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金凤凰”传奇——中国第一个“青年点”诞生始末 作者：周克述 推荐人：陈德勇（大连知青联络总站站长）

这一辈

　　埋在心底的“前言”

我是1962年8月11日从原辽宁省旅大市金县金州镇下乡到三十里堡公社台子大队梨树沟生产队、于1976年4月26日招工回城的老知青。在长达14年的农村生活历程中，亲身经历了全国第一个“集体插队”的“青年点”从试点、创建、爆红，直到衰亡的全过程，也亲眼目睹了“青年点”在文革前安置城市“下放职工”“社会青年”，在文革中安置“老三届”中学生，以及文革后期以“厂社挂钩”的形式，安置每年从中学毕业的职工子女这三种模式。可以说，梨树沟是中国知青运动的一块活化石，作为亲历者，我感到我和我的同伴们有责任抓紧时间，在有生之年，为它拂去岁月的尘埃，把它原封不动地送进历史博物馆，留给历史学家，留给子孙后代。

此文之所以起名《“金凤凰”传奇》，绝非故弄玄虚，夺人眼球，只因我们青年点的大起大落以及同伴们的生活经历实在是比某些戏剧影视还要传奇。在此，我谨以自己的人格作担保，文中所讲述的内容绝对真实，没有半点虚构。

　　一口大锅，成就了一条大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美帝封锁以及大跃进、浮夸风等党内极左路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跌入了低谷。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农村的局面渐渐好转，但城市的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工厂关停，学校缩编，精简下来的职工和不能升学的学生怎么办？户口在农村的直接回乡务农了（回乡青年这个词就是这个时候诞生的），户口在城市里的又怎么办？那时候初升高（包括中专）的升学率不到60%，高考的升学率也不高，加上每年都有部分中途辍学的学生，社会上本来就已经积压了大批待业青年（当时还没有待业这个名词，统称社会青年），怎样解决这一批又一批待业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于是各级政府都成立了“安置办公室”。原金县公安局局长张仁友就是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当上了金县安置办公室主任。

新上任的张主任认真地分析了他所面临的就业形势：那时候，安置城镇待业青年基本上有两个途径：一是把他们安置到国营农场或军垦农场。这比较好办，但是农场数量有限，能安置的空间实在很小，而且每安置一个，国家都得拿出一部分资金。二是动员他们到农村投亲靠友，个体插队，和社员一样挣工分。（当时知青的典型，天津的邢燕子，北京的候隽，以及南方很多地区都是用这种办法。）这种安置形式的空间虽很广阔，但由于吃、住、取暖等问题不好解决，动员起来难度很大，张仁友为此绞尽了脑汁。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原三十里堡公社万头猪场场长田福文，现在正担任台子大队党支书。两人私下关系比较好，张仁友决定找田福文帮着想想办法。

初春的一天，张仁友坐着县政府给他专派的吉普车，翻山越岭地来到台子大队，说明了来意之后，天已晌了，田福文就留张仁友在食堂吃饭——吃着吃着，张仁有问：现在全金县农村在大跃进时期办起来的食堂都已经解散了，你们怎么还有食堂啊？田福文说，我家在十几里以外的四道河子大队住，每天来回走不方便，所以就留下了这个食堂，请一个老大娘给做饭，另外，还有治保主任和几个轮流值班的基干民兵一起搭伙。

说到这儿，张仁友突然眼睛一亮，他从食堂那口做饭的大锅看到了安置工作的一条大路——最后二人商定，就用这个食堂做基地，建立一个安置点。于是，从六二年四月份开始，大连柴油机厂、金州纺织厂、金县八中的14名下放工人和待业学生陆续来到了台子大队，他们集中在食堂吃饭，在几户社员家借宿，分别被安排在五个生产队劳动。这，就是“集体插队”的青年点最早的雏形。

1963年春，为了加强管理，县里出资在台子大队的六队，即梨树沟生产队盖起了11间平房给下乡青年做宿舍和食堂，先是将分散在各队劳动的青年们集中起来，接着又从金州镇组织了近二十名社会青年，于5月28日正式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集体插队”的“青年点”。

（梨树沟青年点的知青们迎着朝阳上工。右一为点长曲洪业，左一为赵存德）

梨树沟正式建点时共有27人，其中有五名女的，被大伙戏称为“五朵金花”。建点后，我们内部指派了伙食长、伙食会计，每天有轮流的值日生，负责打扫卫生和帮厨。生产队派来一位老农当炊事员，同时指导大家养猪，种菜，过日子。我们白天都在生产队里劳动，凭自己的体能和技能挣工分，成了自食其力的“新社员”。

（小小平房石头墙，黄泥当盖树做梁。梨树沟为集体插队的知青们建起了新家。）

（青年点里有自己的伙食长、食堂会计，每周有值日生负责打扫卫生和帮厨。）

（远离城市，远离父母，从一针一线开始独立生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下乡青年开始跟着贫下中农学习种地。）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下乡青年们开始体会农业生产的艰辛与快乐。）

（生产队长袁执成教下乡青年编筐，告诉他们不管干啥，都得先打好底儿。）

梨树沟青年点建好之后，县安置办立马在很多个公社也建起了青年点。当年8月下旬，县里就召开了首次下乡青年工作会议，每个公社都来代表，唯有梨树沟青年点27名下乡青年全部到场。在会上，梨树沟青年点做了经验介绍，旅大市王新华副市长到会讲了话，鼓励我们下乡干革命，建设新农村。

紧接着，梨树沟的经验就上报到了市里，省里，1963年11月27日，金县安置办主任张仁友到北京，在全国安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做了汇报。在那次会上介绍用集体插队的形式安置下乡青年的有两个单位，除了辽宁省金县之外，还有吉林省农安县，他们是6个人，而我们是27个人，作用和成果明显一些。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和社论，报道了梨树沟下乡青年和老社员一道治山治水、扩大再生产和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事迹，推广梨树沟 “集体插队”的经验。（这两段史实在原国务院知青办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都有记载。）1964年3月号的《中国劳动》杂志也发表安一非的专稿《集中插队办法好》，全面介绍知青“集体插队”的具体做法和注意事项。

（下乡青年在梨树沟和社员们一道修梯田，栽果树，成为扩大再生产的主力军。）

（田间地头，庭院树下，贫下中农给下乡青年们忆苦思甜，做新旧社会的对比。）

梨树沟因为率先开创“集体插队”这种模式而成为全国的第一个“青年点”，3月14日，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旅大市委书记处书记曾宇一行亲自到梨树沟看望下乡青年，并为青年点题词。宋任穷的题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续鼓足干劲，奋勇前进！”。黄火青的题词是：“向梨树沟的青年们致敬！”。

　　（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给梨树沟下乡青年的题词）

3月31号，第三批下乡青年又从市内的桃源街、石道街等地充实到了梨树沟，他们当中有工人子弟，也有老红军和市委干部的儿女，后来还有弃考务农的高中毕业生。而且，台子大队八个生产队，有七个都建起了青年点，全大队下乡青年总数达到了154人。

这年七月下旬，辽宁省政协又一次来视察工作，经著名教育家、副省长车向忱提议，台子大队正式改名为梨树沟大队。

一个名称，传遍了半个中国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青年点”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六十年代，中国农村没有农民这个称谓，全都叫社员。我们刚下乡时，当地社员援引58年“下放干部”这个名词，叫我们“下放工人”“下放学生”，简称“下放的”。队里给下乡青年盖好了宿舍之后，社员们就把我们居住的地方叫“新房”或者“食堂”。63年八月份，县里第一次召开下乡青年代表大会，我们被评为先进单位，填表时，开始填的是“台子大队梨树沟生产队”。后来说不行，大会不是表彰生产队，而是表彰下乡青年，于是改成了“梨树沟生产队下乡青年”，后来又说这不像个集体的名称，又改成“梨树沟生产队下乡青年食堂”。县安置办林长昆说：这个名称也不合适，我们常年在这蹲点，抓点，干脆就叫下乡青年点吧！（我当时和点长曲洪业住在一个屋，有时还帮着他整理材料，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从1963年8月开始，梨树沟青年点便多次荣获县、市级先进单位称号。）

青年点这个名称产生后，我们很长时间都觉得憋嘴，特别是“点长”的儿化音在前面，叫起来很不得劲。我们点有位大连知青徐明林，长得浓眉大眼，但说话有点“大舌头”，在他嘴里，点长成了“屌长”，常常给大家带来不少笑声，弄得点长曲洪业哭笑不得：“算了算了，你干脆就叫我老曲吧！”。

后来，青年点这个名词慢慢叫顺嘴了，通过报刊，我们发现，在吉林、黑龙江那边叫“集体户”，而辽宁叫“青年点”，因为“青年点”这个词儿比较亲切，接地气，所以很快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一个典型，来源于三个优势

梨树沟青年点建点不到一年，为什么会惊动中央，红遍全国？我认为，主要是客观形势上的需要：面对日益增多的待业青年，政府急需找到一条安排他们就业的最佳途径。梨树沟突然爆红，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没有梨树沟，也会有桃树沟，杏树沟。当然，从主观上讲，梨树沟青年点也具备了三个优势：

首先是我们有一个好书记。田福文书记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对下乡青年特别关心，有几件事我至今还都念念不忘。

一件事是62年秋天，当时有的老社员有点儿排斥下乡青年。田书记为此专门召集了一次社员大会，他在会上说：“我听说有的社员瞧不起下乡青年，嫌他们挣了你们的分？占了你们的地？臭不要脸！你们的地是从哪儿来的？不是共产党分给你们的吗？现在国家有困难，下乡青年到农村来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度过国家暂时困难。等将来工业上马了，人家都要回城里。到了那个时候，要让你进城，你能摸着个门儿吗？”从此以后，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就基本没再发生过。

那时候，田书记经常和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就住在青年点，帮着处理一些日常问题。有段时间，有的知青为饼子的大小，稀饭的多少和炊事员打叽叽，田书记就给大家开会，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好汉要争气，赖汉光争食。就为一口吃，叽叽叽叽叽，撑饱了肚皮，丢掉了脸皮，你自己算一算，到底值不值？”我当时很惊讶，这个总说自己连小学都没毕业的田书记，简直就是出口成章了！

（田福文书记经常和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们青年点有位吴桐杰，有严重的胃溃疡，有一次到县立医院做手术，田书记在病房守了一宿。他经常说，城里人把孩子送下来建设新农村，要有个三长两短，三差两错的，我对不起他们的父母哇！

我下乡时，书生气比较足，放工后，总好倚着被垛看书，田书记见到以后，就叫大队木匠铺给我做了一个小炕桌。就是这个小炕桌支撑起了我青年时代的梦想，直到九年后我调到社办工业宣传队去工作时，才把它送给了六八届的知青伙伴们。

梨树沟青年点当时能站住脚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沾了雷锋同志的光！63年3月5日，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建点后，副点长王治惠就提出，为了搞好和老社员的关系，咱们也开展学雷锋、学解放军活动，为社员们做好事儿。于是，小青年们放工后就经常给老社员家挑水、摘菜、扫院子，我们点里的张贵旭还经常为社员们义务理发，这样很快就拉近了青年点和贫下中农的距离。过去我到社员家借工具特别不好意思，现在人家都根据这一天要干的活，把工具准备好摆在院子里：你该用尖头掀还是平头掀，就自己去拿吧。过去队里粉坊推地瓜粉剩下的黑粉，都是按人头分给社员回家熬焖子，现在大伙就说：别分了，送给青年点食堂吧。

（青年点建好之后，首先开展了“学雷锋，学解放军，为贫下中农做好事”活动。）

（“学雷锋，做好事”活动，极大地拉近了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的关系。）

第三，我们刚下乡的时候，体力差，也不懂技术，在生产上只能当配角，但是在传播城市文明，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我们绝对是挑大梁的主角！

记得知青们刚到梨树沟时，生产队长家的二女儿小花已十七八岁了，还从来都没坐过火车，她觉得城里人说话也好听，穿戴也好看，所以有事没事总往青年点跑。后来，她和本村另外三个姑娘都陆续嫁给了我们青年点的男生，成了比李春波歌中的“小芳”幸运得多的“小花”。

女知青程雅辰、曲贞丽从大连回来，脚上穿着尼龙袜子，一下子就吸引了全队姑娘媳妇们的眼球。干活休息时，大伙都围过来问，得多少钱？程雅辰说九毛一双，有位赵二婶眼珠瞪得老大：哎妈呀，九大九毛钱，就这么成天踩在脚底下呀？也难怪，那时从大连到三十里堡火车票是一元钱，九毛钱买双袜子，在社员们的眼里，已经相当奢侈了。后来，曲贞丽送给赵二婶一双袜子，她如获至宝，平时都舍不得，只有出门时才穿上。

（田间地头，劳动间隙，下乡青年轮流给社员们读书读报，宣讲国家大事。）

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更是知青们的强项。1962年冬天，在各队生产形势和社员生活状况逐渐好转之后，大队决定成立业余剧团，想排一出小歌剧，但全大队找不到一个识谱的人。我就凭着识谱这点儿“一技之长”踏上了农村文艺舞台。63年正式建点后，知青们更是成了全大队文艺演出的主力，我们自编自演了歌曲联唱《还是社会主义好》、独幕话剧《血泪家史》、影调戏《水旺苗壮》、《小禾推车》，后来，还排演了歌剧《白毛女》和京剧《红灯记》的选场......这些演出深受社员们的欢迎，几十年后，与我们同龄的老社员们还念念不忘当年那些演出情景呢。

(知青们根据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创作演出了话剧《血泪家史》)

在梨树沟，下乡青年虽然在体力和技能上不如当地的老社员，但在接受新生事物方面却相对比较敏感。从1963年起，梨树沟生产队里的第一位果树技术员、第一位大田技术员、多任会计都由知青来担任。是知青们率先在队里推广玉米杂交新品种，第一个建立玉米制种田和第一个管理稻田；而大队的第一位播音员、第一位接生员也是由知青担任。靠文化牵线，广大知青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共青团员迟德弟当上了梨树沟第一位果树技术员）

（毛桂兰胆大心细，刻苦学医，成了梨树沟大队第一位接生员。）

一首歌曲，唱响了一面旗帜

为了动员广大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1964年开始，梨树沟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除了各级领导来视察工作，媒体记者来采访报道之外，县委、县政府的机关干部、城内的高中、初中学生也经常来参加劳动，体验生活，文艺界很多专家、名人也络绎不绝地来搜集素材，开展文艺创作，他们少的住三五天，多的则住三五个月。

第一个走进梨树沟的是辽宁省文艺月刊《鸭绿江》的诗人阿红、李代生和高东昶，他们刚过完正月十五就来了，在青年点住了三天，临走时写了首热情洋溢的朗诵诗《再见，梨树沟》在联欢会上给大家朗诵（后发表于《鸭绿江》1964年第7期）。

（“身在梨树沟，放眼望全球”，公社为青年点订阅了报刊，建起了读书角。）

（生产队划出一块地建起了篮球场，丰富下乡青年的文化生活。）

紧接着，辽宁歌剧院副院长、著名作曲家刘炽和剧作家刘文玉踏着隐隐显绿的田间小路来到了梨树沟。两个人听完了汇报，就到社员们家里“采风”。刘文玉见梨树沟村东村西各有一棵梧桐树，便以此为题，写了首歌词《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当天晚上，刘炽就在我们宿舍的小炕桌上谱写曲子，谱好之后，第二天早上便叫我试唱，并教给全体知青：

“梨树沟来好风光，好山好水好家乡。花果满山粮满仓，牛羊满圈鱼满塘。要问这荒山为什么变了样？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

自从青年到咱村，山变青来水变长。移山造河改世界，不怕日晒北风狂。梯田修在这高山岭，汗水浇得这花果香。

姑娘小伙满身劲儿，红心壮志向着党。人人都说青年好，红在农村有理想。四月忙种九月收，双手夺来这粮满仓......”

（1964年3月24日《旅大日报》登载了《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歌曲唱出了梨树沟美好的远景和知青们心中的希望，而刘炽，是当时红遍全中国的一流作曲家，由他谱曲的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早就唱遍了全国，青年点同学也几乎人人会唱。那年，他是刚刚做完了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和电影音乐之后走进梨树沟的。他能亲自来为我们写歌，实在是让知青们风光了一把！很快，《旅大日报》登载了这首歌，旅大歌舞团到农村演出也唱了这首歌，后来《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就成了全大队各个青年点共同的“点歌”，一些当地青年和知青们开玩笑，就把我们叫做“金凤凰”。

紧接着，旅大市文联的剧作家康文金、旅大评剧团的创作员王守玉、旅大歌舞团的创作员丁希文也到梨树沟来体验生活，他们先后住了两三个月，同时还辅导知青中的文艺爱好者开展文艺创作。

在众多前来采风的艺术家当中，美术界也不甘落后，除了金县文化馆的摄影专干刘振玉、《旅大日报》美术编辑张家瑞之外，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画家杜连仁及两名学生都陆续走进梨树沟和知青们同吃，同住，临摹，写生。特别是那年五月，《辽宁画报》社也派出摄影师张甸等人来到梨树沟，给青年点拍摄了一组（23张）题为《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的宣传照片向省内外发行，梨树沟青年点几乎是一夜之间便火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一个指示，轰动了整个县城

梨树沟正式建立青年点之后，金县安置办公室的同志经常来看望我们，知青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娘家人”。而在这些娘家人之中，大家最崇拜的还是安置办主任张仁友：他当时40多岁，宽大的额头下面有一对明亮的眼睛，讲话时总是叽里咕噜地观看大家的表情并及时转换话题。他每次来，都要从国际上的反帝风暴讲到国内各地的建设成就，鼓励我们在梨树沟好好干，干出点成绩来。

（县、社领导经常到梨树沟看望下乡青年。图为副县长王秀光和知青们亲切交谈。）

1965年春天，张主任又来了，而且给梨树沟带来了一个特大的喜讯：原来，他和旅大市副市长王新华到北京参加了一次安置工作会，周恩来总理听取了旅大的汇报之后说：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安置下乡青年，省省要有梨树沟。”

（人民日报出版社、当代出版社的知青专著中，都有梨树沟知青留下的足迹）

能得到敬爱的周总理首肯，这是多大的荣耀啊！梨树沟沸腾了！全大队的知青们欢欣鼓舞，老社员也倍感光荣，从县里到公社、大队，上上下下都行动了起来：先是县里拨来资金，在我们原有的11间平房宿舍的西边盖了5间瓦房当俱乐部，供知青及全队社员学习和开展活动，还安上了书架和乒乓球台。接着各个队也重新修订了长远发展规划。县安置办则加大了全县上山下乡的宣传及人才培养的工作力度：一是组建了金县下乡青年文艺创作学习班。二是组建了金县下乡青年“乌兰牧骑”文艺小分队，还将表现梨树沟知青生活的影调戏改谱成歌剧，到沈阳参加全省的知青文艺调演。三是在全县组织了六十多名下乡青年参加沈阳农学院的函授学习，其中梨树沟大队就有五名。特别是我们青年点六四届下乡青年、烈士子女张治平也成为全县第一批“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被选送到了沈阳农学院上大学。

（在周总理批示的鼓舞下，梨树沟重新制定发展规划。左一为大队支书田福文）

（公社农技推广站派技术员为下乡青年讲课，鼓励大家做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唯物辩证法有一个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虽然下乡时我们不少人都是抱着“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支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临时观念，但现在，置身于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环境之中，特别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名远扬的“红旗”单位，大家的思想、情感自然也会“水涨船高”地发生一些变化：浪漫一点的，开始琢磨怎么样在农村的三大革命斗争中找到自身的位置，争取大有作为；现实一点的，开始考虑怎么样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找到可心的对象，早点安家立业。

（知青们的家长经常到梨树沟看望儿女，并开始支持他们在农村安家立业。）

一场运动，砍倒了一面红旗

不管知青们的理想现实也罢，浪漫也好，生活本身却是严酷的。就在人们开始筹划朦胧的明天时，一场意外的政治风暴卷进了梨树沟，它搅乱了众人的视线，也打乱了人们阵脚：那就是四清运动。

实际上，从1963年开始，梨树沟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主要是组织社员们忆苦思甜，新旧对比，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到了65年秋天，“社教”上升为“四清”，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变成了以清理“走资派”为主的政治运动，大队党支书田福文一夜之间也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他平日的艰苦朴素成了“善于伪装”，他一贯的平易近人成了“笼络人心”，下乡初期他经常鼓励我们“好好干，等国家度过了暂时困难，工业上马后你们还能回去当工人”被说成是“封官许愿”，他让生产队把地瓜母子送到青年点食堂、让炊事员做羹汤时“打两个鸡蛋提提味”也被批为搞“物质刺激”......总之，他一手开创的下乡青年“集体插队”的经验全都变成了“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的罪证。

就这样，红旗倒了，到梨树沟来视察的、参观的、采访的身影再也见不到了，青年点疏于管理，一片散沙，知青们似乎变成了一群没娘的孩子。食堂里经常没有菜吃，有时候，炊事员干脆就在苞米面糊糊里放点盐，让大家蘸着饼子、地瓜充饥……一些嘴巴刁钻的人也开始讽刺我们，说“金凤凰”变成“黑老哇”（乌鸦）啦。

那段时间，知青们都陷入了迷茫之中，回想下乡以来，农活苦，农活累，我们一咬牙扛过来了；青年点宿舍冷，墙透风，我们一缩脖挺过来了；农村生活枯燥乏味，有时候为看一场露天电影得跑十几二十里山路，我们也熬过来了。特别是1964年，梨树沟遭遇了特大干旱，都过了农历五月十三“关老爷磨刀”的日子，也没下一场透雨，队里的主要作物花生严重缺苗，严重减产，加上当年治山治水和新栽果树用工量和资金投入也大，年底分红时全队劳动日值猛跌到历史最低水平：两角八！很多人年底分红时，扣除了全年的预支和来年的口粮钱之后，都是红字。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小伙伴们都撒气了，但沮丧了几天之后，我们依然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依旧在心里唱那首当时最流行的流行歌曲：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功夫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莫说我们的家乡苦，夜明宝珠土里埋，只要汗水勤灌溉，幸福的花儿遍地开......”

可谁又能料想到，盼来盼去，竟盼来这样一个无言的结局呢？

大约半年之后，市、县和公社组成了三级联合调查组，由副县长王秀光带队，专门针对梨树沟青年点问题进行调查、甄别，最后的结论是：新生事物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既不能用放大镜看优点，也不该用放大镜看缺点，梨树沟青年点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要努力克服不足之处，把红旗树得更高。

然而，恰恰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县安置办、公社党委、团委都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了梨树沟呢？

紧接着，梨树沟大队也分别成立了“五二八”战斗队和“真理”战斗队，他们各执一词，相互攻击，并很快就发展为武斗：青年点的门窗玻璃被砸了，墙头也多次发现雷管、炸药包，俱乐部里的乒乓球案变成了武斗的“工事”，镶有宋任穷、黄火青等领导题词的镜框也被五股分尸，化为了己有......有的知青回家避难了，有的知青，特别是女的则匆匆办了喜事，先把自己嫁给“平安”再说，而剩下的人则六神无主地开始了心灵的流浪......

梨树沟的红旗倒了！它被“四清”、“文革”，被“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及随之而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给砍倒了！它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倒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客观因素、政治气候之外，梨树沟青年点在主观上也的确“先天不足”，特别是缺少一位有胆识，有担当的领军人物带领大家扬长避短，砥砺前行。点长曲洪业是当时队里唯一的共产党员，他为人正直、厚道，但却性格内向，与世无争。他还当过县、市政协委员，但却不善于撑头为“红旗”锦上添花。第二任点长吕早年是当年“弃考务农”的高中毕业生，本抱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但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下乡不久，便卷入到派性和武斗的漩涡之中。他不能客观对待老知青身上的缺点与不足，当然就难以在逆境中为青年点力挽狂澜了。

一股洪流，改变了众人命运

1968年，一场更大规模的“老三届”上山下乡运动开始遍及全国，除了一部分到建设兵团和军垦农场之外，大部分都是通过梨树沟青年点“集体插队”的形式，安置到各地农村的大队或生产队。可以说，梨树沟的经验已经遍地开花了，正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哪！那年秋天，大连26中的40余名初一和初三学生来到了梨树沟大队的四个生产队，全大队知青总数达到200余人。

紧接着，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从单纯就业的层面上升到了教育的层面，从单纯建设新农村的层面上升到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层面。过去，无论是社会上对我们的称谓，还是我们自称，多是“下乡青年”（也有叫“知识青年”“下乡知识青年”的），“12.22”指示发表之后，大多称我们“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了。

1974年秋天，上山下乡运动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厂社挂钩，定向安置”阶段：金县红旗纺织厂每年将当年毕业的职工子女安置到梨树沟大队，同时也帮助大队发展“五小”工业。从1974年到1979年，先后安置了150余人。那些年，由于县里和公社都加强了知青的管理工作，同时厂里还派一两名干部常年在青年点带队，青年点管理相对比较正规，还被评为大连市先进单位。

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还都处于探索时期，知青，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也必然会参与到这种探索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地随着时代潮流朝前走——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六十年代初期，除了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段语录之外，喊得最响亮，也最直击灵魂的口号是“改天换地，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排头兵；移风易俗，做消灭三大差别的促进派”。1964年初，豫剧《朝阳沟》电影在旅大市的公映仪式就安排在我们三十里堡公社。那一天，梨树沟全体知青是排着队到公社文化馆看电影，然后人人写观后感，选登在旅大日报上。家住市内的大学生金素梅在未婚夫下乡后，毅然跟随他到梨树沟五队安家落户，一时被誉为梨树沟里的“银环”，还被评为1963年度的旅大市劳模。在这种舆论的影响下，梨树沟大队，先后有近百名知青都选择了在农村结婚安家，他（她）们在享受小家庭温馨的同时，也品尝着最实际的农村生活的艰辛与苦涩。

1971年秋天，城市招工开始了，首先是从“老三届”知青中开始的。因为数量不多，老知青们都不敢奢望，而结了婚的连想都不敢想，他们注定自己要当一辈子农民了，每天只奔波于繁重的劳作和繁杂的家务之中。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回城指标越来越多，招工越来越频，到了1975年金县还出台了一个政策，凡下乡五年以上的老知青，只要还没结婚的，一律回城。

我62年下乡，71年因为调到三十里堡公社文艺宣传队，当上了社办工人，挣上了工资，所以压根就没有想到回城，但最终也在76年第一次清“点”的浪潮中回到了金州。当我离开三十里堡时，真是百感交集，首先我想起了14年前田书记说过的：“等将来国家工业上马了，人家下乡青年都能回城”那句话，打心眼里佩服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远见！

眼看着一起下乡的知青伙伴一个个回城，已婚的知青们也坐不住了，他们四处打听国家的相关政策。已经在梨树沟结婚生子的赵存德第一个走进金县安置办公室并递交了一封万言长信，反映已婚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引起了大连市知青安置办公室高度重视。市安置办特派了王维基、曲延佩二人到梨树沟大队蹲点做实地调查，足有半年多。他们挨门挨户地走访已婚知青，一边做思想疏导工作，一边及时向市里反映情况。

1978年年末，阔别的城市终于逐步向已婚知青们敞开了大门，赵存德和徐茂兰这对知青夫妻，第一个得到了回城调令。临走那天，全队社员放假一天，杀鸡宰羊地欢送他们。喝完了送别酒，夫妻二人领着女儿，抱着儿子，也抱着他们家最值钱的家具——一口座钟，饱含热泪登上了接收单位派来的汽车。

曾经的点长曲洪业1971年就在梨树沟结婚安家了。81年春天，他也接到了招工调令，但万万没想到，就在他骑着新买的自行车去单位报到时，竟在离县城仅三里的马路边遭遇车祸，当场身亡，给自己和妻儿留下了终生遗憾。

截止1982年12月，梨树沟各队近百名已婚知青全部回城了，只有一方是知青的家庭，或者就近安排工作，或者由其配偶享受招工指标。与金县红旗纺织厂“厂社挂钩”的青年点，也于80年春全部清点。至此，梨树沟大队历时19年的知青历史画上了一个凝重的句号。

一套照片，引出了一段真情

带着朦胧的憧憬而来，带着渺茫的希望而归，离开梨树沟，我们唯一能带走的就是岁月积淀在大家身上的刻苦、坚韧，以及对乡亲们的感恩和眷恋。几十年来，梨树沟作为我们的第二故乡和青春驿站，一直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大家一次次相约回到那片土地，追忆逝去的岁月，寻找青春的足迹。

（2004年春天曾下乡在梨树沟六队的部分知青故地重游，合影留念）

2016年7月，梨树沟老知青们全都退休了，我们在金州城搞了一次聚会，望着彼此满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每个人都感慨万千，同时都情不自禁地努力回忆对方年轻时候的模样，都后悔当年没有照相机，留下的照片太少太少了。突然，有人提起，1964年《辽宁画报》社不是给我们拍过一套宣传照吗？要是能找到那套照片，我们就能找回青春！于是，聚会一结束，大家就分头在网上找，到区、市档案馆、图书馆查，还到沈阳去找辽宁画报社。得知画报社两年前已解体了，我们又到辽宁美术出版社、省图书馆查阅，都没有结果。

就在大家都像针扎的皮球——彻底撒了气的时候，老知青张治平打来一个电话，说那套大家梦寐以求的照片他找到了！原来，有一天他在院子里和邻居们闲聊时，发现住在他楼上的邻居竟然就是当年梨树沟大队田福文书记的大女儿！她说她父亲1982年已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之后一直在家务农，于2009年去世了，她们家好像有一套老知青的照片，存放在三十里堡四道河村她的小弟弟那里。正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经过姐姐姐夫做思想工作，田书记的小儿子最终用手机把23张照片一一拍了下来，传到大连，又转发到北京。

当我们看到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老照片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这是现实！因为那是整整半个世纪前的历史啊，自从1965年田书记在“四清”中被打倒了之后，我们谁也没见过他，更不用说他的儿女了。再说张治平，他在梨树沟只生活了一年多就上大学了，毕业后直接回到了市内工作。大连有四五百万人，为什么他偏偏会成为田书记女儿的邻居呢？我这个人从来不迷信，这一次我实在找不到答案了，我们只能认定，在冥冥之中有一位慈祥的老天爷在帮助我们，保佑我们，因为他也实在不忍心让一群白发苍苍的老知青在失去了青春的年华之后再失去青春的见证！

找到了老照片，梨树沟知青们的怀旧之情一发而不可收，我们先是将照片一张张翻印、放大之后分发给大家，接着又做了三件事：

一是赵存德立马用自己刚刚学会的网络技术，做了美篇《难忘了旋律》、小年糕《苦乐年华》和电视片《青春已逝 人生无悔》，他反复修改，四处转发，力求让全国各地知青伙伴和专家学者们了解当年上山下乡的真相。我们的第二故乡、现在的三十里堡街道听说之后，也立马派出记者四处采访，一连三期登载梨树沟的照片和专题报道，着实在苹果之乡掀起了一股“梨树沟热”。

二是2017年9月，梨树沟的老知青们分别从北京、大连和金州来到三十里堡四道河村给田书记扫墓。当我们站在这位当年创建中国第一青年点的老书记墓前时，都有种深深的愧疚感，只说了一句“田书记，我们来晚了”就已泪流满面。

（五十二年后，梨树沟知青们和田家儿孙一起为已故的田福文书记扫墓）

从此，我们结识了田书记的儿女，并与他们称兄道弟，相互走动。特别是赵存德，每年都让女儿开着车从市内到一百多里外的四道河村去“走亲戚”，而田家总是把我们当贵宾接待，每次都尽量找一个可以唱歌的地方，让我们挥洒知青人的风采。每到这时候，我们也总要给现已九十高龄的田大婶唱那首一直深藏在我们心中的“点歌”——《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2018年梨树沟各队的老知青和部分家属在金州聚会.岁月染白头，人老心未老）

　　梨树沟青年点，这朵在大连的土地上率先绽放而又过早凋零的山花，可能是因为得到了作曲家刘炽的音乐浇灌，几十年之后，竟还意外地存活在人们的心中。直到现在，很多梨树沟老知青和附近的村民，还能记住《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的旋律和部分唱词，大连市内的知青朋友，听我们讲完当年的故事后，也热情地学唱这首歌，还重新配器，分出声部，在知青联谊活动中一直唱到了山东、北京。

2021年春，我决定做第三件事，那就是利用自己在北京居住的有利条件，把这首一直散落在民间的，既有乡土气息，又有时代印记的歌曲交到国家有关部门或刘炽的后人手中。我先后走访了北京市海淀区文化馆、北京市文联、中国音协和中国煤矿文工团，在领略了文艺界众多官僚主义的冷面孔之后，最终在一位三十里堡籍的青年演员高金磊的帮助下，通过网络找到了刘炽的儿子、音乐人刘欣欣，他七十年代也曾随父母下乡当过知青，目前正致力于搜集整理父亲的全部作品，于是，《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终于奇迹般地回到了这位人民音乐家的艺术宝库之中。

不能不说的“后语”

“金凤凰”传奇的故事讲完了，此刻我的耳边一直萦绕着《梧桐树引来金凤凰》那优美的旋律。虽然，我们当年最终也未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和全国一千七百万知青一道，服从大局，为国分忧，用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与付出，完成了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次悲壮的战略撤退，使得当年深受天灾人祸重压的新中国得以保持稳定，得以战胜困难，得以走出低谷，继而休养生息，迎来今天的长足进步和快速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先烈和父兄相比，我们奉献一点青春的年华，又算得了什么呢？抚今追昔，我认为，我们对得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对得起父母赐予我们的血肉之躯，也对得起儿孙们对我们的同情、理解和尊重。为此，我们依旧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

青春已逝，人生无愧！

（2020年6月起笔，完稿于2022年9月，修改于2023年4月）

（注：本文老照片摄影：张甸、照片保管：田振士、照片修复：赵存德、线索提供：张治平）

作者简介：

周克述，祖籍重庆，现住北京，1945年出生。初中毕业后，于1962年8月下乡插队，在辽宁省旅大市金县三十里堡公社台子大队梨树沟生产队青年点务农。1976年回城后，在大连市金州汽车部件厂当工人、工会干事、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1996年，调大连市金州区总工会工人文化宫从事文艺创作、文艺辅导工作至退休。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原里小区9号楼6单元602室 周克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