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活跃在上海的川邦银行

汪海

　　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至 上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 同时也是长江沿岸城市金融网络的枢纽,操握着整个长江流域的城市金融权柄。而重庆是长江上游及西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 与上海遥相呼应, 成为长江沿岸金融网络中最重要的支点之一 ，起承接转启作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以重庆为总部的川帮银行聚兴诚、四川美丰、川盐、川康平民等银行纷纷在上海设立分行或分支机构，成为民国时期活跃在上海的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近代金融史上，四川现代银行体系发育较晚。重庆开埠以后，迅速崛起成为四川和长江上游的商贸中心，银钱业随之发达。1899年中国通商银行在重庆最早设立分行。1905年四川省建立了第一家官办的浚川源银行，总部也设在重庆。其后聚兴城、四川美丰等一批川邦银行陆续开业，总行也大都设在重庆。重庆成为当时四川和西南的金融中心。因此，民国时期外省人所称的川邦银行，大多就是这些总行设在重庆的银行。

　　川邦银行第一个在上海设立分行的时间要早于民国，第一家为浚川源银行。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年2月13日浚川源银行在上海宁波路开设分行，经理为董兰舫。
　　浚川源银行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川督锡良奏请设立的四川省官银行。1905年10月19日开业，总行设在重庆，同时设立成都分行，第二年就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宣统二年（1910）总行迁成都。辛亥革命事起，该行曾遭受巨大损失，总分行一律歇业。民国元年（1912）川省注入新官资后重新开业。上海分行不久亦恢复，改设在南京路集益里，以吴庶咸为经理。嗣后四川长年政局跌宕，该行无法正常运作，上海分行于民国九年（1920）被迫停业。总行延至民国十五年（1926）2月也最终清盘。

　　第二家在上海设立分行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聚兴诚银行（简称聚行）。民国八年（1919）8月12日，聚行上海分行选址在河南路426号正式开业，用高薪聘请苏州人周荣峰任经理。周在上海银钱业很有影响，与江浙帮关系密切，所以聚行在上海的开局很好。从开业到1951年底聚行参加公私合营结束在沪经营共32年，是川邦银行中在上海经营时间最长，最具规模与影响，最具代表性的银行。1931年被当时《银行周报》称为：“银行公会会员长江上游唯一之金融机构。”全盛时期其地位不逊于中国通商、四明、上海商业和金城等民国“四小行”，故上海银行界又有“无聚不成行”之誉。
　　尽管这家川邦银行在上海已消失了70多年，但其始建于1930年代中后期的聚兴诚银行上海分行大厦，至今仍站在江西中路上，虽历经多次修缮和加建，但依旧散发着当年“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时代魅力，不仅见证了聚行当年的辉煌和上海金融业的繁荣，至今还是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被评为上海市第五批、三类优秀历史建筑。
　　另外，在淮海中路与雁荡路转角，有一幢漂亮的公寓建筑，今称“永业大楼”，旧名为“杨氏公寓”，其原来的英文楼名为Young Apartments。就是“聚兴诚银行”在上海投资的产业。在上海的公寓建筑中堪称佼佼者，也早已被列为上海近现代优秀历史建筑。

　　聚兴诚银行是川帮银行中设立最早, 也是最有实力和影响的商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3月，总行设在重庆。系重庆富商杨文光及其族人出资创办，脱胎于杨文光打造的聚兴诚商号，具有典型的家族企业特征。也是川帮较大商业银行中唯一无军政背景的民族资本银行。
上海是重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迄至1936年‚海关统计显示‚：重庆向上海输出的货值占了重庆全部输出货值的51％‚；重庆直接从上海输入的货值占重庆全部输入货值的93∙6％。聚兴诚银行的业务经营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以汇兑为中心，存放业务亦与汇兑相结合。聚行在上海开设分行就抓住了这一巨大市场，业务蒸蒸日上。与此同时，聚行还善于做套汇。当时重庆的汇率是以重庆、上海间的汇率“申汇”为基准，翻码头做“套汇”、炒申汇后来成为聚行主要业务。全面抗战爆发前该行汇水收入平均占其总收益的40%以上。聚行在沟通上海和重庆的金融联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上海分行也成为其长江下游全行的资金调动的枢纽，到1946年上海分行存款额高达36亿元法币，几乎占整个聚兴诚银行存款总额的2/5，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以调剂支持内地各行。

1947年，聚兴诚银行还利用其在上海滩和川邦银行中的影响，发起成立了四川银钱业上海聚餐会，订有章程18条，建立了参加行会务委员会，明显带有川邦银钱业在沪的同业公会性质，为维护川邦银行在上海的利益与发展发挥了作用。

　　上世纪三十年代，川邦银行在上海设分支机构形成第一个高潮。四川美丰、川盐、川康平民、重庆、和成银行等先后来上海开设分行。川康平民银行1937年9月由川康殖业、重庆平民和四川商业银行3家合并而成。在此之前，这三家银行都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合并后改组为分行。此外，四川建设银行于1934年11月也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到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前，川邦银行共在上海设有6家分行，一个办事处。
　　八年抗战时期，虽然上海银行业也曾一度畸形繁荣，但川邦银行在沪只增加了西亚实业银行一家分行（（1942年2月）。不过一直到1941年12月上海租界完全被日军占领前，这些川帮银行在上海的机构仍照常营业，发挥着沟通上海与大后方经济、金融联系的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上海全面恢复了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又迎来川邦银行在沪开设分行的新一轮高潮。先后有巴川、建国、四川农工、通惠实业、永成等20多家银行上海分行开业。到1947年底，除3家已倒闭分行，上海的川邦银行总数已达25家。占同期上海商业银行总数的25.77%，四分天下有其一。在上海外埠银行中，川邦与广（广东、香港）邦银行并称两大势力，其实力与影响是其它省银行所不能比拟的。

　　长江浩荡‚，自西而东‚，上游西部重镇重庆，与下游东部大都会上海形成东西呼应之势。深入考察近代重庆与上海的经济关系‚，我们看到首先是因对外开放引起的贸易扩大‚，以及两地金融联系的加强。这给今天提供了启示：上海和重庆两大直辖市有独特地位，“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长江经济带如今是中国经济大动脉，使它们可以连接成特殊的伙伴关系‚，上海应该成为重庆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重庆可以成为上海进入西南腹地的重要中转站。无论是经济交往、金融联系‚，还是产业、技术转移与交流等方面，重庆、上海两个直辖市携起手来，比翼齐飞‚，将创造出不一样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