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张“晋东南阅兵照”的考辨

卿卿如来

（山西·杨尚军）

1940年春，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执行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率领“南下支队”开赴晋东南参加反顽斗争。著名摄影师罗光达随行，在反顽斗争胜利后，拍摄了一张八路军诸将领检阅反顽凯旋部队的照片，通称“晋东南阅兵照”。但所摄阅兵的具体时间、地点、台上人物等向来说法不一，记载混乱，相互矛盾，“扑朔迷离”。本文力图从相关历史记载入手，对其进行一番考辨和鉴定，以求“去伪存真”。

先看史料。

（图一：《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等用照）

　　首先，列举一下这张“晋东南阅兵照”的几个典型片样和注释。

一、靳福堂编《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1995年8月第一版第34页（见图一），注释为：“1940年，八路军总部各位首长检阅‘铁的党军’。注：建立‘铁的党军’为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向全军提出的号召。”

之所以要把这张照片列为图一，是因为这张照片是场景最全的一张，许多出版物所用照片都是剪裁其而来，为节省篇幅，下文介绍中凡属此类俱标为“图一剪裁”。

二、《左权传》编写组（主编刘国语）编《当代中国人物传记·左权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05年2月第1版文前插图第18幅（图一剪裁），注释为：“1940年春，在山西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举行庆祝反顽斗争胜利阅兵大会上，右起：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杨尚昆、彭德怀等”。

三、解放军画报社编《刘伯承元帅》画报，长城出版社出版，1989年2月第1版第53页（图一剪裁），注释为：“1940年4月，刘伯承出席了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高干会，参与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和打击敌人囚笼政策的任务。这是刘伯承（右二）与彭德怀（右五）、聂荣臻（右一）等在检阅部队。”

（图二：《聂荣臻元帅》《聂荣臻画传》用照）

　　四、解放军画报社编《聂荣臻元帅》画报，长城出版社出版，1989年10月第1版第60页（见图二），注释为：“1940年3月，消灭朱怀冰部1万余人后（右起）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杨尚昆、彭德怀检阅胜利归来的部队。”

五、重庆聂荣臻研究会和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江津区人民政府编著《聂荣臻画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15·百团大战”第7幅（见图二），注释为：“1940年4月13日，聂荣臻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协同第129师打败国民党顽军朱怀冰部后，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与领导同志检阅参战部队。左起：陆定一、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刘伯承、聂荣臻。”

（图三：《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等用照）

　　六、《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2005年8月第1版配图（见图三），注释为：“1940年4月，在晋东南阅兵大会主席台上。左三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刘伯承、聂荣臻。”此外，网上（例如抗日战争纪念网、中国军网、左权县人民政府网等）可见与此一致照片还有一种注释，为：“1940年晋东南阅兵大会主席台上的八路军诸将领”。

其次，再列举一下与其相关的几个典型文献记载。

先确定一下时限和人员。根据聂荣臻出现在检阅台上可以确定，这个时限为1940年2月22日至5月20日，即聂荣臻率南下支队到达和离开晋东南的时间。根据阅兵照片显示，确定主要人员为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刘伯承、聂荣臻，以及邓小平（此处之所以将邓小平列入，是因为有研究者认为邓小平也参加了此次阅兵）。在此时间范围和人物范围，相关年谱中涉及阅兵的记载如下：

一、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3月第1版第228页：“4月13日 与刘伯承、聂荣臻等在故县镇参加晋东南阅兵大会。”

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杨尚昆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第1版第439页：“4月13日 同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刘伯承等检阅一二九师和‘南下支队’。”

三、王孝柏编《左权年谱》，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9月第1版第243页：“4月22日 和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等莅临在山西武乡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举行的庆祝反顽斗争胜利阅兵大会。”

四、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第1版第305页：“4月13日 同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刘伯承等，检阅了消灭朱怀冰部的一二九师和‘南下支队’”。

五、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年谱》编写组编《刘伯承年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2012年12月第1版第253页：“4月13日 和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杨尚昆等在山西省沁县故县镇参加晋东南阅兵大会。”第254页：“4月28日 第一二九师师部移至山西黎城县北部南桑鲁。和彭德怀、左权、邓小平、蔡树藩、宋任穷等参加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在襄垣县下良村举行的阅兵式。”

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编（主编杨胜群、闫建琪）《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9年12月第1版第292页：“4月28日 一二九师师部移至黎城县北部南桑鲁。和彭德怀、左权、刘伯承、蔡树藩、宋任穷等参加晋冀豫军区挺进支队在襄垣县下良村附近举行的阅兵式。”

对此，逐一分析考辨。

一、时间问题。

首先，《聂荣臻元帅》画报所说“1940年3月”可以排除。因为整个3月左权都在前线领导反顽斗争，不会出现在阅兵台上（后文详述）。

其次，《聂荣臻元帅回忆录》所说“1940年4月”、《左权传》所说“1940年春”、《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及网上对“图三”所说“1940年”因时间含糊，考辨意义不大，在此略过。

第三，《杨尚昆年谱》《刘伯承年谱》《聂荣臻年谱》《聂荣臻画传》所说“1940年4月13日”记载错误。根据是：（一）《左权传》和《左权年谱》记载，1940年2月15日左权兼任新组建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并于2月22日抵达平顺县西沟村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部，指挥太南、豫北八路军进行反顽斗争。4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要左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由太行出发，在冀鲁豫边界会合冀豫部队，争取消灭顽军石友三部，然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行动。4月8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左权、黄克诚、刘伯承、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王稼祥，因总部工作需要，左权不能随第二纵队一道离开太行山，也不再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司令员一职由杨得志接任，左权于12日以前启程回总部工作。4月16日，左权回到总部。

（二）对此，聂荣臻也有回忆。见《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362页：

“因为我自被留在五台以来，还没到总部去过，也有些事情要去汇报。吕正操同志也想到总部看看，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与支援部队一起去了。出发的时候，罗瑞卿同志带着抗大总校要到晋东南去，我们就一起同行。

……

到黎城（原文有错，应是辽县）的时候，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听到晋察冀部队来了，他们非常高兴。

左权同志是打朱怀冰的前敌指挥，带着部队到南边去了。打垮了朱怀冰，我才见到了他。”

（三）王政柱著《烽火关山：战争年代纪事》（通称《王政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2000年9月第1版第167页，明确记载：“4月16日 左权回八路军总部。”

综上，1940年4月16日左权才卸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由反顽前线回到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怎么会出现在4月13日的晋东南阅兵台上呢？显然不符合逻辑，是个错误。

还有一点可以作为辅证。《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中关于这张照片的注释是：“1940年，八路军总部各位首长检阅‘铁的党军’”，照片显示聂荣臻身后竖立标语上也确有“铁的”两个字，虽然其他的字被挡，但所跟应该就是“铁的党军”等字。查阅史料可知，“党军”概念和“建立党军”目标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杨尚昆在黎城会议4月16日所作《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第六部分“三大建设工作”。杨尚昆代表北方局提出今后华北“建军、建党、建政”任务。其中关于军队建设，指出：“是全党的任务，总目标是建立党军”。4月21日，刘伯承作《党军建设问题》报告，重申“党军”概念和“党军建设”任务。既如此，“铁的党军”口号怎么可能在4月13日就提前公开出现呢？显然也不符合逻辑，佐证说明这次阅兵不会是4月13日。

当然，历史上“4月13日”确实有过一次“晋东南阅兵”，但并不是这张照片所拍有左权参加的那次，而是另外一次。对此，《彭德怀年谱》第228页和《王政柱日记》第166页都有明确记载，分别为：“4月13日 与刘伯承、聂荣臻等在故县镇参加晋东南阅兵大会。”“4月13日 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聂荣臻司令员等在故县镇（长治北）参加晋东南阅兵大会，庆祝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胜利。”名单中都没有左权。这个记载符合史实。

（关于《杨尚昆年谱》《刘伯承年谱》《聂荣臻年谱》《聂荣臻画传》为什么都出现“4月13日”记载错误的原因，笔者推测，上述几本书籍的出版都在《彭德怀年谱》和《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之后，编著者应是受到《彭德怀年谱》“4月13日与刘伯承、聂荣臻等在故县镇参加晋东南阅兵大会”记载和《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晋东南阅兵照台上出现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刘伯承、聂荣臻等的身影的影响，将分别为一次文字记载的阅兵和一次摄影记载的阅兵“合二为一”，误认为《彭德怀年谱》所记人物欠缺而根据罗光达照片予以“补全”记载，以致错记。近来，这个错误被越来越多研究者发现和纠正，比如山西省沁县史志办公室2015年编纂出版的《沁县抗日战争史料汇编》（长治市内部图书准印证2015字第036号）第7页“大事撷要”中即记载为“4月13日 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在故县镇参加反顽斗争胜利阅兵大会”，虽然仍保留了杨尚昆的名字，却也正确地“舍掉”了左权的名字。）

第四，《刘伯承年谱》《邓小平年谱》所记“4月28日” 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宋任穷等参加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邓小平年谱》中记为晋冀豫军区挺进支队）在襄垣县下良村附近（《刘伯承年谱》中记为襄垣县下良村）举行的阅兵式，因名单中没有杨尚昆，所以也并不是这张阅兵照记录的阅兵，在此亦不予考辨。关于此次阅兵，亲历者时任南下支队晋察冀军区五团政委萧峰在回忆文章《向彭副总司令汇报》中有明确详述，检阅人员名单中同样没有杨尚昆。可作辅证。

第五，至此，只剩下《左权年谱》所记“4月22日”一说。笔者认为此说是准确的。即这张“晋东南阅兵照”摄录 的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刘伯承、聂荣臻、陆定一等参加的庆祝反顽斗争胜利阅兵大会时间为1940年4月22日。

对此，《聂荣臻传》（《聂荣臻传》编写组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1994年12月第1版）中的一段记载可以辅证，见该书第296页，原文为：

“完成了反顽作战任务，‘南下支队’回来了，左权一直在前线部署和指挥作战，也满怀着胜利的喜悦从前线回来了。聂荣臻这时才见到他，两位老战友的手紧握在一起，久久地摇个不停。为了庆祝胜利，聂荣臻和彭德怀、刘伯承、杨尚昆、左权等一起，检阅了参加反顽战役的胜利之师，其中包括‘南下支队’”。

（黎城北社起至武乡王家峪终路线图）

　　二、地点问题。

由上，既然《左权年谱》所记“4月22日”的时间准确，那么笔者认为，其所记“山西武乡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的地点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也是比较高和可以肯定的。

同时，虽然《左权传》《聂荣臻画传》标注这张阅兵照的时间“1940年春”和“1940年4月13日”不具体或错误，但其标注地址都是“山西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左权传》第461页还明确记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八路军总部隆重举行庆祝反顽斗争胜利的阅兵大会，左权和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一起参加”，俱为《左权年谱》所记提供了辅证。《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聂荣臻传》有关记述也可佐证。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4月22日正值北方局在黎城北社村召开冀南、太行、太岳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会期4月11日至26日）期间，杨尚昆、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俱出席会议，而且21日刘伯承还在会上作了《党军建设报告》，在“路远”“人多”“时短”的情况下进行这么一次阅兵可能吗？对此，我们来一一辨析。

首先说“路”。事实上，从武乡王家峪往返黎城北社，当时常走的一条路线为“王家峪——襄垣西营——黎城西下庄——上遥——黎城县城——北社”，绝对路程约57公里，不到60公里。《周文龙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6年7月第1版）记载，1940年4月20日，时任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副部长周文龙奉命跟随回延安的朱德总司令到西安催领国民政府欠发的军饷，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据周文龙回忆，当时随行人员和警卫战士共3、4百人，“排成长长的一行，行进速度大大减慢，”第二天上午也到了黎城县城，朱德还到北社看望了黎城会议人员。一般情况，骑马速度至少是人步行的3倍以上，照此测算，如果是小股人员骑行的话，从北社到王家峪最多5、6个小时即可抵达。也就是说，相对路程并不算远。

其次说“人”。那么，当时从北社到王家峪参加阅兵的都有谁？会不会是“小股人员骑行”的呢？依据史料推断是：是。根据是：（一）薄一波在其自述《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6年3月第1版）中记载：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北方局杨尚昆同志到会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注意，这里杨尚昆是“到会”，而且邓小平也主持过会议，这就说明，杨尚昆在黎城会议期间并非“驻会”一直在北社，而是“有事”或“必要”（比如主持会议、作报告等）时才从北方局机关驻地王家峪到会北社。另据《王政柱日记》记载，4月20日北方局党校在武乡上北漳开学，身兼校长一职的杨尚昆当会出席典礼仪式，人应在王家峪。

（二）《周文龙回忆录》记载，其在王家峪总部由后勤部长杨立三带领到左权处领受西安领饷任务，“从左权参谋长的屋里出来，我们又绕到后院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住处”，听取了彭德怀的指示。另据张雪琴《彭德怀在山西的抗战岁月里》（《文史月刊》2005年第7第8期）和《彭德怀传》记载，朱德奉命离开总部回延安启程前，彭德怀把随从朱德的总部秘书处秘书长周桓叫到自己屋里，亲自交代一番，并叮嘱周桓：总司令年纪大了，一路上要多加小心。有紧急情况，要先轻轻叫醒，等总司令坐起来，再报告。如有急电，先把蜡烛点好，再请总司令起来看……等等。说明彭德怀、左权也未“驻会”，而且阅兵前在王家峪。。

（三）根据《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传》记载，聂荣臻此时也在王家峪（祥见前述，不赘）。

综上，参加4月22日阅兵的杨尚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阅兵前夕都不在北社而在王家峪，只有刘伯承21日尚在北社，也只有刘伯承是从北社赶往王家峪参加第二天阅兵的。其与随行人员当然属于“小股人员”，而且必是“骑行”。

第三说“时”。由上可知，自北社前往王家峪参加4月22日阅兵的只有刘伯承及随行等小股人员。而且，所走路线也是129师师部1938年3月14日首入黎城上遥指挥神头岭伏击战，12月1日由北社村（1938年8月3日至11月30日刘伯承率129师师部曾驻北社）转移黎城正社村（位于上遥附近，今属上遥镇）当时路线。轻车熟路，一个下午从北社赶到王家峪，当然不成问题。

三、台上人物问题

目前所见这张“晋东南阅兵照”注释和年谱记载的检阅台上主要领导名录有两个，即“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刘伯承、聂荣臻、陆定一”和“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刘伯承、聂荣臻”，差别在有无陆定一。两份名单都对，第一份更全一点。甚至于“八路军总部各位首长”“八路军诸将领”等概括性模糊标注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未明确，不能说错。问题在于，曾有研究者依据照片图像及村民讲述认为邓小平也在这次阅兵主席台上，只是“因为个子低，又在第二排，被前面的人挡住了，照片上没显出来”。确实，从照片图一来看，杨尚昆侧后的确有一个小个子身影，脸部被遮挡，看不出是谁。那么，会不会是邓小平呢？

当然不会。

首先，《邓小平年谱》（第290页）记载：“4月11日—26日 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的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四月二十二日，在会上就政权问题、财经问题、建军问题发言。”《邓小平传》（第395页）记载：“四月二十二日，邓小平以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会上讲话，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和三区的政权问题、财经问题、建军问题等作了详细阐述。”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第302页）记载：“4月22日，邓小平同志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和财经政策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所有这些明确表明，4月22日这天，邓小平在黎城会议上作讲话，岂能分身到王家峪参加阅兵？

其次，假设邓小平真的出席了4月22日阅兵的话，凭据他的“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和“磁武涉林战役前线第一指挥”的身份怎么会被不当作主角之一而排在主席台后排呢？退一步说，就算被排在后排，依据摄影师罗光达的专业水平、政治敏觉、丰富经验和认真态度，也一定会照出一张显示其面目的照片——甚至于指挥“摆拍”——而不是现在其被完全“挡住”的照片。这不是猜测。（一）罗光达1989年3月曾写过一篇题为《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采访摄影》的文章（原载《摄影文史》总第3期），记述了这次随聂荣臻到晋东南采访摄影的过程，文章中写到：

“晋察冀子弟兵通过129师师部驻地辽县桐峪镇的时候，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聂荣臻、刘伯承、罗瑞卿、吕正操等都来到了村头路旁，检阅身着草绿色新军装，扛着清一色“三八”大盖和歪把子机枪的晋察冀子弟兵……这样多的领导人在一起检阅部队，是很难遇到的机会。我抓住这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瞬间，尽管那时领导同志面部是侧逆光，我放大光圈，以阴暗部曝光，用不同距离、角度一连拍摄了好几张领导同志检阅子弟兵的照片。

次日，朱总司令召开反击顽固派朱怀冰的作战计划会议。我事先观看了会议现场。发现会议室光线很暗。我没有带镁光粉和镁光器，只好用2.8最大光圈，一秒慢速，并将机器固定在窗沿上。待会议开始后，用不同距离和不同角度拍摄了好几张。”

还有这样一段：

“在八路军总部的日子里，我很想为朱总司令等总部领导同志拍摄几张个人照片……我向值班参谋说明来意，参谋同志立刻报告了朱总司令……朱总接着说好，好，在哪里拍好？我说房间里光线太暗，是否到院子里拍。朱总点头说好，就出门走向院子。这时我迅速选择了正侧光，请朱总站在他房间对面彭副总的门口，以门窗和春联的农村特点为背景，拍了两张半身像。紧接在同一位置请彭副总司令与朱总一起照了两张合影……随后又给彭总个人照了二张半身像。

我还想给朱总拍一张马上英姿照片……有一天吃早饭时，警卫员告诉我，饭后朱总要到附近的砖壁村去。我马上带了相机，到朱总住的院外等候……朱总微笑对我说，你还要给我照相？我答：想照一张骑在马上的。待警卫员将马拉到村口路较宽的地方，就请朱总上马，我前后奔跑，寻找角度。待我感到朱总神态自然时，一张又一张地按下了快门。其中有几张是大特写镜头。”

可以看出，对于重要人物、活动和场景，特别是众多领导人在一起的重要活动和场景，罗光达总是要“用不同距离和不同角度拍摄好几张”的，并且如果有需要和必要，他还会要求“摆拍”。这其实是对一个职业摄影师的基本要求和必具素质。

（二）事实上，从开篇辑录的照片来看，当时罗光达确实“用不同距离和不同角度拍摄好几张”，最明显的一个不同就是彭德怀在否敬礼。仔细观察，后排那个“小个子”也有位移，但仍被挡看不清面目。这说明，罗光达一直未将此人“重点关注”，没有在意拍没拍到其面目，更没有要求“摆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小个子”不会是邓小平。

第三，也是重要且权威的，《聂荣臻元帅回忆录》《彭德怀年谱》《杨尚昆年谱》《左权年谱》《刘伯承年谱》《聂荣臻年谱》以及《邓小平年谱》等相关历史文献中均没有邓小平参加此次阅兵的记载，如果邓小平确实有参加的话，为什么都没有记载呢？难道仅仅是因为邓小平“站在后排”“个子低”被“挡住”而没有出现在照片前排的缘故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张照片上没有邓小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站在后排”“个子低”被“挡住”，而是邓小平本人彼时正在黎城会议上作报告，根本没有出席这次阅兵。

至此，通过以上考辨，可以明确结论：此张“晋东南阅兵照”所摄阅兵历史事件发生时间为1940年4月22日，地点为山西武乡王家峪，台上主要人物相关文献记载无缺，为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刘伯承、聂荣臻、陆定一。

文章最后，解答一个疑问：为什么《彭德怀年谱》没有4月22日阅兵的记载？对此，我的推断是：因为《彭德怀年谱》中抗战时期许多原始资料来源于王政柱所记日记。这点，通过对比《彭德怀年谱》与《王政柱日记》许多记载雷同甚至相同不难得出。《彭德怀年谱》后记中也有“个人回忆和日记”“使我们得以在书中引入许多新的史料”的说明，所以这个推断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王政柱明确记载了“4月13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聂荣臻司令员等在故县镇（长治北）参加晋东南阅兵大会，庆祝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胜利”的这次阅兵，却没有记载“4月22日”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刘伯承、聂荣臻等在王家峪的这次阅兵呢？答案只有一个，《王政柱日记》（第167页）里说的清清楚楚：“4月20日——7月20日 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王政柱到北方局党校（武乡上北漳）学习。”也就是说，王政柱在“4月22日”这次阅兵前两天已经报到武乡上北漳北方局党校学习了，没有亲历此事，故未记入日记，实属自然正常——这也是日记的特点之一——同理，《王政柱日记》对彭德怀参加的《刘伯承年谱》《邓小平年谱》所记“4月28日”与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宋任穷等在襄垣县下良村举行的阅兵式同样没有记载，并且同样不见于《彭德怀年谱》，也是这个原因。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王政柱日记》的客观、准确与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