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下的道士塔（张法桂/文）

西窗

佛光下的道士塔 张法桂/文 一 莫高窟，在通往石窟群的大路中央，余秋雨先生笔下的那座道士塔，被正方形的矮栏包围着。那个背负了太多骂名与莫高窟的辉煌与屈辱息息相关的王道士，他的法体就存放在塔内。王道士在七十多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一个死后备受争议的灵魂所寄托的道士塔还在这里。熠熠佛光之下，四周都是僧人的圆寂塔。道士塔，唯此一座，不免显得有些突兀，有些孤单，也有几分悲凉。 二 我对王道士的了解，始于余先生的《文化苦旅》之《道士塔》中：“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1897年的某一天，这位王道士开始动身来莫高窟的时候，远隔百余年时空的余先生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去阻止他了。当看到他拎着一桶石灰准备去刷白洞窟的壁画时，余先生甚至愿意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王道士背对着历史，我们看不到他的眼睛，揣测不出他作为一个凡人的内心。余先生说他穿着土布棉衣，畏畏缩缩，原是一个逃荒的农民。 王道士，大名王圆箓，当了莫高窟的家。莫高窟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 1900年5月26日早晨，鸣沙山仍然是漫漫黄沙，王道士在虔诚地劳作着。当他打扫到现今编号为第十六洞窟的时候，劳累之余坐下来抽了一袋旱烟，顺手将点过烟的芨芨草插入身后洞壁的裂缝。没想到一大截芨芨草插进去深不可及，用手敲敲洞壁“嘭嘭”有声，王道士好生疑惑，怀疑有密室。于是叫来众僧把洞壁掘开。随着尘土逐渐散去，他惊讶地看到满满的经卷文书和各种佛像文物，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洞窟内，层层叠叠堆满了自十六国至北宋时期的手写经卷、文书、绢绣、佛像等珍贵文物多达四万七千多件，称得上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宝库。就这样，沉睡了八百多年年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王道士完全不知道，这天早晨他打开的是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于是，一场民族文化的悲剧开始上演了。 1905年10月，一个叫奥波鲁切夫的俄国人，以送给王道士50根蜡烛的代价，换走了两大包藏经洞写本。1907年，四个国外的所谓的探险队盗走了无数的壁画、经书、雕塑和珠宝。1907年5月，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人，一叠银元，成交24箱经卷以及5箱织绢和绘画，掠走文书和文物一万余件。1908年7月，一个叫伯希的法国人又用极少量的银元，从王道士那里换取了10大车5000余件文书精品和大量的珍贵壁画。1914年，俄国的奥登堡盗走了敦煌汉文残卷18000余件，藏写本200余件以及100余件壁画和雕塑。此外，哈佛大学教授华尔纳在1923年通过极其低廉的代价贿赂王道士，剥走了三万多平方米的壁画。 余先生说王道士也曾犹豫过，怕这样会得罪了佛祖，只是解除这种犹豫对于斯坦因来说却十分简单，他就哄王道士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他是踩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于是，王道士便爽快地打开了大门。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 吁——，车队出发了。 余先生说这个王道士在得到斯坦因的二百两白银之后，像小丑一样向斯坦因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说斯坦因还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斯坦因也许是一位出色的冒险家，但我绝不相信他会在乎我们那个当时正在流血的民族。那天，不知那头拉车的黄牛是否因为这次的货物多了几分历史沉淀的厚重，而比以往会不会走的缓慢些？余先生是想拦住这个车队的，只是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他也不知道。他说：“我只能让它停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这出悲剧中的王道士真的是个罪人吗？我听不到回答，这次连历史也犯了难。他只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是来逃荒的，来时没有任何恶意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只是他的饥饿命令他走下去，走下去。或许正是莫高窟看到了他的苦难，也看到了自己在大漠中无望的未来，才自动裂开一条缝，将自己所有的宝物全赠予他，以便让它们逃离这寂寞荒凉的沙漠。而它们自己也宁愿漂洋过海，浪迹天涯，再不愿忍受这被遗弃冷落的日子。 如今，这些运往海外的敦煌文物像一群漂泊的游子，也许在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伦敦的博物馆里正焦急地等待着我们去接它们回家，可回家的路是如此的艰难和遥远，只是于我而言，又能做些什么呢？只好站在泛起淡淡青苔的洞窟边，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莫高窟古老的伤口。 三 伴随着嘈杂声，熙熙攘攘的人群潮水般地从道士塔旁涌过，我默默地站在塔前，心中有些茫然。 二十年前，当我读完余先生的《道士塔》后，也同样“好恨”。非常痛恨这个畏畏缩缩的王道士。可当我十分仔细地看完《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墓志》的碑文，心里竟隐隐地有些郁闷，自己也分不清这种情绪的出现，是因为藏经洞，还是因为王道士。此刻，关于王道士的一些功过评说的相关史料，再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没有发现藏经洞之前的王道士，仅仅是一位忠实的道教信奉者，他省吃俭用，四处化缘，将全部精力和积蓄，几乎都用在了修补洞窟、清理洞窟淤沙、维修坍塌佛龛上。并用仅有的一点宗教知识教化百姓，发展信徒。使不知从何时起就香火断绝人迹罕至的莫高窟重新响起了悠扬的诵经声，使曾经死寂阴森的莫高窟上空再度升起了袅袅香烟。如果不是出于经济上的窘迫和保护上的无能为力，致使大量珍贵文物流失，王道士应该不失为一名虔诚而且有功德的修行者。 即使是发现藏经洞以后，对于这么重大的发现，王道士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去保护那些文物。根据相关资料得悉，他先是拿了两卷经文，徒步五十里外的敦煌县城求见县令严泽，哪知县太爷却说这只不过是些发黄的废纸。1902年，敦煌县换了另一位县令汪宗翰，王道士又去拜见了这位新知县，汪宗翰听完王道士的汇报后，当即赶赴莫高窟，察看完毕后告知王道士要好好保管，看好藏经洞。然后挑选了几卷经文，扬长而去，再无音讯。 两次找知县无果，可王道士仍不死心，装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直奔八百里外的肃州，他一路风餐露宿，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道台庭栋。可这位道台大人浏览一番后，觉得经卷上的字还不如他的书法好看，随即打发了王道士，实在是滑稽可笑至极。当时，甘肃学政高官叶昌炽很快也得到了下级进贡的经卷，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明确记载了于1903年收到藏经洞经卷之事。 后来，对官场失望透顶的王道士甚至给大清朝一把手慈禧老佛爷写过信，但那时正处于列强炮火之下，京城陷落，皇室出逃，大批国宝、文物被肆意破坏、掠夺。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几乎与此相同，危在旦夕的大清朝根本无暇顾及，估计那封信也根本送不到老佛爷的手上。 我始终觉得，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求助官方，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对晚清政府彻底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重燃莫高窟香火，使自己功德圆满”的宏愿。这个宏愿也许是王道士唯一的私心，可是，清扫洞窟修建楼宇经费奇缺。三是斯坦因用唐三藏这座桥梁沟通了他和王道士之间的思想情感。 说实话，斯坦因确实很高明。 我隐隐地感觉到，当接过斯坦因递过来的二百两银子的那一刻，王道士的内心应该是惶恐不安的。交易是在青天白日之下进行的，斯坦因手中不仅持有清政府颁发的护照，而且有当地高官陪同，身后还有沙洲营参将派出的士兵护卫。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之间的交易，更像是大清帝国支持保护下进行的光明正大的外贸生意。王道士内心的惶恐，来自于他内心的良知，他感到满洞窟佛祖的目光正紧紧地盯着自己。然而，官府已经让他绝望，他是唯一守护这座石窟寺院且身份低微的小人物。没有这些碎银，哪里有资金看护寺庙，为那么多还在继续坍塌毁坏的佛像塑造金身？ 带着惶恐的负罪感完成与斯坦因的第一次交易后，王道士的精神和情感的堤坝彻底崩溃了。这时的王道士，已经跟那位兢兢业业守护石窟的出家人判若两人。接下来，法国人希伯来了，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来了，俄国人奥登堡和美国人华尔纳也来了，偏偏官府收购经卷的资金没有来！王道士不仅习惯了心安理得地跟掠夺者讨价还价，甚至在面对希伯毁坏壁画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一车一车的经卷、文物和壁画，经过他的手，穿过戈壁荒漠，被运往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喧哗的车队走了，莫高窟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王道士的内心却是一片空白。 从一些相关的文章中获悉，1908年法国人希伯从王道士手里骗到大量文物经卷，不是直接运回家，而是招摇过市，一路大摇大摆运到北京，在大清帝国京城的六国饭店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的展览后，才将这批文物运出境外。将近三十箱国宝级的文物，就这样毫无遮拦、浩浩荡荡地从大清帝国的口岸运了出去。 1910年，清政府迫于各方舆论压力，将藏经洞残余的文物运往北京。然而在去京城的路上大量经卷丢失损坏，王道士心里好难受。他在向1914年第二次来敦煌的斯坦因诉说当时的愤怒心情时说，早知道那些珍贵的经卷落入官府之手会遭遇如此悲惨命运，还不如当年将它全部送给斯坦因。这句王道士对政府官员极度绝望和愤怒的表白，被斯坦因记录在他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里，成了掩盖他强盗和骗子行径的辩词。其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他（王道士）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由此可见，王道士虽然没有文化，但人品不错，格局不低，他很想成就一番事业，他对莫高窟的早期保护应该是有贡献的。 可是，王道士的晚年很是凄惨，为了躲避1932年华尔纳再次盗取莫高窟壁画引起的公愤，风烛残年的王圆箓不得不装疯卖傻，东躲西藏度过余生。王道士死后，他的几位忠实信徒，为这位个人命运和莫高窟荣辱悲欢紧紧连在一起的师傅建造了这座道士塔，并撰写了《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墓志》的墓志铭，在这个墓志铭里将王道士描写成一位几乎已经抵达彼岸，得道成佛的圣人，我知道这是王道士的信徒们藏有一定的私心，美化了他们的师傅。墓碑只有立碑者的姓名和碑文，却没有碑文撰写者的署名，也许是为他立碑的信徒也清楚，他们可以在碑文里隐去师傅后半生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孽，但历史是不会忘记的，后人一定会有公正的评说。当然，也或许是他们认为世人皆可骂王道士，但他们却不可以，如果将师傅的错误劣迹写进碑文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大逆不道。但他们在碑文里列举的一件件王道士的功绩，或许会有一定的夸大成分，但我认为应该还是可信的。 四 在我看来，王道士也是生不逢时。他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大清帝国已经形同走尸。北京城里明火执仗、强词夺理要求割地赔款的各国列强，大摇大摆出入紫禁城。在遥远的西北大漠深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清贫道士，又有什么能力承担起保护一座人类艺术圣殿的责任呢？而藏经洞恰恰在这时被打开，幸运的机会赐给了这个穷困落魄的道士，但他却赶上了一个不幸的时代，似乎命中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发现。平心而论，莫高窟藏经洞大量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罪责单纯地归因于王道士，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嘲讽。王道士大可携带者真金白银转身而去，可他没有，而是将出卖文物的银两倾其毕生心血尽其所能地去修缮莫高窟的洞窟楼宇，他大抵是不了解文物的价值，就像一个执拗的守望者，只是在黄土飞扬的莫高窟执拗地做着他觉得有价值得事情，身后却遭受如此骂名，他也是一个极可悲的人物。 悲剧发生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将这份沉重的罪责推卸到一个没有文化，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道士身上，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对此，余先生也说：“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大漠黄沙，驼铃残阳。莫高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面对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莫高窟本能地抵抗是微不足道的，只能任悲愁的眼泪流下，埋藏在沙漠里，成为一段屈辱历史的印迹。在这晶莹的泪珠中，我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听到由泪珠串成的项链不堪负重断裂落地时的一声碎响，却再也不能将其完好地串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