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敦煌之千年莫高窟

奔驰车

有位名人说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传说中神奇的地方，只有你去过一次，就不再神奇。辗转千载，环顾四方，唯有大漠之中的敦煌，你造访一次后，反而感觉更加神奇。

参观敦煌莫高窟，必须了解其历史，否则只是走马观花，除了啧啧赞叹外，什么印象都没有。莫高窟简介——

一个人的邂逅

公元366年，中国北方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战乱纷争之中，尸横遍野，生灵涂炭，人们对和平安宁的生活充满向往。佛教在这时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丝绸之路上时常可以见到往来中原与印度的僧侣和他们风尘仆仆的背影。

一天，有位手持锡杖、满身风尘的僧人行进在河西走廊茫茫戈壁上，这位僧人法号乐傅，是个云游四方的高僧。傍晚时分，暮色苍茫，乐傅走到三危山下的戈壁荒滩，经过长途跋涉的乐傅又累又渴，想找地方休息片刻。当时正是晚霞西照，太阳光照在了三危山上，映射出万道金光，乐傅抬头看见道道金光之间好像有许多佛像时隐时现，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坚信眼前"忽见金色，状有千佛"的奇景一定是佛祖显灵给他的提示。经历了这个神奇的景象后，乐傅停下了匆匆的脚步，他决定在三危山对面的鸣沙山断崖上开凿一个洞窟，开始在这里坐禅修行，莫高窟开凿的第一个窟就乐傅修建的用来修行的洞窟。乐傅开窟之后不久，又有一位名叫法良的禅师，从东方云游到了这里，他在乐傅所开洞窟旁又开凿了一个洞窟坐禅修行。莫高窟唐代碑文中有"自兹以后，镌造不绝"的记载，乐傅与法良禅师也都被世人尊为莫高窟创建开窟的鼻祖。此后，来到这个地方的僧侣、香客、朝拜者络绎不绝，历代佛教信徒们不断在这里苦修冥想、造像作画，在一片荒芜中开始了对极乐世界的追寻与营造，莫高窟一千多年的传奇也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敦煌石窟，是敦煌地区石窟的总称，包括敦煌市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县的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五个庙石窟。这些石窟群虽然规模大小不同，但都属于古敦煌郡境内，且内容相同，风格相似，通常将它们统称为敦煌石窟。现总共保存有812个洞窟，分别为：莫高窟735个、西千佛洞22个、榆林窟42个、东千佛洞7个、五个庙石窟6个。下图:慈氏塔 宋朝

俯瞰莫高窟

在敦煌石窟群中最重要的当属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前临大泉河，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从公元366年开始，经历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十个朝代，连续千年开窟造像不止，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石窟群。

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735个，分布在1700米长的鸣沙山断崖上，分为南北两区，其中南区的492个洞窟多为礼佛窟，是古代佛教信徒礼佛场所，拥有彩塑2000多身，壁画45000多平方米，北区的243个洞窟主要有禅窟、僧房窟等，是供古代僧人坐禅修行及生活居住的场所。莫高窟的南北区结合起来就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石窟寺。

敦煌莫高窟是当今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保存规模最大、保护最为完好的佛教石窟群。因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内涵深邃、艺术精美、保存完好，享誉海内外。敦煌石窟艺术是古代艺术家们在传统的汉晋艺术基础上，借鉴、吸收、融合了印度、波斯、希腊、中亚等外来文化艺术的营养，创造出的具有中国风格的敦煌佛教艺术，各朝代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形象史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的象征。如此灿烂辉煌的艺术长廊和千年不断的历史文明，是我国乃至世界佛教艺术之瑰宝，在中国文化史以及世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因而被世人称为"沙漠中的美术馆""墙壁上的博物馆"，向世人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莫高窟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现存有壁画塑像的492个洞窟中，每一个洞窟都是由建筑、壁画和彩塑三位一体的宗教场所。由于历经十个朝代千余年不间断的营建，各个时代的建筑、塑像、壁画的艺术风格不同，这就使莫高窟的每个朝代洞窟都具有不同的立体艺术呈现。

北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西夏占领了沙州。在西夏占领沙州之初，西夏主要力量集中在东部与宋、辽争战。公元1068年以后，西夏惠宗开始加强对瓜沙二州的控制，目的是征发沙州百姓，进攻宋朝，结果使沙州更加衰落。西夏前后统治敦煌近二百年，尽管也在莫高窟、榆林窟两处修建了大批石窟，但当地的社会经济却每况愈下。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敦煌逐渐失去了丝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

从公元1205年开始，渐渐崛起的蒙古族开始侵入河西，到公元1226年攻破沙州，西夏也随之灭亡。蒙古废掉沙州的建置，把敦煌给予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作为封地。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把敦煌纳入直接管辖范围。公元1279年元朝统一中国后，正式设沙州，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虽然元朝在此施行屯田制度，但人多地少，未能恢复敦煌昔日的光辉，沙州失去了经营西域的基地作用。公元1292年，元朝迁瓜沙二州之民到甘肃二州界内耕种，敦煌居民日渐稀少，一派萧条。莫高窟的营建也日渐衰落，元代以后便停止了开窟。

明朝建国后，虽然先后设立了沙州卫和罕东左卫，但很快为蒙古部落取代，后来又为吐鲁番王国占领。从明代开始，嘉峪关通哈密之路成为中原与中亚往来的干线，敦煌更失去了它在丝路上的重要作用。明嘉靖七年(1528)，瓜沙居民被迁入嘉峪关内，在明政府"闭关绝贡"的主张下，封闭嘉峪关。从此，敦煌旷无建置近200年，成为关外荒凉之地。

清朝定都北京并在中原立足后，从康熙皇帝开始进军西北，公元1724年，雍正帝复置沙州所，之后不久升为沙州卫，雍正四年（1726)，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朝廷，从甘肃56州县移民敦煌屯田，并在党河东岸新建沙洲城，即今敦煌城。

古代石窟的营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些出于宗教信仰而出资开凿石窟的人，被称为“供养人”或“功德主”。

发现藏经洞

公元1900年，在古老的中国，发生了两件中华民族历史上堪称耻辱的大事。一件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逃难，北京城陷落；另一件就是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大量文物的被盗流失。

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繁荣的国际都会之一，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15世纪以后，敦煌由盛而衰。特别是明朝把敦煌弃置于嘉峪关之外，经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道路也改从嘉峪关到哈密，敦煌地区日益荒凉，甚至成为吐鲁番牧民放牧的场所。汉唐时代曾是丝路重镇的敦煌，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世人也渐渐淡忘了莫高窟这一佛教圣地的存在。到了19世纪末，曾经神圣的艺术殿堂呈现出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莫高窟遭遇了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由于鸣沙山的崖壁坍塌，原来的窟檐、窟门及栈道损毁殆尽，绝大多数洞窟都暴露在断崖上，底层的许多洞窟被沙石埋没。数百座石窟中精美的壁画和雕塑，任凭日日夜夜的风沙吹拂，流沙掩埋、塑像倾倒、壁画脱落，这时的莫高窟断壁残垣，破败不堪。

莫高窟外，大泉河对面，错落地分布着几座墓塔。其中有一座道教徒的墓塔，它的主人，叫王圆篆。"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王道士的墓志上这样写道。 下图: 王道士像

九层楼外景

莫高窟96号窟，又称‌九层楼，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位于莫高窟石窟群中段。‌该窟建于初唐时期，具体时间为唐延载二年（695年），由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创建。九层楼的建筑风格独特，依山而建，俯临窟体，视野开阔，与岩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其楼高45米，是一个九层的遮檐，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显得巍峨壮观。九层楼的营建是莫高窟历史上的一个创举，象征着唐代前期国家强盛、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96号窟内有一尊依山崖而塑的巨型‌弥勒佛像，这尊佛像的高度为35.5米，是‌敦煌石窟中最大的塑像，在唐代时已称为“北大像”。下图:北大像

第130窟为盛唐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42年），僧处谚与乡人百姓马思忠等共同主持修建，历时30余年。窟内现存唐代大型弥勒倚坐造像一尊，高26米，为莫高窟第二大佛，俗称"南大像"。大佛为石胎泥塑，形体圆润饱满，姿态娴静，气度雍容，是盛唐佛教艺术的代表。窟内现存壁画为宋代重绘，甬道现存壁画为盛唐原作，现已褪色。

唐代柱基

不同朝代的地基

第148窟 盛唐(公元705-786年)

据窟内《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碑记》记载，此窟为陇西望族李大宾建成于盛唐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后经晚唐、西夏、清代重修。主尊造像为涅槃像，长14.7米。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于80岁时在娑罗树下右胁而卧，入涅槃。涅槃一词为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寂灭、灭度"，指佛陀已经超脱了人世间的生死轮回，达到了不生不灭的状态。这身大型的涅槃像为石胎泥塑，清代对其表面进行了重修。此窟平面纵长方形，拱形顶，形似棺椁，人们也称此窟为涅槃窟。

莫高窟前的白杨

第45窟 右胁侍菩萨像 盛唐

第45窟 天王像 盛唐

第427窟 力士、天王像 (隋朝)

第276窟 弟子与菩萨像(隋)

第322窟 说法图 初唐

第3窟 千手千眼观音

从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到今天的敦煌研究院， 一代代莫高窟人青丝变白发，初心不悔，为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贡献了青春和力量，铸就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其中，有三位掌门人值得每个人铭记。

敦煌的“守护神”，第一任掌门人——常书鸿。

常书鸿出生在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1927年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有一次，他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画册，那是伯希和1908年在敦煌拍摄的敦煌壁画图集﹣-《敦煌图录》。书中的精美壁画和塑像让他惊叹不已，在中国西部一个偏僻的地方，竟有那样色彩绚丽、宏伟灿烂的艺术。这些千年前的作品与西方当时各流派的艺术相比毫不逊色。从敦煌艺术中，他看到了中国艺术的光芒，那是失传了千百年的奇异光芒。这一次偶然的发现，他的命运被就此改变了。1936年，常书鸿不顾所有人的劝阻，毅然告别了巴黎舒适的生活，踏上了回国之路。然而，当时的中国正是国难当头，战火纷飞。常书鸿一回国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他始终没有放弃去敦煌的坚定信念。1943年，常书鸿冒着抗战的炮火，穿过破碎的山河，艰难跋涉数月终于到达了敦煌。当他走进莫高窟才发现自己日思夜想的艺术殿堂已是狼藉一片，许多洞窟都已被流沙掩埋，窟门被堵塞，人根本进不去，大量的塑像被毁坏，面对莫高窟破烂不堪的景象，常书鸿无比痛心，他决定留在这里陪伴这个人类艺术的殿堂。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莫高窟也结束了四百年无人管理的历史。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生活极其艰难。住的房子是清代留下的几所破庙，连起码的办公条件也没有，睡土炕、点煤灯、喝咸水。冬天，屋里冷得滴水成冰，一场大风过去满屋子是一层厚厚的黄沙。冬天喝水，常书鸿一家人都得拎着筐去河里打冰，这里的生活与他们多年在巴黎的优越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45年，常书鸿的妻子终于忍受不了这里的荒凉寂寞，留下年幼的孩子离开了敦煌。常书鸿得知后，慌忙骑马去追，可是已杳无人影，伤心绝望的他在茫茫戈壁上坠马昏厥，后来被人发现才算保住了性命。常书鸿默默地承受着失去妻子的痛苦，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他所热爱的敦煌艺术中。他暗暗发誓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守住敦煌这块文化瑰宝。常书鸿率领工作人员在石窟外修起了土墙，清理了数百年堆积在洞窟里的积沙，给大部分石窟装上了门。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开始了大规模临摹壁画，给洞窟编号、测绘、照相的工作。

1948年，常书鸿在南京和上海筹办了敦煌艺术大展，展出了研究所多年来临摹的敦煌壁画600多幅，向世人展出了研究所成立以来的成果。这次展览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国人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展品了解和认识了敦煌艺术。常书鸿作为一名画家，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画笔，他热爱莫高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论是洞窟前的崖面，大泉河的冰雪、三危山的朝夕，还是九层楼的春秋，都被他的画笔记录了下来。今天我们在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依然能看到他写实油画作品的复制品，这些莫高窟的风景画，真实记录着他和家人、同事们在莫高窟的那一段艰苦而光辉的岁月。

常书鸿从法国巴黎远涉重洋到偏僻的敦煌莫高窟，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和人生苦旅，他组织和带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奉献给了敦煌，他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

第二任掌门人——段文杰

1946年的一天，常书鸿比往日显得兴奋，他又招募了一群愿意到敦煌工作的年轻学子，这些穿着西装旗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兰州登上常书鸿找来的破旧大卡车，沿着当年张骞、玄奘走过的路，一路颠簸、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敦煌。段文杰就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员。段文杰1917年出生于四川绵阳，1940年考入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学习中国画。在学校期间他先后观看了张大千、王子云等人在重庆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绚丽多姿的敦煌壁画深深震撼着他，他萌生了想到敦煌学习民族传统艺术的强烈愿望。段文杰几经周折，一到敦煌就奔向洞窟，第一眼看到壁画时他惊叹万分，一千多年前的画工们究竟是怎样一笔笔地在这样黑暗的洞窟里创造出如此绚烂的壁画。作为一个学国画的学生，段文杰是抱着到敦煌看一看的想法，谁能想到这一看，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敦煌艺术。从那以后，段文杰眼里只有敦煌。他和一群来到敦煌的年轻人一起拎着一个暖水瓶钻进洞窟，开始在阴冷黑暗的洞窟里不知疲倦地临摹壁画。

1951年，段文杰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对第285窟整个壁画的临摹。1953年，第285窟整窟原大原色作品在北京、上海、东京等地展出，引发了一股持久的敦煌热潮。段文杰在壁画临摹工作中不断思考和探索古代壁画的艺术成就，力求最大限度地表现古代壁画的精神风貌。1957年，正当段文杰和他的同事们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壁画临摹工作中时，接踵而至的社会变故迫使他放下了手中的画笔，他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敦煌农村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他才拖着被摧垮的身体重新回到莫高窟工作。

改革开放后，敦煌文物研究所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1984年，段文杰成为继常书鸿之后守护莫高窟的第二任掌门人，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致力于敦煌学研究，他倡导创办了敦煌学研究的学术期刊《敦煌研究》,并先后主持举办了多次大型的敦煌学国际学术会议。与此同时，他还重视院内外的人才交流活动，率领院里的研究人员到日本、法国、印度、美国等地参加学术会议。拓展石窟保护的国际合作项目，将石窟保护和敦煌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陈寅恪先生曾经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第三代掌门人——樊锦诗

樊锦诗出生在北平，成长在上海，当年她报考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大学期间到莫高窟实习。与莫高窟的初次相遇，她就被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塑像深深吸引，从此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1953年，她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偏远的莫高窟工作。莫高窟的艺术让她流连忘返，沉浸在古代艺术的海洋。然而，和令人震撼的艺术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恶劣的生活环境。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苦咸水、煤油灯、土屋土炕、漫天风沙。房间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宿舍顶棚上的老鼠窜来窜去。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分居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孩子没有一件衣裳……这些让她几度萌生离开敦煌的念头，但终究没能敌过对敦煌的热爱。于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她依然坚守在敦煌，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她为莫高窟的永续利用、永久保存倾尽了全力，后来她有了一个亲切的名字﹣-"敦煌的女儿"。

1998年，樊锦诗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院长，接过这沉甸甸的接力棒，年逾花甲的她一刻也不敢懈怠，她深感保护敦煌文物的责任重大，莫高窟是人类的无价之宝，决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她毅然投身到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中来。在她开阔的视野和有力的推动中，莫高窟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保护的措施更加先进，交流的层面不断拓展，敦煌文物数字化保护的篇章全新开启。她坚守在大漠深处半个多世纪，她为敦煌所做的一切也被季羡林先生誉为"功德无量"。

樊锦诗常说，她能在莫高窟坚守一辈子，最感谢的人就是她的同窗、她的终身伴侣彭金章。这个在她眼里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丈夫，为了支持她的工作，在1986年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也来到了敦煌。彭金章发挥了他所学考古专业的优势对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考古发掘，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用爱和生命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誓言。即便是今天，我们在莫高窟依然可以看到一位步履蹒跚、满头白发的老人，她挚爱敦煌，离不开敦煌，白天黑夜想的都是敦煌。这个为敦煌奉献了毕生心血的老人，依旧为莫高窟的保护研究事业继续焕发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正如2019年感动中国人物给樊锦诗的颁奖词："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造访神秘的敦煌莫高窟，最大的收获: 1.对莫高窟的历史有了大致的了解；2.第一次对“莫高精神”初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