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们的那些事一一百战老兵回故乡

漆海发

写在前面：

在今年4月，我有幸地结识了军旅作家胡金华。他是胡大荣老将军之子，也是我湖北黄冈老乡。

胡大荣老将军是我父亲直接的上级领导，我将我父亲的简历发给胡金华作家之后，他以渊博的学识、精心的谋篇、勤奋的整理、踏实的笔耕，形成了一篇纪实性人物历史简介的佳作。在此深表敬佩、感动与谢意！

在胡金华作家撰写内容的基础上，我又略有添加了些许内容，现将文章予以呈现。谢谢阅读！

我的父亲漆松林，1916年出生在湖北团风县杜皮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4年11月鄂豫皖根据地最后一支主力红军一一红二十五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后，蒋介石继续命令其在鄂豫皖边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十一路军和六十七军、五十七军的15个师，2个独立旅，计56个团的正规军17万人，会同各地保安团、民团组成四个“驻剿区”，疯狂地对留在边区的红军实行残酷的“清剿”。留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于1935年2月3日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方永乐、徐成基等在安徽太湖县凉亭坳干部会议上宣布成立红二十八军。以皖西第三游击师和红二十五军护送伤病员的七十四师一营四连、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一分队、红二十五军留下的伤病员、鄂东北独立团为基本骨干力量，高敬亭同志任政委，并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红二十八军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八十二师下辖二四四团和特务营，手枪团下辖三个分队，全军约1000余人。

早上八九点钟，乌云如铅，雪映红旗；大刀长矛，红缨飘飘。顺势站在山畔石头上的高敬亭，高声向红军指战员和数十个乡亲们说道：“同志们、乡亲们，今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成立了！省委和主力走了，红军的根子走不了，在这革命最困难的时刻，恢复大别山根据地的伟大任务，就落在了我们红二十八军的肩上。我们还是黄麻起义那句老话：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只要天不塌，地不陷，共产主义的事业就永无停歇，不怕咱们现在势力小，就怕红军心不铁！只要我们一心跟着共产党，就一定能够把红旗永远插在大别山！”说罢，他斩钉截铁地向部队挥手道：“出发！”。从此，红二十八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红二十八军成立后，立即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边界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开创新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创建了舒霍潜边区苏区政府，舒城西部的晓天山区成为红二十八军的重要后方。

1934年，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离开了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后，敌人对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血洗。我根据地的中下层政权机构几乎全被敌人摧残，不少县、区、乡的领导人被捕，许多党员和群众骨干被杀害，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但我根据地的不少县、区领导、乡主席、村干部却携带武器，分散开去，隐藏起来，转入地下活动。这样我鄂豫皖边区的便衣队，在敌后白色恐怖下和对敌斗争中就自然地产生和形成。

便衣队这种组织形式，最早诞生在鄂东，早在1933年秋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时就出现了，身着便装的武装工作队，一面游击作战，一面掌握政权，敌人很难对付。每个便衣队多则十余人少则三五人。我红二十八军乘机派出一批干部和骨干插到地方，在掩护伤员的同时大力做群众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发展便衣队。 1935年7月，红二十八军在潜山简家河召开会议，充分地讨论了便衣队的工作，肯定了便衣队的成绩，进一步明确了大力发展便衣队的目标与措施。会议后，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地区的便衣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当时，在鄂东北地区就有9个便衣队近100人、在豫东南地区有19个便衣队200余人、在皖西地区有8个便衣队100余人。自1935年至1937年，据不完全统计，便衣队先后发展到82个，遍布鄂豫皖边区22个县，其中由鄂东北道委组建并在鄂东北区活动的便衣队有近40个。我父亲于1935年4月（时满18岁）参加了红二十八军湖北黄冈便衣队，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时任红二十八军安徽战斗营班长。

红二十八军缺少大部队和主力的支援与策应，人数更是远远少于“围剿”的国民党军，面对几倍、十几倍于己的敌人，他们处于绝对劣势，常常只能分成几十人、几百人独立作战，战斗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他们没有重武器，连人手一枪都无法保障，很多战士只能用最简陋的大刀、长矛作战。在与国民党军队周旋的岁月里，他们几乎每一天都要行军打仗，但是他们英勇善战、屡胜强敌，创造了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罕见奇迹，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页。

他们没有固定的后方，甚至没有后方，武器装备完全靠从敌人手中夺取，自己打草鞋，缝军装，背粮食，挖野菜，搭茅棚，甚至忍饥作战，赤脚行军。他们自采中草药，用盐水消毒，甚至用野草、树皮、南瓜瓤敷伤口，虽迭历险境，但百折不挠、任劳任怨，尽一切努力继续战斗。

他们的生存条件困苦到了极致，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经常与敌人激战，和艰苦的环境搏斗，有时濒于弹尽粮绝，每天只能吃一点野菜充饥，经常吃的有野芹菜、苦菜、地菜、马齿苋、蕨根、山楂、酸枣甚至树皮、草根。记得我父亲曾经讲过，他在解放后从来不吃南瓜，因为当年在地里搞生南瓜吃吃够了，数日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饱饭是常事。

他们一次次击退“清剿”的敌人，英勇的红二十八军，就是这样前仆后继，一直把革命红旗高举。

1936年，皖西地区的许多便衣队还从山区发展到平原。当时以大岗岭为中心的一分队，已发展到杨柳河、陶家河、汤家河、来榜河、石门山一带；岳西小河南的五分队，向沙生河一带发展；霍舒交界之黄泥畈的七分队，发展到了磨子潭、毛坦厂等地区；马家畈的六分队发展到桃岭、汤池畈；蕲州的便衣队发展到强家塝一带；鹞落坪的二分队也发展到包家河、烧箕窝等一带富裕的山区；黄冈在原有的1支便衣队的基础上，又新发展了1支便衣队，发展工作创建极快。便衣队常率领群众打土豪分粮等，并由于当地物产丰富，便衣队给予红军主力不少补充。在三年游击战中，许多便衣队发展扩编后补入红二十八军。至1937年，我鄂豫皖边区，东迄合肥、安庆，西至湖北樊城、老河口，南抵黄梅、广济，北达河南潢川、信阳等广大地区，便衣队星罗棋布，几乎是县县有、区区有、乡乡有。这些便衣队与我主力军紧密配合，对敌形成极大的困扰。1937年10月，红二十八军集中整编时，我鄂豫皖边区的便衣队又大都编入了主力部队。我父亲时任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分队班长。

1937年7月“77事变”后，中央派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四位同志赴大别山和高敬亭接上了线。1938年2月胜利坚持了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支队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及直属队，共三千一百多人。是新四军四个支队中人数最多、武器装备最好、红军老战士成分最大的一个支队。

尽管相对于当时全国总的大形势来说，这支部队人数不多，装备落后，但他们是经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磨练和考验而保存下来的精华。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赞扬的：“红二十八军很有成绩，很了不起。”。3月8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高敬亭率部集中从红安县七里坪出发东进抗日。

新四军四支队进驻舒城后，立即深入集镇，在七里河、三元观、程河道、西沙埂、河棚、中梅河、乌沙、晓天以及庐江县等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热潮的兴起。5月12日，于巢县四支队率先打响了新四军华中抗日第一枪，全歼日军20多人缴获步枪9支手枪2支，我无一伤亡。至10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四支队先后进行了28次战斗，共毙伤日军940多人，俘日军8名。同时还消灭匪武装1000多人。打开了皖中敌后的抗战新局面。 1938年底，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庐江东汤池召开会议，决定由汪少川、梁从学组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并尽快赴淮南铁路下塘集、朱巷一带活动。1939年3月，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与郑抱真领导的皖北抗日自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合编。7月，新四军江北部队整编，淮南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10月，我父亲时在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任排长，在淮河围打日军汽轮船时负伤，贯通伤从左前臂打进至右后胸腔穿出，很险伤及心脏，伤情很重，以致严重影响整个左臂活动。

1939年11月，我父亲任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二营五连副连长，紧接着又任十四团团部侦察队队长，成为了主力部队作战骨干的尖刀锋口人物。

1940年3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密令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重兵，东西夹击我军，妄图将我新四军四、五支队消灭或赶往江南。在此紧要关头，江北指挥部根据党中央指示，集中四、五支队主力和江南指挥部所属苏皖支队于淮南津浦路西，首先反击桂顽，巩固路西阵地，尔后，挥戈向东，粉碎韩顽进攻。急命十四团乘顽军后方空虚，奇袭定远县城，以调动敌部回援。十四团是淮南抗日前线的一把尖刀，1940年3月，定远县城第一次解放，担当主力的正是十四团。

1940年6月下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将四支队十四团调给江北游击纵队作为主力，调整后的江北游击纵队战斗力大大加强。1940年8月，在一次攻打顽军据点的激战中，因其地碉堡群密集，有明堡，也有暗堡，打掉碉堡群十分地艰难。在拔点中，狡猾的顽军突然从暗堡发起猛烈射击，我父亲腹部被击中，第二次负伤被部下机枪班长抢救出阵地。

1940年9月初，日军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后，纠集第15、17师团和伪江浙皖绥靖部队共17000余人，从9月5日起，分7路向我路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围歼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我主力部队，摧毁路东抗日根据地。我十四团与路东地方武装、人民群众密切配合，空室清野，灵活穿插，以袭击、伏击战术与敌周旋，疲惫敌人，使敌人到处扑空挨打。

1941年1月13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领导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蒋介石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后，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新组建新四军，把活动于江北、江南的新四军整编为7个师。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

在1941年初，新四军四支队改编为新四军二师。新四军四支队在改编为新四军二师之前的三年（1938年2月至1941年2月）抗战中，纵横驰骋于江淮之间，歼敌一万余人，创建并发展了一块广阔的抗日根据地，由一支3000多人的部队发展成为共一万五千余人的三支部队。

1941年7月，我父亲调任新四军二师安徽淮南独立营任连长。

1941年8月，趁日伪军向新四军“扫荡”之际，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调集保安第3纵队，先后侵占了江苏省泗阳县西北的程道口、史集、仰化集一带，并在程道口建筑了坚固工事；国民党第117师第349旅第697、第698两个团，侵占了淮阴、涟水的新渡口、张官荡、大兴庄一带，企图以程道口为中心，控制运河两岸，构成一道横贯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东西走廊，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推进，并接应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东进苏北制造摩擦。

新四军决心争取战略先着，恢复运河两岸，粉碎国民党军东进反共的企图。在陈毅亲自指挥下，军部抽调第2师、第3师、第4师各一部和独立旅共7个团，于10月14日完成了对程道口的包围。15日至18日，攻克史集、张庄、大兴庄等外围据点。20日下午5时开始总攻，各部密切配合，至21日下午8时半攻占程道口。此次战役共毙、伤、俘国民党军1400余人。

1941年10月，桂顽为配合淮北地区汤恩伯部对我淮北地区的进攻，集中第171师和第10游击纵队等部对我淮南路西地区发动了进攻，新四军二师四旅奉命赶赴路西参战。

新四军二师四旅部队领导一直重视保持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干部带头作表率，培养优良的战斗作风。打仗时旅、团干部都喜欢到第一线，营、连干部更是身先士卒，带头冲击和敌人拼搏。

1942年1月，我父亲被送到抗大八分校成为学员学习，也是上级照顾我父亲二次负重伤，暂时不便在作战一线。抗大八分校是在新四军二师军政干部学校基础上成立的，在安徽天长县张公铺正式开学，我父亲是第二期学员。学习期间还经历了日军大“扫荡”，在敌人大“扫荡”时，校部根据新四军二师司令部的指示，从各队抽出有实战经验的学员，临时组建了小分队，配合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反“扫荡”作战，使敌人一无所获，退回原处。

1942年10月，我父亲在抗大八分校毕业之后，即被任新四军江苏高邮县黎城区任大队长。不久，于11月中旬，日伪军6000余人，在骑兵、坦克、飞机的配合下，向淮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发动猖狂进攻。淮北军民英勇奋战，取得了33天反“扫荡”的胜利。

1943年2月，我父亲调任新四军二师四旅供给部任副科长。

1945年9月，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结束。二师四旅奉命进到盱眙县涧溪地区集结休整，准备北上山东鲁南地区，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拓开战场，打击蒋军沿津浦线北犯。1945年10月到达山东后，编入山东野战军津浦前线指挥部序列。我父亲调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即后来改称人民解放军第21军）供给部副科长。

1947年第一季度，山东与华中军队进行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组成了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改称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我父亲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供给部副科长。

在解放战争期间，野战军第二纵队犹如奔腾的万千骏马，驰骋扬威在齐鲁和江淮大地。诸如朝阳集战役、白塔埠之战、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临朐战役、高密攻坚战、莱阳战役、益林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众多著名战役中，第二纵队以她铁胆雄师的英雄本色为解放战争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著名电影《南征北战》、《红日》、《解放济南》、《大决战》等，就是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1949年1月改称为人民解放军第21军）及兄弟部队光辉征程的艺术再现。

新四军二师四旅（后改称人民解放军第21军61师）是一支从大别山走出的英雄部队，也是第三野战军战斗序列中唯一的红军师。此师作风英勇顽强，信念特别坚定，屡经大战考验，曾被对手评价为“共军最剽悍的一个师”，也是当今全军仅有的五个红军师之一。

1946年9月，解放战争进行了3个月，前线部队急需大批初、中级军政干部，因而，华东局、华东军区决定成立一所军事性质的学校，定名为华东军政大学。在战争年代里，华东军大走过了艰苦的历程，边行军，边参战，边训练，在近3年的时间里，开办了4期，为华东野战兵团、华东军区机关、地方武装，培养了近两万名干部。

1948年2月，我父亲被选去渤海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学习。华东军大的军政训练，特别重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曾先后多次派出学习参观团到作战部队中去，吸取新的经验，丰富教学内容。

这一期学员毕业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已经取得基本胜利，围歼敌人的决战即将开始。军大送去的这批学员，正是作战部队最急需的骨干力量，从而紧张急促、戎马倥偬地奔赴淮海前线投入战场，跃马横戈，奋勇杀敌。

1948年11月在济南战役结束以后，我父亲从华东军大毕业后被调到第三十五军，参加教育改造吴化文起义部队。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三十五军，由鲁中南纵队与吴化文起义部队合编而成，我父亲任第三十五军供给部科长。

由于第三十五军是起义部队，在吴化文部改编前后，由于官兵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了解，加上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官兵思想十分混乱，原国民党部队的恶行陋习深重，供给状况混乱多头，与我军的供给制反差很大，国民党军队中长官吃空饷是常事，大量的花名册要审核，我军严格明晰的政策与法规要落实，工作是非常的复杂艰辛。

在整编的过程中，建立正规的供给制度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在有了初步的政治斗争基础以后，便适时提出经济斗争。开始提出不准吃空名，建立经济手续，执行一般经济制度，这次供给部的干部派来得也很迟，在没有建立正规的经济制度以前，浪费很大。自从各纵队抽调派去经济干部、规定供给制度以后，经济手续，浪费现象，就此逐渐纠正了。但对解决一些私人困难，办公费，解决家属困难等方面，尺度放得较宽，是做了一些让步。但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与以前的浪费是两样的，这是以我们为主的开支。

遵照华东野战军前委的指示，在整训期间，全军后勤工作的总任务便是尽一切努力完成进军的各种物质准备和加强后勤部门本身的各种建设，以保证进军江南的供应补给，并为我军进一步正规化打下物质基础。具体工作方面有，要切实弄清部队现有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运输工具及按新编制编组后之人员、武器、弹药、运输工具，清查现有各种装具、装备雨具、工事器具、伙房用具、通讯器材、药品敷料、车辆配件及油料等，造具确实预算上报审查。还有筹粮工作，建立部队自己携带粮食的制度和习惯，从而在物质上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

1949年4月，第三野战军在获得淮海战役的大捷之后，挥师南进，直逼长江。第三十五军在第八兵团参谋长何以祥指挥下，担任正面箝制南京、镇江之敌的任务，以策应二野和三野主力在两侧渡江。

4月23日，第三十五军在政委何克希的率领下，迅速集中优势兵力，夺取拿下三浦，过江直扑南京，占领南京，解放南京。

第三十五军在占领了南京之后，南下浙江金华地区追击逃敌与剿匪，军部驻扎在浙江金华。随着天气逐渐变暖、潮湿，许多指战员都穿着掏空棉花的冬装。据父亲回忆这是大事，最后还是华东军区从山东老区调配而来，陆续得到解决。由于有三个师都驻扎在县市区，并兼各军分区和警备区及地方政府的关系，相对解决了大部分粮油供应。古话说枪炮未响，粮草先行，我父亲曾经回忆说：直到第三十五军撤编时，当时自己是全力以赴，尽职尽责，不辞辛劳，努力提高所在部队后勤部门工作的计划性与组织性，很好地完成了上级部署的军事准备工作和进占保障工作。

1950年1月，接到上级命令：将从第三十军、第三十五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等一万余人，调归到华东海军以加强海军建设。1月28日下午3时，三十五军机关与选送海军科以上干部合影留念后，直属队及军部炮团直接从金华车站赴舟山。2月3日，第三十五军机关及直属部队5398人，由副政委张雄、副军长胡大荣、政治部主任孔繁彬等，自浙江金华乘火车抵达南京，到华东军区海军报到。

1950年4月23日，是我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一周年，也是华东海军组建一周年纪念日。为了鼓舞、教育全军指战员，增强对海军建设事业的信心，检阅一年来人民海军的建设成果和布置华东海军当年的战斗任务，华东军区海军决定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并对已编成入列的舰艇举行命名、授旗典礼。南京，草鞋峡江面。华东海军的数十艘舰艇，在江面上一字排开，五彩缤纷的满旗、满灯，和着雄壮的军乐，洋溢着一片热烈的节日气氛。

海军是在海上作战、以舰艇部队为主体的合成军种，这就决定了海军后勤工作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和要求。人民解放军在1 9 4 9年4月组建华东军区海军，设后勤办公厅，同年7月改编为后勤司令部(即后勤部)。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后勤部，设计划室和秘书、财务、军实、军械、运输、工程、造船、舰种等处。计划室和秘书处，履行后勤司令部职能。

海军后勤指挥，按任务和层次，分为海军战略后勤指挥、海军战役后勤指挥、海军战术后勤指挥。

在作战准备阶段，主要是根据军事指挥员的意图，适时成立后勤指挥机构，了解、判断与后勤保障和防卫有关情况，向军事指挥员提出后勤报告和建议，定下后勤决心;根据作战决心和上级后方命令，结合后勤具体情况，拟制后勤保障计划和后勤防卫计划;调整后勤机构的保障任务，组建临时保障机构和海上保障力量;组织后勤协同、后勤通信、后勤防卫;检查、督促后勤保障和后勤防卫的准备;组织实施各参战部队战备等级转换时的后勤保障。

在作战实施阶段，主动与司令部，上、下级后勤，友邻部队后勤和地方支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随时掌握部队后勤需求和情况的变化;根据新的情况作出新的决策，调整后勤力量和保障计划，组织不间断的保障;指挥后勤防卫战斗。

作战结束后，迅速查明部队的物资消耗和伤病员的救治情况，及时组织补充物资、抢修工程设施、医治和后送伤病员，及时调整和充实后勤力量，做好再战的后勤准备。

人民海军初创时期海上战斗任务频繁，海军后勤只能边完成战斗保障任务边进行建设，海军后勤重点抢修抢建了一批战斗设施和保障设施，并很快形成了运输补给能力、战场救护能力，在短短两三年内就拥有各种汽车2000余台、辅助船只100余艘、供应站10多个。在物质技术条件落后和自然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完成了万山海战、攻占东矶列岛、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保障任务，写下了艰苦创业、顽强奋战的辉煌篇章。

我父亲先是在华东海军后勤部任科长，接着又调到位于江西九江华东海军任秘书科科长，后来又调回南京，任华东海军汽车修理厂厂长。

1949年，党中央要求陈毅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带领军队解放上海，完成渡江战役。这场战役从5月初持续到6月，经过一连二十天的激烈战斗，我军损失了3万多名战士，用无数的鲜血和生命终于成功拿回上海。渡江战役完成后，陈毅被任命为上海新市长。

陈毅在担任上海市长后，并不是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反而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尤其是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至1953年时，在第三野战军中，有部分军队干部（科长以上）转业至上海，参加上海的城市管理与建设，经受执政大城市的严峻而复杂的能力考验。1953年7月，我父亲转业到上海钢铁工业公司。

1956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时我家住在普陀区曹杨新村，那时候的普陀区基本上快接近郊区了。63路公交车的终点站（现在已经不是终点站了）就至新村村口，每天下午5-6点钟，我与弟弟常常在终点站等父亲下班回来，父亲牵着我们的小手回家，那情景真是温馨极了。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在上小学，我上幼儿园，与小学中间只隔个篱笆墙，透过竹墙上的孔洞朝那边的小学张望，可以看到哥哥学校的大操场和教室，心中十分地羡慕，童年的生活过得真是幸福和快乐。

我父亲的战伤一直不愈，弹片没有取出来，骨伤部位的骨髓长年发炎、流脓（长大后特别觉得父亲是个坚强的人），年龄不满五十岁就因为身体不能坚持工作的原因，组织上决定让他提前退休。上海市总工会提出要给父亲在上海市郊区弄套房子休养方便就医（属老红军的待遇）。当时国家刚刚历经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父亲不愿意给组织增加麻烦和负担，一直向组织上打报告，坚持退休要回湖北老家。

1962年10月，父亲带着全家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坐长江航运的大轮船启程，（上海市总工会派两名干部随行）长江江水奔流，波涛澎湃，江鸥盘旋，江豚偶现，百舸争流，川流东逝，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会不断地翻腾出千百样的浪花。客轮在长江逆流航行了4天才到了湖北黄石港，再换乘小轮船到达我老家县城一一黄州。当时的黄冈县县长赵子英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全家，我至今还记得赵县长的模样，是位很不错的老干部，对我父亲很客气，并征求父亲的意见，挽留在县城里安居休养。父亲非常平静地谢谢并回复赵县长：我连上海都不待，还待在县城里干什么？

在县城休息了几天，县里派辆车将我们送到离县城60多公里的老家。回到老家的那天，乡亲们围着我全家看热闹，父亲开心地讲起家乡话。老红军回故乡，当年在十里八乡，也算得上是件轰动性的新闻事情。随着岁月时光的渐渐流逝，我们全家后来才算是逐渐适应了这山区农村的生活。1976年4月，我父亲因战伤导致病情加重后去世，享年60岁。1984年3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是最有坚定革命信念和最具坚强不屈性格的人，总是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解放胜利以后，从不愿意向组织伸手。我也理解了父亲当年为什么要回湖北农村老家退养，也是他觉得这样才是他最幸福与喜欢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