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第27章）

秦皇鸟

作者：秦皇鸟

第27章

吴三桂关宁军降清

清军入关进入北京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

随后的3个月里，大顺军一路向东进攻，势如破竹，直奔大明朝首都北京城，彻底让明朝陷入绝境。

3月15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17日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炮轰城，入午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

面对杀气腾腾扑向北京城的李自成，崇桢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并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

此时，掌握关宁铁骑的吴三桂被明朝崇祯帝寄予厚望。

吴三桂生于公元1608年，字素存、长伯，一字月先，辽东广宁前屯卫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县）人。

吴三桂是锦州总兵吴襄的儿子，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的外甥。

吴三桂并非传统的“将门之后”。吴三桂出生之时，吴氏家族以经商为业，直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吴襄中得武举，吴氏家族才开始在军政界崭露头角。

吴襄既精明又有手段，结识监军太监高起潜，遂令幼年吴三桂拜高起潜为义父，从此吴襄在朝堂培养人脉，明末风起云涌却能屹立不倒。

后来吴襄在辽东祖大寿麾下效命，竟然迎娶到祖大寿的妹妹，成功融入辽东军事集团。

皇帝亲信高起潜做义父，关宁铁骑祖大寿做舅舅，还有亲爹锦州团练总兵吴襄，基于这三位长辈，吴三桂履历上的“辽西武将世家”确实成立，但出身只是提供更高的平台，成就还是靠吴三桂自己的努力。

明朝未设“都督指挥”，反倒是卫所设有类似职衔，结合吴襄团练总兵的官职，极易被误解为“承父荫”，但是明朝官职爵位，会适当向官宦子弟倾斜，但武举的考核异常严格，绝不会徇私舞弊。

不到20岁的年龄，文武双全又出自将门，明崇祯帝让吴三桂继续跟随祖大寿历练，此时家族的影响力才逐渐显现，历任游击、前锋营参将、前锋营副将。

“大凌河之战”吴襄临阵脱逃，吴三桂代锦州团练总兵，接管部分关宁铁骑的指挥权。

公元1639年 (崇祯十二年)，由总督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吴三桂义父）奏请崇祯帝升吴三桂为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在“夹马山遭遇战”，奋勇杀敌在辽东军中扬名。

随着公元1642年（崇祯十五年）“松锦会战”落幕，洪承畴与祖大寿先后降清，剩余辽东兵马归到吴三桂麾下。

也就是说，祖大寿投降清朝后，著名的“关宁铁骑”落到了吴三桂手里。

关宁铁骑的“关”，就是山海关；“宁”，就是宁远城，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兴城市。

因此，关宁铁骑这个称呼是明朝末年专属的，而且是明军被清军打得龟缩进辽西走廊之后，才出现了这么一个“关宁铁骑”。

在此之前，整个辽宁都是明朝的地盘，就算在这里有一支铁骑，也不会叫做关宁铁骑。

事实上，所谓的关宁铁骑，一开始其实就是袁崇焕组建的用来守卫关宁防线的明朝军队的俗称，绝不是一个正式的编制。

明清战争爆发后，明军屡战屡败，损失惨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承宗和袁崇焕相继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思想。

孙袁二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主要是因为从内地调来的官军普遍士气低落，没有人愿意为了遥远的辽东卖命送死。

而辽东本地人不同，他们要保卫的是自己的家乡，是自己的父母妻儿，战斗意志会相对强烈。

因此，孙承宗和袁崇焕才会提出“以辽人守辽土”，也就是提拔重用辽籍官兵，以此来解决战斗意志疲软的问题。

至于“以辽土养辽人”，那就更好理解了，因为战争的耗费实在是太大了，明朝的财政已经吃不消了，在辽宁当地解决粮草供应问题，多少可以缓解一下财政压力。

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宁远大捷之后，袁崇焕开始执掌辽东事务，他便把自己的想法落到实处，着手组建一支以辽宁本地人为主的作战部队。

这样一来，所谓的“关宁铁骑”就诞生了。

关宁铁骑名头虽然响亮，但是这支军队与之前的戚家军和之后的湘军不同，在组织上、训练上，与当时的其他明军部队相比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武器装备上，也就是红夷大炮多一些，别的也没啥特殊的地方。

所以，关宁铁骑的战斗力与其他明军部队相比，绝不像戚家军与湘军那样，明显地比别人高出一个档次。它的战绩主要还是靠着正确的战略战术来实现的。

关宁铁骑最为高光的时刻，那便是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的宁锦之战。

在这一次战斗中，关宁铁骑在袁崇焕的指挥下，依托宁远与锦州两座坚城，凭借着威力无比的红衣大炮，顽强地打退了皇太极指挥下的清军攻势，迫使他一无所获，空手而回。明军取得完胜。

这一仗也让关宁铁骑名扬天下，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神话。

关宁铁骑的巅峰时刻来得快去得也快，公元1629年（崇祯二年，天聪三年），清军首次入塞作战，关宁铁骑受到重创，而且从此在本质上开始了嬗变。

公元1629年（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0月，啃不动关宁防线的皇太极决定改变策略，绕道燕山一带的长城入塞作战，直接威胁北京。

蓟辽督师袁崇焕得知消息，立即带着赵率教、满桂、祖大寿等关宁铁骑主力星夜驰援北京。

关宁铁骑被迫放弃了他们平日所倚仗的坚城大炮，与八旗军展开正面阵地战，结果遭到了重大损失，赵率教、满桂在战斗中阵亡。

而袁崇焕被崇祯下狱治罪，更是让整个部队面目全非。

对于关宁铁骑来说，它的最高指挥官是袁崇焕，下面的三个重要人物就是赵率教、满桂、祖大寿。

经过这一次清兵入塞之战，袁崇焕被杀，赵率教、满桂阵亡，如此一来，祖大寿的地位就自然而然地突出了起来。

关宁铁骑从此进入了祖大寿时代。

祖大寿是地地道道的在“辽土”上成长起来的“辽人”。他家祖居宁远，祖祖辈辈都当兵打仗，到了他这一辈，祖家人在辽东已经吃了二百年的军粮了。

祖大寿的父亲是担任过总兵职务的祖承训。祖承训在援朝抗倭之战中曾经出兵朝鲜，屡立战功。

祖大寿在父亲的荫庇下接班当兵，也是凭借战功，一路高升，直到也当上了总兵。

袁崇焕被诱捕后，祖大寿吓得魂飞魄散，随后，他率领本部人马立即拔营，招呼也不打，就撤回辽东。

祖大寿之所以这样做，主要还是被崇祯皇帝给吓破胆了。

祖大寿万万也想不到，这位年轻的皇帝居然如此蛮不讲理、驴性霸道。

堂堂的蓟辽督师、辽东统帅袁崇焕就这么被随随便便地逮捕，而且所用的理由都是那样的牵强。

祖大寿自己也是一脑袋的小辫子，崇祯想揪哪一根都能制他于死地。

因此，祖大寿自己其实也是处于危殆之中，哪天崇祯突然灵机一动，说不定祖大寿就人头落地了。

所以，祖大寿就不顾一切地擅自率军东去了。

当然，祖大寿的离去，这里面也不能不说包含着为袁崇焕打抱不平的因素。

祖大寿这一走，崇祯皇帝就六神无主了。他只能是说好听的，劝祖大寿返回，最后，还是靠着狱中的袁崇焕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才让祖大寿带着部队回到了北京城下。

祖大寿回到北京，在孙承宗的指挥下继续战斗。

但是，祖大寿从此就心中藏有芥蒂了。他再也不进北京城，再也不去见崇祯皇帝了，即便崇祯下旨要他去，他也不去了。

一个高级将领居然拒绝与皇帝见面，这样可以吗？

还真是可以，因为关宁铁骑已经静悄悄地开始发生变化了。

袁崇焕虽然一向强调“辽人守辽土”，但是在关宁铁骑的决策层，最高领导袁崇焕自己是广东人，下面的几位大将中，赵率教是陕西人，满桂是河北人，只有祖大寿是纯东北人，这就意味着关宁铁骑实际上还是由外籍人来掌控的。

然而，经过北京城下这一仗，袁崇焕、赵率教、满桂相继身死，祖大寿一跃成为了对关宁铁骑最具有影响力的那个人了。

可以说是皇太极与崇祯两个人莫名其妙地联手，让关宁铁骑这一支国防军慢慢地向着“祖家军”的方向开始了演变。

由于在东北已经繁衍了二百年，同时又祖祖辈辈当兵，所以祖家人遍及关宁铁骑的上上下下。

祖大寿的兄弟祖大乐、祖大成、祖大弼，子侄辈的祖泽远、祖泽沛、祖泽盛、祖泽法，乃至于家里的仆人祖宽，都是关宁铁骑里面的军官。

在祖大寿成为了关宁铁骑头号人物的前提下，祖家人都普遍受到提拔重用，如此一来，关宁铁骑改姓祖，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现实了。

那么，崇祯皇帝为什么还要用祖大寿？

崇祯想不用也不行啊，只有祖大寿还能守住关宁防线，还能挡住清兵，要是换个人，说不定清军就打进山海关了。

因此，崇祯只能捏着鼻子做出让步，容忍祖大寿的各种藐视皇权的行为，以此来换取关宁防线的稳固。

当然祖大寿也是小心翼翼，他除了不敢再进京之外，别的方面对于朝廷还是十分恭顺的，对于朝廷的旨意也都是遵照执行的。

祖大寿也清楚关宁防线对于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就忠心耿耿地坚守在这里。

在袁崇焕死后，孙承宗被任命为蓟辽总督，祖大寿在名义上是属于孙承宗手下的部将。

不过，在大凌河之战后，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公元1631年（崇祯四年，天聪五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修建大凌河城，目的是把关宁防线向前推进。

大凌河城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凌海市，距离锦州很近。

祖大寿率军从锦州出发，来到了大凌河开始筑城。

皇太极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率军前来进攻，很快就把大凌河城包围了起来。

大凌河之战与前几年的宁锦之战颇为相似，都是明军试图以筑城的方式步步为营地前进，而清军则主动进攻。

上一次宁锦之战明军打赢了，但这一次就不同了。明军显然是准备得不充分，因为大凌河里没有粮草。

祖大寿被包围在大凌河城中，弹尽粮绝，无法维持。

孙承宗派张春指挥数万援军赶来救援，结果被清军围城打援，一举全歼。

在这样的情况下，祖大寿只好无奈地选择投降。公元1631年（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0月，祖大寿在杀害了坚决反对投降的副将何可纲之后，正式向着皇太极投降。

皇太极对于祖大寿的投降极为重视，亲自出营迎接。

祖大寿见到皇太极之后，想要跪下叩头，皇太极却一下子拦住了他，抓住他的两条手臂，放在自己的腰间，和他一起共行满族最亲密的礼仪——抱腰礼。这意思就是：咱们从此就是亲人、一家人了！

不过，祖大寿却有自己的想法。

祖大寿对皇太极说：“陛下，我投降的事，锦州那边还不知道。我愿意去锦州城做内应，到时将锦州献给陛下。”

皇太极十分爽快地答应了祖大寿的要求，允许他回到锦州去。

祖大寿回到了锦州，关上了城门，就再也不搭理皇太极了。

皇太极对此并没有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只是派人去联系祖大寿，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一直留在清军兵营中，皇太极也照旧以礼相待。

另一边，北京的崇祯皇帝对于祖大寿也是倍加关怀，虽然知道祖大寿一度降清，但是却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多次表彰奖励祖大寿。

崇祯撤了督师孙承宗的职，却先后授予祖大寿记名提督、左都督等官职，继续重用，实际上是把宁锦防线的大权交给祖大寿了。

这样一来，一个奇妙的场景就出现了：祖大寿先后背叛了明清两朝的两位皇帝，但是两位皇帝却都对他和颜悦色、慰勉有加，捧着哄着，都生怕惹急了他。

为什么明清两位皇帝都不约而同地如此放低身段来讨好祖大寿？

奥妙就在于祖大寿背后的那支关宁铁骑。

崇祯和皇太极都清楚祖大寿对于关宁铁骑的影响力，他们都希望祖大寿能带着关宁铁骑站到自己的这一边来，所以就会出现如此奇异的景象。

对于祖大寿来说，他为什么选择站在明朝一边呢？为什么不干脆投降清朝去享受荣华富贵呢？

关键还是在于关宁铁骑。

关宁铁骑中的祖家人数量众多，其中忠勇爱国之辈也非常多，别人不说，单单祖大寿的妻子左氏夫人便是一位忠贞刚烈的爱国女性。

祖大寿从大凌河逃回后，再次反正，这其中就有左夫人很大的功劳。

祖大寿要是选择降清，那么关宁铁骑中许多人都不会跟他走，没有了关宁铁骑，祖大寿还值几吊钱？

因此，祖大寿就选择了站在明朝这一边，尽管这会让自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苦战，但是他也在所不惜了。

大凌河之战后，祖大寿实际上变成了关宁防线的最高指挥官，关宁铁骑被他牢牢地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这支明朝的国防军终于可以改名叫做祖家军了。

当然，祖大寿还是小心翼翼，不敢随意妄为的。他还是蹲在锦州城里不敢出来，生怕被东厂锦衣卫的特务给抓了去。

同时，祖大寿还尽量避免让朝廷产生关宁铁骑已经是他个人的私属部队的印象。

清军入塞作战时，多次征调关宁铁骑参战，每一次祖大寿都没有二话，积极派兵参战。

只不过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并不比其他明军更强，见到入塞的清军也是绕着走。

公元1639年（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清军第四次入塞，进攻济南。驻扎在山东临清的关宁铁骑祖宽所部畏敌避战，不肯救援济南，事后，祖宽被朝廷判处了死刑。

对于清朝这一边来说，对祖大寿只能是采取继续打下去的策略。

不过，清军要打锦州，困难是很多的。关键是后勤供应跟不上，没有粮食，无法长期围困锦州。

为此，皇太极绞尽脑汁，他最终决定采取屯田的方法来解决军粮问题。

清军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围绕着锦州建造新城，开垦土地，慢慢地对锦州形成了合围之势。

公元1640年（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祖大寿手下的一部分蒙古人投降清军，结果导致锦州外城失守。锦州城终于被清军包围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元1641年（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崇祯帝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率领八总兵13万人马前去救援锦州。

明清之间最后一次战略决战：松锦会战就这样爆发了。

在松锦会战中，由于崇祯皇帝的瞎指挥，结果导致明军全军覆没。

困守在锦州城里的祖大寿再也没有了别的指望，只好第二次向皇太极投降。

皇太极这一次虽然没有和祖大寿再搞什么抱腰礼，但是依然和颜悦色地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且大加封赏。

皇太极之所以这样做，原因还是由于关宁铁骑。因为关宁铁骑还在，只是它的首领变成了吴三桂。

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是祖大寿的妹夫，吴三桂是祖大寿的亲外甥。吴氏家族在祖氏家族中旁逸斜出，很快地就自成体系。

吴三桂虽然在松锦之战中落败，但是他依然受到重用，继续担任山海关总兵，指挥关宁铁骑守卫着山海关与宁远两座最后的堡垒。

皇太极自然要拉拢引诱吴三桂降清，祖大寿自己当然也会写亲笔信劝说外甥，只是吴三桂都没有回应。

不过，由于祖氏家族的人已经有很多都降清了，吴三桂与清朝方面的联系也就变得越来越紧密了。

松锦之战后，吴三桂担任山海关总兵，但他手里不只是关宁铁骑，而是关宁军。

“关宁军”是驻防在山海关与宁远军队统称，曾统属包括戚家军、白杆兵、广西狼兵等诸多部队。

而辽东军则是从万历年间李成梁便组建，对抗蒙古和女真的骑兵，孙承宗推行“辽人守辽土”，祖大寿招募蒙古族，打造出以“关宁铁骑”为主的辽东军。

事实证明，辽东军更接近雇佣军，虽归属关宁军序列，却保持相对独立性，由祖氏家族掌控和调遣。

当祖氏家族归降清朝，吴三桂在原有基础上重新选拔，在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已恢复到2万骑兵的规模，延续辽东军“私兵”的性质，却带有吴三桂的印记，服从吴三桂的指挥。

到明朝末年，既是防止总兵专权，也为了激励战功，仅“关宁锦”防线，便划分出宁远总兵、山海关总兵、辽东总兵、锦州总兵等，辽东总兵的管辖范围，已经与其他总兵重叠，更何况吴三桂在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担任的准确职务是——辽东团练总兵。

祖大寿曾被授予“辽东前锋总兵”，祖宽也曾被封“援剿总兵官”，但这两个所谓的“总兵”都是副职，结合吴襄“锦州团练总兵”，基本确定在朝廷《职官》序列里，吴三桂就是被派遣训练民兵的副总兵，只不过吴三桂麾下的民兵叫“关宁铁骑”，战力比常规军队更强悍。

在李自成即将攻破北京城的关键时刻，明崇祯帝下诏加封吴三桂、左良玉、唐通、黄得功四人为伯爵，随后又下诏王永吉和吴三桂，放弃宁远迅速回京勤王。

崇祯帝很清楚，关宁军中最倚仗的是辽东兵，也只有辽东军才有逆转局势的可能。

吴三桂收到诏书，却坚持要求蓟辽督师王永吉，与辽东巡抚黎玉田进行军事调度。

吴三桂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朝堂险恶，越级调动军队违背法度，若是胜利，也只能将功补过；若是失利，容易遭到清算。

然而，吴三桂却没有料到，大军行至河北唐山时就得到京城沦陷、崇祯上吊的战报，大军旋即回师山海关商议对策。

3月19日，李自成顺利攻占北京，明朝覆灭。李自成在此建立大顺朝，自称大顺天子，年号大顺。

随即，李自成派出原辽东明军降将唐通前来山海关说服吴三桂归降。

吴三桂等撤入关内的辽东官员很快决定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

作出这一决择首先是因为吴三桂等人获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将都归附了大顺，其中不少人（如唐通、白广恩）在过去辽东战事中曾同吴三桂共事，大顺政权已是众望所归，颇有统一天下之势；

其次，大顺政权同明王朝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吴三桂等辽东官绅军民更易于接受；

第三，吴三桂所部辽东官兵一直处于同清军对峙的地位，而同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说：“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

第四，就个人前途着想，吴三桂虽有一部分亲属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亲属居住在北京，已处于大顺政权控制之下，归降或敌视大顺政权必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命运。

何况，曾在辽东共事的总兵白广恩、姜瓖、马科、唐通等人都已跻身于大顺朝新贵之列，唐通兵力远逊于己，三月间才投向大顺就受封为定西伯，由他出面劝降，“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对吴三桂有很大的吸引力。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吴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决定投靠大顺政权。

于是，吴三桂将山海关防务交给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自己则率军直驱北京，朝见李自成。

3月22日，吴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有“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证明他已率领部下兵马前往北京准备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

3月26日，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遇到了刚从京城逃出来的吴家仆人，并且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了父亲被李自成拘押拷打，吴家家产悉数被掠，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欺凌的消息。

对于吴三桂来说，父亲被拷、家产被掠那都是小事，但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掳，那是万万忍不了的。

于是，吴三桂咬牙切齿怒骂道：“不杀李贼，誓不为人！”

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

于是，吴三桂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

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之吴三桂突然袭击，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

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之后，吴三桂以为崇祯皇帝报仇雪恨为由，继续带领关宁铁骑死守山海关。

吴三桂折回山海关，使山海关地区顿时彤云密布，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

当地人士佘一元《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真切地反映了百姓们的惶惧不安。

跟吴三桂采取同一立场的只有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和卫城（即清代的临榆县）一小撮缙绅地主。

关、辽两镇兵力合计不过5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

“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

吴三桂当然明白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顺政权抗衡，更谈不上在顺、清夹缝中求生存。

实际上，吴三桂在决定回师夺取山海关时就已经意味着他在同大顺政权决裂之时已经把投靠清廷作为出路。

众将议定，由蓟辽督师王永吉起草向清军借兵，并邀左良玉夹击李自成军；由辽东巡抚黎玉田与李自成议和拖延时间；由山海关总兵高第聚集兵力，随时防备李自成发起反击。

但事实是，辽东巡抚黎玉田率先投降李自成，导致军备部署全部暴露；蓟辽督师王永吉潜逃江南，山海关将士群龙无首。

惹怒李自成就要承受报复，山海关的兵力难以抗衡。

鉴于当前情势，吴三桂决心与清朝合作，但山海关总兵高第听闻吴三桂欲降清，对这个决定颇有质疑，索性保存实力躲到南翼城拒绝调遣，直到5月6日，多尔衮已占领北京，高第才率众归降清朝。

短短几日蓟辽督师、辽东巡抚、山海关总兵，全都扔下烂摊子不管了。

此时吴三桂爵位与官职都最高，吴三桂决定坚守山海关，因为随同来到山海关的难民，以麾下“辽东军”家眷为主，若辜负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士，吴三桂的军事生涯便彻底断送。

部将也纷纷建议吴三桂，只要手握军权，便可以在清王朝与大顺政权间，博取最大的利益。

吴三桂正式召集参将以上官员，接管山海关所有防务，宣布向清朝“借兵”，吴三桂有数万辽东军民做后盾，即便驻防武将有所疑议，也无法改变现状，只能跟随吴三桂“背水一战”。

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吴三桂不是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一面“遣人东乞王师”，以京东要塞山海关城为见面礼，一面“遣人绐贼缓师”，“以待本朝大兵”

就这样，4月4日，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不久，就向清朝请兵援助。

而此时，清廷得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王朝覆灭后，清朝统治者也有了去关内抢夺明朝财富的想法。

多尔衮虽然野心勃勃，却也深知此次不同往日。他向汉臣大学士范文程求教，希望能得到明智的建议。

范文程指出，此次不是与明朝争锋，而是与农民军较量。若无民心，即使夺取天下，也将得而复失。

范文程还强调，清军如果想夺取天下，就不能老是烧杀抢掠，应该安抚百姓，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给当时的清统治者以深重的震动。

多尔衮深受其影响，决定采纳范文程的建议。

多尔衮意识到，此次进兵对清朝的命运将是决定性的，不容丝毫疏忽。

于是，多尔衮断然作出了关系清朝命运的一个超级重大的历史决定：进入关内抢夺统治权。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4月，顺治帝在笃恭殿拜多尔衮为大将军，亲赐大将军敕印，令他统大军南下，入关与李自成和南明王朝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宏伟事业。

4月7日，多尔衮宣布进军中原。

这此与以前的“征明”、“伐明”不同，这是清自开国以来第一次战略方针上的转变，而这次的转变也是满族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范文程的思想对多尔衮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他改变了清军入关的战略方针，以“仁义之师”的面貌进入中原，从而获得了广大汉族臣民的接受。这为清朝一统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多尔衮出兵前的4月4日，多尔衮收到了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的求救信，请求清朝派兵抗击李自成。

4月9日，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觉察到时间的紧迫，数日之内，急聚兵马。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

随后，多尔衮率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将领与“三顺王”孔有德等将士离沈，进军关内。

清廷这次出兵同崇祯年间三次入口大不一样，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子女变为进取中原。

因此，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军民秋毫无犯”。

进军路线则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屯兵山海关坚城之下。

此时，刚刚占领北京的李自成也率大军开往山海关。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后，经过紧张的商议，决定一面安抚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变计，一面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

4月13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这说明李自成仍希望通过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

大顺军由北京向山海关进发至三河县时，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谎称吴三桂仍愿意投诚，请求缓师。

在这关键时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骗了，他派明朝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官衔去山海关同吴三桂谈判，随即放慢了进军速度。

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5天可达，大顺军却在8天之后即4月20日才进抵关西。

这时，李自成才知道王则尧已被拘押，吴三桂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做好了作战准备。

这样，除了武力解决，没有招降余地了。

4月15日，清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带求援书信，内云：“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

多尔衮当即决定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山海关。

多尔衮在回信中说：“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很明显，吴三桂的信在措词上经过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义请求清方合兵共讨农民军，尽管当时明朝廷已经不存在了，“裂地以酧”也不是他所能决定的，无非是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层遮羞布而已。

多尔衮洞察其心，直截了当地以晋封藩王为诱饵，招降吴三桂。

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迫近山海关，再次派郭云龙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就请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

4月20日，多尔衮接信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大顺军占领山海关，下令兼程前进。

次日，清军以一天200里的速度急行军，当晚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营。

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正在激战之中。

大顺军开赴山海关时留下了老弱兵员1万守北京，随李自成、刘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马大约为近十万名 ；吴三桂、高第的关、辽兵合计约为5万；而清军当时的全部兵力为十万，除了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满、蒙八旗军队三分之一留守沈阳一带外，多尔衮所统满、蒙、汉军队大约为七八万人。

自然，在三支军队中清军战斗力最强；吴三桂部是原明朝官军中的精锐；大顺军是自公元1641年（崇祯十四年）迅速扩展起来的队伍，大部分兵员素质不如清方。

但是，大顺军是一股新兴势力，纪律严明，富于朝气，不像明朝官军那样腐败。

由此可见，集结在北京地区的大顺军击破吴三桂、高第部原明朝关、辽兵是绰有余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之时调集的兵力也仅满足于此。

而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部则具有举足轻重之势：降顺则李自成的兵力约为来犯之清兵一倍，而且山海关要隘不致拱手让敌，即便在同清军作战中局部失利，大顺政权可征调的增援兵力较清方要大得多；吴三桂叛投清方，双方兵力对比和态势就颠倒过来，清、吴联军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

大顺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失策，导致了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和北京、畿辅、山东等地的易手。

4月21日上午辰时（约为八时），山海关战役开始。

为了全歼关辽兵，防止吴三桂部被击败后引残部出关降清，李自成作出用兵部署：

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军队包抄至关内外，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北翼城。

双方激战一昼夜，到22日上午吴三桂军已有不支之势，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军向大顺军投降。

吴三桂见情况危急，亲自带领部分兵马和当地乡绅冲出关门，请清军立即参战。

多尔衮统率的清军21日晚驻营距关城十里，22日晨进至离关城仅2里的威远台（在名叫欢喜岭的小丘陵上，今名威远城）观战。

经过几天的使者往返和亲身考察，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处境和降清诚意已洞然于心。

吴三桂到后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 。

多尔衮对吴三桂等官绅说道：“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

接着又吩咐吴三桂：“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

说完，让吴三桂立即回关准备接应，同时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清兵进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的右边，采取重点突破战术。

这时正值大风扬尘，能见度很低，清军得以从容布阵。

少顷，风止，多尔衮一声令下，清军呼啸出击，万马奔腾，飞矢如蝗。

大顺军虽拼死抵抗，但强弱易形，兵员同吴三桂军已鏖战一昼夜，面对以逸待劳的清军很快就被击败，阵容大乱，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

李自成立马小岗阜上见败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决定将吴襄处斩。

26日，李自成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34口，可见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勾引清兵、叛变欺诈极为痛恨。

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就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承制封为平西王。

随着吴三桂正式降清，从此关宁铁骑就不复存在了，转变为了平西王吴三桂的私属部队。

此后，这支部队跟随着吴三桂南下镇压反清起义，为满清王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后，这支东北军又跟随着吴三桂驻守云南，割据一方，直到最后发动三藩之乱，被清军彻底消灭。

到这时候，关宁铁骑的历史才宣告彻底终结。

大顺军败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27、28两日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

但是，经过斟酌，大顺军领导人终于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

这是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地区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物和败回兵将就可能成为瓮中之鳖。

加上城内居民亲眼看到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情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待衅而动。

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29日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

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

这种情况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清军在山海关地区作了短暂的休整，即向北京进发。

4月30日晚上，多尔衮在蓟县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火速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物。

多尔衮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于5月2日由朝阳门进入北京。

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接。

但是，没想到昂然而来的是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人大吃一惊偷偷溜走，少数官僚则将错就错地把多尔衮迎入劫后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脚下。

5月8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大顺军。

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

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获胜。

大顺军在畿辅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

追击的清军于5月12日返回北京。

清军占领北京之后，多尔衮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