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天岳山街上的那些事

张运雄

　　天岳山街是古城岳阳的一条老街，它始建于明朝初期，街因天岳山得名。天岳山古称巴丘山，是古时岳州城南门外最高的山，天岳山街修建在山最高处的北坡。

据清《光绪巴陵县志》载：“天岳山街自十字街南一百三十步，东为金家岭巷；又南百六十步，至羊叉街，北通油榨岭，南通塔前街。”

至民国时期，天岳山街已是一条商业街，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甚是繁华。

1958年我们在此入住时，放眼所见，街道是石板铺就的，石板横直排列有序，但凹凸不平，那是时光在上面刻下的印记，沧桑尽显；街道两旁大都是白墙黛瓦的民国时期房屋，简洁沉稳，自成一格；店铺、诊所、工厂、机关、学校分布在街道两旁，顺应民生，合情合理。

2015年从天岳山迁居他处时，我在此地已经整整居住了57年。57年间，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或耳闻，或目睹，或亲历，记忆犹存。

凡人小事，市井烟火，时代风云，世事变换……，若隐若现，挥之不去；萦绕心头，耿耿于怀；不吐不快，一吐为快。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一

我认识的天岳山街上的头一个敖人是刘爹，那时他在天岳山街上开着一家寄卖店。

大凡有寄卖之物，无论金银珠宝、名表金笔、书画文玩、古董杂件、绣品皮货、毛料衣裤、靴鞋杖帽、家具线车（自行车）……，刘爹手把眼观，须臾间即可作出判定，给出价格，少有看走眼和估值太出偏差的时候。大家都说刘爹是个公道正派的敖人。

刘爹中等个头，生得白白净净，说话轻言慢语，满脸带笑，人缘极好。因了刘爹的公道正派和好人缘，寄卖店生意兴隆，闻名遐迩。

我认识刘爹时还只有八岁多。1958年我们从长沙乡下迁到岳阳后，所住院子的前门是印刷产品门巿部，与刘爹家的那栋商住两用的二层楼房隔街相望。

刘爹夫妇养育有十个子女，老六老七老八都是男孩，与我年龄相近，大小不会超过两岁，我们自然就成了玩伴。乡里伢崽上哒街，脑壳都望歪。我对街上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喜欢四路里跑去看。来到刘爹店里一看，宝笼里摆着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我从未见过的，五光十色，熠熠生辉，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刘家兄弟告诉我，那些都是金银财宝，都是很值钱的东西。还说楼上他们家的住房里还有好多这样的东西。那时候人小，什么也不懂，过了下眼瘾而已。

刘爹跟我父亲是老熟人，当我到刘爹店子里去找他那几个崽玩时，刘爹会笑着对我说：“雄伢子又来哒！快去，他们都在后面院子里玩。”

1960年代初、中期，大概就是我读初中的时候，看到刘爹店子边上的墙壁上贴有收购金银珠宝，古董书画，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革命的海报，寄卖店的生意也因此而越来越好了（估计此期间有不少文物古董以合法名义流入了海外）。店里为此新增了人手，新来了一位高爹。高爹年纪略大于刘爹，个子也比刘爹高大，高爹看上去显得很严肃，成天黑着脸，没有刘爹那样好接近，我们之间也就没有什么交集。不过听大人们说，高爹也是寄卖行里的一把好手，店里的事情拎得起放得下，收放有度，游刃有余，在业内备受推崇。如此说来，高爹也应该是天岳山街上的一位敖人。

寄卖店后来搬到南正街去了，为何要搬？何时搬走的？我不知其详。只记得1980年，我在那里通过刘爹寄卖了一台12吋台扇，那台电扇是岳阳城南电机厂生产的，我一个同学在厂里当领导，以80元的内部价（对外120元）买给我的。电扇用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质量有问题，将它卖了，还赚了五块钱。然后车转身到对面五交化商店，花一百五十元买了台武汉产的16吋荷花牌台扇，使用了好多年一直没有出过问题。

据说刘家老八后来子承父业，自己开了一家寄卖店；老五从小喜欢收藏，读了大学提了干，在长沙电业局局长任上退休。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出版了一本古玩收藏内容的书。老五老八秉承乃父遗风，各有所成，堪喜堪喜。

刘爹的三女儿嫁给了我们印刷𠂆的任同志，任同志成了刘爹的郎崽子，成了刘爹的“半个儿”。围绕刘爹的儿女还有好多可说之事，限于篇幅，就止打住。

　　高爹有一个孙子叫高武岳，年龄比我略小，他身有残疾，瘸脚跛手，走路一步一倾，一步三摇，好似在风浪中颠簸的一只小船；他说话不流畅，脑子也不是很灵光，他母亲在武汉工作，他跟着爹爹生活，也没上学念书。高爹很看重孙子，每天给他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还给他零花钱，用高爹的话说是：“相公得从自家屋里喊起！” 确实，自己家的孩子自己都看不起，别人会看得起吗？

高武岳喜欢和我们一起玩。他虽然身有残疾，为人处事却很豪爽，他用爹爹给他的钱买来零食后，他不会一个人躲在一边去吃独食，而是与我们一起分享，蛮合群的。我们玩“官兵抓强盗”游戏时，他会在一旁加油助威，还会悄悄地告诉各方想知道的一些小秘密，使自己能左右逢源。

高武岳有时候会将他爹爹养的一只大白狗牵出来玩，这是一件最令我们开心的事情。当高武岳牵着狗走来时，我们会一窝蜂地围上去，这个摸摸狗头，那个拍拍狗背，高兴得不得了。有的小伙伴还会接过高武岳手里的绳子，牵着狗狗去遛圈。

我们跟着高武岳叫大白狗“小白”，高武岳牵“小白”出来的日子，也是高武岳零食买得最多最好的时候。零食买来后，他会首先投喂给“小白”吃，然后再分给我们吃，我们笑他“重狗轻友”。高武则说：它只一个人，容易分些，当然先分给它吃。说说笑笑时，我们也会将手中的食物喂给“小白”吃。“小白”吃完我们喂给它的食物后，会定定地望着我们，不停地晃动着高高翘起的尾巴，也不知道它是在感谢我们呢还是在讨要吃食？

有时候高武岳也会同我们一起到外面去玩，他行走得慢，大家会停下来等他一阵，看到他有不便之处，我们会拉他一把，托他一下，大伙间的关系处得有一磨子厚。

高武岳很喜欢解放军，他说解放军打敌人，保家卫国，了不起。爱屋及乌，因此他喜欢穿军装，且一穿就是军衣军裤军鞋军帽一全套，风纪扣扣得紧紧的，绿衣领里还露出白衣领。有时他莫名地高兴了，还会挺直身板立正站好，用双手给大家敬礼。他说他给大家敬的是军礼！

我们玩着玩着，不知道怎么一不留神就再也沒见到他了，这一别几十年就过去了。

高武岳你在哪里？我们想念你！

高武岳你还记得我们吗？我们是雄伢子、伟伟、小毛、胖子、华伢子、光辉、联鸡婆……，大家真的好想你！

　　隔寄卖店两家的北边，开有一家广播器材维修站，我知道这家店子的存在，却很少关注过它，但是对整个城关镇上空一天到晚都飘荡着的广播喇叭声，印象很深刻：

“……嘀、嘀、嘀！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六点整”，接着听到的是“东方红”乐曲声，这预示着一天的广播开始了；

上午九点钟，稚嫩的童声响起：“星星火炬，开始广播”；

上午九点半钟，会有第X套广播体操口令播出：“……第一节，伸展运动，1、2、3、4，5、6、7、8；2、2、3、4，5、6、7、8，…．”；

中午和下午也会有不同的广播声；

晚上八点，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联播节目后播放《国际歌》。雄浑、激昂的《国际歌》在夜空中回荡，令人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国际歌》播放完毕后全天的广播也就结束了，此时已是二十点三十分了。

那时候没有电视，文化娱乐生活也极其单调，晚上九点钟左右人们就睡觉去了，一切归于沉寂。

那时候的广播喇叭声，就像是起床的闹钟，劳动工作的鼓点，开会学习的铃声，熄灯就寝的号角，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哪天听不到它，还真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虽然对广播器材维修站少有关注，但是对其还是有所耳闻的。最直接的耳闻是常听到他们修理完广播器材后，“喂喂”“喂喂喂”的试机声。那“喂喂”“喂喂喂”的长沙口音的试机声是赵姓师傅发出来的，急促又宏亮，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如果再多叫几声，眼珠子只怕都会震出来；那声音像隐形的脱兔，倏地就窜进了印刷𠂆门市部，窜进了了我们住的院子里，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听觉冲击。

父亲他们与赵师傅很熟，我听他们喊他“赵胡子”。我觉得这绰号取得恰如其分，因为赵师傅长着滿脸络腮胡子，浓密漆黑，有点像连环画中的“山大王”。有时候当“喂喂喂”响起的时候，父亲他们会说：“赵胡子，嗯把声音调细点啰，耳朵都要震聋哒！”“赵胡子”忙不迭地回答说：“好好好，要得要得。” 陡然间，“喂喂喂”变得轻柔了。

我还听说，维修站的赵师傅和佘师傅技术了得，不仅能修广播器材，还精通无线电技术，是本地首屈一指的专业人才，不由得对他们心生敬意。

与广播器材维修站直接发生联系，还是1966年我参加工作以后。

读初三的时候，在同学的影响下，我爱上了无线电，曾装过矿石收音机。矿石收音机很简单，只需一只二极管，一副耳机，再架上一根天线就可以收听到电台播音。参加工作后，每月有了二元四角钱的晚班津贴费支配权，于是我决定将每月的晚班津贴费用来购买无线电元器件，装一台远比矿石收音机高级的晶体管收音机，用来听新闻、听歌曲、听故事。

知道维修站的两位师傅都精通无线电技术，于是我有事冇事就开始往维修站跑，想从两个师傅那里偷学点无线电技术，争取早日装好我的收音机。

开始去的时候，我只是站在一旁看两位师傅工作，一声也不吭。后来发现像我这般年纪来维修站的人还𣎴少，一打听才晓得大家都是抱着和我一样的想法而来的，于是乎大家相识相交了。

有时几个“发烧友”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会将在装收音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说岀来，向赵、佘两位师傅讨教。他俩知道我们的底细，回答我们的问题格外耐心，格外详细，使我们听得懂，消化得了，让我们受益非浅。加之“发烧友”之间相互来往，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所以进步还是有蛮快。

去的次数多了，知道赵师傅叫赵健夫，佘师傅叫佘立昌；赵师傅是转业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在部队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接受过良好的培训和学习，理论水平高，实际工作能力强；佘师傅是长沙人，长年从事广播器材和无线电维修工作，见多识广，实践经验丰富，是无往不胜的技术能手。

与赵、佘两位师傅混熟后，有时会向他们讨要一点焊锡、松香之类的东西，一般都能如愿。当然也会在这里买一些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变压器、线圈等元器件。因为这里有拆卸下来的二手货买，价格比五交化商店的便宜多了。

在维修站结识的无线电爱好者有：吴昆吾、曾宪辉、杨花献、柳岳生、张湘林等。吴昆吾后来成了五交化公司的头牌无线电修理工，他的“黑白电视变彩色电视”的创新，岳阳某报曾有过整版报导；曾宪辉进入了市公安局，在“机要科”从事无线电方面的工作，知道好多局外人不知的“机要”；杨花献则在洞庭北路开了一家“青少年无线电器材商店”，为培养无线电后备人才贡献力量；我在维修站“参师”结友后，不久就装成功了一台再生来复式四管收音机，效果很不错，可以收听到十来个电台的播音。曾有一天，我开着收音机，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在厂里转悠了一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那举动是秃头上的蚤子明摆着，炫耀！那时候很少有人买得起收音机，有收音机会让人㵪慕，更何况还是自己装的收音机，更是多了一份自鸣得意！

柳岳生和张湘林后来都进了3517工𠂆，虽然无线电没有成为他们的专业，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均有建树。我们这群“发烧友”的经历让我感觉到，热爱无线电的人都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

后来长沙乡下的三舅来岳阳走人家，他回去的时候，我将收音机送给了他，至此，我的无线电生涯也就戛然而止了，自己也就被定格在无线电爱好者、初学者层面。

2020年底在“巴陵老街”群与赵健夫先生又相遇了，他网名“夫子”。由是我想到，几十年前我肯定将父亲他们对赵师傅的称呼听错了，他们都知道赵师傅曾在县工会教过课，知道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他们肯定是称他为“赵夫子”，而我以貌取人，听成了“赵胡子”。得罪，得罪，望乞“夫子”老先生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