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最近读了王福建同志的“延长县‘中山林’石刻题写者考证”一文，不禁思绪如潮、忧心忡忡、感慨万千。文中提到的“中山林”位于延长县县委、县政府大门对面不足一公里之处的翠屏山（南山）山麓，延河从其脚下流过。苍劲有力的石刻，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极不平凡的峥嵘岁月。石刻是一副对联，其文为：<b style="font-size:20px;">青山不老人如在，红树皆因血染成。</b><span style="font-size:20px;">横批：</span><b style="font-size:20px;">革命先河</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其上刻楷体大字：</span><b style="font-size:22px;">中山林</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左上方竖刻：</span><b style="font-size:15px;">知事王庆图题</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右下方刻：</span><b style="font-size:15px;">经理：朱钊、王允中、董彩</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右上方竖刻：</span><b style="font-size:15px;">民国十六年</b></p><p class="ql-block"> 看了王福建同志的文章，走在石刻脚下，感觉到不是释然，而是迷惘、是愧疚、是感慨。感慨作者用考古的钻研敬业精神，通过现代化的各种影像辨析手段辨明了是知事王庆图，而不是以前认为的王庆固或王庆国，而且找到了他的老家，知道了他留学日本的经历，擅长书画的能力。根据这些“”强有力”的证据，就确认是这个国民党知事所为。</p><p class="ql-block"> 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然。首先以前的各种文献上都记载的是朱幼康题写，难道以前撰写党史、地方志的同志都那么无能或者是不负责任吗？我看未必。再则王同志考证的王庆图，1969年去世，经历过太平盛世，他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记载里提过此事。</p><p class="ql-block">其三，石刻中的董彩（董耀卿）是和朱幼康是同一年、同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巧合的是董彩同志也是1969年去世，而且做过中共绥德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陕西省政协委员，写党史的同志不可能不去问曾经的当事人吧！ 王福建同志曾经找我谈过此事，问我有没有什么证据或记录的东西，因为朱幼康是我的外爷，看从家庭和血缘关系的亲戚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珍贵的东西佐证，很可惜我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封外爷写给亲家李树蕃的信（我的表哥是李树蕃的侄儿，他在整理李树蕃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封信，也是朱幼康留给后代的唯一的亲笔信），对题写者是谁？刻石者是谁？是朱幼康题写或代王知事题写，还是作者考证认为的王庆图亲自题写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妄下定论太过轻率、实属不妥。至于为什么朱幼康没有留下他革命活动的手稿或证据，我们必须回到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而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思维去臆想，干什么都必须有仪式，都必须有记录，都必须留痕，我们必须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拍马溜须、不是走过场，那是要见血的，是要“掉脑袋”的！革命的活动是地下的，是隐蔽的，是不留痕迹的。</p><p class="ql-block"> 让人最感慨的是作者作为县委宣传战线的“笔杆子”，脱离了当时的环境和现实情况，把这个事情本身的意义轻描淡写，而把考证谁题写看的尤为重要。石刻是民国十六年，也就是1927年，根据对联“红树”一词和当地植树时间，确定是在深秋季节，1927年是国共彻底破裂的时间节点，标志性事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公开分裂，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对内实行“清党”，对外掘地三尺，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经过这一事件，全国的共产党员人数由6万人下降到1万人，而且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石刻上的朱钊、董彩都是1927年春季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允中不详，王福建在考证文中也未提到），这个时间段正是白色恐怖的时代。大革命遭受空前挫折，紧张、血腥、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为了提振人民群众革命的信心和勇气，也为了团结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在共产党组织的运作下，发起此项活动，<b>活动的目的不是“造林”，而是“革命”</b>，是继承孙中山先生未尽的革命事业，更是刚刚从失败的阴霾中重新站起来，开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轰轰烈烈的共产党的革命！</p><p class="ql-block"> 显目的石刻，让过路的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延长县这块土地上如火的革命激情和蓬勃的革命运动，犹如翠屏山上的不老的树林生生不息。</p><p class="ql-block"> 这一活动的推动者一定是中国共产党，从王福建的记述看，王庆图是一个知民情、办实事的国民党的知事，他拥护孙中山，但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去用生命冒险，而让人感慨的是作为石刻“最有权威”的考证者—王福建同志尽然把石刻的内容都搞错了，<b>把“青山不老人如在”，写成“青山未老人如在”，</b>王福建同志对文字研究颇深，不可能不知道“不”和“未”的区别吧！如果是无意，那也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区区一副对联才有几个字，对一个搞考证工作的专业人士来说能如此疏忽大意？能如此不负责任？反正我不信。如果是有意，我在这里不禁要问“居心何在”？！最近一次的石刻维护中把“朱钊”涂成“朱剑”，这样明显的错误，站在河滨廊道都能看见，想必王同志的高清设备不可能看不见吧！何况是搞宣传工作的领导，也未见他有什么反应。</p><p class="ql-block"> 其实，“中山林”石刻书法和艺术价值并不是其重点，也不会引起多大的轰动，他最大的价值就是高举革命事业的旗帜，传播中国共产党理想，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推翻腐朽的统治，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他彰显的是共产党员的赤诚和忠心，是大无畏的勇气，是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是一往无前的胆略和气魄，在这一点上，朱钊（朱幼康）做到了，他领导和发展了延长县的革命事业，用生命践行了“把牢底坐穿”！用牺牲维护了对共产党的忠诚—誓死不渝、保守秘密、永未叛党！</p><p class="ql-block"> “中山林”石刻究竟是谁亲笔题写的，说不清也不重要，甚至无需知道，正如考古大家马未都先生所说：“历史也许本无真相，但却残存一个道理”。而翠屏山“中山林”石刻就彰显了这个道理，那就是践行了石刻上“誓言”的一群中国共产党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用意志和勇气去追求信仰，而把个人利益和安危置之不顾。淡泊名利、追求真理，就连他去世后的陵前纪念碑也是这样记载的：“延长名士朱幼康碑铭”！</p> <p class="ql-block">朱幼康在狱中写给李树蕃的信</p> <p class="ql-block">朱幼康在狱中写给李树蕃的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