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姐

孺子牛

感谢【美篇】平台及【我们都是40后】美友圈主持人给予《我的阿姐》一文的点赞评论鼓励与“双精”推荐！谢谢平台美友们阅读本文！—— 孺子牛.美篇号：5006276 上海的老家，南市老北门丽水弄光裕里1号（图左石库门房子，橙色箭头所指处）。（图1） .《我的阿姐》（前言）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我们的父母就居住在上海南市老北门。父母亲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两男四女。老大是我阿哥，出生于1944年，他较早就住校读书，1964年赴北京工作，至今一直定居在京城。阿姐是老二，我是老三，挨下来连着是三个妹妹。我的阿姐，大名李贞娥，出生于1947年夏天。我出生于1949年夏，比她整整小两岁。从小，我几乎就是阿姐的“跟屁虫”。童年时，阿姐和邻居小姐妹在弄堂里跳橡皮筋，她总是下“命令”，不准我离开她十公尺以外！因为阿姆关照过阿姐：“你们出去玩，不许弄丢了阿弟”！于是，我只能在弄堂的墙脚边蹲着，自个儿“刮香烟牌子”或者“打弹子”。1956年，许多私立小学改成了“公立”，学费降低为六元一学年。那年我正好到了学龄，就和阿姐一起，在秋季开学时进入离家只要步行五六分钟的“潘家弄小学”求学。于是，我们姐弟俩成为了同班同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在几十年的分合离聚过程中，姐弟俩的关系仿佛始终有一根特别的红线相牵，一直到老……现今，有关阿姐的故事，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一一展开……. 我的阿姐。（图2） 上海南市老北门潘家弄19弄2号，我与阿姐求读的“潘家弄小学”（原“惠蒙小学”）。（图3） .《我的阿姐》（之一） 1959年秋季开学后不久，我们升入四年级的某一天。早上晨课前的教室里，像平时一样，女同学们在叽叽喳喳、男同学们在打打闹闹。“叮铃铃……”一长串铃声响起。突然，教室里同时出现一声响亮的口哨：“嘘！嘘——”！这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班主任陈老师正站在门口，喊了声：“李光辉！你为啥吹口哨？出来”！我当即说：“我没有吹口哨”！“吹了口哨，还要赖”！陈老师大步跨进教室，上前一把抓住我往门外拖，我则双脚抵住地面拼命挣扎。在门口，陈老师猛地一转身，重重的撞到门框上，我抬头一看：一股鲜血从他的额头顺着脸颊流下来……顿时，我站在原地，傻眼了！只见陈老师一手捂着头，快速朝医务室方向跑去！教室里的同学全惊呆了，静静地看着我，我也喘着粗气看着大家。少顷，学校教导主任朱老师匆匆跑来，对着站在门口的我盯了一眼，跨进教室说：“李贞娥，站起来”！我阿姐马上站了起来，不发声。朱老师继续说：“你弟弟上课前吹口哨，这是扰乱课堂秩序！你马上领他到教导处去，我等会要狠狠的教育他”！阿姐立马镇静且响亮地回答：“我弟弟不会吹口哨的，我是知道的”！这时，教室里响起了一阵轻轻的赞同声与附和声，我当即跨步走向自己的座位坐下。然后，朱老师悻悻地离开了教室……这桩风波发生后，陈老师倒是并未记仇，反而对我挺好的。直到我小学毕业后多年，我们师生仍然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如今，此事过去几十年，我现在老了，仍是不会吹口哨。因为阿姐当年和我讲过：“男小囡吹口哨，有点像小流氓”。她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1969年春节，几位小学时同学拜访当年的小学老师。后排：左2.班主任陈老师、左3.音乐课来老师、右3.我的阿姐、左1.我。（图4） 2018.8.28，原潘家弄小学部分同学在上海聚会，二排右3.我姐、一排右1.我。（图5） 2019.3.8，香港会展中心。前排：香港沙田区耆英太极柔力球会部分成员，中.创会会长郑翠瑛.潘家弄小学同学。后排：赴香港旅行的上海潘家弄小学老同学，右4.阿姐、右1.我。（图6） 2021年，人民路潘家弄口，小学同学兼邻居。（图7） .《我的阿姐》（之二） 1962年，我们小学毕业。阿姐考进了座落于南市永宁街的“市十女中”，我则考进大南门外江阴街上的“尚文中学”。每当早上上学，我们姐弟俩一道走出位于老北门的家，沿着河南南路往南走，走到蓬莱路，阿姐与我分手，还要再三关照我：“勿要奔，过中华路时要慢一点”！然后她才拐入蓬莱路朝西走去。因为，阿姆关照过她：“上学路上，盯着阿弟，叫伊勿要顽皮”。在阿姐的关注下，我在读书方面越来越收心，各科的学习成绩进步很快、特别是数学。此时，阿姐比我还要开心。进入初中三年级时，“上海市少年科技指导站”要办一个“中学生数学辅导班”，市十女中推选了阿姐、尚文中学推选了我。于是，每个星期天的午后，阿姐和我就一起去位于岳阳路1号的“市少科站”听课。讲课的老师，我记得有苏步青、谷超豪等数学大师，感觉这个上课很有益。有一次下课后，我与阿姐刚步出教室，一位中年女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同学，请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阿姐一看，回头对我说：“我在大门口等侬”！我随着这位女老师走进办公室，她马上对我说：“你们可是全市中学生的数学尖子，以后前途无量啊！怎么小小年纪就谈起恋爱啦”？我感觉很意外，马上回答说：“那是我的阿姐呀”！老师惊讶的说：“哦？是这样”？她马上翻开桌上的学生名册查看了一下说：“噢，真对不起，我误会了！你们姐弟俩真优秀”！稍后，我跑到外头，见到阿姐，讲了老师叫我的原委，阿姐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资料：尚文中学、市十女中介绍。（图8） 资料：老报纸：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报道，上海市少年科技指导站将于1956年6月1日成立的消息。（图9） .《我的阿姐》（之三） 转眼到了1965年春季学期末，我们俩面临初中毕业、进入复习迎中考及填报升学志愿阶段。由于家中经济状况较为拮据，我俩都决定填报中专作为升学的第一志愿。因为我对化学特别感兴趣，就对阿姐说：“阿姐，我打算填化工中专，侬就填卫生中专吧”！谁知阿姐说：“侬填化工，我也填化工”！我说：“我查了一下，化工中专今年在南市区只招七十名，若是我们两个都录取，就会占到三十五分之一，这太悬了吧”？阿姐说：“只要我们都考出平时的水平，应该没问题”！这年的暑期，阿姐和我，同时收到了“上海市化学工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阿姐录取的是无机物工艺专业，我录取的是有机合成工艺专业。离开小学三年之后，阿姐和我又成了同校同学。此时，家中父母开心、邻居们祝贺，我们姐弟俩更是喜滋滋的！1965年8月25日一早，父亲兴高采烈地陪同我们姐弟，进入位于漕宝路120号的“上海市化工学校”报到。在化校的住校生活中，阿姐仍是时常的关心着我。当年在化校食堂就餐，是采取按专业班级八人一桌的分食制。化校的食堂很大，吃饭时，阿姐常常手捧着好吃的菜肴或油饼、包子等，跨过长长的走道，送来给我，说是：“我吃不完，给侬吃”！到了被褥、蓆子换季的时候，也总是由阿姐帮我拿到女生宿舍去洗涤、擦拭。弄得我同寝室的同学都羡慕地说：有阿姐兼作同学，做阿弟的真开心！我听了，实在是既难为情又感觉很温馨！. 上海市漕宝路120号，原上海市化学工业学校。（图10） 1969年春，阿姐（前左1）与同寝室同学，摄于“上海市化校”办公楼前草坪。（图11） 位置同上。校园怀旧行，四位同学，左起：姐夫、阿姐、我、我妻。（图12） 位置同上，原学校广播台部分成员怀旧校园行。左起：我、我姐夫。（图13） .《我的阿姐》（之四） 1965年秋天开始的化校生活，给阿姐和我带来了一段奋发向上的人生轨迹。阿姐担任了班干部，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学生会的舞蹈队；我担任了学校广播台的编辑，又参加了学校黑板报的美工组。姐弟俩除了在教室里认真学习化工专业知识以外，还成了校园里多项活动的积极分子。父母亲得知我俩在学校的进步，也是十分的高兴。然而，到了1966年6月，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在化校的化工专业学习被迫停止。1968年秋，上级派“工宣队”进驻、领导学校，进行所谓的“斗批改”。按照原定的四年学制，我们化校这一届的五个专业（共计十个班级）五百个学生，应该在1969年暑期毕业分配、进入上海化工系统的各单位企业工作。但是到了1969年初夏，却毫无毕业分配的消息，反而等来了由工宣队师傅带队、赴部分化工厂参加“战高温劳动”的任务。阿姐他们班被安排去徐家汇那边的“大中华橡胶厂”，我所在的班级则是去幸福村附近的“橡胶制品五厂”。这个“劳动”规定一周上班六天、早中夜大三班制，每人发公交月票一张、有中夜班费及“岗位营养津贴”，但没有工资。不料，我在“战高温劳动”期间，身上总是屡屡发出多个“热疮”且同时伴有高热，经多次求医而不得痊愈。阿姐得知后甚为心疼，取出她的部分津贴硬是塞给我，说是要我增加点营养，或许身体的抵抗力会强一些。一次，阿姐拿出十二元钱交给阿姆说：现在的男青年穿上白颜色的“的确良”衬衫蛮有派头，这个钞票给光辉去买一件吧！由此，当我穿上了人生第一件崭新的“的确良”白衬衫时，阿姐脸上的笑容，至今仍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这次的“战高温劳动”，一直延续到1970年春节才告结束。. 上海市化工学校大礼堂。（图14） .《我的阿姐》（之五） 1970年春季的一天上午，我们这批学生正坐在教室里学习“两报一刊”《社论》。忽然听到校方传达上级的指示：安排部分同学毕业、赴黑龙江农场！于是，各个班级的驻班工宣队师傅迅即对同学们展开了密集的谈话家访，进行动员。五月初的一天，我们班的工宣队师傅来我家，开口的话就是：“这次去黑龙江，你们姐弟两个，去一个。究竟定谁，你们自己决定”。我当即说：“不是说，这次是动员三分之一同学吗”？工宣队师傅马上说了句：“人又不能劈开来的”！说完，就走了。稍后，阿姐朝我看了一下说：“光辉，侬从小身体弱，还是我去报名吧”！我说：“侬是女小囡，还是我去吧”！阿姐斩钉截铁的说：“侬勿要多说了，我明天去报名”！过了两个礼拜，阿姐领到了一张红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通知单”。那天，我陪她到淮海中路培文公寓三楼，凭着这张“通知单”，领取了一套军大衣、护耳羢帽及军棉鞋。我俩拎着这一大包行装，默默地流着眼泪、自淮海中路一路无语、步行走回家中。1970年5月30日，天色十分阴沉。父母亲和我们姐弟一早从家中出发，先到化校集合，然后乘上披着红色标语的大客车，向彭浦火车站驶去。近午，我和父母亲站在火车站的道渣上，在喧嚣的锣鼓声中，隔着层层叠叠的人群、拼命的朝着坐在绿皮车厢窗口里的阿姐招手。“鸣——”火车启动了！火车越走越快、越走越远……从这一天开始，我的阿姐，为了我，离开了家、离开了上海，独自奔向了遥远的北大荒。而我，则在学校里，开始了孤独的、毫无目标的等待……. 1970年5月下旬，赴黑龙江前，阿姐与同寝室同学摄于外滩。（图15） 1970.5.30.上午，化校大草坪，天气阴雨。为阿姐赴黑龙江，父母亲与我在她出发前合影。（图16） .《我的阿姐》（之六） 阿姐他们一批同学，经过三天的倒车换车、一路颠波，最后抵达黑龙江省依安县农场。从阿姐的来信中得知，同学们参加的是农场大田劳动。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每个人负责一垅地的拔草。这个“一垅”的尽头，放眼望去竟然是延伸至天边。阿姐开始是弯腰拔草、然后是蹲下，最后简直是在地上爬行！好在，周围的男同学纷纷主动伸手帮助，才使阿姐她们这些女同学能稍稍喘上一口气。这样的劳动，往往是清晨下田，中午时啃点干粮喝些水，要干到夕阳西下才能收工。如此艰难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在继续着……当同学们在农场大田里苦干了五十三天时，依安县的领导突然跑来宣布：由于国家的需要，你们这批中专生自即日起结束在农场的劳动锻炼，马上分配到县属的有关工厂工作！于是，阿姐他们几位随即被分到依安县磷肥厂，也有其他同学分到玻璃厂、电子管厂或酿酒厂的。当我接到阿姐的来信，感觉是又喜又忧。喜的是，阿姐自此能摆脱繁重的田间劳动；忧的是，阿姐，你还能回来吗？1970年11月，我得到校方的通知：留在化校尚未分配的同学，将全部安排进入位于皖南的“上海小三线”军工厂工作。鉴于目前小三线的厂房基建尚未完成，我们这批同学先到上海相关的化工厂培训实习。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姐，阿姐立即回信说：唉！原本是想我到了黑龙江，你大多可以留在上海。谁知道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2017年10月3日，姐弟俩在小区里走走、聊聊。（图17） .《我的阿姐》（之七） 1970年11月底，我和十余位化校同学进入上海溶剂厂实习。1971年春节前，阿姐第一次自依安县回沪探亲，望着她带回来大包小包的黑龙江土产，我说“这么重的行李，你怎么拖回来的”？阿姐说：“我是和我们班级的龚似麟一道回来的”。看着阿姐微露笑容的脸色，我马上感觉，阿姐已谈上恋爱了！我说：“远离上海，能有一位知根知底的老同学互相照应，真的蛮好的”！阿姐转而说：“你们这样的实习，能一直留在上海吗”？我说：“好像没有这个可能”。阿姐一听，面容又变得凝重了！1972年4月18日，我和在上海溶剂厂一道实习的同学，登上自十六铺启锚的“东方红九号轮”，经过三天两夜的旅途，到达位于安徽省东至县山沟沟里的“上海后方红星化工厂”报到，开始了我在外地工作的漫长岁月。1973年初，阿姐来信谈到：依安县接到上级有关部门下文，由上海等地来黑龙江的大中专毕业的知青，若是有外省市单位同意接收，依安方面可予以放行！经过努力联系，龚似麟已确定调往位于河南郑州的“机械工业部”属下的某安装工程公司，在春节前即可成行。至于阿姐，亦正在办理以夫妻团聚为由，申请调往郑州工作。我得知此信息，感觉阿姐和姐夫能够调到郑州这样的中原大城市，应该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好消息！1973年10月，阿姐离开工作了三年多的依安县，如愿调至郑州市“国棉六厂”、任挡车工。1974年1月，趁着回沪探亲的机会，在两家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阿姐姐夫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婚礼。从此，他们俩组成的小家庭定居在郑州，开始了稳定的工作与生活。. 阿姐与姐夫。（图18） 阿姐与我。（图19） .《我的阿姐》（之八） 只有不懈地努力学习，才能开启人生的新窗口。对于这一点，阿姐与我始终是深信不疑。我到了后方小三线厂，除了日常的上班工作，还把大量的业余时间用于复习化学化工知识及自学英语。1975年2月，我与徐莉（阿姐的化校同班同寝室同学）经过四年的恋爱，开具了结婚证书，她那时在距我厂十公里的“金星化工厂”工作。正当我俩为婚后定居在何处纠结时，恰巧后方小三线化工公司筹建的“化工职工子弟中学”招聘教职工，我被聘任为教务主任兼化学教师。金星化工厂离中学不远，步行距离约二十分钟，并且中学的家属楼与金星厂家属区是连成一片的。我把我调入职工子弟中学当教师、与徐莉的工作单位相近，婚后的住房离上班地均不远的消息告知阿姐后，阿姐十分高兴。她当即来信说：“欣闻你当上了中学教师，多年的苦读终于遂愿，真好！我现时的业余时间亦是花在钻研文史及英语上，多学点东西总会派上用场的”！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不少学校缺乏师资的矛盾日益显现。1978年春，阿姐以棉纺厂挡车工的身份参加了当地招聘教师的考试，获得了数十名竞争者中的第一名，从而进入了郑州“建设路第五小学”任教师。此后，阿姐在学校相继担任班主任、教研组长、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如此的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工作着。1985年夏，上级决定，我们后方小三线的单位企业整体撤回上海。为了便于分房安置，我和徐莉一起进入了一家位于宝山区的大型化工企业工作。阿姐得知此消息十分高兴，她来信说：当年，我们俩留一个在上海的愿望，被整整耽搁了十五年，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些年过去，父母亲的年纪也大了，望你和妹妹们多多照应两位老人。我平时工作较忙，尽量争取暑寒假时多回沪！. 2018年10月12日，上海“人民公园”门口，阿姐姐夫、我与妻子、二妹小妹。（图20） 阿姐，摄于2021年秋天。（图21） .《我的阿姐》（之九） 1989年，依据国家政策，阿姐的女儿淼淼可户口回沪。于是，淼淼以“郑州市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的资格被特批转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住宿制），周末则住在老北门我们父母家。而阿姐姐夫安心继续在郑州工作。1992年，阿姐担任校长后工作更加繁忙。但姐夫工作的企业随着形势的变化却经营艰难，他带领部分职工赴外地承接工程项目，以保障工友们的生计。淼淼在沪读书十分争气，1994年高中毕业被保送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又直升硕士研究生。可以说，淼淼自小学起从未参加过任何一次“升学考试”。由于女儿在上海读书优异，致使我的阿姐姐夫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直到阿姐在2002年暑期到龄退休。阿姐退休后随即回沪，姐夫亦于同时受聘上海的一家物业公司担任工程技术主管，他们小家庭终于在上海团聚。阿姐姐夫心心念念要在沪定居，一是因为心中牵挂着已在上海工作的女儿、二是为了能与在沪的弟妹们多聚聚。我们的父亲，抱着“叶落归根”的执念，1997年年末在宁波乡下去世，享年88岁。我们的母亲在1998年被确诊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不得已而住入了敬老院。阿姐曾多次和我说：她深深的为不能在父母亲年迈时，伺奉在他们身边而自责。我和阿姐说：“侬当初为了我、为了妹妹们，主动去了黑龙江，爹爹阿姆一直是记叨着侬”！2002年深秋，失去记忆四年多的母亲在敬老院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82岁。当时，阿姐流着泪和我说：“光辉！从今以后，阿拉的爷娘都不在了，阿拉兄弟姐妹一定更要多多互相关心互相照应哦”！我立刻回应道：“阿姐！侬的话，我记住了”！. 去年12月12日，兴国宾馆。右起：二妹、阿姐、小妹、我。（图22） 今年2月5日，“喜鼎”私房菜。（图23） .《我的阿姐》（之十） 2002年，老北门那边的老房子因人民路拓宽被动迁，最后留守的小妹一家，就此搬离。这时，阿姐买了与女儿淼淼工作地相近的位于莘庄的商品房、我和二妹分别住在江湾镇的两个小区、小妹住在浦东新区；阿哥定居在北京、大妹定居在宁波。按照“老规矩”：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二早上，我们在沪的几位到老北门人民路绿地集合，聊聊老房子的趣事、兜一圈“老城隍庙”怀怀旧；平时的节假日，由阿姐安排，这次到谁家、下次到谁家……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我们大多会互相联系，商量去宁波大妹家，安排清明时节给父母亲扫墓。北京的阿哥一家、宁波的大妹一家，亦曾相约到上海，参加我们大家庭的欢聚……直到2020年初，近二十年如此温馨、平安的生活，却被可恶的病毒给斩断了！然而，生活还得继续，亲情总会连接。这四年半当中，在沪的姐弟、妹妹们，仍是会趁疫情稍息期间相聚见面。但是阿姐的身体状况却在2022年起日益见差，虽经多次求医均不得要领，只说是患了带状疱疹、需慢慢休养。尽管如此，阿姐仍是几次拖着病体，执意要姐夫陪着与我们弟妹相聚。去年年底在“兴国宾馆”雅座、今年春节前在长宁“喜鼎”私房菜，当我们几个看到阿姐面容憔悴、步履蹒跚的模样，实在是干着急！但她却说：“看到了你们，我的精神好多了”！以后，虽然有姐夫的日夜辛勤照料，阿姐的病情却仍未见有起色。捱至今年8月4日，阿姐因昏迷不醒被送入医院抢救，当我们几个赶到医院，阿姐已呼吸衰竭而无法言语。2024年8月24日午后，在医院，阿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阿姐就这样走了！阿姐啊，我心中的疼，久久地无法缓解……. 阿姐自己最喜欢的照片。（图24） 兄弟姐妹们大家庭在上海的聚会。（图25） 一家人，就是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图26） 　　李光辉，悲痛中写于： 2024.8.26.—2024.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