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青铜器

顽童

国博的古代中国想踏实一点看早上一开门就进来，或者下午开始清场能有20分钟比较清净，在北京的同学有机会一次看一部分，今天仅青铜器拍照没细看用时25分钟，还有1/4没拍到，太热门了，真想好好看的人不多，打卡的，走马观花的真暴殄天物，还占用一个预约名额，有点怀念疫情期间一天2000张票的时候。 "yao公"青铜簋周成王时期2014年国家文物局划拨器内底铸有铭文，记述了周成王二十八年王命唐伯侯于晋一事，是有关晋国早期分封的珍贵史料。 "康侯"青铜斧周成王时期传河南浚县出土康侯斧是周武王之弟封的自作铜器。康侯，史籍中又称康叔、卫康叔。称康叔，因其最早的封地为畿内之"康"地，且排行为"叔"。称卫康叔，因平叛三监之乱后，康叔改封至卫"地做卫侯。康侯斧相传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 "匽侯"青铜盂西周早期1955年辽宁喀左出土关于周代分封国的数量及国名，今已不可尽考。但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分封国，如晋、鲁、齐、燕、楚、秦等，虽然分封时间不一，且个别存在改封的情况，但出土文物均可证明其存在的事实。燕国，是西周早期分封于今北京一带的重要分封国。青铜器铭文中，燕国自称为"医"。"医侯"盂内壁铸有铭文"医侯作妹盂"，是燕国早期某位燕侯的自作铜器。"嘎侯"盂出土于辽宁喀左，表明燕国早期时，其国力影响范围十分广远，向北已跨出华北平原北缘而抵达辽河平原。 "宜侯矢"青铜簋"周康王时期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分封制是周代的制度创建，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成为周王朝的立国制度核心。《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指明分封制的实施在于周天子授予自己的亲族及功臣特定的土地以建立封国，目的在于屏卫周王室。通过分封制的推行，周人的政治版图得以不断扩大。宜侯矢簋内底铸有长篇铭文，记录了周王册封失由虞地改封至宜地，并赐予相应的赏赐品。矢的身份也因此次改封之命，由虞侯变为宜侯。西周时期有关分封内容的有铭铜器数量不少，但多为传世品，均为证史之重器。宜侯矢簋所记载的分封内容，却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且是出土铜器，故十分珍贵。 "禽"青铜簋周成王时期周王朝建立之初，武王病逝、成王年幼、周公辅政，成为国家政治格局动荡的内部因素。在此背景下，分封于殷商故地的管叔、蔡叔及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史称"三监之乱"。这场旧朝与内部势力相勾结的反叛，还得到徐国、奄国等东方小国的支持。平定叛乱成为西周初年稳定国家社稷的重要大事。禽簋铭文记录了周公东征、剪灭奄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十分珍贵的史料。铭文涉及诸多显赫的历史人物，如周王（成王）、周公、鲁公伯禽（周公长子，代封于鲁，为鲁国的初代国君），其称谓及在此次征伐事件中的地位等内容，也为解决西周初期"周公摄政"、"伯禽代封"等历史悬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利"青铜簋周武王时期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是商周历史的分水岭。利簋内底铸有铭文4列32字，记录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木星）当空，一日间结束了灭商战役。铭文内容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古籍的记载相吻合，证实了相关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利簋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弥足珍贵。 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才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亶公宝尊彝 嵌绿松石青铜戈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殷墟商代王室墓葬，墓室不大，面积约二十平米，随葬品却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骨器等珍贵文物近两千件。根据墓葬的发掘材料推测，墓上原建有甲骨卜辞中称作"母辛宗"的享堂。这件嵌绿松石青铜戈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文物之一，属于大型青铜戈。其援部、内部均嵌饰绿松石，华美异常，表明这件青铜戈并非用以勾杀的实用兵器，而是仪式典礼中使用的礼器。商周时期的女性墓葬中，极少随葬兵器。妇好墓中却随葬有大量青铜钺、青铜戈等兵器，暗示了妇好作为商王之妻，兼有极大的军事权力，这在商周时期是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 "亚启"青铜钺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此器内部铸铭文"亚启"。 杜岭青铜鼎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4世纪）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青铜鼎是商周时期数量最多、地位最为重要的青铜器。除了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的炊器与盛食器，鼎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成语"钟鸣鼎食"即把鼎与钟分别作为商周贵族使用礼乐器的代表，可见鼎地位的尊贵。此外，鼎也被当做王权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向鼎中原的故事为人熟知，表明鼎在商周社会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这件青铜方鼎出土于河南郑州杜岭，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者，应是当时的国之重器。从科技价值角度来看，杜岭大方鼎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展现出商代前期质朴而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对大型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探索之作。 "召"青铜卤西周早期召卤的内壁铸制铭文，记述了周王将毕地"方五十里"赏赐作器者召。该篇铭文反映的土地制度与分封制的"侯于某"不大相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土地分配方式。 "作册般"青铜鼋商代末年就造型艺术而言，作册般鼋可谓青铜时代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容器丰富为主要特色，偶有一些构型取材于鸟兽的像生类青铜器，称鸟兽形尊或牺尊，均堪称造型艺术的翘楚。但这类器物因兼顾容器的功能，构型上受到制约，抽象意味较重。作册般鼋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写实之作，鼋头外探、四足拨划、尾向左摆，将鼋的仪态塑造得活灵活现。鼋肩、背共负有四簇，与背甲铭文记载商王射鼋四箭并全部命中的事件相契合。这使得作册般鼋不仅精绝于造型，更成为生动鲜活的叙事载体，呈现出一个穿越时空的田猎习射场景。 "妇好"青铜偶方彝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偶方彝形体巨大，为两件方彝的连体形态。整件器物的造型取材于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的宗庙建筑，盖顶的两个方形捉手也与庑殿顶形似，隐约反映了当时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殷商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青铜甑（ bu )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青铜三联甑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甑多为上甑下鬲的联体器物，上部甑置食物，下部鬲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算相隔。鬲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与现在的蒸锅相似。随时代变迁或构造革新，也有下部不做隔形的蒸炊器具，宏观来看，这类器物也可称作赢。妇好青铜三联甑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3件甑，下部则为联体的长方形器身，相当于现在灶台的功能。整器的下部可以举火，也满足蒸炊器具的功能，故称为三联甑。三联甑可以同时加工数种食物，是今可见青铜器中较早的一灶数眼炊具。 青铜卤（ you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青铜觚（ gu)商王武丁时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雁尊西周早期1955年辽宁凌源出土 青铜觥（ gong )周康王时期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妇好"青铜鸮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鸮尊为酒器，属鸟兽形尊，即俗称的"牺尊"。妇好鸮尊可谓商后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鸿篇巨制。整器外形呈站立的猛鸮，下垂的鸮尾在构思上匠心独具，形成与双足平衡的三点，功能与审美二者兼备。经过商前期的技术探索，商后期的青铜器铸造无论在冶铸工艺还是在纹样制作工艺方面，均有巨大飞跃。分铸技术臻于完善，这成就了鸮尊上歧冠高耸一类气势摔阖的附件装饰。鸮尊的纹样制作工艺采用了地纹繁复、主纹鲜明、主纹上辅纹勾勒细腻的"三层花"技艺，为其本就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造型艺术锦上添花。 狱盘西周中期2013年征集 狱黍西周中期2013年征集 虎纹青铜瑩西周晚期2018年国家文物局拨交此器为清宫旧藏，1860年被劫掠海外，2018年重回祖国怀抱并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虎肇上下装饰有多种以龙、虎纹为元素的装饰纹样，器盖内壁铸有"自作供鉴"四字铭文。"瑩"是"盂"的一种别称，与盂的造型、纹饰、功能无显著差别。西周晚期的鎏、盂常与盘相互搭配，用于祭祀、宴飨等典礼中的"沃盥之礼"。 "后母辛"青铜觥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在通称为觥的青铜器，具有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皆有兽首形盖几点基本特征。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异。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青铜器之一。后母辛青铜觥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足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后母戊"青铜方鼎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虎食人的鼎耳 "子龙"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短简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盂"青铜鼎周康王时期传陕西郡县出土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郡县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孟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孟进行赏赐。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倗生"青铜簋西周中期器内铸有长篇铭文，内容涉及当时田地的使用情况。铭文中的字体象形程度降低，趋向线条化、平直化，汉字的这种演变趋势始于西周中期。 "虢季子白"青铜盘周宜王时期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出土该青铜盘的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对验犹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藏，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薄伐验犹"、"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芭》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铭文: “隹①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寳盤② 。不③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聝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⑤周庙宣榭，爰飨⑥。王曰：“白父，孔显又⑦光。”王赐乘马，是用左⑧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⑨（钺），用政⑩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译文: 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四羊青铜方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龙虎纹尊的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云雷纹地，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虎口含一人；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虎食人纹在商后期的传播十分广远，著名的后母戊鼎耳部外侧、妇好钺身部均有发现。除见于殷墟和安徽地区，在商文化影响下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也有发现。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龙虎纹尊，属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关于这一主题的人文内涵，因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众说纷纭。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佚文，称古有虎噬鬼魅，借以震慑邪祟。此说与虎食人主题的纹样契合度较高，可能是取意的来源。 青铜罄西周早期1980年四川彭县竹庄出土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州竹庄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罄、解等酒器。这件象首耳青铜罄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蜀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冶铸品，而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据《尚书·牧誓》记载，在武王灭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古蜀之师追随周人，参与了灭商的战争。竹庄两处窖藏存有中原风格青铜容器的现象，反映了蜀人征战凯旋，班师回朝携带战利品或军功品的历史。 青铜尊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戈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由此推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青铜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吴王夫差"青铜鉴春秋．吴传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器内铭文12字，记载此鉴为吴王夫差（吴王光之子）自作用鉴。鉴是盛行于春秋时期的水器。 熊悍鼎战国．楚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这件铜鼎器身及盖口刻有铭文62字，记录了楚幽王时期楚国大败秦军，用缴获的铜兵器熔铜后铸造了此鼎，以彰其功绩。熊悍鼎共有2件，大小、形制相同，另一件在天津博物馆，铭文66字，内容基本一致。 熊悍即楚幽王，公元前237年﹣前228年在位。战国晚期，其父亲考烈王熊完被秦逼迫，把都城从郢（今湖北江陵附近）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也称为郢。楚幽王三年（前235年），秦继攻赵之后，命大将辛梧率四郡兵马，联合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后兵败而退。十年（前228年）三月，幽王卒，葬于寿春附近。 兽耳青铜壶春秋．晋传山西侯马出土 青铜冰鉴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这件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用器。 彩绘雁鱼青铜缸（ gong ）灯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85年山西朔县照十八庄出土此红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灯罩为两片弧形板。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各部分可拆卸以便除垢。缸指的是导烟管、缸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缸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臭而保持清洁。水禽衔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衔鱼造型的汉代红灯在陕西、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错金银鸟篆文青铜壶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此壶盖呈弧面形，上有三环钮，口微侈，鼓腹，腹上饰一对铺首衔环，圈足。全器装饰复杂的鸟篆文和图案花纹，其中盖中心饰一条蟠龙，肩、腹宽带纹上饰龙虎相斗图案。鸟篆文是古代的艺术字，其笔画构成或如鸟在腾跃，或如鸟在回首，变化无穷。此壶上的鸟篆文是一首朗朗上口的颂酒诗文，阐明了饮酒有"充闰血肤，延寿却病"的好处，是我国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保健法的较早记录。此壶鸟篆文和图案花纹都用金、银双线勾勒表达，以金线为主线，银线辅之，显示了汉代错金银工艺的卓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