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画鄠邑《诗经》地理山魂水韵风雅颂

人文秦岭

作者: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秦岭人文保护研究基地主任曹云海

题记：谨以此文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华诞。预祝第五届华夏姬姓文化暨周公思想文化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哲人云：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不知古，不足以言道；不知古，不足以开未来。余谨记横渠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挖掘历史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继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不负期许，无愧于时代，哲人云：“超越前辈，成就自己；扶持后辈，创造未来。”在此愿为中国诗史都邑：诗画鄠邑“中国经典南山诗经河”，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贡献力量。

　　有典籍才有中国，有文物才有底蕴。山水寄雅韵，人文越千年。试问鄠邑有多年轻？上下五千年！这里有中国《诗经》地理“经典南山诗经河”，山川浑厚而壮美，沣、涝二水蜿蜒柔美而钟灵毓秀，生民得山川之气，质重而矜气节；古之水乡泽国“雎国䢸邑”，《诗经•关雎》“在河之洲”之地，灵泉通渼陂，《尚书》谓之甘泽、《诗•振鹭》谓之西雍，是中国古代高校学宫的摇篮。汉《赋》谓之西陂、诗唐谓之渼陂也，这里是《诗经》地理的“黄金矿脉和高光地带。”

诗画鄠邑若梦里江南，元圣、辞圣、赋圣、诗仙、诗圣咸集或叩问之地，诗韵毓秀而文达，文脉千年不绝，皆文明的史征也。

山青水秀，风物宜人，物宝天华，人杰地灵，自古就为关中佳胜之地，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是典籍里中国的中国。诗画鄠邑有40多项历史史实，与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史存在大关系，可以冠以中国之名，堪称“中国之最”。

《诗经》：“节彼南山，维石岩岩。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天保》九如，日升月恒，寿比南山，万寿无疆⋯这些皆是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意义的重要产物。

战国晚期赵国人游历考察鄠邑南山，赞之曰：“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其对鄠邑南山物产的生动写照。

《汉书•地理志》有云：“雍州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

晋代潘岳曰：“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唐太宗李世民也有不少歌颂祖国山川的诗篇，如《望终南山》，生动地描写了终南山的高耸穿天及层峦叠嶂的壮丽。诗曰：“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出红扶岭日，入翠贮岩烟。叠松朝若夜，复岫阙疑全。对此恬千虚，无劳访九仙。”诗仙李白《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诗云：“出门见南山，引领意元限。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地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瓛（yan）。”唐代苏珽诗句：“翠辇红旗出帝京，长杨鄠杜昔知名。”

陆游《年光》诗云：“无赖年光逐水流，人间随处送悠悠。千帆落浦湘天晚。孤笛吟风鄠县秋。小市莺花时痛饮，故宫禾黍亦闲愁。久留只恐惊凡目，又向西凉上酒楼。”

清代理学名儒鄠邑人王豐川诗云：“碧溪通东溟。千山一茅亭。君伴青山住，青山为尔青。”“豐之山，云飞扬；豐之壤，厥田良。面山望云作圃场，春稻剥棗供高堂。供我高堂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豐之水，流悠扬；豐之俗，贻周王。南邻北舍无暴戕，友助亲睦美意长。美意长兮子孙良，无不足兮奚所望。豐之山，云飞扬；豐之水，流悠扬。结茅临水对山岗，合志同方诵虞唐。弹琴学道乐无疆，无不足矣奚所望。”

谁言寸草心，难报家国情。“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余自知学疏才浅，要写好诗画鄠邑《诗经》地理山魂水韵风雅颂，面对《诗经》地理文化要点繁杂，选材、取证难度大之实际困难，故在提炼主题、萃取题材中，力求以“最小的面积”去展现“最大量化的思想”。以山为魂，以水为脉，以物说史，以物证史，以文铸魂，读懂文物要义，解密文明密码，让文物及历史史实来说话，做到史实故事化，故事人物化；同时，力求在形式上，能象“文化航拍模式”那样，去全景式、立体式，多维度和独特文化视角，去展现和探究诗画鄠邑山川风貌和风土人情。做到不负青山绿水，不负生于斯，长于斯这充满神奇而富有文化魅力之文明沃土。去守鄠历史文脉，讲好诗画鄠邑中国故事，讲好“诗画鄠邑，品质新区”鄠邑人，那质重矜气节的人文精神风貌，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心若云，愿与您一起逸飞！谨以此文：一眼五千年，让您“秒懂”看尽中国诗史都邑山魂水韵風雅颂！

　　中国文化与自然山水息息相关，而黄河文化主要集中在三部经典 ：《诗经》《老子》和《史记》。经典南山，魅力无限。其峻极于天，发育万物。和合南北，泽被天下。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无不独领风骚，乃九州华章，华夏魂魄，其中国《诗经》地理“经典南山诗经河，山魂水韵风雅颂”之鸿篇巨制，堪称“天下最美的的教科书”，其美让人读之不尽，说也说不完。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风物长宜放眼量。你的放眼，就是世界文化遗产，而入其慧眼者，尽是诗情画意。

古都西安，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八水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而西周丰京是西安作为千年帝都最早的名字，其辉煌历史是从诗画鄠邑开始的。

秦汉皇家上林禁苑六水皆来自终南山，而这六水实为终南山三水，即灞、沣、涝。三水中鄠邑占籍二水，沣、涝左右襟带，逶迤绵延而汇入渭水。这里是中国《诗经》地理的“黄金矿脉和高光地带，”这“沣、涝二水夹一山”，即《诗经》地理“中华经典南山诗经河”。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顺应自然，以求生存，是人的天性；改造自然，以求发展，是人的特性。”

《诗经》曰：“节彼南山，维石岩岩。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高山仰止（之），景行行止（之）。”《天保》九如：“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止，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夙夜在公”，“万寿无疆”⋯⋯成语观林，月升月恒，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相关的诸多精神文化标识跃然纸上，其义项却是“昂头天外”，天下鲜有。

这山环水抱，其独待的山水环境，以及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必将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孕育出独具风骚的山水文化，而这也是在鄠邑大地上，上演众多历史戏剧的部分原因了。试问鄠邑有多年轻？上下五千年。鄠邑有40多项史实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存在大关系，读懂了鄠邑之历史，也就读懂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鄠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绕不过的地方。

“历史，沧桑巨变中的文化长廊。实物遗存，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见证。“人”即这个社会的主宰者，即人的文学和精英荟萃的人文精神画卷。”“情”，乃地域文化情感展示的窗口，是热爱我们伟大的国家，是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热爱我们可爱的家乡一种特殊的情感。何谓人文？义也！

“文物，是历史的第一见证者，文物中反映的历史现实，可与史书互证，甚或纠正史书。”“史学研究集于史料，没有史料则无史学。”有典籍才有中国，有文物才有底蕴。品读《诗经》地理经典南山“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亦恐非难事。

如何“秒懂”《诗经》元典要义，得用文物证据来说话，这样才能真正“活化”经典，让《诗经》艺术生命鲜活起来。笔者以物说史，以物证史，把文物证据引入《诗经》地理研究而渐入佳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尽艰辛，煞费心思，终于找到了“诗画鄠邑是中国诗史的都邑”其《诗经》地理的“黄金矿脉和高光地带”，自信其用文物来说话，当奠定《诗经》地理研究之基础，这在中国《诗经》2500多年的研究史上前所未有，开中国《诗经》地理研究之先河。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过：殷周之际，发生了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巨大变革。西周时期开始真正形成我们今天所谓“中华传统文化”许多基因和特点。审慎地清点和反思这此历史“遗产”本身，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对周人历史文化的继承。

余虽为草根人物，但位卑未敢忘忧国。十年家国十年心，此生无悔入华夏。传承中华经典文化，凝心聚力，为资政服务，当努力谱写好《诗经》地理文化精神谱系。

　 鄠邑《诗经》地理经典南山在国家祭祀史上的历史地位

《诗经》中有两处描述山之崔巍岩岩者，一曰：“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节彼南山，有实有猗。”一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足见鄠邑南山与山东泰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诗经》“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此处所指的是大禹开凿鄠邑南山栈道之事，它是上古中国交通史的重要史征。在今之鄠邑南山，有着中国秦岭点位分布最密集的古栈道群，其点位多达27处。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评价说：“栈道是与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齐名的土木工程。”此处“信”字，读音为“伸”之音。甸之，是治理的意思，而古人开凿栈道，何其美？其根本要义在于所彰显的人文精神是：“沟通、连接、延伸、开拓和发展。”

开凿栈道，施以“火烧水激”之法，而有“石灰”副产品的产生，而此“石灰”，就是困惑学界、考古界千年之“息壤”，我国宁夏贺兰山岩画发现者之一，文化学者、鄠邑人刘高明先生说“息壤即石灰”，其说可从。

鲧始作崇国城，奠中国城市文明之基。鲧筑城、修河堤，处理地基皆用到石灰，中国建筑史上最早的混凝土（三合土）盖是鲧的伟大发明及技术专利。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史记地名考》说：“息壤，秦邑。”

笔者进行《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为探究鄠邑南山与泉城济南多泉形成的地质条件，曾两次赴山东泰山、济南等地实地科学考察，现已查明两地多泉形成的地质条件，皆是石灰岩结构。又根据1987年《户县志•文物志》记载的丈八寺仰韶文化遗址出现的灰坑、灰洞、房基，窖穴等遗址。明代《增补鄠县志》所记载的古石灰洞遗址。清代潭峪沟禁烧石灰警示碑等综合研判，确定钱穆先生《史记地名考》中的“息壤：秦邑”之地，当在今鄠邑区南山石井一带。

寻古中国：山东泰山与鄠邑南山地城文化比较学研究

1、《诗经》典籍记载：山东泰山《诗经》记载：“泰山岩岩，鲁邦所詹。”鄠邑南山《诗经》记载：“节彼南山，维石岩岩。”“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天保》九如：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寿比南山，万寿无疆。⋯⋯

2、史前文明文化类型：泰山属大汶口文化：距今6000多年。鄠邑属于仰韶文化，距今7000多年。

3、泉城济南与鄠邑南山多泉形成的地质条件：其成因皆是石灰岩结构。

4、海陆位置：山东近海。鄠邑地处内陆，史称：“鄠杜陆海，九州膏腴之地。”

5、地理位置：济南：泉城。南为泰山支脉千佛山，中为大明湖，北临黄河。鄠邑：中国诗史都邑。南为祖脉秦岭《诗经》地理南山，中为渼陂湖，北临渭河。

6、泰山桃花峪彩石溪与《诗经》地理南山曲峪金龙峡岩石纹理比较学研究：

泰山彩石溪斑驳纹路脉络浑厚而壮美，而鄠邑南山曲峪金龙峡石龙石画更是自然遗产的极致绝品。其贵在逸情而不可思议，岩石上多呈现着“龙”的形象，如惊龙飞天、蛟龙翻腾、轩辕黄帝龙驭图，自然遗产文字石如“人文”、“维福”，诸多具有我们华夏民族精神文化信仰诸特征性的东西，敬畏之情自然溢于言表，其石品地位显而易见，是值得推尊的。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序文》中有云：“铭文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夫彝铭之可贵在足以征史。考证中用诸多史料对铭文中记载史实加以旁证。”

鄠邑在清末曾出土有一件商代青铜器乙亥方鼎（亦称：尹光方鼎或逦方鼎），《殷周金文集成》2709。《流散欧美有铭青铜器辑录》64。初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苏州人吴大澂先生收藏，其后几经易手流失海外，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著《不断裂的文明史》中云：“逦方鼎•商：大英博物馆藏。又称“尹光方鼎”。长方体，窄沿方唇，口沿上一对立耳，四隅各有一道扉棱，平底四柱足。四壁的上部饰云雷纹填地的一头双身龙纹，龙身屈曲处填以圆涡纹，四壁的左右和下部各饰三排乳钉纹，足上部饰浮雕兽面。”

笔者格物致知，通过辨识和考证诸多与鄠邑史实相关的的青铜器铭文及资料，再进行《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后，而得出以下观点：

鄠邑区钟楼博物馆现存的商代父丁簋与乙亥方鼎，二者属于相互配套之物。乙亥方鼎纹饰中“一头双身龙纹”，其所寓意指代的是鄠邑南山自然地理山水环境特征。“一头”指的是鄠邑南山最高峰光头山（冰晶顶），海拔3015.1米，是“祖脉秦岭之祖山，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里最大的靠山。”一岭分南北，江河万古流。其南为长江水系，其北为黄河水系。这里《诗经》地理中的“经典南山”，是《诗经》地理中“诗经河”沣河和涝峪河的发源地。

1982年笔者曾游历南京，或许是天意有意而为之，在书店偶遇《汉书•郊祀志》之载：“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地位至尊，人神共仰。然《汉书•地理志》此条却因误记别处而成为错简，以至淹没近二千年而未知，实乃天大的憾事，当改！

1993年笔者曾参与西安电视台在鄠邑涝峪静峪拍摄立体风光片《静峪山庄》（今西安朱雀国家森林公园的前身）工作，在景点踏查拍摄时，惊奇地发现此光头山（冰晶顶）这一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初识其形象为“天然仰面群山卧佛”，东西绵延达10公里，蔚为壮观。1994年10月，曾以“朱雀有奇景，深山藏卧佛”图片新闻发表于《户县报》。之后研读《诗经》地理，余将其命名为祖脉秦岭之祖山：“中华天帝五床山。”

一座中华天帝五床山，半部中国史。《汉书》曰：“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七条水量相对较小的河流，虽地位不如大山川，因近“天子之都”咸阳，祭祀规格得与名山大川比肩，仅无尝禾、醪祭之加礼。《汉书•郊祀志》所载鄠县五床山，当有“帝山之祖”之美誉，因为这里是华夏族远古先民活动的重要场所。

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尧帝封崇伯鲧于崇，今鄠邑之地。鲧始作城，奠中华城市文明之基。笔者根据鄠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鱼纹彩陶片、红陶纺轮、红陶网坠子，周原甲骨第15片“虫伯”之载。虫🐛者，蚕也。虫伯，即崇国的国君。《史记•五帝本纪》：“四岳举鲧治鸿水”之载，而知水性者莫如渔夫鲧，此也是四岳举鲧治水之理由，由此可知，鲧字是渔猎文化和中国丝绸文明的美丽化身。

《史记》：“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ji）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史记•太史公自序》：“维禹之功，九州攸同。”文中尧说鲧“负命毁族”，就是“不听话”的意思。舜帝为尧帝之女婿。

鲧生禹，禹承父志继续治水，据传今鄠邑涝店三过村，乃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地方，村东原有禹王庙，清康熙《鄠县志》载三过村在鄠县北二十里。《关中胜迹图》、清乾隆《鄠县志》、民国《重修鄠县志》均以此处为“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处。《诗》载：“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是中国上古水利史。《诗》：“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是中国上古交通史。

鲧作城，诸侯有狡心，禹“坏城平池”，成语故事“化干戈为玉帛”源于此。禹生启，有扈氏为启的同姓庶兄也。启嗣立，是为夏朝，废“公天下”的禅让制而为“家天下”的世袭制，却遭到九农正有扈氏的攻击，《尚书•甘誓》所载“甘之大战”发生地就在今鄠邑，成语“飞扬跋扈”源于此。《甘誓》是夏启发动这场战争的总动员令，其讨伐檄文措词严厉，全文仅有88个字符。“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行天之罚”是其关键词。这场战争结果，启胜有扈氏败。史学家评价：“有扈氏败，标志着‘大同社会’的结束；启胜标志着历史已过渡到‘小康社会’，因而其历史意义具有划时代的性质。”

《甘誓》是现存最早带有军法性质的文献。“五行”一词始见于文献。《淮南子•齐俗训》还以赞赏的语气写道：“有扈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

诗画鄠邑是诗史《诗经•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之地，文王伐崇而颁布《伐崇令》，从而诞生人类第一部环境保护法令。文王郊祭史实始见于《诗经•大雅•棫朴》，鄠邑区渭丰定舟村出土的文王伐崇“旅乍（作）中”陶鼎（香炉），见证文王伐崇，“择中建都而鼎立中国”这一重大历史史实。

鄠邑秦渡镇的周丰宫瓦当，是周人的“国徽”图案，是美术里的“中国”，是“中国”一词的代名词。图案上“四灵”代四方，中为树木交柯之形的丰字，寓意“四方之中为中国，中国之中为丰宫。”此二器堪称：“国宝中的绝代双骄，是国宝中的国宝。”其“旅作中国”早于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宅兹中国”之载，始知何尊外，更有至尊宝。

1988年鄠邑涝河西岸东伦公村出土的著名青铜铭文戈，见证周武王伐纣之后，“胜殷遏刘、偃武修文、止戈为武、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化干戈为玉帛”之重大历史史实，一戈“飞”出五成语，天下稀见鲜有。

以上史实，皆是中国诗史的“天花板”也。经典南山，魅力无限。《诗》载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川之方至，如南山之寿，万寿无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诸如这些皆是中华民族精神意义上的标识。正如杜甫诗云：“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无论从自然景观天帝山，还是人文精神意义的《诗经》经典南山、《汉书》地理的五床山。无不独领风骚，风华绝代。名副其实的中华天帝五床山，放之四海皆为准。

考古调查得知：中华天帝五床山，《汉书•郊祀志》谓之五床山，其并非山顶平若床而得名。其核心部分，在今鄠邑涝峪河与太平峪河之间。山以形胜，空中俯瞰，若人之手掌向北五指分出，又如“花蒂之形。”“花蒂”部分面积约125平方公里。郭家山乾固梁以南，涝河与太平河中间南北走向分水岭山脊大梁，向南延伸至光头山冰晶顶（海拔3015.1米），其山脊梁走势若“花蒂之茎”，光头山冰晶顶秦岭东西主梁为“山之根”，即“花蒂之根”。两侧山脉：西侧为甘峪，东侧为紫阁峪和高冠峪，分别若如“花蒂之绿叶”。花蒂为植物之本根。蒂通帝，帝字在商周时期甲骨文是花蒂之象形，帝是人的种族繁衍的本根。寓意生殖以及被拱卫的核心。而牀（床）字，最早始见于一期甲骨文，属于殷商人侧视造字法形成的文字。西周人则用于散点透视法造其字。金文族徽标识中，“子”多通尸，尸通祀，寓意喜得贵子，有望子孙繁衍生息之意，而长孙的添置，以备将来承袭家族大权传宗接代。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曾说过：“文字是语言之表象”。对于金文族徽“析子孙”的解读。笔者认为其类同于今天人们托起孩子，所云“托起明天的太阳”的情感手势。九华山居其“花蕊”之中，栗峪、皂峪、檀峪、曲峪、黄柏峪等五山梁，其分别对应周围九水，山环水抱，气势磅礴，云龙泰势，有九州之华，华夏魂魄之意，奠定其九五之尊的历史地位。

乙亥方鼎“双身龙纹”，分别指代的是今之涝河和沣河的河流形象。即《诗经》中的潦（lao）水和丰水。古人逐水而居，文明相伴而生，龙身这一艺术形象和文化元素，所代表的是河流形象。因为水是生命之源，龙喜就水就是这个缘故。

“㲋”这一野生动外观特征为“兔头、鹿蹄”，即林麝。泉字见于青铜铭文，而鄠邑多泉形成的地质条件为石灰岩结构，可知在地域上存在必然联系。《礼记•明堂位》：“崇鼎天子之器也。”崇者，指古崇国，今鄠邑之境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崇国鼎是天子的礼器也。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图书《奉元州县之图》图例标注中有古崇国地名，在其鄠邑境内可证。由此可知，乙亥方鼎（逦方鼎）即《礼记•明堂位》所载崇国鼎，天子之礼器也。

《诗经》地理南山探索新发现：中华天帝五床山在鄠邑南山发现！

🐉《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点对点、零距离”：

“寿比南山”中的南山究竟是指那座山？

中国文化与自然山水息息相关，而《诗经》是一幅包罗万千气象、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南山象征长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中国特色。“寿比南山”、“如南山之寿”、“万寿无疆”，它是中国文学里典型的文学意象，而这里的南山是实实在在的具象物，是和《诗经》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的自然界中的山岳客体实物。并非中国清代著名学者、经学家、考据学家阎若璩，在《四书释地•南山》中所云：“诗咏南山不必尽有指实”之说。

“史学研究积于史料，没有史料则无史学。”一种证据代表着一种史实，用文物证据来说话，当是答疑解惑，澄清史实的关键和根本原则。

南山之名最早见于周朝大臣祝颂君主之诗《诗经•小雅•天保》中，“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这句话的意思是歌颂和祝福君主：好比上弦的月亮，犹如初升的太阳，恰似南山之寿，不会崩塌陷落。此《诗》又曰：“君曰卜尔，万寿无疆。”这句话的意思是：先祖传话“祝愿你，寿无止境万年长。”《毛诗序》说：“《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周克商以后，周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的政权是受命于天，“胜殷遏刘”，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他们“畏天之威”，敬天之命”，“止戈为武”，“偃武修文”“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鄠邑东伦公村出土的西周青铜铭戈，一戈“飞出”《武成》语，当是史实的最有力证据。（见图例）

西周奉行德政，以安抚百姓，国家日益安定。这时便产生歌颂上天、歌颂君主的诗歌。诗中反复吟咏“天保定尔”，热情歌颂上天降福赐禄，表达对君主的忠心和对上天的虔城，这反映周人的天命观。此诗一个奇妙之处，为了歌功颂徳，竟连用了九个“如”字：“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用来歌颂和祝福君主，可见诗人想象力的丰富。后来“天保九如”就成为祝颂之词。（王秀梅《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

有人以《诗经•天保》为由头，说“这里的南山，没有说是那座山”为由，又以古典文献《周礼•职方氏》记载来看，认为“寿比南山”中的南山应为南岳衡山，这在古文献中“有较充分的根据”，如《周礼•职方氏》：“南岳之镇曰衡，以其分当翼轸、光明辅紫辰，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长育之功。”轸星为二十八宿星座之一，南官朱鸟有七宿，轸星就是最尾部的一个星座。这个星座有四颗星，其中最小的是长沙星。此星在轸星中主寿命，预示子孙昌盛。秦代衡山属长沙郡，汉时属长沙国，与天上的长沙星相对应，就是当今的南岳衡山。因而古代把南岳衡山作为长寿之山。如《春秋元命苞》、《开元占经》、《春秋感精符》、《费直周易》、《唐书天文志》等古代典籍，都把南岳衡山称为“寿岳”。

又以道教皇帝宋徽宗曾经登临南岳，在金简峰黄帝岩上留下“寿岳”两个石刻大字，其后名声传扬开来，清代康熙四十七年（1708）重修南岳庙碑、御制碑文句首句即为：“南岳为天南巨镇，上应北斗七衡，亦名寿现。主灵长禄位，绵福祚于子孙，载在星经，由来尚已。”雍正十年（1723）上谕第一句也是“南岳为皇上主寿之山”，由此可见南岳衡山是主寿之山，上应天象。下佑黎民，古人认为“斯文为祈寿之域”，所以南岳衡山应为“寿比南山”中的南山。（资料来源：釆自山齐，本名曹善起《文史知识趣问趣谈》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1月北京第1版第215～216页），

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曹云海先生，在此以文物证据来说话，进行质证答疑解惑如下：

周宣王在鄠邑南山下承传先祖大业，建宗庙宫殿，《诗经•小雅•斯干》载其事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这里的南山指鄠（户）邑南山。清澈的溪流，幽静的南山，苍翠的绿竹，茂盛的青松是“筑室百堵”地域环境特色，“西南其户”，有人将此译作“门户向西或向南”不妥当，这里户字为地名专词，说的京师镐京西南鄠邑。宝鸡中国青铜博物院有商代户彝实物收藏，此物铭文独有一字为“户”，是鄠邑地名专用名词。“爰居爰处，爰笑爱语”，这是宗室宫殿建筑地域人居环境的真实写照，居往稳定又安全，有说有笑合家欢。《诗》：“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之句，此是《诗经》中有关鄠邑南山和人居环境最早、最美，充满意蕴的广告词。有1977～1978年在圭峰山下左右两侧出土的西周宣王时青铜盨和32字铭文大簋盖实物为证，其与《诗经•小雅•斯干》《诗经•小雅•六月》诗史相合。实地考古调查可知其西周时宫殿遗址，可能与隋太平宫遗址重合同为一处。西周宫殿是隋太平宫宫殿遗址的前身。此案例也是将文物引入《诗经》地理研究论证，实现文物活化“点对点”、“零距离”的典型例证。

鄠邑南山《诗经》地理考古调查“点对点”、“零距离”又一实证：鄠邑南山四涧沟，皂峪、直峪、栗峪、马峪之水，皆流入潦（lao）水，今涝河。其与《诗•召南•釆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彼行潦（lao）”地理关系一一对应。又与《诗•召南•采蘩》：“于以釆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地理关系一一对应，又与《诗•召南•草虫》“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在地理关系上构成一一对应关系。“公侯之宫”指鄠邑栗峪口村秦甘泉宫遗址，此宫是秦承周制，汉继秦业的产物也。此处出土的草花纹、云纹瓦当和宫殿踏步空心砖即是明证。（见图例）

《周礼•职方氏》有关衡山原文如下：“3.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瞢，其川江、汉，其浸颖、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而曹善起先生文中引用所谓《周礼•职方氏》的原文有失实之处，其“南岳之镇曰衡，以其分当翼轸、光辅紫辰，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长育之功”之句，在《周礼•职方氏》原文中根本找不到出处。而“星分翼轸（zhen）”，却出自初唐著名文学家王勃《滕王阁序》“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序文之句。该证据证明不了“寿比南山”的南山与南岳衡山之间存在有直接或间接依存关系。因缺乏“史源”根据，故不足以为据。

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实证性科学，史源学则是一门寻考史料来源的学问，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生认为，研究史著，应该认真寻考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以考察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是否充分。他常说：“史源不清，浊流靡己。”并强调“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必须“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达到“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可以说，史源学是他在长期治史和教学中总结出来的一门学科，是中国20世纪历史学研究的一大创新。

如果缺乏“史源”，而代之以后人撰述，甚至今人论著，谬矣。

中华天帝五床山云海

紫阁烟云：唐诗地理中的玉宇琼阁

宋代大儒程灏眼中的林谷（太平峪）：“自入太平峪，山水益奇绝，殆非人境。”

圭峰烟云：

中华文明新地标：西安国家版本馆“天人合一”的中和之美。

中华经典《诗经》地理中的“诗经河”古丰水，今沣河。

中华经典《诗经》地理中的“诗经河”古潦（lao）水，今涝河。

渭水

🐉汉字里的中国：鲧字是渔猎文化和中国丝绸文明的美丽化身。

🐉诗史中国诗史还原：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经•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今文尚书•周书•立政》：“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立政》，《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为周公所作。此说大致可信。《立政》，也是周公对成王的诰辞。孔安国说：“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急，故以君臣立政为戒也。”司马迁说：“成王败寇在丰，天下已安，⋯⋯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这些说法和本文的内容大体吻合，这就是说本文作于周公还政成王之后。

2002年在海外文物市场发现，现藏保利艺术博物馆？《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有著录。铭文有：“天令（命）禹口（敷）土，口（墮）山、口（濬）川”之载。禹，人名。鲧之子。又称大禹、夏禹、戎禹。

凡国栋先生《金文读本》：“禹与其治水的传说见于燹公盨，更确切地证明了禹其人其事盛传了于西周。待别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并非出于战国秦汉时人的臆造，而是有一定的依据。”

陈梦家先生：“盨：只在西周晚期使用，随后便消失，所以器形不多，而且且各型之间区别大概，很难划分出其亚型。”

曹云海研究员据此判断燹公盨有可能是西周宣王时器物。

　 🐉《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零距离、点对点”：

1、《诗经•车辖》：“依彼平林，有集维鷮（jiao）。陟彼高岗，析其柞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成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源于此。“史圣”司马迁曾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语评价孔子。今考证车辖地名实际存在，其为《诗经•车辖》诗作地，在今鄠邑区南山石井蔡家坡村将军山西侧有其地名，《鄠县志》为石门山，地图标注为“大车峡”，今坊间百姓俗称大石峡。将诗作所描写的自然环境“依彼山平林，有集有鷮，陟彼高岗，析其柞薪”与此地自然环境进行比较，二者是相符的。

2、《诗经•天保》中有天保九如：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这些出自诗经之语，皆有着中华民族精神标识之意义。

3、《诗经•蓼莪》：“南山烈烈，飘风发发。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成语“飘风自南”源于此。

4、《诗经•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殷其雷，在南山之下。”

5、《诗经•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何有？有纪有堂。《诗•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经典南山，诗韵终南，一草一木总关情。

6、《诗经•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三国时期的曹操，曾把此诗的前四句直接引用在他的《短歌行》中，以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情。及至唐、宋时期，科举考试后举行的宴会上，也歌唱《鹿鸣》之章。称为“鹿鸣宴”，可见此诗影响之深远。“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成语“德音孔昭”源于此。

7、《诗•鹤鸣》“乐彼之园，爰有树檀。”有人认为这是描写小园风光的，可以作为中国最早的田园诗去看待。如陈子展（1898～1990）先生著《诗经直解》说：“《鹤鸣》似是一篇《小园赋》，为后世田园山水一派诗之滥觞。”其说可从。

《诗经•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成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源于此。

青檀，又名檀皮、翼朴、青藤，榆科青檀属，一属一种，为我国特产。人们谓之“中华瑰宝”，贵在其皮。自唐代以来为“千年寿纸”宣纸的重要原料。我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曾说过：“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以表达艺术的妙味。”对宣纸给予了崇高的评价。诗中“其下维榖（gu）中的“榖”:楮树（构树）其果实叫楮实子（楮桃），树皮也可以造纸，

檀峪，因青檀树而得名，其贵在其皮。唐《十道志》曰：“檀谷水长乐渠之上流也，源出终南山檀谷”，曹云海研究员考证：这是唐代利用自然河流檀谷河之水和人工运河长乐渠，漕运宣纸原料青檀皮和野生猕猴桃枝汁，其汁可以调制纸浆。檀谷，清代同治七年（1868）刊印毛凤枝《南山谷口考》中为大渠谷。清咸丰年间所立“禁止潭峪沟永不得烧白灰”，这通乡规民约警示碑也很著名，主要是保护秦岭生态。檀树其木质较为坚硬，以作战车。武王伐纣时，《诗•大明》曰：“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Si-yuan）彭彭。”

8、《诗经•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9、《诗经•国风•召南•草虫》：“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文章饭也，诗者美酒也。”“中国，是诗的国度；鄠邑，是诗歌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都邑。”守鄠历史文脉，讲好诗画鄠邑中国故事。

奇哉美哉首阳山，位于今西安市鄠邑区西南甘峪与周至县耿峪交界处，海拔2720米。是中国历史上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经典传奇故事发生地。

《史记•伯夷列传》载商朝伯夷和叔齐阻拦周武王大军伐商未果，遂南行入鄠邑南山山中采薇菜、蕨菜而食，“义不食周粟”。每天清晨迎受第一束朝阳，叹之曰：“奇哉美哉首阳山。”首阳山因此而得名。饥饿且死，作《采薇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首阳山。

这首《采薇歌》歌的意思是说：登上那个西山啊，采野菜聊以充饥。以凶暴取代凶暴而灭商的周武王，分不清是和非。神农、虞夏古代的圣君转瞬即逝啊，我要去的乐土又在哪里？多么可悲啊，即将身赴黄泉，看来是我们命中注定的悲剧啊！最后伯夷和叔齐一同饿死在首阳山。 成语故事“不食周粟”源于此。

伯夷和叔齐在首阳山饿死后，儒家尊二人为圣贤，道家尊二人为太白神和二太白神。首阳山在历史上曾庙宇林立，文化积淀深厚，留下许多美丽传说。

山水寄雅韵，人文越千年。《诗•车辖》曰“高山仰止 （之），景行行止（之），余敬仰夏有崇氏禹父崇伯鲧、有扈氏及商周时期伯夷、叔齐之事迹，阅读经典南山而成语观林，见《淮南子》中曾以赞赏的语气评价曰：“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宜。”而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更是“知义而不知宜”啊！人文（义）与历史（宜）的律之背反，何等深沉！余之心感慨良多，采薇采薇，忧心烈烈。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薇菜蕨菜，中华经典南山义草也。

　　10、《诗经•采绿》：“终朝采蓝，不盈一襜（chen）。”采蓝即采摘蓼蓝，也叫靛蓝。一年生草本植物，其叶经过发酵后，可以提取深蓝色的有机染料靛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整个早上采蓝草，一衣兜也没釆满。”战国晚期赵国人荀子，名况在咸阳城南鄠邑南山实地考察后，在其《荀子•强国篇》中说：“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在其《劝学篇》中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句富有哲理的名言，被后世进而演化为成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荀子正是从鄠邑当时的印染生产工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动的阐发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说明世界万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利用草木植物印染布匹技术，是古代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

《诗经•小雅•鹤鸣》：“乐彼之园，爰有树檀。”

🐉《诗经》地理中的中国蔬菜场圃文明史探微

我国人工种植瓜果蔬菜的历史，约有七千多年的历史。西安半坡人是我国最早种植蔬菜的人。这里发现了六、七千年前的白菜籽和芥菜籽，即是例证。到了商周时期，已得到不断发展。当时不仅有长年固定的菜圃，还有季节性的菜田。《诗经•国风•豳风•七月》就有：“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这里筑场圃，就是“筑场于圃”。也就是说秋收时所用的打谷场，在春、夏之际是被用来种瓜菜的园地。民谚有云：“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就是这一场景的真实写照。但从《诗经》《周礼》等典籍中可以看出，野菜、野果在人们的食材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诗经•草虫》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诗经•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诗经•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诗经•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诗经•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厥，俗称拳菜。薇，俗称野豌豆苗。蘩，俗称白蒿。荇菜等都是野菜。《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中，现已查明《诗经•国风》中的《关雎》《采蘩》《草虫》《采蘋》等诗作地，皆与鄠邑存在大关系，这里是中国历史上，元圣周公、辞圣屈原、赋圣司马相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乐天、“二程”程颢和程颐、坡仙苏轼、元季耶律楚材、明代“前七子”鄠邑人王九思、清代理学名儒鄠邑人王丰川、清代诗坛巨匠山东人王士祯（王渔洋）仰慕之地，斯水在兹焉；诗史中国，鄠邑涝渼之地，是中国《诗经》地理文化的“黄金矿脉和高光地带。”1957年鄠邑甘河坳（方言中不读ao音，而读niao音）子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秦汉上林苑“禁圃”文字瓦当，是国家层面管理蔬菜花卉苗木的官署机构，是中国蔬菜苗圃农业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方言中用袅（niao）音，曹云海研究员认为乃是本意表达草木果蔬茂盛袅娜多姿之状。

🐉格物致知•史诗还原：周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

周文王，又称周侯、西伯、姬伯，周原甲骨文作周方伯。姬姓，名昌。季历之子，武王之父。原为商朝的诸侯，三公之封西伯。能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太颠、闳夭（hong-yao）、散宜生、鬻（yu）子、辛甲大夫等人皆先后投奔。商王暴虐，作炮烙之刑，醢（hai）九侯，脯鄂侯，他知而叹息，被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经闳夭等人赂纣得释，献洛西之地，请纣废炮烙之刑。归周后，评断虞（今山西平陆北）、芮（今山西省芮城）两国争讼，得诸侯拥护，于是伐犬戎、密须（今甘肃灵台西），灭崇国（今陕西西安市鄠邑城北），建立丰邑（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秦渡街道办事处丰盛堡村），迁都居之；进而伐邘（yu）国（今天河南焦作西南），灭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诸侯归者日众“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在位五十年。《逸周书•大匡篇》载：“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孔晁注：“程，地名，在岐州左右。”程一作毕程，《孟子•离娄下》云：“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程。毕程，周文王曾建都于此。今陕西咸阳东二十一里。《汉书•地理志》右扶风安陵，颜注：“阚驷以为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阳东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正义引）即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汉惠帝安陵东北、汉高祖长陵以西十里。《续汉书•郡国志》：“雒阳有上程聚”，颜注：“古程国。”此说不确。

《文王伐崇，旅作（作）中陶鼎在鄠邑被发现》

2013年7月13日，在西安市鄠邑区渭丰定舟（周）村村东田地里，一村民曾拣得一件陶制品，因为”长相一般而视而不见，百姓也没有把它当回事”，这一器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2020年曹云海研究员，担纲主持开展《诗经》地理与乡村振兴文旅资源考古调查时，受李景宁先生之邀到该村进行文旅资源考察时，听闻此事，见到实物上有3个字，为“旅乍（作）中”，曹云海研究员释读其铭文后认为，此物与周文王伐崇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应是文王伐崇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文化遗存，这一文物的面世，无疑是有着重要历史意义，当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从《诗经•大雅•棫朴》诗作中得到验证，史诗相合。

西伯三年，周文王伐崇侯虎。（也有学者认为文王伐崇这一年为公元前1052年）曾亲自率领西六师大军，从岐山周原一带出发，主要是沿着渭水北岸一带东进，而其中有一支豳师泾河精锐之师，则从今陕西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头遗址一带出发，划着船，沿着泾河而下入渭水，又逆流而上，在鄠邑渭丰定舟村与西六师会师，周文王焚香祭拜天地卜辞旅乍（作）中，表达其“择中建都”，志在必得的政治愿望，并于此村南强渡渭水。（注：今人所见渭水之状况，历史上已发生多次渭水北移。）并在渭水南岸郿坞岭修筑军事工事，从而拉开“周行天下，鼎立中国”的序幕。

渭北北移考古调查：《元和郡县志》：“渭水北去县十七里。”近年来，有村民在渭丰定舟村南一公里处大规模取土时，已经发现到渭河故道，有资料图片为证。

《诗经•大雅•棫朴》载其事曰：：“淠（pi）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王秀梅。《诗经》译注：六师：指天子六军。师，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及：追随，跟从。这是写文王伐崇。《诗•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诗•大雅•皇矣》载其事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guo）安安。是类是禡（ma），是致是附。四方以无悔。临冲茀茀（fu），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文王伐崇，诗《棫朴》《文王有声》《皇矣》均有其载，诗史相合也。

西汉刘向《说苑》：“文王将欲伐崇，先宣言曰：余闻崇国虎狼暴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余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战前周文王先声夺人，志在必得，颁布的《伐崇令》中“毋伐树木”之法令条文，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令。

西汉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董仲舒代表作《春秋繁露》郊祭第六十七：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其《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此郊辞也。其下曰“淠彼泾舟，烝徒戢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此伐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以此辞者，见文王受命则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时。民何处央乎？

处央：处于灾祸之中。央，通“殃”。灾祸。卢文弨校曰：“处央，疑当作“遽（ju）平。”遽平，骤然安定。卢校可备一说。

曹云海研究员认为：周文王伐崇两路大军到达鄠邑渭丰定舟（周）村会师后，才进行郊祀的，余在此“旅乍（作）中”陶鼎上发现有烟熏火燎的痕迹。陶鼎铭文“旅乍（作）中，就是说依靠军队夺取政权而立中的意思。甲骨文里有“立中”之前的记载，这种记载往往与征伐的卜辞有关，所以学界推测，“立中”就是召集民众的一种集合手段。甲骨文、金文，也有“王称旂于豐”的记载。丰即丰镐之“丰”。《周礼•地官•大司徒》曰：“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徙众之政令。”说三足陶鼎地位等级较高。它的发现无疑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它是周文王“问鼎天下，鼎定中国，”思想的根基的重要印证。它又与民国时期《鄠县志》所载周丰宫瓦当，相互印证《诗经》：“文王伐崇，作邑于丰“这一重大历史史实。

《诗经•大雅•皇矣》，此诗可能是出自“战地记者”手笔，在写完“以伐崇墉”之句后，立刻转换成详写城市攻坚战恢弘场面，崇国城墙虽高大坚固，其用叠韵词“言言”、“仡仡”加以表达，也难抵挡住临车和冲车“闲闲”和茀茀（fu），以及周军排山倒海之气势。同时又描述了出战前祭天神和师祭，以求胜利之场景，诗载其事“是类是禡（ma），是致是附，四方以无悔。”战争取得胜利，”以四方无不服”作结句。

文王伐崇陶鼎（香炉）是有关文王伐崇唯一的直接文物遗存。文王伐崇鼎（香炉）的发现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其先采取的是分兵合围的办法，攻打其东方劲敌崇国虎，其后战事转入城市军事攻坚战，《左传•僖公十九年》有文王“闻崇德乱而代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之记载。垒，军事工事。

🐉诗史中国诗史还原：

《商代崇国的势力及范围学界一些现点和认知链接探微》

《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0页：鲧，又作鮌、骨系（合字）。相传为夏禹之父，居于崇（今河南嵩山一带）称有崇氏，又称崇伯。尧时洪水泛滥，受四岳推荐治水，用筑堤堵水之法，九年不成，被舜殛死于羽山（今江苏赣榆西南）或说创造城郭者（《世本•作篇》）。

曹云海研究员按语：尧时设官分职，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居东、南、西、北四方，观察天象制定历法，以授比时，名为“四岳”。羽山位于今山东临沭（shu）县与江苏东海县交界，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1.5公里，海拔269.5米。

国学大师傳斯年《傳斯年说中国史》曰有崇：《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逐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据上节所引韦解，崇即嵩高。然《诗•文王篇》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崇国境当殷末在渭南。渭南之山境亦东与崇高接。又《左传》宣元，“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杜云，崇，秦之与国），吾以后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然则春秋时晋秦界上犹有以祟为号之国。此亦可知崇在西土。

曹云海研究员按语：国与大师傳斯年先生“崇在西土”之说，可从。此处渭南指渭水之南，并非说的是今陕西省渭南市。渭南之山境指的是今之秦岭。崇在西土，当为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之地也。

尧封禹父鲧（鮌）于崇，在清末曾有商代逦方鼎（亦称乙亥方鼎或尹光方鼎）在关中出土。初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先生收藏，其后几经易手，流失海外。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殷周金文集成》2709，《流散欧美有铭青铜器辑录》64。铭文中有（㲋+泉）上下结构合体字。笔者考证（㲋+泉）是（虫、崇）的异体区别字。“虫、（㲋+泉）、崇”三字，一也。周原甲骨第15片为“虫伯”，虫伯即崇国国君。商末其国君为崇国虎（崇侯虎），文王伐崇者是。

汉字是中国历史的“活化石”，是文明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虫🐛者，蚕也。今之鄠邑方言土语中仍称养蚕为“养虫”，乃古文化遗存之证也。根据鄠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鱼纹彩陶片、红陶纺轮、捕鱼作业陶网坠子、周原甲骨第15片“虫伯”之载、《史记•五帝本纪》：“四岳荐鲧治鸿水”之载。而知水性者莫过于渔夫鲧，此也是四岳荐鲧治水之理由。由此可见：汉字“鲧”字上古鱼鸟崇拜的产物，是渔猎文化和中国丝绸文明的美丽化身。（参见图例）

山之宗，崇也；水之宗，淙也。清代诗坛巨匠王渔洋（王士祯）先生曾游历考察鄠县山水人文环境，听了明代“前七子”王九思裔孙王十洲学使有关鄠县渼陂、高冠、紫阁等介绍后，欣然作诗，盛赞鄠县“古淙之胜”之美。

古人逐水而居，文明相伴而生。从文物乙亥方鼎上图案装饰物及铭文所映射出的地理文化信念来看，商代逦方鼎其鼎身装饰“一头两身”龙形纹饰图案，分别指代的是鄠邑境内“经典南山诗经河”中古潦（Lao）水（今涝河）和古丰水（今沣河）。因为“经典南山”是诗经河（沣河和涝河）的发源地。其龙身文化元素所指代的，乃是河流的形象。因为水是生命，龙喜水就是这个缘故，而龙族即华夏族。这里的“龙头”指的秦岭南北分水岭主梁光头头山冰晶顶（海拔3015.1米）“一岭分南北，江河万古流。”此岭之南为长江水系，之北为黄河水系。秦汉上林苑终南山六水，实为三水，即“灞、沣、涝”，鄠邑占籍其二水，沣水和涝水。此沣水和涝水皆发源地《诗经》地理之南山。《诗》曰“节彼南山、维石岩岩。”“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沣水东注，维禹之绩。”日升月恒，寿比南山，万寿无疆⋯⋯皆有着中华民族精神标识之意义。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仅仅选择了北纬30度～40度之间。人类文明与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研究表明：“从人类文化起源看，人类最先开始于有河流灌溉的地区，肥沃的冲击扇地带和充足的水源，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天然便利条件。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已呈献早期文明的征象，但文化的起源并不依赖河流本身，而是河流的各个支流，每一支流的两岸及其与大河相交的那一个三角地带，是古代中国文化的摇篮。”

1957年、1983年在今鄠邑区境内涝河、甘河流域两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7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是中国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重要例证，可证鄠邑是中国稻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中国历史上夏鲧始作崇国城，文王都丰、武王都镐的城市选址，皆选择在涝河和沣河与渭水交汇的那个三角地带，便是例证。

笔者根据上述综合考证后认为，此鼎即《礼记•明堂位》所载：崇鼎天子之器也。铭文中“（㲋+泉）”字，㲋为外观特征“兔头、鹿蹄”之野生动物林麝。考古调查得知，鄠邑多泉形成的地质条件为石灰岩结构。《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大禹开山取石修筑鄠邑南山古栈道，此是中国交通文明之史征。其施“火烧水激”之法，而有副产品石灰的产生，此石灰就是困惑学界、考古界千年之“息壤”。禹父鲧始作崇国城而奠中国城市文明之基。筑城、修河堤夯筑地基，皆用到石灰。中国最早的混凝土“三合土”，盖是鲧的伟大发明创造。鄠邑涝河流域丈八寺仰韶文化遗址出现的大量灰坑、灰洞、房基遗址便是例证。崇伯鲧之“雍防”“息壤”“息石”洪水，皆始于此。《山海经》在篇末文尾用了“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之语，存在太多的历史悬念，颇具玩味。鲧作为“工科男神”，曾为共工的高级助理。四岳荐鲧，尧帝说不可，说鲧负族不听话。在等之未有贤于鲧者的情况下，不得不让鲧出任水利大臣、抗洪抢险前线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在大灾难面前，只要是有利于治水，崇伯鲧是有权征用、调动一切战略物资的。情况紧急，在没有打过招呼的情况下，就动用了战略物资“息壤”去治水，其做法，平心而论，充其量是程序不合法，并无大错。若论其罪，也不该致其死罪。究其悲剧结局之因，乃其性格决定命运使然也。屈原《离骚》说；“鲧婞直以忘身兮！”清代大学者解释“婞直”为“很也，不听话。”

鲧其在抗洪抢险中，也是卓有成效的，有许多伟大发明创造，皆出自鲧之手。今人在鄠邑境内涝河和渭河岸边，仍可见到今人沿用和传承崇伯鲧治水专利技术的实例，如拦水垻，也叫鲧水坝。而其丁字坝，是鲧之“息石”之法，在现代的实际应用实例。《国语•周语》下说鲧“称遂共工之过。”意思说继承和沿用共工传统做法。

帝辛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075年～前1046年）是商朝第三十代君主，也是商朝的亡国之君。曾大兴土木，建了一座鹿台，地基有三里见方，高逾百丈。有史书记载说：殷纣王命姜尚监修，姜尚据理劝谏不受。纣怒欲杀之，姜尚逃遁，弃暗投明，辅佐周室。纣又命心腹崇国虎监工。崇国虎虔诚服从纣王旨意，兴师动众，集各地名匠，聚全国之财宝，整整用了七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座奢华壮丽的鹿台。鹿台的建造为殷的灭亡敲响了丧钟。有诗云：剥民膏脂作台堤，作起台堤日已西。牧野师兴苏困苦，朝歌戈倒望云霓。九州宝货劳心贮，一旦灰尘战马蹄。想是积财冤未散，晓来犹如乱云迷。

古崇国地望，详见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图书《奉元州县之图》图例标注。

今西安市灞桥区老牛坡遗址，是一处以商代文化堆积为主的古代文化遗存。经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了大型夯土基址、房屋遗址，陶窑、冶铜遗存和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青铜器、陶器、玉器等遗物。

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曾指出：“老牛坡遗址就历史地理说，很可能属于崇国”。《老牛坡考古发掘报告》分析认为：“三千年前活动于今灞水下游老牛坡一带的这支商人势力，最初可能是商王朝西进政策的产物。即随同商王国势力的西向扩张和发展，为了屏藩西部边陲而派驻西土的一支防御震慑力量。它的驻地也就成了商王朝势力向西外延的军事据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支商人势力由于长年远离商都政治腹地，自然也就产生了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它拥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实体和军队，有大型的夯土台基建筑和各类手工业作坊，不仅能够专门烧陶和制作，骨器，而且还冶炼青铜，铸造生活用器、生产工具、装饰品和兵器⋯⋯因此，我们说老牛坡遗址已具备了作为一个方国都邑的必要条件，它绝非一般村落可比。”

“从发掘资料得知，老牛坡商代文化三、四期（相当于殷王帝辛之世的前身）是它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就在这时，这支强大文化从顶峰骤然衰落消失了。显然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推其原因，当时可能是由于某种突发政治事件或武装势力的侵扰，迫使其顿时衰颓下去。特别是从备遭严重摧毁的建筑遗存和被彻底挖掘的所有墓葬之诸多异常现象分析，显非近世一般劫财盗墓者所为。目睹这类世间罕见的毁灭性破坏，使人不由得联想到当年老牛坡商势力灭亡的惨景。毫不例外的是在饱受一场‘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的灭国战乱中，或者惨遭一次寇仇敌忾掘墓断祀的灾难浩劫后而被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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鄠邑出土文物考证与鉴赏：战国时期秦封宗邑瓦书

鄠邑秦渡镇1948年出土的战国秦封宗邑瓦书，亦称陶券。现藏于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长24厘米，宽6.5厘米，厚1厘米。陶文共120字。其大意是说秦惠文王四年，周显王派卿大夫辰来给秦国送了祭过文王、武王宗庙的酢酒。当年冬十一月的某天，大良造庶长游发出命令说：“割取杜县从酆邱到潏水地段土地，来作为右庶长蜀的宗邑。”后来另一个官员顝来到宗邑，划定疆界，又说：“子子孙孙，以这里作为宗邑。”顝是在四年冬十一月癸酉日来划定宗邑界畔的，南界自桑郾田以东算起，北界到桑郾田界，共有一裏廿辑（中国古代的一种度量衡单位），参加这次封界的工作的官吏，在瓦书上记载了这次经过，并把它埋在界畔地下。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曹云海研究员认为：考证此物性质，当是“中国先秦时期战国秦，册封宗邑划拨土地的土地确权证书”之属；从其划定的四至范围来看。因其南依南山麓，疑其性质类似今之“秦（岭）宗邑桑郾田保护区”或许有可能是“秦岭自然保护区”肇始之地。这里是自秦至西汉为皇家上林禁苑之地。西汉史圣司马迁在此皇家蚕室受刑的。

另外此瓦书对丰京地望有重要的指证作用，铭文中“酆邱”，即丰京地望，位于瓦书铭文中所划定宗邑四至的西北角端点，笔者综合考证锁定其丰京遗址当在今鄠邑区秦渡街道办事处东、西丰盛堡村（原户县牛东乡东、西丰盛堡村），此是西周丰京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至此困惑学界、考古界“千古之谜”得以克遂。

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在《陕西长安户县调查与试掘简报》中，可能是遗漏了此牛东乡东、西丰盛堡村所致。在《户县附近仰韶及西周遗址分布图》未见标注和列示。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周秦都城遗址保护管理中心编著的《丰镐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系列丛书之二《丰镐考古八十年•资料篇》，科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第110～120页，原载于《考古》1962年6期。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后晓荣先生，在其专著《秦代政区地理》中说“秦酆县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户县”，2016年8月8日《金户视野》第5版刊登李养民先生文，以《我县秦代建酆县》为标题作了报道。后晓荣先生此说有误。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曹云海先生认为：战国时期秦封宗邑瓦书中的“酆邱”，即丰京地望，为周文王所建国都所在地，曹云海研究员考证其丰京遗址当在今鄠邑区秦渡街道办事处东、西丰盛堡村。

后晓荣先生以“秦封泥‘酆丞’，半通印”为据，进而说瓦书中：“杜为秦杜县省称，酆与杜连言，可知当时此地名酆，而非鄠。”又“即秦时设酆县，而非唐人文献所言‘鄠县’”又“可证西汉初年尚有酆县”云云。

曹云海研究员认为：“后晓荣先生将周文王之子所封西周姬姓封国［丰（酆）］，在今陕西山阳，却误认为是丰京之地，有误。今引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古史探微•西周列国考》中“［丰（酆）］之下论述以证之：“丰为周初建都之地，不可能作为诸侯封邑。”故后晓荣先生以“秦封泥有‘酆丞’，半通印”为据，等同“酆邱”与“酆丞”之间地位关系之说有误。

上海博物馆首任馆长、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古史探微•西周列国考》第180页原文如下：［丰（酆）］西周姬姓封国，周文王之子所封国，在陕西山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曰：酆，“文之昭也”。原为周文王子的封国。杜注：“酆国在始平鄠县东。”此说不确。丰为周初建都之地，不可能作为诸侯封邑。酆当为文王新攻克之地，《韩非子•难二》云：“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丰，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人洛西之地。”丰当距洛西不远。《路史•国名纪己》有丰国，以为即后来楚的南乡析县之丰。按《左传》哀公四年记楚的“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上雒即今陕西商县。杜注：“析南有丰乡”，在今陕西省山阳，此地正当洛水之西南。

在瓦书铭文中“酢（cu或zuo）”字，有人识读为醋或胙（zuo）肉，皆不准确。当为一种加有曲的黄酒中，在加入生猪肉后，封缸发酵后化成的一种微紫红色酒汁，上世八十年年代，我在宋村乡（今草堂镇）大良村、厚林村、草堂营村一带，曾亲眼见过百姓此酿洒之法，并品尝过这酒的滋味，酒味浓烈，耐人回味。瓦书中的“大良造”当为酒正。

今鄠邑区大良村得名与大良造酿酒史有关。《史记•周本纪》有：“显王九年致文武胙（zuo）于秦孝公”之载。又据《史记•秦本纪》有“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之载，此载与瓦书所载史实相合。秦为颛顼帝的后裔，商代末期，秦之先祖中，潏一支归于周室，迁于渭水上游的天水地区。

潏水原名泬水，发源于终南山大义峪。流经路线基本同今天皂河。滈河位于潏水之西，今名太平河，先入滈池，池水北出注入渭河，古时候二河水，水量丰沛，曾为秦在上林苑营建的阿房宫的水源。杜牧《阿房宫赋》歌之曰：“二川溶溶，流入宫墙。”

《诗经•小雅•白华》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水经注•渭水》载：“镐（hao）水又北流，西北注滮池合，水出镐池西，而北流入于镐。”昆明池之北为镐池遗址。再北为 滮池遗址。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滮池位于镐池以北，遗址地处今丰镐村、纪阳寨、跃进村、桃园村和落水村之间。平面形状不规则，东西最宽约700米，南北最长约2980米，周长约7850米，面积1.81平方公里。

《诗经•小雅•鹿鸣》一则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二则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三则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苓。”鹿食于是原野，以苹、蒿、苓等等草本植物为食物，可证丰镐地区周围的黄土台塬上应是稀树草原景观。

《诗经•小雅•甫田之什•车辖》与《诗•大雅•荡之什•桑柔》可以证明丰镐附近有平林，也有中林。《诗•大雅•桑柔•序》说：“芮伯刺厉王也。”［芮（内）］西周姬姓封国，在今陕西朝邑南三十里。

🐉诗史中国•格物致知•诗史还原：鄠邑文博一物“飞”出《武成》语，风华绝代当惊世界殊。

　 【概要】天下奇观：鄠邑出土的一件西周青铜铭文戈，“飞”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五成语，是中国诗史的“天花板”。俗语云：“鄠邑有了小钟楼，文博六义天外头。仿生造字天之慧，气韵生动最中国，一物飞出《武成》语，风华绝代武德图。”字里乾坤大，鄠邑最中国。

【释器】1988鄠邑区涝河西岸东伦公村曾出土有一件西周青铜铭戈。现藏于西安市鄠邑区钟楼博物馆。此物“援较宽，呈圭形，援长16.1厘米，胡长9.6厘米，其上有两孔，长0.8厘米。宽0.5厘米。援上铸铭文。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曹云海认为；1995版《户县文物志》释读铭文为“元右田戈”有误。应从“戈锋”至“戈援”方向顺序去释读。戈铭文中，有一“飞”字，极其精美，是中国古人以自然界野生动物反嘴鹬为艺术原型而铸造的文字。足见中国古人造字的文明智慧，是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之美”的典范。同时，这一青铜铭文戈，又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两大著名历史事件，此皆是中国诗史的“天花板”。

其一，《吴越春秋》有禹父崇伯鲧“始作城”之载，他奠中国城市文明之基。《淮南子•原道训》所载大禹“坏城平池”之史事，就发生在鄠邑古崇国故地，今渼陂湖附近。尧帝始封禹父夏鲧于崇国（虫国），虫者，蚕也。鄠邑方言土语中，至今仍存在养蚕为“养虫🐛”之遗音，周原甲骨第15片有“虫伯”之载。“虫伯”即崇国的国君。曹云海研究员根据鄠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纺轮、红陶网坠子，以及《史记•五帝本纪》：“四岳举鲧治鸿水”之载，可知“鲧字是渔猎文化和中国丝绸文明的美丽化身。”

《淮南子•原道训》：“昔夏鲧作九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语“化干戈为玉帛”源于此。此青铜铭文戈，应为西周人纪念大禹“坏城（崇国城）平池”，“化干戈为玉帛”之史事而作器。

其二，公元前1300年前后：第二十位商王盘庚，将都邑迁至殷地（今河南安阳），史称“盘庚迁殷”。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在牧野决战。牧野：古地名在今河南淇县南。《诗经•大雅•大明》，形象生动地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金开诚主编、李玉敏编著的《武王灭商》中说：“《诗经•大明》中记述此事，称之为偷袭进攻大商，或‘快速进攻大商’。而这和三千年后的‘闪电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诗载文王承天之命，在丰京建家邦。武王伐纣之事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zuan）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xie）伐大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汝），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si-yuan）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 殷商灭亡，其都邑遗址逐渐沦为废墟，故名殷墟。

《大武乐章》是周公代武王而作的乐章，又名象武。即《诗经•周颂》中的《武》《酌》《赉》《般》《时迈》《桓》组成，也有人说是由《我将》《武》《赉》《般》《酌》《桓》组成。

《诗经•周颂•酌》是写周武王克商建立丰功伟业的赞歌。诗载其事曰：“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jiao）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诗经•周颂•赉》是武王伐纣还都，祭祀文王，大封功臣的乐歌。诗曰：“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

《诗经•周颂•桓》是歌颂武王，安定万邦的赞歌。诗曰：“绥万邦，娄万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

《诗经•周颂•武》：“胜殷遏刘，耆（zhi）定尔功。”歌颂武王以武定天下的功劳，特别表现了武王“偃武修文”的思想。

《诗经•周颂•时迈》：“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gao）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载，则，干，楯。戈，戟。櫜（tuo），弓韬。懿，美。肆，陈布，施行。时：是，此。夏：华夏，中国。

《国语•周语上》载此诗为周文公所作。周文公，即周公旦，文王子，武王弟。“文”是他的谥号。《毛诗序》：“《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是武王巡守祭山川所唱的乐歌。朱熹《诗集传》：“夏，中国也。言求懿美之德以布陈于中国。”这七句主要讲述武王克商之后封建诸侯，威震四方，安抚百神，偃武修文。从此“收起干戈和兵甲，强弓利箭装入櫜，讲求美好的武德，遍施中国各地方，周王永葆国兴旺。”从而发扬光大周祖先功业诸事。

诗史相合，实物与史征相互印证，意义非凡。成语：“胜殷遏刘”、“止戈为武”、“偃武修文”、“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其史实皆源于《诗经》元典诗史记载。此青铜铭文戈，又实证了这一重大历史史实。此文物堪称“国宝中的国宝。”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却令人仰止，可谓：“昂头天外”。

其三，其物又与西安市临潼区出土的西周青铜利簋铭文相互印证，构建起完美的“诗史组合”。利簋，其“居功自伟，刻下商周的界碑。”著名牧野之战，今人推算大致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尚书•武成》载：“武王伐纣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尚书•武成》：“惟四月⋯⋯武王燎于周庙”，此当是“偃武修文”政令颁布时间，也即作此青铜铭文戈的时间点。

其四，《古文尚书•周书•武成》：“（武）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晚出孔《传》云：“往诛纣克定，偃武修文，归马牛于华山桃林之牧地。记识殷家政教善事以为法。武功成，文事修。”丰，指周都所在地。曹云海研究员担纲主持的《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工作，现已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克遂此“千古之谜”，锁定西周丰京遗址当在今西安市鄠邑区秦渡街道办丰盛堡村。武王都镐，当在今西长安区丰镐遗址一带。

山之南面为阳，这里的“华山”并非实指今之西岳华山，即今终南山沣河和潦（lao，今涝河）发源地之南山。《孔传》：“桃林在华山之东，皆非长养牛马之地，欲使自生自灭，示天下不复乘用。”弗服：不在使用。服，使用。据传今宝鸡岐山县京当镇的“戢武村”，是周武王时“刀枪入库”的兵器库所在地。

🐉格物致知•诗史还原：《诗经》地理中的周公史迹考录

《诗经•釆蘋》：“于以采蘋（pin）？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诗经•采蘩》：“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诗经•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

【曹云海研究员案语】鄠邑南山石井境内南山四涧沟皂峪、直峪、栗峪、马峪，四峪之水皆属涝河水系，流入涝河。《诗经》中潦（lao）水，今涝河也。《诗经》中的“公侯之宫”，实指今鄠邑石井栗峪口村秦隋甘泉宫遗址。明代《增补鄠县志》载其地为“秦府地。”皂峪、直峪、栗峪山口头至峪内三十里为其规制的苑囿范围，此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秦作原石鼓（亦称：作原诗鼓）铭名所载规制“卅里”相同。这里出土的草花纹瓦当，宫殿建筑踏步空心砖，秦汉云纹瓦当，隋代莲花纹瓦当等实物证据可证其为宫殿遗址。此宫在性质上是秦承周制，汉继秦业的产物也。

关于《釆蘩》这首诗的主题，古之有两种说法，一说釆蘩为了祭祀，如《郑笺》：“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职者，夙夜在公也。”一说为了养蚕，朱熹：“或曰：即《记》所谓公桑蚕室也。”笔者认为，此《采蘩》诗中的“公侯之宫”疑其是奉祀周公而养蚕的场所也。形容人从早到晚，勤于政务之成语“夙夜在公”源于此《采蘩》或《小星》。《诗经•泂酌》是歌颂周公的诗。“泂酌彼行潦”中的潦（lao）水，也即今涝河也。“挹彼注兹”是祭祀周公，在备水时说唱的歌，边舀水边说唱，此盖为说唱艺术的发端或中国曲艺史的肇始，其后成为周公庙祀典乐章。鄠邑区涝河岸边西郊村、姬家堡村《姬宗世谱录》号称“天下第一谱”，1999年4月11日《中国文物报》曾以“天下第一谱”为标题对此《谱》作过介绍。现为国家二级文物，现为鄠邑区档案馆收藏。2016年12月，曹云海研究员对该《谱》残缺模糊文字千余字，作了抢救性文字复原，并作《序》，使这一稀世珍宝得以重新焕发容光。此《姬宗世谱录•文宪王周公庙祀乐章》中载有：“泂酌酹（lei）公神之弔矣。”酹，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可证此诗是祭祀周公的诗。鄠邑丈八寺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西周铜罍，现藏于鄠邑钟楼博物馆。笔者考证即《诗经•泂酌》中提到的周公铜罍。《左传•隐公三年》说：“苟有明信，涧、谿、沼、沚（zhi）之毛，蘋、蘩、蕴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lao）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风》有《采蘩》《釆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可证。《姬宗世谱录•祀典•先圣位祭器陈设图》也有相应的记载，也可证之。

《诗经•周颂•时迈》这首诗，《国语•周语上》：“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说此诗是周公所作。周文公即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文”是他的谥号。一主要写的是周武王灭商之后，巡行天下诸侯各邦，祭祀苍天和山川诸神的诗。该诗赞颂周武王能“载戢干戈，载櫜（gao）弓矢”，意思是说：“收起干戈和兵甲，强弓利箭装入囊。”表明周武王为了息事宁人，偃武修文，化干戈为玉帛，让民众从此可以休养生息，安享天下太平之景象，主要史实《时迈》《武》《古文尚书•武成》等均有其载。 成语故事“胜殷遏刘”、“偃武修文”、“止戈为武”、“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皆源于此。1988年鄠邑涝河西岸东伦公出土的西周青铜铭文戈，其与诗史相合，见证周武王“止戈为武”之武德，“宣威”、“布德”，应景于《诗•时迈》《武》，“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栗园坡社区水光山色 皂峪风光 直峪风光 栗峪风光 马峪风光

秦甘泉宫遗址宫殿踏步空心砖

🐉《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零距离、点对点”：

鄠邑是中国稻谷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史源地。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仅仅选择在北纬30～40度之间。

　　🐉《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点对点、零距离”：

《诗经•周颂•丰年》，《毛诗序》说：“《丰年》，秋冬报也。”每一年的秋冬，周王朝都要举行对祖先的“报祭”，既报答祖先的保佑之恩，也祈求来年能有个好的收成。这首诗就是“报祭”的颂辞。若追溯今日每年秋分中国农民节的史源，盖是从西周都城丰京涝水开始的，今鄠邑之境也。

《诗》曰：“丰年多黍多稌（tu，音途），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稌，稻。一说专指糯稻。崔豹《古今注•草木》：“稻之粘者为黍，亦谓稌为黍。”一说专指粳（jing，粳、秔）稻，稻的一种，米有黏的和不黏的。《周礼•天官•食医》：“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稌，稉也。”周代十千为万，十万为亿，十亿为秭。此极言收获之多。储存亿万新稻粮，酿成“醪糟”美酒甜又香，献给祖先来品尝，希望降福多吉祥。

诗中首先报告了丰收的情形，并表明献上的醪糟美酒就是用这稌（tu）谷酿造的，以表示对祖先的报答，并希望多多降福。

此篇与鄠邑醪糟酒史有关。涝河古作“醪”，醪糟酒是一种未作过滤，滓汁混合的浊酒。为区别酒与水，之后衍生出“漻”字。醪字左偏旁酉字，为酉瓶（酒瓶），即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独有器物小口尖底瓶。学界、考古界初识此瓶时，认为是汲水工具。但此物在黄河流域出土较多，其易碎性完整保留下来的较少，它的易碎性，让学界、考古界不得不反观其物。笔者认为它是福字甲骨文之象形，是原始社会先民神职人员进行祭祀之神器，锥形之造型是为了便于顶礼膜拜时在地上或沙中扦插。它是福字象形的前身。福字由此形象而产生，表达着远古先民们祈福的一种愿望，近年来，科研人员借助电子显微镜等仪器的新研究成果，证明其原本是用于封装酒精饮料的“酒瓶”。鄠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棒锤形彩陶酉瓶等器形，代表着我国原始美术的最高成就，呈现着一种文明的现代化。

右偏旁中的“羽”字，即芦苇叶，俗称羽子叶。《诗经•秦风•蒹葭》谓之蒹葭（没有长穗的芦苇），为河边湿地之植物。在酿酒过程中，起着滓汁分离的“过滤网”作用，其叶柔韧性较好，可重复使用，又可增加粽香酒味。羽字下三撇，为汁液渗下流出之形象。《诗•大雅•行苇》曰：“敦（tuan）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萋萋。”路边初生芦苇嫩叶苞芽刚刚长成新形，勿让牛羊踩踏伤损它。此盖为古人生态文明保护的厚德义举也，从植物用途价值上讲，其叶在酿酒时起过滤网作用，其茎可编席。不污染，不损坏，乃古人本意初心使然也。《蒹葭》诗作地在鄠邑，也不言自明。

诗画鄠邑VS江南太湖流域马家浜史前文明，跨越6000前的时空对话：

人们通常在叙述古代中国南方和北方农作物物产时，习惯上较为善用“南稻北粟”之语。然而地处中国北方的诗画鄠邑，在中国稻谷文明史上却是例外。若将两地史前文明进行比较学研究，你会惊奇发现，诗画鄠邑与长江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相比较，却毫不逊色。若之不信？可盯瞧瞧这中国稻谷文明物化载体。（见图例）。

🐉守候历史文脉•鄠邑五竹侯家庙村出土文物商代温酒器斝鉴赏：

斝（jiu）屡见于三礼，用途是饮酒或在祭祀时盛香酒。斝是宋代的人根据文献所定的名称。出土的青铜器中，还从未发现有自名为斝的。斝发现于商代和西周早期。斝是祭神时的祼（guàn）酒器。裸的意思是酌酒灌地的祭祀。此温酒器，鄠邑五竹侯家庙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

《诗经•大雅•泂酌》所载：周公铜罍

　　郭沫若先生《周公簋释文》（金文丛考）第305～306页）“荣之封邑，与丰京接壤可知，丰在长安鄠县东，荣由此推定，当在鄠县西。”杨宽先生《古史探微•西周列国考》（第182页）：“1975年2月陕西岐山县董家村西周窖穴出土荣有司爯鬲，可知荣确为封国，设有官职，因有“有司”之称。”

曹云海研究员《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零距离、点对点”：“成王封卿士荣伯于崇国故地，以氏为国而有荣国。荣仲方鼎铭文中有学宫之‘宫’之载，学宫与辟雍同，皆属大学也。而辟辟礼制建筑需有较大水域面积。此与《诗•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之“西雍”地理相合。雍者为泽，为学宫。辟雍之‘雍’，又同雝（yong），又与《诗经》潦（lao）水（今涝河）自然水环境中水鸟鹡鸰（亦称雝渠）存在依存关系。此处又为《诗经•小雅•常棣》诗作地。管叔、蔡叔之乱，国家危难之时，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当挺身而出，勇往直前。“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此乃当时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在“丧乱既平，既安且宁”情况下，周公与召公两位历史老人，才在鄠邑脊令原宴饮论志感怀，周公即兴作诗，召公重歌之，首章以常棣之华，鄂不（fu）韡韡（Wei）”起兴，以花萼、花蒂同根共荣，生死攸关。阐发了“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兄弟情谊血浓于于水的“硬道理”，岂能不引起天下有识之士而为之共鸣？

《诗经•小雅•常棣》曰：“常棣之华，鄂不（fu）韡韡（Wei）。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xi）裒（pou）矣，兄弟求矣。脊今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在荣国的南边，也就是今之涝河天桥腊家滩一带，1876年在这里曾出土有西周或春秋早期宗妇器22件，该器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地，笔者根据宗妇器铭及《说文》：“䢸，右扶风鄠乡从邑”之载，锁定“雎国䢸邑”即《诗经•关雎》在河之洲之也。此昔阝国以雎鸠鸟（亦称桑扈、布谷鸟，鸽科属，今之斑鸠也。）之名而名其国名，初始于鄠县，因春秋时涝河水灾大患毁其国而成今人所见到的“十里天桥腊家滩”，其后此国被迫迁往四川临邛（今邛崃市）一带。“鴡、雎、昔阝、䣢、苴、䢸”是其文字演进史，也是睢国历史变迁的“活化石”，为一女性而成套作器，达22件之多，足见其显赫的历史地位，她的事迹一定与抗洪抢险事迹有关，其应是大禹之后，有出土文献记载的女性抗洪抢险第一人。

此处荣国故地，夏为甘泽，《尚书•甘誓》所载甘之大战发生地。史书亦称甘泽或甘野大战。成语故事“飞扬跋扈”就发生在这里。《诗》曰西雍，汉《赋》曰西陂，郦道元《水经注》曰美陂，诗唐曰渼陂，可证其荣国在今渼陂之地也。此国西周中期有荣子旅鼎，此国至春秋时尚存，《春秋》文公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賵（feng）。”战国时为秦萯阳宫所在地，是秦承周制汉继秦业的产物也。《说文》：“䣙（pei），右扶风鄠乡从邑崩声，沛城父有䣙乡读若陪.。”其即秦萯阳宫，属离宫别苑陪宫的性质。秦萯阳宫建筑群核心地带，当在今渼陂湖一带。

西汉甘露二年汉宣帝冬至日曾在鄠县五床山进行国家祭祀，在曹家堡一带拜谒五帝祠夜宿萯阳宫属玉观，杜甫诗中谓之《渼陂西南台），其址在今玉蝉曲抱村。

考古调查得知，这些历史参照物都与涝河水文化环境关系十分密切，又相互印证其对应关系，由此可见秦萯阳宫建筑核心地带离不开涝河水文化环境，故秦萯阳宫建筑群核心地带，当在今渼陂湖一带，是符合客观历史史实的。

元延祐六年（1319）曹村《创建崇真观》所云：“秦萯阳宫故址在焉，信夫天壤间自昔为佳处也。”此碑属后世记载之产物，而非史学研究方法中的“史源”，比照北京故宫博物院秦作原石鼓铭文“卅里”和明代《增补鄠县志》“卅里秦府地”之规制，鄠县西南二十三里的曹村一带，应是秦萯宫苑囿范围内的边缘地带，而非主要建筑功能核心区域。

🐉荣国荣仲方鼎铭文中学宫之“宫”始见于西周青铜器，其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鄠邑西郊姬家堡：“天下第一谱”所载元圣周公后裔聚居地。

🐉鄠邑五竹周贵坊村：《周礼》诞生地。

🐉格物致知•诗史还原：周公东征

武王伐纣取得胜利，推翻了商朝的统治而建立起周朝，得到商朝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然而失去利益的商朝奴隶主贵族们都很不服气，处处采取反抗的态度而滋生事端。为了制服和笼络他们，周武王封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建立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允许保存商朝的太庙，祭祀祖先。周武王釆取此种办法意在消除商旧奴隶主贵族的敌对情绪。

可是把一块地方交与武庚去统治，也着实使武王放心不下，于是又想出来一个办法，把商朝的旧地划分出两块交给自己的两个弟弟鲜和度去管理，以便就近监督武庚，防止叛乱。鲜的封地被定名为管国，史称鲜为管叔鲜；度的封地被定为蔡国，史称度为蔡叔度。

周武王还怕自己的统治不巩固，又把自己的另外几个弟弟和功臣封为诸侯，让他们建立起一些小国家，来拱卫周朝的中央政权。封太公望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市），国号齐；周公旦封在曲阜，国号鲁；⋯⋯其后周公旦和成王又封了更多的诸侯国。

武王灭商后，过了二年就病死了。处在襁褓中的成王年幼，周公旦怕诸侯欺成王年幼，就自己代侄子成王摄政，管理国家大事。没想到却遭到了管叔鲜和蔡叔度的妒忌。散布谣言说：“周公旦不是真心帮助成王管理国家大事，他是想要谋篡王位，看来小侄子将要死在这位叔叔手里了。”这令周公悲愤不已。据传《豳风•鸱鸮》为周公所作，是我国最早的寓言诗，周公盛怒之下，就把离间他们兄弟情感的武庚比作凶恶的鸱鸮（chi-xiao）鸱鸮即猫头鹰，一种猛禽，昼伏夜出，捕食兔、鼠、小鸟等。《毛诗序》说《鸱鸮》（chi-xiao），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

‍ 《诗经•豳风•鸱鸮》

‍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施勤斯，鬻（yu）子之闵（min）斯。迨（dai）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mou）牖（you）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jie）据，予所捋（luo）荼（tu）。予所蓄租，予口卒瘏（tu），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qiao），予尾翛翛（xiao）。予室翘翘，风雨所漂（飘）摇，予维音哓哓（xiao）！

此《豳风•鸱鸮》诗与周公和召公在鄠邑潦（lao，今涝河）脊令原聚会宴饮论志诗《诗经•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叙兄弟情谊血浓于水，在危难时刻，在外侮面前，只有兄弟才会挺身而出，互相帮助，而朋友则多在和平安定时才表现出更多的友情。这两首诗，皆为同一时期周公所作的诗。

鄠邑《姬宗世谱录》中收录庐陵刑部主事刘铎《鸱鸮》诗曰：“夜篝繙旧帙，翻與古人悲。谤痛无言解，情将借物知。因嗟破巢语，唤醒在原诗。寄声后来者，莫把此心疑。”

‍ 在谣言四起之时，传播之甚，许多人信以为真，就连开国功臣姜尚也有点当真了。周公遭到诽谤，一方面更加勤于政务，另一方面恳切的对人解释。谣言不攻自破。纣王的儿子武庚却认为找到了机会，便和叔鲜、叔度勾结起来，还联合淮夷一起造反了。周公旦为了保卫周朝天下，便以成王名义出师东征。周公发布《大诰》进行战前总动员，随后剑指东方。《尚书•大传》载：“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诗•破斧》，反映跟随周公东征士卒，浴血奋战，奋勇杀敌，把兵器大斧，都砍出了豁口，诗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qiang）。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平定了“三监”及武庚之乱，武庚在战斗中被打死，管叔鲜兵败自杀，蔡叔作俘虏，被放逐到荒凉石郭凌地方去。同时消灭了包括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殷、东、徐、熊、盈、攸、九夷、丰、蒲姑、淮夷和东夷等50多个小国。

战争结束之后，周公旦率领东征的军士们，肩上扛着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武器，嘴里唱着他们自己编的《东山歌》，他们唱出了士卒们远离家乡去东征，久久不归，在战场上思念家中新婚妻子的忧郁心情；也有唱出了东征胜利，凯旋归来，马上就要回到家，见到妻子的心情。这首歌从侧面告诉我们，周公东征，平定了武庚和管叔蔡叔的叛乱，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争，消耗了不少的人力物力。但这场战争巩固了周朝的统治，使得周朝的初年的经济迅速地繁荣起来。

1927年在宝鸡县戴家湾（今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出土的周公东征方鼎，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铭文中34字记载了周公，东征伐东夷、丰伯和薄姑等之后，归祭周庙，行饮至之礼，周公赏某功臣贝币100朋，作此鼎以铭记。《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

东夷即成周以东的夷人。豐伯，即豐国之君长。豐国故址在今山东省益都县境。薄姑，或作亳姑，国名，其地在今山东省博兴县境。豐伯和薄姑二国为东夷之强者。

诗作《豳风•九罭》，是赞美周公，东土人挽留周公的诗。罭（yu）捕小鱼的细眼网。《诗》曰：九罭（yu）之鳟（zun）鲂（fang），我觏之子，衮衣绣裳。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

‍ 诗作《狼跋》也是赞美周公的诗，《诗》曰：“狼跋其胡，载疐（zhi）其尾。公孙硕肤，未舄（xi）几几。狼疐（zhi）其尾，载跋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瑕。”

‍ 《毛诗序》说：“《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方玉润《诗经原始》说“解此诗者，多牵涉成王不信周公，愚殊不取，已数辩之矣。唯朱氏善曰：‘物之累于形者，其进退跋㚄，无所往而不病。圣人之周于德者，其进退从容，无所往而不宜。盖临大难而不惧，处大变而不忧，断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故不足以语此，非常人所能及也。’数语颇能道得三代圣人气象出，乃是周公本色。诗也善于形容盛德，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令人想见诸葛君纶巾羽扇，指挥群材，从容得意时，有此气度也。”王秀梅评价说：“此诗用狼的进退皆狼狈不堪的情景，来衬托周公进退从容、无所往而不宜的智慧品德。可参考。也有人认为这是讽刺贵族王孙的诗。”

周公旦在东征胜利以后，为了防止商朝的旧奴隶主贵族，再一次造反，就把商朝的旧都及附近地产封给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定国号为卫；把现在河南省商丘市一带地方和一部分商朝遗民，封给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定国号为宋。又在宋国附近扶持起了一个陈国（今河南淮阳县）、一个杞国（今河南杞县），一个谯国（今安徽省亳县），叫他们监视宋国。

周公旦取得东征的胜利，说明了他不但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尚书大传》中高度评价周公一生的功绩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

周公旦作为历史名相贤臣，他曾教导自己行将就封于鲁国的儿子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这既是周公对儿子的训诫，也是对自己一生为政的真实写照。据史书记载，在周公的治理下，西周境内野无遗贤，百姓安居乐业，天下一派天平景象。

汉武帝晚年，为立太子一事伤透了脑筋：在一场宫廷斗争中逼死了太子刘据，另外两个儿子都不成器，只有小儿子刘弗陵是他的最爱，汉武帝常对臣下说：“此子肖我。”但年龄太小，只有8岁，需要一位沉稳持重、忠正贤明的大臣辅佐。他察遍朝廷里的大臣，只有霍光可担此重任。后元元年（前88年）年底，汉武帝命宫内的画师作了一幅辅孤图，画面上就是周公背着周成王接受诸侯朝见的情景，汉武帝把这幅画赐给霍光，暗示了自己的寓意。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病入膏肓的汉武帝在盩厔（今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五柞宫召见霍光、金日磾、田千秋、上官桀、桑弘羊五大臣，对流着眼泪的霍光说：“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霍光没有辜负汉武帝的重托，以周公为榜样，尽心竭力辅佐昭帝、宣帝两代帝王，扭转了由于武帝晚年的失误造成国势日衰的局面，使西汉帝国出现了中兴之势。

🐉诗史中国行，脊令原访古随笔：说说来自《诗经》里中国意象最美的抖音

《诗经•常棣》曰：“常棣（di）之华，鄂不韡韡（wei-wei）。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xi）裒（pou）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此是成语“兄弟急难”的出处。表达兄弟为了对方急难而急，意谓努力解救危难，形容兄弟的情谊深厚。

脊令鸟即“鹡鸰”，亦名雝（yong）渠。《郑笺》：“雝渠，水鸟。而今在原，失其常处，则飞则鸣求其类，天性也。犹兄弟之于急难。”此诗其历史文化背景，是前文所说的刚刚建立不久的周王朝出现“三监”之乱，王朝危难之时，面对流言蜚语，周公为了安定团结，不避嫌疑，力主平叛，亲任统帅，挥师东征。此诗是周公东征胜利后，在鄠邑脊令原西周荣国学宫会见召（shao）公奭（Shi）而作的诗，诗作中的脊令原在今鄠邑南、北河头村、六老庵村一带，涝河故道与渼陂水系入涝水处。此处又是《诗经•振鹭》的诗作地。故也在此一并解读。

这里的原，指平原。《尔雅•释地》：“大野日平，广平曰原。”从古文字角度去分析：这个“原”字的基本意思是源泉，地面上冒出了水和山泉顺峭壁而往下或滴或流，流者滳泉汇积而来。这是绘画的一种经典题材，特别是在中国山水画中。在国外，这一文字备受中外文化交流学者、汉学家的钟爱。瑞典人林西莉，瑞典名为塞西丽娅•林德奎斯特，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字 ，它给予一种自由的感受。水是生命的源泉，是生命的起始。”

儒雅的鹡鸰，仿若祥云，其灵秀优雅之美，这只是今人的心境观察感受而已，但若将其回归到周代那段历史大背景下，其文化背景却与今之截然不同，盟动着重量级人物面对国家危难的情感故事。危难之时，其借物喻人而抒发情感，其鹡鸰鸟不停抖动着自己的尾巴，而发出“急令！急令”的叫声，应是那个时代“国家危难的呐喊”，在今之诗画鄠邑方言土语中，至今还存在着这样的历史遗音。当形容人急难心情之时，就有方言土语：“心咋象脊令骚（或：稍尾）一样。”诗画传情，形象生动而绘声绘色，这大概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精妙之处。

关于此诗作者，《毛诗序》说“《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郑笺》：“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shao）公为作此诗，而歌之以亲之。”认为诗的作者是召公。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诗，《左传》富辰谓召穆公作，《国语》富辰又以为周文公诗。唯韦昭云：‘周公作《常棣》之篇，以闵管、蔡而亲兄弟。其后周室即衰，厉王无道，骨肉恩缺，亲亲礼废，宴兄弟之乐绝。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而合其宗族于成周，复作《常棣》之歌以亲之。’是诗为周公作，穆公特重歌之耳。且诗云‘丧乱既平’，则明是诛管、蔡后语，非周公境地则不合，断断不可移于他人兄弟上去。召穆公为周族歌之，尚可曰诵先芬以戒后哲，若他兄弟歌此，岂能切乎？方氏认为此诗为周公所作，召公只是“重歌之”而已。其说可从。曹云海研究员考证后认为，此诗诗作地当为鄠邑境内脊令原西周荣国学宫之地，今鄠邑渼陂湖一带。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诗经》中的脊令原，当在今鄠邑渼陂湖一带。在这里上演了诸多中国历史大戏。夏为大禹之父崇伯（虫伯）鲧“始作城”之地。鲧作城，中国城市文明奠基于此。《淮南子•原道训》说“城高九仞”，（一仞八尺，以战国铜尺测算，约今五层楼之高度。）“诸侯有狡心”，大禹很是无奈而“坏城平池”视其为违章建筑，成语故事“化干戈为玉帛”源于此。“有扈，夏启之同姓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有扈氏因反对夏禹要采用世袭制取代禅让制而遭到夏启的攻击，以致亡国。成语故事“飞扬跋扈”源于此。《尚书•甘誓》谓之“甘之大战。”所谓“大战”，即双方实力相当也。《淮南子》还以赞赏的语气写到“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商代为崇国都邑所在地。文王伐崇者是也。文王伐崇国虎，率西六师与泾河舟船精锐之师，在今渭丰定舟（周）村一带会师，当时的渭水在今郿坞岭与定舟（周）村之间，文王于此祭拜天地卜辞“旅乍（作）中” ，有2013年7月出土文物“旅乍（作）中”陶鼎（香炉）铭文为证。从而拉开“周行天下，鼎定中国”之序幕。文王颁布《伐崇令》，严明军纪，从而诞生人类第一部环境保护法令。初战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化，崇国后因军事工事堡垒而降。典籍《诗经•大雅•棫朴》《文王有声》《皇矣》《左传》《说苑》有其载。

辛弃疾《诗》云：“一松一石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笔者在此以《诗经》地理环境要素和中国文字学的角度，对雝渠鸟之雝（雍）字，作以下解读。

汉字是中国历史的活化石，是文明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一字一图画，皆是诗情画意。雝同雍，和谐之意也，表脊令文雅大方，从容不迫的样子，如雍荣华贵是也。雍者又为泽，夏有著名甘泽（甘野）之战，其发生地就在今之鄠邑渼陂之地也，成语典故“飞扬跋扈”源于此。《诗经•振鹭》其诗作地，也在今鄠邑渼陂之地也。《诗经•振鹭》曰：“振鹭于飞，于彼西雍。”谓之此地为西雍。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曰：“日出东沼，入乎西陂。”东沼者即今之鄠邑区与长安区交界处周灵沼也。西陂者，今渼陂也。郦道元《水经注》谓之美陂，诗唐诗圣杜甫《渼陂行》谓之渼陂也，诗圣极言渼陂之胜，其画龙点晴之笔，“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诗作将天气突变，波云诡谲之气象，用了四个成语典故：骊龙吐珠、冯夷击鼓、湘妃歌舞，金支翠旗，勾画得淋漓尽致，实属罕见。坡仙《渼陂鱼》诗句：“烹不待熟指先染，香粳饱送如填堑。”把渼陂羡鱼，刻画到极致。明代文学家“前七子”之鄠县王九思（字敬夫，号渼陂）在《渼陂镇重修石桥记》中曰：“夫此渼陂者，关中之奥区也，自有子美之诗而其名益著海内。”“君伴青山住，青山为尔青。”是清代理学名儒鄠邑人王丰川著名诗句，其深谙《易经》《诗经》之道，将其墓穴选择在《诗》之“潦（lao）水（今涝河）脊令原”和《易经》乾坤湾阴阳鱼眼处，乃一大奇观，其本质就是对历史文化的守望。

鄠邑境内涝河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前，其水流经过县城西关涝河故道及太史桥后又北流至北河头村西时，却蜿蜒拐道向西行进，又经六老庵村旁，又拐弯向北流去，其后又途经涝店镇而北流注入渭河。河流在这《诗经•小雅•常棣》谓之：“脊令在原”之地，形成一个“S”形弯道，而清代大儒王夫子（王豐川）的墓地，恰好就在这一内湾中间“太极图☯️阴阳鱼的鱼眼处”（今南河头村北），相对而言，此处地势较周围四周低得多，千百年来，涝河每逢夏秋季发大洪水时，这两岸农田就会被淹没。可是这清代大儒王夫子的坟墓地，都从来未受到过涝河洪涝灾害的冲击，于是民间便有：“涝河涨水浪滔天，漫不到王夫子坟边边。龙王有意河改道，不淹朋友淹庄田”的民谣传说及“王夫子与涝河龙君的传奇故事。

从中国风水理论上讲，河道形成的这一“S”形湾道，叫作“乾坤湾”。日常时节，水流进入湾道内，有减缓流速的作用，而且曲水环抱有情；雨涝多发季节，洪水流速增大时，在离心率的作用下，它又会快速沿着切线方向，把洪水抛向河流对岸，以加大河流漩蚀剥刷对岸河堤的作用。从而减轻自身河堤行洪压力，而清代大儒王夫子（王豐川）生前选择墓穴时，正好选址在自然“太极图☯️阴阳鱼鱼眼处，”而其坟墓又处在“攻位于汭（rui）位置（见图例）起到了类似“丁字垻”的作用，而《易》又为群经之首，王豐川大师能著书而《易说》，又《尚书质疑》，又熟知《诗经》史事，又言兴利除弊而《水利说》。勿庸置疑，先贤一定深谙（an）此道，才亲自选墓穴位而于此，其中奥妙不言自明。言为心之声，这从清代大儒鄠邑人王心敬（王豐川）《述怀诗》：“月炯天光白，霜深夜气严。儿童犹颂读，炉火半红熸。心与身双寂，迂同病两兼。山林吾分定，承诏拟龙潜。”便知一二。霜深、月明、寒夜，吾已拟定在《诗•常棣》之“脊令在原”、《诗•泂酌》“泂酌彼行潦”山林旁，承受朝廷皇帝恩诏，追随周公、召公圣贤之迹而去，去守望这《诗经》地理圣洁文明沃土。承诏，清代皇帝曾为王豐川夫妇颁发过圣旨，现藏于鄠邑区钟楼博物馆。龙潜，归宿结穴之处于鹡鸰原潦水旁，此诗实为文学家王豐川述怀安顿后事之遗作，时年1738年，终年82岁。曹云海研究员认为，疑其当时流传于今的民谣传说“王夫子与涝河龙君、涝河涨水不淹王夫子坟”遗闻轶事源于此。传说就是传说，不必过于拘泥。

若论大儒王丰川为何将其葬于此的真正原因，得从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存在大关系的著名历史事件去解读，诸多疑惑就会迎刃而解。

夏鲧始作崇国城，奠中华城市文明之基。《淮南子》载“诸侯有狡心”，夏禹很无奈，息事宁人，不得不视其为“违建”，“坏城平池”而有成语故事“化干戈为玉帛”。有扈氏为九农正，在此立国而有扈国，夏启要废禅让制而采用世袭制，却遭到夏启之庶兄有扈氏的反对。于是在此发生甘之大战，《尚书•甘誓》有其载。成语故事“飞扬跋扈”源于此。“五行”一词始见于文献。商末，文王在此伐崇国虎，在鄠邑渭丰定舟村会师，颁布《伐崇令》，从而诞生人类第一部环境保护法令。首次“郊祭”天地，卜辞旅作中，从而拉开“择中建都，鼎定中国”之序幕。其与《诗•棫朴》《诗•文王有声》《诗•皇矣》诗史相合。

周文王借鉴夏鲧在此始作城选址经验，“攻位于汭”之先例，而“作邑于丰”，应用在今鄠邑秦渡境内丰京遗址的选址，“择中建都”而有“四方之中为中国，中国之中为丰宫。”由此始有“四维”之说，“四维”也称“四灵”，“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由此诞生。清《毛凤枝金石学著作三种》：“周丰宫瓦《长安县志》云瓦出长安西南土中，周豐宫当在今长安鄠县界上。”此丰宫瓦当是“中国”一词的代名词，是“美术里的中国中周人的国徽图案”。之后“周公卜洛”又依据此法而施行应用雒阳城（今河南洛阳王城）之选址。传承了中华文明。先有陶器图案“中国”代名词，后才有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文字的出现。文明不是突发之物，必以之前为基础。

王豐川墓碑正面碑文，竖向排列，上款：乾隆五年岁次庚申孟春穀旦”，中间正文“大清理学名儒豐川先生之墓”，下款“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海宁后学陈世倌盥手谨题。陈世倌印，大学士（印）。民国时期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鄠县乡土志》中，对王豐川称谓、评价用“徵士”二字之内涵：《说文》召也。行于微而文达者即徵之。《史记》非教士不得从徵。

这一文化景点亟待保护，也是对文化守望者的真情告慰。

清代诗坛巨匠王士祯曾游历鄠邑，听了王九思裔孙王十洲学使对渼陂，高冠等名胜古迹的介绍后，欣然作诗，诗赞鄠邑“古淙之胜”。有关鄠县“诗竹”之名，也始见于清代诗坛巨匠著作《池北偶谈》。笔者考证此物，即“箬竹”也。“古淙之胜”二跃然于纸上，如临其境，至善至美，美不胜收矣。这些地名专词，皆指鄠邑涝渼之地，史上元圣周公、辞圣屈原、赋圣司马相如、诗圣杜甫、坡仙、大儒咸归于此，文脉千年不绝，皆诗史中国文明的史征也。同时此也是确定此诗诗作地的地理环境要素之一。外物的变化，必引起心灵的感动。《诗大序》有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清代诗坛巨匠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四《东野世系》中所载的轶闻趣事：

康熙二十三年，上东巡。周公后裔七十三代孙世袭奉祀生员东野沛然上疏吁恩，奉旨交与该部，礼部覆无庸议。奉旨：“周公承接道统，继往开来，功德昭著，其子孙应给职衔，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会议得到周公后裔应授官职，拔给祀田，修葺庙宇，行文该抚查明，以沛然世袭五经博士，如孔、颜、曾、孟、仲氏例。”先是沛然上疏行在，上召问：“周公姬姓，尔疏称东野，何故？”沛然对曰：“昔鲁公伯禽季子鱼，赐东野田一成，因以为氏。”上曰：“周公庙庭何在？”对曰：“在阙里城东北二里。”上悦，随御制祭文，遣恭亲王致祭，礼部尚书介山、御前侍卫观保、鸿胪寺卿穆成格、阎兴邦、大常寺丞张量馨、山东提学道副使唐庚尧陪祭。其后沛然卒，子枝盛嗣为博士云。是时子贡后裔端木谦、端木直亦上疏请，部议不允。

曹云海研究员按语：

1、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岁次丙寅嘉平月之吉，元圣七十三孙奉旨特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鬯（chang）东野沛然撰《姬宗世谱录•豐京东姬支世系谱序》。鄠县七十四代籙于康熙二十五年鲁公裔世袭翰博东野公讳沛然奉勅来祭毕郢陵，出宗谱，印证序，为姪行赴帝京復命题奏授奉祀生员，生子卜世、次卜年为奉祀生、次卜镐，郡庠生。次卜相监生。

2、按东野之族，山东颇蕃，比检《安塞县志》其邑亦有东野氏读书人颇夥，元公苗裔，竟绵衍于西河上郡之间，亦云盛矣。

3、山东阙里东野之族得名考：武王元年（公元前1057年）周公旦长子伯禽代父就封于鲁国，为鲁公，成为鲁国第一代国君。鲁公生三子，长子袭，次子熙三子鱼。鲁公赐三子鱼“东野田一成”以自养，食采邑于东野，遂以东野为氏，姓“东野”。以田为名，姬鱼改称东野田，这就是东野姓的由来。其“东野田一成”故地，位于今邹城、泗水、曲阜三县交界，方圆约为十里之地。

清康熙二十三年，授权元圣周公七十三世孙东野沛然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主祀周公。其址位于今山东济宁市泗水县圣水峪镇北南东野村、北东野村。现合并为东野村。此泗水东野村现仅存一户姓东野人家。

🐉周公营建东都

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管叔鲜、蔡叔度的叛乱以后，认为发生这次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周朝首都太偏于西部，离新从殷商那里得到的土地太远，周王朝国家在管理上有些“鞭长莫及”，所以决定要在东边建立一个新的都城。

文王都丰，武王镐其位置偏西，所以营建洛邑，本出武王之志。

《史记》云：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成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汝）：维天饗殷，自发（武王姬发）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

此段文字记载，说明在武王灭商后，早已有了此动意，在东部建设一个新城的打算，武王亲口对周公旦所说这段话的核心内容是：只要做到了这一步才能使天下太平无事。然自周公。召公四国征讨之事既毕，既考虑四方入贡不均衡，又考虑到殷民虽使分处尚未心服，安抚管控也是事之当务之急。鉴于此而催生了营建雒邑这一设想和计划的实施，于是周公决定马上营建东都。

从人类文化起源看，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仅仅选择了北纬30度～40度之间。人类文化最先开始于有河水灌溉的地区，肥沃的冲积扇和充足的水源，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天然便利条件，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已呈现早期的农耕文明的征象。但文化的起源并不依赖河流本身，而是河流的各个支流，每一支流的两岸及其与大河相交的那一个三角地带，是古代中国文化的摇篮。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源则是农耕社会，农业文明是一切文明之源。”

鄠邑东为古丰水（今沣河），中为古潦（lao）水（今涝河），西为古甘水（今甘河）这里是中国稻谷文明的重要发祥地，1957年和1983年在鄠邑涝河流域和甘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碳化稻谷，是中国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重要例证。而涝河、沣河、甘河三条支流与渭河相交的三角地带，是中国城市文明的发祥地和高光地带。

历史上夏鲧在今涝渼汇合处乾坤湾“太极☯️图”旁始作崇国城，奠中华城市文明之基。《吴越春秋》载其事曰：“鲧筑城以卫君，造国以守民，此城国之始也。”卫君和守民是鲧作城的两大功能，也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史证。鲧作城，诸侯有狡心，大禹”坏城平池”，《淮南子•原道训》有其载。成语故事“化干戈为玉帛”源于此。禹生启，启嗣立，是为夏朝。《淮南子•齐俗训》下高诱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有扈氏因反对夏禹要采用世袭制取代禅让制而遭到夏启的攻击，以致有扈氏亡国。《尚书•甘誓》有其载，成语故事“飞扬跋扈”源于此。《淮南子》还以赞赏的语气评价“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五行”一词始见于文献。

文王在此伐崇国虎，而作邑于丰。颁布《伐崇令》，汉刘向《说苑•指武》有其载，从而诞生人类第一部环境保护法令。“（文王）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长期歌颂的“文王之师。”《孟子•梁惠王下》称颂这样的军队“民以为将拯于水火之中也”，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成为历代为正义而战的军队所效法的榜样。

文王郊祀史实始见于《诗经•大雅•棫朴》篇。西汉著名哲学家董仲舒代作有其深度解读。今鄠邑区渭丰定舟（周）村出土的文王伐崇“旅乍（作）中”陶鼎（香炉），见证文王伐崇，“择中建都而鼎定中国”这一重大历史史实。

鄠邑秦渡镇出土的周丰宫瓦当，是周人的“国徽”图案，是美术里的“中国”。是“中国”一词的代名词，图案上“四灵”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代表四方，中为树木交柯之形的丰字，寓意“四方之中为中国，中国之中为丰宫。”此二器文字加图案组合，表示周文王“旅作中国”，早于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始知何尊外，更有至尊宝。因为文明不是突发之物，必以之前为基础。文王伐崇鼎和周丰宫瓦当，此二器堪称“国宝中的绝代双骄”，是“国宝中的国宝。”

周文王借鉴夏鲧城市选址经验，把“择中建都”思想，《周易》阴阳两仪四象八卦及五行生克制用关系、“攻位于汭”实务应用于西周丰京选址上。位于鄠邑秦渡镇丰盛堡村丰京遗址的选址，就是应于“攻位于汭”的成功范例。

周公又借鉴周文王及之前的经验，将其实际应用于洛邑城市选址上，传承了中华文明。

周成王五年，周公先遣太保召公到洛邑堪舆建城，随后周公亲自卜洛，历史上著名的“周公卜洛”就源于此。《尚书•周书•召诰》是最早有关相宅文献，载其事曰：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fei）。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rui）。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邑营。”

这段话描述的是周成王决定建造洛邑的故事，成王于二月二十一日（乙未）早晨自镐京来到丰京后告于宗庙。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先行到洛（今洛阳）勘探了那里的地理环境，至下月初三丙午新月初现，又过三天即戊申日，太保召公又于清晨来到洛，先占卜筑城的具体位置，结果一卜得吉。于是立即开始了测量营建洛邑前期工作。且选择在河流隈曲的“汭位”，这一著名故事，清代人绘出图式，便是著名的《太保相宅图》。太保大概是中国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的“地质水文勘探设计院的专家”，踏勘考察完毕，还需要通过“卜”对行吉凶预测，周公于乙卯日早上亲临现场视察其规模，三天后丁巳归举行郊祀。用两头祭天。次日戊午便在新邑立社庙祭地神，祭时用牛羊猪各一头。

“卜洛”是古代占卜城市选址吉凶的一种方法。用蓍龟占卜，蓍（shi）是古代筮用神草，民间称“蚰蜒草”或“锯齿草”，相传可生长千年，汲天地之灵气长久，神验性极高。龟，是一种长命动物，汲日月之精华长，也神验性高。故《易经•系辞》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wei）者，莫大乎蓍龟。”周公在焚香祷告上天之后，先用蓍茎问天，卜得六个阳爻叠加之乾卦，也是对国家大事最为有利的“譞”卦。大吉！后又祷告上天，火灼龟甲.得龟裂纹形…甲骨文之“吉”字。天意昭然大吉大利，乃定在洛邑建城，择吉日而破土动工。《召诰》曰：“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周公便殷民和各诸侯国的首领颁发营建洛邑的命令，之后，殷民便大举动工了。《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追叙这段史实说：“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财用，书糇（hou）粮，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书以授帅，而效诸刘子。韩简子临之，以为成命。”周公旦严格地遵守文王、武王的遗训，办事节俭，不搞铺张，所以东都没有夏桀、商纣那种倾宫鹿公一类的豪华建筑。但其规模还是很宏伟，内城九里见方，面积有八十一平方里。外城是二十七里见方。历时九年才完工。其后又把象征王权的九鼎安置在新都宫殿中，此也是历史著名的“成王定鼎洛邑”典故的由来。

何尊铭文涉及西周初年营建成周的历史事件，是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对于铭文的年代，目前学术界意见分歧较大。多数意见认为是周成王时的器物，也有学者认为是周康王时的器物。在认为属于成王时器的这一派中具体看法也有不同，有学者认为是成王即位后的五年，有学者认为是周公摄政称王的五年。具体分歧又涉及到学术界对于周公是否摄政称王，成王是否改元、铭文首句“迁”字如解读，铭文年代与《召诰》、《洛诰》如何融洽等问题的不同认识，

成王在东都住了一些时候，会见了诸侯，依旧回到家镐京居住，东都由周公旦坐镇。成王此时对东部这才比较放心了。便和儿子康王都集中力量征伐犬戎，以安定京师镐京周围这些地方。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周朝曾俘获犬戎士兵13000多人，康王为庆祝这次重大胜利，赏赐给参加这次战斗的贵族盂1700多个奴隶，并且把记载这件事的文字铸在大盂鼎上，以便流传给予后世。此鼎重五百多斤，是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发掘出来的，具体地点一说出眉县礼村，一说出自相邻的岐山县。后辗转经多人收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同出器主为盂的鼎有两件，此件纪年作“廿又三祀”，器型较大，因称为大盂鼎；另有一件纪年作“廿又五祀”，器型较小，故称小盂鼎。此大盂鼎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中国青铜器全集》5：35；《殷周金文集成》2837；《商周青铜器铭文选》062。大盂鼎因其体型硕大，铭文重要，与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盘一起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

周公营建东都对于周朝来说，其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不但巩固了奴隶制政权，而且促进了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还为后来周平王东迁，准备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在周朝式微之际，公元606年楚庄王兵驻洛阳城外，楚庄王竟然傲慢无礼地问周王派来的礼官说象征天子威权的九鼎到底有多重？颇显蔑视和取代之意。后来“问鼎”即成为一种政治野心的代名词。

洛阳城自东汉以降，历次为三国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朝都城.正如司马光诗句所云：“欲知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俗语“九朝兴衰，繁花一梦”即指此处。

🐉守鄠历史文脉：《太保相宅图》是清人《周书•召诰》篇绘出图式，即著名《太保相宅图》。图例根据何晓昕、罗隽《中国风水史》插图，稍有改编。汭（rui锐），《书•禹贡》：“东过洛汭。”汭，河流汇合的地方或河流弯曲的地方。杜预曰：“水的转弯处叫汭。”王肃说：汭就是入。吕忱说；汭是水相互注入的意思。位于“攻位于汭”A城汭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立基于此地A城汭位，会获得更多的土地。C城将会逐步被水流冲刷漩切侵蚀而减少土地，

《历代帝王道统图》册之《周成王卜年定鼎图》（局部），清，陈书，现藏故宫博物院。鼎是国之重器，王权的象征。据《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jia-ru），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成王在郏鄏营建东都洛阳，名王城，并迁九鼎安放于此，周成王曾占卜，周朝国运，据说可以传位三十世，立国七百年。这些都是上天的旨意。“郏，山名。鄏，地名。郏鄏均在今河南洛阳境内，此指洛阳。

🐉格物致知，解密《诗经•关雎》“千古之谜”：

《诗经•国风•周南•关雎》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乃今鄠邑涝渼之地。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序》《诗集传》均认为此诗颂美“后妃、文王、太姒”。但诗中却读不出其影子，证据不足也。

笔者按语：假若此事成立，与“后妃、文王、太姒”有关，反观事理，则其诗极有可能会被孔子编入《雅》或《颂》，而未编入则其不够格也。

《诗》之《风》是民间乐调中的“小调”“俗曲”之类的意思，正如郑樵《通志•点序》所云：“风土之音曰风。”“国”是地域的通称，如本文“雎国䢸邑”者是也。故“国风”者，则是其地方风土之音俗曲小调，乡土口头文学者也。三千多年来，“原汁原味”的曲调已失传矣，唯有歌词仅存于世，欲知其详，已为难事。笔者把文物证据引入《诗经》地理研究，从此诗“风土之音”上去考量，其本是一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青年男子追求心上人的爱情恋歌罢了。

1876年鄠邑涝河腊家滩一带曾出土有西周（或春秋早期）宗妇彝器22件，器同文皆25字，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地。此物自出土面世以来，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先生、当代我国博物馆事业之先驱、上海博物馆首任馆长、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皆有深入研究，笔者继前辈学者之后，有幸成为第三位对此文物深入解读的人，把此文物引入《诗经》地理研究，由此而解答了《诗经•关雎》诗作“千古之谜。”

铭文中在“国”字之前，有一个表示国家名称的文字，“昔”字下为“月”，右偏旁为“邑”的组合字，其文字表象：“水波重叠三折在上，日、月”在其下，表示大水灾为患之日，已经成为往昔之事。”

此国初始于鄠县，即与《诗经•关雎》中的“雎国䢸邑”对应。䢸（ju）字的前身是文字雎（鴡），以鴡鸠（关雎）名而名国名。雎（ju）鸠，即通常人们较为熟识的斑鸠鸟，鸽科属。《诗经•桑扈》谓之桑扈的鸟，《尔雅》作桑扈。亦名窃脂，窃同浅。似鸽而小，今名斑鸠。亦名布谷鸟。《左传•昭公十七年》有以鸟名而为名官名之载，“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九扈是管九项农事的官，如耕耘、布谷、收获等，阻止制约百姓不让放纵。”扈：或作（雩+鸟）、鳸，也是鸟名。此也是雎鸠鸟名演变史及此鸟与鄠邑农耕文明史的“史源”根据。皆可证其依存关系是可信的，是以鳸（扈鸟）为图腾崇拜。商商时期“户”字始见于户彝，今宝鸡青铜博物院有藏品。《史记•夏本纪》“夏启即位有扈氏不服”句张守节《正义》引西汉扬雄《训纂》曰：“扈、鄠、户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

又有有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第七出中所述：“雎鸠是个鳥，关关，鸟声也。”汤显祖通过杜丽娘的陪读丫鬟的插话点明就是“斑鸠”之载可证。又有明代《增补鄠县志》所载“关鸡台、斑鸠岭、锦鸡台”地名可证，其以鸟名而名地名，可证此“雎鸠”鸟实际存在，而非《诗经》历代注家笔下传说中的“此鳥雌雄情意专一”的“神异”之鸟。有人将此雎鸠鸟注解为“鱼鹰。栖息水边，善于捕鱼。”其解读有误。

由于《诗经》中的潦（lao)水，今之涝河，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发生洪涝灾害，而毁其《诗经•关雎》之䢸国而成“十里天桥腊家滩”，其后该国被迫迁往四川临邛（今邛崃市）一带，国名为昔阝（ji）国（苴、䣢）。雎国名文字演进史：鴡>雎>（昔+月+邑）>昔阝>䣢>苴>䢸。铭文中“宗妇”当是中国历史上有出土文献记载的第一位抗洪抢险女英雄，为这一女性成套作器达22件之多，足见其显赫的历史地位。

笔者根据宗妇铜器铭文及《说文解字》：“鄠、扈、䣙（pei.指䣙乡，秦汉上林苑萯阳宫所在地一带。）、䢸、郝（商代郝国，今祖庵郝村一带。）酆（周文王所都，曹云海研究员考证后将其锁定在鄠邑区秦渡街道办东、西丰盛堡村）六字连言，“䢸，右扶风鄠乡从邑”之载，锁定《诗•关雎》“在河之洲”之地，即今鄠邑涝渼之地，是涝河流域胡公泉、白沙泉、渼泉等相继汇入而形成的渼陂水系与涝河主干河道之间所形成的自然三角洲。清人诗作谓之“十里洲”，坊间百姓谓之“十里天桥腊家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涝水际城北出，合美陂水。水出宜春观北，东北流注涝水。”

有人推测《诗经•关雎》诗言“琴瑟”、“钟鼓”，这类乐器只有贵族家才配享用，以此断定此诗为贵族青年男女结婚场面，纯属无稽之谈。有《后汉书》《路史》《容斋随笔》之载为证。

宋代范晔《后汉•皇后纪第十上》曰：“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

宋代罗泌《路史•高辛纪上》：“康王一宴朝而暴公作关雎诗以讽。”

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关雎不同》也有相应的记载。

关于《诗经》地理之周南：钱穆先生《史记地名考》中：“（1）为歌周南、召南。（《吴世家》）（2）太史公留滞周南。（《自序》）【集解】徐广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阳。’【索隐】张晏曰：‘自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也。’《自序》”【笔者按】自笔者将宗妇器铭文与《说文》：“䢸，左扶风鄠乡从邑”之载，引入《诗经•关雎》地理研究，“古之周南，今之洛阳”之说，将被文物证据所击破。周南之说得重新定义。

与前辈大家共论《诗经》话题，今引《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胡适谈谈《诗经》，以飨读者。“《诗经》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谁也知道，它是世界最古的有价值的文学的一部，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这一部《诗经》已经被前人闹得乌烟瘴气，莫名其妙了。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诗经》“国风”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写，一般经学家多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到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上去，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解释，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痛惜的！譬如“郑风”二十一篇，有四分之三是爱情诗，《毛诗》却认“郑风”与男女问题有关的诗只有五六篇，如《鸡鸣》《野有蔓草》等。说来倒是我的同乡朱子高明多少，他已认“郑风”多是男女相悦淫奔的诗，但他亦多荒谬。《关雎》明明是男性思恋女性不得的诗，他却在《诗集传》里说什么“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把这首情感真挚的诗解得僵直不成样子了。

好多人说《关雎》是新婚诗，亦不对。《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是描写他的相思苦情，他用了种种勾引女子的手段，友以琴瑟，乐于钟鼓，这完全是初民时代的社会风俗，并没有什么稀奇。意大利、西班牙有几个地方，至今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取欢于女子。至今中国的苗民还保存这种风俗。

《野有死麇》的诗，也同样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初民社会的女子多欢喜男子有力能打野兽，故第一章：“野有死麇，白茅包之”，写出男子打死野麇，包以献女子的情形。“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便写出他的用意了。此种求婚献野兽的风俗，至今有许多地方的蛮族还保存着。

总而言之，你要懂得《诗经》的文字和文法，必须要用归纳比较的方法。你要懂得三百篇中每一首的题旨，必须撇开一切《毛传》《郑笺》《朱注》等等，自己去细细涵咏原文。但你必须多备一些参考比较的材料：你必须多研究民俗学，社会学，文学，史学。你的比较材料越多，你就会觉得《诗经》越有趣味了。

　　顾颉刚曾经如是评价过吴大澂的学术贡献，即：“古文古器之研究本小学目录之旁支，而四十年来蔚成大国，倘非先生开创于前，纵有西洋考古学之输入，其基础之奠定能若是速乎？今日言古文古器之学者多矣。孰不受灌溉于先生之书，又谁能逾越先生之建树者？⋯⋯夫以先生取材之广，求证之密语、察理之神，为自有金石学以来之第一人，此岂夸鹵莽者所能为哉！（《吴愙斋先生年谱》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版第2页）

笔者感言：苏州人吴大澂先生是清代“才高八斗”的金石学家，是“寸土寸心”的爱国名臣。余仰慕先贤久矣，根据先贤《愙斋集古录》之书，对鄠邑出土文物宗妇器之考证，著名历史学家、我国博物馆事业之先驱、上海博物馆首任馆长杨宽先生《古史探微•西周列国考•蜀》之研究，沿着前辈的足迹砥砺前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有幸成为此件宗妇铜器研究的第三人。根据此器铭文“昔阝国”之载，以及《说文》：“䢸，右扶风鄠乡从邑”之载，锁定今鄠邑涝渼之地，即《诗经•关睢》“在河之洲”之地“雎国䢸邑”，至此困惑学界、考古界“千古之谜”，得以克遂。

🐉中国诗史都邑鄠邑牛东访谈录

牛东何以“牛”？这里是中国诗史的都邑；鄠邑何以“牛”？这里是典籍里的中国。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鄠邑是中国诗史的都邑。有典籍才有中国，有文物才有底蕴。中国文化与自然山水息息相关，而黄河文化主要集中在三部经典《诗经》《老子》《史记》。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其语出自《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伯鱼：姓孔，名鲤，字伯鱼，孔子的儿子。

孔子曾独立站在堂上，儿子伯鱼从堂下庭院经过，孔子问他：“学习《诗经》了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不学习《诗经》就不会交流表达。”孔子对《诗经》与社会交往关系的论述，实际上阐明了文学的教育功能，或者说文学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故至汉武帝时，《诗》被官方奉为儒学经典。

“史学研究积于史料，没有史料则无史学。”何以中国，实证中国。以物说史，以物证史。故从鄠邑出土文物等，解读《诗经》“诗史牛东美丽嬗变史。”

地名是历史文化的脚步声。今五竹之名，乃“吾周”之谐音，疑从《论语•八佾（yi）》：“子曰：‘周监（jia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吾从周”之名讹传之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借鉴夏朝、商朝而制定的，多么的丰富美好啊！我赞同周朝的礼乐制度。’”

《书序》云：“周公老于丰，成王还归，在丰作《周官》。”荀子在《儒效》篇中赞颂周公的德才，称之为“大儒”；《周礼》原名《周官》，汉代刘歆、王莽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撰，并将周公的地位摆在孔子之上。唐代韩愈宣扬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自此以后，人们常以周、孔并称，在教育上，则有“周孔之教”的概念。今考证鄠邑五竹周贵坊村，疑其周公“制礼作乐”之地，也就是《周礼》一书的诞生地。

周礼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的基础。周公是周礼的集大成者，辅佐成王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法制化。宋代大儒程灏初仕鄠县任主簿，在为鄠昙元圣周公后裔《姬宗世谱录》所作《程序》中评价说：“孔子之道，学于文武，而文武之德实惟周公成之。鄠为丰京旧都，周公退老告终之地。”

鄠县《姬宗世谱录》，号称“天下第一谱。”现为国家二级文物。2016年12月，笔者对该《谱》残缺模糊文字千余字，作了抢救性文字复原，从而使这一稀世珍宝得以重新焕发容光。

敷天之下，“中国大牛东”，何以牛？此乃得天地山川之灵气而为之牛！《尚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墟发现的甲骨窖藏，相当于殷商王朝的官方文字档案馆。春秋时老子李耳是周王室守藏史。说明当时便有了国家图书馆管理机构。从先秦时期到今鄠邑圭峰山下西安国家版本馆文济阁“种子基因库”，是中华文脉底蕴深厚的藏书史证和文明印记。

美丽苍龙河从牛东村旁穿过，承载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这里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化遗存便是例证。又传说老子往函谷关，而有成语“紫气东来”，典故“青牛紫气”，语出汉代刘向《列仙传》：“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曾骑青牛从此村旁经过，受尹喜之邀西去周至楼观台，青牛留犊于此，此乃天地间祥瑞之兆。故此其东之地而谓之曰：“牛东。”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地上苍龙河，天上东方苍龙之星，是周文王“象天法地”，“天人对应”思想的集中体现，其“鼎定中国”于鄠邑定舟（周）村，而“择中建都”于牛东丰盛堡（酆亭）村。

有1948年鄠邑秦渡镇出土文物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陶券）为证，此物现藏于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为该馆“镇馆之宝”。曹云海研究员考证后认为：该瓦书所划定的宗邑四至范围西北角端点，铭文中为“酆邱”，即丰京地望所在地。有宋代大儒程灏和元代著名学者《类编长安志》作者骆天骧的亲历釆访记述，以及笔者考古调查记录为证。曹云海研究员曾于2012年12月提出《从渭水北移和古丰水东移论丰京遗址考证之我见》，从古文献中找到了古丰水四个入渭口，说明古丰水从周灵台以西，西北流，逐步灵台以东，向东北方向发生“扇形”位移，从而前瞻性大胆提出：现在所谓丰京遗址，当为一处，是镐京遗址而非丰京遗址，西周丰京遗址，当在今户县牛东乡东、西丰盛堡村。《类编长安志》：“酆宫，文王宫也，文王伐崇，乃迁都于酆。其宫在鄠县酆亭，今俗呼丰城堡，三里之城也。”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所载的“丰城堡”，即今鄠邑牛东、东西丰盛堡村。今西丰盛堡村西北隅观音庙石菩萨像底座上铭文，有明代“嘉靖二年（1523）正月十五日⋯⋯鄠县花原里‘封城堡’”之载可证。古文：“封同丰”，又是谐音，并且各个证据间是锁链关系，故户县牛东乡东、西丰盛堡村即丰京遗址所在地，当为信史。

今人所见沣河河流之状况，与3000年前古丰水之状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欲知3000年前之史事，其沣河河流的变迁史，是不能回避的重要史实。笔者这一前瞻性观点，在201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周秦都城遗址保护管理中心编著的《丰镐考古八十年》第九章：“性质及今后工作方向”中得到验证。该书并说：“丰镐水系环境与周秦汉唐都城水系关系密切，应对丰镐遗址古环境、古地貌、古水关注研究。”

《诗经》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是中国上古水利史。《诗经•文王有声》：“筑城伊淢（xu），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从以上记载看，丰京有城诃、城墙。武王建都镐京后，每遇大事仍到丰京“告于庙”。西周初期制定的几个重要法规和文件《策》《丰刑》《周官》等都是在丰京完成的。事实上丰京已成为国家文书处理中心，故其在历史上，丰镐相提并论。

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的标征也。”今之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在《不断裂的文明史》中说：“国家是文明的集中体现，而且都城成为文明的最重要的物化主体。”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曹云海研究员担纲的“诗画鄠邑是中国诗史的都邑”《诗经》地理多学科综合考古调查研究，现已查明今鄠邑秦渡街办丰盛堡村，为西周丰京地望所在地。

丰京，是古都西安作为千年帝都的最早的名字，西安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皆是从鄠邑牛东丰盛堡（丰亭）村开始的。从此揭开了西安作为帝王京师历经千年，雄距华夏幸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文化中心的辉煌历史。西安成为与雅典、罗马、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齐名的世界历史古都。

寻古中国，牛东何以牛？这里是“中国之中国。”《史记》曰：“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历史上的丰京和镐京，曾经雄踞于古丰水两岸，被誉为东方最早的“双子城”，这是是历史性的伟大选择，也是天地大义的必然眷顾与选择。

　　何以中国，实证中国。鄠邑渭丰定舟（周）村2013年7月出土的文王伐崇“旅乍（作）中”陶鼎（香炉）铭文，是周文王“择中建都”、”鼎定中国”的前奏曲。《诗》“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其周丰宫瓦当图案，是周人的“国徽”和“中国”一词的代名词，而有“四方之中为中国，中国之中为丰宫”之象征意义。

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有云：“文字是语言之表象。”汉字是中国历史的活化石，是文明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从中国汉字演进规律看，字之初，本为画。《尔雅•释言》：“画，形也。”郭璞注云：“画者为形象。”提到了物象与图画之间关系，而早期的文字，本来就是画，先有图画，后才有文字。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所说：“写字就是画画。”

严格的说，此文王伐崇鼎（香炉）和周丰宫瓦当这两件文物出现了之后，其后才有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宅兹中国”之铭。也就是说二器组合铭文“旅乍（作）国”，早于何尊铭文“宅兹中国”。鄠邑出土的这两件陶器文物，当被誉为“绝代双骄，是国宝中的国宝。”

秦承周制，汉继秦业。秦汉文明远播世界各地，中国（CHINA）即是“秦”的音译，此乃中国文明的演进史也。

岁月可回首，深情藏沃土。鄠邑五竹、牛东、苍游、秦渡，是诗画鄠邑东部人文底蕴非常深厚，而且充满传奇故事，很“牛”的地方。这几个地方是周公退老告终之地“明农之乡”，以及《诗经》地理文化“三灵”（灵台、灵囿、灵沼）之地，亦称“三雍”。是3000多年前中国科技文化兴国的“硅谷地带。”

《诗经•大雅•灵台》此诗主旨表达文王能与民同乐。诗曰：“终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王在灵囿，麀麀（you）攸伏⋯⋯王在灵沼，於牣（ren）鱼跃⋯⋯於论鼓神，於乐辟廱（yong）。”

西周灵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国家天文台遗址。许慎《五经异义》有“灵台，以观天文”之阐释可证。孔安国曰：“灵台，民之教化之地。”其遗址位于鄠邑秦渡街办之北约1公里处，今长安区阿底村东南500米，沣河西岸，现存夯土台高7米，周120米，有庙宇。

西周灵囿是中国皇家园林肇源之地，也是西周时国家野生动物驯化繁育科学研究基地。今牛东、秦渡镇地界刘家花园头、李家花园头、阎家花园头以及相邻长安区部分村庄一带，疑其是西周时苑囿地名文化遗存。《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古代畜养草木禽兽的园林，有围墙的叫“苑”，没有围墙的叫“囿”。唐贾公彦《周礼•地官•囿人》疏云：“案‘《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荛（chu-rao）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并是田猎处。”译文据此，因译为“狩猎场”。清乾隆时期《鄠县志》记载：在董村（与长安区灵沼海子村连村）有唐徐元弼《灵囿赋》碑。灵囿当在长安灵沼乡至鄠邑秦渡镇一带较宽广的范围内。

　　《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良野之苹；食野之蒿，食野之芩。”《诗经•小雅•白华》：“滮（biao）池北流，浸彼稻田。”皆丰镐之地，自然风光的真实描写。《诗经•大雅•文王》诗赞曰：“陈锡哉周。”（陈：读音“申”，一再，重复。锡：同“赐”，赐予。哉：读为“兹”，此。）

西周辟雍，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水经注》曰：“沣水北经灵台西，文王引水为辟雍。”曹云海研究员考证其辟雍遗址，当在今鄠邑区牛东丰盛堡村正东，长安区平等寺周灵台遗址之西，古丰水故道西边上。《毛诗序》说：“《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诗当是君临辟雍，见学校人材之盛，喜而作此。”

《诗经•小弁》曰：“为桑为梓，必恭敬止。”受《诗经•大雅•棫朴》的影响，“棫朴乍人，乐育英才”被后世引作校训。此诗诗作地在今鄠邑渭丰定舟（周）村，有出土的陶鼎“旅乍（作）中”铭文为证，诗史相合。

西周灵沼，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水产养殖繁育科研基地。《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王在灵沼，于牣（ren）鱼跃。”《灵沼旧图记》：“长安城西四十里沣水之西，真花磑北，今沼之水泊。”

西汉刘向《新序》说文王挖灵沼时遇上无主死人骨，文王恩泽枯骨，更葬之，文王之义也。明张居正《帝鉴图说》也有相应的记载。鄠邑秦渡镇北边300米处旧有枯骨塚其遗址，今已无存。灵沼海子村与鄠县董村连村。村门旧有《灵沼真境》石匾。民国《重修鄠县志》载：“董村俗名海子，相传即古灵沼。”《西安通览》载：“建国初海子尚碧水盈盈，随着西安地下水位降低，而涸为农田。”

汉司马相如《上林赋》曰：“日出东沼，入乎西陂。”东沼者，即周灵沼也。西陂者，《诗•振鹭》谓之西雍，汉《上林赋》谓之西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谓之美陂，诗圣杜甫《渼陂行》谓之渼陂，今鄠邑城西渼陂之地也。文王伐崇后，周成王时封卿士荣伯于古崇国（虫国）故地，（虫者，蚕也。周原甲骨第15片为“虫伯”，商末，虫伯即崇国虎，文王伐崇者是。）荣氏以氏为国，而有荣国。西周荣仲方鼎铭文中，有学宫之“宫”之载，这里也是我国古代高校学宫的摇篮，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西安地区城市的雏形，是西安浐河边半坡遗址半坡人，六千年前在其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的村落周围开挖的一条深5.5米，宽5米之壕沟。若以史书《吴越春秋》之记载：“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此城廓之始也。”此即中华城市文明的开始。古崇国城（或虫国城），今之考证其城址故地，当在今鄠邑区渼陂湖东北隅及附近一带，又可参见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图书《奉元州县之图》，若从夏鲧始作城廓时此算起，西安的建城史在4200多年。

🐉史诗中国行：鄠邑南山国家祭祀史稿

史上两位心照不宣的“中兴”帝王又为何钟情于鄠邑南山国家祭祀？

《周宣王与鄠邑南山国家祭祀史稿》

周宣王名静（又作靖），为周厉王之子。据《史记》记载，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执政大臣）其封地在今鄠邑境内（荣国故城笔者考证疑其在今渼陂湖东侧南、北河头村至六老庵村和东、西韩村一带，即《诗经•常棣》地理的鹡鸰原。）。推行“专利”政策，将公有的山川湖泽据为己有。周厉王的改革强硬而激烈，面对如潮而来的反对意见，他令卫巫监视国人，谁敢妄议厉王的改革，就杀无赦，搞得国人敢怒不敢言，走在路上只能用眼神去交流。周王与贵族的矛盾迅速引发贵族与国人联合在镐京暴动，厉王被驱逐逃到彘（zhi），今山西霍州市）时，其子姬静躲藏在召公家里，国人围着召公家索取姬静，召公（邵穆公，名虎。）便交出自己儿子代替。

《国语•周语上》载其事：“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

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号称“共和”（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

共和行政十四年（公元前827年，周朝国内发生大旱，同一年，厉王在彘病死，执政的周公、召公乃拥立姬静继承王位，史称周宣王，公元前828年～公元前782年在位。

周宣王姬静即位以后，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仍然不断的爆发。当年分封出去的诸侯看到王室势力日渐衰弱，也就有些不太服从天子的支配了，周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周宣王在召公、周公辅佐之下，一面努力恢复.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以来建立的好传统，一面继续革除厉王时的弊政励精图治，使国内各种矛盾有所缓和，一些诸侯又纷纷前来宗周朝见周王，宣王又拒绝虢文公的劝谏，“不籍千亩”，即不愿再于每年春天举行国王亲耕仪式。这实际是对土地国有制逐渐瓦解的承认。

面对四周的少数民族不断袭扰挑衅，周宣王直面人生，发动了一系列的征战。宣王即位第一年，为了给出征少数民族做准备，就下令大造兵车。第三年，派大夫仲去征西戎，古本《竹书纪年》“宣王四年，使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第五年派尹吉甫讨伐猃狁（xian-yun）。

猃狁，也作“猃狁”，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在商末周初的时候叫鬼方，也叫大戎，秦汉时期称“匈奴”，隋唐时期，称“突厥”，也统称“北狄”。这些名称都是汉族人给起的，带有侮辱的意思。猃狁是个游牧民族，成、康时代就曾打败了犬戎，并且铸大盂鼎留念，到厉王时候，由于周朝内部的动乱，猃狁也开始蠢蠢欲动，从西北方面威胁着镐京。为了打败猃狁，宣王派出了他手下最得大将尹吉甫领兵出征。

尹吉甫是个能文能武的全才，《诗•小雅•六月》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他和他的儿子尹伯奇都是西周末年的名臣。

据说尹吉甫善于改正错误，只要发现自己做错了，就立即改正。有一次，他听了后妻的话，把大儿子伯奇放逐到郊外去。伯奇为了表明自己没有错误，写了一首《履霜操》的诗，在野外大声朗读，尹吉甫听到后，知道自己错了，就把伯奇找回来，并且严厉处分了制造谣言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后妻。尹吉甫在家里是这样，带兵打仗也是如此。因为他能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所以常常转败为胜。省

　　裘卫盉，1975年2月陕西宝鸡市岐山县董家村西周窖藏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裘卫盉盖内有132字铭文，记述了周恭（共）王三年三月，在丰邑举行建旂（qi）大典。（建旂是周天子接见诸侯和臣下的一种仪式）。裘卫盉铭文中有“ 王称旂于豐”的记载，豐同“丰”，丰即丰镐之“丰”。称旂（qi），称举旗帜。《周礼•地官•大司徒》曰：“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徙庶之政令。”同时还记载了西周周恭王时期，裘卫用玉器和皮裘，交换钜伯土地的授田仪式。

贵族钜伯要朝觐周王，于是向裘卫换取了朝觐用的玉璋，价值贝八十朋，以千亩土地相抵。第二次又换取了两张赤色虎皮和两件鹿皮披肩，一件带有纹饰的蔽膝，价值二十朋，以三百亩土地相抵。裘卫将此事上报伯邑父、荣伯等五位执政大臣，大臣们命令司土微邑、司马单旟（yu）、司工邑人服三位官员到现场监督办理土地置换。事后，裘卫铸造了这件器物，将此事详细记录在器内，以告慰并祈求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永宝享用。

通过铭文我们了解到贵族钜伯为了参加天子朝觐礼，两次用土地换取觐见礼品，反映了西周中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所有土地制度已经开始瓦解，土地转让经过官员大臣的监督与认可，就具有了合法性。

裘卫家族在西周早期地位低下，到了西周中期时，裘卫已成为掌管周王室手工业产品玉器和皮裘的小官，裘卫拿礼器换得大量土地，而拥有了固定资产，通过这样的方式和途径，为裘卫家族积累了大量财富。“史载: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裘卫凿开一道缝隙，实现“阶级跃迁”。（2023/03《中华遗产•台北故宫博物院专辑（上）P39）

　　在北方，猃狁的威胁最大。这一次他带兵出征猃狁，打了几次败仗后，来找失败的原因，掌握了猃狁军队的活动规律。做到了知己知彼，在最后一仗中大败猃狁，把他们驱逐到太原以北的地方去子。周与猃狁的战争，《诗•小雅•六月》，这是记述和赞美宣王的诗。尹吉甫率师北伐抵御进犯宗周镐京、方京的猃狁，而取得胜利的叙事诗。当时宣王令南仲驻兵加强防守，又派尹吉甫深入敌地，与猃狁正面作战而取得胜利，从而保证了周王室的安定。“宣王中兴”源于此。

诗文共六章，首章言猃狁入侵，形势危机，宣王急令尹吉甫出兵抵御来犯之敌猃狁。“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Kui），载是长服，猃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第二章言出征军行整齐，日行三十里，出征猃狁，辅佐周宣王作天子。“此物四骊，闲之维测，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第三章言军容严整，士气高昂。“四牡修广，其大有顒。薄伐猃狁，以奏肤公。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第四章言猃狁入侵之深达镐京、方京，气焰嚣张。对周王室造成极大的震动，也给普通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诗经•小雅•采薇》载其事曰“靡室靡家，玁（Xian）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岂不日戒，玁狁孔棘。”尹吉甫临危受命，驱敌之疾。“猃狁匪炎，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第五章言王师获胜，打到猃狁老家大原。大原：地名，在今甘肃之平凉。“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猃犵，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第六章言尹吉甫伐猃狁大胜而归，周天子以饮至之礼燕飨之，并厚赐之。周之名臣，以孝行著称的张仲也到场庆贺。“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Pao）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这场战争，在《汉书•韦玄成传》记载说：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说的就是这首诗。

《诗经•小雅•鹿呜之什•出车》，这是一位武士自述跟随尹吉甫手下统帅南仲出征及凯旋诗。《诗》载其事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猃狁于夷。”

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诗以伐猃狁为主脑，西戎为余波，凯还为正意，出征为追述，征夫往来所见为实景，室家思念为虚怀。”

　　在出征猃狁的战争中，小孟鼎、虢季子白盘、兮甲盘、多友鼎，不其簋等青铜铭文都记载了周与猃狁的战争。

西周晚期兮甲盘，是记载尹吉甫功劳的铜盘。铭文开篇道出了那场血腥战争场景，周宣王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晚看不见月亮。宣王带兵攻打猃狁，兮甲（尹吉甫）随王伴驾，东北很多敌人，生擒很多俘虏⋯⋯。

周宣王并向兮甲发布单行法令，命令今甲负责征收从“成周”至“南淮夷”的赋税和力役，且规定双方商贾皆必须到法定片场交易。这是目前所见关于管理赋役和贸易的法令。

铭文是历史活生生的再现。和尹吉甫一同立了功的人，还有个虢季子白。他是个先锋，首次带兵，在洛河北岸大破猃狁，据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载宣王十二（前816），出战就斩敌五百俘敌五十。他把敌人的首级和俘虏献给宣王，宣王给他记了一次大功。打败猃狁以后，周宣王论功行赏，对尹吉甫和子白都给予了很多奖赏。并且把他们的功劳都铭刻在青铜器上。

记载尹吉甫功劳的兮甲盘和记载子白功劳的虢（guo）季子白盘，这两件周宣王时侯的历史文物都被挖掘出来，青铜器上这些铭文成了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可靠史料，

打败猃狁的第二年.周宣王又亲自带着召公、穆公、尹吉甫等文臣武将和大队人马，曾主动大规模去进攻荆楚、淮夷和徐戎。荆楚是从北方迁到南方长江中游和汉水一带居住的华夏族。在此之前，曾用胶舟计使周昭王覆灭的荆楚人。在宣王去进攻荆楚的时候，还拿这件事作为出兵的一条理由，要荆楚人给昭王偿命。淮夷和徐戎是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都是属于东夷族的小部落。商朝末年，纣王攻克东夷之后，中原的华夏族和淮夷、徐戎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开始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商朝灭亡以后，淮夷、徐戎仍然怀念商朝，敌视周朝。周宣王为了征服淮夷、徐戎，大举用兵，牺牲了许多士兵的生命，耗费了国库里的巨额财富，才取得一定战役的胜利。但并未征服淮夷。敔（yu）簋、虢仲盨、无（己+其）簋，记载了周王朝讨伐淮夷的战争。宣王征伐淮夷经营江汉流域见教载于《诗经•小雅•江汉》。征服淮夷之后，周宣王还顺势讨伐荆蛮，《诗•小雅•采芑》记载了此事。“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此战取得了胜利。为了巩固江江汉地区的战果。周宣王将申伯徒封到这一地区为诸侯。《诗经•大雅•崧高》载其事。“申伯信迈，王饯于郿。”这句诗的意思是说：“申伯决定要上路，王在郿邑来饯行。”申原为周初开国功臣师尚父的采邑，其地在今陕西周至、眉县交界一带。申伯由原封地赶赴新封地谢（今河南南阳东北谢邑）。

周宣王打败了侵入江汉地区的淮夷和当地反叛的荆蛮后，又命南仲等率师沿着淮水而下东伐徐方，《诗•大雅•常武》是赞美宣王平定徐国叛乱的诗，记载了用宣王命卿士南仲、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讨伐徐方之事。

《左传》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根据刘雨、沈丁、盧岩、王文亮编著《商周金文总著録表》，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第1版第606页，序号4515，大簋盖，字数30字（笔者注：含二个重叠字应为32字）时代为西周晚期，集成4125，1978年陕西省鄠县杨家坡出土，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铭文如下：

“唯十又五年六月，大作尊簋，用享于高祖、皇考，用易眉寿，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寳用。”

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曹云海，对西安市鄠邑区草堂镇杨家坡村1978年出土的此大簋盖（集成4125）铭文考证如下:

铭文中“高祖”，梁章钜《称谓录》中引阎若璩：“曾祖之父为高祖，然自是以上，亦通谓之高祖。”（吴镇烽《高祖、亚祖、王父考》一文）。在《诗经•周颂•雍》中，《毛诗序》曰：“《雍》禘（di）太祖也。”太祖，即后稷。眉寿：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说：“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谓之豪眉也。”断其此物年代当为西周晚期周宣王时之器物，因为西周末年在位超过15年者，唯有周宣王一人也。周宣王作此器，主要是表达对其父母和先祖的敬意，祈盼祖宗高祖能够保佑子孙后代万年眉寿，能够一直守护好祖先功业的意思。此物是周文王首次在鄠邑区渭丰定舟村“郊祭”旅乍（作）中”而“择中建都，鼎立中国”直接物证之后，周宣王在鄠邑南山进行国家祭祀“郊祭”的又一直接文化遗存重要物证。其与《诗经•小雅•六月》存在诗史相合对应关系。其史实可能是自宣王五年开始伐猃狁，其后伐荆楚、淮夷、徐戎取得胜利后，于宣王十五年六月在鄠邑南山进行的一次国家祭祀郊祀庆典活动。所谓国家祭祀，就是国家层面的山水崇拜，一种“在朝宗教。”

　　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曹云海先生，曾担纲主持的《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工作，在学术上已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在此从实物证据与《诗经》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如下分析与考证：

《诗经•小雅•斯干》这首诗是赞颂“中兴之主”周宣王新建宫殿落成的诗。《毛诗序》说：“《斯干》，宣王考室耶。”《郑笺》：“考，成也。德行国富，人民殷众而皆佼好，骨肉和亲。宣王于是筑宫庙，群寝既成而釁（xin衅）之，歌《斯干》之诗以落之，此之谓成室。宗庙成，则又祭先祖。”

从《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所描述宗庙宫殿所处的环境来来看，此宗庙宫殿当在鄠邑南山脚下，古丰水支流高观、林谷（今太平河）与潦（lao今涝河）水之间。这古丰水支流高观、神水峪、林谷、黄柏峪（疑为皇拜峪之名讹传。）、扈阳谷水，曲峪、檀峪诸山涧溪流，清清流淌，幽静的南山，苍翠的竹子布满山岗，茂盛青松连绵不断，这山青水秀而深䆳清幽的南山，就是展现在面前。

其根据是：1977年～1978年在鄠邑庞光镇化中村曾出土有西周晚期青铜盨一件，现为鄠邑区钟楼博物馆收藏。在宋村（今草堂镇）杨家坡村曾出土有西周晚期有32字青铜铭文大簋盖一件。《集成》4125。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

曹云海研究员认为这两件青铜器断其年代，应属周宣王时期的器物，从铭文来看，西周晚期在位超过十五年者，因为只有周宣王一人。盨这种器物，只在西周晚期使用，随后便消失，所以器型不多，而且各型之间区别大，很难划分出其亚型。两件文物出土地与宗庙宫殿遗址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从大簋盖铭文“唯十又五年六月，大作尊簋，用享于高祖、皇考，用易眉寿，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寳用”来看，主要是表达对其父亲及高祖后稷的敬意的祝文，祈盼祖宗高祖能够保佑子孙后代万年眉寿，能够一直守护好祖先功业的意思。此物应是宗庙宫殿祭祀的重要器物。此也是周文王自首次在鄠邑渭丰定舟（周）村“郊祭”，“旅乍中”，“择中建都，鼎定中国”直接物证之后，周宣王在鄠邑南山进行国家祭祀“郊祭”的又一直接文化遗存重要物证。其与《诗经•小雅•六月》可能存在契合对应关系。

其史实可能是自宣王五年开始伐猃狁，宣王十二年打败猃狁之后，又过二年后，伐荆楚、淮夷、徐戎取得胜利后，于宣王十五年六月在鄠邑南山下宗庙宫殿进行的一次国家祭祀郊祀庆典活动。所谓国家祭祀，就是国家层面以山水崇拜。

　 《诗经》里的中国故事：

“非遗”里的中国，《诗经》里的大美鄠邑广告语：“西南其户，爰居爰处”。

《诗经》中有两处提及建造宗庙宫殿打墙劳动场面，笔者网络采图，用出土文物还原《诗经•大雅•绵》：“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诗经•小雅•斯干》中的历史场景。

曹云海研究员认为《诗经•大雅•绵》：“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中的此庙，当为古公之父泰公庙，西周厉王十二年自作器㝬簋，1978年5月5日陕西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齐村出土，是现在已知商周铜簋中最大的一件，享有吉金“簋中之王”盛誉。铭文中有“盩先王宗室”之载，厔字是室字之别写，盩厔（今周至）之名源于此。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作原石（诗）鼓铭文，有“作原盩道”之载，笔者考证应为秦文公在此作原盩道扩建秦汉上林苑西垂宫。据此认为：今西安市周至县竹峪西峪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西峪宫殿遗址，该宫殿性质应是秦承周制，汉继秦业的产物也。缩：束。版：筑墙时两边挡土的木板。载：载土。庙：宗庙。翼翼：严正的样子。

《诗经•小雅•斯干》中“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这是描写宗庙宫殿所处地理环境依山傍水，在鄠邑南山下。“似续妣祖，筑室百堵。”承传先祖大业，建造宫室百间，“西南其户，爰（yuan）居爰处。”这句诗有人译作“门户向西或向南”不妥当。“西南其户”，应指的是镐京西南之门户（户邑），今鄠邑也。此“户”字并非今人之简化字，而是早在3000多年前已独立出现在铜器金文中。商代户彝，户卣盖、器皆同铭，各独铸一字“户”字，可证。户彝、户卣实物，宝鸡中国青铜博物院有收藏。《史记•夏本纪》“夏启即位有扈氏不服”句张守节《正义》引西汉末年大文豪扬雄《仓颉训纂篇》曰：“户、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隋唐时期的姚察，在《汉书训纂》里重复了扬雄的说法。“爰居爰处”，是居住稳定又安全。今之看来，这句“西南其户，爰居爰处”，当是3000年前盛赞诗画鄠邑人居环境最早最美的广告语。2016年3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关于西安市设立“鄠邑区”的市辖区专名论证报告》中，用了较为难读、难读、难写、难认的生僻字“鄠”，受众读错、写错、认错不在少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只需将原来户县的“县”字改为邑字，或将扈字上下结构的本字，改为左右结构的“户邑”二字，既不丢失原义，又简化方便受众沟通交流，有何不可？这是不了解金文“户”和《诗经》“西南其户，爰居爰处”之载的结果。

“约之阁阁，椓之橐橐（tuo），这是打墙劳动场面之描写，箍（gu）紧夹板阁阁响，用力夯土声橐橐（tong）。

笔者根据《诗经•小雅•六月》：“玁狁匪茹，侵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经•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岂不日戒，玁狁孔棘。”其史实记载，可见猃狁对西周的危害程度，面对国家危难之形势，周宣王在此建筑宗庙宫殿，除祭祀、避暑功能之外，可能当时最要紧的是为了防备不测，故在此处建筑宫殿，可能还兼有逃生避难场所的功能。结合鄠邑杨家坡村和化中村两处出土的西周宣王时的大簋盖和青铜盨来看，其物出土地分处于太平峪口两侧。此宫位置可能与隋唐时期太平宫遗址同在一处，此村原名林谷口，因隋时在此建有太平宫，村名也因此更名而沿用至今。唐高祖曾避暑于太平宫，宋代大儒程颢初仕鄠县任主簿时曾游此有记，“自入太平山谷，山水益奇绝，殆非人境。⋯⋯出峪游太平宫旧基而归。”今考遗址在鄠邑区太平峪口村正街路西。宫后山有朝阳洞尚在。化羊庙的前身是《汉书•郊祀志》所载：“京师近县鄠五床山日月祠”所在地，1977年化中村出土的西周青铜盨，可证西周时，此处为国家祭祀地。所谓国家祭祀，就是国家层面的山水崇拜。

　　图例解读：《青铜中国户彝礼赞》

青铜中国，吉金户彝，在3000多年前商代青铜文明里，就已经家喻户晓，天下皆知铭。在青铜铸造的书里，有其“户”字铭记。智慧的先民，早已为我们梦想家园设计铸造出精美的文字平面户型图和开发出立体华美别墅式样板间。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文明的现代化。

书画入流，字画同源。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中国是诗的国度，鄠邑是中国诗史的都邑。在世界民族之林里，我们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和文化魅力的民族，在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诗经》里，就饱含真情地为中国诗画鄠邑打造出充满诗意的广告语：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无相犹矣。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诗中充满诗意，画龙点睛之笔“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中“西南其户”，实指西周京师镐京西南门户诗画鄠邑。清澈的溪流，幽静的南山，苍翠的竹林，茂盛的青松，居住稳定又安全，有说有笑合家欢。若诗若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里是“唐诗地理的玉宇琼阁”，有诗仙李白的紫阁峪，“紫阁连终南，青冥天倪色。凭岩望咸阳，宫阙罗北极。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渭水银河清，横天流不息。”有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高冠（观）峪，当年其家“双峰草堂“就在其峪内。“岩口悬飞瀑，半空白皑皑。喷壁四时雨，傍村终日雷。”华严五祖宗密大师因其圭峰《清凉月》而大彻大悟，宋代范仲淹于此作诗而盛赞“圭峰夜月”。江南才子章惇与坡仙苏轼终南山风云际会，章惇感言曰：“我生山水乡，习得山水乐。每观唐人诗，梦寐思紫阁。”

吾爱我家，更爱我的国；守护历史，就是守护文明的根脉。诗意中国，泱泱华夏，我们都是国宝的守护人。

　　《诗经》地理鄠邑南山考古调查得知此西周大簋盖出土地，在今鄠邑区草堂镇杨家坡村村大门口正南100米金家坟地处。

1977年4月在鄠邑圭峰山下庞光镆化中村，曾出土有一件西周青铜盨，现藏于西安市鄠邑区钟楼博物馆。盨这种器物，只在西周晚期使用，随后便消失，所以器型不多，而且各型之间区别大，很难划分出其亚型。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曹云海认为，此青铜盨，也应是周宣王时期，在鄠邑南山进行国家祭祀郊祭的重要物证。

周宣王连年征战，都得到了胜利，就有些忘乎所以了。在他即位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又亲自带兵去征伐姜戎。周王特意调来“南国之师”，《国语•周语上》载其事：“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太原。”结果在这次千亩一战，他却吃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也险些做了俘虏。幸亏手下的大将出死力保驾，他才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逃了出来，所渭“宣王中兴”的局面，也就戛然而止了。

这次战败以后，周宣王的威信一落千丈，周朝的国势也从此一蹶（jue）不振，为了补充兵力和财力，周宣王想把负担转嫁给劳苦大众身上，他想出了个调查户口的办法，以便在按户抽壮丁和摊派捐税。大臣仲山甫竭力劝谏宣王不要这样做，宣王为了继续征战，哪里肯听。他不顾一切，派出了一大批人去“料民”（《国语•周语》调查户口，人们不愿充当宣王穷兵黩（du）武的牺牲品纷纷起来反抗，把派去调查户口的官吏都赶走了。

周宣王调查户口这举动，实际上加剧了矛盾的激化。等到宣王一死，其子姬宫涅即位时，矛盾已异常尖锐，再加上幽王，其本人又是一个极端昏庸腐败的君主。

西周的灭亡，确实与幽王宠爱褒姒有关，但其导索却不是“烽火戏诸侯”之事，而是幽王废黜了申王后和太子姬臼（后来的周平王），后改立褒姒为皇后、褒姒儿子姬伯服为太子。

申后乃申国国君申侯之女，而申国为宗周藩屏，又与周王室联姻，不仅具有政治地位.，还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竟敢废嫡立庶？！申侯怒之，联合缯国、犬戎攻周，幽王死，西周灭。《诗经•小雅•正月》则直接点出褒姒的名字。“赫赫宗周，褒姒烕（灭）之。”没过多久，西周就在内外夹攻之下灭亡了。

西汉“司隶部”地图，釆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京城长安附近的地区分别由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这“三辅”管理，它们全部都隶属于司隶部。

🐉《汉宣帝刘询与鄠邑南山国家祭祀史稿》

汉宣帝即位执政时期，进行国家祭祀为何设置新祠于鄠县，除了鄠县独特的山水人文佳胜环境以外，这与汉宣帝早年特殊遭遇有关。同时汉宣帝热衷于首都附近立祠，又与他受《诗经》文化的熏陶，对祭祀与祥瑞的理解，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汉宣帝刘询（前92-前49）。西汉皇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字次卿，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出生不久，“巫蛊之祸”爆发，祖父母及父母全部遇害。据《陕西通史》秦汉卷载：那时他才出生数月，“虽在襁褓，犹坐系郡邸狱”，幸赖廷尉监丙吉多方照顾，方使牢狱之中的他存活下来。并被转送祖母史良娣家收养。后遇赦，始归掖庭养护，“上属籍宗正”，号皇曾孙。恰遇掖庭令张贺原是戾太子下属，思顾旧恩， 对曾孙奉养甚谨，以至拿自己的私钱供其读书学习，成年后又为其娶暴室啬夫许广汉女为妻。“曾孙因而依靠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他曾“受《诗》于东海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他经常往来于诸陵县间，足迹遍布三辅大地，又曾多次被人困辱于莲勺县（今蒲城县南，大荔县西）盐池中。他尤其喜欢鄠、杜两县之间（今西安市鄠邑区和长安区一带），常常在下杜（今属长安区）滞留。当岁时随宗室朝令，则住在京师长安的尚冠里。他周身及足下皆有毛，颇多怪异之处。

由于刘询自幼生长在民间，深知民间疾苦。“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昭帝英年早逝，没有子嗣，大将军霍光先是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因其淫乱将其废掉，元平元年（前74）刘询这才得以继承皇位。即位之初，委政霍光。地节二年（前68）霍光死后亲政。执政期间，裁减用度，致力整饬吏治，惩治贪腐，强化皇权。四年，以大司马霍禹谋反事，废皇后霍氏，彻底清除霍氏势力。用熟悉法令政策的文法吏，以刑名考核臣下，设置治书侍御史和廷尉平，审核量刑轻重，废除某些苛法，维护法律正常行使。又招抚流亡，假民公田，设置常平仓，蠲免和削减租赋，轻徭薄赋，以此安定民生，恢复生产。

因匈奴内乱，降服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清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而囊括西域。神爵三年（前59）设置西域都护，政令自此颁于西域，有利于发展西域生产和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乐见诗经，而“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摛（chi）文，体物写志也。”又“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刘熙《艺概》卷三曰：“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六义不备，非诗即非赋也。”

汉赋乃大汉威仪的颂歌，皆是《诗》之《风》《雅》《颂》体例之奔流也。是对《诗》的发扬光大。《汉书•宣帝纪》载其受《诗经》影响，“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而择此京师近县鄠县五床山设立新祠，郊祀五帝，进行国家祭祀，其深知《诗》与鄠县南山的重要地缘关系，其皆是《诗》之昭也，而赋能于鄠县南山，继承了《诗经》南山其传统文化精神思想标识意义。施政中，在文体制度规则上“以霸王道杂之”。就很重视辞赋“仁义讽谕”政治宣传教化作用和“虞娱耳目”的寓教于乐，以文化人作用，对赋体例正文，要求结构严谨，句实整齐文字优美，去彰显大汉帝国自然与人文绚丽景象和“辩丽可喜”的恢弘气度。汉宣帝作为“才高八斗”的封建君王，甘露三年（前51），下诏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亲自去称制作临决。

汉宣帝是一位好皇帝，因汉宣帝年轻时常在关中各地游玩，尤其喜欢鄠杜一带，即今西安市鄠邑区、长安区一带。曾被誉为“鄠杜黄土地哺育的天子”。在其励精图治下，出现天下殷富，百姓康乐的繁荣局面。史称：“宣帝中兴”。然重用宦官和外戚许、史与王氏，也有不利影响。

因其与鄠杜有着特殊的乡愁情结，鄠县设县时间，笔者考证当在宣帝即位时。其即位后又在鄠县设立新祠，进行国家祭祀，且将自己的陵寝修建在杜陵，杜陵位于今西安市雁塔区与长安区交界的杜陵原上，始建于汉元康元年（前65年），汉宣帝刘询初元元年（前48年）死后葬于此。庙号中宗。

“汉宣帝即位后，对国家祭祀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基本上维持了武帝时代的神祠布局，也设立了一些新祠。同时，宣帝尝试省并祭祀中心，东方地区的祭祀被弱化边缘化。除泰畴—后土祠之祭祀外，宣帝不再进行长距离的祭祀巡行。武帝时代大量新祠、频繁巡祭的景况基本消失。祭祀体系趋于规范化和条理化。宣帝朝的祭祀格局，是汉王朝国家祭祀不断发展中较为成熟与稳定的形态。这一形态一直维持到元帝朝结束，可看作是汉王朝国家祭祀的短暂定型期。”（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210页，三联•哈佛大学燕京学术丛书）。

　　汉宣帝即位第十二年，即元康四年（前62年），宣帝方首次亲行祭祀。诏曰：“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矣。”

次年（神爵元年，前61年）宣帝至泰畴、后土祠，亲举天地之祭。当年，他又将武帝时业已形成的五岳四渎祭祀制度化，明确了祭祀地点及规格。又新设了一些新祠，据《汉书•郊祀志》载其事曰：“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

然而班固《汉书•地理志》却有一错筒，一字之差，将京师近县鄠劳谷（今涝峪）出山口之“谷口”误作入“左冯翊谷口县”名下，其县治在今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泾河出山口湾里村一带。《汉书•地理志》错简原文曰：“左冯翊谷口县：有天齐公、五床山、仙人、五帝祠四所。”此条错简当改，应移回右扶风鄠县名下。

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孔祥军先生著《汉唐地理志考校》第28～29页“《汉书•地理志》中的三条错简”中说《汉书•地理志》左冯翊谷口县：有天齐公、五床山、仙人、五帝祠四所。此“有天齐公、五床山、仙人、五帝祠四所”当在右扶风鄠县下。

经曹云海研究员实地考古调查研究论证，现已查明：

（1）劳谷山川祠，在今涝峪口出土口东侧栗峪口村。土门村、东涝峪口村、白云村这一“三角形”地带。《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点对点”：

《诗•釆蘩》：“于以釆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诗•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彼采藻？于彼行潦。”

鄠邑南山南涧皂峪、直峪、栗峪、马峪之溪水皆汇入潦（lao）水（今涝河）诗曰：“于彼行潦”。《诗》中“公侯之宫”，指今栗峪口村秦甘泉宫遗址。是秦承周制，汉继秦业的产物也。《左传•隐公三年》说：“蘋蘩蕴藻之菜，筐筥（ju）锜釜之器，潢于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风》有《釆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泂酌》是歌颂周公的诗。鄠邑区甘亭街道办事处西郊村及姬家堡村姬姓人家，是元圣周公姬旦的后裔，其《姬宗世谱录》号称“天下第一谱”，现为国家二级文物，鄠邑区档案馆收藏。该《谱》中，收录有历代以诗《泂酌》为题，歌颂的周公的诗，可证之。

鄠邑涝河流域丈八寺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西周铜罍，鄠邑区钟楼博物馆收藏，即与《诗•泂酌》诗中所载的铜“罍”相合，即周公铜罍。出土的荣簋即周公簋。《诗》“夙夜在公”之“公侯之宫”，在西周早期可能与周公有关。成语“夙夜在公”出自《诗经•召南•采蘩》《诗经•召南•小星》意思是说：从早到晚，勤于公务。《采蘋》诗中“于以奠之？宗室牖（you）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此与宗庙祭祀活动有关。《泂酌》是祭祀时唱的歌，边舀水，边说唱。此当是中国说唱艺术的肇始，中国曲艺史盖始于此。此诗后来成为周公庙祀典乐章。《姬宗世谱录•文宪王周公庙祀乐章》曰“於赫周公，皇皇厥度，诱民之将，无小无大，罔不是尸，祈祈者舞，⋯⋯泂酌酹公神之弔矣⋯⋯。嘉靖五年仲夏监察御史张公刻石，阴张衮撰书。”可证。

《诗经•小雅•斯干》中“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所描述的是周宣王时所建宗庙宫殿在鄠邑南山脚下。宗庙成则又祭先祖。“约之阁阁，椓之櫜囊（tuo）” ，这是建宫殿打墙劳动场面。

在秦代，朝廷就在此设有劳谷山川祠。《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载：“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七条水量相对较小的河流，虽地位不如大山川，但因地近“天子之都”秦都咸阳，祭祀规格又升高一等，得与名山大川比肩，仅无尝禾、醪祭之加礼。（注：每年用新谷祭祀，河水加有醪祭。）

（2）五床山祠：五床山在今鄠邑境内，即《诗经》地理中的南山，其核心范围在今涝峪河与太平河之间，山脉走势在空间自然排列上，若手掌向北伸出，五指分出。山以形胜，空中俯瞰若“花蒂之形”，面积约125平方公里。其东侧高冠（观）峪、紫阁峪、神水峪和西侧甘峪山脉，若其“花蒂之绿叶”。北端九华山（海拔1766米）居其中，周围九个山峰，峰峦簇拥着，陡峭险峻，空中俯瞰若华伏状而得名，由《汉书•郊祀志》五牀（床）山，明代《增补鄠县志》衍生成五林山”，之后方志有“五华山”、“九华山”之载。

其正南端为东涝峪河上源静峪脑（冰晶顶），是秦岭东西向主山梁的第二高峰，海拔3015.1米，西安地区第一高峰，若“花蒂之根”。其南北走向涝峪河与太平河山脊大梁若“花蒂之茎”，即沣河水系太平河与涝峪河二水系的分水岭，檀峪河以东归属沣河水系，皂峪河以西归属涝河水系。涝河和沣河即《诗经》地理中古潦（lao）水和古丰水。也就是说，这里是《诗经》地理中的“经典南山诗经河”肇始之地。

郭沫若先生在《奴隶时代》中曾说过：“文字是语言之表象”，而文字又是文明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花为华之象形，鄠邑又是夏族活动的重要场所，是黄帝之孙颛顼之子鲧的封地古崇国。鲧者大禹之父，鲧作城，“城之始也”，即中华城市文明的一开始。其与中华文明史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西安4200多年建城史，即由鄠邑古崇国开始的。文王伐崇，作邑于丰。丰京是古都西安作为千年帝都的最早的名字，3200年建都史始于此，也是从鄠邑开始的。

《诗经》地理的精神标识意义与考古调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实例：

《祖脉秦岭自然遗产中华天帝五床山发现记》

1993年笔者在鄠邑涝峪静峪野外考古调查发现的，初识曾以“朱雀有奇景，深山藏卧佛”为主要内容，于1994年10月，在《户县报》发表过。其后研读《汉书•郊祀志》，又研究《诗经》地理，随着对《诗经》地理文化研究的深入，从《诗经》“节彼南山，维石岩岩。”“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寿比南山”、“万寿无疆”、“日升月恒”、“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逐步认识到鄠邑南山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赫赫地位和精神标识意义，而有“鄠邑南山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里最大的靠山”之认知。可谓：“始知五岳外，别有它山尊”（杜甫语）。

《诗经•大雅•皇矣》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在这首诗中仅“上帝”或“帝”就高频出现过10次，“崇墉”出现过3次，崇墉，即古崇国城。当在今鄠邑境内东、西韩村至六老庵村，南、北河头村一带，可参见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图书《奉元州县之图》。所有判断都得集于史实根据，“史学研究积于史料，没有史料则无史学。”从自然遗产的具象性到出土文献西周大簋盖铭文和《汉书•郊祀志》之记载佐证的真实可靠性来看，将其命名为：“中华天帝五床山”当是可行的。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曰：“帝者，蒂也。象花萼全形。”著名诗人、古文学家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在《中国铜器综述》中说：象形的表现和观看都具有心理学意义的中国特色。上帝的“帝”字义为“上天至高无上的力量”或“至上神”。当这个字作为以上涵义被使用时，它毫无疑问是个实词。当“帝”字放在介词前，介词后跟着某个祖先的名字时，“帝”是动词，表示“献祭”。当“帝”放在“史”一类的词前时——“史”义为记录者或使者——是形容词，义为“神的使者”。

著名语言学家黄新亚先生著《三秦文化》中说：“黄帝既然从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华夏族首领的名称。他便有了作为炎黄子孙的祖先意义。从“黄帝”名称的复合辞意看，“黄者，中和之色。”（《白虎通义》）“帝通蒂”，帝在甲骨文是花蒂之象形。花蒂是植物之本根，“蒂”应是人的种族繁衍的本根。为此，“黄帝”应有能够协调，团结各种力量的老祖宗意义。所以，在中国史籍中便以黄帝为“人文初祖”，将它他视为华夏文明的创始人。

汉字是中国历史的活化石。床者，商周甲骨文“牀（床）”字被赋予特定的内涵，其金文族徽有望子孙繁衍，长子嫡孙继承家族大权繁衍生息之义项。其族徽类似今之“托起明天之太阳”这一主题。（见笔者图例解读）。笔者经过考古调查研究论证后，而得知汉代鄠县五床山得名，并非山顶平若床而得名，而是汉宣帝朝进行国家祭祀改革，将此地列为国家祭祀地的产物。西汉宣帝和周宣王一样，皆是国家“中兴之主”，深受《诗经》影响，亦绝非偶然之事，而是历史的必然造择。所谓国家祭祀，就是一种“在朝宗教”是中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朝拜天地的大型典礼。通过祭祀天，表达受命于天之愿望。并将此作为国家统一、江山稳固、天下太平、万邦朝宗的象征。通常在山上筑圆坛以祭天，来报答上天的恩德；在山前的小山筑方坛来祭地.，以报答大地的恩德。

五床山“花蒂部分”五峪（栗峪、皂峪、檀峪、曲峪、黄柏峪）对应其周围五水，外加涝水、乾沟河河水、太平河水、西寺沟水，共九水。九华山居其中，山环水抱，浑厚磅礴，葵奠定其“九五之尊”之地位。

视觉中国，美在天然。圭峰山其“花蒂之形”，无论从其圭峰山的东面、东北面、北面，较远距离去观察其形象，皆宛若莲花状，则是诗的韵味，具象的展开，扑面而来；而近距离多视角去观西面和北面，则“圭臬之峰、轩辕之山”那气度与神韵，则倍添其神异性。

欣逢盛世，2022年新落成的西安国家版本馆新地标，又为圭峰山增添无限魅力，其建筑风格与圭峰山周围环境，非常和谐雅致，笔者曾用48字概括其“中和之美”的美妙！

主星御屏，帝华之秀，众山簇拥，凝心聚力，德音孔昭，斯文在兹；

汉唐风韵，中轴对称，天人合一，中和之美，国家基因，民族希望。

（3）日月祠，亦称天齐公祠。今化羊庙前身是也。

（4）五帝祠，五帝祠祭祀对象为五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五帝为黄帝、颛顼（zhuan-xu）、喾（ku）、尧、舜。”但也有称五方、五色帝。与《史记》有所不同。指东方太皞（青帝或苍帝）南方炎帝（赤帝）西方少皞（白帝）、北方颛顼（黑帝）、中央黄帝轩辕氏。根据郑《注》中央黄帝亦是兆于南郊。1956年国家在修建鄠县热电厂时，在曹家堡工地曾出土有青龙、朱雀瓦当。实物陕西历史博物馆有收藏。据此可知汉代五帝祠遗址，当在今鄠邑正南方向，曹家堡村至栗园坡村南北中轴线一带。

（5）仙人祠：黄柏峪有天然形成的“仙人岩”自然遗产，乌桑峪有天然形成的“仙人桥”自然遗产，太平峪内有“仙鹤桥”瀑布自然遗产，黄柏峪口疑似圜丘天坛形制的自然遗产，据此判断其仙人祠遗址当在圭峰山附近地带，又根据1977年化中村出土的西周青铜盨和1978年杨家坡出土的西周大簋盖与自然遗产之间对应关系来判断，《诗经•小雅•斯干》所载西周宣王时所建宗庙宫殿遗址可能与隋太平宫遗址同在一处，当在今鄠邑太平口村正街路西。

（6）玉女祠遗址：栗园坡村老牛坡原有崆峒崖，因酷似妇女阴部，亦谓之阴元洞，又称玉女洞。为汉玉女祠所在地。前些年有百姓不识此物背后的文化价值，开山取石过后，其洞口已完全失去昔日自然景观资源禀赋自然小生，仅仅残留遗迹。汉代在此设有玉女祠，进行国家祭祀，其与古代性崇拜有关。“

“西汉中后期发生了一场历时甚久的复古改制风潮，自元帝朝开始，至王莽当权时期达到高潮。这场风潮带来了诸多制度改革，国家祭祀的改革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经此改革，秦以来的神祠祭祀自此中止，延续两年前的南郊郊祀制得以开启。成帝即位之初，南郊郊祀即得以成立。建始元年（前32年）“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建始二年（前31年）春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汉书•郊祀志》：“又罢⋯⋯劳谷、五床、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属，皆罢。”西汉前代诸帝新立神祠几乎尽皆罢废，其中武帝、宣帝所立祠庙被废尤多。其改革重心在于迁移天地之祭的方位，合并五帝祭祀，统归于南郊，尺可能消除国家祭祀中方士的影响。这次改革声势颇大，但核心礼仪并未发生重大变更。严格地说，此次改革是修正而非捐弃原有的以神祠主体的国家祭祀。”（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

古语云：“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至此，长达30年（前61一前31）的汉代鄠县五床山国家祭祀宣告结束。祭祀改革罢废之事《西汉会要》也有相应的记载。

《诏儒讲经》出自《帝鉴图说》，讲述了汉宣帝刘询好文。因儒家传授互有异同，而诸家传注各以为是，因此命萧望之等评论各家谁是谁非再以裁决，体现了汉代对经学的注重。

日月祠，亦称天齐公祠，今化羊庙前身是也。

鄠邑曹家堡村出土的五帝祠四灵瓦当

　　圜鄠邑区经典南山自然遗产：黄柏峪口自然圜丘（天坛）遗迹

经典南山《诗经》地理考古调查论证随笔：

《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位于今西安国家版本馆西侧的黄柏峪之名，是因黄柏树得名，还是因周宣王或汉宣帝于此“皇拜峪”之名而讹传，不得而知。然而笔者通过在此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古调查之后，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心照不宣的“中兴之主”，一个是周宣王，另一个是汉宣帝，志存高远而有”周宣中兴”和“汉宣中兴。”其为何皆钟情于鄠邑南山的历史文化背景是：

前者周宣王打败猃狁（Xian-yun），而在此地建宗庙宫殿。《诗经•小雅•斯干》载其事，直接点明在鄠邑南山下，诗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似续妣祖，筑室百堵。”清澈的溪流，幽静的南山，苍翠的绿竹，茂盛的青松，宗庙宫殿当在其处也。其地理位置在镐京“西南其户”（户，今鄠邑），并在《诗经》中为鄠邑人居环境写下最早的最美的广告词：“爰居爰处，爰笑爰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居住稳定又安全，有说有笑合家欢。”1977年～1978年圭峰山下西侧化中村和东侧杨家坡村，曾出土有西周宣王时期青铜盨和大簋盖32字铭文，证实其与诗史相合。

后者汉宣帝打败匈奴，皆郊祀于鄠邑南山，《汉书•郊祀志》有其载，两位帝王如此深厚的情结，乃缘于《诗》之昭也。

考古调查得知：在此圭峰山下黄柏峪（“皇拜峪”）出山口，有一天然小山丘，浑圆如圜丘（天坛）礼制建筑形制。从整体山形看，山以形胜，如“龟🐢”之形，其寓意有长寿之象，其圜丘（天坛）正好处在“龟🐢”形山脉头部，自然景观的神异性，让人拍案惊奇（见图例）。此处圭峰山东、西两侧出土文物西周大簋盖和青铜盨其与《诗•斯干》《诗•天保》《诗•车辖》等存在相互联系，《诗》“节彼南山、维石岩岩。”“信被南山，维禹甸之。”“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天保九如，“日升月恒”。“寿比南山”，“万寿无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些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意义的词语集结于此，由此《诗经》而衍生诸多成语，皆缘于此，其经典南山显赫的历史地位，为世之瞻目。此圜丘，疑其古人燔柴望祭之圜丘，其物可能具有“天坛”的性质，是古人利用自然天成之物而燔柴望祭天然“朴素性”天坛。依此而言，它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然朴素性天坛”礼制形制。

鄠邑区经典南山自然文化遗产：黄柏峪口自然圜丘（天坛）遗迹

鄠邑区涝店礼贤庄村出土的西汉玉璧

鄠邑区经典南山自然文化遗产：天生仙人桥

鄠邑区经典南山自然文化遗产：仙鹤桥瀑布

鄠邑经典南山自然文化遗产：黄柏峪仙人崖

鄠邑区经典南山自然文化遗产：栗园坡村汉代玉女祠遗址玉女洞遗迹

鄠邑区经典南山自然文化遗产：原始“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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