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的童年回忆

阿奇纪实

一群孩子背着书包走在石板路上去上学。那些年，我的童年回忆，就在这样的石板路上开始。每天早晨，我和小伙伴们背着书包，踏着晨光，沿着熟悉的石板路走向学校。那时候，无忧无虑的日子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直到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席卷而来。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很快波及到了我所在的青山矿区。原本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工矿企业陷入一片混乱。大字报铺天盖地，标语随处可见，就连宿舍对面的某某叔叔也被揭发了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夜晚，有人敲锣打鼓地迎接最新的最高指示，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最高指示的声音。年龄稍大的学生们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成群结队地去职工宿舍宣传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表演忠字舞。那时候，人人要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家家户户都要设立忠字台，供奉伟人像和红宝书。大人要早请示晚汇报，小学生吃饭前要做餐敬。购物或交往时，甚至办理结婚证，举行婚礼都要先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

人们聚集在一起看墙上的海报。那时，厂区内围绕南昌省城里一个叫“刘瑞森”的大干部为标杆站队表态，分成“支刘”或“打刘”两大派别。记得我家堂兄德哥是萍矿的“打刘派”，表姐夫则是萍乡铁路系统的“支刘派”。两人在我家做客时，因观点不同，相互争执，吵得面红耳赤，剑拔弩张。还有夫妻、兄弟、朋友、同事、邻居之间为派别之争，反目为仇的。厂区内由最初的大揭发、大辩论、大批判的口水仗，逐渐升温加热，上升至两派荷枪实弹对峙的文攻武卫战。

记忆犹深的是贴上家门口的“勒令”。每当我家一见到犹如圣旨般的“勒令”后，全家总动员，瞬刻忙碌起来。父亲自己动手，按“勒令”的要求，用竹蔑条和白纸扎糊一顶圆帷形的高帽子，用一块长方形硬纸壳糊上白纸，做成黑牌子，然后在高帽子、黑牌上用毛笔蘸上墨汁，写上姓名及勒令“圣旨”上所赐予的“罪名”，在姓名处还要划个一个大红叉叉才行。父亲过去在萍矿井下劳动时负过伤，为防备批斗时下跪时间长，膝盖骨疼痛，继母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赶紧找出劳保用品口罩，挽起父亲裤子，将父亲的左右膝盖包扎严实，然后小心翼翼放下裤脚扯平，免得旁人看出破绽。待一切收拾妥当后，父亲好似披挂好盔甲出征的将军，苦笑着步出家门。

游行队伍中的卡车载着人群前进。那时候，厂区造反派得势，在大门口及交通要道设置路障，安装探照灯，架设铁丝网，割据地盘文攻武卫，全厂停产闹革命，当权派靠边站，荷枪实弹的造反派头领带人抄家破四旧，到处抓人批斗，游街示众。经常能听到有某某人拒不交代，被拘禁关押，有某某人是伪军官或地主婆，被揭发检举，揪斗游街，还有某某人是贪污犯，畏罪纵身跳入水泥烘干炉自杀，整天闹得厂区内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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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的童年回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度过。父亲在文革时期惨遭殴打迫害，以及戴高帽挂黑牌打赤脚游街、被抄家、流放农村劳动、遭受歧视等一系列打击报复的真实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父亲至93岁时，有幸成为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五十年”奖章获得者。他在晚年与我谈起文革旧事时说：“在文革期间挨批斗，主要原因是坚持原则，无私无畏，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得罪了身边一些人，挡了某些人想升官发财或假公济私的道，遭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击报复。”

往事如烟，前车可鉴。父亲自问自答，作为亲历过文革的基层党员干部，他所思考的问题，似乎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之后得到了答案，从心底里发出感叹：“过去的事情可以原谅，但不能清零忘记，更不能选择性失忆！我们的后来居上者一定要依法治国，坚持民主与法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吸取文革教训，警钟务必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