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缘政治中的中东战略地位变迁（副本）

张良

中东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过程。最初，中东的重要性主要来自其位于三大洲交接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随着石油燃料时代的来临，中东因石油资源丰富，其战略重要性进一步突出，形成地缘中心与能源中心“二合一”的独有特征。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技术进步和页岩气等非传统能源开发，中东的战略重要性出现了缓慢下降趋势。众所周知，中东在全球地缘格局中地位十分重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中东的战略重要性并非从来如此，也绝非一成不变。总体看，随着国际能源结构调整，中东的战略重要性呈现出“倒Ｕ形”变化的趋势。

一：中东战略重要性的地理基础

作为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交通枢纽，中东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结合部，周围被地中海、红海、里海、黑海、阿拉伯海包围，因此中东一直被称为“五海三洲之地”。中东的地理枢纽地位，并不限于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它还是从海上连接欧亚大陆腹地的捷径。“二战”期间，同盟国家就发现，“把波斯湾西北端同外高加索和里海连接起来的横贯伊朗的铁路线，是一条输送美英两国物资去俄国的方便的陆路捷径”。

随着航海时代的到来，能否控制海上交通要道，已成为衡量大国地位兴衰的重要权力指标，而中东地区拥有若干占据要津的海上通道，使其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战略价值与日俱增：一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境内，其北通地中海，南通红海，自1869年开通后就是世界最主要交通运输线之一。目前，每年约有1.8万艘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船只通过运河，中东出口到西欧的石油70%经由苏伊士运河运送。从欧洲经由苏伊士运河前往亚洲，比绕行南非好望角最多可缩短67%的路程。二是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沙特、阿曼和伊朗之间，是全球石油运输战略通道，美国能源部称其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命线”。每天经过该海峡的石油流量约为1500-1600万桶，约占全球海上石油交易的1/3。三是土耳其海峡。土耳其境内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分别扼守马尔马拉海的南北两端，并把黑海和地中海连接在一起。土耳其海峡是世界最繁忙的水道之一。每天有300万桶原油及几十万桶成本油经过这里。四是曼德海峡。位于厄立特里亚、也门和吉布提之间。海湾出产的原油只有经过这里才能进入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最终抵达欧洲和美国东海岸。每天约有350万桶原油通过曼德海峡。一旦曼德海峡关闭，所有船只只能通过南非好望角绕行。

中东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得到众多政治家和地缘政治学者的高度重视。美国知名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Spykman）曾经批评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世界岛”理论，过高地估计了大陆心脏的潜力，而对内新月地区的潜力估计过低，并由此提出“边缘地区说”。他认为，“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有什么口号的话，它必定是‘谁控制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而中东地区恰好属于斯拜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区”。著名中东学者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认为，列强之所以被吸引到中东并长期待在那里，其根本动机是战略性的考虑，即这个地区的军事潜力和危险性。毛泽东曾经用“中间地带”来形容这类地区的地缘重要性：“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这里说的“中间地带”无疑包括中东，而且中东还是“中间地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更明确地点出了中东对于大国霸权的极端重要性：“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

中东地缘位置极其重要，使其很早就被纳入国际权力体系，成为外部大国觊觎和争夺的对象。我们知道，现在国际体系最早兴起于西欧。随着欧洲列强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对外扩张步伐加快，中东地区因毗邻欧洲这一世界权势中心，而“以近招损”，率先成为西方觊觎和争夺的对象。“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正像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一样，不幸住在一个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的地区。”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是近代欧洲列强首次侵入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区，当时法国入侵埃及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埃及恰好处在英国与其亚洲殖民地的枢纽地带，法国如果占据埃及，就可以切断英国与印度的经济联系。英国对中东（特别是埃及）的重视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1885年英国占领埃及，并投资修建苏伊士运河，并非因为埃及本身能提供什么，而是因为该地区是通往印度的最便捷通道。

对英国来说，“苏伊士运河具有极为罕见的战略价值，经过苏伊士运河的商船，将英国和它的远东殖民地连接了起来，并源源不断地向印度殖民地输送统治官员”。此外，苏伊士运河还连接着英国与有“帝国孩子”之称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此不难理解，当年拿破仑为何要远征埃及。“二战”期间，北非地区再次成为轴心国与同盟国争夺的重要战场。戴高乐曾经指出：“对于盟国来说，关键在于苏伊士运河，这个地方一失，小亚细亚和埃及就对轴心国打开了大门。相反地，如果能保持住这儿，总会有一天能从东方进至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二战”结束后，尽管英法实力已经日薄西山，仍在1956年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试图阻止纳赛尔将运河收归国有化。

同样是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二战”后随着世界主要权力由欧洲列强转向美国和苏联之手，双方在中东狭路相逢，短兵相接，从而使该地区成为两大超级大国折冲樽俎、反复拉锯和争夺的对象。在整个20世纪，“中东成了世界上两个主要的人口和权力集中地区之间交往捷径的必由之路。这两个地区，一是印度、东南亚和远东；一是北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欧洲。它们是人类生活和行动在地理上的两极。主宰中东，就是握有使两极之间直接交往的孔道保持畅通无阻、予以封闭或迫使重新开放的权力”。

在长达50年的冷战时期，中东地区成为美苏超级大国的必争之地。1947年，美国政府的秘密外交文件，曾反复强调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如果一个敌对大国控制该地区，不仅将使我们丧失非常重要的资源和便利交通，而且它将获得压倒性的战略和经济权力地位，这对我们的安全将是致命性的。因此，我们必须确保牢牢地控制中东。”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曾指出：“甚至仅仅从地理的角度讲，在整个世界战略上也没有比中东更重要的地区。”苏联同样将中东视为遏制美国势力扩张的重要前沿阵地。因此，在整个冷战期间，中东就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相扩展影响力，进行霸权角逐的权力竞技场。“在中东，两个阵营中的每一方都被对方掐着脖子，这样说并非过甚其词。”

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加紧在中东布局。无论是克林顿时期对两伊的“双重遏制”政策，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还是奥巴马上台后的与伊斯兰世界和解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加强对中东的全面控制。冷战结束后，美国共发动或参与五场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四场发生在大中东地区，三场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中东已成为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战略重点。

二：石油时代来临与中东战略重要性的持续提升

能源是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物质的进步伴随着燃料和能源体系的不断进步。“牲畜的动力造就了农业，木柴为我们提供了燃料。英国早期广泛使用煤炭，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石油、天然气以及核能、太阳能，将这个正在工业化过程的世界挺进了现代化时代。”反过来看，能源结构变革往往直接带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以及国家综合国力的变迁。有学者指出：“能源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通货，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因素，甚至是成功和物质进步的一个新筹码。获得能源成为21世纪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来临和大机器广泛使用，尤其是1886年卡尔·本茨（Karl Benz）发明了使用汽油作燃料的内燃机汽车以来，世界在很短时期内就由使用蒸汽、煤炭作动力的时代，转向了全面使用石油产品的时代。目前，全球主要交通工具，如汽车、卡车、飞机、公交、摩托车、轮船等，几乎都是使用石油作为驱动燃料。据统计，当前世界能源消耗的40%，交通运输业能源的90%来自石油。

相比于煤炭，石油作为动力来源的优势十分明显。据统计，烧煤的动力装置要达到最大马力需要4-9小时，而燃油的动力装置达到最大马力只需要5分钟。给战舰提供油料，只要12个人工作12小时，而提供同样能量的煤，则需要50个人工作5天。要得到相同马力的推力，燃油引擎只需要燃煤引擎1/3的工作力度，每天的消耗量也只有煤的1/4。用油作动力的船队，其活动半径大约是用煤作动力的船队的4倍。

石油燃料时代的到来，使石油日趋成为决定国家兴衰成败的战略性资源。英国海军上将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很早就主张英国海军应使用石油作为动力，他在1901年时就指出：“石油燃料将使海军战略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他接着指出，“石油是保住霸权战略的必然组成部分。”1913年7月，丘吉尔告诉国会：“如果我们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粮食、棉花，以及保持大不列颠经济活力所必需的无数的商品。”尤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石油供应短缺造成的巨大影响，使英国等西方大国越发认识到石油资源对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17年10月，英国殖民部国务大臣沃尔特·朗在下院警告：“此时此刻，石油比什么都重要。士兵、弹药、钞票都有，但若没有石油，一切优势相比之下都毫无意义。石油乃是今日最强大的动力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确立了石油资源的重要性。“石油被看作是战争的紧要战略物资，是国家实力和国际优势的基础。如果说有一种资源正在影响着轴心国的军事战略，那就是石油。如果说有一种资源能够挫败它们，那也是石油。”

中东作为世界石油储藏最丰富的地区，其地缘重要性更趋凸显。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东地区石油探明储量不断增加。据统计，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勘探，如今人们在世界各地发现了3万多个可用于商业开发的油田，包括约400个“大型油田”，这些大油田所储藏的原油占全球已探明原油总量的60%，其中排在前50位的“超大型”油田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40%，而这些“超大型油田”60%以上位于中东地区。中东地区的油气储量占全球总量的2/3，全球石油储量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全部集中在这里。中东石油不仅储量大，而且油质好，开采成本低，这种比较优势使中东仅仅因为世界经济对中东石油的高度依赖，就具有全球性的权力和影响。

石油时代的来临及中东丰富的石油储量，使中东的地缘重要性空前提升。有学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几件事情的发展曾经影响中东的地缘位置。在这些事情中，“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当然是在阿拉伯发现了石油这件事情。……在发现了石油以后，阿拉伯就能再次地把自己的产品变为东西方贸易中的部分商品”。有学者对中东石油开发的地缘政治意义与地理大发现相提并论：“诺克斯·达西获得特许权是一个凭借商业智慧战胜逆境的故事，但是它在全球层面的意义，却可以与哥伦布在1492年横跨大西洋发现美洲相媲美。”还有学者指出，“近东在战略上很重要……就在于阿拉伯半岛蕴藏着大量石油。谁能把它们加入自己的其他原料来源，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资源，并且以同样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对它们的控制一向是强权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指出：“当今，不论是军事强国还是经济强国都需要石油。在本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这一基本事实使波斯湾成为世界风暴的发源地。……现在我们生活在石油时代。这使得波斯湾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成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这意味着，世界上最棘手、最不稳定和最危险的地区，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中东在石油生产和世界经济对石油需求方面的比较优势，使中东地区具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战略重要性。1973年以来的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基础能源和运输成本在六年里上升了13倍。1980年开始的两伊战争引发第三次石油危机。研究表明，中东国家的政权更替或政治动荡，一般都会殃及石油领域。例如，20世纪70年代伊朗石油产量为每天60万桶，但1978-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使该国石油产量骤降到每天150万桶。利比亚在卡扎菲1969年上台后，石油产量急剧下降，1975年该国石油产量只有前政权每天320万桶的一半。2011年中东剧变发生后，国际能源市场随之出现巨大波动。2011年1月中东剧变开启前夕，国际油价在每桶92美元左右，而到了2011年4月，国际油价达到每桶120美元。

石油能源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使得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资源，成为大国称霸的基本前提。中东因石油储量丰富，从一开始就成为外部大国觊觎、争夺的对象，以及霸权角逐的主战场。众所周知，石油事务“90%是政治，10%是石油”。近代以来，中东地区政治始终弥漫着浓重的“石油味”。在某种程度上，“中东”几乎成了“石油”的代名词。中东地区的所有其他重要特性和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卡特尔、集体抵制、经济制裁、恐怖主义、军费开支、腐败、独裁、冲突、战争、革命、外部介入乃至伊斯兰，无不与石油联系在一起。从国际权力体系角度看，石油因素是中东政治与外部大国互动的主要驱动力，这种热度几乎贯穿了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且至今热度不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指出：“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命脉，波斯湾地区变成为供血的心脏，而其附近的海上通道，则是输送血液的血管。……谁控制了波斯湾和中东，谁就掌握了控制世界的钥匙。”

英国对中东石油觊觎最早。早在“一战”期间，英国战争内阁中极有权势的汉基爵士称，“控制这些石油供应是英国战争中头等重要的目标”。“一战”期间，正当法国沿着马其诺防线与德国激战之际，英国就把超过140万的庞大军队投入到了地中海的东部地区和波斯湾地区。英国的公开解释是，这样既能确保俄国军队对抗中央国家的更为有效的战斗力，又能使俄国的粮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西欧。实际上，英国的意图是在战后控制未经开发的阿拉伯湾的石油。另外，根据英法1917年秘密达成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法国将有效控制所谓的“A地区”，该地区涵盖大叙利亚（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东北部石油相当丰富的摩苏尔地区和这一地区石油开采的特许权。而英国则控制东南部地区的“B地区”，从约旦往东，到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巴士拉和巴格达。1918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宣称，英国必须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指导精神”，因为该地区拥有大英帝国所缺少的一种自然资源。他说：“我不在乎在什么制度下保住石油，但我非常清楚，这里的石油能否为我所用，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为确保对这些石油资源的控制，早已经驻守在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地区的英国军队在与土耳其签订停战协议后，马上就占领了摩苏尔。正如当年英国发动布尔战争（1899-1902年）是因为德兰士瓦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产地、控制该地区可以巩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体系老大地位、维持金本位主宰地位一样，设法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同样是英国继续称霸世界的重要一环。

美国对中东的关注度与中东重要性凸显同步上升。20世纪早期，美国曾是世界最主要产油国。1940年时，中东地区（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半岛）出产不到世界石油产量的5%，而美国占到63%。因此直到“二战”时期，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重视。1941年7月，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指示助手，“请你告诉英国人，我希望他们能够关照沙特阿拉伯国王，这个国家距离我们是远了一点”。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新油田发现率快速下降。到1945年12月，美国时任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L. Ickes）甚至感叹“我们正耗尽石油”，并预测美国注定会变成石油净进口国。而唯一能替代美国石油地位的地方就是中东。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中东的重视程度日趋上升。1943年2月18日，罗斯福批准了按照租借办法给伊本·沙特提供援助。

“二战”后，美国更加认识到，“确保取得中东石油是保障美国、英国和西欧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石油成了对外政策、国际经济问题、国家安全、公司利益的聚合点，而中东则成了焦点”。基于这种认识，美国与沙特结成战略盟友，英国则加强与海湾酋长国关系，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关注度也日趋上升。冷战时期，美国对中东的重要性热度不减。据报道，基辛格、施莱辛格曾经制订计划，打算派兵攻打沙特、科威特和阿布扎比等国，并占领那里的油田，把这三个国家“牢牢地抓在美国手中”。此后，历任美国总统都在中东投入极大精力和资源。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从国际格局看，苏联的解体使中东—中亚的地缘版图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空白，由此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控制中亚、南亚和西南亚的地缘政治兴趣。而“9·11事件”则为美国控制中东提供了天赐良机（有人至今怀疑美国是有意促成该事件的发生）。支配这种霸权野心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就是对中东石油的渴望与贪婪。此后，美国打着“反恐战争”的旗号，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地区战争。“反恐战争最重要的作用是把世界上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油气产区及运输要冲进行了重新切割。……反恐战争既能掩盖自身在经济和能源领域的真实意图，也能够用来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

”不难看出，美国入侵阿富汗使得铺设横穿阿富汗领土的里海石油管道成为可能，而伊拉克战争则有助于美国牢牢抓住中东的石油龙头并垄断油价，甚至通过让伊拉克退出欧佩克组织来破坏欧佩克组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有一个共识，即布什—切尼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占领伊拉克，是与对石油的控制有关，控制的石油越多越好。”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布伦丹·纳尔逊（Brendan Nelson）在2007年7月公开称，侵略伊拉克的真正原因是石油。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nspan）也公开承认：“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而美国为伊拉克制定的明显有利于西方进行控制的《石油天然气法案》，使其战略野心昭然天下。2011年美欧共同发动的利比亚战争，同样针对的是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该战争浓厚的“石油味”不言而喻。

需要指出的是，与中东极端重要性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体系，相反，中东内部矛盾重重，并因难以自行排解而不得不主动求助于外部，这就为大国在该地区进行折冲樽俎和利益争夺提供了历史契机。伯纳德·刘易斯就认为，“中东地区发生的一切取决于来自别处的势力，中东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都是由非中东国家之间的敌对竞争状态来左右的”。因此，形象地说，中东地区至今仍是大国战略棋盘中的重要棋子，而无缘充当战略棋手的角色。这样，巨大的战略回报与微小的反霸抵抗相结合，诱使外部大国竞相进入该地区，并将作为归属未定的霸权名利场。而“石油因素”又是促使外部大国竞相角逐中东的最大驱动力。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得很明白：“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二十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

三：中东的战略重要性正在缓慢下降

中东地缘政治结构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世界地缘中心和世界能源中心相互交叉，因而具有双重的战略价值。然而，正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一切皆流，无物常在。”中东战略重要性的提升，与全球范围内的两大变化——大航海时代来临以及石油燃料的使用直接相关。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交通技术进步和新能源开发力度加大，中东的战略重要性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这可以从两大方面理解。

（一）：交通技术进步使中东的地理重要性缓慢下降

交通技术革命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巨变的前奏。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使西欧找到一条绕过欧亚大陆腹地而直通印度和东亚的贸易通道，这种世界贸易路线的根本性变化，既导致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衰落，也使中东地区（当时从属于奥斯曼帝国）因世界贸易路线改道而收益大减，经济日趋走向衰落，地缘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直到19世纪早期，由于当时欧亚之间的绝大多数航运绕行南非，因此英国作为当时的主要世界霸主，对奥斯曼帝国几乎漠不关心，有时甚至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扩张。然而，大约从1820年开始，随着汽船运输的增加与陆路交通的改善，经由埃及或者“新月地带”这两块在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土地进行客运和货运，变得越来越迅捷，越来越安全，并取代了绕行非洲的远程航线。由此使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逐渐认识到，奥斯曼帝国将是英国通往印度交通线的最佳守卫，并很快坚决地强化奥斯曼帝国的防御。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交通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和欧洲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形成，才使中东的地缘重要性（尤其是埃及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得到欧洲列强重视，使中东越来越成为欧洲殖民列强的必争之地。

然而，随着航空业的迅猛发展，各主要国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曾经限制人类活动范围和方式千年之久的地理因素的桎梏。在这种背景下，类似中东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交通要道，其地缘政治重要性大不如从前。“二战”时期就有学者指出：“飞机航程的日益增大，使英国不再像过去那样迫切需要占有中东基地，以维护其帝国交通线。但是这个区域拥有全世界业经查明的石油蕴藏的百分之四十二，这一发现又终将使它保持战后世界战略中心之一的地位。”冷战时期，就有学者指出：“中东在国际事务中本质上不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中东早已不成为一个十字路口。”

与此同时，铁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高铁交通通信技术的成熟和应用，不仅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提供了技术前提，也使传统陆权国家的重要性日趋上升。19世纪后期，铁路技术的出现和大陆铁路的修建（如1869年美国的联合太平洋铁路，1896年的柏林—巴格达铁路，1905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使陆权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但陆权的重要性总体不如海权。当前，高铁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极大地克服了陆地空间距离对经济合作的制约。世界地缘经济重心正从古代“陆路为主”，近代“海路为主”，回归到“陆海并重”乃至“陆路为主”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欧亚大陆多个国家正通过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相互连接，由此将加速欧亚大陆内部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自2011年3月19日重庆首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以来，中国和欧洲已有51条路线，从27个中国城市出发，通往11个欧洲国家28个城市。中欧班列时间只有海运的三分之一，价格是空运的五分之一。在此背景下，立足于海路贸易的中东地缘重要性，呈现出相对下降趋势。

（二）：页岩气革命使中东的能源地位缓慢下降

如果说中东作为世界交通枢纽地位的下降还不甚明显的话，那么“页岩气革命”对中东传统能源地位的冲击，则显得尤为令人瞩目。当初正是由于人类的燃料来源从使用木柴转向使用煤炭，进而挺进到石化燃料时代，才使石油储量丰富的中东地区地缘重要性迅速上升，进而使中东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地区。然而，随着石油钻探和能源开发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重油、页岩油、油砂等非传统能源日趋得到大力开发。美国知名石油专家丹尼尔·耶金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认为，随着技术突破和进步，加拿大的“油砂”、巴西的“盐下油”以及美国的“致密砂岩油”开采前景可观。目前，加拿大油砂产油量达到每天150万桶，预计到下个十年产量可能会翻番，达到每天300万桶。

页岩气开发技术早在1948年就已出现，但当时尚不具备商业开发价值。但近些年，水力压裂法等被广泛应用。同时，技术突破使巴西埋藏在南部海岸盐带下的石油资源有望得到开发。如果开采以不错的速度推进，巴西到2020年时有可能日产500万桶原油，大约相当于委内瑞拉现产量的两倍，沙特现产量的一半以上。同时，美国国内的致密砂岩油的产量增长很快。2000年时，美国的总产量仅为每天20万桶，预计到2020年前后，产量可能会达到每天300万桶，相当于美国日产原油总量的1/3。这种新趋势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的原油生产面貌。

据报道，美国非常规石油资源总储量超过2万亿桶；加拿大非常规油气储量约达2.4万亿桶；包括委内瑞拉、巴西等在内的南美洲也有2万多亿桶非常规油气资源。相比之下，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不过1.2万亿桶。换言之，西半球包括非常规油气资源在内的油气资源总储量超过大中东地区五倍到六倍之多。另据花旗银行预测，美国石油产量将于2020年前超越俄罗斯和沙特，一跃成为能源霸主，预计2035年美国页岩气日产量可望达到200万桶至300万桶。美国同加拿大、墨西哥将会取代中东地区成为全球能源生产的新重心。由于北美地区在全球能源开发中的比重可能占到50%左右，全球能源中心日趋转向西半球，北美地区可能成为世界能源新中心。

相比之下，中东在石油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日渐丧失。中东部分油田已经连续生产80年，正快速进入成熟期（也就是产量已经过了高峰期），特别是沙特。有相当高比例的油田处于这种状态。而一旦油田过了高峰期，其开采成本将明显增加。这种趋势将刺激世界其他地方石油开发。2010年，中东在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中的比重为56%，为1953年以来第二最低点。这低于2002年时的66%，也低于近30年来61%的平均值。另据国际能源署统计，在现存的7.9万亿桶潜在的可发现的石油中，90%在中东地区之外。一旦非传统能源开发技术在商业上具有竞争力，中东的能源地位将低于加拿大、美国和委内瑞拉。届时，中东产油国将失去此前在国际石油价格上讨价还价能力。中东在世界能源市场尽管仍不可或缺，但不再扮演“石油中央银行”的角色。花旗银行甚至大胆预测，到2030年，沙特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将变成石油进口国。此外，节能的汽车引擎和可再生燃料将帮助抑制对石油的需求，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油气能源的重要程度。据分析，技术进步将内燃机的能效可能到2030年提高一倍，这相当于一个沙特的生产价值。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能源版图的中心，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石油输出大国牢牢掌握着“黑色黄金”的控制权。但当前“页岩气革命”的出现，使中东持续近百年的“世界油库”地位首次出现动摇。中东突然变成不那么重要的参与者了。世界石油市场的分散化和多样化是世界地缘政治的结构性转变，其影响力不亚于当年的苏联解体。中东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下降，直接导致中东国家在世界权力体系中的分量的下降。

首先，美国控制中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下降。美国是中东传统的“用油大户”，对中东石油依赖度一直居高不下。1991年苏联解体时，美国40%石油需求需要进口，其中54%来自欧佩克成员国，24%来自波斯湾地区。但中东地区战乱不断，使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美国经济深受影响。而现在，西半球石油和非传统能源的大量开发，使过去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比例日趋下降。自2006年以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每天对美国出口石油量已减少近180万桶，加拿大、巴西及哥伦比亚等国对美出口量则每天增加70万桶，达到近340万桶。目前美国从中东石油进口已降至9%。美国能源情报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表示，到2020年，美国自产原油将能够满足将近一半的国内需求，其中82%的资源来自大西洋西岸。石油输出国组织预计，到2035年，从中东到北美的石油运输将几乎完全消失。

美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度的下降，使中东在美国战略棋盘中的地位相应下降。克林顿时期的能源部高官杰·黑克斯表示：“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掐断石油，能源的独立性让我们在经济、地域、国防上更为灵活。”“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降低，为美国政府在介入中东事务上提供了更为多样的手段，我们也许不再需要用美国士兵红色的鲜血去换取那黑色的石油。”西半球页岩气的大量开发，使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度和关切度下降，使其可以不必再按照确保中东及其油气资源的思路安排其全球战略，从而获得较多的行动自由和战略喘息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世界能源格局的根本性变化，使得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防范中国崛起的传统安全考虑，明显超过在中东反恐、防扩散等非传统安全考虑，重新成为美国决策者案头的首要议程。而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或曰“再平衡战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2012年6月，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a）公开称，到2020年美国将把60%舰艇包括6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亚太地区。2012年1月奥巴马再度当选总统后，首次出访选择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亚太小国，其外交优先重点不言自明。

因利益纠葛，美国此前在中东投鼠忌器，瞻前顾后，尽量采取维持中东稳定、确保石油以稳定低价输出的政策，由此使美国主动或被动地承担起在中东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但客观地看，在中东推行霸权，充当“世界警察”，不仅经济负担重，而且吃力不讨好。奥巴马自2009年上台后，曾矢志改善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但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不降反升。2012年6月美国皮尤调查显示，美国在几个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支持率都较2008年略低，而且越是美国援助力度较大的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越明显，比如79%的埃及人不喜欢美国。2012年9月，因美国上映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影片，伊斯兰世界出现大规模反美抗议浪潮，尤其是9月1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班加西遭袭身亡，更是令美国决策层高层无所适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大惑不解：“这怎么会发生在一个我们帮助解放的国家，在一个我们帮助免遭摧毁的城市？”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感叹“我们迷失了方向”。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强调进一步加大能源自主开发力度，力争在任内实现能源自给。美国能源自给率的大幅提高，特别是从中东进口能源的大幅缩减，使美国战略主动性增加，由此很可能促其转换角色和政策定位，转而将中东局势和中东石油供应作为打压和控制中国等新兴大国的重要王牌。而中国由于对中东能源依赖度日趋增加，不得不加大对中东问题关注度，难以像过去那样超脱。

其次，世界权力体系的力量分配分化重组，欧佩克国家使用石油武器难度越来越大。石油燃料时代的到来，使石油生产国的权力分量明显增加。从学理角度看，石油生产国的这种权力主要来自于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是源于这种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敏感性指的是依赖效应的强度与速度，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变化在多长时间内引起另一个部分变化。换句话说，石油生产国与石油消费国之间依存关系的变化，会引发权力的重新分配。脆弱性指的是改变一个相互依赖体系结构的相对成本。换言之，石油生产国与石油消费国之间的权力对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相当长历史时段内，由于石油消费国能源消耗总量的不断增加，以及石油储量的相对有限（这方面，一直有所谓“石油峰值”的说法）和高度集中，石油消费国对中东产油国的进口依赖程度，明显大于中东产油国对石油消费国的出口依赖，因而使中东产油国相对于石油消费国，显得不那么有“脆弱性”，石油生产国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权力份额更大，战略上更积极主动。因而中东产油国有可能以石油为武器，通过石油禁运（类似20世纪70年代那样）或石油提价达到自己的利益。

1974年中东国家对西方石油消费国“石油禁运”，正是中东产油国运用“石油权力”的巅峰时刻。有学者指出，1956年和1967年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很容易被挫败，是因为当时美国仍是石油生产大国，可以生产足够石油供应欧洲。但到了1971年，左右石油市场的权力转到沙特、伊朗等国家手中。

很显然，欧佩克能否以石油为经济武器、进而改变对象国政策的能力，很大程度取决于石油市场的条件和石油出口国的市场力量。如果石油市场总体短缺，缺乏多余的产油能力，石油出口国才有可能影响石油生产和价格。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之后，中东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的能力将开始逐步下降。作为对1974年和1979年禁运和石油中断的担心，西方国家努力减少石油消耗。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机构统计，从1973年到2010年，美国每一美元GDP所耗能源量已下降一半。到2010年，石油在美国能源消耗中的比重降至1951年以来最低水平。另据国际能源署报告，近30年来，每一美元GDP所需的石油消耗一直在稳步下降。尤其是由于2004年油价居高不下，进一步促使节能减排，使石油需求下降趋势进一步加快。

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从最高点的140美元/桶，降至最低30美元/桶。沙特作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一度试图通过“油价战”打压页岩气生产，重新夺回国际能源市场份额。然而，由于页岩油开采成本下降，这一削价策略并未奏效。沙特反而因油价暴跌深受其害，沙特不得不主动放弃了这种战略。从长远看，在页岩油生产可以以较低价格永久性增加供应的背景下，沙特和欧佩克日渐失去在国际石油市场呼风唤雨的能力。

总之，当前能源种类的多元化和能源来源的多样化，尤其是世界能源中心不断向西半球转移，使全球能源地图正被重新绘制。由此使国际权力体系中的权势，日渐由传统的石油供应大国（如俄罗斯、沙特、委内瑞拉等），转向那些凭借国内资源就能满足能源需求，以及能够从邻国获得石油供应的国家之手。中东产油国的权力分量，与其掌握的石油资源以及石油定价权直接相关。随着中东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地位的下降，欧佩克使用石油武器的能力日趋削弱。在可见的未来，如果中东不能找出新的战略支点来疏解自身困境，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将呈现历史性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缘政治地位下降，是个缓慢长期的过程，中东作为世界能源供应中心的地位短期内无法替代。从原油开采成本来看，海湾地区石油开采平均成本为5-10美元。相比之下，北美地区的平均开采成本为15-40美元，北极地区为35-100美元，海上油田为30-70美元。另外，现代技术发展使现有石油储量开发及非常规石油开采（油页岩和油砂）成为可能。但开发现有石油储量的平均成本为30-70美元，非常规能源成本为35-120美元。总体看，中东在石油成本方面优势突出，尤其当油价下跌时，这种优势显得尤为明显。由此决定了中东作为世界能源重心的地位难以根本撼动，外部大国围绕中东石油的控制与争夺也不会停止。

随着亚洲新兴市场能源消耗增加，其对中东能源依赖日趋加重，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度，也将有增无减。据英国石油公司预计，到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约40%，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96%将集中在新兴经济体，其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和印度。他还认为，到2030年，石化燃料在全球能源结构中仍将保持80%的比例，87%的交通燃料仍会以石油为基础。在此背景下，美国等传统强国出于确保自身能源安全，以及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战略需要，不会轻易放弃对中东的经营与控制。所谓美国能源独立将彻底颠覆美国的中东政策、阿拉伯世界对美国不再具有战略重要性等说法不会实现。

因此，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东地区仍是世界地缘中心和大国争夺焦点地区，尤其是美国战略经营的重点区域。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美国“战略东移”呈现出“三级跳式”态势：20世纪90年代，美国战略重心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并通过北约东扩等方式侵蚀、消化因苏联解体而获得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成果，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21世纪头十年，在苏联“战果”消化殆尽情况下，美国又借“9·11事件”顺势将战略重心转向西亚北非，并在中东接连发动“反恐战争”，进行“民主改造”，试图将中东彻底纳入美国势力范围。2009年以来，美国开始“战略东移”（或曰“战略再平衡”），看似使中东在世界地缘格局中地位有所下降。但美国“战略东移”的前提和基础是控制和消化中东战略果实，否则美国不可能从容重返亚太。

在美国能源独立趋势下，美国直接从沙特等海湾国家进口石油虽然减少，但美国仍需要确保中东石油稳定流向其亚洲和欧洲盟友。更主要的是，沙特等中东产油国继续以美元计价出售有油，乃是美元霸权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因此，沙特在美国战略棋盘中的地位不可取代。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称，对西方来说，沙特是一个“不能失去的国家”。有分析称，美国可能不会为保卫以色列而战，却会为保卫沙特而去打仗。如果沙特垮掉，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将找不到能依靠的盟友。此外，中东还是美国出售军火的最大市场。2017年5月特朗普首次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沙特，双方签署了总额1100亿美元的前所未有的军火大单。

此外，中东是当前世界上热点问题最集中的地区。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几乎每个问题都直接困扰和影响到地区和国际社会稳定。2011年中东地区政治动荡后，中东又滋生出一系列新热点，如叙利亚危机、埃及政治转型前途未卜、恐怖主义卷土重来、什叶派与逊尼派冲突激化等。这些地区新老热点问题一旦失控，很可能对国际安全、核不扩散机制、国际石油供应等领域构成巨大挑战，并可能直接威胁美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所有这些难题，都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得不继续驻足中东，保持乃至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和军事投入，由此使中东仍将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和焦点。

四：余论：新时代的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

中东在中国对外能源合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自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能源进口比重日趋增加。2015年4月，中国取代美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目前，中国对外能源依赖度将近60%，预计2020年中国原油需求将达到7.4亿吨，其中5.4亿吨需进口，进口比例达到72%；2030年中国每年将消费8亿吨石油，其中75%需要进口。目前，中国70%的进口能源来自六个海合会成员国，即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日趋上升。因此，中国与中东进行能源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同样令中东产油国难以割舍。过去相当长时间，中东石油处于“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战略主动地位，中国等能源消费国则处境被动，不得不面临“亚洲溢价”等高油价困扰。然而，近年来，随着西半球非传统能源开发，国际能源供求日趋向买方市场倾斜，同时还出现了“能源生产中心向西半球转移，能源消费中心向东半球转移”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中东产油国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依赖加大。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后，部分产油国收入锐减，资源民族主义减弱，伊朗、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对外能源合作条件出现放宽迹象，如伊朗准备公布更接近“产品分成合同”的“伊朗石油合同”。这些新变化使中阿能源合作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需要提醒的是，中国与中东国家深化能源合作，尤其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必须防止来自美国的“第三方干扰”。美国是中东地区最大域外力量，其一直将中东视为禁脔，苦心经营多年，堪称树大根深。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能源合作，不可避免地面临美国的猜忌、干扰和挤压。过去，中国、美国、阿拉伯国家是一种“共生关系”：中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购买中东石油；阿拉伯产油国赚取石油美元，并投资欧美市场及购买美国军火；美国则确保石油同美元挂钩，以及中东石油稳定低价输出。但随着美国能源自给率持续增加，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度持续下降，“确保中东石油稳定流出”不再是其重点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中国与卡塔尔等部分阿拉伯产油国互换货币，显示出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的新苗头。这无形中触动美国根本利益，由此使中美在中东的博弈由“共生关系”变成“竞争关系”。未来，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第三方干扰”将越来越明显。因此，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