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唯一县办全日制知青大学：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汀州南塘

　　

福建省长汀县“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上世纪60年代的时代产物，也是新中国第一所县办新型的全日制大学。当年，为响应毛主席“要把大学办到农村去，办到山上去”的伟大号召，经福建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并以省管县办的方式，1964年12月“汀州共大”在长汀县人迹罕至的四都公社“楼子坝”林区开学，并于1968年12月停办，头尾整整4年。苦难辉煌，上山下乡接受广大贫农再教育的知青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一代觉醒者，他们无私无畏、战天斗地，把美好的青春、清澈的爱给了祖国。大时代锻造的知青精神、共大精神，是新中国艰苦奋斗、自立更生、自强不息和万众一心、大干快上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并永放光芒。上山下乡这些知青的历史地位将来会更高，共大亦然。

本文仅仅是对“汀州共大”部分学员及老知青访谈后的札记，也如实地记下了我的采访体会、交流感受和内心的收获。仓促之下，采访对象范围较窄、人数也较少，访谈的话题也较泛。由于时间跨度极大，采访笔记也凌乱，加之受条件和时间限制，考证或查证工作更是无法深入。为此，拿出来征求意见的初稿、再稿均存在诸多不足，甚至有张冠李戴和失误。虽经反复征求采访对象、知情的老知青等的意见，并几易其稿，但仍有“以一概全”之嫌和不尽人意之处。“汀州共大”的真实历史、面目和经验总结等，有待专家专业地做这事。更多的共大和知青故事，还请允许我日后深入了解，再采用合适的文体记述及呈现。在此，十分感谢汀州共大学员李寿民、老知青毛伟先等人对本文的把关和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老知青易金金等同志为走访等提供的无私帮助，以及李寿民提供的珍贵知青老照片（在此也一并向照片的原摄影作者老师致谢）。

诚然，知青的经历和故事充满了传奇与争议，但正是这些客观存在的元素和想抹也抹不去的印记，催促我们更加深刻地去思考：在特定历史背景或条件下，社会的真善美与假丑恶，以及个体责任与社会共同责任该如何界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又该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并且避免失误或错误的重复？在特定的时代，发生过的所有一切、一切的所有，早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曾经的过往也给我们留足了永恒的精神财富。那就让我们以史为镜，继续并勇敢地追求真理、正义和公平。

——题记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部分学员访谈札记

南塘

2024年9月19日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认识一个叫“赖声义”的中年男子，他住在离我家不远处的营背街，隔了一条河的邻居。老赖是县集体所有制搬运站的人力板车工人，我会认识年纪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老赖，是因为老赖和我舅妈是同事，他为人实在且人过中年未婚，给半片城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真正让我能一直记得住他的是因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词组，我很喜欢“红”“共”“劳动”和“同志”“主义”等代表那个时代特征的汉字词句。谁也没想到，未婚的老赖同志会在1984年的某一天突然成了全街最亮的仔，轰动一时，因为他拿到了在那年代绝大多数青年学子不敢奢望的高等教育文凭。尽管这张毕业证书延迟了十大几年才补颁，且这所大学早已夭折和灰飞烟灭了。

至此，我才知道在我家乡离县城最遥远的某处深山老林里，曾经有过一所正规的大学，叫“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由此也记住了“老赖”这群人，并好奇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点点滴滴的故事。

一转眼40年过去了。随着自己年岁的增加和历史知识、党史及地方志知识的积累，我对家乡长汀老时节的一些事、一些人，探访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半个多月前我回了趟长汀，访问了部分老知青，随后探寻“汀州共大”历史轨迹和寻访共大人的念头也就接踵而来。感谢老知青毛伟先、易金金等人，他们热心地为我牵线搭桥，还不遗余力地搜罗资料或提供线索给我，促成了我此番探寻及访谈之行，更让我体验到四个从未有的“惊讶”。

我惊讶于老知青们的严谨和规矩意识

中秋节前一天的9月16日早上8点半，我从龙岩市区出发前往长汀，主题是中秋节返乡省亲和吃中午的团圆饭。上午10点我们抵达了长汀县城，一放下家属，我就急着去拜访“汀州共大”的学员。家属讲我：你一下子就成了冇脚的风琴，不知道又要拉到哪里去了。貌似回家乡吃团圆饭只是机缘，访问老知青才是我的“初心”。

我急匆匆赶往南门一带。细心的毛老师考虑到我对街道生疏，早早在街口等候我。在毛老师的接引下，我来到共大学员老谢家。中午我在大姨新翻建的宅子吃了妻舅做东的中秋团圆饭，稍作休息后，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东郊县化肥厂旧址“东方巴黎”小区，老知青易金金同样早早等在小区大门附近，他把我引入共大学员李寿民先生家。傍晚驱车回到龙岩后，我又补充采访了“张三、王五、李四王”等共大学员和知青运动知情者。紧接着便是借助情感的余热进入状态，一边匆忙消化采访笔记，一边快速码字写稿。

其实，对这次中秋节日期间的访谈，我是非常注意时间及节点的把握，不仅早起、早出行，还想方设法多挤出时间，也没有“迟到”任何一次的约定。但他们却在节日的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服务我，并一个个都比我早到约定地点，一举一动都保全了知青的热心肠和领先、争跑的作风，以及服务意识、精益求精和规矩制度意识。无疑，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这些难能可贵的东西，正是当下的青年所没有或缺乏的。

包括在李寿民先生家访谈时，他问易金金老师有否将知青工作设想的报告转发给我，易金金老师解释说没有经过作者的同意，他不方便转发。李笑说易“你这也太呆板和迂腐了”。其实这是易金金对老知青和作者的尊重，也是行事的规矩。同样“迂腐”或“呆板”的还有毛伟先老师，为了一两个字的使用正确，或为了精准地表述某事，他经常隔空和我讨论，甚至争论一番。

因年岁已久，对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办时间、所设专业叫法和班级的学员人数，以及校名演变和师资来源等，受访的老知青们不时地“争执”起来，后来借助查找到的资料，并认真听了年纪小一些、记性较好的“校友”、“农友” 的回顾和陈述。经众多当事人及几番严谨的回忆，让大家对劳动学校成立和正式开学的时间没有了异议。

实际上，最初时“汀州共大”还只是叫做“楼子坝劳动学校”。1964年10月24日，经福建省人民委员会批准，长汀县人民委员会在楼子坝农垦场创办“楼子坝劳动学校”，目的是招收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学习农业、林业及牧业技术，算得上是新型农业劳动学校，学员毕业后也是就地分配。学校实行场校合一，由农垦场党支部领导。12月25日劳动学校正式开学。

1964年11月开始县里到处发动学校和动员各年段毕业生报名去楼子坝读劳动学校，否则不予分配工作。各街政府也接到通知，要求把失学、辍学和闲散人员等，组织到楼子坝读书和改造思想。12月25日县人民委员会在中山公园召开万人大会，既是欢送大会也是劳动学校开学的庆祝大会。

“那天开的是万人大会，整个县城非常热闹，像过年一样。当时还有一位同学作为知青学员的代表坐在主席台子上”。

“万人大会有扩音喇叭，领导们的讲话和学员代表作的发言，声音都很大声，传得很远”。

“虽然是天寒地冻的，但大家热情高涨，领导们的讲话和学员代表的发言，引来如雷掌声，会场上的每个人把手巴掌都拍红了”。

······

往昔岁月峥嵘，今朝江山多娇。每次和老知青聊青春往事，他们的形态大多是平和的、开心的，甚至是骄傲的，这种氛围也时常感染到我们。

厦门大学派来的教师姓名和教授什么课程、教哪些班级，当时省里哪些领导、省军区哪些首长是汀州共大筹备组成员，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又争论开了。经过几拨人的几波论证，最后也给予了民间的“组织认定”：厦大派出的教师分别是政治老师陈秀琴、数学老师骆振华、财会老师庄表（音，表、标、彪？）峰和化学老师林清赞。

楼子坝劳动学校的师生每天坚持抽人，和在楼子坝的其他单位劳力一道，轮流劈茅草和开山石、平整路面，终于修出了一条15公里长的简易公路，打通了上焦生产队至荣溪大队和楼子坝的林区简易公路。土路开通后，厦大又赠送了一部吉普车给共大。

“县里的大佬都没有吉普车坐，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说明对教育事业发展是重视的”。

“当时不同城市和单位的协作、支援是真心实意的，对学校建设是不遗余力的”。

每次说到这车、这事，这些共大老知青喜形于色、格外的自豪。也是的，如果放在现在，单位上购买了新车或分配到好的车，会给谁用？这想都不用想，脚趾头都会晓得。

在毛伟先身上，同样有着知青人的严谨和厚道。在长汀县城东北郊有座飞机场旧址，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空军飞虎队的前线机场，长汀人民与飞虎队官兵结下深厚的友谊。2023年9月12日，习总书记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林，对他们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在中美两国传播飞虎队的故事，表达敬意。今年9月初，长汀县呼应总书记复信一周年，邀请了格林主席和飞虎队后人前来参加系列纪念活动。

毛伟先家里珍藏了一把飞虎队飞行员赠送的汤匙，这把不锈钢汤匙阴刻有“U·S·N”美国飞虎队标识，是中美人民友谊的见证。毛伟先曾经写过一篇《一把汤匙见友谊》的文章，讲述这把汤匙的故事。我建议他借这好机会，把当时邮件总包搭载飞虎队空军运输机，开通重庆、成都、昆明、迪化、长汀等地航空邮路的史实再写一文，并在适当的场合说说这段长汀航空邮路的历史，以便建议或推动投建“长汀飞虎队航空主题邮局”。毛伟先与我商量时，坚持待找到能说明问题的“佐证”材料后再作考虑（如邮包路单、邮件清单及相关历史照片等档案或原始资料），否则宁可不讲、不写，不爆这“冷门”和不去争这“风头”。错愕之余，我对他们这代人严谨的学术精神，以及讲秩序、讲规矩的自觉性钦佩不已。

无独有偶，有趣的是李寿民对莫言题字的那块石头也非常有意见，认为这块安放在县城三元阁广场的大石头，硬生生地横断了县城的中轴线，极为不讲传统文化规制。而对瞿秋白纪念碑边上的杨将军纪念广场、纪念馆及将军全身铜像，李寿民老先生也认为有点“喧宾夺主”：这么高规格地建在老一辈革命家瞿秋白身边，不太合适。李寿民是共大1964年首批入学的预备班学员，是长汀县政协委员会常委、县职工文化协会会长，他常为社会和群众发声。

对李会长的这番话我是有同感的，早些年这两件事一出现，每次看到这块巨石，以及上面莫言所题的“客家首府，大美汀州”八个鎏金大字，我就火冒三丈。汀州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怎么能让“挖祖坟”的莫某人来糟蹋。愤懑之下，我写了“汀州本大美，无需莫来言”和“僭越规制的将军广场”等文章。经这么聊上一嘴，我十分佩服李先生，他生活在本地却能有勇气坚守原则和勇敢地仗义执言，真是难能可贵。

这天的运气特别好，我们在拜访中见识了“汀州共大”编号为01号的毕业证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共大毕业证书，弥足珍贵。我非常认真地跟毛伟先老师说，这编号“南博望”的汀州共大毕业证书足可以进博物馆，要叮嘱主人好好保管。

上山下乡的知青和汀州共大的学员，他们身上总交汇着一股客家人的犟劲和耕读人家的骨气。不神秘，但有时候显得格外的神圣，并让人感到亲近。

我惊讶于新中国人民教育的先进性与实用性

时势造英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巨大，国民经济调整的步伐也不断加快，面对新形式、新任务，党中央在全国推行精兵简政，政府动员城市人员回乡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同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人才和知识青年奇缺。在这大背景下，各地的扫盲班、文化速成班、妇女识字夜校和职工文化补习学校，以及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等应运而生。

可上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长汀县的楼子坝劳动学校经福建省人民委员会批准，1964年10月24日成立，11月份调剂房屋校舍，以及动员和招生，12月25日学生报到入学。从接到批复文件到新大学建好及开学，头尾时间仅有2个月，创下办校办学奇迹。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是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为那年代的干群关系和人民群众干革命的热情点赞呢。人定胜天，这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但具备条件时，由量变到质变，在一定时期人定胜天是绝对有可能的。的确，在劳动者当家做主的这那个时代，天红透了半片，一切皆有可能！

别样的高瞻远瞩和“高屋建瓴”，热情与实干催生“高峡出平湖”。长汀县的楼子坝劳动学校虽然只是县办学校，但规格非常的高，说明各级人民委员会对人民教育事业和对工农的教育培训，以及革命事业建设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视和迫切的。劳动学校的建校筹委会由陆维特（厦大校长）、涂则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尹同祥等省市县三级领导共15人组成，保证了办校的政治正确，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筹委会下设办公室，县教育科科长刘旺潮任主任。学校依托楼子坝的农业垦殖场实体，实行场校合一，由农垦场党支部领导。这么高规格的领导阵容和办学方针，以及建校速度与质量，放在当下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也是令人叹为观止。

据县档案部门不完全统计，1964年11月招收的首届学员，主要是城镇未能升学和就业的高、初中及高小毕业生，一共有143人，其中大专班36人，中专班37人，初级班50人，预备班20人。从县教育科、长汀一中等单位及行业，抽调了一批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的干部和教师，加强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力量。12月25日劳动学校开学，长汀一中教务主任俞士煜同志任副校长。作为厦大特殊的分校（用当下流行说法叫做“对口支援”或“教学点”），厦大也抽调4人到楼子坝劳动学校任教，工资由厦大按月寄发，并赠送了一批教学实验设备和教学参考书，其中就有珍贵的显微镜10台。

没有读过书或读书不多的青年放在预备班，着重学文化知识，学校还会专门组织他们参加当地的扫盲班、识字夜校活动，丰富思想教育场景和文化补习机会；小学毕业的集中在初级班，后叫财会班，着重学习财务知识，提高为国家、为工农兵及大生产管账管钱的本领，学校经常安排他们到林场、农场、知青场站等见习，学习建账、复核、稽核和查账等实操本领和计划管理、资金安排、成本控制等财务管理知识。初中毕业生编入中专班，主攻畜牧；高中毕业生编入大专班，主攻农艺。学校专门有养猪场、鱼塘和农场，供畜牧和农艺专业学员教学实践。

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总是铿锵有力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汀州共大”虽然设在不通路的楼子坝深山密林里，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但其教学及探索是成功的。因人施教、半工半读、学以致用的风气非常浓厚，大部分学员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有的成为了单位领导和企业家。我这时在乱想：如果劳动学校放在现在，允许民间资本参与，能不能保证办学办教的纯洁性？显然这是只个无厘头的假设。

李寿民等人告诉我们，蔡锦华、郭苓秋等同学是1965年第二届学员，这批知青9月份开学来报到时，学校已改名叫“楼子坝劳动大学”，时任校长的是李淑豪（1965年4月到任，后任县教育局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九州大地，受到江西共大办学经验影响和福州劳动大学改名“共大”的启示，在李淑豪校长的支持下，部分骨干学员径直跑到了省城福州，找到福建省教育厅长、党组书记，也即省委书记叶飞同志的夫人王于畊同志，汇报工作，并恳请落实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精神，学习江西及福州的“劳大”更名“共大”的做法，将楼子坝劳动大学更名为“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王于畊同志是老革命，对办好劳动大学和人民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她的推动下，福建的其他三所劳大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全部改为了共大（福州、莆田、漳州、长汀，全省合法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共这四所）。1966年7月楼子坝劳动大学改名为“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龙岩地委书记、专员罗炳钦兼任校长。从此这所劳动大学名字更响亮、政治方向更突出、办学方针更鲜明，迎来了美好的时光。

老共大们在回忆共大的学习生活时，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在共大存续期间爆发的文革运动。当时共大的师生们也赶革命潮流，迅速投入“继续革命”，成群结队奔赴全国各地搞起了“大串联”。“作为毛主席的客人”“文革的闯将”和“革命的小将”，他们的大串联活动是热烈的和冲动的，也是免费的。外出的串联活动，先是坐火车，后中央为减小对生产和铁路交通的影响，要求串联的红卫兵一律步行，但这不足以让革命小将、闯将们心头点燃的火炬熄灭。

随后中央发出通知，于是持续了一年多的大串联最终被叫停。虽然在大串联活动中，汀州共大的师生革命自觉性、组织纪律性和斗争方法、体能等有了提高，但“停课闹革命”也使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的到来，汀州共大于1968年12月停办，全体学员身份转换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安置到四都部分大队、生产队和知青场、站、点插队落户。汀州共大历时仅仅、也整整4长年。

“共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次生动实践，探索和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有着积极的一面，也推动了部分领域历史的变革与进程。我们现在回看和以现在的观念回看，“共大”的兴办和上山下乡及知青运动，或是可笑的。事实上，当前“还乡团”和公知、精英们就是这样疯狂反扑，以及无以复加、千方百计地诋毁新中国每一次尝试和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的。

的确，在当时新中国国民经济和国防科工建设极为困难、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以及生产力水平落后、物资匮乏，而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却又无比高涨的实情下，用“面向工农群众、面向劳动生产和压缩学制、突出革命性和实用性，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可用人才，为共产主义革命培养接班人”的标准，并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不拘一格，在生产劳动现场办学办教和为工农培养实用人才，这无疑是正确的、热情的、浪漫的和革命的。这点共大学员及知青也是高度认同的。

教育为了谁，为谁培养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由于这个原则问题抓准了、抓对了、抓及时了，纲举目张，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突飞猛进，成就巨大并有目共睹。广大贫农群众和工人同志的确也是知青难得的老师，他们有书本以外的实用知识和实操本事。

我惊讶于人们思维的拘谨和温情不够

秋老虎似火，热浪袭人。接受采访和访谈的老知青、共大老学员等，也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大家在交流中七嘴八舌，一点也不扭捏，都是直奔主题且言简意赅。通过电话的访谈亦然。我曾从事过多年的新闻采编工作，采访知青是我最轻松，却又是最沉重的工作。轻松的是他们人人正向能量足、感人故事多，他们人人本身就是故事大王，甚至是故事的丰碑，我听不够、记不完。沉重的是，他们经历的峥嵘岁月或蹉跎岁月，总让我产生共情，喜乐或悲伤，左右着我。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话是这么说，但凋零完了，也就啥也没有了。近几年来，一些热心的老知青、老共大，他们宝刀不老，也壮志未酬。据了解，有的知青同志和共大老学员，热心地对家乡建设和知青文化弘扬提建言建议，但这些非常好的意见往往得不到呼应，甚至递交知青文化建设的建议纸条或报告都无门投送。希望有关部门牵头为知青搭建交流平台，或给些方便让他们自己有条件建“落脚点”，这是老知青们的心愿。有几位老知青、老共大学员告诉我，其实不是钱问题，自告奋勇要出一万、二万的人已有不少，全县上山下乡的知青有大几万人，一人出一百就大几百万元了。有了组织和把活动搞起来，一定可以为长汀文化旅游和经济建设顶上点力的。这也是他们的初衷和热切的愿望。

有个组织、搞些活动、留下点记忆，以及帮助文化旅游发展和经济建设，这是老一辈知青和共大学员的共同心声。从某些角度上看，老人们的无奈，凸显了家乡话事人的拘谨，以及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温情不够。看破，但不能说破，这也是社会规则。也有人理性地分析，认为知青这话题敏感、吃力不讨好，财政也捉襟见肘、等米下锅。切实，知青文化建设这事真不好说、不好做，也说不清楚和做不圆满。但如果管事的人或部门同样有“落实工作不过夜”精神，世上就无难事。我建议李寿民邀请有关部门和领导前往本市的连城县、漳平市，考察学习兄弟县市知青馆的建设。

人穷其一生无外乎追求两样东西：一个是归属感，一个是价值感。归属感来自于被爱，价值感来自于被肯定。我想这些老知青和共大学员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妨视界阔一点、眼界高一点、情怀多一点，高看一眼、带着感情审视知青文化建设和知青精神的弘扬。东北地区的知青文化建设和知青的组织工作，当地政府部门做得非常好，通过知青活动和知青文化传播，把东北人的情怀、产品撒向四面八方，吸纳各地知青回家看看，带动经济和旅游业，知青牌成为东北振兴的主要王牌之一，而知青也在这过程中体现出共和国长子的胸怀、地位及作为。

长汀的老知青、老共大人也非常不错，他们不忘来时路，成功后总是想方设法为家乡和农友、校友做点事。如：李寿民老先生发扬共大和知青精神，在商海中摸爬滚打、浪遏飞舟，成了知名的企业家。在2014年共大成立50周年纪念日这天（他们自己命名的“纪念日”），李寿民会长出资邀请了共大同班同学和部分交好的其他班级学员，在城里撯了15斤猪肉和买了米粉等其他食材，乘坐三部公司的车，“浩浩荡荡”回到第二故乡“楼子坝”，知青们分头回访了当年插队的老东家，和当年的亲人或其后代挤坐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粉干汆猪肉。返城后，李寿民又在酒店摆上了三大桌，留下同学们诗酒话当年。今年是共大创办60周年，这纪念活动要不要搞、谁来搞？怎么搞？官方不为或不发声，也没有个群团组织牵头，民间就必然会“冷锅搭死灶”。李寿民很想继续力所能及地出点力，但考虑到大家都已上了一把年纪，老李有顾虑也显得很无奈。

再如老知青张世林，他是县政协第10届常委、县商会副会长、企业家，他在家里办了个长汀老知青文史馆，以及美国空军飞虎队与长汀军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陈列室，还仿制了一架二战美军寇蒂斯P40攻击机1：1的模型，这些都得用人民币来堆的。虽然场馆的内容和布置有点不伦不类，但能起这个头就很不错了，说实话，张先生的勇气可嘉、精神可赞。在张先生家的院子里，架在平屋顶上的飞机，在蓝天中昂头挺胸，这是知青人的情怀，也是知青人的热切期盼。让民间人士辛苦地整这些本不全属于他们的东西，我担心会不会让主事的部门为难了。

“前锅蛮（当地客家话，没有之意）滚，后锅泡泡滚，长久这样不合适吧”。

“大部分老知青的岁数也不小了，个人组织活动，安全也是个问题”。

李寿民会长茫然又矛盾。我本来还想跟李会长说，搞活动时一定要记得邀上我的。

“烂泥烂得好好的，你非要把它扶上墙，咸鱼趟得好好的，你非要把它翻身······”。这本是抖音平台上火爆的话，放在这里是不是找到答案了？或许也有些人担心知青组织起来后，他们的诉求会不会跟着上来，没把握把好事办好，还不如用时间换空间。中庸之道也是道。

那为什么要怕呢？又是谁在怕谁？

人民代表、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邮电、人民铁路、人民航空、人民公园、人民饭店、人民医院、人民影院、人民币，政权在人民、任何集体的财产归属人民、任何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关键是国币也叫人民币，一分一厘的钱都是人民的。一个曾经什么都要冠上人民两字的社会，在百业待兴、百事待举、百科待学和百面是敌的起步阶段，或许一下子不一定会好到哪里，但一定是不会坏到哪里的。知青正是这个时代最特殊的群体，他们同样坏不到哪里去，在这回的社会进步、人民自由的进程及探索中，他们也付出不少。我们要相信这些上过山下过乡知青老人们的觉悟。

六十载风华正茂,新时代浓墨出彩。现在的人不是热衷于制造华丽的词和写气势磅礴、排山倒海的排比句吗？那么我们也不妨与时俱进，也给知青运动和“汀州共大”的探索，冠上“史诗般”、“殿堂级”这样的头冠。这不仅不过分，还确实恰如其分。

他们也是新中国最可爱的人，该给他们该有荣誉和给他们本应该要给的便利，这是他们本该得的。

在我的家乡长汀县，有这么一句嘲笑人的“俚语”：买柴烧子，女留下来小心带。其实这是一句反话，说的是“本末倒置”“背道而驰”或是指方向与决策都错了。不少地方的知青文化传播和知青精神的弘扬不正是如此吗？活着的时候不孝顺，死了讲排场。当事人现在大都还健在，在还不需要去“考古”的时候，却不热心肠一些，甚至是失温。若干年后，当人和事都已消逝，或是被时光机搅成“一地鸡毛”了，再去挖掘、整理和弘扬，这是典型的“当下佛不去敬、桌前菜不去拮”的坏毛病、不良吃相。

这毛病是不是也要改改了。

我惊讶于知青对过往的珍惜和对信仰的忠诚

老知青他们接受的教育不一定有多高，但与他们进行带有山药蛋、泥土味儿的交流，总是让人觉得接地气和痛快。也正是与他们的对话或交流，让我重新认识到“历久弥新”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词句强大的伟力及魅力。

1964年12月25日那场激动人心的万人大会一结束，劳动学校首届学员身披大红花，分头乘坐插着大红旗的大货车，奔赴楼子坝。当时万人空巷，群众自发涌上街头欢送，敲锣打鼓欢送劳动群众自己家的“状元郎”。同学们站立在敞开式的货车车厢里，一路上豪情万丈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也一路斗志昂扬地高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的口号，欢天喜地坐车来到了四都人民公社的荣溪（溪口）生产大队。

“简易的林业公路只修到了四都公社所在地，我们在溪口中途下车后，依然是意气风发、不知疲倦地唱着歌和喊着口号，步行山路30华里，精神抖擞地来到楼子坝的劳动学校”。看得出，李寿民会长陶醉在“忆往昔”中。

“开学报到的第一天就分配了宿舍，女同学6个人一间，房间很大，每个人独立的床铺。男同学就不行了，他们8个人一间，睡通铺”。

“热血沸腾也好，疯狂的岁月也罢，反正大家都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到农村去锻炼，自觉地接受贫农的再教育，锤炼红心，增强本领，势让山河旧貌换新颜”。

“汀州共大人最美好、最难忘、最幸福的是1966年9月25号，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长汀县河田中学的部分同学代表长汀县革命人民群众到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在革命热情高涨、革命干劲冲天的那个年代，这是件多么光荣的事，这不仅是汀州共大人的骄傲，更是全县人民的骄傲。这也是汀州共大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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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过后尽开颜。只要是说到自己的那段过往，李寿民和张世林、易金金等共大学员及知青，他们总是饱含着深情的。其实，上山下乡的知青及共大学员，他们少小离家、上山下圳、担屎挑尿，在田间和山林里雨淋日晒，经历过何等的艰难困苦，他们自己知道、父母知道，天地也都知道。但他们说得很少，就是在诉苦时也是平和的、从容的、微笑的。吃苦不言苦，艰难不说难，他们这代人有共和国长子的风范。

汀州共大学员的学费、食宿等全免，经费省拔县管，学员每年补助200元人民币。在当时干部、工人平均月工资不到30元的年代，管吃管住管学费后，这200元人民币的补贴绝对是一笔巨款，也充分说明当年是无比重视教育和文化科技。对苦中有乐的共大生活或知青岁月，受访的老人隐隐约约有些怀念，有的人在感情上甚至是眷恋。而非共大学员和知青的我们，也会时不时地对那时的、那种的思想纯粹，以及社会的安定，流露出羡慕的小表情。

“解放后对教育始终是极为重视的，而且那时的教育是全民的、公平的。在那个时代，没有孩子会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

“社员、老百姓家里办事摆酒席，坐上席的一定是生产队小学校的老师”。

“办学方针和结果好坏先不下结论，留给后人去评判”。

“先生或老师这个职业自古以来都是极为受人尊重的，对还没有改造好和拒绝改造的旧式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改造是有序的、温和的、潮流的”。

老知青们快人快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的话也算是中肯的。从经历过不少挫折的知青人嘴里道出这些话，我也是吃惊的。他们的理性和平和，让人们喜欢他们。

前几十年的小学毕业生，几乎人人会拧螺丝、打算盘、育秧施肥和写毛笔字、写记叙文和日记，甚至会包扎伤口和扣扳机开枪。再看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即使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也不一定会有这些类似的实操技能。以前的教育怎么样、为谁培养和培养出什么人，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楼子坝劳动学校到楼子坝劳动大学，再到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师生们给深山老林的农垦场、林场，以及周边生产大队，带去了在当地还算是时新的文艺、体育和医疗卫生，以及其他科技和信息，对带动林区发展、科技种养殖，以及农民观念更新等，起到独特的作用。共大学员的到来，原始的林区有了时常有、天天有的欢声笑语，并响彻云霄。

汀州共大的学员也闹过情绪，但始终是理性和理智的，没有过激的行为。上山下乡和知青运动结束后，各地快速落实知青返城和就业就学的政策，但春风难度“共大”的雁门关。从办校办学，到入学停学和分配到各场站变身插队的知青，这都是历史造成，也都始终有正式文件的，不是共大学员自己能够左右。于是面对不平和地方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选出了胆子大的若干位同学作代表，前往福州找省委领导反映问题和提诉求，但没有结果。

直到1984年，省里专门以401、402、403、404号四份文件，分别下发给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的福州、莆田、漳州、长汀这四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给共大学员落实了政策。是年11月，汀州共大中专班及大专班的学员均拿到了补颁的全日制中专文凭或大学专科文凭，共大全体学员也自入学报到的当月起计入革命工龄。在这年头，文凭是吃香的，而知青们正好30多岁，年富力强且赶上了“唯文凭论”的好年景，这也算得上是共大最后的辉煌了。

年轻时修理地球，中年时下岗和被社会修理，按理说这些老年人的怨气应不小。但恰恰相反，在采访、访谈及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是最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的，也是最拥护毛泽东思想、最维护毛主席的群体。尤其是对如何构建好知青文化交流平台，助力长汀加快发展，他们提出了有深度和温度，并可行的观点和解决方案，确实让人感动。

有的提出要结合方兴未艾的“大美汀州”文化旅游事业、如火如荼的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经济文化复兴等，通过修建知青文化广场或知青馆、纪念园，打造和丰富大美汀州新景点、新名片，促进和帮助“莲花湖生态公园”“宝珠峰文化长廊”等网红景点建设，丰富文化旅游资源，促进绿色发展，生态强县富民工作，助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发展理念的深化和巩固。

有的提出要多方面展示知青风貌，传承好和弘扬好艰苦奋斗、忠诚担当、爱国爱家等知青精神，更好地助推客家农耕文化、知青文化建设。也有的认为，要打好知青牌，架起知青感情桥梁、打造知青文化交流平台，要多与插队长汀的沿海城市返乡知青的联系，多与全国各地知青组织的联动，盘活知青的庞大资源，搭建招商平台，强化山海协作、招商引资，打造内引外联和山海协作的典范。

连日来，通过访谈（包括电话访谈），探寻汀州共大那段几乎被湮没了的历史，听共大学员如数家珍且生动地再现当年代如火如荼、豪情万丈的教学与实践的盛大场景，我细腻地感受到了汀州共大学员的情操、情怀，以及他们至今仍保有着的崇高革命信念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沉浸式的访谈，让我的体验是震撼的、多维度的，共大学员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事业无限的忠诚更让我动容。访谈告一段落，在辞行的巷道里，我内心只想说：经过广阔天地洗礼和广大贫农再教育的知青，他们的胸怀像田野一样宽敞，他们逝去的是青春岁月，留下的是青春故事和知青精神、共大精神。回望他们红火的知青岁月，以及青春在艰难困苦中绽放的芳华，不仅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共大学员，连同后生辈的我们也禁不住想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来源于工农并指导工农的真知识万岁！

历史不会重现，但历史也不容忘却。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往往轻易地忽视那些曾经深刻影响过我们的人和事。老知青、老共大的故事却如同醍醐灌顶，时刻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反思过去。我们现在的明媚，是因为有人先憔悴过。我相信，人们不会忘记这些积极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伟大号召，高举红旗听党话、跟党走的知青们。

那就让我们虔诚一回吧，沐浴更衣，向新中国最可爱的老知青、老共大学员，鞠躬敬礼！再鞠躬、再敬礼！

汀州共大人最美好、最难忘、最幸福的是1966年9月25号，汀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长汀县河田中学的部分同学代表长汀县革命人民群众到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在革命热情高涨、革命干劲冲天的那个年代，这是件多么光荣的事，这不仅是汀州共大人的骄傲，更是全县人民的骄傲。这也是汀州共大的高光时刻。

幸得文字架天桥，从此沟壑成通途。

同频向来多奢望，共振却因同一屋。

我们能在这里相遇和共情，感谢缘分、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