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之五） ——城里小学读书记事

萍

在回城乡的那几年里，由于初来乍到家底薄，父母及大姐便拼命干活。他们为了多挣点工分，总是要比当地人做更多的农活儿。春耕时，他们比别人平整更多的土地；夏播时，他们比别人打垄更长的田埂；当炎炎夏日别人都在家纳凉午睡时，他们却要顶着烈日去麦田割麦；秋收季，他们去砍倒大田里最后一株高粱杆；当秋风乍起，寒霜沒草的季节，父亲和大姐又会在一个个天蒙蒙亮的寒冷清晨，装满一车的大白菜，赶着毛驴车进城去兜售；冬天没农活的时候父亲就带上大姐到戈壁深处去挖芒硝；如此这般拼命的几年过去，在村里还有很多家庭吃透支粮的时候，每年到了年底清算工分配额的时候我家却能分到八、九百元的工钱，加上父亲和大姐出售芒硝和大白菜的收入，全家一年的收入接近两千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这也让当地的村民对我家刮目相看。——父母和大姐吃苦耐劳的拼命精神简直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不过，这并不能改变我家吃水仍然需要用人家的水桶，想吃猪肉那也是断然行不通的事实，因为这是宗教原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家庭境况的改善也只不过是多少赢得了当地人更多的尊重和善意，让父母亲建立了一些自信而已。于是，1971年冬天，在离开家乡五年之后，我随母亲第一次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 离开家乡时我才一岁多，尚不记得家乡的模样。再回来时我已六岁，家乡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新鲜又好奇：第一次见到不一样的房屋，第一次见到不一样的树木，第一次见到不同于戈壁滩的山丘，第一次听到周围人都说方言，第一次吃到香蕉和红薯，第一次见到猪的样子，也第一次看到有人把猪养在家里，人吃饭的时候猪就拴在旁边，人在说话，猪在哼哼。
　　彼时的苏北老家还很贫穷。住瓦房的人家不多，大多人家住的都还是土墙茅草屋。我家的三间老屋还在，多年没人住，积尘压梁，结满蛛网，看上去很是颓败，已经没法住人了。母亲只好带我住在亲戚家。可亲戚家都不富裕，连张多余的床都没有。到了大伯家只能睡在地上铺着的稻草上，身上盖的是我们自带的行李——从西域带回去的棉被。亲戚们倒是很热情，对多年未见的我们也是极尽可能地给予招待：杀鸡宰鹅烹肉烧豆腐蒸米饭，最好的面食是擀面条烙薄饼。但母亲深知亲戚们日子的窘迫，便竭力阻止他们，只道我们回来就想多吃几顿家乡的口味，比如老盐豆黑咸菜，比如辣汤豆腐菜煎饼，比如红薯稀饭大米粥。 二伯家的小四儿比我略大一点，我叫他四哥。四哥伙同街上的一群小孩带我到处去玩，甚至跑到镇子西边的将墓山。说是山，其实就是一座不高的丘陵。据说这里曾经埋过一个不知是哪个朝代战死的将军，于是，从此这里就被称作“将墓山”。而今，将军的墓冢早已不知去向，整座山都被开垦成农田，冬天的田野里除了冬小麦也并无其它。四哥他们就挖茅草根。茅草根类似于芦苇的根，其埋在土里的部分很嫩，放在嘴里细嚼，可以吸吮出一些甜丝丝的汁液，这对于没什么零食可吃的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东西。我是第一次吃茅草根，很好奇，也跟着吃，还带一些回去让母亲吃，我在母亲的眼里看到了一丝无奈的叹息，好像在说我：怎么这么没见过世面？！没见过世面的事情又何至于此。家乡的人曾指着路边一座土堆问我：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红薯窖。——因为我看到这里几乎家家门前都有一个用土堆起来的红薯窖，每个土堆上还插着一束秫秸杆，说是用来给红薯透气的。——可他们却哈哈大笑地说：这是死人坟。可为什么这里的死人坟和红薯窖一样呢？西域的死人坟可不是这样。那里的人们会在每一座坟头上都修一座砌着花墙的小房子，有的房子是圆形的穹顶，顶上还擎着一枚弯月，非常讲究。可不像这里的坟堆的如此草率。——这也是我长到六岁第一次看到汉人的坟冢，那只有一抔土的归处。 彼时的小姥姥已经去世，但姥爷和小舅都还在，住在果木山脚下的一座茅草屋里。自打姥姥去世后家里的境况就每况愈下，加上我母亲和四姨的先后出嫁，继而小姥姥又得病去世，这个只剩姥爷和小舅的家日子过得很是凄惶。其时早已实行公社化管理，姥爷年迈干不动，小舅则重度“罗锅”——据母亲说小时候正常，后来患脑膜炎（也或是脊髓结核病）才造成这样——也不能劳动，所以他们自然就成了村里的贫困户。每年只能靠大姨、四姨和我家寄点钱接济一下。但身材高大的姥爷是个乐观的老人，他声音洪亮，待人亲切，从不叫苦。我们去了，姥爷尽可能地为我们张罗吃的，近八十岁的老人大冬天还跑到池塘边去挖了菱角回家煮给我吃。小舅小名户柱（大名不晓得），人也很好，当时他大概有十几岁吧，话不多，但看得出来对我和母亲是真好。他把自己的床让出来给我和母亲睡，自己睡在地上的稻草垫上。小舅还养了一窝兔子，他带我上山去给兔子薅草。冬天的果木山上草很少，只有一种被小舅称作“勺子草”的可以用来喂兔子。那是一种类似于野生珍珠草的植物，但究竟是不是一类，因为当时自己太小实在是记不得了。小舅还忍痛割爱为我们宰杀了一只兔子让母亲烧了全家吃。家里用来做饭取暖的柴草也都是小舅捡来。他总是拖着残疾的身体去林下捡树枝，去麦场边搂稻草，去池塘里捞树叶。我也跟着小舅去捞过几次树叶，可我更热衷的却是池塘边淤泥下的那些菱角。母亲恐怕我掉进池塘出意外，不许我去。我和母亲离开果木山姥爷家的那天，姥爷和小舅送了我们很远，直到车子拐弯的时候，我回头再看，还见姥爷和小舅站在很远很远的路口上目送我们。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姥爷和小舅。几年后的1976年冬天，姥爷去世。几年后，小舅也死了。果木山从此再没有亲人。
　　彼时的陇海铁路建成通车，四姨夫已经由西域调到了济南铁路局，四姨则带着几个孩子回到了家乡邳县。我和母亲去四姨家做客的时候，四姨的婆婆尚在，同四姨一家生活在一起，我称她为“奶奶”。记得有一天我白天不知吃了什么闹肚子，一个晚上跑了好几趟厕所，第二天四姨笑说：萍只怕昨天见到好吃的给吃多了吧！而那个奶奶则用嘲笑和鄙夷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很是瞧不起的样子。这让母亲觉得很没面子。此后经年再没回过家乡。直到1982年夏天我才回去。那时，四姨夫已退休回家，与四姨守着一座小院安度晚年。而四姨的婆婆，却也早已作古多年。 1972年秋天，已经七岁的我，正式走进学校重读小学一年级。在一年前六岁的我第一次被送去学校读书时，由于之前在家没受过任何启蒙教育，除了在家听父亲念了一些旧书之外，几乎没接触过任何文字的东西，连普通加减都不会，到了学校自然也是什么都不懂，懵懵懂懂地听不懂老师讲什么，甚至老师点名时，因为有个同学和自己的名字有点谐音，点到他或者我时，我都会急忙站起来回答“到”，因而经常被同学们取笑，弄得老师也很无奈。后来班主任老师对我说你回家让家长另起个名吧。于是父亲就为我改了现在的名字。那个班主任姓陈，很美，家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大杂院里，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几乎神一般存在的人，我们常常趴在那个大院的门口往里瞧，就只为能远远看一眼陈老师。当时还有一个姓杨的音乐老师，中年，短发，有一张扁平的白面孔，很严肃，声音高且尖细。杨老师常常尖着嗓子用平舌音说：唱(cang)歌的时（si)候，不能看其它的书(su)，如果谁（sui)看了，我就把书(su)给扔进火炉里烧(sao)掉。为此，她的课上我总是把书都装进书包里，唯恐不小心被她给烧(sao)掉。那时音乐课没歌本，也没歌词。当然，即便有也看不懂。只能听老师唱一句，学生跟着学一句。现在只记得其中一首歌的片段：“讲故事、学英雄……你讲董存瑞，我讲黄继光，雷锋王杰杨子荣……”。其中一句歌词“雷锋王杰杨子荣”，被我一直听成“雷锋忘记杨子荣”，于是也一直跟着这样唱，但在心里却很长时间都在纳闷：雷锋为什么要“忘记”杨子荣？——那是我最早接触的音乐，之前只听过父亲哼小曲儿。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读了大半个学期，等生病休学一段时间再回来时已是来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除了改了个名字，学唱了半首歌，其它好像什么也没学到。 等我七岁再进校门时，似乎就不那么懵懂了，而且因为有了之前上学的体验，也有个学生样了，老师自然也很喜欢。记得新的班主任是个姓崔的中年妇女，皮肤很黑。有调皮的同学背后叫她“吹（崔）牛老师”。老师知道后，气的脸更黑了。不过，老师并不凶，在学生恭敬地称她“崔老师”的时候，老师都很和蔼。教算术的老师也是女的，不记得姓什么了。老师小个，声音柔和，带河南地方口音，很和蔼。依稀记得她的丈夫是个军人，后来老师调走了，据说是随其丈夫转业到其它城市，从此再无音讯。还记得一个美术老师，男的，姓毛，鼻孔和声音都很大，上课时在黑板上教我们画一些南瓜、苹果。很多年后，市重点中学的一个校长也姓毛，大家都称他毛校长，不知是不是当年的那个美术老师。但是，因为自己终究没出息成优秀人才，怕让那些曾经的老师们难堪，也就没去认证。
　　七岁去上学的我依然逃不开中途那所维族小学调皮孩子们的追打恐吓，依旧需要二姐每日接送。于是二姐就每天早上送我到城乡交接处的一座木桥上再折返回家，剩下的那段路由我自己独自走完。下午放学后，二姐又会准时站在桥头接我。如此日复一日，无论刮风下雨，二姐从来都没有耽误过。有一次发洪水，木桥被冲毁，我和二姐隔河相望，无法渡河。无奈只好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一路相伴去往下游几里外的另一座桥。好在那座桥安然无恙，我们才得以汇合后一起回家。 七岁的我也算比较独立。每天早晨在桥上与二姐分手后就一个人向学校走去。桥下是一条四季长流的小河，河两边生长着很多高大的树木，以柳树为多，其次是白杨、榆树、槐树，还有少量的梧桐树。春天，柳树刚长出新芽的时候，我会折一根铅笔粗细的嫩柳枝，选一段没有分杈的部分，用力拧其表皮，使其与里面的芯脱离，再慢慢将芯从表皮的“筒”中抽出，将空心的树皮用小剪刀剪出想要的长度，一端刮薄少许，捏成椭圆形状，一只柳笛就做成了，然后一路“呜呜呜”地吹着柳笛走向学校。有时也会随身带一根跳绳，一边跳绳一边向前迈步，就这样一路跳着玩着不知不觉地就跳到了学校。
　　 到了初夏时节，河畔与路边的槐树上都开满一串串白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花香。我会爬上去摘下一串槐花，边走边吃，最喜欢吃花蕊的根部，那个部分有点甜。过了木桥再往前走会经过一段漫长的陡坡路，陡坡路的旁边住着几户城郊乡的村民，其中有户人家的家里有个十多岁精神有问题的女孩，经常站在路边专门追打过路的小孩，也打我。她家门前有株很大的槐树，开满了槐花，每每路过，我却连看也不敢看，总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就快快地飞奔过去，生怕被她追了上来。有一回二姐送我到了木桥却没折返回家而是继续护送我往前再走一段路。在经过这段陡坡时我们惊喜地发现路上撒落着一些面值一角两角的纸币，这些纸币并不是集中地被丢在一处，而是一角两角三五角地撒了一段路。另我和二姐不断地发出惊喜：这有一角、这有两角、那边还有两张，呀，这里还有还有……结果到最后我俩捡了一沓纸币，其中还有一张面值五角的纸币，全部加起来大概有三、四块钱了。这对于当时的我和二姐来说自然是一笔天外飞来的巨额财产，俩人高兴坏了。不过那些钱最后被我们上缴给了母亲还是为自己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却早已不记得了。 走完这段陡坡，再过一座小桥，就算进城了。桥头有家铁匠铺，铁匠铺里有个古铜色脸堂的铁匠每天都在叮叮当当地敲敲打打，炉膛里烧红的炭火将铁匠的脸映的又黑又红，汗水涔涔。经年的烟熏火燎让小屋的墙面看不出颜色，在布满烟灰的墙壁上挂了满刀叉镢斧铁铲镰锄犁等常用农具。走过铁匠铺就是当时城里最大的一家医院——专区医院。记得有次我鼻出血，血流不止，母亲在家用棉花塞也堵不住，于是就一路背着我赶往这家医院。走到桥上，血已浸透衣襟，母亲放下我，蹲在桥下的树墩上掬起河水为我冲洗、冷敷，血染红了河水，母亲吓坏了。之后的许多天，母亲便日日背着我去医院打针，连续打了很多天才完全止住。此后很多年我都没再流过鼻血。而这座医院，却是我后来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只不过当时的母亲和我，都不曾预料。

过了小桥往右走，不多远就是学校。学校大门朝南，院子四周是一圈平房，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教室在大门右侧。门前栽着一排榆树，中间是操场，正对大门有一座高台。记得有次举行什么活动，全班同学排队站在操场上参加合唱，一个白净瘦弱的男生负责指挥。当时个子还不够高的他站在队列前的一把高凳上，挥着指挥棒，认真而投入。——后来那个男生长大后做了老板，开了公司，还采了矿，在这座小城也算是个名人了。高台上面建有一排平房，那是老师的办公室。办公室后面还有一个后院，却很少去，不知道那里都有什么？
　　学校大门正对着的便是住着陈老师的那个大杂院。大院虽年久失修很破旧，但那高高的门楣，厚重的大门，硕大的门环，却依然透着这座大院曾经的显赫与不凡。此时的院里住着很多人家，家家门前都垒砌着大大小小的煤房、厨房、花墙、花坛，堆积着各种杂物，横七竖八的铁丝上凉着各色衣裳，整个大院显得拥挤而凌乱。

　　这个时候的自己学习很好，算数学的好，语文也不错，字也写的工整，深得老师喜欢，还认识了很多朋友。比如阿芳、阿风、晓琴、冬梅、晓红等，班里那些喜欢欺负弱孩子的调皮男生也从不欺负我。由于家住的远，我中午放学不回家，午饭是二姐为我准备的鸡蛋和馒头，另外母亲每天会给我一角钱让我用来买冰棍吃，水果冰棍可以买两个，若是牛奶冰棍那就只能吃一个了。有时我会省下吃冰棍的钱去食品店买糖，一角钱能买到八个水果糖或六个高粱饴，这样就可以分一两个糖给其他同学，以此贿赂她们跟我玩。因为中午不能回家的自己一个人留在学校里，时间久了会很闷，总希望那些家住城里的同学能陪我玩。偶尔也会随某个同学去到她们家玩，去的时候往往正是人家吃午饭的时间，不过，那些同学的家长却都会毫无列外地无视我的存在。记得有一次去阿风家，她家那天吃拉面。只见她妈妈在里屋的案上拉出一根根长长的面条，再由她双手捧到院子里将面条扔进正在沸腾的锅里，片刻后，用筷子捞起盛进大碗，端进屋里，最后浇上菜拌着吃。我看着很好奇，不知道这种面吃起来是一种怎样的味道？不过她们都自顾埋头吃饭，没一个人想着挑一筷子面条给我尝尝，我只好远远地坐在院里的阴凉下静静地等阿风吃完后出来同我玩。——那年我七岁——后来知道那叫“拉条子拌面”。直到今天再吃拌面的时候，还会想起当年阿风一家吃拉面的情景。

很多年后偶遇阿风，当说起这段陈年往事时，阿风笑说有机会一定要请我去家里吃一顿她妈妈做的正宗拉条子拌面，以补偿我当年的遗憾。

　　阿芳的妈妈更是傲慢。她家住在专区医院家属院里，每每看到我去阿芳妈妈总是不高兴，会想着法子指使阿芳做这做那，不让阿芳有机会同我一起去玩。于是我便很是识趣地不再去她家，而是去不远处的医院门诊楼里独自玩耍，在那里一直等到郭芳睡醒午觉后我们再一起去上学。门诊楼有两层，楼梯在中间。我经常一个人爬到楼梯顶端，攀上楼梯扶栏，再一路滑下来，就这样一遍遍循环往复上上下下，不厌其烦地消磨一个个冗长而寂寞的午后时光，瘦弱孤单的小小身影里透着无助的孤寂和落寞。那段时间母亲纳闷我的裤子为什么总是那么容易被磨破。很多年后，我毕业分配到这座医院工作，当时门诊楼还在，我的工作室就在其一楼，每次走过这处楼梯的时候，就会想起当年那个孤独又寂寞的自己，心会很痛，眼里也会有泪光闪过。而彼时阿芳的妈妈则成了我的前辈同事，想必她一定不知道我是谁，可我却认得她，但我却从不跟她讲一句话，见面也不打招呼，更不会跟她打听阿芳的一切。我们之间已然变成了陌生人。

　　有个苏姓同学的家境似乎比较好，因为她经常能够吃到饼干。偶尔我会用水果糖去跟她换两块饼干吃，可当我们俩生气的时候她却骂我：吃我饼干的馋死猫。同学小琴没有饼干也不吃糖，她家住在分区家属院一条走廊的平房里，走廊深遂而幽暗，我也曾多次去她家玩。在分别三十多年后的某一天我们却以同行的身份再碰面，但彼此却都没再提当年曾经的同窗过往，好像从来就不曾认识一般。——成年人的内心世界里总有太多不为人知的隐秘和过往不想与人分享。

　　相比于这些同学，我好像更愿意去家住城郊的郑玉萍家。她家有座大院，院里有很多鸽子，养鸽人是她那个腿有残疾的哥哥。不记得她家还有什么人，只记得每次她吃完午饭都要去薅草，于是我就同她一块儿去田里玩。她薅草时，我就去捉蚂蚱。流连在广阔田野里，会有一种在其它地方无法感受到的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而绿油油的芹菜田有一种好闻的味道，直沁心脾。直到现在每次看到芹菜总能联想到那片田野，还有田里那些蹦来蹦去的绿色蚂蚱。

　　经常一起玩的还有一个小伙伴，那便是同级隔壁班的小石头。他母亲与我大姐的婆家有点沾亲带故，他妈妈又是一个热心的人，于是我便常常去他家。他家住县党校院里，这座大院就在我上学的路上，每天放了学总要去他家做完作业才回家。县党校院里有很多苹果树，果树开花的时候我们就去爬树采花，采来揉碎了放在手心里会将手掌染成红色，觉得好玩。偶尔也会将采来的苹果花带到学校去送给其他女同学，用来换取她们手里的好玩意。石头还有两个弟弟，砖头和小砖，有时也跟着我们一起玩。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逝去，我们彼此早已相忘江湖，离散天涯。

　　在更多的时候，中午放学后我会留在校园里，先去学校门口买一根冰棍，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吃自带的午饭。吃完饭没事就拿出一根长长的橡皮筋——这是父亲用废旧自行车内胎为我制作的橡皮筋—— 一头拴在一棵榆树干上，另一头拴在另一棵榆树的树干上，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跳皮筋。一边跳一边还唱着童谣《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每唱完跳完一遍就将皮筋再往上升高一段，一直升到自己抬脚够不着的高度。不想跳皮筋的时候就拿根树枝在地上画出一个九宫格，然后拿出母亲为我缝制的沙包去踢着玩，一个人在这些格子里一会儿单腿跳，一会儿八字跳，来来回回蹦蹦跳跳的消磨时间。等玩累了、困了，就爬到操场旁边的乒乓球台子上去睡一会儿。——教室中午是要锁门的，只有到了下午上课时才能进去，所以就只能在教室外面瞎溜达。

父亲有时进城购物或办事的时候都会来学校看我，等中午放学后就带我找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来，从随身的人造革提包里掏出一些好吃的东西给我，或一个苹果，或几块桃酥，或几个柿饼，或一把花生，或……父亲自己不吃，就蹲在旁边看着我吃。等我吃饱了父亲会一直陪我到下午的上课铃响才走。而等我傍晚放学回到家时，那些中午我吃剩的东西却依然会原封不动地为我留着。——在小妹到来之前，作为家中最小孩子的我总是独享一份全家人的宠爱。

当年的小学里也有校园霸凌的现象。尤记得有个姓周的同学，家住花园乡，比我家更远。他外公和我父亲是同乡，偶尔会来我家坐坐，同父亲说说话。听说周同学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他们的父母离婚后哥俩被分别判给了爸爸和妈妈，爸爸带了哥哥回了老家，周同学则跟着他妈妈一起回到了他乡下的外公家。他外公家也不富裕，他妈妈又老实，他们在外公家的日子似乎过得不怎么好。周同学的个头很小，性格懦弱，不善言语，衣服破旧，学习也不好，在学校没有什么朋友，毫不起眼。可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男孩却成了一些坏孩子们欺负的对象。有时他站在教室门口的榆树下不做声也会被一些坏孩子莫名其妙地走过来踢一脚或打一拳。做值日的时候经常被人泼一身水，只要稍有反抗就会招来更多人的拳打脚踢。他脸上手上常有被打的淤青或伤口，这些淤青或伤口有来自学校的，也有来自家里的。虽然我心里对他很同情，可我却什么也不敢说。周同学中午也不回家，我在校园里见过他很多次，却没看到他吃过什么，不知道他的午饭都怎么解决？我们彼此之间从不说话。——好像他跟谁都不说话。——后来我转学离开这里后，就再也没了他的消息。很多年后有机会向其他同学打听他的下落，竟没有一个人还能想起他，自然也就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学校有时也会组织学生看电影。记得有一次去当时城里最大的影院——评剧院——看电影。大家排着队往里走，我突然想起自己手里没有电影票，于是急忙摸出兜里仅剩的五分钱硬币踮起脚尖要递给老师，老师摆摆手说不要钱。我心里直纳闷看电影难道不需要买票吗？还记得那天放映的电影名叫《火山爆发》。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学校往往就会举办运动会。运动会在城里最大的广场举行。广场两边有成片的树林，是一些很高很粗的白杨树。白杨树的后面是连片的房屋，住着许多人家。广场北边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有几间不大的小屋。广场南边是一个十字路口，路中央有一座塔，塔的四面绘有伟人的巨幅画像，其中一幅是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塔内有梯子，可以通到塔顶，当时自己还太小，自然是不敢上去。还记得自己在运动会上参加的项目是百米赛跑和乒乓球赛。乒乓球赛刚一上场还没打几个回合便遭淘汰，百米赛跑却跑了第二名，自己开心的不得了，以为会得一纸奖状。结果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失望的都要哭了。后来才知道其实是自己搞错了，跑第二名那只是预赛，自己压根就没能进入决赛。——那也是自己在整个小学生涯中唯一一次参加的体育比赛，自此便无缘体育。在此后的岁月里，自己也再没参加过任何形式或任何项目的体育竞技比赛。 日子就在这简单的寂寞又快乐中一天天度过。到了1974年夏天，父亲听说他那个正在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儿子在六十多公里外的另一个乡下因太能惹事而一次次错失了上学和工作的机会。于是，为了儿子的前程，父亲带领全家不顾一切地举家搬去了哥哥所在的地方，只为能亲自守护在儿子身边，并找机会为儿子谋一个好的前程。那一刻，不知道父亲的心里会不会想到此举会让正要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失去在城里读书的机会而影响学业？！
　　父亲去学校为我办理转学手续的那天，当班主任听说我要去的是一所国营农场的子弟学校时，不无忧虑地劝父亲：这孩子聪明，学习好，只怕去了基层学校，匮乏的教学资源会耽误孩子的学习。家长是否再慎重考虑一下呢？可父亲去意已决，根本听不进老师的话。于是，在我准备升入小学三年级的那年夏末秋初的季节，被迫离开市第二小学，并在随父母去往另一个乡间的途中被留在了大姐婆家所在地的一座农场里，一个人去面对这片陌生土地上的所有未知。而母亲怀里抱着的却是刚出生不久尚在襁褓中的小妹。那年，我九岁，从此过上了寄人篱下的日子。

许多年后，我重回当年就读的市第二小学去故地重游，可除了校址没变，其它的，都已物非人亦非，再也找寻不到昔日样貌了。（未完待续）

2024年9月18 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