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第28章）

秦皇鸟

作者：秦皇鸟

第28章

顺治北京二次登基

大清王朝统一全国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4月，在吴三桂的“邀请”下，多尔衮率军入关，并在山海关击败了李自成。

5月2日，多尔衮率军从朝阳门进入北京，原明朝的官员出城五里迎接。

多尔衮在明皇宫武英殿升座，明朝官员跪降。

清朝入主中原后，许多总兵以上的明军高级将领和高级官员、地方官绅纷纷拜倒在多尔衮的脚下。

这其中，九边之一的明大同总兵姜瓖在多尔衮一纸命令下就投靠了清廷，而明恭顺侯吴惟英之弟吴惟华更是主动替清廷招揽地方。

其余如冯铨、唐通、周伯达、刘达、赵兆麟等官员的早早投靠更是说明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更无论清军所到之处，当地故明官绅纷纷投降。

而这些人脉深厚的明高级官员和地方实力派的活动，在清军攻占和管理地方的过程中，甚至不亚于清军的作用，这是清廷能够迅速控制广大地域的主因之一。

为了使汉族官绅在心理上认可，多尔衮在进京第三日就即“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还说为明“复仇讨贼”。

清廷对崇祯帝可谓极尽哀荣，谥号、庙号、帝陵等等一应俱全，同时摆出一副继承明帝国在中华的正统的形象，消除异族政权的痕迹，解除汉族官绅士民投降的心理障碍。

不仅如此，多尔衮还对故明、大顺留下的官员几乎全部录用，甚至到了加官进爵到他们受宠若惊的地步（比如冯铨）。

同时，多尔衮下令停征不合理的赋税，免除部分地区赋税，保护官绅士民的利益，凡是农民起义被夺的尽皆归还。

这些政策说明了清廷的胸怀和入主中原的决心。

与之相反，此时，大顺政权正忙于普遍的“追赃助饷”、南明政府仍在大肆惩办“从贼逆臣”。

对比之下，清帝国虽然是异族政权，却似乎比汉人正统南明和出身平民的大顺政权更得“民心”。

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拥有比普通平民更好的知识教育，他们达则出将入相、垄断资源，穷则著书立说、遗泽后人，每一次的帝国兴衰都离不开他们的影子，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他们出谋划策、安定地方。

士大夫们上承朝廷的命令，代表朝廷向百姓发布、解读方针政策，下代百姓发言，代表知识匮乏、不善表达的底层百姓向上反馈他们的意愿。

在太平时代，他们手握笔杆子垄断教育和朝堂，战乱时代，他们振臂一呼，农民起义往往改头换面，听从麾下。

这些士大夫们一直左右着所谓“民心”，也是封建王朝统治者一直想要笼络、想要得到的的那个“民心”。

明朝末期，有一部分士大夫已经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远遁山林。

而另一部分在经世致用的道路上越走越偏，甚至有些人纯粹沉醉于功名利禄。

而这些人，正好为多尔衮所用。

多尔衮之所以全盘接受明顺官吏、加官进爵笼络他们，正是深深懂得并善于利用他们的能量。

这才有了清帝国在短短数月之间，打败了比清帝国强大的大顺李自成和南明朱由崧，一步一步地创造着奇迹，并最终成功取得统一天下的伟大成就。

“得民心者得天下”才是清廷入主中原的根本原因。

清军占领北京城之后，是否以北京作为京城，是否全族搬迁北京，在清朝内部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一些满洲女真勋贵留恋关外的烧杀抢掠的女真旧习，主张“今宜乘此兵威，大行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

多尔衮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只有得到北京城，才能让清朝有成为中国正朔的资本，从而增强清朝成为统一天下的筹码。

于是，多尔衮力排众议，努力劝说其他满洲女真勋贵，终于使得清朝在迁都北京的事情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和安排，多尔衮认为迎接皇帝，迁都北京的时机已经成熟。

6月11日，多尔衮上疏顺治皇帝：“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界，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赐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虑俯纳焉。”

与此同时，多尔衮派出辅国公吞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前往盛京接顺治皇帝和孝庄太后等人来北京。

盛京这边也在做准备。

在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指挥下，清朝有条不紊的做着迁都的准备：

6月，为庆贺清军抵达北京城，顺治皇帝大赏群臣；

7月，为庆贺中原平定，清朝迁都北京，顺治皇帝遣官告祭天地祖宗；

8月，顺治皇帝下诏，令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镶黄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等率八旗驻防盛京及清朝在东北地区辖制的所有城镇，以防不测，为清朝留一条后路。

正在顺治皇帝准备迁都北京期间，北京城里突然流言四起。

当时的京城北京，在短短几个月内，先后换了三次主人，而最后坐镇北京的多尔衮，虽说是摄政王，但毕竟并不是皇帝，并不能稳定人心。

从秦朝开始，百姓心中都有一个皇帝的烙印，皇帝的存在可以说是稳定人心的“定海神针”。

然而，由于此时清军刚刚入关不久，大部分地区的局势还不稳定，为了顺治帝的安危，多尔衮并没有第一时间让顺治帝迁都北京。

不满于清军统治的人，开始四处散播谣言，以期望可以对清军造成舆论上的压力，进而撤军。

于是，多尔衮5月进入的北京，6月初第一个谣言就出现了。

谣言说，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清军会把京城的百姓全部迁移到盛京去，清王朝将会定都盛京（京师民讹言秋七、八月将东迁）。

对此，绝大部分京城的官员和百姓，都是不同意的。

不仅仅自己生长在这里，对这里有了感情，更重要的是这里有自己的家，有自己一辈子辛苦积攒下的家业。一旦自己跟随迁都而去，损失将会是无比巨大的。

对混乱的人心，多尔衮及时澄清谣言，表示新王朝的都城，必定还是会在这里，大家不必惊慌，不要相信谣言（王宣谕当建都燕京，戒民毋信流言）。

然而，就在这个谣言刚刚平息之后，第二个谣言很快也就出现了。

谣言说清军将在8月份屠杀掉京城内所有的百姓（又讹言八月屠民）。

还没等多尔衮出面辟谣，第三个谣言紧接着又出来了。

第三个谣言说，即便是顺治帝定都北京，也会在到来后先抢劫一番，然后再杀掉所有的成年人，只剩下不懂人事的孩子（未几，又讹言上至京师，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

仅仅几天的时间，这两个谣言就迅速传遍了整个北京城，一时间人心更加慌乱，外出逃亡的百姓大有人在。

还好，多尔衮在得知这两个谣言后，也第一时间进行了辟谣。

多尔衮表示，百姓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没有了百姓，哪来的国家？

而让人心稳定下来的，是多尔衮的另一句话——那就是清军已经将原本储藏在盛京的大量资产，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就是要在这里定都，根本不会有什么抢劫百姓财产和杀人的举动。

在辟谣的同时，多尔衮还接连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加派人手清理隐藏在北京城内的敌对势力，清除谣言产生的根源。

二是，加强京城的治安管理，稳定社会局势。

一切完成之后，顺治帝也就能放心迁都北京。顺治帝入驻北京皇宫后，北京的局势才算彻底稳定下来。

8月12日，顺治皇帝与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在清朝文武百官簇拥下，正式离开盛京迁往北京。

9月18日，迁京队伍到达通州地区。

这时候的多尔衮早已率领满洲女真勋贵和文武群臣恭候在预先设好的行殿旁。

当时清朝很多礼仪制度还没建立起来，皇帝和皇太后入宫的一应仪式，都是由在前明礼部任职的汉官按照明朝的礼仪设计的。

顺治皇帝进入行殿，在庄严典雅的礼乐伴奏下，对天行三跪九叩礼，然后登上皇位，接受多尔衮及先期抵京的满洲女真勋贵和文武百官的朝拜。

9月19日，顺治皇帝由文武百官做先导，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进入紫禁城。

顺治皇帝进入北京城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举行登极大典。

多尔衮率领清军占领北京之后，一边积极追剿农民军，一边安抚北京以及被清军占领地区的民众，这些都是明面上的工作，主要是为了大清进一步征服和统治中原做准备。

与此同时，他还暗地里准备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为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做精心谋划。

可以说这件事情才是他所有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明里暗里的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工作展开。

之后，多尔衮率诸王及满汉文武官员上书请求顺治帝“即登大宝，以慰臣民”，于是在这年10月1日，顺治帝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登基典礼。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10月1日，在占领北京城5个月之后，多尔衮亲自为福临在北京城举办了盛大的登基典礼。

这天黎明时分，清政府内院官员奏请顺治皇帝福临前往天坛。于是七岁的福临身穿天青色礼服，乘坐辇车，出大清门去北京城南的天坛。

在顺治前面，是由仪仗队组成的队列，一路吹吹打打，锣鼓喧天。

在顺治后面，是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满清众位亲王、满洲贵族以及文武百官组成的庞大队列。

整个队伍前后有上万人，浩浩荡荡，首尾足足有十几里长，恢宏壮观。

祭天典礼在天坛的圜丘举行。

圜丘是一座用蓝色玻璃砖砌成的圆坛，镶嵌在外方里圆的两重高大围墙里。

圜丘主要是祭天的场所，是依据“天圆地方”的概念修筑成一个圆形的建筑。

站在圆坛上举目仰天，只能看到蔚蓝的天空，脚下是一片蓝色，给人增加了一种“天”的感觉。

从明成祖朱棣打败他侄子把首都迁徙到北京之后，这里就成了大明历代皇帝祭天的官方地方，皇帝登基祭天或者重大节日祈福上天护佑时，都在这里举行登基大典或者祈福大典，以告慰上苍。

皇帝即位，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上天之子，自己做皇帝，是代行上天旨意管理民众，所以到圜丘祭天，就成为了一种惯例。

满洲虽为少数民族，但对中原文化的依赖却从没有放弃过，在某些地方，他们时时处处仿效中原。

皇太极登基时，在很多汉族大臣的推动下，他就采取了中原皇帝的登基仪式，首先到盛京（今沈阳）德盛门外的天坛去祭告天地，表明自己“君权神授”，替天行事。

皇太极死后，满清贵族经过一系列明争暗斗，皇位最终落到福临身上。同样也在盛京举办过一次登基典礼。

然而，到了北京，还一脸懵逼的福临又被多尔衮拉着举行了这次登基大典。

福临由昭亨门降辇进入圜丘，百官列于东西两则。

这时候奏乐开始，福临在乐声中行至神位前上香、行礼、献玉帛等，做完这些，接下来就是他亲自朗读祝文。

这是整个登基大典的高潮，在祝文里福临宣布仍用大清国号，以顺治纪元，定都燕京。

此后，福临带着文武百官再次行礼，再次献礼、祝帛等程序。

举行登基大典时，天还没有大亮，圜丘南面的燎炉里，会燃起松柏木、檀香木，香烟缭绕，香气袭人，也给登基仪式增添了光明，也增添了庄严、神秘的气氛。

仪式结束，侍从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黄袍让福临穿上，这就是黄袍加身。

穿上黄袍的福临向南独坐，文武百官列于两厢，大学士刚林呈上皇帝玉玺，向他祝贺。

此时百官向福临行三跪九叩之礼，三呼万岁。

至此，整个登基大典结束，告天之礼完毕，福临正式登基为清朝皇帝。

福临是个小孩子，做皇帝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让他多么感兴趣的事情。

这一切都是摄政王多尔衮在汉族大臣的精心谋划下进行的。

其实，在多尔衮进入北京十多天以后，他就在暗地里筹划福临二次登基大典的事情了。

当时就有汉族大臣督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人给多尔衮上疏，指出北京城的重要性，认为把福临皇帝接到北京，才能是大清江山社稷日益牢固。

这些汉族大臣的建议，与多尔衮内心深处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在北京城渐渐稳定之后，他就迫不及待的把福临迎接到北京城，并积极谋划了这次与众不同的登基大典。

其实，在皇太极死后，福临顺利成为大清皇帝，并在盛京进行了一次登基大典，那么为什么他要在进入北京后，多尔衮还要为福临举办一次登基大典呢？

首先，多尔衮在内院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精心筹划下，精心安排福临登基大典，主要的目的还是为强化大清对中原的统治。

以前大清是辽东的一个少数民族，无论是皇太极在盛京登基称帝，还是福临在盛京登基称帝，只能说他们是满族人的皇帝，而非广大中原汉族人民的皇帝。

他们在盛京称帝，只能代表着他们是以盛京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政权最高统治者，而非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统治者。

在盛京登基称帝，只能代表着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而不能代表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只有福临在中原登基称帝，在中原人民的心目中，他才是真正的“上天之子”，是上天派到人间的统治者。

其次，燕京是元、明两代王朝的首都，这里是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福临只有在这里正式登基称帝，才能代表着满清王朝正式将统治范围从关外扩大到关内，已经不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少数民族小朝廷，而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大国，统治范围不仅局限于北京、河北地区，还将进一步扩展到中国所有边疆，要“定天下”，要定中国。

此外，福临在北京举行登基大典，无论对于多尔衮还是福临个人来说，都要比第一次登基意义重大。

通过在北京城的登基大典，多尔衮的政治地位又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加强.

而福临作为皇帝，他“上天之子”、“替天行事”的意义也得到强化，有利于他亲政以后施政，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

正因为如此，多尔衮对福临的登基大典格外重视，为了不让中原人笑话，他明确告诉范文程、洪承畴等人，要严格按照历代传统登基制度筹备，要求“不得草率溷乱，有亵大典”，意思就是要求筹备登基大典的人要完全按照中原皇帝登基的仪式、制度来组织大典工作，让福临认认真真做一个中原皇帝。

多尔衮也对大典的诸多细节进行把关，听取筹备大臣们的意见，积极参与到筹备登基大典工作中去。

一次，礼部将大典上的奏乐上奏给多尔衮，并请示他定乐章，洪承畴、冯铨、谢升等人提出郊庙乐章的用字，他们这样写道：“郊庙及社稷乐章，前代各取佳名，以昭一代之制，除汉魏曲名各别，不可枚举外，梁用雅，北齐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宗庙用宁，郊社用成，明朝用和，本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拟改用平字。郊祀九奏：迎神奏始平，典玉帛奏景平，进俎奏感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安平，终献奏雍平，馔奏熙平，送神奏太平、望燎奏安平，宗庙六奏，社稷七奏……。”

多尔衮同意了他们几个人的建议，采用了他们提出的郊祀、宗庙、社稷乐章。

福临在北京的登基大典，可以说完全按照中原王朝的登基制度举行。

以多尔衮为摄政王的满清统治者，通过福临在北京的二次登基，进一步建立起他们的统治秩序，把满清王朝在中原的统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顺治在北京登基后，开启了清朝统一全国的进程。

这年10月，清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大顺军：

北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率领经大同、榆林、延安南下；

南路由豫亲王多铎、孔有德率领经河南进攻潼关。

同时，肃亲王豪格率领的一部清军业已占领河南、山东一些地方。

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1月，多铎在潼关击败大顺军，李自成率主力连夜撤回西安。潼关为清军所占，入陕门户洞开。

阿济格部清军进入陕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围攻据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部大顺军，自己领兵南下西安。

自此，李过、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弃陕北，取道汉中，由四川入鄂。

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转入湖广襄阳。

占领西安后，清廷命多铎部东进南京，摧毁弘光政权，命阿济格部继续追击大顺军。

此时，50万大顺军已是军心涣散、纪律松懈、指挥混乱，在清军追击下，在襄阳、九江等地连败十三仗，丧失了全部辖地。

5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牺牲，大顺政权遂而瓦解。

其余部30余万后来在李过、李来亨等领导下与南明政权联合，继续抗清，最后于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失败。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由于地处四川一隅，对全局无太大影响，所以清廷在摧毁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之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割据一方的大西军。

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豪格率清军由陕西入川，征讨“大西”政权。

11月，清军对张献忠在西充的大营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农民军兵败如山倒，张献忠也在此役中中箭身亡。

大西政权随之瓦解。

其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领导下南走云贵，逐步走上联明抗清的轨道，成为永历朝的军事支柱。

后来孙可望投清，李定国继续斗争，坚持到公元1662年（康熙元年），最后失败。

在打击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同时，清廷也同时剿杀明末朱姓政权，首先就是弘光政权。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3月，李自成大顺军攻破北京，大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紧接着，大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指挥八旗兵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北京易手。

明朝是南北两京制，北京陷落以后，南京六部就可以转正，做整个江南的权力中心。

但谁做皇帝，是个大问题。

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天启皇帝没有子嗣，等于泰昌皇帝朱常洛绝后了。

那么根据祖制和礼法，南京朝廷的皇帝，需要在泰昌皇帝的兄弟、万历皇帝的子嗣里选择。

而在万历皇帝的子嗣里，有继位资格的只有三位——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再往后就是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

朱由崧，即福王朱常洵的长子。

按照儒家礼法和“兄终弟及”的祖制，泰昌皇帝朱常洛一系绝嗣之后，福王朱常洵一系就是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在福王朱常洵一系里，最有资格继位的就是新福王朱由崧。

但问题是，南京是东林党的地盘，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并不愿意朱由崧做皇帝。

为什么？

东林党在“国本之争”的时候，极力阻止福王朱常洵继位，又通过“明末三大案”打击郑贵妃，可以说，东林党和福王一系已经是不死不休的政敌。现在如果同意朱由崧做皇帝，万一朱由崧翻旧案，清算东林党怎么办？

于是呢，钱谦益等东林党就以“立贤”为名，提议名不正言不顺的潞王朱常淓做皇帝。

因为潞王朱常淓没资格继位，一旦东林党拥立成功，潞王朱常淓必然对东林党感恩戴德，东林党可以借此夺取江南的一切权力。

东林党里，唯独史可法稍微有些底线。

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学生，从政治立场来说，他是站在东林党一边的，拒绝拥立福王朱由崧。但从祖制礼法来说，他又不愿意抛弃万历皇帝一系，拥立潞王朱常淓。

史可法纠结一番，做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朱常瀛。

钱谦益等东林党觉得，也行，能接受。

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福王朱由崧急了，好不容易逃到江南，如果不能做皇帝，很可能被东林党清算，不能坐以待毙呀。

正好，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想立功升职，便联合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总兵，以军队为后盾，拥立福王朱由崧做皇帝。

这个决定，还得到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

东林党在江南没有兵权，马士英和卢九德有四位总兵支持，福王朱由崧继位，就此成为定局。

5月3日，朱由崧成为监国，15日正式继位称帝，改元弘光，朱由崧至此成为南明历史上的弘光皇帝。

东林党没有支持弘光皇帝，自然是要排挤打击的。四总兵支持了弘光皇帝，更是需要封赏的。

5月17日，弘光皇帝封黄得功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也被封为宁南侯。

而在5月20日，已经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史可法，就被排挤出南京的决策中心，到扬州做了督师，其他东林党也相继离职，回归在野的身份。

马士英则晋升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相当于内阁首辅。

这一贬一升，党争倾向已经很明显了。

再过一段时间，马士英推荐阮大铖做兵部尚书，两人联手操纵南明弘光朝的军政事务。

阮大铖曾经依附魏忠贤，是阉党的重要成员，魏忠贤失败以后，阮大铖又给周延儒提供政治献金，助他行贿，晋升为内阁首辅。

因为阮大铖的政治历史不清白，周延儒不能直接提拔他，阮大铖便向周延儒推荐马士英，做凤阳总督。

也就是说，阮大铖和马士英已经早就是政治盟友。

现在马士英做了南明弘光朝的内阁首辅，自然也要回报阮大铖。

从政治光谱上来看，马士英、阮大铖是阉党的延续，背后的靠山是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掌握军权的总兵。

钱谦益、史可法是根正苗红的东林党，除了史可法的督师职位以外，最强力的靠山是镇守武昌的左良玉。

因为左良玉的伯乐，是东林党的侯恂。

侯恂之子，就是号称“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他和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被孔尚任编成戏剧《桃花扇》......

总而言之，魏忠贤的失败不代表阉党的失败，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延续到了南明。

南明弘光朝，事实上是阉党建立的。

在公元1644年（崇祯二十七年）的历史节点上，军队拥立的明朝皇帝只有三个——洪武皇帝朱元璋、永乐皇帝朱棣、弘光皇帝朱由崧。

前两个是亲自打江山的马上皇帝，他们本身就是最大的军头，唯独弘光皇帝朱由崧，纯粹是军头拥立的，他本人没有任何军功，也没有任何军事能力，甚至连“京营”这种嫡系部队都没有。

这样一来，弘光皇帝的军事权威就被消解了，四总兵事实上成了南明弘光朝真正说了算的人。

史可法给高杰宣读圣旨的时候，高杰就非常不满：“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这句话说的，和东魏权臣高澄的“狗脚朕”差不多了。

黄得功听太监宣读圣旨，如果感觉圣旨里的话不满意，立即站起来驱赶太监：“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如果是洪武年间，谁敢这么对待圣旨，朱元璋不把他的九族都剥皮实草了，都算朱元璋发慈悲，但在南明弘光朝，这就是常态。

四总兵凌驾在皇帝之上，那么史可法做为督师，也无法指挥四总兵。

刘泽清在淮安营造府邸，发动军人、农民大兴土木，史可法到淮安视察军队的时候，竟然被恶吏视为壮丁，拉到工地扛木头去了，直到刘泽清巡视工地，史可法才跑过去向刘泽清诉苦道：“学生效劳三日矣。”

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来，督师史可法，其实是没有任何权威的。

指望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东林党督师，指挥四个尝到拥立皇帝的甜头、不需要打仗立功就能升官封爵的总兵，出师北伐收复失地，简直是痴人说梦。

对于四总兵来说，掌握部队保存实力是第一要务，防止左良玉东征是第二要务。而对于史可法等东林党来说，以左良玉为后盾，改造或拉拢四总兵，远比北伐重要。

除了内部问题外，南明的对外战略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搞明白清朝、吴三桂的情况，仍然将李自成的大顺军视为头号敌人，居然做起了“借虏平寇”的白日梦。

虏是满清，寇是李自成。

毕竟，明朝是李自成消灭的，满清入关以后，暂时没有流露出统治中国的意愿，南明弘光朝的君臣，也不认为满清能统治中国。

这样的错误判断让他们认为，“联虏平寇”可以在不出兵北伐的前提下，解除危机。

即便满清真的要统治中国，划江而治，也不是不能考虑。

5月28日，南明朝廷采纳了马士英的建议，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

史可法建议，“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指顺治帝），或先通九酋（指多尔衮）”。

史可法还认为，“庶款虏（指清朝）不为无名，灭寇（指李自成）在此一举矣”。

刘宗周也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

整个南明朝廷几乎都认为“借虏平寇”实乃上策，根本没有意识到清朝才是他们最大的对手。

就连大名鼎鼎的史可法也不例外，上书弘光帝朱由崧：“清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

也就是说，史可法本人都寄希望于借吴三桂与清军之手，铲除李自成起义军。

于是，6月21，南明派左懋第、陈洪范率领使团北上。

使团携带着“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他们的任务是“前往北京谒陵，祭告先帝；通谢清王，并酬谢剿寇文武劳勋”。

9月5日，使团进入山东济宁，此地已经是清朝的统治范围，但直到10月12日才进入北京。

之后，南明使者与清朝官员之间发生了激烈地争论，清朝拒绝了南明的所有要求，还指责他们“突立皇帝”，不承认弘光政权的合法性。

双方不欢而散，之后使团离开了北京，可是没想到陈洪范却暗中投降了清朝，还请求清朝扣押左懋第等人，让他返回南方，去招降南明诸将。

自此，弘光朝廷 “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失败了。

此时在北方，清军和大顺军打的翻天覆地，出现了大批的空档。弘光朝包括史可法在内的大臣们，应该看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出兵占领那些土地，成为抗清的阵地前沿。

然而，朱由崧、马士英、史可法既然怕引火烧身，在清军主力西进时幸灾乐祸，不敢派重兵北上山东、河南，失去了有利时机。

等到清军腾出手来，宏光政权就只有灭亡的份儿了。

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宏光元年）3月1日，有自称崇祯太子朱慈烺的人来到南京，朱由崧命令将其关入兵马司监狱，后命百官审北来太子于午门外，最终裁断为伪太子王之明。

其实，这个朱慈烺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嫡长子，母为孝节烈皇后周氏，在他出生的第二年（1630年）就被册立为皇太子。

崇祯皇帝在自缢前夜，将太子朱慈烺和他的两个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托付给太监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三人，送到成国公朱纯臣等那里，他亲自给朱慈烺换上民间破衣服，并谆谆告诫：“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之中，匿形迹、藏姓名，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报父母仇，无忘吾今日戒也！”

在场之人无不痛哭失声。

不久王之心死了，栗宗周、王之俊二人将朱慈烺交给李自成。

朱慈烺见到李自成，昂然挺立，李自成命朱慈烺下跪。

朱慈烺怒道：“吾岂为若屈耶？”

李自成厉声诘责道：“若父皇何在？”

朱慈烺说：“崩于南宫矣！”

李自成又说：“汝家何以失天下？”

朱慈烺说：“我何知？百官当知之。”

李自成不能让朱慈烺屈服，便息怒说道：“汝父在者，吾能尊养之。”

朱慈烺又说：“何不杀我？”

李自成说：“汝无罪。”

朱慈烺说：“若是，则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百官无义，且必朝贺矣！”

李自成命朱慈烺同坐饮食，朱慈烺不肯吃，李自成就把他送到刘宗敏营保护。其后又封为宋王。

4月13日，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朱慈烺兄弟随行。

李自成败退后，朱慈烺在乱军中失踪。

此时，朱慈烺出现在南明，却被朱由崧关押了起来。

得知北来太子被关押，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宏光元年）3月，拥兵自重的宁南侯发布檄文讨伐马士英，左良玉在武昌起兵东征南京。

左良玉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从汉口到蕲州，排列了二百多里长的军舰，浩浩荡荡地顺江东下。

临行前，左良玉把武昌城洗劫一空。

马士英听到消息，在朝堂里大骂：

“尔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

马士英的意思是，东林党和左良玉勾结，要颠覆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控制的弘光朝。满清南征，还有划江而治的可能，东林党和左良玉搞事情，阉党就没有活路了。

根据马士英的说辞，左良玉东征，极有可能就是东林党策划的。

朱由崧派黄得功、阮大铖率兵抵抗，南明发生内讧。

不过，左良玉走到江西九江的时候，就死在船里，东征失败。

正值此时，清军在豫王多铎率领下大举南下，攻陷归德、颍州、太和、泗州等地。

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4月，清军围攻江北重镇扬州。

在左良玉部东下、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惶失措，胸中漫无主见。

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

17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20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

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

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

19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21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24日参加攻取扬州。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

由于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遭到严词拒绝。

扬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历来得漕运、盐运之利，向称富庶地区，商业繁荣。加之扬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元以来就具有深厚的抵抗传统，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们反抗热情的高涨。

在保卫扬州城的战斗中，百姓踊跃参战。有的奔上城头抢修防御工事，有的协助兵士巡城，连妇女老小都出动，搜集砖石、石灰，赶制刀枪弓箭。退职武将樊大纲召集一批志士，加入守城队伍。其母为了免除儿子的牵挂，竟一头撞死在石碑上。

24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

25日，扬州陷落，刘肇基战死，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壮烈牺牲，史可法被俘后遇难。

史可法固守的扬州，是江南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也是清兵入关以来首次遇到的军民一体的坚强抵抗。清军攻破扬州付出惨重代价，有三个将领、一个贝勒阵亡。

由此而引起对城中百姓大屠杀的报复。

清军攻破扬州之后进行了十天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扬州死难者达80万人。

惨绝人寰的屠城使得几世繁华的扬州城在瞬间化作废墟之地，江南名镇一时间几世繁华的烟花古巷变成了血流成河的屠宰场。

刘良佐部、刘泽清部、高杰部、黄得功部几乎不做抵抗，陆续向多铎投降。

5月，英亲王阿济格抵达九江，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着数万兵马向阿济格投降。

据统计，这些向满清投降的兵马，将近24万人，比多铎和阿济格的兵力总和还要多。

5月8日，清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巡抚杨文骢逃奔苏州，靖虏伯郑鸿逵逃入东海，总兵蒋云台投降。南京城门紧闭。

5月11日凌晨时，朱由崧率内官四五十人骑马出通济门外逃。天亮后百官入朝时才知弘光帝已出逃。南京城内大哗。

随后，马士英携邹太后也逃出南京。

南京市民自发救出被朱由崧关押起来的北来太子朱慈烺出狱，扶其入宫，在武英殿即位。

5月15日，清军进入南京，俘获北来太子朱慈烺。魏国公徐文爵、保国公朱国弼、灵璧侯汤国祚、定远侯邓文郁，及尚书钱谦益、大学士王铎、都御史唐世济等人剃发降清。

清军攻克南京后，多铎命降将刘良佐带清兵追击弘光帝。

5月22日癸卯，总兵田雄、马得功、丘钺、张杰、黄名、陈献策冲上御舟，劫持弘光帝，将其献给清军。

豫王多铎命去锁链，以红绳捆绑。

5月25日，朱由崧乘无幔小轿入南京聚宝门，头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扇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

多铎在灵璧侯府设宴，命朱由崧居于北来太子之下。宴罢，拘弘光帝于江宁县署。

当年9月，朱由崧与皇太后邹氏、潞王朱常淓等人被押送至北京，安置居住。

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4月9日，有人向清摄政王多尔衮出首，称在京居住的故明衡王、荆王欲起兵。

5月，弘光帝与秦王朱存极、晋王朱审烜、潞王朱常淓、荆王朱慈煃、德王朱由栎、衡王朱由棷等17人被斩首于菜市口。

弘光政权覆灭后，东南地区先后又出现了两个明政权。

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6月27日，张肯堂、黄道周、郑芝龙等旧明官僚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年号隆武，是为隆武政权。

次日，张国维、张煌言等另一批旧明官僚拥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是为鲁王政权。

两政权都占有一定地盘，拥有一定兵力，但政治腐败、内部分裂，相互间不能协同作战。

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1月，清廷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南下浙、闽。

5月，清军趁天旱水浅之机渡过钱塘江，鲁王江上诸军皆溃。

6月，清军攻占绍兴，鲁王逃往台州。

不久，浙东政权军事统帅方国安以及马士英等降清，宁波、温州、义乌等地失守，清军据有浙江大部。

鲁王逃往海上，先后依靠郑彩、张名振、张煌言、郑成功等保护。

公元1651年（顺治八年）9月，浙东政权的最后根据地舟山岛被清军攻占。鲁王往依郑成功。

公元1653年（顺治十年），鲁王朱以海自己除去“监国”号，浙东政权结束。

博洛攻占浙江后，立即挥师南下，分兵两路经衢州、广信（今江西上饶）扑向福建的隆武政权。

金声桓部清军则开始攻赣州，进迫福建，切断唐王与湖广的联系。

同时，隆武政权掌握兵权的郑芝龙暗中降清，“尽撤关隘水陆诸防”，使清军从容越过福建的门户——仙霞岭，八闽望风瓦解。

朱聿键由延平急奔汀州。

清赵布泰军经崇安进占福州，郑芝龙率11万军队投降。

接着，清军攻占漳州、泉州、兴化（今福建莆田）等地。

隆武帝又为清兵追骑捕获，押回福州处死。

隆武政权覆灭，福建、江西尽为清军所占。

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桂王朱由榔在丁魁楚、瞿式耜等支持下在肇庆称帝，是为永历政权。

清军占领湖南、两广后即部署云贵战事，但是在公元1652年（顺治九年）至公元1656年（顺治十三年）间，永历政权在西南以大西军为主，在东南以郑成功、张煌言为主，举行东征和北伐，迫使清廷对云贵的军事行动中断了四五年之久。

公元1659年（顺治十六年）2月，李定国在磨盘山（今云南腾冲、龙陵间）伏击清军失败，被迫退走边境。

永历帝见大势已去，于是逃入缅甸。

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军以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自腾越发兵，分两路追击逃缅明军，南明军受到重大打击。

12月，永历帝被缅人交出，翌年，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

不久，李定国病逝于勐腊。南明政权至此彻底灭亡。

清军从入关到消灭南明政权花了18年的时间，入关战争遂告结束，清朝终于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