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票据上的历史】 重庆以制造业为主“工业重镇”的城市调性是怎么来的？

汪海

　　重庆如今是当之无愧的制造业重镇，拥有我国41个工业大类中的39个，以及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2.6万亿元，增加值8333.55亿元。2024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又增长8.6%，其中制造业增长达8.6%。特别是重要支柱产业汽车产业增加值增长30.3%。上半年重庆汽车产量121.4万辆，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39.1万辆，同比增长了1.5倍，新能源车增速也位列全国汽车产量前十省市第一。那么，历史上重庆以制造业为主“工业重镇”的城市调性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要从抗战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工厂内迁说起。
重庆近代经济的发展始于1891年 正式开埠通商之后‚，20世纪 20–30年代刘湘主政四川期 间也有一定的发展 ，特别是商贸业和金融业发展较快。抗战前重庆就是西南名副其实的商贸和金融中心。但工业发展相对迟缓。到1937年，重庆有万元以上资本的工厂77家，总资本881万元，分别占全国工业的1.98%和2.60%。且这些工厂规模都很小，大都处在手工作坊阶段 ‚，极少数有采用现代机器生产 ‚。据当年内迁重庆的上海机器厂老板颜耀秋回忆：“重庆过去只有一个几千千瓦电量的电力公司，一个电炉炼钢厂，一个武器修造所和华西实业公司在沪买进的中国铁工厂的机器而开工的一个工厂，此外只是一些手工作坊而已。”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许多方面都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重庆工业 在这一时期也首次实现大跨度的跳跃式发展 。全国兵工企业内迁和以上海为中心东南沿海大量民营工厂西迁，并迅速建立起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制造业基地，使当时中国工业薄弱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基本的保存，有力地支持了战时经济和抗战前线。同时也促成了中国经济格局、工业布局的改变。特别是对重庆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都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　　
　　我收藏有一批抗战期间上海内迁重庆的工业企业的银行票据，从金融视角，再现了重庆和上海这两座长江上下游重要城市之间，在抗战时期产业转移情况及对后世的影响。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工业中心，抗战时期上海工厂内迁不仅奠定了重庆的工业门类基础和发展框架，也塑造了重庆在后来以制造业为主“工业重镇”的城市调性，直至影响今天。

一、抗战期间上海工厂内迁的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我国的工业企业大部分位于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在以上海为中心的 “长三角地区”。据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工厂登记之统计，到1939年底，全国符合工厂法的已登记工厂总数3849家，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竟超过3300家，而作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上海，在工业上的地位，无论从门类上、数量上、资源上，还是从科技力量上看，均稳居全国老大位置。据统计，当时上海已登记工厂数为1279家，占全国已登记工厂的33.51%；资本额超过1.5亿，占据全国总额的39.73%；工人超过了11万人，占据全国总数的31.78%。
　　工业如此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地区，一旦遭遇战争破坏，将会给中国的工业带来毁灭性打击。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的工业就遭受过日军战火摧残而蒙受巨大损失。所以当时就有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工厂内迁，而国民政府反应迟钝，除动手规划兵工企业内迁工作外，直到全面抗战爆发时都迟迟没有拿出民营工厂内迁的实质性规划与举措。
　　与此相反，上海许多民营企业家却要积极的多。特别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工厂内迁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许多工矿业主纷纷提出要求内迁，誓不以厂资敌。1937年7月14日，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第一个致函国民政府，“呈请政府协助内迁”。接着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所属300余家工厂、10余员工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政府迅速组织工厂内迁，并表示：“誓为我政府长期抗战作后盾，以争取最后胜利。”上海机器五金企业的代表胡厥文、颜耀秋更是前往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表达了明确态度:上海机器厂,自愿将机器迁往内地,以保证军事制造的需要,从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内迁步伐。
1937年8月10日‚国民党政府决定 ，由资源委员会等成立 “ 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 ”‚，协助上海的民族 资本企业将机器设备 、技术人员等 向内地转 移 。8月12日‚上海各业工厂成立了以机器五金业为主的“ 上海 工厂联合迁移委 员会 ”。8月13 日‚淞沪会战开始 ‚，上海 民营工厂正式开始 内迁 ‚。内迁分为两步 ，以湖北武 昌为第 一站第一步 ‚。迫于战事压力后来又向西 南 、西北其他省市内迁为第二步 。国民党 资源委员会则派员在 内迁途经 的各地积极协调 、协助设备 、物资等的抢运 。 9月 29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 ‚，并在会上作了题为 《国府迁渝与抗 战前途》的讲话 ‚，正式确定重庆作 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战时驻地 。从而拉开了以上海为中心东部工厂向以重庆为中心迁移的大幕。

二、上海内迁重庆工厂的基本情况
　　抗战时工厂内迁发端于上海，是一次民族工业的大迁徙，有人也称之为“中国工业的敦刻尔克”。当年内迁工厂顶着日机的狂轰乱炸，克服交通拥挤，运输不便等重重困难，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将上海百余家工厂的机器设备拆卸、清点、装箱、搬运，再辗转运往几千公里以外的后方。一运武汉，再转重庆。有些甚至通过海路转香港，越南、缅甸等地再经滇缅公路转运往重庆等大后方，完成了一次中国近代史上最艰难的工业大转移壮举。　　
　　据统计，自1937年8月11日成立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为止，上海迁出民营工厂 146 家，其机器及材料安全抵达武汉者重 14600 余吨，技术工人 2500 余名。这些厂家中，机械五金业 66 家、造船业 4 家，计装备类企业共 70 家，约占总数的 48%，数量颇可观。随着日军近逼，这些企业迁到武汉后，又再迁往内陆更深处。　　
另据当年《银行周报》调查，到1938年5月，上海迁大后大后工厂共计152家，其中冶炼工业6家，机器制造业9家，电器制造业8家，金属制造业11家，交通用具业1家，工石制造业3家，化学工业30家，织织工业37家，服装品制造业7家，其他工业40家。这其中大部分工厂落户在以重庆及周边地区。
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940年底统计，各省内迁大后方的民营工厂共有448家，迁入四川占内迁厂数的57%。迁川工厂中，有243家在重庆建厂复工，占迁川工厂数93.5%，而且占了全部内迁工厂总数的54%。迁到重庆工厂不仅数量多，门类齐全，而且不少是规模大 、设备技术相对 先进，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厂，囊括了当年中国工业的骨干的力量，以上海迁来的工厂最具代表性。
我收藏的相关票据，从金融视角也展现了这一壮阔的历史画卷。

图1、大鑫钢铁渝厂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支出传票》，开出时间是民国28年5月5日，支出包括4月份工人工资、间接工资和设计费等“制造费用”1054.67元。　　
　　大鑫钢铁渝厂是由内迁的上海大鑫厂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强强联合兴办的重工企业。其前身大鑫厂是余名钰先生于1933年秋在上海创办的，拥有现代化设备，主要生产铁路与火车所需的钢铁材料，随着日本侵略步伐逼近，又开始生产坦克、火炮等重武器所用之各种配件。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鑫厂成为日军觊觎的重要目标。为不使工厂毁于战火或沦落敌手，余名钰带头向政府申请内迁，并连夜将设备拆运租界。后抢运武汉后又转运重庆。随往技术工人193人，物资644吨，主要机械包括电气炼钢炉4个、车刨铣床24台、马达42台等。1938年2月，历经风雨的渝𠓾厂在重庆的土湾重新建厂投产，成为内迁重庆工厂中最早复工投产的一家。显然这张《现金支出传票》即为渝鑫厂投产后不久开出的。
　　渝鑫厂作为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厂，为支持抗战及后方民族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先后设立了机器、木工、炼钢、锻钢等分厂，以制造炸弹、手榴弹和山炮等军火为主，后期转向民用生产，产品广受欢迎。到1940年该厂职工发展到一千多八，其中技工800多人，1941年钢产量660吨，铁407吨。当时重庆汇聚了后方主要钢铁企业，成为最重要的钢铁基地。1942年初周恩来在参观渝鑫厂后，亲笔写下这样的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图2、顺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铁厂总经理马雄冠民国28年7月28日签发《中国银行支票》。　　
　　顺昌机器厂为上海内迁队伍之先锋。第一家内迁武汉，又第一家再迁重庆。在第二次迁移中，顺昌铁工厂接受军事任务，为重庆炼钢厂从汉阳钢铁厂抢搬了约500吨的大型设备，为了抗战，马雄冠放弃运输顺昌铁工厂的部分物资。顺昌铁工厂内迁到重庆后，改组成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铁工厂，以支援抗战为宗旨，以制造机器为己任，努力实现“工业报国”。在抗战期间，马雄冠和大多数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建立先进管理制度、人才培养、组织先进机器等手段，逐渐成为大型的民营机器制造企业，生产出各种机器和军需产品，为大后方提供各种设备，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真正成为民族的脊梁。马雄冠1938年4月～1945年12月，还任四川永川福昌炼铁厂厂长兼经理，重庆机器同业公会理事长，为抗战期间重庆机械工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图3、上海内迁重庆的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中华铁工厂、震旦机器厂、三北机器造船厂等机械制造企业都成为重庆制造业的骨干。这些工厂被称为“抗战时期后方机器工厂之中坚分子，对机器制造厥功至大。”

图4、华生电器厂。民国32年10月30日，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签发给“华生电器厂”的50万元《中国银行支票》。　　
　　“华生”电风扇是一个承载了几代中国人记忆的民族家电品牌。1915年上海洋行职员杨济川仿照美国奇异电风扇，制成中国第一台电扇。1916年杨济川联合几人合资在上海创办了华生电器厂，1924年开始大批量生产华生牌电风扇。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电器制造厂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前，“华生”进入全盛时期，挤走了美国通用公司的GE品牌、日本的三菱电机。“八·一三”事变，日本攻打上海，继而上海沦陷。叶友才为保存实力，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即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冒险将华生、华成电器厂的各种机器、原料、成品全部迁往武昌，再迁重庆，其搬迁的物资数量之多，在上海的民营内迁厂家中，名列第一。1939年内迁重庆白象街六号的华生电器厂复产，继续生产电风扇、变压器、发电机及其他抗日军用产品。是当时大后方唯一能制造50马力发电机的工厂。

图5、天原电化厂。民国33年5月26日，四川分厂吴蕴初签发出金额19.57万元《中国银行支票》。
　　天原化工的创始人是民族资本家吴蕴初，他是中国近现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与天津的范旭东并称为“南吴北范”。上个世纪20年代初，吴蕴初在上海以国货天厨味精起家，成立“上海天厨味精厂”。1928年吴蕴初成立了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氯碱厂。至1935年吴蕴初又先后创办了合成氨及化工陶器厂，从而形成了由天厨、天原、天利、天盛四个轻重化工企业组成的天字号化工集团。“一二八”事变中吴蕴初积极转产军用物资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八一三”事变后又主动提出内迁要求，最终用时三年，历尽艰辛把天原、天利两厂的主要设备迁往重庆，选定嘉陵江北岸的猫儿石建立新厂—-天原电化厂四川分厂，并于1940年6月建成投产，以氯碱产品供应抗战后方的需要。后来又在宜宾设立分厂。成为大后化工产业的核心企业。

　　图6、上海章龙造纸厂。民国29年11月22日重庆工厂（公章）总经理赞臣（庞元浩字）签发《中国银行支票》，付仁记木作肆佰元。　　 上海龙章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是湖州南浔富商庞赞臣于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唯一一家造纸厂。是“上海新式造纸之鼻祖之一，开全国机械造纸工业之先河”，主要以生产证券、钱币、票据等高档纸为主。1938年内迁江北区猫儿石，运来造纸机器设备及物资近千吨。1941年被国民政府财政部合并改称中央造纸厂，职工200余人，月产量可达120吨，主要生产道林纸、新闻纸，成为后方最大的造纸厂，并从此奠定了重庆现代造纸工业的基础。

图7、申新四厂，民国28年4月28日由汉口汇来申新公司支店厉无咎收《中国银行副收条》，金额4490.6元。　　
　　申新公司是荣氏企业属厂，1921年荣宗敬在上海创办申新第四纺织厂。抗战前夕，申新四厂已是一个拥有50000纱锭、800台布机的大型纺织企业。抗战爆发后先迁武汉，1938年8月奉国民政府令申新厂再度内迁。一部分迁宝鸡，一部分迁重庆。运重庆设备有10000锭纱机、60台布机。机器抵达重庆后，全厂职工不辞辛劳，昼夜建厂装机，于1939年1月20日在南岸猫背沱抢先开机复工，开出锭子2300枚，到年底全厂设备已装纱锭4500枚，布机数十台，有男工120名，女工430名，月出纱220件。这笔汇款是在申新四厂由汉口再迁重庆过程中发生的。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四大纱厂，湖北裕华、沙市纱厂、河南豫丰纱厂和申新四厂先后迁入重庆。上海的纺织企业包括当时中国最大的丝织厂上海美亚织绸厂，以及章华毛纺厂、大中国棉织厂，华华绸缎公司等大型工厂都内迁于此，重庆成为战时中国名副其实的纺织工业中心。

图8、冠生园。民国30年11月5日由总经理冼冠生在重庆签发的《中国银行》支票，金额2万元正。
　　冠生园1915年创建于上海，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名牌老字号企业，1938年内迁，夏末在重庆最热闹的都邮街开没分店，其后选定化龙桥建厂，它在后方开办第一家罐头厂，兴建了机制糖果、饼干工厂，填补了食品工业的空白。并以重庆为中心，向西南大中城市发展。抗战期间在昆明、贵阳、成都、泸州相继开设分店分厂，工商一体的，在战时后方食品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

三、战时内迁工厂奠定了重庆工业门类基础和发展框架　　
　　抗战时期从上海发端和中国工厂内迁，是在中国举国抵抗日本侵略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这次民族工业的大迁徙，首先对“为应国防上之急需”，“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为支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对于改变中国的经济格局、工业分布和西部开发都有着重大战略影响。 对重庆而言，近代工业得工厂内迁而盛，发生了跨跃式的发展。到1940年，重庆工厂总数已达429家，占西南地区工厂数一半以上，占大后方工业的三分天下，形成了以重庆工业区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工业新格局。
　　近代工业的发展和作用是近代城市功能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工业中心的形成，是经济中心形成的最显著的标志。可以说大量兵工企业和上海为主的民族工业工厂内迁，不仅奠定了重庆工业门类基础和框架，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基调，也使重庆这座古老城市最终完成了约60年的工业化、近代化历程，从此筑牢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对重庆后来及今后的战略定位具有深远影响。

第一，内迁工厂奠定了重庆以制造业为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战前重庆 的工厂数量只有77 家‚，资本仅有 881万元。且工业门类也不齐全‚，几乎没有什么重工业，仅有16个主要行业‚。而且大部分规模较小‚，机器使用率低‚，总体上处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 的过渡阶段。
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内迁，重庆逐渐发展为中国六大工业基地之一 ，形成了近代重庆工业结构以机械、冶金、化工、纺织、食品为主的基本模式。从1941年经济部的统计数据看，重庆455家工厂中，冶金16家，机器五金210家，电工器材27家，化工108家，纺织及服装42家，粮食与食品加工17家，印刷文具17家，其他工业有限27家。
　　重庆的“工业重镇”地位也在此时奠定 。1945年‚重庆工厂数达到 1690余家‚，职工人数超过10万，资本总额 272.6亿元，工业门类齐全。以钢铁、机器制造为主的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已高达81.3%。此时重庆的工业生产几乎占到了整个后方工业生产 的一半以上‚，有许多高精尖的重要工业产品只有重庆能够生产 。随着大批工业的落户，也带来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熟练的产业技术工人，使得重庆由一个简单的商品集散地‚，战时迅速发展成了大后方工厂最集中的‚也是最大的工业基地 。
机械制造业素称“工业之母”。战前重庆十来家大小机器厂以搞维修为主。战时机器业因内迁而壮大，兵工生产的火爆带动了重庆制械制造业的迅速崛起。随着后方各个行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对各种工作母机和动力机需求大增，使机械制造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据经济部1939年工作进度报告，当时仅内迁复工民营机器厂每月生产能力就已达到车床、刨床等工作母机100台，蒸汽机、煤气机、柴油机、水轮机、小型发电机等动力作业机420部，扎花机、织布机、抽水机等作业机1400部。至1940年，重庆机器制造业的厂家已占到大后方机械厂家的65%；到1942年，重庆机器工业达到发展高峰，厂家比1939年增加了5.23倍，总资本是1940年的21.9倍。年均增长59.6%。重庆的钢铁生产量占到了当时整个国统区内生产量的 90%左右。这一时期，重庆是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中心和兵器供应基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重镇”。

第二，内迁工厂初步形成了重庆工业两江两江经济带的基本格局，带动了电力、煤矿能源等工业的发展　　
重庆山峦起伏，地势崎岖，交通主要靠水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征，战时重庆工业地域分布的基本特点为，主要沿长江和嘉陵江两岸地势较为平坦处设立工厂。各厂在沿江河谷隐蔽之处，开山凿岩而建。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东到长寿，西到江津，北到合川，南到紊江的重庆两江工业区。中心区域工厂的分布，首为渝中半岛，次为弹子石，再次延伸到小龙坎、龙门浩、海棠溪、江北、化龙桥、溉澜溪、沙坪坝一带。这种工业布局一直沿续到2000年左右。后来重庆建两江新区，工业布局也大体维持这一思路。　　
　　工业发展和城市的扩大，也促进了能源工业发展。一是电力，战前成立的以火电为主的重庆电力公司，经过1936年、1938年两次增资，资本由200万增至500万，到1941年，又猛增为3000万元，下辖三个厂，发电量达1.1万千瓦。此外还建起了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厂、桃花溪水力发电厂、巴县电厂等，供电能力大增。二是煤炭工业。1938年重庆需煤量就达65万吨。因此刺激了大小煤矿的兴旺。据重庆1943年6月《商务日报》的统计，重庆地区煤矿业有250家之多。其中第一大矿为民营天府煤矿，年产煤炭35.21吨。该矿采用机械采煤，占国统区机械采煤量66万吨的53%。另外，还办起了国营南桐煤矿，产品主要供大渡口钢铁厂使用。到1942年产烟煤150958吨，焦炭37710吨。

第三、战时工厂内迁，推动了重庆城市化进程 　　
抗战时期重庆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量工厂内迁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移驻重庆‚，重庆由一个区域性经济中心上升为战时的首都‚，成为了国统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 、教育 、工业 、交通 、金融中心 。由一个西南内陆城市上升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城市 。同时也实现了由一个商业城市向一个现代化“工业重镇”的转变。应该看到，这种城市地位的提升，不是建立在战前的基础和自然演进之上的，而是战时外来的移植，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呈现出了跳跃式的特征。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1936年，重庆市区人口为33.92万，1938年增加到 53万人‚ ，1946年更是达到了125万人‚，比战前增长了3.57倍‚ 。10年间重庆人口净增长了90万人 。与历史上人口 “ 湖广填 四川 ”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次迁移到重庆的人口，主要是高素质人才‚，他们的迁入，提升了重庆城市人口的素质水平‚，为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智力支持和高科技人才条件 。　　
　　重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之一，就是主城发育面积小‚，城市区域窄 。工业内迁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 187平方里，当时的重庆城区范围包括 由嘉陵江 、长江汇合处的北岸 、南岸及半岛等三部分。1939年9 月‚重庆市辖区数量由过去的六个区增加到了十二个。到1940 年 11月‚市区范围再次扩大时，市辖区数量增加到了十七个，建成面积范围扩大到了西至沙坪坝 、东到涂山脚下，南抵大渡 口的广大地区，全市面积扩展到了328平方公里，是工业内迁前重庆城区面积的 3.5倍 。　　
　　为满足人口和城市面积的扩张，重庆的市政建设，道路水路航空交通、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各种社会服务事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大推进了重庆城市化进程。

　　伟大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对于重庆这座城市而言，以上海为中心的工厂内迁，彻底改变了重庆，开始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重镇”的城市调性，这给重庆今天的战略定位和今后的发展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