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之——蔡襄

陀罗山人

蔡襄 　　蔡襄（1012.3.7－1067.9.27），字君谟。兴化军仙游县唐安乡连江里（今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人。北宋名臣，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蔡襄登进士第，先后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等职，在朝为谏官时，以直言著称。后数度外出，历知泉州、福州、开封府事。宋英宗即位后正授三司使，再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杭州。治平四年（1067年），蔡襄逝世。累赠少师，谥号“忠惠”。 蔡襄为官正直，所到之处皆有政绩。在福州时，去民间蛊害；在泉州时，与卢锡共同主持建造洛阳桥；在建州时，倡植福州至漳州七百里驿道松，主持制作北苑贡茶“小龙团”。所著《茶录》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荔枝谱》则被称赞为“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蔡襄的诗文清妙，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为“宋四家”之一。有《蔡忠惠集》等传世。 不论是当时的文豪还是皇帝，都非常珍视蔡襄的书法。但是因为蔡襄自惜，所以传世的作品比较少，传世的墨迹有《谢赐御书诗》，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一些经典的作品。　　蔡襄学《兰亭》《洛神赋十三行》，汲取王氏父子书法中潇洒豪迈的神韵;之后又学于欧阳询，追寻劲健之笔;除此之外蔡襄还学颜真卿、李邕等人的专意凝重端庄，可以说是及众家之所长。如今蔡襄的《安道帖》、《虹县帖》、《脚气帖》、《陶生帖》、《大研帖》、《山堂诗帖》、《远蒙帖》等尺牍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还有一本《入春帖》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昼锦堂记》 　　熟读《古文观止》者都应该知道欧阳修的《昼锦堂记》。时年韩琦退居安阳故里，邀请欧阳修书写记文。一代大家欧文名垂千古，这篇文章刻写的碑文同样成了书法史上的经典。昼锦堂记碑文由宋代楷书第一人的蔡襄书写，每字书写前先写十个样子，取其中最优者，然后拼凑在一起，被称之为“百衲本”，宋人更是将其誉为“本朝第一刻碑”。该碑碑额由书法家邵必题写，工人刻石后立于昼锦堂。此碑文、书、题额者皆称誉天下，故世称“三绝碑”。再加之司马光在碑阴所题文，又有“四绝碑”的说法。只可惜，宋代原碑已轶，今昼锦堂记碑为元人仿刻，仍然不失艺术的巨大震撼力。 《昼锦堂记》碑 　　碑文： 相州昼锦堂记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韩琦是相州人，他回家乡出任相州知府时，在州署后院修建了一座堂舍。在《史记·项羽本纪》里有一句话：“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韩琦富贵而归故乡，大施德政，泽被乡里，把这座堂舍取名为“昼锦堂”。当时的参知政事欧阳修，赞誉韩琦的美德，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 　　欧阳修的文章写好后，要勒石树碑，他去请书法圣手蔡襄书丹。如果是别人求取墨宝，蔡襄可能又要借故推辞了，而韩琦和欧阳修，都是他敬佩的人，一个是辅国贤臣，一个是文坛领袖，怎能不用心去写呢？ 　　古来有文章因书法而传世的，也有书法因文章传世的。蔡襄看了欧阳修的《昼锦堂记》，见文采纵横，不由得拍案叫绝，这更坚定了他写碑的决心。蔡襄写这篇碑文，用心到什么程度呢？古代书法家书丹都是直接拿着毛笔在碑上写字，蔡襄则别出心裁，他把《昼锦堂记》每个字都先在纸上写上几十遍，然后挑选出最佳的一个字，把这一个个字拼合在一起，附在石碑上，再请工匠刻字，“百衲碑”之名也由此而来。 　　《昼锦堂记》又称“三绝碑”，主要是人奇、文奇、书奇，韩琦、欧阳修、蔡襄交相辉映，一篇作品汇聚了当时的政坛、文坛、书坛的领袖。蔡襄所写的《昼锦堂记》，字字规整，端庄秀美，有《多宝塔》的遗风。这个碑帖就以单字来看几近完美，但创作过程类似于“集字”，字与字间的气息稍欠连贯。蔡襄力求每个字都尽善尽美，毫不懈怠，这是他治学严谨，同时我们也可以在一笔一划、一字一列间看出他对韩琦的敬仰之情。 《谢赐御书诗表卷》 　　宋仁宗帝曾御书“君谟”赐蔡襄。为报答皇恩，蔡襄恭作表文并七绝一首献上，此即“谢赐御书诗表卷”。从总体上说，所书笔笔精到，端正恭敬。此卷用五张纸拼接，共三十七行字。卷后有米芾、鲜于枢、吴宽、陈继儒和董其昌等名家题跋。 本作品在当时已成名作，为内府所藏。蔡襄还将此作刻石奉呈翰林院。而与蔡襄同时代的被称为宫廷书画鉴定家的书家米芾在当时也未见及此作真迹，只看到翰林院的石刻。因此，在四十年后见到真迹时，米芾将兴奋喜悦的心情倾注于跋语中。 日本大正八年(1919)6月7日，此件为中村不折(1866—1943)从文求堂购得。现藏于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 《谢赐御书诗表卷》 表文： 臣孤贱远人，无大材艺。陛下亲洒宸翰，推著经义。俾臣佩诵，以尽谟谋之道。事高前古，恩出非常。臣感惧以还，谨撰成古诗一首，以叙遭遇，干冒圣慈。臣无任荷戴，兢荣之至。 朝奉郎起居舍人知制诰权同判吏部流内铨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臣蔡襄上进。 皇华使者临清晨，手开宝轴香煤新。 讼名与字发深旨，宸毫洒落奎钩文。 精神高远照日月，势力雄健生风云。 混然器质不可写。乃知学到非天真。 缄藏自语价希代，谁顾四壁嗟空贫。 臣闻帝舜优圣域，皋陶大禹为其邻。 吁俞敕戒成典要，垂覆后世如穹旻。 陛下仁明加舜禹，豪英进用司鸿钧。 臣襄材智最驽下，岂有志业通经纶。 独是丹诚抱忠朴，常欲赞奏上古珍。 又闻孔子春秋法，片言褒贬贤愚分。 考经内省莫能称，但思至理书诸绅。 乾坤大施入洪化，将图报效无缘因。 誓心愿竭谟谋义，庶裨万一唐虞君。 　　这封信分为两部分：一是感谢皇帝赐字，二给皇帝献诗。 第一个长句是说为何写感谢信。接着说自己来自偏远地区，出身孤寒，没有什么才能。皇帝亲手书字，考彰古义，让他多为国家出谋划策，真是对他无比的荣宠。感谢不尽，特做诗一首献给皇上。 　　从内容上看，一二句说张公公送字来了，“君谟”二字发人深省；三四句夸赞皇帝字写得好；五句说有了皇帝赐书，将是蔡家传于后代的珍贵宝物，谁还会在乎家徒四壁呢？六七句说舜帝这样杰出的伟人，与同样杰出的人为伴，他们说的话成为后世的典范，泽被苍生。八句说皇帝之仁明超过了舜和禹，所用之人均为一时豪杰。 九句，我蔡襄愚笨，没有大志向和才能帮助皇帝经国伟业。十句，但是我有一颗忠诚的心，希望能将古代非常好的经验呈献给陛下。十一句说他知道孔子的“春秋法”，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褒和贬。十二句查古书又反思，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想将最重要的道理写在其衣带上。十三句虽然有抱负，但是没有机会报效皇帝。十四句发誓愿意尽自己所学所才，为皇帝出谋划策，成就一番伟业。 　　蔡襄《谢赐御书诗》，这件墨迹颇有晋唐遗韵，其法度严密，结字严谨，用笔稳健，一丝不苟，是其楷书中最精到的作品。 《万安桥记》 《万安桥记》，亦称《洛阳桥记》，蔡襄撰并书，正书。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洛阳镇洛阳江上，由于洛阳江入海口过去称为万安渡口，所以当地人又称洛阳桥为万安桥。洛阳桥是北宋泉州太守蔡襄倡建。北宋皇佑五年(1053年)开始动工，历6年8个月竣工。桥建在江海交汇处，水阔浪急，工程非常艰巨。当时的桥工。首创'筏型基础'来建造桥墩，并发明了'殖蛎固基'。以固桥基。使往来行旅'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洛阳桥规模宏伟，原长1200米，阔5米许，桥墩46座，桥栏柱500根，石狮28只，石亭7座，石塔5座。现存桥长834米、宽7米。残存船形桥墩31座。洛阳桥附属文物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桥南的'忠惠蔡公祠'内，蔡襄自撰亲书的《万安桥记》碑，此碑不仅书法端庄沉着，而且文字精炼，工刻细致，誉为文、书、镌'三绝'。 《万安桥记》 记文： 泉州万安渡石桥，始造于皇祐五年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迄功。址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翼以扶栏，为其长而两之。糜金钱一千四百万，求诸施者。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职其事者：庐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阳祭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明年秋，蒙召返京，道由出是，因纪所作，勒于岸左。 　　蔡襄不仅撰碑文，还亲自挥毫题写记文，成为《万安桥记》碑的又一绝。蔡襄是宋代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四家”。苏轼称赞蔡襄的书法曰：“君谟（蔡襄字）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后代许多文人对《万安桥记》碑书法予以称赞。朱熹赞道：“颂公之功兮万安有碑。楷法草书，独步当世，文章青史，见重列淡。”《龠州以人稿》写道：“万安天下第一桥。君谟此书，雄伟遒丽，当与桥争胜。结法全自颜平原来，唯策法用虞永兴耳”。《万安桥记》碑文字体系楷书，字径19×18厘米，端庄遒丽，丰趣俊逸。 《安道帖》 　　《安道帖》尺牍，1055年，纸本，纵26.8厘米，横35.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其行笔结体多有变化，笔圆韵满，沉着明润，气骨潇逸而不俗，达到了端庄而又飘逸的境地。 《安道帖》 帖文： 襄再拜。自安道领桂筦，日以因偱，不得时通记牍，愧咏无极。中间辱书，颇知动靖。近闻侬寇西南夷，有生致之请，固佳事耳。永叔、之翰已留都下，王仲仪亦将来矣。襄已请泉麾，旦夕当遂。智短虑昏，无益时事，且奉亲还乡，馀非所及也。春暄，饮食加爱，不一一。襄再拜，安道侍郎左右。谨空。二月廿四日。 　　安道：即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天圣二年进士。历官集贤校理、右正言，使契丹，还任知制诰、史馆修撰、桂州知府、集贤院学士，以尚书左丞知广州，卒谥襄。 筦：同“管”，本为唐方镇名，唐岭南五管之一。为岭南西道桂管经略观察使的简称，治所在桂州（今广西桂林市）。 侬寇西南夷：皇祐元年（1049），广源州蛮侬智高反邕州，乘胜掠九郡，以兵围广州，朝廷派余靖前去治理。 　　永叔：即欧阳修。 之翰：即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举进士第，为华州推官转运使，迁大理寺丞，知翼城县。累官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 王仲仪：即王素，字仲仪，华县人，赐进士出身，官至屯田员外郎。后因事败，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贤敏，擢知谏院，迁天章阁侍制，淮南郡转运按察使，旋为龙图阁直学士。后知成都。 请泉麾：请求出知泉州。 《虹县帖》 　　蔡襄《虹县帖》尺牍，纸本，行楷书，31.3 x 42.3cm，1051年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虹县帖》 帖文： 襄启：近曾明仲及陈襄处奉手教两通，伏审动静安康，门中各佳，喜慰喜慰!至虹县，以汴流斗涸，遂寓居。馀四十日，今已作陆计，至宿州，然道途劳顿，不可胜言。尚为说者云：渠水当有涯，计亦不出一二日。或有水，即假轻舟径来；即无水，便就驿道，至都乃有期耳。闽吴大屏皆新除，想当磐留少时。久处京尘，无乃有倦游之意耶?路中诚可防虞，民饥鲜食，流移东方，然在处州县，须假卫送，老幼并平善。秋凉，伏惟爱重，不宣。襄顿首。郎中尊兄足下。谨空。八月廿三日，宿州。 　　书法自晋初至宋代，己有二大变化，即晋尚风韵，唐重法度。发展到宋代，逐渐倾向于韵趣，开始破格，体势变化豪放不拘。但宋代的书体，仍受唐代的影响，蔡襄和苏轼、黄庭坚、米芾一样，都受到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书体影响，而以蔡襄最为突出。 　　但他们又越过唐代，追溯魏晋书源，因此蔡襄书风，极有晋唐风范，不只“ 形似” ，且讲究“ 神似” 。唐人书重法度，在楷书上表现最为突出和明显，强调规范严谨，明确大方，使人油然而生一种庄严之感，这就要求用笔和结构的统一。 　　蔡襄的楷书，笔法、结构上仍遵循唐制，其主要原因是受颇真卿及唐代各名家的影响，他的书体处处流露出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也等人的笔意及神态。如蔡襄的书作《万安桥记》、《跋颜真卿告身》，《昼锦堂记》等，用笔方正，一点一画、一笔一捺，均按“永”字八法，极有法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晋代最杰出的书法家，他们的字一改汉魏的质朴形成了妍美清润、神逸奇竣的书风。 蔡襄学“二王” 一丝不苟，咄咄逼真，其用笔内恹而收敛，外拓而开廓，笔力含蓄而刚健，外观流畅而峻美。颇得晋人风采，字字虽宋字，笔笔且晋韵。他临摹的二王诸帖，纤发具备，能以假乱真。难怪明代汪砢玉曾感叹“书法之变至宋极矣，然君谟尚有晋唐意。” 《大研帖》 　　蔡襄《大研帖》（致彦猷尺牍）,1064年，纸本，25.6cm×25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大研帖》 帖文： 襄启：大研盈尺，风韵异常，斋中之华，繇是而至。花盆亦佳品，感荷厚意。以珪易邦，若用商於六里则可。真则赵璧难舍，尚未决之，更须面议也。襄上，彦猷足下。廿一日，甲辰闰月。 　　蔡襄不仅人品高尚，而且在他身上还具有着深厚的书学修养和创作天质，即优秀的书品。他从举进入仕，文化底蕴丰厚，长于诗文，更精于书道，有“本朝能书，世推蔡君谟”的美誉。 　　蔡襄在书法理论的思考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主要散见于各种题跋中，后人辑为论书或《评书》。他标举“神气”说，“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尝观《石鼓文》，爱其古质，物象形势有遗思焉，及得《原甫鼎嚣铭》，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 《山堂诗帖》 　　《山堂诗帖》，是北宋书法家蔡襄于1066年书，行书，纸本，纵24.8cm，横26.7 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山堂诗帖》 帖文： 丙午三月十二日晚：“欲寻轩槛倒金尊，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花园。”十三日吉祥院探花：“花未全开月未圆，看花待月思依然。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十五日山堂书。 　　蔡襄祟晋尚韵，寻根觅宗，取法乎上，感悟至深。他曾评书曰“书法惟风韵难得，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他追求晋人的“风韵”、“自然”、“清简”、“虚旷”，并启发学书者领悟“风流蕴藉”之气的途径，全凭要在精神志趣中下功夫。 　　蔡襄的“书法精胜，秀媚之甚，是谓美女镜花也”。他不仅有精深的理论修养，同时也是当时独居书坛的“本朝第一”的书法实践者。焦弱侯评蔡帖时说“蔡书世不多有，此卷风骨秀逸，天真烂漫，尤为佳绝，虽奕奕饶姿韵，而结法出二王，殆无一笔失度。余以为欲入山阴壶奥，不涉此途终是门外人耳”。 　　从这些书评看，蔡襄的书法作品与其书法理论所倡导的重神气、追晋风、尚秀美、求飘逸是完全相一致的。 　　吴其贞作了高度的概括“气韵温雅”，“蔡之妙至此毕矣”，“东园诗翰》一则，纸张稍疲，墨色尚佳，书法文秀，出入右军，为超妙入神之书”。 《思咏帖》 　　蔡襄《思咏帖》，1051年，纸本，纵29.7厘米，横39.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思咏帖》 帖文： 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屯田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 　　宋皇佑二年(1050年)11月，蔡襄自福建仙游出发，应朝廷之召，赴任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之职。途经杭州，约逗留两个月后，于1051年初夏，继续北上汴京。临行之际，他给邂逅钱塘的好友冯京(当世)留了一封手札，这就是《思咏帖》。 《思咏帖》书体属草书，共十行，字字独立而笔意暗连，用笔虚灵生动，精妙雅妍。通篇虽不及'茶'、'茗'一字，但其中蕴含的风流倜傥的人物形象，及其游戏茗事的清韵，则真是呼之欲出，袅袅不绝。 　　《思咏帖》尾后两行所书'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其中的'大饼'，当指当时的贡茶大龙团;青瓯，则当是浙江龙泉青瓷茶碗。在这一茶友间的礼尚往来中，我们还能感觉到，在茶具的使用上，除斗茶所必用的兔毫盏外，日常品茶，恐怕还是多取青瓷的。 此信是写给冯京的，蔡襄皇佑三年末从故乡应召赴京，当世也自荆南通判御任还朝，两人邂逅于杭州，可能是冯方到而蔡将离去，因此蔡襄临行赠送团茶和茶具，略表心意。 《陶生帖》 碑文： 泉州万安渡石桥，始造于皇佑五年庚寅，以嘉佑四年十二月辛未迄功。址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翼以扶栏，为其长而两之。糜金钱一千四百万，求诸施者。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职其事者:庐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阳祭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明年秋，蒙召返京，道由出是，因纪所作，勒于岸左。 　　《陶生帖》为宋代书法家蔡襄所书，作于皇祐三年（1051），为草书尺牍。其草书潇洒清丽，似晋宋间人风韵，颇类王献之外拓笔法。回旋流转，又时见斩截顿挫，柔中有刚。结体大小偏正，重轻疏密，随心所至，一气呵成。 《陶生帖》 帖文： 襄示及新记，当非陶生手，然亦可佳。笔颇精，河南公书非散卓不可为，昔尝惠两管者，大佳物，今尚使之也。耿子纯遂物故，殊可痛怀，人之不可期也如此。仆子直须还，草草奉意疏略。五月十一日，襄顿首。家属并安。楚掾旦夕行。 　　此帖是以宋代出现的无心散卓笔书写的。沈括《梦溪笔谈》云：“近岁蔡君谟又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蔡襄自谓：“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也，静而观之，神情欢欣，可喜耳。”《陶生帖》正是以散卓笔写的“飞草书”，是蔡襄诸体中最奔放之作，是他自己觉得可骇可喜者。 　　此帖说到，“河南公”作书专用散卓笔，还赠与蔡襄两管，非常好用，一直用到今天。又说到一位友人去世，叹息人生之无法预料。朋友谈心，情真意切。短短十行字，真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千年之下，依然动人。 《远蒙帖》 　　《远蒙帖》，北宋书法家蔡襄于1061年书，尺牍，行书，纸本，纵28.6cm，横28.6 cm，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远蒙帖》 帖文： 襄再拜。远蒙遣信至都波，奉教约，感戢之至。彦范或闻已过南都，旦夕当见。青社虽号名藩，然交游殊思君侯之还。近丽正之拜，禁林有嫌冯当世独以金华召，亦不须玉堂唯此之望。霜风薄寒，伏惟爱重，不宣。襄上，彦猷侍读阁下。谨空。 　　蔡襄认为“ 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 。也就是说，书法的风貌、格调、精神必须反复审视认真斟酌、揣摩，下笔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行笔要注意字里行间的映带呼应关系，做到字字首尾相应，气脉贯通，一气呵成。 　　蔡襄认为只在“ 体势” 、外形上形似而无精神，这是不懂得书法真谛的人所为。因此蔡襄在自己的书法学习和创作上就尤其注意这点。他学颇真卿的书体不默守陈规，依样画葫芦，而是更重视对颜书的神、势、气的学习和汲取所以人们感到蔡襄无一笔不从颜真卿出，但又无一笔似颜真卿。 在崇尚神气为佳的基础上，蔡襄还追求古意，他认为《石鼓文》、《钟鼎文》之所以深得人们的欣赏和喜爱，就在于它的古朴，运笔、结体的物象化，给人以美的享受，留下无穷的思考和想象。讲究古意是蔡襄书法的一大特点，也是蔡襄衡量书法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 《暑热帖》 　　蔡襄《暑热帖》，行书手札，书于105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暑热帖》 帖文： 襄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牯犀作子一副，可直几何？欲托一观，卖者要百五十千。 　　蔡襄信上的大意是说天气太热，来不及通报请求谒见，心中苦恼的事情已经想通了。日夜朝夕天气酷热烦闷，无处可避，感慨人生中的束缚也是如此。给你带了精茶数片，就不详细说了。犀牛角做的棋子一副，不知道能值多少钱？想带给你看一看，卖家说要百五十千。 　　《暑热帖》篇幅虽短，但帖中行楷相间，字字珠玉，暑热所带来的烦躁在笔端已化为一阵清风，如解暑的精茶一样，给人一种清新悦目的感觉，作者淡然豁达的秉性也跃然纸上。 《离都帖》 　　《离都帖》，又名《致杜君长官尺牍》，尺牍，行书，纸本，纵29.2cm，横46.8cm，北宋蔡襄作品，书于1055年。该帖书法丰腴厚重处似颜真卿，兼有王羲之行草之俊秀。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离都帖》 帖文： 襄启。自离都至南京。长子匀感伤寒七日。遂不起此疾。南归殊为荣幸。不意灾祸如此。动息感念。哀痛何可言也。承示及书。并永平信。益用凄恻。旦夕渡江。不及相见。依咏之极。谨奉手启为谢。不一一。襄顿首。杜君长官足下。七月十三日。贵眷各佳安。老儿已下无恙。永平已曾于递中。驰信报之。 　　此帖乃蔡襄即将渡长江“南归”途中所书，追述离都（开封）行至南京（今商丘）而痛失长子。友人来信慰问，襄作此书答谢。 　　该帖书法丰腴厚重处似颜真卿，兼有王羲之行草之俊秀。随着丧子经过的述说，蔡襄的运笔越见凌乱，写到心情激动处，落笔时而快捷，时而用劲曳长，呈现出令观者动容的哀痛气氛。 《脚气帖》 　　《脚气帖》，蔡襄行草书代表作,墨迹,纸本,尺牍,纵26.9厘米，横217厘米。7行，58字。《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脚气帖》 帖文： 仆自四月以来，辄得脚气发肿，入秋乃减，所以不辞北行，然于湖山佳致未忘耳。三衢蒙书，无便，不时还答，惭惕惭惕。此月四日交印，望日当行，襄又上。 　　蔡襄书法大多正楷，此帖别开生面，为行草书，其笔法精妙，行笔流畅，遒劲婉美，为蔡襄行草书佳作。 　　《脚气帖》布白宽绰，疏朗有致，字距与行距组合疏密相间，字势与笔意彼此呼应，神完气足。开篇以规范的行书落笔，而后写到“不辞北行”却行笔渐快，透露出作者的殷切心情和身体有所好转后的喜悦之情。当写到“未忘耳”三字，“耳”字飞白，渐行渐放，节奏顿挫明显，作者的情绪达到了巅峰，一气呵成、激动不已，而后又渐渐回到了现实的生活。轻松舒缓、抑扬顿挫，或亲切自然或热情奔放，无不像一首热烈的旋律，歌颂着生活的惬意。在宋四家中，蔡襄是最得魏晋气象的人，他将二王法帖传神地表达在日常书写中。蔡襄《脚气帖》以草书“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一个聪明透顶，体察时事、谨于法度的人，一旦用心笔墨，自然会成果不凡。 　　蔡襄的草书，取法高古。他能作章草，精劲典雅，所作今草不激不励而又无拘无束。他在运笔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谦和而洒脱的君子风度。 　　蔡襄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