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痕

听雨（cxf）

文字/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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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芋在不同的地方叫法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叫红薯，有的的地方叫番薯，有的地方叫地瓜。不管叫什么，在我认知中，山芋分两种：一种白心的，一种红心的。白心是板栗味的，红心的口感软糯，街上路边烤摊上卖的都是红心山芋。红心山芋烤出来，剥开外面烤糊的皮，露出红黄的心，香中带甜，二十米外都能闻到丝丝甜味，颇得女士和孩子青睐。女儿喜欢吃这种软糯甜香的山芋，经常买几只和儿子在路上边走边吃。我对山芋情结比较复杂，年轻时吃多了，后来几十年都不想再碰，即便香气四溢，也没有为之动心过。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所有劳动力都是社员，所有收入都来自生产队，每个家庭除了土墙草屋、几件简陋家具，几乎没有私有财产。口粮是按工分分的，人口少、工分多的家庭，除了口粮，多出部分工分折成钱，还有少许资金收入，工分不足的属于超支户，要补交超支款。

我家收支大抵平衡，既分不到钱，也不需找补。

每年每人分得原粮不超过六百斤，折成大米三百多斤，放在现在，根本吃不掉。可是在当时，肚子没油水、体力消耗巨大，一顿能吃三大碗，三百斤米只够吃半年。再说那时所有挣钱渠道被堵死，日常开支，除了卖些鸡、蛋，有时不得不卖一些粮食，使得本来捉襟见肘日子更加雪上加霜。打记事时，每年吃半年粗粮，主要是山芋或山芋干（山芋干是把新鲜山芋切片晒干的）。

我老家在深圩区，只准种植水稻，一年种两季，最多的时候种过三季，产量很低，总产量不见增长。年年粮食不够吃，每年下半年都要通过熟人到山里借山芋或山芋干，来年二百斤山芋还一百斤大米，以细换粗，弥补口粮之不足。

有两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件是大约六七岁的时候，跟着村上大孩子去河对岸尼姑庵用米换山芋，一斤米换三斤山芋。说是尼姑庵，只有一个老太太，没有庵，更无香火，估计以前做过尼姑，后来习惯地延续了这个称呼。老尼姑靠种山芋、蔬菜，维持生计。

老尼姑视力不好，我们趁其不注意偷偷摸几个山芋放进口袋，第一次偷东西，心里忐忑不安。未料山芋放久了，有一股药味。我想老尼姑应该是清楚的，有了被欺骗感觉，也就不再愧疚了。尽管山芋变味，还是没舍得扔掉，最终还是下了肚子。

还有一件发生在高中毕业后，山里一位女同学邀请几个同学去她家玩，我带了二十张芦席换山芋干。当着同学面暴露了家丑，特别丢面子，没有办法，脸皮熬不过肚皮，穷得叮当响，哪能顾及尊严。

农村集体劳动，除了天气原因，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连轴转，只分农忙，农闲，事多，事少。农忙时，重体力劳动享受过年、过节待遇，吃全米饭，除此之外，饭粥中都要搭些山芋或山芋干。山芋还好一点，山芋干吃多了，闻其味，就恶心，想吐。

我们那个生产队田少人多，一年累到头，连维持生命体征的碳水化合物也得不到全部满足。正常以山芋或山芋干补充，虽然本能地排斥，却熬不过饥饿，不得不吃。

上高中时，很多同学都住校，我也想。因为住校需要用米换饭票，我们家米是掺山芋或山芋片一起吃的，米带走了，其他人就得多吃粗粮，于是被米挡在食堂外面，只好放弃住校念头，与父母一起共度时艰。每天来回二十多里，晴天还好，雨雪天遭罪透了。苍天不负苦心人，如今有一副好身板，应该是早年打的基础。

女儿喜欢吃烤山芋，勾起历历往事，对她说起我的过去，她却不以为然。一个把山芋当零食的人和一个以山芋续命的人想法肯定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代沟。

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弯，对山芋不再排斥了。细细一想，反转应在退休之后，受到洪绍光的影响，膳食注重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山芋富含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吃了，对身体有好处，自然就入选了。

好吃的东西不要多吃，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不吃，营养是“杂”出来的，吃偏食，很难做到营养均衡。常年吃山芋、山芋干固然不好受，偶尔吃吃，或一天吃一顿粗粮，也没有什么不好。

世事沧桑，万事都在变化中，同样是不受待见的糙米，玉米，芋艿，野菜，都成了香饽饽。有基础疾病的人，每天吃一顿粗粮，是有必要的。早餐几片山芋，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既营养，又能控制体重。但必须说明一下，吃山芋要选择板栗味的，口感虽然差一点，含糖量较低，能维持血糖稳定。

人的一生在苦乐中度过，到我这个年龄也算是活通透了，真正领悟到“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的含义。当生活好起来了，不愁吃了，很多人却被慢性病悄悄瞄上，终生以药为伍。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开始认识到食疗的辅助作用，吃变得越来越理性，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都会过脑子，不再受味蕾摆布了，沉寂几十年的山芋又上了餐桌。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