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邦 治虫益华一一浙大西迁贵州办学时的蔡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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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加拿大的蔡恒胜，是我国昆虫分类学创始人蔡邦华的儿子。擅长大数据分析的蔡恒胜，退休十余年，痴迷电脑写作，硕果累累。他就竺可桢浙大西迁贵州办学日记中浙大院系领导、主要教授出现频率作了详尽的数据分析，自1940至1946年七年间，其父蔡邦华的频率为770次，排名第二，仅次于位居榜首（803次）的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由此足见蔡邦华在浙大西迁贵州办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多么的重要。
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期担任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的蔡邦华，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也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研究的学者之一，更是中国昆虫生态学的重要奠基人。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蔡邦华就怀揣“科教兴邦”的志向，选定“治虫益华”的目标，两度负笈东瀛，潜心求学。1928年，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深造归国后不久的蔡邦华，就由浙江省昆虫局高级技师任上转到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很快，又由浙大派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从事实验生态学的研究。1932年8月，蔡邦华在法国巴黎参加第五届国际昆虫会议之后，返回浙大农学院任教。次年6月，因不满浙大校长郭任远推行党化教育，蔡邦华与多位教授愤而离校，先是去了南京，后又到杭州昆虫局任职。

浙大西迁江西吉安时，时任杭州市昆虫局局长的蔡邦华正好避难于此。他应竺可桢校长邀请，重返浙大任教，并被推选为校务会议委员。他先是担任农学院教授，一年后在宜山出任农学院院长，成为竺可桢校长“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理念实施的核心团队成员。
1938年11月28日，因时局严峻，已决定由宜山迁往贵州的浙大召开临时校务会议，成立了迁校筹备委员会，由蔡邦华和张其昀、吴钟伟、梁庆椿、贺熙、胡刚复、李熙谋等七人任委员，并制定紧急处置办法。12月23日晚，浙大又召开迁校委员会及行政会议联席会议，决定请胡刚复、李熙谋、蔡邦华三人担任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即日赴贵阳、遵义、湄潭等地，落实浙大迁黔以后的新校舍。
在蔡邦华等人的努力下，浙大得以实现由广西向贵州的迁移。先是将一年级安置在贵阳的古镇青岩，二三四年级则在遵义顺利开学。随即，蔡邦华又和教务长张绍忠、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一道，去往湄潭县城和永兴古镇两地考察，草拟出筹建浙大湄潭分校的报告，绘制好新校舍的草图，作好一旦遵湄之间公路修通，即迁往湄潭的准备。

1940年5月6日，竺可桢校长组织蔡邦华、舒鸿、胡家健、贺熙等人，由遵义县县长刘慕曾、乡绅胡忠相等陪同，浩浩荡荡地乘坐大卡车沿刚勉强修通的遵湄公路去往湄潭，与该县县长严溥泉共商浙大农、理学院迁湄事宜。在湄潭，蔡邦华和胡刚复、舒鸿、贺熙、胡家健随竺校长列席了由严溥泉县长主持的“湄潭浙大迁移协助委员会”会议，议决湄潭县中与浙大实验学校合并，文庙与民教馆让给浙大使用，尽快寻觅住宅250间，交由浙大分配。当月，农学院即迁往湄潭。尽管草草修成的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车到半路就抛锚，但蔡邦华和师生们义无反顾，下车步行，长途跋涉70余里，到达湄潭，进驻文庙，开启了农学院扎根湄潭办学的崭新篇章。

浙大农学院湄潭办学六年，蔡邦华苦心孤诣，惨淡经营。落脚未稳，他就在湄潭西郊开辟了200余亩的农场。其中既有农艺场，栽种水稻、小麦、棉花等，又有园艺场，种植蔬菜、水果、花卉等，基本解决了农学院必不可少的实验用地问题。紧接着，他又全面恢复了农艺系、园艺系、蚕桑系、植物病虫害系、农经系的教学科研，各项工作迅速步入正轨。战时避乱、赋闲居于湄潭的教育界耆宿江恒源曾兴趣盎然地登上农学院农场牛郎背上的“七七”亭，感胜景在望，喜赋一联“一亭坐揽溪山胜，满路争看桃李春”，对蔡邦华麾下的农学院极为赞赏。

除和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一道，合力主持浙大湄潭分校的行政事务外，蔡邦华多个担子一肩挑。他既是学术科研的带头人，又是课堂教学的行家里手，还是青年学子成长进步的领路者。
蔡邦华专业知识渊博，学术造诣深厚，在昆虫学研究方面，对于我国的螟虫、蝗虫、白蚁、小蠧、松毛虫以及五倍子蚜头等的分类学、生态学都有深入的探索、独到的见解和卓著的成就。据他的学生回忆：蔡老师每次外出开会或闲暇郊游，都会随身携带捕虫网和采集袋，往往都能满载而归。《五倍子的研究》《西南各省蝗虫的分类》《马铃薯蛀虫的初步研究》《黄蚂蚁的初步研究》《稻苞虫之猖獗与播种关系》等论文，都是他在湄潭艰苦的环境中、简陋的条件下，尤其是繁杂的事务里像挤牙膏似的挤出时间完成的。
1943年2月5日，浙大农学院在湄潭西门外新建的农民馆举行第二届农民节，蔡邦华作为一院之长，以《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最近三年来之设施与研究概况（1943年）》为题，发表主旨讲话。该讲话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117期，后为《农报》1943年第8卷第13-18期转载。
更值得称道的是，在湄潭时期，他还和植物病理学家陈鸿逵教授（民盟盟员，浙江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第五届浙江省政协委员，作过民盟浙江省副主委）一起，于1940年年底发起创办了《病虫知识》季刊，由竺可桢校长题写刊名，蔡邦华撰写“创刊词”，在遵义石印出版。该刊所刊发农学院师生、校友论文，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并且不尚空谈，而是与农业生产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 蔡邦华的《竹蝗与螶螽之猖獗由于不同气候所影响之例证》和《米象猖獗受 营养之影响》两篇论文就发表在《病虫知识》上。
蔡邦华在浙大湄潭分校，长期担任“昆虫分类学”、“昆虫生态学”等课程的教学。他在讲课前，必须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认真作好充分准备。上课时，他的讲解总是详尽细致，娓娓道来，而且特别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譬如说讲昆虫分类时，他就一定要联系到一些主要的害虫和益虫，条分缕析，讲得特别详细，总是让学生印象深刻、收获满满。他利用暑假开设的“作物通论”“园艺通论”“森林大意”“蚕桑泛论”“畜牧通论”“农业经济”等讲座，更是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他在湄潭时期昆虫分类讲稿为基础，整理出版的《昆虫分类学》一书，分上中下三卷，计60余万字，成为广大昆虫学工作者置于案头的必读书。直到2017年，该书的修订版还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的名义，再次出版，全书1150页，179万字，用以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唐觉，蔡邦华夫人陈绵祥的姑表兄弟，1937年考入浙大农学院。自1938年初，时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的蔡邦华避难到江西吉安，应竺可桢校长之邀返回浙大授课开始，两人之间就有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师生情谊，以至于唐觉对蔡邦华夫妇改口以老师、师母相称，而不再叫表姐夫、表姐。在蔡邦华的悉心教诲、精心指导下，唐觉学业精进，很快，就成为蔡邦华的得力助手。1941年毕业留校后，唐觉就追随蔡邦华，从接手五倍子的研究开始，由助教而讲师，再到副教授、教授，成长为国内著名的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1944年在重庆召开的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农学会年会上，蔡邦华宣读的四篇论文摘要，就是他和唐觉师生二人通力合作完成的。唐觉长期致力于昆虫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在五倍子、仓库害虫、种子害虫、白蚁和蚂蚁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18年获中国昆虫学会终身成就奖。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蔡邦华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和悉心指导。1982年10月，唐觉应邀参加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栲胶五倍子学术讨论会，重回湄潭，让湄潭人知晓浙大西迁的历史。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想这也是蔡先生的功劳没有蔡先生，我就不可能搞五倍子，不搞五倍子，我就不会到贵阳开会，重回贵州湄潭，那么浙江大学西迁的历史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提起了”。除唐觉外，蔡邦华在浙大西迁贵州办学期间，苦心孤诣地培养和造就了张蕴华、张慎勤、杨平澜、徐道觉等十余位蜚声国内外的昆虫学家。
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中，国民党湄潭县党部书记长叶道明假公济私、挟嫌报复，不惜采用栽赃陷害的卑鄙手段，在湄潭强行搜查了浙大农学院农经系助教潘家苏和该系四年级学生滕维藻的房间，欲对二人实施拘捕。是蔡邦华第一时间据实将此情况向遵义校本部的竺可桢校长报告，并积极设法营救。按照第38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校长的意见，他迅速赶赴贵阳，通过同行刘延蔚向其岳父、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疏通渠道，申明情况、据理交涉，希望他“令警备司令部与潘、滕二人以充分时间审决”。这就为随后和竺可桢校长一道将潘、滕二人救离险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而有效避免了他们二人遭受歹人进一步的陷害和荼毒。蔡邦华与竺校长爱生如子，不惜以身犯险、鼎力相救的义举，长时间在浙大师生中传为美谈。时隔数年，在杭州，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农学院学生于子三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运动被捕，惨死狱中。蔡邦华突破军警封锁，晋京情愿。面对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无端指责，他义正辞严地说：“于子三千真万确是个好学生，我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说话，不能不为他哀悼。”其爱生如子，不惜以身犯险的精神，再一次得以凸显。
1946年6月，浙大农学院由湄潭迁回杭州，在华家池的原址上重建校园。蔡邦华领导规划了农学院“四面楼群，一池碧水”的愿景，亲自督建了在池畔呈品字形的“后稷”、“神农”、“螺祖”三馆等标志性建筑，使农学院得以很快恢复教学研究秩序。后来，他又临危受命，被推任为浙大校务委员会临时负责人，代行校长职务。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期间，被推举为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科学界十五名代表之一，并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光荣登上天安门城楼，直接见证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全过程。他是第一、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2年离开浙大以后，蔡邦华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副所长。他以“大先生”的人格、责任和担当，既领导、组织和参与科研课题，又在北京大学兼职教学，还出席国内外相关的学术会议，为我国昆虫学的研究、病虫害的防治，笔耕不辍、奋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83年8月18日，即蔡邦华逝世十天以后，《人民日报》刊登消息，称“蔡邦华为我国昆虫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一贯主张科学 研究要与国家建设和生产结合起来，并且身体力行，长期研究螟虫、蝗虫、松毛虫、白蚁等严重危害农林生产的害虫，探索它们的生态 规律和危害习性，寻求科学防治这些害虫的方法。数十年中，他写 过 110 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过《昆虫分类学》、《中国白蚁经济昆 虫志》等四部专著。他积极主张少用农药，采取综合措施防治农林 害虫，倡导保护生态平衡。”这无疑是官方媒体对蔡邦华数十年“科教兴邦、治虫益华”生涯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他担任浙大农学院院长十三年，浙大西迁贵州期间，在遵义湄潭执教七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10月6日，是蔡邦华诞辰122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表达对这位著名昆虫学家、教育家的敬意和缅怀。

　　
2024.8.30草成
2024.9.16改定
参考文献：
《竺可桢全集》（第6--10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至2013年12月陆续出版。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程家安主编《蔡邦华院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蔡恒胜著《求是之行——重走浙大西迁路》，2019年12月出版。
单泠编《感怀浙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李曙白、李燕南等编著《西迁浙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遵义市档案馆、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纪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