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金流燦·湖北省博物馆广珐琅展②

平安是福

接上篇。 　　鼻烟用具源自南美印第安部落的鼻烟伴随着地理大发现传入欧洲，并迅速为皇室贵族和教会所接受。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吸闻鼻烟成为上层社交风尚，用来存放鼻烟的鼻烟盒、壶成为财富地位和高雅时尚的象征。17世纪后半叶开始，来华传教士、使节和商贾将鼻烟及鼻烟壶、盒、碟进献宫廷，迅速俘获帝心，于清宫造办处、广州、景德镇等处制作鼻烟用品。康雍乾之世，常以西洋珐琅片镶嵌改制小鼻烟壶、盒。至18世纪，广州、景德镇制作的画珐琅鼻烟盒反销西洋。 人物故事图鼻烟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许建勋先生惠赠 鼻烟壶呈扁圆形，椭圆形圈足，器身绘有中式人物场景图。 花果昆虫纹水丞乾隆丙午，1786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器身以草绿色珐琅为地，器表饰以花蝶、果实、藤蔓等主题纹饰，间饰密集黑色点。口沿饰一圈回字纹，腹顶与足边以如意花头为饰。器底楷书“乾隆丙午年制”三行双栏方章款。署带具体年份帝王款的广珐琅器仅此一例，民间同治款金属胎画珐琅偶见带具体年份。 海棠式烟碟18-世纪中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烟碟为海棠形，以白色珐琅为地，碟内绘罂粟花数枝，碟底饰纏枝五瓣花。罂粟花为清代早期百花图卷描绘的花品之一。碟底绘“乾隆年制”款署。秋叶形、海棠形是清宫珐琅中较流行的样式，多用于笔掭等文房雅器，常与其他文玩小小件收纳于木匣中。 蝙蝠纹碗道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外壁白色珐琅地上饰红色蝙蝠。蝙蝠是康熙、雍正时期瓷器流行的装饰纹样，或单独装饰，也与流云、灵芝等组合装饰。乾隆时期出现器身布满红色蝙蝠装饰的器物，“红”与“洪”“蝠”与“福”谐音，寓意“洪福齐天”。嘉庆、道光时期及之后更为流行。 外销画 外销画是指18世纪至20世纪初在中国广州等地绘制的专门售给外国商人、游人等群体的画作，其题材涵盖清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生活、自然、民俗等各个方面。外销画的画种包括油画、纸本水彩画、纸本水粉画、通草纸水彩画、通草纸水粉画、纸本线描画、反绘玻璃画、象牙细密画、壁纸画，它的绘制方法基本是结合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西方透视法而绘制。清代外销画写实性强，是颇富价值的图像史料。 下图是外销画中的广式庭院 建立品牌 除了宫廷及外销市场之外，广珐琅亦有供应国内市场之作。18世纪末带作坊或商号款识的器物出现，或为供旅华人士选购的特色工艺品。传世有一批带工匠或作坊名款的金属胎画珐琅，较多见的有“万延年/永制”“彩华堂制”等署款。18世纪末，伴随宫廷需求的萎缩，工匠、作坊或商家转而建立自己的品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贸易体制终结，清政府开放五口通商，洋商获得了更多贸易便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香港、澳门、广州、上海、北京成为洋人最集中的地方，商号在这些城市也最为繁盛。 花卉纹执壶18世纪下半叶，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银盖，口沿、足、柄和流均饰缠枝花卉纹，局部点缀蓝色或胭脂红缠枝。壶腹两侧心形开光微凸，内饰黄地西番莲纹，外饰月季、芙蓉，上下各饰莲瓣纹一周。壶颈饰黄地西番莲纹和蕉叶纹。此类造型和装饰为典型伊斯兰风格，可能用作净手器。 八宝西番莲纹“福寿如意”盘18世纪晚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祺伟先生患器 盘壁暗红色地上绘八宝西番莲纹，口沿饰描金如意纹，圈足处为仰莲瓣及工字型几何纹，盘内、外壁各绘“福寿如意”四字。盘底白地红彩双圈内书“彩华堂制”楷书款。“彩华堂制”器物应非粤海关承办之作，或为粤海关承接宫中订单的作坊或匠人自立品牌的作品。 八宝西番莲纹“福寿如意”碗18世纪晚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碗外壁暗红色地上绘八宝西番莲纹，绘有“福寿如意”四字。碗沿描金。盘底白地红彩双圈内书“彩华堂制”楷书款。“彩华堂制”款器推测是由与官府有某种联系的商家或作坊创立。 清供图菱花式盘18世纪晚期乾隆/嘉庆香港中文天学文物馆藏 盘呈四曲菱花式，盘心灰蓝地上饰有博古花瓶。内插牡丹花技、戟和磬，周围绘八宝图，描绘细腻，色彩柔和。盘背施黄色珐琅釉，近口沿处绘蓝釉描金藤蔓和缠枝纹，盘心蓝彩四字篆书“万延永制”。 “寿”字盘19世纪下半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盘外沿饰莲瓣纹、团寿纹间寿字纹。盘心圆形开光内绘房檐、花鸟等图案。开光外印章纹上似篆书“人之子”“贵心慈悲”“君之”“富贵”“忠心父之所”字样。盘底红彩书“粤东大新安和生造”款识。此“大新”应为《旧中国杂记》中所述邻近广州十三行的商业街大新街。 松绿地八宝西番莲纹“千秋如意”碗 18世纪晚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 碗心绘八宝团寿纹，碗外壁松石绿地开光内以红彩书“千秋如意”四字，间隔以八宝和葡萄藤蔓、折枝牡丹和月季等花果纹。底足红色双圈楷书“彩华堂制”。“彩华堂”为清乾隆时期的堂名，瓷器中也常见此款署名。 金彩折枝花卉藤蔓果实纹碗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乾隆/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碗身蓝色珐琅地上装饰藤蔓葡萄、月季、瓜腾、花枝，点缀水仙与金龟子、蝴蝶与小花、蜻蜓与胡萝卜、灵芝与蜜蜂四组植物昆虫。碗底蓝色珐琅篆书“万延季制”款。蓝色珐琅地上绘金彩的装饰模仿掐丝珐琅的掐金丝效果，或受乾隆时期景德镇霁蓝釉金彩瓷器的影响。 远渡重洋 广珐琅因其中西兼备的艺术特点和雅俗共赏的精湛品质，不仅呈贡宫廷，更远销海外，足迹涉及欧洲、东南亚及伊斯兰世界。18世纪上半叶，广珐琅的海外市场主要是欧洲上层社会。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又开拓了印度等新兴市场。19世纪后，广珐琅受到暹罗皇室和越南阮氏王朝的喜爱，越南阮氏王朝明命帝更在皇宫附近创建皇家御作坊制作画珐琅。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广珐琅在装饰图案及功能造型等方面均有适当调适，销往欧美的烛台、带有加热炉的茶壶茶盘是适用于西方生活的设计；销往泰国的器具以饰有宗教特色的槟榔器具为主；销往印度等地的广珐琅则符合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欧洲市场 早期外销广珐琅的市场主要是欧洲，造型纹饰模仿当地流行的景德镇外销瓷。广州制作外销广珐琅的时间不晚于雍正六年（1728），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的一套茶具。外销欧洲的广珐琅造型纹饰显示其与欧洲银器关系密切，主要有大圆盘、长方盘、吊灯、烛台、壁饰、茶壶等器型。欧洲常以画珐琅片作为钟表、鼻烟盒、家具表面嵌件，催生了广珐琅片的制作，不仅用以满足欧洲市场需求，亦成为粤产钟表及清宫陈设上的装饰嵌件。装饰题材上，销往欧洲的广珐琅除少量来样加工外，绝大部分为中国传统装饰语言，凸显其来自东方迷人国度的异域风情，迎合此时的“中国风”。 冰梅纹早餐具一组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乾隆/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 西式早餐具一组，为典型外销广珐琅器具。器表均在宝蓝色珐琅地上饰冰梅纹，盖碗用来盛装食用糖，椭圓盖盒连碟盛装黄油，带碟小杯置放鸡蛋，桶形篮用于盛放取用糖、黄油的小勺、小叉等用具。冰梅纹广泛运用于瓷器、画珐琅及掐丝珐琅器上。 三螭托莲式烛台18世纪中晚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烛台呈三角形，底座上立三螭托珠，珠中空簪插着一朵盛开的叠瓣莲花，用于承托蜡烛。支架表面施红、蓝螭纹和红色缠枝卷草纹。此类烛台一般放置在桌面照明使用。 花卉纹双耳盖碗18世纪上半叶，雍正/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花瓣式开光内饰折枝花卉纹，器身开光内及盖面有黑地描金装饰。颜色丰富，造型独特。双耳杯造型仿自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法国利摩日金属胎画珐琅，康熙朝景德镇外销瓷有仿制，但少见于珐琅器。 银胎画珐琅花蝶纹贝壳式鼻烟盒18世纪中晚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承训堂惠赠 银胎，鼻烟盒为贝壳形，盒表面绘贝壳纹理，装饰萱草、月季、勿忘我。盒内绘藤瓜、月季、飞蝶和蜀葵。贝壳形是欧洲18世纪洛可可艺术装饰图案，多见于18世纪中叶中国外销瓷上。此类鼻烟盒是受欧洲影响而出现的器形。 铜胎画珐琅花蝶纹贝壳式鼻烟盒18世纪中晚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 铜胎，鼻烟盒为贝壳形，盒表面饰贝壳纹理，其上绘饰花蝶纹。盖内绘有花果蝴蝶图。 描金花卉纹菱花式盖杯18世纪中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盖和杯呈菱花造型，器身白色珐琅地上以褐彩单色双勾图案轮廓。盖顶描金梅花，并饰矛尖纹一周。盖内及杯足描金兰花。杯身各面饰西番莲，棱处绘璎珞图案。这类装饰较为少见，或是来自欧洲的纹样，流行时间不长。 冰梅纹杯碟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器表于宝蓝色珐琅地上饰冰梅纹。此类杯碟多为咖啡饮具。盘底书“嘉庆年制”楷书款。冰梅纹在瓷器、画珐琅及掐丝珐琅都可见，沿用时间较长，不限于外销、御用。19世纪后冰梅纹多与竹枝搭配。 描金冰梅纹杯18世纪晚期，乾隆/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器表于宝蓝色珐琅地上饰冰梅纹，杯沿及冰裂纹描金装饰。 庭院妇孺图长方茶盘18世纪中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 盘心绘四组人物，左侧仕女持团肩和乐器，团窗中女子相对观画或弈棋，右侧女子临窗凭案持书课子，前方二子戏犬，呈现一派妇贤嗣旺、和谐欢乐的家居图景。地上如意、长戟寓意吉祥如意。画中簪花仕女均为削肩纤体，反映晚明以来仕女图的审美意趣。此类大盘造型源于银器，是成套茶具组件之一。 饮茶风尚 丝绸和茶叶是清代行销欧洲的两大重要商品，长期由行商垄断。适值十七世纪欧洲上层生活目趋精致奢靡，茶叶出口引发全欧饮茶风尚，并普及至普罗市民阶层，与之配套的茶具需求因此大增。 四曲山水图茶壶18世纪晚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 壶身呈四曲形，四面长方形开光内绘山水、泛舟、访友等图景。开光间饰缠枝莲纹及小多曲开光。壶底为红色小花。壶流、颈和提梁部位饰以蓝、红、黑色描金卷草纹。壶流底部饰兽首。 开光西洋人物图碗碟18世纪中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碗身满绘缠枝花卉，中间两个开光内绘西洋人物图，其中一则绘有西洋男子单膝跪地向牧羊女求爱，这类图式为18世纪欧洲盛行的“雅宴”游乐图（fete galante），多为描绘贵族男女以娴雅姿态在田园风光中进行游乐活动。此类大碗和深碟常为18世纪欧洲饮茶的茶碗。 锦地开光折枝花卉纹长方盒18世纪中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钟棋伟先生惠赠 长方盒器表饰以如意云头、折枝花卉、多色缠枝卷草、四方锦地和开光花卉，均为广珐琅早期纹样的延续，不少可在外销瓷上找到源头。盒底中心绘有蓝色没骨折枝花卉。 开光西洋人物图盖碗连碟18世纪中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碗身三个开光内描绘西洋神话场景，其中一件碗盖开光内绘有西洋牧羊图，另一件碗盖满饰缠枝花卉纹。盖碗连碟采用欧洲画珐琅的点画法、明暗法和透视法等西洋绘画技法来描绘人物和场景。此类带钮盖碗为当时欧洲流行的汤碗，也用于饮茶，常配以托碟使用。 折枝花卉蔬果纹提梁壶连兽足炉18世纪中期，乾隆香港中丈大学文物馆藏 此器由提梁圆腹壶、炉座和支架组成，此类圆鼓腹造型仿自欧洲银壶，多为煮水泡茶之用。随着茶叶在欧洲的流行，茶具的需求日益增加，此类茶壶也随之盛行。乾隆四年（1739）清宫造办处珐琅作仿西洋银壶制作了镶嵌温都里那石的珐琅壶一对，配铜镀金架子，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双头鹰纹茶叶罐18世纪晚期，乾隆香巷中文大学文物馆肤庄贵仑先生惠赠 罐身双面饰双头鹰，侧面开光饰折技月季及秋葵、萱草和飞蝶。罐身以红、蓝或黑色描金绘没骨缠枝卷草纹。皇冠形盖的下沿为菱形间椭圆锁链形边饰，是雍正十三年后外销瓷上的流行纹样。戴皇冠或持权杖的双头鹰是俄罗斯皇室的标志，普遍装饰于17世纪克里姆林宫御作坊出品的金银器和丝织品上，本品应是销往俄罗斯市场 《西厢记》故事图茶壶、加热器、座 18世纪晚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茶壶主题纹饰来源于《西厢记》故事中的长亭送别场景，壶身绘有崔莺莺与张生携手惜剧，侍女红娘奉酒侧立，背面有童子牵马和老者席地而坐等待等场景。《西厢记》故事题材是明清瓷器流行的装饰主题纹样之一，受到海内外市场的认可和喜爱。 亚洲市场 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广珐琅开始销往印度等亚洲市场。18世纪晚期繁荣的港脚贸易促进了广东与东南亚的交通，19世纪后广珐琅受到暹罗皇室和越南阮氏王朝的喜爱。曼谷皇室曾于广州订制大量釉上彩瓷，表面装饰围绕热带植物的佛教和印度教神像，装饰极具本土文化特色，类似器形纹饰亦见于广珐琅。越南阮氏王朝明命帝除从广州购置广珐琅外，更创建皇家御作坊，生产与中国风格接近的金属胎画珐琅。泰国国家博物馆和越南顺化宫廷文物博物馆都收藏有广珐琅，这些收藏展示了19世纪广珐琅的特色。 花卉纹镂空碗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乾隆/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碗身间饰龛形及水滴形开光，内饰镂空花卉纹，局部描金。开光外绘缠枝西番莲纹。口沿处饰胭脂红白地缠枝一周，足部饰白地蓝色缠枝一周。印度有镂空雕花玉碗、玉盒之例，内里配银碗。本品可能为外销印度市场而制作，或为香薰用具。 束花纹盖杯越南阮朝，明命（1820—1841）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杯盖、杯体表面于白色珐琅地上各装饰三束系飘带的玫瑰花。杯盖钮为银质并蒂松果。杯把表面饰以碎花及樱桃果实。杯底署红色珐琅楷书款“明命年造”。此类盖杯造型源自欧洲银器，系飘带的束花是18世纪后半叶欧洲瓷器流行的装饰图案。 荷花纹文具盒 18世纪晚期，乾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获庄贵仑先生惠赠 盒盖黄地珐琅上绘荷花野鸭图，盒身外壁蓝色珐琅地上绘八宝，盒沿描金装饰。 缠枝西番莲纹甜瓜式盒18世纪下半叶，乾隆/嘉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庄贵仑先生惠赠 盒呈甜瓜状，盒盖和身两端各装饰半朵西番莲，扣合后成为完整的一朵。盒身瓜棱间装饰缠枝西番莲纹。盖内没骨花卉是18世纪广珐琅的常见图案。此类器形或源自日本漆器，曾为清代金漆及印度金属器所效仿，广东依据来样制成广珐琅器销往印度市场。 锦地开光花卉纹提梁壶越南阮朝，明命（1820—1841)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器身于黄、绿、蓝三色地上绘锦纹，开光内蓝色珐琅釉上绘有折枝花卉、蝙蝠、如意、葫芦等纹样，长流末端作兽吞设计，皆为中国传统装饰图案。壶底署蓝色珐琅楷书“明命年造”款，明命是阮朝圣祖皇帝阮福皎（1791—1841）的年号。本件应是阮朝本地工匠的早期作品。 花卉纹八方盘、盒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乾隆/嘉庆 盘盒呈八边形，器表满绘花卉图案，几何开光间饰黑色描金缠枝卷草纹并点缀蓝菊，均为广珐琅常见纹饰。此造型常见于印度十七至十八世纪细密画。此套盘盒应用于盛装槟榔。嚼食槟榔是东南亚及南亚的习俗，槟榔器的材质、造型因使用者的地位不同而异。 结语 广法琅作为开海之后传入中国的西洋技艺，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瓷器技术相结合而发展出瓷胎、紫砂胎画珐琅，见证了宫廷、广州、景德镇三地之间人员、技术、原料、艺术风格方面的交流和互动，还促进了广东最富盛名的岭南工艺名品——广彩的产生及在海外的流行。因广珐琅雅俗共赏、中西皆备的造型装饰风格，有清一代行销海内外市场，成为来自东方国度的迷人珍奇，引发持续的“中国风”热潮，在异国他乡赢得惊叹，欧洲人以“华彩”呼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西方传入东方，从宫廷走向民间，从广州销往世界，广珐琅近两百年的发展历程俨然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史诗。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期待汲取前人智慧，保持兼容并蓄的胸怀，深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