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御赐王十朋端砚辨伪

王建秋

宋高宗御赐王十朋端砚辨伪

王建秋

温州博物馆藏有“宋高宗御赐王十朋端砚”，馆藏号2158/1。一九八九年第一期《文物天地》上有专文介绍此砚。

其规格18×11×9cm，系抄手淌池门字砚式，墨堂长方形，墨池中间微凹，覆手雕成三十六根参差不齐的星柱，顶端露石眼。砚体有缺口，有铭文。砚前眉篆铭：“体端厚兮天化成，罗星宿兮焕文明，赞机要兮（下缺）”，钤印“绍兴宸翰”及“永□”（有缺文），是谓高宗书，铭文与砚体多石眼星柱相符。

现据砚铭拓片再迻录两侧铭文如下：

右侧镌刻：

绍兴丁丑三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赐第，特赐御铭宝砚，恭作砚颂并诗一章。有序：钦惟我皇上御极以来二十有七年矣，治功远迈，安益求安；叡德日新，圣忘自圣。乾坤顺而景云见，礼乐和而洛书出。天昌文运，石蕴星以成章；物应时生，芝启光而献瑞。钦逢盛际，对策大廷，蒙御墨以褒嘉。天赐帝鸿之（下缺）奎章而景（下缺）。

左侧刻：

圣泽之殷，捧手稽首，谨献颂曰：天无言兮，昭乎名星；石无言兮，乃合天形。艮灵凝质，奎燦成文；涵濡日月，动盪风云（下缺）宝白壁匪（下缺）世世贻万子（下缺）太平天子（下缺）寒贱书生（下缺）槐市育才叨（下缺）枫宸唱第冠时英。圣恩宽大容愚直，御墨褒嘉佩宠荣。却笑刘蕡不遭际，徒令纸上有虚名。臣王十朋恭识。

铭文作小楷而带隶意，凡三十七行，多出以古体，如“和”作“咊”、“星”作“曐”、“时”作“峕”等。结字古朴，用笔略近于唐颜真卿小楷《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阙字颇多，颂文后之诗章可参《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二第一首《集英殿赐第》以补全：“太平天子崇儒术，寒贱书生苛作成。槐市育才叨舍选，枫宸唱第冠时英。圣恩宽大容愚直，御墨褒嘉佩宠荣。却笑刘蕡不遭际，徒令纸上有虚名。”而颂文及序不见《梅溪集》。

清后期，此砚曾经李辅耀收藏。李辅耀（1848—1916），字补孝，号幼梅、又梅，又号怀庐主人，晚年又号和定、定叟，湖南湘阴（今汨罗）人。同治庚午优贡，光绪丙子副贡，官浙江候补道。博学多才，工诗善画，尤擅汉隶。其祖父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号石梧，道光十二年进士，以两广总督致仕。其父李桓(1827—1891)，字叔虎，号黻堂，曾任江西布政使、巡抚。雁荡山大龙湫瀑布左侧之篆书摩崖石刻“天下第一瀑”即为李桓所书。李桓晚年定居杭州，曾于西湖孤山构筑别墅“小盘谷”。因李辅耀与王福厂独善，李辅耀外孙唐醉石又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小盘谷”遂于一九一一年无偿捐赠给了西泠印社。

孤山“小盘谷”

李辅耀收藏此砚时屡作砚铭拓本赠人，现抄录其一拓本跋文如下：

右宋名臣龙图阁学士王梅溪先生所得御赐砚，为武林赵氏小山堂所藏。光绪丙申余得之韩鹤轩守戎者也。梅溪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一，思陵视定其文，为“经术淹通，议论纯正”，及唱名则先生也，因赐此砚以宠异之。砚前眉刻绍兴篆书御制铭，两侧刻先生正书纪恩颂并七律诗一章。今检《梅溪全集》，诗载《后集》第二卷，颂则文集未收。闻此砚燹后失去已久。光绪己卯，鹤轩督兵士开濬南湖，锄地得之，已碎为二。故颂与诗皆有阙字。今以《集》校之：律诗“天子”下係“崇儒术”三字；“书生”下係“荷作成”三字；“叨”下係“含选”二字。至颂既（“既”字点去）文阙字，则《集》既失收，无从补校矣。宣统辛亥，旅居沪上，邂逅甎轩先生，好古博雅，收藏甚富，因检旧拓本为赠，并录跋语于此，亦一段文字因缘也。尚希雅教为幸。癸丑春分日，湘北老民李辅耀。

检得王忠文赐砚拓本，拟录跋语赠佛翼弟。忽见有裹物之纸，则昔为友人所书而弃之者，即以为赠。今手坏目蒙，更不能如此之任意挥毫矣，不胜老病之感。乙卯小阳月二十二日，定叟记。

跋文右下端钤“宋砚斋”白文印，款下钤“定叟”白文印。系李辅耀去世前一年赠与“佛翼”所作，因“手坏目蒙”，遂用两年前的“为友人所书而弃之者”旧跋为之，可见其垂暮至此。根据这一跋文及其他材料，大致可以了解此砚的流传情况。清初赵氏小山堂是此砚有文字记录的最早藏家，赵氏之前无可考。“小山堂”藏书楼主人即赵昱（1689—1747）、赵信(1701—？)兄弟。赵昱，原名殿昂，字功千，号谷林，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县诸生，乾隆元年荐试博学鸿词科未中，李绂欲留他共修《三礼》，他以母老辞归，筑“春草园”别墅，建“小山堂”藏书楼等。赵信，字辰垣，号意林，与兄“谷林”齐名，时人称为“二林”。“小山堂”藏书基本上得自于山阴祈彪佳“澹生堂”（“二林”母为祈氏外孙女）和江南陈氏“世善堂”。兄弟二人均精于校勘，每得一异本，必抄存并为之跋。兄弟二人曾至宁波“天一阁”、扬州马氏藏书楼及同郡吴焯“瓶花斋”抄录校勘珍本秘笈，广征博购诸家图籍，编著有《小山堂书目》二卷，《小山堂藏书目录备览》一卷，著录图书九百五十余种。好友全祖望谓其“浙中藏书之富，必以仁和赵征君谷林为最”。晚年藏书尽归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之“小玲珑山馆”。

又丁立诚《小槐簃文存》著录此砚：

旧为吾杭赵氏小山堂所藏，今归楚南李幼梅观察者也。……杭城历庚辛之劫，此砚失去已久，光绪己卯开浚南湖，兵士锄地得此砚，碎而为二，故颂与诗均有阙字。

丁立诚（1850—1912），字修甫，号慕清，晚年号辛老。杭州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父。清末藏书家、目录学家，祖上有藏书楼名“八千卷楼”，其于藏书楼处另辟“小槐簃”，收西泠八家刻印尤富。与李辅耀相友善。“庚辛之劫”是指咸丰十年庚申和次年辛酉太平军两度攻占杭州事。砚遂经兵燹失去。光绪五年，“鹤轩督兵士开濬南湖，锄地得之，已碎为二”，自赵氏后一百三十来年，此砚又出，然砚已碎为二段矣。其时李辅耀刚好在杭嘉湖道台任上，自己诗书画印又无所不精，遇此“人瑞遗珍”，怎不心动！果然于光绪二十二年于“韩鹤轩守戎者”手中收得此砚庋藏，视同异珍，甚至更其斋名曰“宋砚斋”。李辅耀于光绪三十三年奉调任温州盐厘金局监理（厘金又叫厘捐或“厘金税”，系对水陆要道的货物设立关卡征收的一种捐税），虽任期很短，但有这一层关系在，而王十朋又是温州人，故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温州文管部门遂能从其后人手中征得此砚入馆庋藏。

是砚作抄手式，亦宋砚旧形制。抄手砚宋时曾为皇家御用，底部掏空，为的是出门在外，侍从可方便将砚卡入单膝盖头，平稳搁好，供皇帝使用。此砚底部未完全掏空而刻星柱，是为保留端石石眼之故，古制多作此样式。又砚体端厚，石品多眼，砚身久经摩挲，微泛幽光，是为包浆，当系旧物无疑。然而却不得不说一句煞风景的话，此乃一方赝砚。

根据上面所列材料来看此砚亦算流传有绪，当是真品无疑了。《文物天地》当时介绍此砚时也没有论及其真赝问题。然细想开来，却有诸多疑处，且不说赵氏小山堂收藏此砚之前无半点信息可寻，姑且认定赵氏收藏之砚确是高宗御赐王十朋之端砚，赵氏后至光绪年间开浚南湖重得此砚，其间又经历了上百来年的时间，除李辅耀的跋文和丁立诚的著录外，没有其他材料指向此砚便是赵氏当年收藏之物，故仅凭他们二人之说辞还不能够说明问题。但是根据砚身情况及李、丁二人描述，此砚锄地而出之后信息应当可信。

此砚最大的问题出在铭文上。其行文虽亦颇合表章格式：如“有序”、“臣”均作小字右靠，遇“皇上”、“御墨”亦抬头另起一行（“皇上”二字虽有换行，但没有高出一格，似亦不合礼法），然“钦惟我皇上御极以来二十有七年矣”一句却大谬。绍兴丁丑即绍兴二十七年（1157）。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虏宋徽、钦二帝北去，张邦昌放弃傀儡政权，引高宗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年号建炎。至公元一一三一年正月遂改元绍兴，诏曰：“绍万世之宏林，兴百王之丕绪。……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是绍兴已是高宗的第二个年号。建炎共有四年，至绍兴二十七年，高宗在位已三十一年矣，何来“皇上御极二十有七年”之说？

铭文首句“绍兴丁丑三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赐第”，据明正统五年校刻本《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即正统本）卷二赐第诗题为“丁丑二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赐第”（“集英殿赐第”五字与上面的“丁丑二月二十一日”八字之间空出一格），又雍正六年重刊本《宋王忠文公集》（即雍正本）第三十五卷赐第诗题及目录也均为“集英殿赐第丁丑二月二十一日”，其中“丁丑二月二十一日”以注文形式作两行小字。那么“丁丑三月”又从何而来？原来明正统本《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目录中把诗题刻成了“丁丑三月”。作伪者在铭文后又抄录了这首赐第诗，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情况。所以说上面的“皇上御极以来二十有七年”及“丁丑三月”均系作伪者故意为之，且把赐第诗拉来充当赐砚诗，其早已埋下伏笔矣！这便是古人作假与今人之不同处，可谓“盗亦有道”（这种情况在古代书画作伪方面例子也很多，如故意署上书画家去世后的年款、把书画家不同时期的印章混用等等，此非系造假者炫技，而是给自己找心理平衡的一种方法。而买家收了假货，也只能怨自己“眼拙”）。王十朋铭文既假，估计砚眉之宋高宗篆铭也不会真到那里去。

那么王十朋状元及第究竟在几月几日？我们先来看下面几条史料：

《宋会要辑稿·选举八》：

（绍兴）二十七年三月八日，上御集英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得正奏名王十朋以下四百二十六人，第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上宣谕宰臣沈该等曰：“殿试卷子，其间极有直言者，论理财有言欲省修造，如崇台榭、起楼阁，以为虚费之事。朕虽无此事，然喜其直言。至说销金铺翠，朕累年禁止，尚未尽革，当焚之通衢，并可立法，必于禁止。前后廷对，未见有此。朕谓祖宗设科，非特网罗人材，盖将以求直言之士。朕前日谕考试官，令取直言，置之上列，非为虚文。可将任贤辉字号卷居第一。”

《文献通考》卷三十二：

绍兴二十七年，先是蜀士赴殿试不及者，皆赐同进士出身。上念其中有俊秀能高第者，不宜皆置下列，至是先期谕都省，宽展试日以待。……及唱第，王十朋为首，第二人阎安中，第三人梁介。安中、梁介皆蜀士也，上大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六“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丙戌条”：

丙戌，上御射殿引正奏名进士唱名，……上亲策试，既而御笔宣示考试官曰：“对策中有鲠亮切直者并置上列，以称朕取士之意。”时乐清王十朋首以法天揽权为对，……祥定官定十朋为第九，编排官孙道夫奏其辞语鲠切，上览之。前三日谓大臣曰：“今次举人程文，议论纯正，仍多切直，似此人才，极有可用”。翌日又谓大臣曰：“昨览进士试卷，其间极有切直者，如论理财，则欲省修造，朕虽无崇台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论销金铺翠，朕累年禁止，尚未尽革，自此当立法必禁之。去年交趾献翠毛五百尾，朕未尝用，当焚于通衢。”汤思退进曰：“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此九名试卷若不经御览，安得独先多士？”上曰：“其中亦有不实处，但取其直言耳。”……遂赐十朋等四百二十六人及第、出身。……始蜀人之未集也，上数有展日之命。……上亲策在癸酉，谕大臣在癸未、甲申，今牵联书之。……诏：自今宫人以销金铺翠为服饰者，令会通门讥察犯人，追赏钱千缗，经手转入皇院子等，并从徒二年科罪，用王十朋之言也。

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丙戌，即三月二十一日。“丙戌，上御射殿引奏名进士唱名”，知王十朋及第唱名便在此日。“上亲策在癸酉”，“癸酉”系本月八日，可知高宗亲自主持策问在三月八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于是年是月没有专列“癸酉”条，而是“牵联书之”于“丙戌”条中）。据清代科举制度，殿试对策，以一日为限。殿试第二天读卷官开始阅卷，快至两日，迟至三、五日已是散漫现象。阅卷官对试卷进行圈点以评高下，并以前十卷进呈皇上，皇上亲点名次后，由填榜官填榜，再由内阁学士钤“皇帝之宝”印，于次日传胪张挂，其间也就四五天时间而已。明代更快，据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所云“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为何绍兴二十七年王十朋榜进士三月八日策试，何以迟至二十一日唱名？此殊为不解也！但据绍兴十八年四月殿试日子来看，御策试在三日，十七日方唱名，其间亦涣衍了近半个月时间，估计南宋殿试程序要比明清繁缛很多。《文献通考》谓“先是蜀士赴殿试不及者，皆赐同进士出身。”高宗不想错过“俊秀”之才，多次谕礼部“宽展试日以待”，以便四川士子亦能一同参加殿试，一决高下。从某种角度来讲，那一年殿试也大大的增加了王十朋的竞争难度。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前三日谓大臣”、“翌日又谓大臣曰：昨览进士试卷”、“谕大臣在癸未、甲申”知高宗阅卷在三月癸末，即三月十八日。王十朋本列第九，因对策言论“鲠亮切直”，被高宗亲擢第一。而中第二、三名的阎安中、梁介便是四川人，王十朋进士第一可谓“险中”。以上列史料互证，王十朋集英殿赐第在三月二十一日当可信。

明正统本《梅溪集》据宋绍熙本校刻，宋绍熙本今已不得见，究竟“三月”还是“二月”已无从校勘。然内文赐第诗题中“三”误刻成“二”在技术上亦是说得通的，甚至原宋绍熙本当时就在正文里刻错也不是没有可能。清雍正六年重刊本改变明正统本诗文的编年而易为体例分编，但是其主要参考的底本是明正统本，其沿录了正文赐第诗里的“二月”而不是目录里的“三月”，清雍正本后来又有两个重刻本，即光绪二年梅溪书院本及民国早期上海埽叶山房石印本，流传既广，“二月”便以讹传讹而成了定论。从版本学角度来看，明正统本价值远远高于清雍正本，故孙诒让批评清雍正本“取前、后集搀合移易为五十卷，诗则易编年为分体，遂至先后贸乱，不复可识别。……使宋、明以来旧本面目不复可见，其谬妄可不必辨，至于承讹臆改，展卷皆是。”是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主持编纂《四部丛刊》，影印《梅溪文集》时选了明正统本而非是清雍正本，是非常有见地的。而砚铭作伪者作“三月”而不作“二月”可谓是“误打误撞”，与史实碰了个满怀。

公元一一五七年，高宗以王十朋“经学淹通，议论醇正”亲擢其为进士第一，此是何等的荣誉和宠幸！然而当时或事后高宗究竟有没有御赐端砚与王十朋呢？我们遍翻《梅溪集》找与此相关之诗文而一无所获。上面说过明正统本《梅溪集》系按年编排的，在《后集》卷二第一首《丁丑二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赐第》诗之后尚有：《谢荣帅薿赠御书孝经用陈大监韵》、《陈郎中公说赠韩子苍集》、《章季子赠端砚》、《谢李侍郎琳赠御书》诸诗以及其它几首次韵诗，可以想见王十朋状元及第后同僚们的燕集相贺、诗酒唱和并礼物往还之盛况，据上举诸诗题知王十朋得到大臣们所馈赠的礼物有书籍、端砚、御书（皇帝亲笔书法作品）等，唯独没有提到高宗御赐端砚之事。《梅溪集》于绍熙三年（1192）由其子闻诗、闻礼雕版成书，是为宋绍熙本，其时去王十朋过世仅二十一年。书刻成后王闻礼有跋“右先君文集，合前、后并奏议五十四卷。绍熙壬子，闻礼锓木江陵，归藏于家。痛念先君即世二十有一年矣，不肖孤家贫力弱，日夜抱遗书以泣，一旦懼溘先朝露，无以赎不孝罪。会兄闻诗假守浮光，以俸余，命闻礼董其役，始事于暮春，讫工于中秋”，王闻礼谨慎，“锓木江陵，归藏于家”，知成书前诗文当不至于有散佚。倘若确有高宗御赐端砚，似此无上荣耀之事王十朋定专有诗或文以记之，闻诗、闻礼兄弟刻书时亦定不会删去。

宋砚历来不乏造假，特别是名人砚，可谓真者寥寥，伪者比比。同为高宗御赐端砚，“宋高宗御赐王安道端砚”据笔者所知便有四方：二方在台北故宫，抄手式，一高一低；一方在重庆博物馆，乃李初梨氏所捐；另一方笔者曾亲寓目者，亦为高台抄手式，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四方王安道小楷铭文如出一辙，仅个别字有异文，是又孰真孰假？

此“宋高宗御赐王十朋端砚”虽系一方赝砚，然其至晚亦系清中期旧物，又曾经丁立诚著录并李辅耀收藏及与温州之渊源关系，自当不失为一方名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