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上塔 之谦文

王世武

赵之谦曰：

“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

“赵之谦是个大才，就是活的岁数太小了。”书法家孙伯翔先生如此感叹。

赵之谦终年55岁。若天假以年让他活到80岁，他的成就将不可估量。可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他已然架构起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山。

赵之谦，晚清的一位艺术天才、奇才和全才。他一生在诗、书、画、印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之谦的性格是倔强不羁的，年纪轻轻便展现了他卓尔不群、不合时俗的为学从艺思想。三十四岁前后成书的《章安杂说》，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他有关书法、绘画、碑碣、诗文等方面的思想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咸丰三年（1853年），赵之谦致胡培系函云：“弟离世俗绝人也。离世，必世离我；绝俗，必世绝我。” 咸丰八年（1858年），赵之谦在一方白文印刻款云：“皆貌汉铸，似尚不入俗趣也。”同月，为小谷作行书五言联：

“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

同治元年（1861年），赵之谦致魏家孙函介绍他的弟子钱生，“渠年十八矣，书可学，颇无俗骨……”。

在书画印的学习上，赵之谦眼界颇高，临摹重意不重形，由此常感叹非世眼所合，知音难觅。咸丰八年（1858年），赵之谦题牡丹款云：“田水月后，吾谁与语。”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为月坡画题款云：“非姚复庄，吾谁与语。”

同治元年（1861年），赵之谦为魏家孙作花卉图册题句：“天下奇树谁能识，尝遍酸甜体乃涩。”他在三十六岁前后致友人函云：“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 赵之谦的艺术之心是孤寂苦涩的。

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为平叔作《夜来香草》折扇，题句云：“殊不成画，漫缀数笔，请留以驱蚊勿取之障面也。” 同治元年（1862年），赵之谦致魏稼孙函云：“自前月迄今，不知发过多少信，而一字不复，真乃怪事！……寄石来时恳切如此，早知如此之一信不复，不如一石不刻之为愈矣。可杀，可杀！现在弟为无识，又将各印一一封寄。此信到日若竟无一字来，则魏稼孙狗心鬼肺，神人共愤矣。”

同治九年（1870年），赵之谦为魏性之作行书自作诗折扇，曰：“幸我今是菠萝蜜，只是可看不可吃。若是波罗揭谛时，从前性之或相识。性之索画太急，佛生催画太恶，故深涂之”。通过这些信札诗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之谦与友人间关系之近，情感之真。

法可教，书法不可教。

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赵之谦说过，写字写得好的有两种人：“三岁稚子”与“积学大儒”。

前者在于心性的本真，后者在于内涵的厚重。

所以，书法家是教不出来的，可以自学，教和不教，交流很重要。古人讲“屋漏痕”、“船荡桨 ”，大自然和生活也可以教你，外在的一切都可以教你，关键在于你的心能不能敏悟。

上海博物馆的藏品——赵之谦写的一副隶书四言联“朗姿玉畅，远叶兰飞”。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戴家妙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解读，“朗姿玉畅”与赵之谦的绘画、书法、篆刻整体风格的基调特别符合。其画，用色鲜艳且艳而不俗，同时题材广泛，这就是“朗姿”。而“玉畅”，是指其作画、作印、作书求一个痛快。

怎么个痛快法？赵之谦刻过一方朱文印，印文内容是：“汉后隋前有此人”。现在看来，这并非是自夸，而是他一生的书法志趣。三十岁之前，赵之谦主要学习颜体，三十岁后，在乞食东瓯、入京赶考那七八年间，他醉心金石，其风格也由颜转魏。本次展出的行书《集禊帖》联，便是他三十六岁时所书，形式新颖、婉转圆通，别具一格。正是“由颜转魏”的天才毕现。

赵之谦的绘画成就主要体现在花鸟画，山水、人物也有涉猎，但传世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绘画结构受到书法、篆刻结构布局的影响，将碑的用笔融入行草书、绘画中，所以他画里很多笔触看上去非常宽，像是用排刷花上去的。

这些画艺上的巧思，有风君在一张《梅花图》横幅中得以窥见。梅花的枝干如刀刻的质地，交错的枝桠形成的一个个不等边三角形，这与魏碑中的不等边三角弧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有意识地在里面不断地穿插这种三角。”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学者池长庆解释道，事实上，在大自然中不一定存在这样生长的梅花。

赵之谦还是清代碑学运动的完美实践者，也是个痛快的性情中人。他曾刻过一方印，在边款中写道：“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意思是，往上数六百年，篆刻还不是独立的一门艺术，到了我赵之谦这里，它该是真正成了一门独立出来的艺术门类了。

有风君了解到，清代刻印的路径分为三步：从浙派的“印内求印”，到嘉庆年间著名碑学大师邓石如提出“印从书出”，再到赵之谦的“印外求印”，题材更广泛、手法更多、面目也更多。可惜的是，赵之谦42岁时在江西南昌做官后就此封刀，一生只刻了约440方印章。

在包世臣等人“崇碑抑帖”的书法理论影响下，赵之谦横空出世，各种书体都涉猎且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以行书作品为例来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的一种不同于传统行草书的刚毅不屈和雄浑奇崛。行草比较容易引起情绪的激动，但赵之谦却能将篆、隶、楷等书体的凝重融于这种飘逸洒脱的行草书之中，其中仍可窥见赵氏本人内在的情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