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看看中国律师是如何反驳日本律师的

天端

　　朋友田建钧给我发来了几篇英文的文章，我挑了一篇翻译了一下。之所以对这篇文章感兴趣，缘于这位朋友曾和我一起寻过家谱，并因此让一个理工生对文史“沾花惹草”。不过，我是属于插一杆子就溜岸的主，他是不断在水底东探西摸，时有新发现，故不得不佩服他的执着。自从我们相识，我就知道他一直在追寻他爷爷的足迹，算来已久矣! 这不，他新近托哈佛的朋友又挖到了一篇登在英文报纸上的旧文，正是他爷爷所写。报上的英文名和现在的拼音不大一样（我在前些日子写上海商人的一篇文中抱怨说，过去的英文名大概是用上海话还是绍兴话拼的，读起来稀奇古怪的。没想到，玩笑成真，圣约翰大学进校用的英文名就是用上海话拼的! ) 能找到此文真属不易! 而此文的内容我认为也颇有价值，所以，试译了一下，以飨中文读者。

他的爷爷叫田浩征，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律师。我知道他爷爷的事迹要从一本书说起。很多年以前，他托我追查一位叫苏达立的外国人，我扛着杆儿就出发了，结果发现了一本名为《From Mission Hospital to Concentration Camp》（《从教会医院到集中营》)的书，书的作者就是Stephen Douglas Sturton（苏达立)。刚好网上有英国人在拍卖这本旧书，我赶紧买来。在这本书里，苏达立写下了他抗战期间在中国的经历，详细描述了一批外国人在中国各沦陷城市建立“国际安全区”的情况，如法国神父饶家驹(Jacquinot)在上海南市建立了“南市难民区”，德国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建立了“南京安全区”。而在杭州，则由他担任国际救济会和红十字委员会秘书长（抗战期间我家前辈蒋梦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不知他们是否有交集)，并作为院长，在英国圣公会杭州广济医院(现在的浙二医院)， 救护、收留了成千上万的伤兵和难民，特别是从上海淞沪战场送下来的伤兵，其中包括了受伤的中国空军英雄高志航。

那时，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已广为人知，而苏达立的这本书尚无人知晓。苏达立1896年出生，是英国皇家医院的医生（他和我爷爷年龄相仿， 我爷爷也在英国皇家医院做过医生，说不定同事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助了无数的中国人，他和一些外国友人，正因为抗战中救助了中国人民，被日本人在集中营里关了三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出来，说他是“杭州的拉贝”或“杭州白求恩”，并不过分。说实在的，读到那段往事，我的心情是沉重和惭愧的－－作为杭州人，从来没有人向我们提起过并不算太遥远的这些人、这些事。我们记忆仇恨似乎总比记忆恩情来得容易。好在近年，挖史的人多了，这些史实才渐为人知。但愿学史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本书中提到了田浩征律师。田浩征祖籍上虞，1905年出生于杭州，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国后成为了杭州知名的大律师，是广济医院的法律顾问。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在国难当头，百姓流离失所之际，田浩征出任杭州广济医院重伤兵医院总干事，并和苏达立、吴慈、蔡竞平等成立了红十字杭州分会。37年12月，日本大举入侵杭州，省市政府开始撤离，并在撤退前炸毁了杭州闸口发电厂，杭城一片漆黑。大批日本兵冲入城垣，烧杀抢掠。由于当时日本尚未与英美宣战，作为英国教会医院的广济医院就成了伤兵和惊慌失措的难民的庇护所。外面是日本兵，里面是呻吟的伤兵和难民。伤兵们把田浩征当作了救命稻草，晚上他去查房，很多伤兵抱着他的腿乞求：“田干事，你别走啊，我晚上可能不行了……” 。当时形势的严峻和南京并无两样，日军对难民营里的中国伤兵，抓到也是要格杀勿论的。田浩征没日没夜地工作，利用自己对杭城的熟悉，克服各种困难，隐蔽伤员，或者将伤员转移到后方。由于无暇顾及家庭，自己的一个孩子也不幸夭折。他两年如一日的工作，感动了住院的所有伤员，他们在床单上绣字签名感谢他。1939年他离开医院时，全体伤员赠送给他一面锦旗，留下了对他工作的概述和诚挚的感谢语，也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实证。

时局稳定后，田浩征又办福利厂，安置大批无法干重体力活的抗日伤残将士。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正直善良的中国律师，没有倒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却因其在美国留过学的背景，在反右扩大化中受到迫害，被关农场，受到非人折磨，于68年去世。

我把这本书带回国送给了建钧。如今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了浙二医院引以为傲的院史，不知他们会不会给我这个最早发现英文原书的人一朵小红花（后来知道香港也有一本错漏较多的翻译本)。

好了，现在还是来看一看田浩征律师的文章吧，看看当年日本法律界试图为日军惨绝人寰的侵略行为辩解时，这位中国律师是如何发出正义之声的：



登在1937年10月27日《北华日报》上的原文：

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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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

中国律师的观点

致

《北华日报》

      先生，本文作者阅读了日本法学家信夫（Shinobu) 先生有关空袭的观点后，颇感兴趣，该观点出现在10月10日您尊敬的专栏中。根据他的学术论文，我断定该日本人一定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国际法专业的学生。然而，尽管他的书本研究丰富，而他眼下的讨论内容对支持当前的敌对行动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帮助，整篇文章都是纯理论的合集。以下要点来自于他的论文摘要：

　　空袭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在军事目标范围之内。那些铁路车站、桥梁等，用于或将用于军事目的，都属于军事目标，尽管公众对此观点有广泛的分歧。只要还没有关于空战的确切的国际法规，对平民区的非故意的任意轰炸，只要该区域对军事目标具有高度重要性，都应该被认为是必须进行的罪行。当它们被用于战争目的时，那些无辜机构就会自动地成为军事目标。

　　本文作者无意广泛引用公开的国际法的权威条款，来对尚未成熟的上述存疑要点做理论上的探讨。当然，我们都同意上面摘录的要点，但我们必须始终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前提，战争法在尚未宣战前是否就已经将充分交战的权利赋予了当事方。十分奇怪的是，这位杰出的日本学者对法律学说进行了冗长的论证，却不提其先决条件。日本承认，中国北方和上海的敌对行动都是地方性的，那她就必须牢记，她在战场之外不享有充分的交战权。难道广州，南昌，杭州，武昌，或南京等，距离上海不够远吗？由于信夫先生忘记讲这一点，他的论文价值就大打折扣。而如果他是为了欺骗一般读者而故意省略它，那他就应该与该国军阀们共享应得的罪恶感。如同和交战方搜查属于中立国的公海船只类似，在占领区内的任何地方进行军事行动之自由，仅限于宣战之后。支持我的陈述，不需要像我们的邻居似地，喋喋不休地拿世界权威来报价。为了明确敌对双方的法律立场，我们现在可以简要地看一下四个要点。

      关于使用“在当地范围内的军事目标”这句话。日本似乎已经大大地滥用了它。如果法律允许他们在广州轰炸黄埔军校的话，那他们是否就有权力摧毁该目标周围几英里内的任何东西？事实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并正在继续这样做。

      我们担心整个中国都将无法满足信夫先生所释这词的外延涵义。某些混淆还出现在“军事目标”这词上，因为信夫先生更倾向于拒绝用枚举的方法来给出该术语的确切含义。对于侵略者来说，慈善机构、文化单位、民间团体、居民区和难民营，这些地方只要稍微有怀疑迹象，或可以拿什么来用作借口，都可以成为军事目标。

        实际上，他们对这个词进行了诡辩。除了轰炸一系列中国大学和其他文化机构，例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南京的中央电台和中央新闻社、江苏南通的一家美国医院、江西南昌的一所教会学校，广东以及上面所提及的所有地方的众多平民家园外，上海南站和淞江这两个地方的数百名战争难民也接连被无情地谋杀。然而，这仅仅只是目前已知的最引人注目的典型案例而已，为简略起见，省去了其他许多令人痛心的案件。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人去怀疑外国人所拥有的研究机构，曾经被用作了为战争服务的运作，更不可能将士兵伪装成难民。如果日本争辩，飞行员是无意的，因为投掷目标与其他物体混合了。但鉴于案例发生得如此频繁，这种说法就变得不可思议和无可原谅了，其真实性必然令人合理质疑，尽管我们都同意，霍尔和奥本海默有过将伤害合法化间接地针对非战斗人员之平民的论述。如果日本这样反驳，屠杀难民是由于他们恰好在火车站而造成的。是文明人都该明白，无论出于多么紧急的考虑，基于人道，这种轰炸都应该被阻止一会儿。

        关于摧毁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桥梁，引人注目的案例是9月30日试图对正在建设中的钱塘江大桥进行空袭。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人居然预测到了这座桥的未来使用情况。即使要用于战争，该桥也得要花费数个月的时间才能竣工。而日本一再告诉世界，冲突必须在短时间内结束。那这座桥可能会因为战争而永远无法完工，也可能在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开放使用。当这种时机到来之际，再扔炸弹也为时不晚。

        最后，让我们确信这是法律原则之根本，无论是公立或私立。如果没有既定规则、司法判例或权威学说，我们应该根据共同的理性、正义感或道德意识来决定有关问题。在日本所采取的方法上，是否有任何理性，正义感或道德意识呢？我们几乎看不到，全球其他地方的文明人民也遍寻不得。任何守法的人都不会以规则在给定点具有模棱两可和不成熟为借口，去享受绝对的自由，享受不受道德和法律限制的自由。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他很可能就是恶意的。鉴于肆意的军事行动和信夫先生的辩护论点，人们已倾向于相信，空战法的不成熟和未确定性正在被日本所利用。与此同时，她已经彻底撕毁了所有其他有效的和公认的国际法规则，甚至抛弃了我们众所周知的一切人性。我们可以原谅信夫先生提出这样的论点，因为这样做也许是他作为第三舰队的法律顾问的责职所在。但遗憾的是，良好的国际法理论就这样被错误地用来逃避刑事责任和受到世界谴责，从而被合理地交到了国际不法分子的手中。

田浩征，法学士，L.L.B的律师。

10月14日，浙江省金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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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好这篇文章我沉思良久，当日本被美国两颗原子弹“胖孩子”、“小孩子”揍扁砸懵的时候，日本律师不知会以怎样的说辞为那些无辜死亡的日本平民辩护？那些被原子弹伤害到的人里面有没有他？有没有他的亲戚、或者亲戚的亲戚……？

战争在有些人的嘴里总是那么轻巧，像玩游戏，不属于自己或自己家人的生命，好像是棋盘上的棋子或玩偶。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今国际法不会再像当年“空战法”那样不完善了，而且也已经是长眼睛的“捣蛋”时代，违反国际法的狼性外交，在世界上肯定不会受欢迎。而像那个日本律师那样胡乱起哄，恐怕要等灾难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才知道守住嘴德的重要，和因果报应的必然。

还是发些照片吧，以史为鉴，但愿历史不会成为我们思想中的废墟。



田浩征律师文中提到的上海火车南站生前是这个样子的：

再看看上海北站吧。多么漂亮的建筑!

北站的另个角度，和候车的平民。

被日本人轰炸以后，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我对上海火车站怀有感情，是因为我的曾外祖田时霖就参与过它们的建造。火车站是为沪宁铁路而建，1908年4月竣工时，他还参加了沪宁铁路的开通典礼。这是那次典礼上的照片，右一为田时霖、右二为上海崇明尹钟明耀、右三为沪宁铁路总理总办梁士诒、右四为沪宁铁路总经理Authur W.U. Pope。想象一下，这些人如果看到他们苦心经营的精美建筑在29年后变成了这样的废墟，会做何种感想？会有何等痛心!



日本人倒也修理了一下。但看看这副德性，能和原来的相比吗？日本人拿修理前后的照片做对比，看似还有功劳似的。我想当初的建造者们一定会气得吐血! 更不要说被炸死的中国同胞了。

日军占领了杭州中央航空学校。航校的高志航就是第一个打下日军飞机的中国英雄飞行员，受伤后被紧急送到了广济医院。

日军进入杭州后，在杭州玉泉马岭山刑场屠杀中国军民，位于现植物园附近。看看还有穿旗袍的中国女子，她会是士兵化装的难民吗？

不要忘记我们风花雪月无数诗吟的断桥，曾经被日军铁蹄踏过

不要忘记我们流连忘返留影赞美的西湖，曾经被日军兽群占领

不要忘记我们烧香求福的灵隐，曾经被日军武装把门

不要忘记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曾经眼睁睁地看着侵略者在坟前耀武扬威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在我出生的六和塔下，曾经有过不安宁的夜晚

诚然，战争带来仇恨。但我们更不能忘记在这场战争中闪耀出的光辉人性，感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那些人。比如红十字会。岳庙曾经是他们建立的避难所之一，门口挂着万国红十字会会旗

比如在这些避难所里进行人道救援的外国友人，他们曾是那么善良认真地为受伤的孩子喂食。他们也许是传道士，我们不能因为信仰文化的不同，就刻意遗忘他们做过的桩桩义举。没准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里，就有今天某个人的祖辈。

比如救助过无数难民和伤员的杭州广济医院的院长苏达立及他的一家。

比如，国际扶轮社杭州分社的成员，这是他们在杭州沦陷前的合影，而后就奔赴到抗日救援的各个角落了。后排左一为田浩征律师。

杭州沦陷前青年会的同工们，前排左一为田浩征。后排左一是他的哥哥田浩来。

费城教会档案馆珍藏的当年参与杭州抗日救难的部分中外人士的合影。后排左五为田浩征。

最后，不能忘记在日军的淫威下勇于发声，挺身救援的一位中国律师田浩征!

战后，苏达立院长为田浩征律师开具了他在抗战救援中表现的证明，对他的贡献做了很高的评价。其中特别提到，在苏达立被日军扣留到集中营后，田浩征律师冒着危险，继续把剩余的十二名受伤将士转移到了后方，其举尤为难能可贵。

外国人都感谢这位中国律师，我们有什么理由将他忘记呢？

天端

2021.4.3

补充：进一步了解得知，本文中英文报纸的发现者是台湾的刘正中老师。文中的信夫先生全名叫信夫淳平(Jumpei Shinobu)，法学博士，曾任日本外交官，是有影响力的国际法专家，编有《战时国际法提要》一书。1934年，他來华出任中华民国海军部顾问，并受聘为同年成立的中国海军大学讲授“国际海法、海战公法”。1935年、36年他都多次来华，为中国海军及南京各大学进行一系列讲演。靠! 这说起来，他算是中国海军的“祖师爷”了？但他同时也是日本第三舰队的国际法顾问。在中日矛盾激化，两方立场不同的情况下，他试图为日本的军事行动，塑造合理的国际法，因此就有了中国律师的反驳。那时他大约六十岁左右。

这是他的书，够厚的!

查到了! 这家伙长得是这样子的。寿还挺长，62年才死，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