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能让人生更美好

开宇

作者：葛枫安

人们常说，日有所思，方能夜有所梦。不知何故，退休之后，梦忽然多了起来。而梦里的大部分场景，都是些工作状态。要么是加班起草公文，要么是走基层调研。要么是坐在台下听领导讲话，要么是自己在话筒前陈词。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有时候还忙活得不轻。

这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己的工作经历来。我的工作经历，起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第一个岗位是黑龙江省伊春市乌伊岭区委宣传部通讯报道干事。之所以会被选调到这个岗位，缘于我在农场当知青时，曾自发组织起一个通讯报道小组，取名为“红电波”。我们不知深浅地给报社和广播电台投稿。没想到还真被采用了几篇。或许我们的举动，引起区委宣传部领导的注意。在我返城不久，他们便把我调到宣传部报道组工作。在这里，我认识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郝永康。

郝部长是一位老革命。他不但工作有方，而且注重言传身教。他告诉我们说，在向上级请示工作时，要多问“行不行”，少问“怎么办”。强调要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郝部长的话让我受益匪浅。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也是这么做的。我曾把这条经验讲给身边的同事们听，他们也觉得对。也是在这里，我结识了文革期间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史升吉先生。史先生涉猎广泛，学识渊博，我们都称他“史老师”。从那时起，我跟史老师进入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无论他是在辽宁锦州，还是在江苏徐州，我们一直保持着深度交流。我们之间可以做到各抒己见且推心置腹。有了微信以后，我的许多朋友也从我这里，知道并了解了史先生。他们纷纷对史先生的博学赞叹不已。我在区委宣传部工作八年后，被调任团区委副书记、书记。1982年，又被调回宣传部担任部长。因此可以说，区委宣传部是我的“政治摇篮”。我在那里成熟、成长、成型。

父亲离休后，携一家老小返回原籍烟台。父亲希望我和妻儿也能调到身边来。于是，1985年，我便来到第二个工作岗位 —— 烟台市芝罘区幸福镇，担任镇党委秘书。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没有农村生活经历。虽然也下过乡，但那是在国营农场。挣工资、吃公粮，过的是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农场的工人也是国家正式职工，没有农民。而幸福镇地处城郊，是农村建制。镇下面是村，村里住的是农民。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农村工作。农民的质朴、勤劳、耿直与善良，让我感到很亲近。遗憾的是，我在幸福镇工作时间很短。还没等跟同事们相处够，便被调到我的第三个工作单位去了。

我的第三个工作单位，是烟台市商业局。在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局担负着城市居民日常用品的供应。购、销、调、存，是商业局的主要业务。组织上先是安排我为市饮食服务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副科级），不久又调到局里任办公室主任。1990年初，市委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说拟任命我为市商业局副局长。从那时起，我又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那时市直商业企业开始推行承包制，第一个试点单位是中型二类企业的烟台对外供应公司。记得在商业局直属单位北海宾馆二楼礼堂，举行承包者竟选演讲。时任烟台市市长的俞正声同志亲自到场，并为承包经营者张宗省披红戴花。当时我分管企业改革，因此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一年后的1991年3月，烟台市委组织第四批干部到县市区挂职锻炼。我被安排为栖霞组组长，与其他三十七位科及科以下干部一起，奔赴到号称“胶东屋脊”的栖霞县。临行之前，在市府礼堂广场上，市委书记陈建国、副书记王军民亲自为我们送行。王军民向陈建国介绍说，“这是葛枫安，商业局副局长。”几天之后，我便走上了第四个工作岗位 —— 栖霞县副县长。

栖霞是革命老区。那里民风纯朴，工作起来风正气顺。初到栖霞时，县委书记是韩向利同志，县长是于迅。韩书记调任烟台市对外事务办公室主任后，于迅同志主持县委工作，县委副书记吕志海同志主持县政府工作。再后来，于迅同志调到海南省儋县（后改儋州市）任县委书记兼洋埔开发区管委副主任。吕志海同志任县委书记，吴继祥同志从招远调来任县长。那时候山东省委推行省内东西部干部对口交流挂职，县政府分管城市建设的孙副县长被派往聊城地区高唐县挂职。吕志海书记找我谈话，让我接替孙副县长分管城建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也是一次新的挑战。栖霞城建基础扎实，山城特点体现充分。在省政府开展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三上活动”中，连续两年夺得“齐鲁杯”。面对这一良好局面，接手工作的我，压力自然很大。为尽快从业务上适应本职工作，我请县规划处长冯慎同志、县建筑设计院院长高大利同志每晚对我进行强化培训。三个月后，我在建委同志的指导下，基本能够独立履行职责了。在栖霞工作的两年，对我锻炼很大。我也在工作中，与栖霞同志们结下了友谊。这种友谊延续至今。尤其让我感动的是，1992年底，挂职结束了。县委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在县委大院送我。吕志海书记亲自开车，县长吴继祥陪同，把我送回原工作单位烟台市商业局。时任副市长刘国栋同志亲自设宴欢迎我们。那份情、那份意，我没齿不忘。附带说一句，调往海南工作的于迅同志，后来曾任省计划厅厅长、三亚市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1991年10月，县委委派我带队去海南看望于迅书记。当时我被安顿在县宾馆最大一个房间休憩。说是宾馆，其实也就是个招待所。比俺栖霞的“悦心亭宾馆”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于迅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说：“知足吧。这里刚刚对外开放，硬件建设还要有个过程。前几天乔石同志来视察，住的就是你住这个房间”。这已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了。

　　

1993年2月28日，接到通知，让我去市委常委会议室参加一个座谈会。谁召集的，座谈什么议题，一概不知。进门一看，市委书记杜世成端坐在中间沙发上。杜书记说：“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干部工作也要适应这个转变。今天请几位同志来，就是探讨一下我们的干部工作如何更好的实现转变。” 鉴于必须遵守的组织原则，座谈会的具体内容这里就不便赘述了。

几天后，我便走上了第五个工作岗位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联党组书记，后改任常务副部长（这是烟台市委宣传部史上第一次设置常务副部长职务）。具体分管干部工作、文化工作和企业宣传工作。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四年。这期间，先后配合三位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工作。这期间，市委责成我主持了两年多的宣传部全面工作。在这两年中，烟台获得了首批“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中国最佳魅力城市”称号。成功策划并组织了第二十一届山东省运动会开、闭幕式大型文艺表演。这些荣誉的取得，我只是尽了一点儿微薄之力。主要得益于历任领导打下的坚实基础。他们在任时，上级没有开展评比活动。而这些评比，让我们赶上了。我们是摘了前人培育的桃子，我们是幸运者。这些成绩的取得，还得益于宣传文化教育系统有一只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配合意识牢的干部队伍。如果说我在其中做了一点儿工作，那也是组织上培养教育的结果，是周围同志们扶持帮助的结果。对于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值得回味的一件事是，2004年8月，受市委委派，去中央电视台参加了一期《央视论坛》节目。那次论坛的主题，是结合本地实际，谈谈城市的文化与魅力。本来是邀请市长接受访谈的，由于市长刚从外地调来不久，对这项工作了解不多。所以市委临时指派我去接受访谈。于是，在央视第五演播厅，我和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中国青年报总编辑陈小川一起，接受了央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张羽的采访。访谈中，我在全国观众面前，翔实而客观地推介了烟台，受到好评。由衷感谢领导给我提供了一次展示的舞台。

2006年12月，市委书记孙永春同志召我谈话。说市人大将作人事调整，准备安排我去接任常委会秘书长一职。并对我如何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由此，我便走上第六个工作岗位 —— 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同时担任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后一个职务。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担负着选举产生并依法监督“一府两院”的重要职责。我在市人大机关工作六年，直至2013年5月，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自1970年8月，到2013年5月。我在革命队伍中，“服役”四十三年。是各级党组织一步一步地培养着我。是身边同志们一点儿一点儿地帮扶着我。我是幸运的，走到哪里，哪里都有阳光。我是幸福的，工作并快乐着。从一名“无知”的知青，到曾经担负一定职责的“党的人”。我感恩党、感恩社会、感恩每一位曾经共事过的同志。

这就是我的工作经历。看起来是在回顾我自己，从某个角度看，也是在回顾我所在单位的一些经历。我已年过七秩，其中工作时间居多。大概缘于此，所以即便退休有些年了，做起梦来，脑子里还是工作状态。可能这属于又一种“惯性思维”吧。我喜欢这种状态，我愿这种状态一直相伴着我。

还是那句话：工作能让人生更美好！



作者简介：

葛枫安，下乡知青。返城后长期从事宣传思想工作。先后担任黑龙江省伊春市某区区委宣传部部长，烟台市商业局副局长，山东省栖霞县副县长，烟台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等职。2013年退休后，学习写作并在创作中享受生活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