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恩怨

苏仲辉

历史恩怨

什么人都说我小学时书读的好，但我初中却没考进。母亲就把这事归咎于大姑丈。因为，在小学毕业填写社会关系时，我在表格上如实填写了：姑丈，陈祖谋，恶霸，解放初被镇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别强调家庭成分与社会关系，成分不好与社会关系复杂，往往决定了你的荣辱，也是压垮人生的一棵稻草。但这仅仅是怀疑，就怪罪于大姑丈是不对的，这背后更多地是母亲与大姑丈之间历史恩怨的投射。

陈祖谋，北墩村的一位富户人家，他相貌清秀，年轻时在古田城关求学，热心时政，求学期间便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更是被选为古田县国民党党部委员。他年纪虽轻，但总是戴着一顶黑色带檐的礼帽，手执拐杖，一派绅士风度。他向我的爷爷提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姑姑花容月貌，身材高挑，肤白如雪，是北墩村公认的美女，而且大姑也常在城关生活，身上有着农村人所不具备的独特气质。

陈祖谋与大姑成婚后，大姑便在北墩安家。陈祖谋在北墩有着丰厚的家产，北墩村最富丽堂皇的一栋房子便是他们的家，这栋房子一度还作为北长乡的乡公所办公之地。陈祖谋与县长黄澄渊关系匪浅，因此被任命为沂（洋）前乡的乡长。而沂洋这个地方，作为福州通往建瓯，以及建瓯到达闽江口的交通枢纽，在抗日战争时期其战略地位尤为重要。

1941年4月福州沦陷，驻守福州的日军计划进攻古田，切入福建腹地，在第三战区防线上打开缺口，彻底瓦解闽浙赣中国军队防御。驻守福州的日军48师团派出一个大队左右兵力在飞机掩护下，向古田方向开进，在闽侯大湖一带遇到中国军队阻击。从5月21日开始，历时7天，经过中国军队英勇顽强战斗，共歼敌300多人，取得了战役的完全胜利，不仅保障了临时省会永安和战时工业中心南平的安全，也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民众的抗日士气。但是，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也牺牲了200余人，伤者更多，这些伤者主要的就是运送到沂洋来救治，因为沂洋离天湖战区有公路交通，运送最便捷，而沂洋离古田县城也近，医疗物质来源方便，是大湖战区理想的大后方。二三百的伤员一下子来到沂洋，这下可忙坏了刚上任不久的陈祖谋乡长，需要的服务人员也大大的增加。

由于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父亲开办的“吉庆堂”的生意极为萧条，而我大哥又刚出生不久，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就去沂洋找他妹夫陈祖谋要一份工作。大姑丈没有推辞，马上就给父亲安排了文书工作。做文书工作与服务或打杂工作不同，要着正装，就是上班要穿中山装，而父亲穿的是传统的长衫。这可难坏了父亲。母亲就说，是你妹夫当乡长，先向他预支半个月的工资来做衣服，结果碰了鼻子。我母亲又出主意，叫我父亲向她妹妹借布来做，因为母亲知道大姑家有很多的布料，但借来的是不能做中山装的劣质布料。气的母亲心里在骂，越富越小气，越富越没人情味。后来还是母亲卖了陪嫁的金手镯而为父亲做了一套中山装。

8月27日，日寇飞机轰炸了县城，外公大厝隔壁的秦家大院被炸。秦家大院是前明时期的典型古建筑，气势极为恢宏，正厅就能摆设30多桌酒席，后厅也能摆设20多桌酒席，且装修极为精美，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日军飞机投下的燃烧弹，将秦氏大宅一、二进烧毁。经抢救灭火，仅留下了三进。这给当时的旧城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灵恐慌，母亲就叫外公外婆去北墩“逃反”（古田老百姓都把逃避战乱称为“逃反”，即逃避“造反”），外公拿了10担的大米与大姑丈异地兑换。但外公外婆长期在县城住的是豪门大院，在北墩住的小房子实在不习惯，没住几天就回县城了。这时母亲去向大姑丈要这10担大米，而大姑丈只还了8担大米。理由是大米往来运费要扣2担大米。这下子气坏了母亲，这大米双方根本就没动，哪存在着运输费？不仅如此，这八担大米一直拖到秋后才还。一气之下，母亲也不让父亲再在沂前乡公所工作了。其实，这里有一个误会。异地兑换大米是契约关系，给10单还8担，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而外公的10担大米，当时都被送到沂洋供给那些伤病员了，只有等到秋季收成后才有米来填补这窟窿。这是母亲不能理解与不知道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谈判破裂，共产党游击队在古田活动活跃，那时北长乡的乡长是陈祖谋，乡公所就在他的大厝内。1947年4月7日，刘捷生秘密通知在古田北区平湖活动的郑荣堂率部前往澄洋配合暴动。8日，郑荣堂奉命率50多人从平湖向澄洋进发，途经北墩，攻打了北墩乡公所，并开仓分粮。起先村民们都不敢去分粮，郑荣堂说，如再不来挑粮就放火烧仓了。这样村民们才去挑粮。在游击队攻进乡公所时，陈祖谋在县城，而他在家的弟弟陈祖青一吓，就躲到了“暗楼顶”（房屋最顶隔层）。趴在“暗楼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开仓分粮时每个人挑粮的情形。游击队退后，乡公所要求参与分粮的村民要双倍返回粮食，而且还能准确的说出每个人挑去的数量。这激起了民愤。父亲的堂叔公炎生就组织乡亲反抗，说当时如不是我们这些人去挑粮，你那家早就被烧了，不感谢我们，还要我们双倍还粮，真是没天理。不料，乡公所以通共罪名将其逮捕。陈祖谋毕竟是苏家的女婿，苏氏族人就赶到县城要我父亲去说情，陈祖谋也派人赶回北墩，指令将人押到县城去处理。陈祖谋指令还未到，被捕的炎生公就在巷头坪（离北墩不到5公里）的地方被枪毙了。这下子造成了连锁的积怨，族亲怪我父亲没去说情，母亲怪大姑丈没有人情，族亲对大姑姑家留下了历史的仇恨。

1949年解放军势如破竹，一路南下。5月底，国民党县党部就发出通知，动员党部委员整理好所有资料准备南逃去台湾。这时陈祖谋回了一趟北墩，再要去县城时，路上遇到了他的秘书林文成，说解放军已经进城了，县城不能再去了，于是他又跑回了北墩，但北墩也传出了风声，要抓他们兄弟。没几天，陈祖青就被抓了，押解到县城，说他身上有血债，很快就被枪毙了。陈祖谋跑的早，躲进了深山，林文成秘书还是跟着他。林文成是大桥人，在县城读书时，他村里两个异姓家族间发生械斗，他父亲在械斗中身亡，是陈祖谋帮他继续完成了学业。所以林文成极为感激陈祖谋，一直跟在陈祖谋身边工作。现在陈祖谋走投无路了，他还紧跟着。陈祖谋虽为北墩农村人，但从小没吃过什么苦，整天在山里像无头苍蝇一样转，肯定是吃不消的。而且有一次还从悬崖上摔下，拐了脚，跑不动了。这时，陈祖谋将身上带的公章、文件与金条等都交给了林文成，敦促他赶紧往南跑，赶上国军去台湾。在陈祖谋一再催促下林文成走了，陈祖谋被抓了，没几天被枪毙在古田旧城的体育场。

林文成真的去了台湾。改革开放后，林文成回来了，他在古田没有直系亲属，他特意到北墩去拜见了我大姑姑。他还认得我大姑姑，他紧紧抓住我大姑姑的手泣不成声，别离时还跪倒在大姑姑面前，那情景实为感人。

解放后的那些年，我大姑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她长的漂亮，虽为寡妇，向她提亲的人还是很多，但她终身不再嫁。她拉扯一对儿女长大，确实太不容易了。表哥陈文敏特别的苦，12岁就辍学，就得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年纪大了，要结婚，时任村书记的苏金生，就是当年被国民党枪毙的炎生的堂弟，坚决不让表哥结婚，结婚的那天，宾客都来了，硬要把新娘连夜赶走。当时，母亲也去参加了婚礼，去找金生书记说情，但没用。

毕竟，父亲只有两个亲妹妹，大姑丈死后，父亲与大姑姑的来往更频繁了。我小时候也经常去北墩，都是住在大姑姑的家，刚到时，大姑姑总会煮一个冰糖蛋给我吃，而且会泡最好的清明茶给我喝。有一次，她又被罚去扫街，我说我替你去扫吧，她笑了笑，打了我一下头，说，傻瓜，你又不是地主婆，这怎么能替代的。

1966年5月16日，中央颁布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学校要求毕业生如实填写政审表格更严了。我将表格拿回家征求意见，父母亲对于要否填写大姑丈的信息都犯难，因为在此之前，就有人检举揭发父亲在沂洋乡公所工作时加入过国民党，还曾经在他妹夫陈祖谋逃亡深山时，有叫我大哥为他送过饭。父亲后来对我们说他在沂洋乡公所做文秘工作还没几个月，那时沂洋乡公所国军与南洋回来的军人很多，工作忙的都透不过气来，哪里有时间去关注什么党不党的。在你大姑丈逃亡时，他人还在县城，怎么会叫你大哥去送饭。那时你大哥是在北墩，也确实去帮送过饭，但不是他指派的，是大姑姑的主意，因为小孩目标小，不会引人注意。但，这事情怎么会在十几年后又被翻出来呢？父母亲认为既然有人检举揭发了，政审表格还的填，否则被查出来那后果更不堪。

我名落孙山，母亲就很自然的怪罪到大姑丈身上了，说大姑丈生时没给我们一点好处，死了还在株连我们。其实，母亲这次确实错怪了，我在66年复课闹革命批斗古二小林秀钗校长时，就质问过她，我们这届升初中主要是凭分数还是政审，林秀钗校长很肯定地说，是分数，是成绩，政审仅作为参考。林秀钗校长是虔诚的基督徒，终身未嫁，她是不会说谎的。

那年小学考初中，考场设在第一小学，考语文与算术两科，语文只考作文，作文的题目记得是《学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的著作文章，不是课文，我好像没有读过，作文肯定没写好，算术也没考满分，一平均就没有上线了。好像全班落榜的就我一人，其他（她）同学都上了古田一中或其他各中学去了，我就去了不入流的农业中学。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上农业中学，使我父母脸面尽失，但没有给我造成什么实际性的损害，却给我带来了实际性的利好，这将在下一章节中叙述。

2024年9月16日 苏仲辉 于厦门

北墩村景照

大姑姑北墩现住的房子与曾孙女曾孙及读书时的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