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无邪的“第一次”

华伦

　　在美篇《忆童年交流天地》平台发起的“童年之路”征文活动中，老朽本着尚能饭否的心态试着投稿，未曾想竟然获了奖。由于该活动对图片和文字数有一定限制，有些内容没能展示，故在略微增加篇幅并重新编撰后，将拙作发出以飨各位，见笑了。

　　日前，在给父亲整饬房间时，偶见几件属于我的“文物”：从襁褓到总角的几帧小照、从幼儿园到小学五年的《学生手册》以及几本陈旧的日记簿，面对这些珍贵的“文物”，倏忽勾起我童年时的许多“第一次”。

第一次“出镜”

　　1953年10月16日，上海浦东南路899号（此处现为世界时尚巨擘老佛爷百货大楼）的一户殷实人家，一个九斤重的小屁孩呱呱坠地，这个小屁孩就是鄙人。按当地习俗，新生儿满月时除了宴请宾朋外，还要照相留念，于是，我在妈妈怀中又酣又憨的丑陋形象被定格了。

第一次“出游”

　　作为家中的长子，我曾是长辈们的“心头肉”，好吃好玩的我都有份，慈祥的祖母甚至迈着三寸金莲，从浦东长途跋涉带我到二十公里外的西郊公园（现在的上海动物园）游玩且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虽然当时的我还不足四岁，但人生第一次出游的印象还是模模糊糊印刻在脑海中的。

第一次入“园”

　　1958年，我进入浦东最好的东昌幼儿园开始了集体生活。

入园第一天，爸爸妈妈死拖硬拽也没能将我送进园内，从此博得人生第一个雅号“蛮劲呜嘛”（浦东土话“犟”“倔”之意）无奈的爸爸妈妈只能哄着带我去东昌路玩。快到善堂路（后改名浦城路，著名的陆家嘴三件套就坐落于此）时，看见邮局后面的市范里有许多警察进进出出（当时这里是一个看守所）爸爸吓唬说：“如果明天再不去幼儿园，就叫警察叔叔把你抓进去。”五岁的我哪禁得住这一吓？第二天就乖乖的去了幼儿园。

　　幼儿园距家一公里左右，入园没几天我就无需家长接送而自行往返家、园两地了。现在想想我的父母心真大，如今许多中学生还要爷爷奶奶接送呢！

第一次看电影

　　大班那一年，老师带着我和其他小屁孩来到近在咫尺的东昌电影院，有生第一次看了电影《祖国的花朵》，尽管内容早就不记得，但直到已成为老不死的现在，影片中《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还一直回响在我脑海里。

　　顺便介绍一下，东昌电影院是浦东地区最早也曾是最豪华的电影院，谅绝大多数浦东人一定在那里度过许多难忘的瞬间。经过数度转型后，有着七十年历史的东昌电影院已变身为时尚的“东昌弈空间”了。

第一次“毕业”

　　三年后，我从幼儿园“毕业”了，那帧保存了六十多年的离园集体照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照片中箭头所指即本尊）

第一次“心仪”异性

　　除了集体照，十个被选入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读书的“好宝宝”在王、潘两位老师陪伴下留下了滑滑梯旁的身影。此照片于我而言更有一个小秘密，那就是我懵懵懂懂中的梦中女神也在其中呢！

第一次做学生

　　我进入的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是一所1889年由时任上海知县裴大中先生创办、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任首任校董的百年老校。能进此校读书那可是当时所有浦东学子的梦想噢！

　　新中国成立后的小学是六年制，六十年代初，上海市在每个区各挑选一所重点学校进行五年制教学试验，我的母校就是其中之一，而我所在的66届1班是由二中心小学附属幼儿园的三十几个小屁孩再加上其他幼儿园挑选的好宝宝所组成的重点班。

　　在校时，我和小伙伴们都庆幸自己比同龄人少读一年书，谁料命运与我们开了个玩笑，就是少了这一年，原本应为70年毕业的我们就此成了69届初中毕业生，众所周知，这是现代中国最不受待见的一个群体，我的人生轨迹也因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然这是后话。

第一次学外语

　　六十年代初，我国与苏联正处在蜜月期，当时人们最爱看的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崇拜的英雄人物是保尔•柯察金，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列宁在十月》，小伙伴之间经常打趣的话语是“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这些红色苏维埃的标签，是很难从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抹去的。

　　为了更好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学校开设了俄语课，小屁孩们就像格式化了的存储器，很容易接受新鲜的知识并牢记于心，以至一些俄语在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上课了，老师进教室时班长会喊一声：“福斯达气（起立）”，老师则轻轻一摆手：“萨奇解斯（坐下）”，学生在答对问题后，老师会表扬一句：“哦亲哈的啰嗦（很好）”。

下课了，师生间要互相道一声：“达斯维达尼亚（再见）”。

同学们平时见面要说：“普里维特（你好）”，女同学之间会互夸：“客拉撒维查，姐勿失卡！（你好漂亮喔！）”，男同学之间则：“客拉撒维茨，马里切克！”（你好帅啊！），然后互相回敬一句：“去死吧！”（谢谢！）。

第一次当“高级”干部

　　二、三年级，我曾担任过少先队小队长和中队长，四年级时升任为大队长，这可是小屁孩们最羡慕的“高干”啊！

我的主要工作有三项：

一是学校鼓乐队大鼓手，每逢学校重大活动时，我胸前挂着半人高的大鼓走在队伍最前面，带领其他小鼓手敲起“咚咚吧咚吧，咚咚吧动吧，咚吧，动吧咚吧，咚吧咚吧，咚吧咚吧咚！”的少先队鼓乐声，风光一时。

二是升旗手，每天在全校师生瞩目下，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响起，五星红旗就在我的手中缓缓地升到旗杆顶端，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5年为罗马尼亚开国元勋乔治乌·德治逝世降半旗致哀。

三是大队部的黑板报由我负责出版，为了达到最好效果，每次我都要反复修改，有时甚至要到天黑才能完成，这种一丝不苟的基因一直延续到整个职业生涯。

第一次获荣誉

　　1964年暑假期间，我参加了上海市小学生足球夏令营，上海市队的张正友队长是夏令营总教练，作为守门员的我则由当时的国家队守门员蒋耀章负责训练，虽然练得很苦，但学会了基本的守门技术，甚至高难度的鱼跃扑球都很娴熟了，这为我以后代表南昌铁路局队参加江西省运动会获得好成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夏令营结束后，我又代表黄浦区参加了“上海市夏令杯足球赛”并获得了由《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市体委联合颁发的一本小红本，这对一个才12岁的小屁孩来说是多么大的荣誉呀。

第一次写日记

　　在这个小红本上我写下了人生第一篇日记，虽然幼稚却开启了长期写日记的习惯。

　　此后六十多年间，我断断续续写的生活和工作日记有百余册，哪怕在最艰苦的插队落户时期，没有正式的日记本，拿了公社让我写大字报的白报纸裁剪后自做“本子”也坚持写日记，粗粗一算，码下的文字没有“等身”也应该“及腰”或“近膝”了吧？而就此养成几十年不辍的笔耕习惯，使自己靠笔杆混迹职场一辈子作了很好的铺垫。

第一次有“死亡”概念

　　1960年太外公（母亲的爷爷）的去世使我对死亡有了真切的感受。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年除夕，妈妈煮了粥让我端给卧病在床的太外公，太外公一看就大发雷霆：“大年夜就让我吃粥吗？旧社会都没有这样啊！”随即一甩手把粥打翻在地。不久，太外公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我们。看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太外公，我还以为他睡着了呢，妈妈告诉我太外公再也醒不过来了，我顿时嚎啕大哭了一场。

　　太外公葬于“久安公墓”。落葬时，他生前穿过的衣物、睡过的床，坐过的凳子，用过的碗筷等实物都在墓茔前焚烧或摔碎，不似现在用的都是纸糊的祭祀用品。

太外公的永久居住地现在已成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东方路了。顺便“科普”一下，作为浦东开发标志的东方路，最早的名称令人毛骨悚然，因“久安公墓”的存在，附近一条乡间小路被当地百姓顺口叫作“坟墩路”。解放后，政府觉得此路名不吉利，便按上海话的谐音改成“文登路”，再后来要开发浦东了，“文登路”似乎还是有阴影，于是就以象征新生和希望的“东方”为其命名了。

第一次被“拘留”

　　东方路不远处有一座千年道观，因唐朝时皇帝钦赐为祭祀东岳大帝的行宫而得名“钦赐仰殿”。钦赐仰殿在浦东方言中的发音为“JinSiNiangDi”，故浦东人称之为“金丝娘地”。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拘留”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附近。

　　那是1965年的暑假期间，我带弟弟来到离金丝娘地不远的“上海第二淀粉厂”（当时人们称之为“山东线粉厂”）附近农田捉蟋蟀，不幸被严桥公社光辉大队的贫下中农抓住，说我们踩坏了庄稼要赔偿损失，我拿出仅有的五角钱，贫下中农说不够，于是便把我扣为人质，让弟弟回去找家长。在被“拘留”了一个多小时后，妈妈终于把我“赎”了出来，回到家便吃了一顿“竹笋拷肉”。

　　日前，我再次光顾金丝娘地，重建后的钦赐仰殿依然壮观，而兄弟俩捉蟋蟀的那块农田现在是浦东最大的清真寺。“咔嚓咔嚓”后，也算是为六十年前被“拘留”的那桩趣事留下佐证吧。

第一次犯“政治”错误

　　那是特殊年代的一天，为了得到一枚领袖像章，我冒着倾盆大雨，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后终于请到了一枚“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像章，当时的高兴劲就像现在抢到了一张明星演唱会或足球德比的门票似的。满心喜悦的我回家后却犯了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在小心翼翼把像章放在五斗柜内后，不慎打碎了柜上的领袖石膏像，我害怕极了，心想不会进提篮桥（上海的监狱）吧？我找来胶水想粘，可是怎么都粘不好。爸爸下班回家见状责备了几句后用报纸把破损的领袖像包了起来并藏在大衣橱里，为此我忐忑了好一段时间。那破碎的领袖像后来爸爸是怎么处理的就不得而知了。

此后我请到的像章越来越多，品种也愈加丰富，至今都宝贝似的珍藏着呢！

　　胡乱写下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既是为《童年之路》征文活动中众多美玉抛出的一块碎砖，更是为防止阿尔兹海默的不期而至所留存的一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