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九个目的地和十八次重要会议

七哥行天下

红军长征应该包括：中央红军长征、红四方面军长征、红二方面军长征、红25军长征、红六军团长征、红军抗日先遣队长征。其中红六军团长征和红军抗日先遣队长征属于为中央红军探路和牵制敌人力量的性质，均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行动。

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西征，历时3个多月，行程5000里，转战赣、湘、粤、桂、黔、川，最终与红三军会师，起到为中央红军探路、先遣的作用。并入红二方面军，继续长征。

红军长征线上，我到过遵义、娄山关，猴场会议、苟坝会议旧址，茅台镇三渡赤水渡口，芦定桥等。

红军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乐少华、粟裕、刘英、方志敏、刘畴西率领下北征，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里，转战闽、浙、皖、赣，大小重要战斗30多次，最终兵败谭家桥、悲壮怀玉山，牵制了大量的敌军力量，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留下的种子成立红军挺进师，活跃在浙西南。

我对红军抗日先遣队颇有研究，已经实地走过一些地方，四上红岩顶，遂昌王村口，龙泉宝溪红军银行，披云山，浦城匡山，泰顺白云尖，霞浦古镇，淳安红军抗日先遣队纪念馆、茶山会议旧址，玉山八漈战斗遗址等。

红军长征第一桥--当阳桥

红军长征一开始的目的地根本不是陕北，也没使用“长征”之名，当时所使用的名称是“长途行军与战斗”、“远征”、“转移”或“战略转移”，而在中革军委与红军总部机关所发布的命令、指示中则称之为“西征”“突围”。

中央红军行动之初，所确定的行动目标是到湘鄂西地区与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实施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这个目的地太明确，国军组织了四道封锁线拦截，博古、李德指挥红军“抬棺大游行”，拼死拼活打过湘江，损失大半，陷入生死存亡境地。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有瑞金、于都、长汀、宁化等。

通道转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于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博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七人参加。毛泽东提出转兵贵州，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李德坚决不同意。

12日晚19时，军委总部依据通道会议精神，以“万万火急”对各军团和纵队发出第一道入黔令：“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黎平会议会址--贵州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商号（红军总司令部驻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 黎平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决定转兵。

猴场宋家湾宋泽生宅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元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今草塘）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实现转兵。长征第二个目的地：川黔边。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张闻天、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等20人参加了会议。另据杨尚昆回忆，红五军团长董振堂在会议快结束时也参加了会议；据凯丰回忆，红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代表红九军团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值得让人记住的是，为遵义会议服务的八名作战参谋：

曾美、孔石泉，黄鹄显、王辉、吕黎平、罗舜初、黄功发、谢汉初。

红军一渡赤水渡口

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20日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长征第二个目的地：川西北。但土城战役失利，红军伤亡4000多人，毛泽东当机立断，一渡赤水。

鸡鸣三省大桥

1935年2月4日（大年初一），在四川叙永县石厢子，博古将中央委员会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等印章，以及其他重要文件的几副担子交出，这几副象征最高权力的担子，在长征路上就一直跟随在张闻天身边。

鸡鸣三省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负中央总的责任，而毛泽东则被指定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一分工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和指挥地位。

扎西会议会址

1935年2月5日至2月9日，张闻天主持，在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威信县扎西镇境内，在水田寨、大河滩、扎西寨连续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朱德、陈云、刘少奇、邓发、凯丰等。统称“扎西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将原有建制的30个团缩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编为2个师6个团，其余各军团均取消师级编制，红三军团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军委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指示》，长征第四个目的地：川滇黔边。

白沙会议旧址

1935年2月15日至2月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川南古蔺县白沙场白沙鱼塘湾崔家祠堂举行“碰头会”。决定东渡赤水，《改变渡江计划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十六日在白沙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二渡赤水--太平渡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首次使用“长征”一词。 苟坝会议会址

3月10日，张闻天主持在苟坝召开军委委员开会，讨论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绝大多数人赞同，独毛泽东一人反对，毛泽东说服不了众人，负气而走。会议投票撤销了毛泽东总政治委员一职。毛泽东回到住所，贺子珍劝说毛泽东不要任性，毛泽东思考后，深夜提着马灯找到负责起草命令的周恩来，再与朱德探讨，后又收到情报，打鼓新场打不得。中革军委一致同意恢复毛泽东职务。

毛泽东还指出，中革军委二十多人开会讨论军事策略的形式太过繁琐、拖延，建议重新成立军事“三人团”。

3月12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红军指挥。军事指挥方面实际上是由毛泽东来负责，毛泽东再一次掌握了红军指挥权。

三渡赤水--茅台渡口

3月15日，红军攻鲁班场失利，伤亡1500人，毛泽东指挥的败仗之一，红军迅速撤出战斗，三渡赤水，留在黔北已不可能，然后四渡赤水，摆脱敌军。

长征的第五个目的地：川西。

然后就是一顿神操作，我英勇红军在教员的指挥下，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油画《两河口会议》 沈嘉蔚作

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明战略方针、行动方针和战略指挥三个问题，强调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红军长征的第六个目的地：川陕甘。

芦花会议旧址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张国焘凭手中实力而野心膨胀，进而与中央争权，战略上有“南下”“北上”之争，直至分裂，另立中央。右路军一方面军单独北上，那是教员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35年7月18日、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两次召开会议。

7月18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洛甫、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九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只有一项议题：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就是给一在要钱的张国焘一个“官”的问题。

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直接统率指挥。总政委有最后拍板的权力，也就是说，张国焘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整个红军队伍的指挥权。

7月21日，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等13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中心议题是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

会议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方面军之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以加强其参谋工作，红四方面军则抽调了三个团、3700余人充实中央红军。

沙窝会议旧址（今松潘县下八寨乡血洛村）

红军在松潘战役失利，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1、4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4方面军之第9、31、33和1方面军之第5、32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攻阿坝;右路军以1方面军之第1、3军和4方面军之第4、30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为撮取更大更多的权力，行动上拖拉，表示“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

他要和中央分权，用毛教员的话来说，张国焘要开“督军团会议”，仗着人多枪多来压迫中央。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才8人，张国焘提出要从四方面军9人进入政治局。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王稼祥患病未到）。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1、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最后妥协，四方面军两人（陈昌浩、周纯全）进入中央政治局，三人为中央委员（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三人（李先念、傅钟、何畏）为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张国焘与中央分裂后，之后这六人从未以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身资格参加过任何中央委员全体会议或中央其他会议，七大也是。

8月19日又在沙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工作。由于周恩来终于病倒了，一段时间里无法参加中央会议，固在沙窝会议上没有给他分工具体工作。

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的军事负责人，长征一路走来，从遵义会议的“张周毛”（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到苟坝会议的“周王毛”（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终于到了“毛”在首位了。鉴于军事工作居于首要，此可称为“沙窝换帅”。

由于朱德、张国焘已去率领左路军，没有参加8月19日的会议。沙窝会议是张国焘最后一次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这段时间里，张国焘暗地里下令杀了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曾中生。

毛儿盖会议旧址--四川省松潘毛儿盖索花寺

“毛儿盖”是藏语“矛格”的谐音，译意是“越咒越兴旺”，是一个地区的名称。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右路军翻越黑水境内的昌德雪山、达古雪山北进至毛尔盖，激战八天，击败驱逐了李日基营，占领了进入草地的通道。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毛儿盖在长征史上的地位、作用有三点：筹粮；开会坚持北上；进入草地的出发地之一。长征的第七个目的地：陕甘。

走出草地--沈尧尹

“四老”之一谢觉哉感慨地说：“这个鬼草地，总算走出来了！润之，这样的困难我们都能战胜，中国革命是真该胜利了！”（毛泽东字“润之”）毛泽东连声说：“好，你说得好！我们是真该胜利了！”

我们小学里学过的《七根火柴》--王愿坚，《金色的鱼钩》--陆定一，写的就是草地和班佑的故事。

巴西会议旧址--班佑寺

巴西，又名“长安”，藏语的意思是“快乐的农区”“安居乐业”，海拔约3050米，是当时著名的产粮区、牧区，也是红军北上的筹粮宝地。

1935年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班佑寺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李卓然、邓发等，周恩来还在病中未参加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

9月5日，中共中央又在俄么塘召开了庆功大会，以庆祝包座大捷。包座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消灭了前来堵截的胡宗南部队5千多人。

牙弄会议旧址

牙弄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

从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在60天的日子里，红军面临的不再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甚至也不再是杀人于无形的饥饿、寒冷、雪山、沼泽，而却是张国焘那背后透出的缕缕杀气。
这一幕，以至于25年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毛主席时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9月8日，在周恩来住处牙弄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电报要求张国焘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1935年9月8日22时，张国焘严令左路军的第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1935年9月9日上午，情况突变，万分危机。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一电报内容的严重性，于是不露声色地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看到电报后，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牙弄村寨经堂，连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同时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1935年9月9日深夜、10日凌晨，党中央、毛主席秘密北上之际险象环生，一切都充满了变数，原红一方面军之3军完全有可能与驻扎在潘州、求吉一线的红四方面军之4军军、10军发生武装冲突，在这非常时期，3军军长彭德怀连夜调遣13团从阿西、卓藏一带赶到牙弄之阿西、巴西河岸警戒，13团团长彭雪枫、政委张爱萍临危受命，带领全团战士夜警阿西、巴西河岸。

以红三军团在山上警戒，担任后卫。红三军团又以红十团为后卫。为了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情况，毛泽东和彭德怀随红十团一起在后尾前进。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担心地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思考了一会，回答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夜12时后，部队先后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当晚天空乌云密布，一片漆黑，但规定不许点灯，不许讲话，于次日拂晓到达阿西。部队在阿西集中后，立即准备继续前进，以求迅速通过敌人的卡冈寺封锁线。这一天急行军，部队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一天行程80里，迅速地通过了敌军封锁线，到达拿界宿营。

四方面军有个不明真相的干部打电话来请示陈昌浩：“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这事怎么办？”
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俄界会议旧址--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南部迭部县俄界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会议决定将原有红一、红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组成编制委员会，由李德（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会后，中共中央还在村口两棵大白杨树下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采取新战略方针和迅速北上行动的重要性。向全军发出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俄界会议”开得也沉闷，也沉重，因为并未能解决红军往何处落脚，作出先衝出腊子口，然后伺机向甘宁进军，创造机会，求得国际支援。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向北发展只要能保留几百个幹部几千名战士，就是很大胜利了。为保留革命的种子，面对前堵后追之敌，针对中央红军的实际情况，中央只有一个选择，到中苏边境地区去，背靠苏联，求得发展。可以肯定，“俄界会议”前后，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长征的第八个目的地：中苏边界。

腊子口天险

9月13日毛泽东在茨日那小木楼一夜未眠，14日晨，向红一军军长林彪下达了以三天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林彪迅速将命令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先遣部队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随后，英勇的红四团干部战士向腊子口进发。

毛主席发话：“不打下腊子口，红军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将十分被动。”

有英雄“云贵川”挺身而出，攀悬崖，迂回攻击。正面主攻的是六连，连长杨信义（任新四军五师独立二旅五团政委，参加中原突围），指导员胡炳云（后参加平型关战斗，任新四军3师团长、副旅长，少将）。

9月20日，党中央在哈达铺“义和昌”药铺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组织问题。
1935年9月22日在关帝庙召开的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向广大指战员宣布了党中央关于组成陕甘支队的决定。会后，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分别委任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支队下属三个纵队：红一军团编为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下辖五个大队；红三军团编为第2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后为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下辖三个大队；军委直属纵队和干部团编为第3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兼）、政委邓发、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全支队共约7000余人。

哈达铺关帝庙

在哈达铺休整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读到一些报纸，得到陕北一带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报纸的来源有多种和多张，有被聂荣臻发现并送来的《晋阳日报》，有从国民党一名少校副官那里缴获来的一些报纸，还有从哈达铺邮政代办所发现的大量报纸。报纸的种类除了《晋阳日报》，还有《大公报》《中央日报》等。 榜罗镇会议旧址

9月27日傍晚，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西南的榜罗镇。中央领导同志从镇上一所小学校里又发现了许多报纸，进一步增强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了解和对全国革命形势的掌握。当晚，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认真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剧，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国内外形势，研究确定了今后的战略方针，一致同意：“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9月28日清晨，陕甘支队冒着小雨，在榜罗镇小学附近的一个打麦场召开全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作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长征的第九个目的地：陕甘宁。

9月29日，陕甘支队挺进通渭县城。当晚，毛泽东接见驻扎在城东文庙街小学的一纵队一大队先锋连，讲话时首次即兴朗诵了自翻过终年积雪的岷山后就酝酿在心中的诗篇《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0月2日，陕甘支队离开通渭县城，经静宁、隆德，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从而结束了历时一年的伟大长征，完成了震惊中外的战略大转移。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贾拓夫等。会上毛泽东同志做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张闻天做总结发言。会议回顾了长征的历程，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党委会议关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决定了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10月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发起“切尾巴战役”，红军全歼敌1个骑兵团，击溃敌3个骑兵团，毙伤敌军700余人，俘敌1000余人，其中有马术教官、兽医和会钉马掌、修马鞍子的工兵，补充了红军新建的骑兵队；同时缴获战马1600多匹、迫击炮、重机枪等一批武器装备。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作战史上创造了个奇迹！”从前沿指挥所回到吴起镇新窑院，毛泽东作《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赞扬彭德怀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表彰他对敌作战英勇无畏的精神，用电报发给彭德怀。原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收到诗后，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给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