行车的小伙伴来说，这辆车成为他们学车的工具，加之我的车是26型，相对比较轻小，不记得有都少伙伴们用之学会骑车，我反正是当了不少时间的“教练”。尽管我已经有几年的骑车经历，在学倒骑车的时候，还是花了我相当多的时间，有几次尾巴骨“隔”在了车把手上，痛得钻心，还摔了不计期数，几个星期后，最终才掌握了倒骑自行车的要义，成为一个倒骑手[OK][加油][抱拳][呲牙][胜利] 倒骑自行车林宪骑行于八、九号楼之间便道 自行车技艺：抬把 骑自行车当年是八号楼小男孩必备技能之一，且大多车技娴熟，比较高难的，除了定车、倒骑、抬把之外，还有双手撒把：骑行中双手放开车把，靠身体维持车平稳运行和转向；飞上：双手扶把推车助跑双腿腾起直接坐上车座；飞下：骑行中双手将车向前推出，人腾空落地再追上车扶住等。 《八号楼儿时回忆》（3） - 夜生活韩小强、韩小康、葛小健上次说到自行车作为当时家庭里的3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故事；60年代中期，国内有家庭电视机绝对是凤毛麟角的超高档奢侈品，谁家要是有一台电视机，一定是当时大家羡慕的对象。66年文革开始，孩子们大都待在家中，白天可以聚集在一起玩各种游戏，可是到了晚上，除了侃大山就是讲鬼的故事，但这种鬼的故事讲一遍就够了，再讲根本就不再吓人了，没劲！总之，夜生活是相当的贫乏。当时，8号楼谁家有电视机几乎家喻户晓，二单元212号的陈小建家，三单元311号的杨虹家，五单元511号的于大姑家都有电视。其中于大姑家有5个孩子，当时年龄从10几岁到几岁，在楼里有跨越了所有年龄段的朋友。于大姑也好客，谁家的孩子来看电视都让进，从不轰人，大家来于大姑家看电视从不感到有压力。所以来看电视的小孩儿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小孩儿来时需要自带小板凳，因为于大姑家的椅子和凳子实在是不够用。文革前期电视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节目，但是，但凡电视里转播电影院的旧电影或者有什么体育比赛之类的节目时，于大姑家就会人满为患。我们要是晚到了，根本也没有地方座。我弟弟葛小健回忆说：有一次他去于大姑家看电视，来得晚了一些，只好坐在侧后面的一辆自行车傍边，小孩子“手欠”，不知什么时候，边看电视，下意识的用手就慢慢地拧开了车轮上的气门嘴，正当大家看得来劲的时候，就听“吃。。。。”的一声，顿时打断了大家看电视的思路，招致了一片指责，羞得小健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后来，凡是有重要电视节目时，我们就有几个人动起了到陈小建家看电视念头，并事先要跟陈小建说好了，帮助给“接应”一下。不知为何原因，孩子们还挺怕陈伯伯，他基本上不跟你说话、也不笑、就当你不存在一样，看电视时还总是抽着烟。我们在陈小建家看电视时，基本上也不说话、更不评论，安静的要死，跟在于大姑家看电视时有天壤之别，但是，大家也都能忍下来，毕竟是到别人家看电视。杨虹家的电视机，基本是被楼里的女孩子们“霸占”了，与杨虹和她妹妹杨杰年龄相仿的女孩儿们，都是跑到杨虹家看电视。有杨虹在的地方，小孩子们也都极度放松，欢乐无比。根据韩小康的回忆：有一次，一群小孩儿在杨虹家看电视，不知是谁放了一只臭屁，有人问了一句：“谁放的？”然后是杨锐的经典回答：“大伙儿呗”，随后就是大伙儿的一阵哄堂大笑，有些人甚至笑得岔了气。。。。。。（“大伙儿呗”是当年一个电影中的台词，不知谁能想起来是哪部电影）我的印象中，文革期间3年，我只有一次到杨虹家看电视，不超过10次到陈小建家看电视；但是于大姑家就不计期数了。当时我们国家技术落后，虽然北京有两家电视机厂：牡丹电视机厂和东风电视机厂，但是显像管的成品率极低，全北京一年也造不出多少台电视机，价钱也是高得惊人；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就有在国外使馆工作并带回“免税”电视机的特权，而且外交人员在国外工作时领津贴，国内工资照发，也让长期在国外工作的家庭生活水平高于没有出国机会的家庭。我父亲1973年再度有机会出国履职，半年后就托人带回的第一件“大件”就是一台彩色电视机。安装调试后的第一次播放，竟然是在我家凉台外面的院子里，那一天不知来了多少人，反正不用开门。从那以后，我家也就成为8号楼又一个电视播放点和小孩儿们夜生活的地方。 于大姑与她家五个孩子：于小晴，于岩松，于梅松，于小辉，于小川。 八号楼小孩几乎都去过于大姑家，因为当时他家是楼里少有几家有电视的人家，家居一层，主人好客，一到晚上于家就成了八号楼小朋友的“电影院”，去于大姑家看电视是长留于我们每一个当年八号楼孩子心中是美好记忆 《八号楼儿时回忆》（4）打乒乓球和羽毛球韩小强 读袁克西的《八号楼当年逸事之“玩”》后，也让我想起当时8号楼玩的两项比较正式的体育运动活动 – 乒乓球和羽毛球。在9号楼楼后大概4单元的位置，有一个专为8号楼的居民使用的、用砖石搭建的乒乓球台子；这和1961年庄则栋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魁后，中国出现的一股全民乒乓球热有关。孩子们都爱玩乒乓球，相比篮球、排球和足球，乒乓球更适合低年级小学生。在学校和社区，乒乓球台成为必备的体育运动器材；但是，我们国家那时穷，无法提供众多的木质乒乓球台，况且木质乒乓球台又只能在室内才能保护好，那时连人住的房子都不够用，哪能给乒乓球台造房子呢？所以，只能制作砖石结构的乒乓球台，既便宜耐用，又易于打理，即使在露天，也是经得住风吹日晒。砖石搭建的乒乓球台最大的坏处就是：“费球”，打着打着乒乓球就被打坏了，有时抽球过猛，可以将球一拍子打碎。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乒乓球台成为8号楼孩子们的“体育中心”。每天在这里打乒乓球的人都要排队。。。。。。 我在学校里时，课间都会与同学打上5分钟的乒乓球，当然那都是在教室走廊的水泥地上打，只有午休时和放学后，才可能在学校的石头案子上打上半个小时，这也得排队。1965年，我终于进了我们班的乒乓球队，并得以受到学校体育老师的指点。我自己也从拿直拍改为了拿横拍，并以打削球为主。 咱们楼里可有不少乒乓球高手：223的申捷、321的戴效平、141的林宪、131的陈内瓦、533的于亚男、323的朱方（还有一些人我都记不清了）都和我有一拼。根据来人的多少，我们会组成单打、双打、对抗赛和淘汰赛，申捷和戴效平经常会“霸台”。当比赛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也会招来不少人的围观，喝彩声也会非常的大，以至于经常遭到住在9号楼4单元一层的席宝珍和席小俐家人们的抗议，抱怨我们的声音太大，太吵人了！这时，全场就只能听到乒乓球打在石头案子上的声音。。。踢踏、踢踏、。。。可是没过5分钟，精彩的球赛再次引起喧嚣。。。。。。估计席宝珍的家人恨不得哪天偷偷将这砖石球台给砸了的心情都有了。。。。。。 羽毛球的场地要求比较大、也比较复杂一些；咱们楼里羽毛球场最早是设在4单元和5单元之间紧靠412和511的那片空地上，羽毛球网子一端栓在412和511的凉台上，另一端拴在一棵小树上，再在地上划出羽毛球的场地线。最初主要是大孩子们才玩羽毛球，像523的王飞、533的于伯男、411的沈进等等。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的发育，我们一帮子54/55年生人孩子也逐渐加入了打羽毛球的行列。不像乒乓球那样有群众基础，羽毛球打得好的人不多；而且越是不会打羽毛球的初学者，越容易打坏羽毛球；可是正规的羽毛球都也比较贵，我们只能打“塑料羽毛球”。塑料羽毛球倒是经打了，可是羽毛球拍子就遭罪了，好端端的拍子，一会儿就断了线；羽毛球经常就塞进了球拍；这时我们还要学习修理羽毛球拍子。对大部分孩子们来说，羽毛球比乒乓球更难学一些，挺费时间的！好在文革期间都不上课，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练习多了自然也就打得好了。这时候等着打羽毛球的人也逐渐增多，结果就开辟了第二战场：在1单元和2单元之间，也是紧靠着112和211凉台的地方。泡在羽毛球运动的时间多了，打羽毛球比赛的对抗的强度也就上来了，大家基本上都是野路子，也没有教练，纯粹是打出来的，技术都有不少地精进。夏天的时候，小伙伴们可以一直打到天黑下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而因为我家的位置就在羽毛球场傍边，我就会端着饭碗，边吃着晚饭边看着比赛状况；往往是放下碗筷就又拿起了球拍，甚至吃了一半就拿起了球拍。。。。。。我在8号楼学会的打羽毛球这个技能，以后伴随着我多年，并成为我的一个业余体育爱好。。。。。。 蔡晓云：我好像就在那石头乒乓球台子打过一次，还有一种三人打法，叫大小官，大官一人，小官中官双打，大官输球沦为小官，中官晋升为大官。羽毛球也打的少，室外有时候有风。 申捷：说起打兵兵球，我打乒乓球在业余水平里还凑合；从学校到部队、再到工厂、能代表单位去参加比赛。乒乓球打多了，也没什么感觉了；其实就是一个玩。但是，因为打乒乓球让我经历的一些事至今难以忘却。小时候咱们的孩子玩什么都是一阵风；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和廖松、袁克西、戴效平经常在我家或廖松家打牌下棋。后来我和廖松分配到东光路小学，由于打架又把我们弄到了神路街小学。每天我们俩一起上学、一起回来，没有一个熟人，真有点被流放的感觉。有一段时间，咱们楼又开始打乒乓球，记得有一次由于咱们楼前打球的人多、而且石头案子也不是很平，有人提议去豫王坟二小，说那的乒乓球台子好打。我和廖松还有几个人，是谁记不太清楚了，就去豫王坟二小打球。去了到了后，廖松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我爸跑了、叛国了。当时我一听都傻了，半天说不出话。岁数还是小，不知道说什么好，俩人都低下头悄悄擦眼泪；后来球也没打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想到，好朋友摊上这么个事，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自从廖松搬走后，就在也没见过他。几十年了，也没有音讯！唉。。。。。也不知道他过的怎么样 《八号楼儿时回忆》（5）到中越友好人民公社“锻炼”韩小强 1967年夏，经过“爬大烟囱事件”后，不知楼里哪位家长（这个还需调查一下）联系到了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二分场（这是一个畜牧分场，养奶牛和产牛奶），同意接待我们8号楼的孩子们在那里“劳动锻炼”一个月。估计是家长们认为：你们不是荷尔蒙暴涨、有劲没地方使吗，你们就到郊区农村去释放一下吧，顺便学点东西、长长见识，说不定暑假完了就可以开学复课了。结果，这第一批孩子中有沈进、（我一直记得有宋志强）、陈小建、林宪、陈内瓦、卢晓华、我、（杨锐？）还有一位忘记了，总之，8/9个人；背着背包，乘上公共汽车，就来到了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二分场。好像那天送我们来这里的是林宪的爸爸；当时林叔叔被部里派到豫王坟外交部宿舍红卫兵接待站工作。当时的公交车是几路，记不清了，反正是从德胜门发车到十三陵的近郊区长途车，20分钟一趟。我们下车的站名就是“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前一站应该是“农科院”，下一站就是“定福黄庄”。下车后200多米路西，就是二分场的大门。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从名称上看，就是早年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产物，而且应该是北京郊区农业合作社的样板单位，地处昌平县沙河镇。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应该是由地方管理，但是涉及中越友好关系上的事情，则由“中越友好协会”来管理，而中越友好协会的上级单位则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从此分析，前面说到的8号楼的那位家长，当时很可能就在对外友协工作。 1. 老魏向二分场报到后，我们都被分到分场的“农业队”。来领我们的是一位身强力壮的大汉，满脸红彤彤的，不到50岁的样子；他说他就是农业队的队长，姓魏（名字给忘了），让我们大家叫他“老魏”，大家在这段时间就听他的指挥。老魏是定福黄庄人，回民。他那个村子都是回族。从场里回家，骑车也就20分钟。但是老魏平时住在职工宿舍里。老魏把我们领到一个“职工宿舍”的空房间。这个房间挺大，我们8/9个人打地铺绰绰有余。出了房门附近就有一个公共自来水管子，洗脸刷牙、洗衣服都在这个自来水池旁边。 2. 马厩房子西边不远就是农业队的马厩，里面有5/6匹马，而且立即就引起了大家的住足，这些马每一匹都很漂亮，个子高大，毛发油亮，其中有三匹黑色的马都有“白鼻梁”，另外有一匹杏黄色的马，眉心有一个白色的“璇”，真是漂亮；剩下最后一匹是银白皮色大马。最西头有个单间，那里住着一匹绝对高大的、长发、枣红色、白鼻梁，非常雄壮的高头大马。我们问老魏为何这匹马单独关着，他说这可是他们的宝贝，是匹种马；而另外几匹马都是母马，母马们可以群居，但是公马平时需要单睡。现在我们都知道马匹分房住的原因，当时听得似懂非懂。这些马平时就在农业队里的地上干活，有时也被套上大车去送牛奶。 3. 农业队老魏领导的农业队是专门为养牛场提供“青饲料”的。在二分场周围，德胜门到十三陵公路的两侧，有几千亩地归二分场，夏天种着玉米，我们来到的时候，玉米已经有一人高了，有些玉米刚刚在抽穗了，可是农业队的工人们就将这些玉米收割了，准确地说是将这些带着嫩玉米的玉米杆杆给收割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收割的玉米杆装到马车上，这可是一个“技术活”，要求装的多又不会散落下来，如何交叉相压利用杠杆原理，最后用粗麻绳捆绑两道就好了，我们每三个人一组又坐在玉米杆垛上（俗称压车），马车将这些玉米杆就运到奶牛场的饲料间傍边，那里有一台粉碎机，将玉米杆扎成一寸左右的碎片，然后讲这些带着清香味道的玉米杆碎片再通过传送带送进一个搅拌桶里，如同搅拌水泥一样的转筒将这些青饲料与干饲料混合在一起后，再通过传送带转送到奶牛的饲料槽中。据说这种干湿搭配的饲料特别下奶，能够提高奶牛的奶产量。农业队需要每天提供6大马车的青饲料给养牛车间。 4. 奶牛和挤奶工二分场有大约200头荷兰奶牛，分别圈养在两个大车间里，车间外面也有很大一块空地，牛吃饱了后，会走到外面散步和晒太阳。车间里除了喂食，就是产奶的地方。当时还没有自动吸奶机这种设备，挤奶的工作主要靠人工，而且是女工。所以二分场里有几十名挤奶女工，平时分早晚两班，在牛喂食的时候，她们搬着小板凳，拿着两个桶，一个桶里是温水和毛巾，用来擦拭奶牛的乳房，另外一个桶是用来盛挤下来的牛奶。我们来参观挤奶工的工作时，她们可高兴了，非常愿意给我们讲解如何挤奶，并主动让我们来试试；结果，我们使了很大劲，也挤不出几滴牛奶，而奶牛回头看着我们的目光好像是说：Hi，哪儿来的，会不会挤奶，揪得我老牛生疼。挤奶女工看着我们笨拙的样子哈哈笑了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挤奶工的手劲可不得了，一般小伙子都干不过他们。另外一个女工看着我看得那么认真，就问：想不想尝尝“鲜牛奶”是什么滋味？我说当然想！她要我蹲下并张开嘴，只见她将奶牛的奶头一偏，一股热乎乎的新鲜牛奶就射入了我的口中，味道有点大，结果我一哆嗦，剩下的鲜牛奶喷了我一脸。用现在观点，这可是用牛奶洗脸，美容了。不少小伙伴们也都尝试了一番，估计会像我一样，记忆终生。 5. 帮助生小牛奶牛场已经采用了人工试管受精，这样既节省人力物力，也省“牛力”，所以，根本看不到配牛。因为母牛只有怀孕生了小牛后才能产奶，所以，二分场三天两头的会有小牛出生。有一天，听说母牛要生了，老魏答应带我们去参观；结果到了以后，发现是只难产牛，折腾了半天生不出来，场里的技术员只能“伸手帮忙”：只见他一只胳膊伸进了牛的生殖道里，用力先拉出了一只牛腿，再一用劲拉出了另一条牛腿，并迅速用粗麻绳拴住两条牛前腿，让我们一起上，像拔河一样，向后拉，就见小牛的头逐渐被拉出来了，最早是鼻子、然后眼睛、然后耳朵，当整个头部出来后，剩下身子、后腿等等，就呲溜一下全出来了。母牛挎叉一下就倒在了地上；技术员连忙掰开小牛的嘴巴，将嘴里的各种分泌物给抠出来；小牛虽小，但是也会有100多斤重。眼见着，这头小牛在那里试图站起来，尝试了大约20分钟，小牛终于颤颤悠悠地站住了；那头倒在地上的母牛这时已经恢复了体力，站了起来。这时，老魏在一旁说，你们大家真有口福，明天又可以吃牛肉啦，改善伙食！原来，这头小牛是公的。这是奶牛场的规矩，生出来是母牛，就留下，培育长大成为奶牛；如果是公牛，只能残忍地杀掉，因为他将来不是“生产工具”。第二天，果然食堂里多了一道菜，“红顿小牛肉”，当然，还有著名的“奶豆腐”，这是用母牛的“初奶”制作的，吃起来就像现在的“咸豆腐脑”。 6. 骑马我们的工作慢慢地固定下来，平时最多的还是去地里拉青饲料。因为跟大车的把式熟悉了，他也开始让我们尝试新东西。我们要求骑马，他问我们敢吗？沈进第一个就要求上。但不是那种有正式马鞍的那种骑马，而是让我们骑在架在大车上的马背上。因为有大车架着，马也无法乱动；我们就坐在马屁股上，一颠一颠的挺刺激。。。。。干完活后，车把式将马从大车上卸下来，就拉着马在水槽里喝水。我们看到车把式将一些干稻草放在了水槽里，就问他这有什么说头；他回答说是为了不让马喝水喝得太快了，这样对马的身体不好，有稻草在水槽里，马只能用舌头捲水慢慢喝，无法“直饮”。现在知道就如同人在出了大汗后，不要“狂喝冷水”一样。马在干活后也会大汗淋淋，所以补水时要慢。接着，车把式就让马在地上“打滚”，据说这是让马解乏的最佳办法。马在地上打滚的样子挺可爱的，笨笨的好像翻不过身子似的。马儿们站起来后，我们就拿了把刷子给马刷毛。这时的马儿可老实了，好像特别享受我们给它刷毛。队里这几匹马个子比较大，我们都要站在凳子上才够得着马背。。。。。。 7. 到老魏家做客老魏跟我们大家很快就熟系了，也把我们当他的孩子似的对待。一个星期天，他把我们大家请到定福黄庄的家里做客。老魏的太太是位非常贤惠的家庭妇女，从我们进他们家的门儿，就没有见她闲着，一直在那里准备午饭。饭菜及其简单和实惠，就是烙饼、白菜豆腐汤、炒咸菜丝和一些凉切酱牛肉。定福黄庄是一个回民村，跟大多数农村一样，村子由许许多多的四合院组成，大部分的房子和院墙都是黄土垒起来的，看上去还是相当的结实，因为是夏天，厚厚的墙，倒是觉得屋子里还挺凉快的。老魏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好像是也上班了。村里有不少人在二分场（奶牛场）上班，而在这里上班是领工资的，包括那些挤奶女工，而一般只种地的生产队是挣工分。想必老魏应该对自己这份工作也是相当的满意的。 8. 繁星之夜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经常是聊大天和讲故事，除了当时流行的鬼的故事，就是当时的一些“禁书”里的故事。我总是记得宋志强给我们讲的《十日谈》里的故事（但是他说他那次没有去）。夏季郊区的月夜是非常迷人的，特别是天气晴朗的夜空里，繁星四射。我们躺在一个空场地上，仰望天空中，根据我们有限的天文知识，数落着天上的北斗七星、北极星、牛郎星和织女星，就像在北京天文馆里看到的天像图一样的清晰。不时会有流星划过天空，带来一遍欢呼声。在天际的东面，不知是谁先发现了一颗闪烁着暗红色的光芒的星星，等大家都确认看到这颗星星之后，大家也都在猜想为什么这颗星星是暗红色的。。。。。。 9. 回城四个星期的“锻炼”很快就过去了！大家回城的心思也愈演愈烈。鉴于我们在这一个月里优异的表现，二分场的领导同意了老魏的建议：用“专车”把我们送回北京豫王坟宿舍，而不是让我们乘公共汽车返回。当然这个“专车”不是小轿车或大卡车，而是“大马车”。听说要用马车将我们送回家，大家兴奋了一天。从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二分场到豫王坟外交部宿舍8号楼是33公里，66里路，马车要走大约10个小时。为了能够将大家在第二天上午8点钟送到家，大车在晚上10点钟准时发车，由老魏亲自执鞭，还带上了一个助手。这辆大车是四个胶皮轱辘的，行走在大马路上时四平八稳，没有颠荡的感觉，架辕的是场里那匹大种马，拉车的是两匹母马但是也是非常高大；那12个蹄子走在马路上嘎达嘎达，老远就能听到。第一个小时，我们都兴奋不已，聊着大天儿，四处张望，甚至嗷嗷大叫，那种年轻人的荷尔蒙爆棚。反正晚上在郊区的大马路上也没有什么车和人。兴奋劲儿一过，大家就蔫了，一个个垂头耷拉脑袋，甚至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老魏怕我们着凉，让大家披上被子枕着行李再睡，这时那有规律的马蹄声就像催眠曲一样，年青人说睡就睡，不久大家都堕入了梦乡。大约早上6点钟，天已经大亮了，马车来到了德胜门。那时我们看着城楼子觉得非常的高大，马车通过德胜门门洞的时候，那种回声，至今还可以感受得到。一进德胜门内大街，老北京的那种市井生活就印入我们的眼帘。穿梭的人群、渺渺的炊烟、各种叫卖声郎朗入耳。我们的大马车在街道上显得那么的突出，这时大家也都清醒，看着路人注视的目光，我们各个挺起了胸膛，好像这大马车就是我们的坐骑一样，骄傲的不得了。那时既没有二环路，更没有高速公路。路上的车辆也很少，当然，路的状况也不是很好，有的地方还是会堵车。特别是自行车，特别的多，越往城里走，自行车越多，正好碰上了上班时间，我们的马车不得不让走走停停要让自行车洪流通过再走，速度也慢了不少。终于通过走街串巷，我们来到朝阳门，这时前面两匹马先后拉屎，马粪蛋拉里一地，老魏连忙让他的助手用铲子将马粪铲走，并放在路边的树根旁。大概是气味的影响，架辕的大公马也开始放屁，臭的我们大家直嚷嚷，接着也边走边拉，那新鲜的马粪味道至今还没有忘掉。 来到8号楼前时已经是早上9点多了,“专车”晚点一个小时，但大家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更精神了，因为在大马车的加持下，我们就像英雄凯旋一样引起了8号楼大人和小孩儿的围观。老魏跟几个家长寒暄了几句就走了，因为他们还要去城里某地拉东西，好不容易进城一趟，他们的任务还挺重。我们恋恋不舍地跟老魏告别，突然好像失去了一位好长者。。。。。。男孩子不兴流眼泪，我们用击掌完成了再见。。。。。。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再见过老魏，但是他那男子汉高大结实的身板，至今还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位置！ 《内瓦一家人》林宪内瓦和内瓦一家是我的八号楼“回忆录”里短不了的篇章。陈家要从陈内瓦说起。陈内瓦的名字一听就知道和日内瓦有关。父辈尽职机关里的孩子的名字有两个特点，带小子的多，带世界地名或大事件名字的多。京城其他机关孩子的名字也有特点，比如军队大院孩子的名字一般有火药味，突出保家卫国，这些都和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有关。豫王坟和其他地方我认识不认识的名字比如:申捷和捷克有关，赵罗生和罗⻢尼亚有关，陈内瓦和日内瓦有关，等等。50年代的规矩好像是高级外交官可以在红皮护照是你的身份证件的地方生孩子，其他外交官可以生但不能养要送回来还是不能生我记不清了。据说现在这些人的日子好了许多，可以生可以养，孩子还能在当地上学。如果当年我们也能在当地上学，我想我的英文一定不比唐闻生差。言归正传。那时我和内瓦玩的多，他给我的印象是主意多，眼睛一转主意准来。和内瓦在一起玩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学倒骑自行⻋。倒骑自行⻋是那时无学可上的豫王坟孩子中间拿的出手的技，谁要是会倒骑，谁就会去各个楼前转悠，在一队目瞪口呆的孩子面前显呸。我记得有一回我和内瓦在某个楼前显呸完了，内瓦骑在⻋上甩了一句:哥儿几个慢慢学吧，走类，然后我们绝尘而去，耳后还听⻅他们边跑边喊:陈内瓦，陈内瓦，教教咱呀。我还保留着当年在豫王坟二小⻔口水泥砖乒乓球台上和内瓦激战，激战间隙倒骑自行⻋和内瓦的大头证件照照片，可惜这次翻箱倒柜也没把那本相册找出来，有可能存在国内朋友家我的寄存物品里面，东⻄肯定在，赶明儿找到一准儿登在“八号楼群”这儿。 妞妞是我要说的陈家第二人。妞妞是个胆子大的高个儿丫头。她的特点是豪，一豪气豪爽的大嗓⻔，冲你大嗓⻔的意思是你必须听她的。文革期间社会动荡，妞妞的日常有时不在豫王坟范围内，她也在豫王坟以外的地界游走，到底和谁玩儿，我和她走的近就老想打听，可是豪爽的人一般口紧，反正我没有印象妞妞和我说过外面的事儿。只记得有一段时间她和13号楼的X明走的近，我记得我喜欢从她的表情判断他们关系的好坏。回忆陈家的人是从小往大了排的，现在到海了。陈海平是陈家做家务事的人里头最任劳任怨的一个。那时除了韩家，陈家是我光顾最多的地方。光顾多得有光顾多的理由，不是找内瓦玩就是用找内瓦玩的借口看一眼陈妞妞。排在最后的理由是想在陈家大屋缝纫机快速行进中听听海平姐没功夫抬头但语重心⻓的叮咛和嘱咐。我的印象里，陈家的摆设和装饰充满着60年代家庭不常⻅的温馨和浪漫，这和海平无师自通的裁和缝的本事息息相关。我记得，那时站在海平旁边，看着戴眼镜穿着睡褲的她刀起布落不解的问:好做吗?海平拖着⻓声，答:太简单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世道凌乱，海平的手艺最憋屈也得是“红都”的顶尖大师。世道顺畅，听说后来去英国作了伊丽莎白二世的御用裁缝我都不吃惊都不过。陈方叔叔和张阿姨（内瓦妈妈）的姓儿记不清了，张是印象，对了算我牛 B，错了我双手合十，给陈家姐弟赔个不是，是我这篇陈家往事的最后两位。陈方叔叔个子高身型瘦⻓，穿戴讲究，烟不离手。他和你说话的语调儿慢带有一丝高傲用现在的话说叫有架子，但陈叔叔的性情属于彬彬有礼的温和型。内瓦妈妈我记忆里是东北人(对不对还是上面那句话)，高大慈祥。阿姨的手里永远有一根指挥棒，家里的日常似乎都在她的指挥棒的指引下有条不紊的运转，海平手里的活儿当然离不开妈妈的循循善诱和指指点点。 左至右：文章作者林宪与陈内瓦陈内瓦因名字中有瓦字，初中毕业，被“狗日坛”老师分配至双桥砖瓦厂工作多年 左起：陈内瓦、张华沙、宋志强、苏宝瑞 三、五十五年后再相聚 从小在八号楼一起长大的16位哥哥姐姐弟弟妺妹们为欢迎“豫王坟宿舍小朋友名录”编纂倡议人孟京生（小五）回京齐聚一堂，大家有“说不完的话，喝不尽的酒”，饭后共沐秋阳一起“回家”，探访故居八号楼。 五十年后再相认 一起“回家” 那里原来是我家 自家门前留个影 自家窗下留个影 八号楼前合影，记录难忘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