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主讲:方铭教授

乘风携酒

唐尧虞舜天下公，

秦皇汉武逞英雄。

江山社稷传薪火，

秉承传统盼复兴。

- - - -学员秦路川听课有感

2024年9月15日，在保定莲池书院举办第三十九讲“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主讲人:方铭教授。

方铭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分会会长，《中国楚辞学》主编。方铭教授深耕于先秦两汉经学、诸子、辞赋研究领域，著有《战国文学史论》《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战国诸子概论》《楚辞全注》《方铭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文集》《诗经：古义复原版》《秦汉时期的文人》《屈原暨楚辞研究》等著作20余种。

方铭教授以“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话题进行详细阐释。他将辨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中国文化之间的微妙差异，强调唯有那些承载并传承了中华道统精髓的文化，方能被界定为中国传统文化。方教授将引领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揭示其背后的思想脉络、价值体系与审美追求。（摘自主办方预告）

中国传统文化是传承道统的文化

引言，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同的概念。

让我说，除非学校强迫你去读《四大名著》，否则小学生根本不需要看这些文学著作。既浪费时间，又没有什么好处。20世纪引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之后，才认为小说是文学的主体。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把白话小说作为主要读物。如果这是中国的真正四大名著的话，六经的地位怎么算呀?《诗经》《楚辞》在传统文化上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四大名著。有人说，不读《红楼梦》不是中国人，那么这本书没有写出来之前，有没有中国人呢？这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的问题。

现在躺的是胡床，坐的是胡椅，跪拜的形式已经过时了。有人批评和尚居然用手机，现在通讯工具就是手机，原来和尚也写信，韩愈就和和尚通信。一切器物，都是形式。而传统文化，不是器物的问题，不是衣冠服装。有领导同志喜欢京剧，就和教育部说，让京剧进课堂。有人说书法很重要，让书法进课堂。现在重要的是把字写工整，而不是要学书法。这些，都是属于器的问题，而不是传统文化的核心。

我有个师兄，在百家讲坛做讲座，水平非常高。他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我说不对，儒释道法都是传统文化，多种多样。

这都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的问题。

现在包括学术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中国文化往往难以区分清楚。有人就说，书法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有一次我参加外交部组织的论坛，主讲黄梅戏非常成功，又讲又唱，他说黄梅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在座的同学们，你们要学习理科文科，英语计算机，又要学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太多了，谁也学不过来。这就是没有抓住根本问题，对传统文化的概念没有了解清楚。

我们要首先了解，什么叫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传承道统的文化。

我们讲中国文化，应该包括“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20世纪的中国文化”，其时间的长度和地域的宽度可以无限延长，其内容可以涉及到各个方面，有道有器，有粗有精，有伪有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意而言，只应该是中国传承道统的文化，也就是那些传自轴心时代而体现人类文明方向的核心价值就，是载道的文化。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政统的传承有时而斩，但道统的传承却历久弥新。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严格限制在“载道”的区域，就要树立“道统之传”自于孔子这个基本常识。如果在孔子之外寻求道统，显然是舍本求末。

（本笔记未得主讲人审阅。由于讲座时间限制，根据课件提纲整理时，适当参考一下主讲人其他著作，不妥之处，致歉意。）

　　近些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互相对立的评价。事实上，之所以会发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矛盾认识，就是缘于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画了等号。因此，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时候，首先应该准确定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不同。“传统”本义所指政统传承的纯粹性和系统性，体现的是“传统”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既然以“传统”标榜，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定义或者具有无限包容性的，而是应该有明确所指的体现原初性、纯粹性和传承性的。

　　现代朝代是一个词，古代是两个词的复合。这些习俗都在变化。

朝，同姓，如秦始皇、秦二世。

代，异姓，如秦汉。

还有文章，文字，名字，也这样的。

“易姓为代，传统为朝”。自夏后启开辟废禅让而实行世袭制度，开始了“天下为家”的时代。“传统”一词，本义用于说明政统传承在纯粹性和系统性基础上的合法性，即在同一姓之间嫡系体系中的传承。

　　道、圣人和六经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也就是说，道由圣人书写在六经之中，圣人通过六经阐明道。如果六经不能体现道，六经就不能称为经典；如果六经没有经过圣人的整理，也就不可能体现道；圣人通过整理六经，把道体现在六经的文本之中。

　　“传统”的本意，指君主把权利传给血脉里的长子。

孔子之所以是圣人，因为他整理了六经。而六经，古人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韩国信奉孔孟之道，货币是印的是文化名人。中国文化和现代文化并不隔绝，货币上印袁世凯、孙中山和领袖及群众。

商鞅游说秦孝公，先说五帝天下为公之道，孝公不觉悟；然后说三王德治之道，孝公也无兴趣；商鞅改说春秋五霸之道，孝公以为善；商鞅明白孝公是个功利之徒，所以索性以等而下之的富国强兵之道投合孝公，因此得重用。而商鞅自己也知道，以富国强兵之道治国，必然没有办法达到三代的水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只有掌握了权利，才能实现自己“道”

的理想。谁能突破底线（也是一种创新）谁更接近成功。人们把《厚黑学》当作成功学，刘备脸皮厚，曹操心肠黑，他们都能成功。

仁义，就是爱人的原则，为了你好。为“义”而干准确的事。为“邪气”，才干坏事。

　　大侠见到兄弟打架，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帮忙。而真正正义的，就是先拉开双方，问清楚曲直缘由。

朋友干坏事，也要反对。而现实中，按人际关系的远近，确定支持谁。

孔子旗帜鲜明的指出处理方式。《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柯之死，不得其传焉”。汉以后的儒家都不是正统的了。

胡人为了获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才祭孔。

朱熹这样写他：“天不生仲尼，万古长于夜。

读书人掌握价值观，上奏书常常说:子曰。

　　孔子说“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 征收要轻，政府各项支出要节俭，事情要办，但不要超过财力可支撑的限度，量入以为出。“施”的意思，是上古“养民”举措的传承，是福利措施。主张:税不及十一。

比如明朝 增加了辽响，相当于爱国附加费，促使李自成造反。抗日战争时，国民党政府让人提前交爱国税。可见“苛政猛于虎”。

朱熹理学，想回归儒家。

《秦汉时期的文人》讲，秦实行分封制，以后权利都在君主手中了。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真实的法家思想，而非儒家思想。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法”，至于推崇什么，一切都要以统治者的利益为重。

经典的流传有几种方式，当然书籍是最主要的，有的是文人背过了，口口相传，得以存世。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要让没有能力的人，也有生存的空间，才不至于挺而走险干坏事。

　　尧舜禹时期是禅让制。夏后启即位后，结束了近年考古学界有人提到的“古国”时代，而建立了以地方自治为特点的“方国”时代。夏后启取代乃父夏禹，开始了父死子继的世袭制，以“天下为公”变“天下为家”，是上古社会的一次大变革，这次的变革的后果，到了辛亥革命胜利，才被终结。这次变革对官制设置和官员的影响，都是不难想象的。

五“帝”是有“道”时期，是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制度的“大同”时代，领导人的遴选采用“选贤授能”的“禅让制”，领导人的责任是保证社会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夏禹之子取后益而代之，开始了以“天下为家”为基本制度的“小康”社会，贯彻“德治”原则，代表性的时代是夏、商、周三王时代，领导人的任用采用世袭制，社会的公平公正被颠覆。“小康”相对于“大同”，是一种彻底的社会退化，因此，对于夏禹来说，或者对于终于“天下为公”观念的五帝时期的人民来说，夏后启时代的开始，就是夏禹“政衰”的开始。

应该说，周朝建立的是“天下为家”的体制，“天下为家”的体制决定了领导人的恶行和善举最终都是为了维护其统治，而与“天下为公”的一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目的不同，但是，周朝的文化传统显然继承了先周文化传统，希望在“天下为家”的体制下，能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正因此，《保训》之中，才强调遵从百姓之欲望，以及领导人自身的自律。先周文化和周文化本身，与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成果的核心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体现了人类普遍价值的观点。

利天下而弗利己，就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也可以以劳役代替。

　　西方国家的面包店，按时停业，有人想买也不买了，老板认为:赚到钱够我生活就可以了，其余的钱让大家赚。

唐人街的店普遍关门晚，营业时间长，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都想多多地赚钱。

道家没有情怀，看到老虎吃人也不会去救。认为群众比领导还幸福呢！

墨子兼爱，认为所有人应该平等的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强调个人的责任，义务。周代以后没有集体养老，变成宗族养老。培育有希望的年轻人，往往也是整合一个家族的力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别人如同爱自己，这就是“恕”。

忠，敬业。

　　均平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现在我们发展很快，但是贫富差距太大了。中国富人比外国百年企业的家族还富有，因为外国有遗产税、房产税等等，中国只有工资的所得税。

好多中国人靠出租就能生活得非常好，这对社会的公平有严重影响。对一个人来说，无论如何，有资产的时候，有要保持劳动的本色。

即使生活遇到了大的挫折，也要有勇于作一个乞丐的勇气。

　　齐国怕鲁国有孔子会使鲁国强大，会对齐不利。就想办法促使孔子离开了鲁国。而孔子想的是愿意天下人都好。

今天中国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愿意全世界都好。比如向非洲投资，先让非洲人挣到钱。

　　佛教在中国的盛行影响极大，让道德水准严重下降。无论升官发财，治病生子，都可以靠捐香火钱解决问题，到哪里谈公平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从始至终行善积德的人来说，也不是一种公平。

而儒家推崇备至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经越来越少了。全国无数的庙里都香火鼎盛，但是孔庙又有几座呢？只有日本、韩国孔庙比较多。

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如果孔庙能修到阿拉伯，才是中国文化的成功传播。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过好日子，而是保持社会的公平。

所谓“中华文化立场”,就是按照中国人的价值观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人的价值观,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也就是孔子构建的以唐尧虞舜的“大同”时代“天下为公”为终极目标的价值体系。中国人在构建“大同”和“天下为公”的价值体系时,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体系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影响。即使是孔子认为后退了一大步的夏、商、周三代的“德治”文化,也是中国人独立形成的。虽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多少机会实践“大同”和“天下为公”以及“德治”价值体系,但却一直是中国人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这个终极目标在今天不但不过时,而且更加具有普遍性和迫切性

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传承道统”的中国文化,即孔孟之道或者仁义之道,其核心是“天下为公”。同时,我也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这应该是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的根基。我们提出“中华文化立场”,就是坚信中华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