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未被了解逐渐被遗忘的党的功臣：长鄄马子谷

岜宙艺术

马一鹰/文

【导言】

马子谷，是我的三伯父。他是一个没怎么被人了解，然而又很有可能逐渐被人遗忘的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功臣。

【马子谷简介】

▲ 马子谷1946年9月摄于南京

出生情况：

才东公房马连贤第三子。又名马式材、马任之、马世材、马轼材，派名永菽，号子穀，亦号又村（又三爷）。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月二十八日（1898年2月18日）。

教育背景：

1919年考入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交通大学前身）预科。

革命活动：

五四运动后，投入工人运动并担任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师。

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和湖南和平解放中，立下汗马功劳。

社会职务：

一、国共合作时期：

自1926年春季起，历任广州国民政府交通部专员，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委员，福建省政务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国民政府中的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国共合作时期的特别支部），华北民族革命同盟成员，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员，国民革命第七十军战时步兵干部培训班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70军驻长沙、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主任，国民革命军第25集团军司令部少将高参，福建省政府主任专员兼省政府联合视察室主任，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二、解放战争时期：

自1947年12月起任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统战策反小组成员，在周里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统战及军事策反工作，直到1949年8月5日省会长沙和平解放。

三、和平解放初期；

先后担任湖南临时省政府、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联合办公室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南省分部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常委、组织登记组组长，湖南省民政厅副厅长等职。

自1910年起交往过的重要人物：

袁朴、袁伯扬（袁伯杨）、周朴（周后昆）、彭述之、周方、葛健豪（女）、蔡林蒸、蔡庆熙（女）、刘昂（女）、文素勤（女）、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匡互生、张国焘、邓中夏、蔡元培、张西曼、万重英（女）、王光临、王荷波、叶挺、陈伯达、潘谷西（潘祖彝）、陈昭礼（陈希周）、李黎洲、徐琛、丁超五、李培桐、林尧阶、戴任、方尔灏、陈应中、郑长璋、蔡威、罗扬才、杨世宁、江德贤、朱铭庄、林梧凤、郑尚衡、毛泽民、周恩来、杨匏安、刘清扬（女）、向警予、吴玉章、刘少奇、李维汉、杨匏安、杨献珍、雷瑜、曾广济、曾继梧、邹鹏振、何成濬、彭湃、杨殷、程颂之、刘博万、袁璧堂、刘珍年、刘锡九、王昌明、陈独秀、于右任、马维孝、钱杏邨、任曙、潘汉年、郭沫若、蔡廷锴、朱蕴山、吴成方、许德瑗、朱江户、管长镛、游毓桢、黄曾樾、章士钊、李石曾、张大千、徐悲鸿、李克农、何键、梅龚彬、乔冠华、荒芜（李乃仁）、杨东莼、郭观梅（郭超）、杜修经、郑乃之、刘建绪、张德钟、陈公培、王亚南、杨潮（羊枣）、齐白石、帅孟奇（女）、林伯渠、陈再励等。

湖南和平解放中与马梓桐密切合作的“各界人士”：

周里（周礼）、余志宏、刘寿祺、涂西畴、程星龄、程潜、陈明仁、萧作霖、邓介松、陈庚、文于一、温汰沫、李君九、唐星、李觉、唐生智、唐生明和徐来夫妇、方鼎英、谭平山、陈铭枢、姜和瀛、刘鸣球、伍光宗、谢淑周、魏镇、宋涛、刘兴、宋英仲、罗文浪、郭春涛、夏明钢、欧阳方、唐伯球、唐鸿烈、席楚霖、程一中、陈浴新、刘岳厚、段梦晖、刘公武、陈云章、蒋昆、凌敏猷、张严佛、邓飞黄、许松圃、陈采夫、官健平、宋仁楚、戴朝震、唐文燮、李达、方叔章、萧敏颂、伍薏农、蔡杞材、刘人奎、刘纯正、刘润世、张知非、姚渐逵、黄雍、伍光翔、文诚生、晏忠承、李孝先、邹今揆、宋希濂、肖劲光、黄克诚、徐君虎、康朴、郑克林、黄君石（李自然）、王可夫等。

【马子谷的生平事迹】

▲ 邵阳市第二中学

少年时期（走在反袁斗争的前列）：

1898年2月18日，马式材出生；8月25日，主持家计的母亲黎氏病逝。

1910年，和二哥马非百先后就读于永固高小；这一时期，他发生过意外事故，幸有永固镇执行委员长周朴（周后昆）搭救、大难不死。

1913年，又和马非百一起考入宝庆普通中学。

1915年12月，和同在邵阳读中学、年长四岁的彭述之一起走在反袁斗争的前列。

▲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

大学时期（投入工人运动）：

1919年4月偕同马非百、表哥袁伯扬一起前往北京路过长沙，在世谊周方的岳麓山下的“沩痴寄庐”（新民学会旧址）借住了约两个月，与毛泽东一家人、蔡和森一家人有过频繁交往，在思想领域上敞开了新的道路。随后，考入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交通大学前身）预科。

1919年12月，和袁伯扬及其他邵阳、武冈、新化同学十余人租住在北京北长街99号福佑寺喇嘛庙北院。此时，毛泽东和部分“驱张请愿团”代表住在南院，直到1920年4月11日离开。

1920年暑期，和蔡元培一起参加了张西曼与万重英在北京“聚贤堂”举办的婚礼。

1920年12月，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担任教师，这是全国最早出现的一所工人学校。

1923年1月9日，继母阳氏在长沙病逝，他是继母后事的主要操办者。

1923年年底，为了促成马非百去德国留学；和马非百一起告假回家，请求亲友的帮助；经过他的大力活动，筹得二千多块光洋。

1924年1月9日，父亲马莲仙因肺结核复发，在长沙大吐血而逝。

1924年，由大学同学王光临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结识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先驱、中共杰出早期领导人王荷波；辍学后，以袁伯扬的关系，到呼和浩特的平绥铁路局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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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民国史》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地下共产党员）：

1925年春季，第一次国共合作进入高潮时期；和众多青年一样，为纪念孙中山和继承其革命遗志而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

1926年3月，辞去平绥铁路局职务，奔赴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中心——广州；尔后，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交通部专员。

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出征，北伐之战正式开始。他毅然离开政府公职，以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人员的身份，随北伐军东路军走向前线；并由王荷波作为介绍人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东路军的总指挥是何应钦，在进军福州途中（12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共合作）发布“代电”公告全国，内容为“中央党部统一闽省党委，特将前有之临时省党部（设于厦门）停止职权，改派丁超五、马式材、李培桐、林尧阶四君前往整顿党务，并筹备正式省党部。”广州《民国日报》、上海《申报》等都在报纸显著位置公布了这个“代电”的内容。

在担任宣传、商运、妇运三委员会主任的四个月任职期内，主要做了以下几件较为重要的工作：一、1926年12月，和左派李培桐一起主持创办党政干部训练所，以培训党务工作骨干，计划结业后派往各县筹建国民党县党部。二、1927年1月，先后创办直属于宣传委员会的《革命先锋》周刊社和机关报《福建民国日报》，还以宣传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支持群众抗议“福州天主教仁慈堂虐杀中国婴儿之罪行”行动。

《剑桥中华民国史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之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一文中，记载了1927年初至4月7日的相关情况，多处提到他。

1927年4月，“福州政变”，被列入中共“四凶”之一被明令缉捕而潜至上海；在上海与周恩来见面，被派往由广州迁往武汉的（当时仍保持国共合作）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任调查科科长兼国民政府中的中共特别支部书记，直接受时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籍为湖南同乡且是旧相识的向警予领导，吴玉章、刘少奇、李维汉、杨匏安等多人都在这个支部。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马任之（到武汉后改名）这个右派势力的眼中钉，以“共党嫌疑”于9月在汉口被捕入狱，判处七年徒刑，关押在武昌第一监狱（陆军监狱）；在狱中，他与杨献珍、程颂之、刘博万、袁璧堂等党员一起坚持斗争，并与宝庆同乡雷瑜（女）烈士有交接。

1929年7月月初，曾任职于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赋闲住进曾继梧汉口寓所的曾广济，商请于曾继梧；由曾继梧出面，函邀在武汉的方鼎英和邹鹏振等五位湘籍军长，共同联名为他作保；最后，由方鼎英出面、得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批准，将他成功保释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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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期的烟台街市/今烟台宏利市场附近

从事军运（脱离与国民党的关系）：

1929年7月，从武昌第一监狱出狱后，公开声明，脱离与国民党的关系，并立即去上海寻找党的组织。在上海，他与周恩来见面；同时见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和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经过周、彭、杨的议定，他被派往烟台刘珍年部，目的是进行统战、军运工作（组织兵变）；很遗憾，最终无功而返。

▲ 三十年代的上海外滩

地下革命（创办书局和印刷厂）：

1929年8月，从烟台重返上海，受党组织指派自筹资金在吴淞路和汤恩路之间的富春里的弄堂62号创办“沪滨书局”，在法租界创办“吴淞印刷厂”；方鼎英、刘珍年和袁伯扬等人赠送的重金是创办书局和印刷厂的主要资金来源。

他调动夫人尹如平和房侄马维孝，共同为书局的持续运营服务；他们由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直接领导，书局和印刷厂成为“文委”的秘密联络点。

他们不仅印行马列主义书籍、进步作家文艺作品、党内秘密文件，如《农民与革命》、《宗教 · 哲学 · 社会主义》等；还负责掩护党内的同志。从武昌第一模范监狱出狱的杨献珍，既在书局编辑部居留还参与书稿编审和书局党团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上海的王昌明，也曾在书局安身并得到资助。

▲ 绝密档案

两次不公正的“处分”（影响后半生）：

一、“1930年，在上海，有过批评立三路线的不满言论，当时被开除党籍；同年，又取消原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来源于1951年11月马任之亲笔填写的《干部简历表》）

二、“1930年秋季参加了由陈独秀、彭述之负责的反党取消派即托派，为此受到党的严重警告处分，从而于1931年与托派脱离关系”（来源于湖南省民政厅的《档案》）

事实上，这是两次不公正的“处分”，直接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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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代末的北平城

第一次寻找党的组织关系（未能如愿）：

因为这两次不公正的“处分”，曾两次去寻找党组织：第一次是1935年初，只身一人前往平津；此行没有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其中曲折，和当时平津地区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有关。在北上前，与党组织还有些许联系；“党组织”曾派过一位“老李”同志来传达“组织”意见：“根据当时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继续活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转移去外省市寻找党的组织关系。”

▲ 上海各界群众抗日示威游行

抗日战争时期（统战和推动抗日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这一时期，和潘汉年联系紧密，直到潘汉年调去苏区工作。

1932年“一 · 二八事变”，积极参加当时党组织领导的“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活动，出入战地慰劳抗日将士，并与蔡廷锴等多位将领结下多年不渝的友谊。

1935年1月，加入华北民族革命同盟，在统战部门工作，从事抗日活动。该同盟由老朋友朱蕴山担任主任，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联络，推动抗日工作，并往返于两广、晋绥，进行秘密联络。

▲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云干班教官和少将高参）：

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任之改名为马子谷，从天津南下重返上海，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再次见面；此后不久，“八 · 一三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奋起反抗，“淞沪战役”打响。他通过在“八办”工作的新化籍同乡吴成方的介绍，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下的“上海抗日后援会”工作。

“淞沪战役”接近尾声时，潘汉年和周恩来做出要他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的决定。在新四军军长叶挺委派下，他与许德瑗、朱江户、管长镛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进入当时在上海抗战的第七十军军长兼十九师师长、北伐时期结交的老朋友李觉部队中，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与党的联系仍然通过叶挺这条单线。他先后发动上海人民慰劳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推荐进步人士去部队中工作，还介绍潘汉年、郭沫若、周礼等上层民主人士和李觉认识。

1938年1月，把福建时期的老朋友、具有四重身份的谍海精英、被叶挺委任的武汉新四军办事处主任的陈希周介绍给李觉；李觉借助陈希周等中共党员之力，在湖南宁乡成立“七十军战时步兵干训班”（云干班）。陈希周以军部参议兼主持干训班具体工作的副主任，他和许德瑗、朱江户、管长镛等人以参议之名担任政治教官；另一中共党员游毓桢担任大队长兼军事教官。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即将开始之际，李觉率部移防江西，干训班也随军迁往江西东乡一带；他被委任为七十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负责协调七十军和武汉国民党军政领导机关及友军的各种合作关系。

1940年5月期间，蒋介石和何应钦第三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指明陈希周、马式材均系“共党危险分子”，应从速除掉。1940年10月14日，“上富惨案”后，“云干班”被迫解散；他奉李觉之命担任七十军驻长沙、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主任，主要职责是努力与国民政府的政军上层机关保持讯息通畅、协调各方面的人际关系。担任七十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期间，与黄曾樾、章士钊、李石曾、张大千、徐悲鸿等交往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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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2月底的《福建民报》

二次入闽（不辱使命）：

1941年秋季，李觉被蒋介石任命隶属“第三战区”而驻防闽浙一线的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这次的擢升，让李觉陷入尴尬、艰难、且暗伏危机的境地；李觉急需帮手，所以想到了交游甚广、尤其是和福建高层关系甚密的他；于是委任他为集团军少将高参，并立即派专人、专车从福建到重庆，迎接他赴闽履新。他去到司令部所在地福建南平后，经过艰苦工作，摆平各种新旧关系，使部队一直平稳发展，也避免了与新四军冲突；直至日寇投降，部队没有严重损伤。李觉夫人何玫及何家亲戚还迁来这个战争前线的“后方”生活，非常难得。所以，1944年李觉这个“杂牌”部队将领还被蒋介石提携当上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他不辱使命，深得李觉信赖；与此同时，由李觉推荐成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顾问”、参与省政府的智囊团工作，备受刘建绪倚重；先后被刘建绪任命为省政府主任专员兼省政府联合视导室主任、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为刘建绪主持省政长达七年的时间内保持有序、稳定运转，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在中共党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他和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社科所所长王亚南、社科所助理研究员余志宏（地下党员），以“羊枣”为核心，形成了一股倡导国共合作、坚持共同抗日的进步力量，积极开展各种进步文化活动，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被称为“抗战期间进步文化活动的第二次高潮”。

1945年7月15日，“羊枣”等20多人被捕入狱；程星龄在蒋介石亲信陈仪的保护下远走台湾。他本来也被视为“羊枣案之同犯”而列入特务的黑名单，幸好操办此案的中统特务没有隐瞒刘建绪；刘建绪立即告诉李觉，李觉派随身警卫连连长带人全副武装送至浙江，隐蔽年余之后才回到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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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日军飞机在浙江衢州老城上空投下细菌弹

再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完全终止社会活动年余）：

由于“羊枣事件”的影响，被迫隐姓埋名匿居浙赣，完全终止了社会活动，因此又出现了一段“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历史空白”。

▲ 三角塘中共湖南省工委会旧址

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和平解放功臣）：

1946年10月回到长沙，得到世交、平民教育家周方的帮助，挂长沙市北郊枫树坪“枫林中学校董”之名。

1947年年初，和几个月前回到长沙并在省政府工作的余志宏取得联系，由余志宏做中介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周里）见面；从此，在周礼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统战及军事策反工作。

其中的贡献，以湖南省民政厅上报国家民政部的《马子谷档案》为准，现摘录如下：

一、从省工委决计开展以“程潜等军政上层人士”为“主要对象”的“和解工作”（“和平解放工作”之简化，以下“和解”之义皆同）之始初，“马子谷提出最好把在台湾的程星龄找回来，这样便于接近程潜等人”；“程星龄回湘后”，“代表程潜与中共湖南省工委联系”，“马子谷协助程星龄工作，并作为双方的中间联系人。这样，他经常与程星龄、省工委的代表余志宏在一起研究工作。”

二、马子谷根据省工委的部署，……积极主动地作策反工作，并介绍了一批军政人员与省工委建立联系，如：唐星、李觉……让他们通过与党组织的接触，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走上起义的道路。”

三、“受党的指派”，马子谷“以同乡、朋友的关系”，“积极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先后“做宪兵十团团长姜和瀛、湘东师管区补充团团长刘鸣球、湖南军管区伍光宗、宋希濂部下的师长谢淑周、邵阳警备司令魏镇等人的工作，策动他们配合程潜参加起义”。

四、马子谷“和地下党员刘寿祺等人，针对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主任、军统特务张严佛在军统遭受排挤和受程潜影响，有弃暗投明倾向这一情况，积极做张的工作，使其走上起义的道路。”

五、“作为程潜搞和解工作的重要助手”，马子谷“参予和帮助程潜制定了一些和解工作中的决策。”

六、为能尽快与解放军沟通联系，他（马子谷）通过地下党组织，为程潜派去汉口与解放军商谈和解事宜的代表安排引路人。

七、“受党的委托”，马子谷“与长沙警备司令部商谈解放军入城及和平接管长沙事宜。”

此外，笔者通过五年来对马子谷的了解研究，特补充一个重要而关键的细节：

马子谷从一开始就在省工委直接领导下参与某些机要、提出建议，随后成为程潜的“谋士”和得力助手；乃至对唐生智、陈明仁进行工作，直至程潜、陈明仁宣告起义、唐生智则率众“响应”。概而言之，马子谷不仅是当年省工委领导下的“和解”统战工作从始到终的全过程的参与者，而且是同时身涉程潜、陈明仁、唐生智三个重要人物方面、并参与很多机要的少数工作者之一，还是促成“起义”的实际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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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和平解放后成立的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位于火后街）

两个鲜为人知的事件（联合办公室主任和随程潜晋京）：

一、1949年8月19日，“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以肖劲光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和此前已成立的以陈明仁为主席的“湖南临时省政府”同设“联合办公室”。马赫在省档案馆查阅到当年的《湖南政报》，这份专门记录“湖南临时省政府”有关工作及人事变动情况的政府公告性文件中，有一个醒目的“专栏”，名曰“湖南临时省政府暨各厅直属机关负责人姓名补录”，列于头一位置的就是“湖南临时省政府、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联合办公室主任马子谷、副主任彭少彭”。这个“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成立，既是“奉”以毛泽东兼任主席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同时，也是在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

二、1949年8月下旬，湖南“和解”功成之后，程潜受中央邀请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时，新组建的以黄克诚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已正式成立，马子谷也已正式就任“联合办公室主任”。起初，省委考虑到已在“党内”的马子谷在“和解”斗争过程中与程潜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有利于党组织今后与程潜的联系，就提议由马子谷随同程潜晋京与会，并已上报中央；可是，不久之后接到中央通知，明确指示程潜的随行人员，也应以“党外人士”为宜。这“指示”显然是为党的统战工作大局着想而高瞻远瞩，于是省委又换了一位“党外人士”随程潜晋京。

▲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北京

第二次寻找党的组织关系（未能如愿）：

1940年8月和1946年4月，陈希周和叶挺相继去世；致使马子谷同时失去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渠道，也为日后成为无人与证的历史悬案。1949年末，他通过周礼正式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恢复党籍”，“申请”由湖南省委向上专呈到党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帅孟奇（女）接待了他并负责此事，经查审、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审查证件不齐，未做决定。”

▲《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代表签名题词纪念本》

较高政治安排（安时而处顺）：

在北京“申请解决的办法”过程中，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主动约见，建议他先参加当时亟需人主持组织建设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南省分部工作；并出名联系“民革”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朱蕴山做介绍人，于1950年4月填表加入“民革”，随后，“民革”中央第二十六次常务会议正式“议决”：“派马子谷同志为湖南省分部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常委、组织登记组组长”。从此，成为地地道道的“民主人士”。

就在加入“民革”的同时（1950年4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他的名字位列由毛泽东签署任命书的省人民政府委员50人名单。随后，调离“湖南临时省政府、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联合办公室主任”一职，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改任民政厅副厅长，分管民族工作、政权工作和社会福利工作（有职有权）；厅长为参加过秋收起义和平江暴动的老同志陈再励。

除此以外还先后被政务院任命为省政府法律委员会（共19人）、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共19人）、救灾委员会（由中央内务部领导）的委员。

先后被聘请、安排、提名为候选人而相继参与一系列有社会影响的活动，不仅是首届和第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1954年当选为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是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长沙市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

还曾受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湖南分会的派遣去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2年10月），作为中南地区赴朝慰问团湖南分团团长率团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4）。

当年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仍给他提供了履践理想为人民服务的足够宽广的活动领域；乃至1957年重病而离开工作岗位后，还聘为政协湖南省第二届（1959.12-1964.9）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正如他去世后追悼会上的悼词中所说：“党和人民给予了他较高的政治安排和社会地位。”

面对这一系列变化，他本人则始终保持着那种淡静平和，可谓为“安时而处顺”的态度，与人无忤、与世无争；而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或“顺”或“逆”），都一心一意竭忠于党组织委派给自己的革命岗位工作。

▲ 五十年代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全景

带病坚持工作（呼吁和平统一）：

1958年，马子谷初患脑溢血，抢救恢复后提前离职修养。修养期间仍关心党国大事，当时有联系台湾军政人士之议；他受命亲自给表弟、陆军二级上将、国民党中央常委袁朴写信，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节目中播出。

▲ 马子谷签名自用书

与世长辞（余愿未了）：

1961年10月18日，第二次突发脑溢血；经多方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年仅63岁。

晚年给儿子马赫的信中说，计划写一本个人的回忆录，拟名《不驯的野马》，很遗憾没有发现手稿。只留下政治理论书籍、文件、手稿，以及名家好友，如齐白石、徐悲鸿等赠予的书画；先后由尹如平和徐文蕴（马彤夫人）保存。

▲ 马氏宗祠旧址

马氏宗祠创建于清朝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修于1935年，于右任 [1] 槽门题额；此图摄于80年代。

补充资料

[1]

于右任：清朝光绪五年（1879）出生于陕西三原。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民国开国元勋、同盟会骨干、南社重要成员。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达34年；同时，他还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并担任复旦大学校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