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叔同行

英山小号

关于叔叔的记忆，始于他退伍之后。

退伍之后的叔叔很少呆在家里，现在想，他应该是在忙活他未来的工作，与农村放牛耕田不一样的体面工作。

叔叔在一片老屋中有一间专属的卧室，位于堂屋与爷爷奶奶卧室的中间，房间有完整的带出入口的楼板，也就是说，这是个带阁楼的房间。

叔叔在他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16开的彩色画报，许多都是军人、武器、战斗场景，应该是《解放军画报》。

其中一副特别吸引我——满页是无边的墨绿色森林，在枝叶的缝隙里，有两个小心谨慎的人，都戴褐色鸭舌帽，一人手里拿着棒子，另一个人则将棒子扛在肩上。有人说，那不是棒子，而是铳，但我那时还分不清楚棒子与铳。当知道他们是在打猎后，我仿佛听到了猎人周围的各种声音：风声，水流，树叶响，鸟鸣，羚羊跳跃的嘀嗒……

我无数次盯着这张画报出神，一次次幻想叔叔带我去到这样的森林深处，我们一起捕获了云雀，还套住了胡狼。

之后不久，我竟梦想成真。

叔叔扛回一支步枪，不过子弹不够多。

我们进了密林，不过不是森林，而是竹林。打的不是狼，而是铺天盖地的喜鹊。

那时候一切都是集体的，笋子不让掰，竹子不让砍，所以老家的竹林特别浓密；种田不用农药，也撒不起化肥，所以各种鸟雀密密麻麻的多。

我以为叔叔一枪出去，会有无数只喜鹊落下来，于是特别留意叔叔的手势，期待他立即开枪，接着享受天降喜鹊大雨的奇观。

不知道叔叔那到底是个什么枪，说是很危险，在他要开火时，居然呵斥我离他远远的。

枪响了，满竹林的喜鹊轰的一声四散飞去，搅下无数的竹叶和羽毛，却没有喜鹊雨。我以为放了个空枪，但叔叔还是在前方十多步的地方拎回一只已经不动的喜鹊。

这枪的子弹太大，直接给喜鹊穿了一个洞。

不一会，受惊的喜鹊飞了回来，叔叔再放一枪，但这次算是放了个鞭炮。

虽然我对叔叔的这次打猎很是失望，但叔叔对我这次陪猎却很是认可，夸我听话，不像平时大喊大叫，甚至做到不出声，不乱跑，晓得在他开枪时远远躲起。

之后不久，有人闲聊说起这次猎鸟，叔叔先夸我特别勇敢，之后又说，懂事比勇敢更好！那时候，我很讨厌别人劝我懂事，但叔叔手上拿的是枪，不懂事真不行。

叔叔退役返乡后终于获得一份在县水利电力局的工作，虽是临时工，但叔叔特别在乎，很上心。

叔叔对我也很上心，他刚在县城落脚，就鼓动父亲同意把我交给他，他带我到城关上学。

农村孩子插班读县城小学，到现在都不容易。于是叔叔找到在县二小教书的汪老师，是我们的远房亲戚，叔叔喊她八姐，让我喊八爷。八爷的丈夫，姓宋，我叫他宋姑爷，当时是县新华书店的经理。那时候，全县学校订教材得依仗书店，书店经理有很大灵活调动的权力。是通过这个宋姑爷，我真的顺利进入八爷所在的县二小。不过不在八爷所带的班。

如果还在父子岭，那个九月开学，我就要上四年级的，但县城小学三年级就已开英语，没办法，我只好在二小再读一遍三年级。

入学之前，叔叔带我去武汉。武汉，据说是一座特别大的城市。我印象里，著名的城市是黄石，是鄂城，但也没去过，小伙伴说十来个黄石鄂城加起来也不及一个武汉大，在武汉市内，走个亲戚得坐公交车，公交车在中间还得换车，路很宽，还都是平的……而且，而且，武汉居然有动物园，动物园里除了猴子老虎，还有野人。

知道我要去武汉，一家人都非常高兴，母亲给我一捧硬币，用手帕包着，一共17分钱。我穿T恤短裤，居然趿着一双拖鞋。

我们是在一个晴天的夏夜出发，不是客车，而是一辆很大的货车。叔叔让我先上车，我看到货车车厢里已有几个人（返城的知青），于是动作敏捷地翻入货厢。叔叔很诧异，大声喊：错了，坐前面。我也很诧异，居然能坐驾驶室啊。

第一次远行，第一次坐车远行，第一次坐在驾驶室远行，应该也是第一次熬夜。许多的第一次，让我从头到脚都充满着期待，硬是全程没有瞌睡。这种熬夜的兴奋，直到9年之后第一次坐火车离开湖北才有第二回，不同的是，后者是独行，很孤独，满是疑惑，甚至畏惧，因为身边没有叔叔。而叔叔在时我年少，想象不到自己还有失去亲人的那一天。

虽然夜行，虽然酷热，但一路很美。叔叔反复讲，我们是从山区走向平原，平原就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长路和田地。这对于自小开门见山的我，使劲想象也想不明白。

路上我们停留了几次，说是下车方便，现在看，主要是那个司机需要活动，哪怕只是下车走几步，说说话。司机还拿着手电筒围着车检查了几遍。

夏夜，一阵阵的微风，一半滚烫一半清凉。叔叔问车厢里的知青感觉怎么样，两个知青都裹着棉被，也很兴奋，用普通话大声说：很好。

是这个夏夜，我看到了更辽阔的天空，和辽阔天空下时不时晃动的巨大灯光；看到了星光之下无边无际的芦苇，像无数的哨兵，将无边的黑暗阻隔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叔叔说，芦苇不是高粱，但说不明白芦苇的用途，也不知道到底是农民特意种的还是自然野生。

至于几时进武汉，怎么入住招待所，完全没有印象，应该是睡着了。

第二日，被叔叔喊起来吃早饭。早饭不是饭，也不是在室内吃，而是街边，一棵歪脖子槐树下，国营饭店在门口支一口烧煤的黑锅，锅里翻滚的是一个叫热干面的粉丝。粉丝捞上来，用凉水冲一遍，再拌酱。

我不吃酱，但没有酱连咸味都没有，左右不好吃。于是只能吃油条，再要一碗明明是粥的稀饭。

我们住在汉口汉办的三楼，每天下午，叔叔嘱咐我，看不到太阳时就拎一桶自来水到楼顶，泼一块地方，然后将他和我的席子摊开，那是我们晚上的床。

第一次露宿，又迟迟不肯入睡。我想守着街上密密麻麻的路灯，看它是不是也跟父子岭山上的电一样，到夜里11点就没了。

停留好几天，中间去了一趟叔叔这次出差的工厂，制作超长水泥电线杆的。厂区很大，工人特别粗鲁，呵斥我好奇地东张西望，更不让摸那些超大的设备。

快返程时，叔叔才兑现带我去还在中山公园里面的动物园。我要看野人，但叔叔指给我的是猴子，是蟒蛇，我问他是不是没有野人，叔叔说可能今天没出来。猴子还没看完，叔叔拉肚子，我们匆忙出了动物园。

除了逛动物园，在武汉，叔叔还带我完成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事。

叔叔教我过马路先看红绿灯，如果没有斑马线要找人行地下通道；有些地下通道有冒着冷气的房间，是空调商场，里面的东西特别贵，但有比冰棒好吃的雪糕；上高楼可以坐魔术一样的电梯，小小的晃动提示它一直忙着上上下下；去了几次协和医院，惊讶病人居然是按照人身上的部件分片住院——眼科、肠胃科、心脏科、肝科、肾科……

回程，是白天，还是那台货车。

路过新洲时，我们向路边的摊贩买了像大茄子一样的白瓜，砸开就吃，连皮一起吃，说是叫香瓜，的确有一股香味。

口渴，但叔叔背的军用水壶里面是凉水，他担心我感冒，给我一分钱让我去买路边的热茶。但热茶要2分，于是，去趟武汉，来回我终于花了自己1分钱。

因为去过武汉，返回父子岭蔡山，我成了小伙伴中的新闻人物，但我讲不清楚武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除了一身新衣服证明我真的去过。

转眼到了开学季，叔叔先带我住在水利电力局变压器厂，平房中的一间。叔叔领我去食堂，教我认识厨师，如何用饭票菜票。除了买饭，宿舍还有煤油炉，煤油炉有许多灯芯，叔叔时不时用它在深夜煮面。燃烧的煤油，伴着面香，是一份奇特的香，特别诱人。

宿舍没有晾衣服的地方，我不记得我换过衣服，更没有自己洗过衣服。

看我学英语，叔叔便指着宿舍里的许多东西考我，门、桌子、凳子、钢笔、碗，这些都还好，但问到蚊帐、墙角、锁门的搭扣，我答不上来，就不搭理他了。

不知道叔叔从哪里听到的算术题，出给我做，说100个和尚100个馒头，小和尚3人吃1个，大和尚1人吃3个，让算有多少大小和尚。我当时对算术不敏锐，却敏锐于大小和尚待遇的不公，为何大的都要多吃多拿？

叔叔知道答案，就批评我笨。

后来的某一天，我跟叔叔复盘：

大和尚1人3个馒头，小和尚3人1个馒头，共100个馒头；

如果馒头足够多，按这个模式再发2次馒头，则

大和尚1人9个馒头，小和尚1人1个馒头，共300个馒头；

接着，1人交出1个馒头，则

大和尚1人8个馒头，小和尚都没有馒头，共200个馒头，则

大和尚数=200÷8=25人

叔叔笑了，有点诡异，我怀疑他并不理解算法，只是知道具体的答案。

叔叔还检查我的语文作业，指导我作文，要求我能真实准确充分表达自己的理想。并且强调，人的理想不只是要成为什么，因为大理想需要无数小的理想做基础，就如整个房子和一块砖。理想需要锻炼，得花时间来熬，最重要在于行动。

叔叔参军之前，在村里当过民办老师，不知道带什么课。

从他讲述理想的说辞和他当时眼中的光，我想他该是教语文的，或者他自己一直都有真切的理想，只是希望通过我来表达。

40多年过去了，叔叔跟我说理想时的情景，依然模糊又清晰，叔叔当时很有情绪，他盯着我的眼睛，快乐又严肃。虽然原话有些颠三倒四，啰里啰嗦，但态度坚定，用词铿锵。之后很多次，在我顺利，在我挫折，在我紧张，在我松弛的某个瞬间，叔叔不请自来，又重复这段理想与努力的画面。在一回回念想的重播里，叔叔让我泪流满面，让我哀伤，也让我坚定。

鼓励我努力的前辈很多，唯有叔叔和我的小舅最是特别。

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很坦然地任自己放弃努力，却劝小孩百折不挠。叔叔一直是个有梦想且肯努力的人，但他从不说自己的理想（至少没跟我说），但我小舅是真的放弃了。他劝我好好读书，但第一句话却是：我是自己打了老子，来劝你要行孝。我与小舅和叔叔，都有过不长不短一起生活的经历，摸爬滚打的一路，他们两位，时常结伴出现在我的回忆里。

在我父亲也去世后的某一年初秋，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小舅对我笑，我问他：小舅你笑啥，你不是死了吗？

小舅答：我是假死。

小舅平常就爱作弄我，这次我更不信。我记得我在梦里还掐过自己的手指，痛，证明不是做梦，但仍然不能确定真假。

小舅给我一个很正式的通知：这个中秋节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农历8月16，你父亲和五爷（我这一辈对叔叔的统一称呼）将从张畈小学边上那条小路返回人间，你们要接一下。

醒来，人很恍惚，左手食指还留有被指甲狠掐的印痕。这是小舅和叔叔最后一次以这种形式同时“出现”在我面前。

虽然是场梦，但也给我许多的困惑。我总以为，越是离奇的事，越是值得探究其不离奇的真相。成年之后的小舅，生活颠沛流离，的确需要许多谎言来掩盖他真实的窘境。但事关亲人的生死，他为何要那么信誓旦旦地骗我？是他看到了阎王的生死簿，还是有人向他传递了虚假的消息？

我和叔叔住在变压器厂时，叔叔经常出差，失去监护的我，至少两次涉险，这让后来嫁给叔叔的婶婶很是惊讶，多次埋怨叔叔大意。

变压器厂的宿舍都不带卫生间，无论男女，都只能去厂内的公共厕所方便。

有天夜里，我一个人去厕所，因为有路灯，也就没用手电，朦胧中看到上面掉下一根线，线头高过我的头顶，但伸手就够着了。触摸线的瞬间，我感到一股敦实的吸力，很麻人，腿一软，人就睡到了厕所的地上。在倒下之前，我知道自己触电了，来不及心慌，就失去了知觉。在进厕所时，我分明看到里面有个熟悉的人，但当我被风吹醒时，发现自己在厕所的门口，手边好几片掉落的树叶。

白天再去厕所，却找不到半截电线的痕迹。

这次历险，给我至今仍在的后怕，所以从未跟叔叔提过。今天第一次写出来，是因为近些年，有很多次我感觉叔叔就在我的身边，虽然我说什么他听不见，但我做什么他应该都是看得见，我想问问叔叔，当年为何那么诡异。

叔叔带我读书时，他自己还是个单身青年，或者说，他只是个年龄比较大的少年，难免办事毛糙。

有天放学回宿舍，发现门锁被换了。这倒也没为难到我，我找隔壁余厂长的儿子借了碗和饭票，在工厂食堂顺利吃饭。

厂长的儿子跟我年龄差不多，当时在一小念四年级。

饭后，我们一起到工厂传达室看电视，并说好，晚上跟他睡他的宿舍。

那时候的电视，没什么内容，大多是新闻和唱歌，不一会，他说先回去睡觉。我可能忘记了要跟他睡觉这件事，继续看电视。他可能也忘记了要等我。

喊不开他的房门，又担心惊扰到其他人，我只好悄悄走出来，翻过厂门口的铁门，去红卫街找我远房的姨奶奶。

走到城关镇政府路口，路灯全熄，整个街道一片黑暗。我依稀看到一高一矮两个人影，也听到两个人的脚步声，我们迎面走近，一个中年男人问我这大半夜干什么，同时一双大手抱着我的头。我没感到危险，他的声音也还温和。他让我快去，甚至轻轻拍了一下我的头……

事后很多年，我的每个家人都为我的这次深夜旅行而惊恐不已，我自己也是越想越怕。叔叔为此检讨过很多回，每次都是满脸的愧疚和无奈的微笑。

可能每个人的一生都要跨越几条凶险的河流，或早或晚，我倒是感谢叔叔在无意间给了我这些尝试的机会，并且刚好是在我无知无畏的少年时期。

变压器厂内，有几棵喜树，挂在枝头的喜果一簇簇，跟琼花一样好看。那时候我和叔叔都不知道那是喜树，只是看到它，心底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感。

应该就是这个时间段，叔叔喜结良缘，认识了我后来的婶婶。

腊月，叔叔剪几根光秃秃的树枝，在枝杈上缠上白色的棉絮，接着在宿舍里用搪瓷碗熬肥皂，肥皂融化后，往里面滴几颗红墨。然后，稍微冷却液体肥皂，食指蘸一下，指尖立即沾满肥皂，并迅速固化，但指尖处肥皂稍多，趁其半干未干，指尖轻轻按到树枝的棉花上，再小心翼翼抽出手指，一朵粉红色的桃花就开在树枝上。

叔叔很耐心，忙活大半天，便有好几枝满是盛开的桃花。在那个大冷天里，加热的肥皂有一股温暖的香味，让人很有些迷糊，仿佛突然进入了一个春色满园的世界。

工厂宿舍住着不少单身女工，好几个循香进屋，大惊，喜形于色，连连夸赞：汪队长好能干！满满的羡慕。

我这才知道叔叔虽然是个临时工，但有个“队长”的头衔。面对美眉的示好，叔叔毫无反应，我那时就断定，他已心有所属。

入冬，叔叔说变压器的宿舍要上交，于是我们搬到水利电力局办公室楼上。

当时的水利电力局与邮电局隔一条路，紧挨着县大礼堂，叔叔带我去大礼堂看过几回电影。大礼堂要对号入座，为了不影响别人，叔叔只好全程都把我放在他的腿上。看《偷自行车的人》是在他身上，看《尼罗河惨案》也在他身上。

为了不买我的票，叔叔让我在检票的时候身子稍微往下蹲些，而他自己则往上踮些。虽然用尽了技术方案，但还是不免被严格的守门员拒之门外，叔叔很尴尬，嘱咐我回去自己看书，晚些他再给我讲电影的情节。

叔叔有个战友，也是父子岭山上的老乡，叫饶玉田，很关心我，在叔叔出差时，招呼我吃饭，看我做作业，也曾带我去大礼堂看过电影。

因为宿舍没有卫生间，叔叔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黑色陶盆，搁床底下，让我晚上小便，第二天他早起再端出去。叔叔很细致，每次涮完尿盆顺便接些清水，以减少室内不好的味道。有天夜里叔叔未回，第二天我也忘记处理，等叔叔下午进门时，已经满屋毒气。叔叔单手拖出，手被毒了。

叔叔很生气：我以为你刷盆之后也接了一些水！

我诧异：原来前面每天里边存的是水啊？害我每次双手挪出时还那么小心翼翼。

叔叔笑着批评我，但我感觉到了他的失望。

这宿舍说是楼，其实只有两层，一楼是公共办事兼会议室，二楼是几间用木板隔开的宿舍，奇怪的是，地板居然也是木板，还是单层，透过缝隙能看到下面的人，也能清楚地听到他们谈话。

因为在局机关，与办公室只隔一层薄板，叔叔反复告诫我，一定不能发出声响！我也知道其中的厉害，但还是出事了。

是一个晚上，叔叔他们在楼下开会，后来感觉应该是政治学习，因为我听到一个领导反复提到“要随时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做完作业，躲在床上玩一个滚珠轴承，本来是安全的，但那滚珠太滑溜，从床上滚到了地板上。咚的一声，楼下立即安静了下来，接着听到有人抱怨：这是搞什么。叔叔怒气冲冲地上来，我已藏好了滚珠，扯谎说倒了凳子。

担心领导说他一个临时工不安心工作，还带非直系亲属住单位的宿舍，叔叔要求我在局里有人上班时不要出宿舍或者不进院子，更不让去局食堂买饭。

当年的县二小，有早自习，我每天听到隔壁邮电局的邮车发动后起床，然后在路灯下跟络绎不绝的小孩一起上学。到下午放学，我多半在教室写完家庭作业，然后再回宿舍，平时很少有叔叔的同事知道我住楼上。但那时候机关没事周末也加班，虽然躲躲藏藏，我还是暴露了。

因为宿舍毗邻大马路，叔叔特别担心我忘记锁门。为了让我提高警惕，叔叔做了一次假案——某日散学回来，叔叔说他才刚进屋，发现门虚掩，木箱、抽屉和床铺都被翻得凌乱——因为我早上没锁门，小偷来过，丢失了零钱罐和几件像样的衣服。

叔叔不太会作假，被盗却不着急，也不生气，反而眼角有淡淡的笑，口中的抱怨都是他曾经对我的警示——那么神奇，居然都被他预测全了，现在一一印验。可抽屉和木箱是如何不要钥匙打开的？

果然，到了晚上，他便安慰我，说是他的一个同事跟他开玩笑，看到门没锁，想吓唬他一下。

这件事，在叔叔和所有长辈的意识里，可能都是一堂合理且生动的教育课，但却极大改变了我对亲人的信任方式，有时甚至怀疑他们自以为平常的行为和言语。

我家的长辈，大多生活朴素，但思维更是单纯，他们自己善良，却误以为别人也都慈悲，经常以自己的经验忽视孩子的智商、情商和对世界的思考。这就是很多小孩并不待见明明宠爱他们的长辈亲戚的重要根源。

藐视孩子的另一个说法是瞧不起孩子，再换一个说法，那就是不尊重孩子。想一想，我们曾经被多少亲人和长辈忽略过？

可能上面这段话有些隐晦，那我举个例子吧。

你爱我不？你是更爱你的爸爸还是更爱你的妈妈？

这些看似聪明的问题，其实是在孩子心中给自己使劲抹黑。

再说水利电力局宿舍，不久真的被盗，门锁被撬，抽屉的铰链脱落，木箱的小锁直接扭断。有钱票散落在抽屉和写字台上。在县一中念书的姐姐来了，她跟我说，这个情况不能报警，警察会说钱都在，报警了会有同事笑话叔叔，局领导也不希望自己的单位有治安不好的情况。姐姐进一步神秘地跟我讲：这次宿舍遭劫，可能就是局里的领导安排人故意所为，目的是寻找叔叔不忠于单位的证据——这种阴谋，以我当时对社会的认知，理解不了。但紧张的气氛摆在那里，利益厉害也是明显的……

可是，他们跟我强调这个干吗？我又没有强调要报警，报警不报警，好像都不需要经过我同意。多年之后，我是自己向自己报了一个警，自己将自己反省了一个遍。

叔叔遭遇各种不顺，情绪低落。

春节回父子岭，父亲批评我不懂事，叔叔告诫我几遍不要去水利电力局食堂买饭，但我还是时不时就去了。我很诧异，我可从未单独去过局食堂的。

我性子急，受不得冤枉，但那次，我的愤怒远不及我的疑惑。

当时的情景，至今还有印象，父亲不像平时的严厉，所以冲突的感觉比较弱；另外，我期末考试的结果比较好，应该是有奖状和奖品，喜悦才是我寒假的主要情绪；再个，当每一次我被定义为故意犯错而不是过失致错时，我都特别谨慎，先想一想别人有意的目的，然后再判断抗辩的风险。

委屈自己，成全别人，往往结果要好过维权带来的不可知。那一次，我明白了大家的苦心。父亲和叔叔，他们真的不容易。 春节之后，叔叔安排我住到县一中，跟一个老屋在四顾墩熊姓初一学生住在进校门左边那个砖木三层楼房的二楼。

叔叔又联系我就读的二小，让学校食堂允许我在那里搭伙。不知道叔叔找了谁，又做了怎样的打点，第一天午餐我不敢去食堂，那个年轻的胖师傅，围着我们教室喊：那个要吃饭的同学，你今天来了没有？快到餐厅啊！

她没见过我，也不知道我的名字。

有这么负责任的食堂，我却挨了半年的饿——小学教工食堂，只提供午餐，我的早餐和晚餐，一直依靠当时悄悄开起的路边小摊。而在学校，自从有我搭伙之后，搭伙的学生立即多起来，多到后来经常发生老师没饭没菜大吵大闹。于是搭伙的学生按关系软硬重新排队，我成了食堂嫌弃的那枚。 在城关二小读一年之后，我离开了县城，也暂时离开了叔叔。

两年之后，我回父子岭念初一，叔叔从别人口中的“那个男伢”转正成了婶婶的丈夫，工作上也从临时工转正进了编制。

有一天，叔叔突然找到我，让我誊写一份由他起草、准备递交给区法庭的申诉状，内容是以“一个有良知和正义的群众”身份控告徐某调戏妇女。

徐某长我几岁，住在我家200米外的上湾，是我中国象棋的启蒙老师之一，他出事之前，我已进步到比他水平略臭，但他更爱悔棋。

不久，徐某批捕，在看守所过完十八岁生日后即被枪毙。其时，正是大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严打”。

善良的村民大骇，闲聊中叹息政策厉害，但绝对没人指责叔叔。当时，公开和未公开检举徐某的人，我们小孩知道的就很多，只是叔叔是自己把自己公开了。

若干年后，徐家大儿子因为琐事当众指责叔叔当年是陷害。此时叔叔是乡水保站日常工作负责人，业务能力很强，政治和政策水平都不低，质问徐家是不是认为法律错了，还是说政府错了，坚持拉徐家人一起到公安局去评理，还徐家一个清白。徐家不懂法律和政府的关系，感觉哪个都惹不起，于是家长亲自上门道歉。

事后，叔叔很兴奋，我感觉他是卸下了自己心头那个隐隐的包袱。

又三年，我再到县城，又住进一中，这次是读高一。叔叔很高兴，特地送我一块上海牌手表，以兹鼓励。

父亲一边埋怨叔叔乱花钱，一边给叔叔下了另外一份礼单：“等他考上大学，再买块手表还差不多。”

叔叔告诉父亲，那手表不值钱，不要当个事。

私下里，叔叔提醒我，这表是水货，要时不时对着收音机校正。

那时候戴手表的男生还蛮少，多少有些体现稳重严谨与流年岁月的气派，虽然手表戴第一年就脱落了11点位置的标记，但它还是郑重而准确地陪我参加完高考，接着让我顺利地赶上了北上又东行的火车。

在我刚进县一中的那年春季，家人决定将伯父的骨灰从宜昌移回父子岭山上安葬。伯父是上一辈人中的佼佼者，不只家族，整个蔡山都很重视。那时候山上没有电话，座机都没有，父亲与叔叔商量后落实的仪式流程和时间，要求我准确传达给即将到达城关的伯母和堂兄，还有孔坊的一位郑姓姑爷。我下山之前，父亲和叔叔都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要传差了时间，定好的时间改变不得。

第二日清早，我在城关与伯母一行见过面，返程路上遇到了叔叔，他急急忙忙跟我说，伯父的骨灰先要去县烈士陵园呆一晚上，然后再回父子岭，也就是说，山上的相关仪式 得向后推迟一天。

能让革命一辈子的伯父进烈士陵园暂厝，我觉得很有排面，于是有些骄傲地通知郑姓姑爷明天上山，姑妈留我午饭，我也坦然坐下休息。

下午，当我骑车路过新铺大堤时，遇到一中同学先柱，他很紧张地告诉我，宜昌的人已上父子岭，大家都在找我，说我昨天出去的人，怕是走丢了。

我意识到大事不妙。

果然，我刚到杨坪村部，父亲站在集体粮屋前的山嘴冲我破口大骂，不过没有对我动手。很尴尬地回家，伯母笑着问我去了哪里，接着安慰大家，说我人没事就好。

母亲偷偷跟我说，按照前面的安排，在迎接的队伍里，我要负责从堂兄的手中接过伯父的骨灰，代表家乡人对伯父的尊重。

叔叔回来的比我还晚，他先去了烈士陵园，结果没谈妥，于是再去迎接宜昌一行，结果汽车一晃而过，任他怎么呼喊和打手势，司机和车上的人硬是没有注意到。

叔叔机灵，主意多，人又善良，也用自己的善去美化别人的好，行事果断到草率，勇气十足，但有时缺乏必要的圆滑世态，所以事与愿违的多，甚至好心惹上狗屎。

当叔叔也是少年时，田地尽喊口号不结实，饥饿是经岁经年总也熬不过去的苦。他曾对山上更小的孩子说：我帮你吃饼，我吃饱了你就不饿。

在山上，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很多，大家当做笑话念叨时，焦点都是叔叔的狡黠，没有人提及和关注他的计谋是否真的得逞。我猜是没有得逞的，至少是没有完全得逞。如果得逞了，那一定不是故事而是还有后续的事故，一句谎言，一块面饼，一生都要被人提防的恶。

这么一想，人生中的很多失败或失意，或许也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守护着我们尚未到来的福报。

有年夏收的傍晚，家里赶出一条茶碗粗细的菜花蛇，大家先说这蛇没有毒，但我们看它穿过土墙的缝隙，先将身体稳定在墙上的一颗桩钉，然后灵敏地跃向另一根桩钉时充满智慧的样子，大家立即否认它是善类。

叔叔勇敢地用锄头钩住蛇，用力一拽，蛇重重摔在地上，大家手上的家伙便胡乱捣向蛇身，只一瞬，大蛇便瘫痪如一根草绳，接着很快被叔叔埋在我家老厕所的东头田里。

分田地到户后，那块田由叔叔承包。

忽然某日，有人看到叔叔站在田间一动不动，赶忙走近喊他。叔叔仍不抬头，却大声呼救：有条大蛇跟我对着在，是毒蛇，快帮我一下。

原来，叔叔挖田时，突然一条眼镜蛇竖起来，叔叔用锄掌迎着它。蛇盯着叔叔，头一动不动；叔叔盯着蛇，也不敢挪开眼神。周围没有人，他也不敢呼救，担心声音会诱发毒蛇的进攻。就这样，据说他们相持了十多分钟，叔叔已大汗淋淋。幸亏有村民及时发现，一边冲向事发地，一边用竹竿使劲拍打地面，毒蛇立即逃之夭夭。

又一年的除夕前夜，父亲一个人如厕，突然惊慌失措地冲进屋，语无伦次，喊着说“有个鬼”，又说“有个人”。只见他双手拎着裤子，双眼因惊恐已见红圈。

稍稍缓和一口气，父亲才讲清楚：他蹲厕所时，听到墙外有人在叹息，他问是哪个，那人不应，却发出长而奇怪的哨声……

那几年，我们家人多，春节时特别热闹。爷爷不仅还健在，而且是家里干农活的唯一劳力，叔叔在家，姐夫也在家，母亲刚刚步入中年，婶婶才三十多岁，姐姐和我都已成年，所以大家一点恐怖的气氛都没有，反倒特别希望捉个鬼来为春节助兴。

接下来，家里所有男人都武装了起来，锄头、斧头、砍刀，慌忙间，有人还拿了一把锯子。

都出门了，叔叔却回头说句：还是留个（男）人在屋里吧……意思是家里只剩女众，担心恶鬼调虎离山。

婶婶笑着嘱咐叔叔自己小心，说若鬼进屋，要摁它在火炉，烧了吃掉。

我们一群人围着厕所转了好几圈，骂骂咧咧，也敲敲打打，连个鬼影都没见。

在厕所正南，是我们家的牛栏屋，但家里没牛好几年了，房间塞满稻草和杂物，我们进去搜寻了一番。想象着，应该能轰出几只老鼠什么的，结果安静得确实不太寻常。

在厕所的西南角，有一棵三人合围的乌桕，树已中空，树底更是开了一个一米多高的“门”。我们怀疑前面是风吹进了树洞，但我们到处搜寻时，恰好还有风，怎么就一点响动都没有？

多年过去，春节杀鬼的经历，时不时成为我们一家人追忆蔡山生活的引子。

1990年代初，宜昌的堂兄经商发达，老家经常有人借故前去捧场，见识世面，也分享成果。

两次去宜昌，好面子的叔叔总是挑最好的糖果，作为带给侄孙的礼物。但侄孙不仅不吃，连看第二眼的兴趣都没有。

堂兄有些尴尬，解释说孩子太胖，已不敢吃糖。叔叔还是有些沮丧。这是我第一回见识叔叔花钱送礼却不得好的记忆，让我略有醒悟。

我第二回得知叔叔送礼不得好，是在几年之后。

妹妹中考后，叔叔找到市招办主任，那人不仅是英山人，而且还是我们家的转折亲戚。那人对妹妹报考的学校很熟悉，主动说“这个学校有两个校区，本部在武汉，分校在麻城，你想上哪一个？”叔叔想也没想就说哪个都行，只要能上。

前面找领导只是尝试性接触，没想到人家念及亲戚，特别爽快，叔叔过意不去，执意要买点东西表示感谢，于是又联系那位领导，领导说中午下班在单位门口见。

于是，叔叔一使劲，割了十五斤上好的猪肉，在那个大夏天的中午，在人家单位大门口，一把塞给领导。

事后叔叔也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虽然妹妹如愿以偿上了理想的学校，但一入学就发现麻城分校的各种状况以及毕业就业的冷暖较武汉本部截然不同，于是到妹妹最后一学期时，叔叔又找铁路上一个亲戚，好不容易将妹妹从麻城分部转到武汉本部，但这是后话了。

从临时工到体制内正式工的一路，也是叔叔求神拜佛的一路，让叔叔看尽了各路菩萨的脸，尝遍求人办事的种种苦痛。可惜，叔叔一生不曾当个有权势的官，不然也可以苦尽甘来，让他在收礼中补偿和平衡前面送礼的痛与恨，叔叔有的，都是出于本心对底层群众的真切同情和主动帮助。

看到隔壁大哥为了七块钱的补贴，大热天多次翻山去村部找村长盖章都没结果，叔叔特别心痛又愤怒，带着批评的口吻跟大哥说：你再别去村里找他，我今天看到他跟他打个招呼，你明天早上直接去他家找他盖章就好。

村长就是我们小组人，从大哥家步行到村长家，步子迈大点可能不到800步。

第二天，隔壁大哥跟湾子里的人抱怨：我昨天倒说先去村部，五叔拦住了我，让我今天早上去村长家就办得成，结果还是算冇的。今天要送礼，又要找人借钱……

母亲私下跟我们说：你叔叔是自己钻了自己的烟囱。

可能挫折和打击受的足够多，叔叔对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不以为意，只要有益于大家或者干脆是别人的事，仍然倾心倾力。

在叔叔细致谋划、指挥、教导、监督和参与下，山民全部吃上了带过滤层的自流泉水。这在山上，是前无古人的事。叔叔过世时，好些山民还在叔叔的墓前追思他的饮水之恩；再后来，好多山民搬下山，吃自来水，感觉远远不如山上的自流泉水，于是又是一回回念叨叔叔的功德。

2019年，有人成功说服了村干部，获得一笔大钱，同意在山上开挖一口大井，供应蔡山和郑湾两个生产小组的饮水。两个小组的村民忙活几个月，各家各户还掏了不少钱，可最终并未打出一口井，只是建了两个蓄水池。刚通水的那天，水压的确很喜人，但仅仅维持了一周，接着水源被毁，水质恶化，还不能保障天天都有。

这时候，有人开始反思：当年汪家五叔为何不主张修大井，为何不追求大水流，为何花小钱却办了能够经受几十年考验的大事？

我们常在岁月的途中小憩，发现许多看似容易的事情，自己做过才知有千千万万的不容易；很多看似平凡的东西，其实却蕴含着了不起的学问与机巧。

在许多当过家谋过事的人眼里，叔叔就是那种能处大关系也心藏机巧的智者，这或许也是我最佩服叔叔的地方。

1962年中秋，穿T恤短裤布鞋的是叔叔，他的长发分头，也算是那个时代一边倒的集体性格

虽然入了单位的编制，但叔叔的工资一直很低。为了多挣钱，到1990年代，叔叔甚至短暂地办过停薪留职，跟无数个农民工一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好在叔叔不是纯粹出卖苦力，他有水路安装的专业能力。

为多挣钱，叔叔想了很多办法，他差不多是孔坊街最早安装收费公共电话的，之后支起了日杂零售店，接着办起了长途客车车票代售点。在叔叔去世之后的第二十年，我记得婶婶还在为车票代售的生意与合伙人轮流坐班。

在我念大学和毕业之后的每年春节，叔叔都把我当做重要的客人专门接到他家吃饭，今天想来，这多少还是有些不合逻辑。虽然我知道，叔叔是有话想跟我说，或者故意制造一种要跟我私聊的氛围，但客观地讲，这种方式并不机智，让其他亲人有见外的猜忌。回避旁人的私聊很容易也很正常，但在山上，回避旁人的饭局，很难做到，就很不寻常。

事实上，叔叔压根就没跟我聊什么，更没什么特殊的小话。叔叔轻声说得最多的，还是感叹我的不容易，读那么多的书，走那么弯的路。

我非常不争气，直到叔叔临终，他也没有迎来我职业的转机，这让他的每一声叹息，都显得特别的沉重。

农历1999年底（2000年1月11日），属于叔叔的最后一个冬季，他为妹妹转学的事，到武汉跑关系，晚上跟我住在车辆厂的单身宿舍。宿舍简陋，我们的被子都不厚，躺下之后再把棉袄压在被子上。但叔叔的被子压了两件大衣他还喊冷，让我有些意外。

第二日，叔叔醒的早，都还没洗漱，便抹黑去单身宿舍院内另一栋楼取他从英山里带来送人的礼品。

放礼品的房间在三楼，叔叔也知道是三楼，但他走到二楼就开始拿钥匙捅门，捅半天，里面出来一对疑惑的夫妻，还好人家没有毛躁，但大家彼此都是吓了一大跳。

叔叔说他视力很差，我特地看了他的眼睛，当年那么明亮的双眸，真的已经浑浊，而且也不是纯粹的黑色，而是昏沉沉的灰。那一刻，我还只是怀疑叔叔没有休息好。

我带叔叔出去过早，刚好是在车辆厂的上班时间，厂里的广播照例播报当天的天气预报。广播还没完全结束，叔叔立即问我：今天什么天气啊？

我很诧异，广播的余音还在，凭本能都能跟着播音员复述广播的内容，叔叔居然眨眼失忆，意识模糊。

这次见叔叔，他脸色发黑，背微驼，而且走路还有些瘸，是前段时间没看清杯子的位置，自己将半瓶开水淋到了自己的脚上——视力不好看不准东西可以理解，怎么会将半瓶开水都浇到自己的脚上感觉不到痛吗？

不经世事的年轻真是无知到可怕，叔叔奇怪地畏寒、视力模糊、听力衰退、记忆力丧失、神经麻木，我们都不知道那是生命的星火即将熄灭的信号，却仍然无动于衷。

中午，叔叔又来找我，心情很好，说妹妹转学的事落实了，嘱咐我以后有空要时不时去看看她。妹妹的学校，也在和平大道上，离我们工厂只有两站公交。

看到我有一台同学帮我买的PC，叔叔从主机到显示器打量好多遍，交代我要安排妹妹跟我学打字，学好电脑。

叔叔接着告诉我，帮忙妹妹这次转学的人，是妹妹外公的族弟，在铁路局的官职很高，虽然马上退休，但话语权还在，叔叔希望未来通过这位外公，实现我工作的好转。

说到这些，叔叔又念叨我毕业分配时没把握好，不爱求人，不适应社会。

说过我，叔叔接着转身告诫妹妹：你要放大胆些，你总是不唱歌，不跳舞……

谁知道，这居然是我跟叔叔最后的相聚，在自己尚年轻的生命尽头，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他去世之后孩子的孤单，孩子的能力；他惦记的，是我工作的尽快改变，他一直希望我能得到升迁，赚到能光宗耀祖的大钱。

1971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六，一家人到县城为西迁的伯父“一棵菜”送行，“分别留念”印刻着我们家族划时代的大事

除了微笑的伯母，全家人对未来都是深切的懵懂，包括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叔叔在后排C位，虽然有兵帽与像章加持，却依然忧心忡忡

当时全家15人，而今在世的刚好过半

近些年，我调回武汉上班，回老家的机会很多，一个人自驾的路上，我时不时想起叔叔带我第一次远行，回忆叔叔跟我说话的样子，感觉叔叔就坐在我的副驾，在跟我聊天，在听我唱歌，在听我讲述，在询问他放心不下的所有人的各种消息……

这种场景很多，反复出现，多到我经常分不清是幻觉还是真实。我无数次泪流满面，甚至痛哭失声，只好把车停到服务区，让自己慢慢缓和，慢慢清醒。

感谢叔叔带我旅行，给我教诲，万幸我虽然颠沛流离，却还保留住了关于叔叔记忆的零星碎片。谢谢叔叔对我的宠爱，虽然他已远赴天国，仍能重回我的梦中。我常常特别不愿意立即苏醒，因为只有在迷离之中，我才能看清本已模糊的叔叔；才能见到历经世事的叔叔，给我指点迷津；叔叔明亮的眼神，谦和的微笑，是我必须勇敢的力量。

叔叔是在钟祥服役，但这张照片的具体日期未知，地点也未必是在部队驻地

山下平阳，的确平坦，视野也一望无际，我们走在现在能看到未来，而山上崎岖，转个弯就不知道前面是沟是堑，但人要常向山上的溪水学习，走山路时不要优柔寡断，站在高处就有起点的优势，要干脆利落，享受一跃千寻的自由奔赴，即便碎骨粉身，也是浪花朵朵；而到了平原，地势平缓，正好生养休息，可以附身亲贴大地，也能仰面迎天，日送千帆远行，夜伴小月西归。

在山谷里磨炼意志，在开阔处增长见识，在漩涡里取舍交际，奔流又涤荡，听风听雨听船歌，也听跨过冬凌之后的春和景明、花开万谷的交响。

回顾人生的每一段历程，最关键也最难熬都是转折。转折都是变故，变故都是伤痛，与其痛苦抱怨，不如迅速认同，快速适应，把握一轮又一轮的机遇，实现一次又一次的转身。每一次转身，绝不会是简单的方向轮回，因为每一次的景象都不相同，转变再转变，终将是脱胎换骨的蜕变。

上面这一段文字，是叔叔和我交流的回忆，不是当时书信的原文。

在回忆长辈与回忆具体事件上，我是沿着两个方向在走。具体事件要尽量还原真相，因为只有真相才能反映当时每个人的真实态度和所处的背景；但回忆长辈的语言，一定要提炼出亲人的真实的想法，因为大多数原话都是琐碎的、啰嗦的、颠三倒四的、甚至词不达意。我有个熟悉的人习惯用“熙熙攘攘”来比如人很少，还有个人常用“拭目以待”表达厉兵秣马般的斗争情绪，我必须用最贴切的词语还原他们最真实的意思。

另一方面，长辈对我们的教诲，也的确值得反复思考、揣摩和领悟，淬炼他们粗糙的原话，捕获他们朴素的原意，才不枉他们谆谆教诲的初衷。如果几代人都停留在先辈的原文原句上，那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貌合神离，刻舟求剑的努力，越努力，越是南辕北辙。

在大连的那几年，叔叔跟我书信很多，我将他感叹他自己的话和告诫我的文字，一遍遍地整理，归纳，提炼，一次次地反馈给他。叔叔特别感动，说我理解他，也鼓励了他，精神上支持了他，他摘抄我们交流的句子，压到书桌的玻璃板下，或贴在床头的墙上。

叔叔用他谦虚又骄傲的举动，一直安慰我，鼓励我，激励我，从北方到南方，从寒冷到温暖，从犹疑到坚定，从夜黑到天明。

1973年3月19日，钟祥

戴像章的奶奶从张掖跟运化肥的军车返回湖北，车在武汉被省军区扣留，奶奶到钟祥找叔叔，叔叔再找伯父的老领导，化肥才得以运抵英山

这是我能找到叔叔唯一的年轻照，五官端正，风华正茂

叔叔胸前插着两支钢笔，据说，这是那个时代有文化的重要标志

叔叔离开我们的时候，虽然历经人世间的种种委屈，却还不到知天命的五十岁。他去世之后的第二日，我见他眼角仍有泪痕 。有人说，心脏停止跳动之后，人的很多知觉仍在，而听觉最后离开。我特别怀疑，叔叔是不是还能听到我们的哭泣，明白是哪些人在他身边颤抖。叔叔有太多的愿望来不及实现，有太多的不舍和不甘，但仍然突然又决绝地离开。

有一回，在迷糊中与叔叔对话，这一辈子不要把所有的亲情、自由、幸福、运气、才情全部都用干净，最好留一点，作为种子，带到那边去，说不定，转头下一辈子又要开始，都还用得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叔叔上辈子一定是个幸福的人，甚至浪费了一些运气；而今世积下的善良、智慧和德行，就该成就他转世之后的健康与高贵，至少是比这辈子光亮。想到这里，我便有了满足的安慰。

结缘今世，叔叔是我们永远的灯火，长亮在我们黑暗的深处；愿叔叔，永生吉祥。

1995年10月22日，红山中学，这一天是农历闰8月28，乐晓生日。据说，闰月的生日每19年才出现一次，乐晓很在乎，春天就邀请了西河舅舅这边的亲戚

这是我熟悉的叔叔，瘦高，严肃，摆不脱的忧郁

前排是东升、汪高和闻倩，当年他们都才七岁多，今天都是孩子的父亲，家庭的顶梁

跟自己敬重的“岳哥”“细五姐”一起，叔叔是那么开心，孩子一般的喜形于色

成年后的姊妹很少合影，谁曾想，最年轻的叔叔反而最先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