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图表

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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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明起源：

人类从这里走来――世纪曙猿

1994-1997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美国卡耐基博物馆组成考察队，经过8次规模较大的抢救性发掘，共发现10 件珍贵的“曙猿化石”，包括一对相当完整的下颌骨、跗骨(即足骨的一个部分)。下颌骨化石为迄今发现最完整的曙猿生理材料，其下颌联合部是陡峭的，这是高级灵长类的重要特征。跗骨化石逼真地反映出猴类、猿类及人类共同祖先演化的早期特征--“镶嵌进化”的形态。1994年，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和美国卡耐基博物馆的道森博士等，在垣曲黄河小浪底库区游览区内的寨里，发现了起源于4500 万年前的“世纪曙猿”化石，被专家认为是“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曙光”，推翻了人类起源于北非的学说，并将人类的发展史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直至今天，该发现仍具有唯一性。同时，曙猿化石的发现适逢美国卡耐基博物馆建馆100周年，为纪念自然科学领域这双重盛事，中美科学家一致同意，将这种曙猿命名为“世纪曙猿”。

曙猿的意思是“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光”，意即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猿，主要活动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温暖湿润的林地里。它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小的灵长类动物，其个头比老鼠略大,重约200克。它是低等灵长类动物向类人猿进化的过渡阶段，是一个十分原始的高级灵长类家系成员，这个家系延续、演进，逐步形成了猴类、猿类以及人类。

人类文明第一把圣火--西侯度之火

1957年，贾兰坡教授等考古学家在芮城西侯度“人疙瘩岭”发现了鹿角化石、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块，后又陆续发掘出动物烧骨化石、打砸石器等。根据古地磁学测定，这些遗存距今约180万年。后又经多次考古发掘，学术界反复论证后认定:这是人类最早用火的遗存，属早更新世。这推翻了原“北京猿人是最早的人类”的论断，从而确立了西侯度遗址在考古界的地位，把中国古人类用火的历史，从50万至70万年前周口店北京猿人，又向前推进了110万年，在世界考古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人类文明第一把圣火，是从黄河岸边开始燃起的。

人文始祖

三皇五帝，是原始社会中后期出现的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的统称，后人追尊他们为“皇”或“帝”。三皇五帝的典籍记载众说纷纭，但炎黄二帝被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却是不争的事实。

黄帝所处的时代，正当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和氏族、部落和部落之间战争非常频繁。较为有名的是炎黄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和炎黄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史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此后，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基本控制了整个中原地区，初步奠定了中国的规模。后来人们把合并后的黄帝和炎帝部落统称为华夏族，华夏族后来又发展为中华民族。

有学者认为，涿鹿曾为运城市盐湖区解州古名，阪泉，按照沈括的说法(《梦溪笔谈·辩证一》:“解州盐泽方一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也当在解州附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曲沃县境内(包括现在的侯马市)近200个村，村村都有黄帝庙，至今仍有50多处遗址遗迹，而在曲沃周边的邻县却没有一座黄帝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教授研究实，曲沃桥山最有可能是司马迁《史记》“黄帝崩，葬桥山”中的桥山，最有可能是黄帝的埋骨之处。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伏元杰在曲沃县考察后认为，曲沃桥山周围是最早的中国，翼城县的蜀山可能就是黄帝出生的寿山。今浍河即古代的河源，古代的“河水”由今浍河、汾河下游、黄河中下游构成，上古时代的昆仑山就是山西的中条山。曲沃县曲村镇和桥山都属于昆仑丘，黄帝之宫当在曲沃县桥山下遗址群中。周穆王西巡途中“饮河水之阿”“登昆仑之丘”“观黄帝之宫”均发生在曲沃。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陕西省黄陵县的桥山是黄帝的衣冠冢，称之西陵;山西省曲沃县的桥山是黄帝的真骨所葬地，称之东陵。人文三祖炎帝、黄帝和蚩尤最早的活动范围都在山西晋南一带。

而坐落于长子县城西部约15千米的发鸠山，是精卫填海传说的发生地。山上与炎帝和小女儿精卫相关的遗迹遗址有医祖庙、精卫祠、北崖宫、南崖宫、九窑三八洞、帝女阁、女娃坟等10多处，山脚建有灵湫庙，祭祀精卫(本名女娃)及其母亲和姐姐，古称三圣公主庙。有学者认为炎帝很可能诞生于长子“常峪”“岳阳”一带。高平市羊头山北与长子县交界，是古代典籍记载炎帝活动最多、现存炎帝珍贵遗迹较多的一处地方，至今还有神农井、神农泉、五谷畦等遗迹。

陶寺--尧都故地

相传尧是黄帝的玄孙，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原始部族首领，文献记载和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其主要活动范围在晋南一带。襄汾县城东北约7千米的陶寺乡发现的陶寺都城遗址，面积逾300万平方米。

197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西队先后与相关部门合作，经考古学家近40年来对陶寺都城遗址大规模的发掘，在陶寺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史前城址。其分外城与内城，在陶寺城内发现宫殿、观象台以及阶级分化明显的墓葬。从城垣的规模和这些重要的遗迹上可以看出陶寺城邑几千年前的宏伟气象，特别是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仓储区、祭祀区、墓葬区、都城城墙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说明陶寺不仅是一座典型的城邑，而且是一座气势宏大的都邑。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表明，陶寺城址与尧舜禹时期相吻合，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陶寺应该是古史所称尧都平阳之所在，考古专家确认“临汾陶寺就是尧的都城”。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陶寺就是最初的“中国”。“尧舜禹传说时代”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信史。陶寺都城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成为佐证

“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实证源头。

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勾勒出较为明晰的轮廓，展现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表明山西南部确实是华夏民族和中国文明的直根。

2、 夏、商、西周

相传尧禅让于舜，舜又禅让于禹，禹传位于儿子启，从而建立了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大夏和夏墟历来被认为是山西尤其是晋南地区夏文化探索的重点。夏墟，即“大夏之墟”。《括地志》云: “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唐侯……”“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地记》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属河东安邑县。今在绛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为唐旧国。”

夏文化，当是指夏朝时期人类活动在夏朝区域之内所形成的文化遗存。一般认为与夏活动密切相关的两大区域，一是河南西部的伊河、洛河下游地区，另一个则是山西南部的涑水河流域。

1974年秋冬，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传说中的“泉都安邑”的夏县“泉王城”东北14千米的东下冯遗址。东下冯文化遗存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集中分布在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是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考古工作者还在太原市东太堡等地发现了夏文化时期的多种陶器，说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强，夏王朝的影响力已经从山西南部的中心区域向山西中部扩展。

夏王朝后期至商汤灭桀后的商朝前期，政治中心南移。盘庚迁都殷后，又东移，山西南部处于商代“王畿千里”的范围，与商王朝的中心区域比邻。相传商始祖契的母族“有娀氏”，曾居永济;中宗祖乙曾迁都于“耿”(今河津市境内);傅说“筑傅岩(今平陆县境内)之野”。在垣曲县古城南关和夏县东下冯等地发现有商代前期城址。平陆和长子等地出土的青铜重器，更说明这些地方与商王朝密不可分。山西南部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重器和完整城池，表明这里是商王朝的经略要地。

武王克商以后，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建立诸侯国。成王“桐叶封弟”，叔虞入主唐国，其子燮父改号为“晋”。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一曲村遗址”，已揭露大面积的文化遗存。名满天下的“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上万件，从而确认了西周时期从燮父至文侯的9代晋侯，结束了2000余年关于晋国始封地的论争，证实这里即文献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地，晋国早期都城所在。史书记载的山西周代古国甚多，基本上在霍山以南的山西南部，异姓国族不计，与周室同姓者除晋国而外，尚有虞、霍、杨、韩、魏等。

3、 晋国霸业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周室衰危，翌年，晋文侯与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护太子宜臼(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从此晋国地位扶摇直上。

周平王十一年(前760)，晋文侯杀携王余臣，结束周室二王并立局面。晋文侯死，晋昭侯继位。从晋昭侯始，至晋武公止，晋国杀君篡位斗争长达67年，连杀五君逐一君。周惠王元年(前676)，晋献公继位后接受历史教训，于周惠王六年(前671)利用异族贵姓灭掉公族，彻底改变公族逼君局面，从此君权大固。密集在山西南部的小国也先后被晋国兼并，为晋国以后称霸奠定了基础。

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晋国发生“骊姬之乱”，晋献公之子重耳出逃，在外亡命19

年，辗转8国。周襄王十六年(前636)，重耳返晋复国，是为晋文公。

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周襄王之弟王子带赶走襄王自立为王。晋文公打出“尊王”旗号，出兵“勤王”，平定周室之乱，迎襄王入周。周襄王为嘉奖文公，把阳樊、温、原、州、陉等畿内八邑赐归晋国。周襄王十九年(前633),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晋国“退避三舍”后大获全胜。同年五月，晋文公在河南荥阳大会诸侯，成为霸主，建立起以晋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晋国鼎盛时期占有今山西全境，且地跨豫、冀、鲁。晋文公死后，虽然晋、秦、楚、齐大国争霸之战不断，但晋国仍保持了近150年的霸主地位，史称“晋天下莫强焉”。

4、 三分晋国

从公元前 633 年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晋出公十七年(前458)，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剩下四卿中以智氏最强。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智借故攻赵，并胁迫韩、魏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为“三家分晋”奠定基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与晋侯并列，战国即由此起始。前37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侯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史称“三家分晋”。

战国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各诸侯国为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竞相“养士”。“士”中许多不同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产生了儒、法、道、墨等思想流派，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山西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儒家荀子，法家李悝、韩非，名家公孙龙。荀子是战国最后的一位儒家，他的“制天”说和“性恶”说均带有法家特色。

李悝是法家的创始人，他所著《法经》是我国最早的法典，惜已不存。三晋法家之集大成者是韩非，他将法家势治派、术治派、法治派三者熔于一炉，创造了他自己的一套法说理论。

公孙龙的主要理论是“白马非马”论与“竖白同异”之分辩，所著《名实论》对墨家、法家及儒家荀子都具有深刻影响。

5、 长平之战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秦将白起攻占了韩国太行道，翌年又占领了野王(今河南沁阳)，完全切断了韩国本土与上党郡的联系。韩桓惠王被迫献出上党郡与秦讲和。韩上党郡守冯亭拒绝降秦，而将上党17城献给赵国。赵孝成王令将军廉颇率军进驻长平，秦昭襄王令将军王龁率军攻击长平赵军，长平之战于此爆发。

初战，赵军小怯，秦军攻陷赵军西垒壁(今空仓岭)防线。廉颇根据秦强赵弱的严峻形势，固守丹河东岸防线，与秦军长期相持。秦军远途作战，补给困难，战局日益不利。至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长平之战进入第三个年头，秦相范睢与秦昭襄王用重金行反间计，诱使赵王易将，以缺乏实战经验而有“纸上谈兵”之癖的赵括替代老将廉颇为将，秦昭襄王亦暗中用名将白起替代王龁为上将军。

赵括来到长平，改变廉颇决策，率赵军全线出击，致使赵两翼及后方兵力空虚。白起见赵括中计，立即派出两支奇兵，赵军切割为南北两段。秦大军紧随两支奇兵之后，将赵军分割包围于今丹河、小东仓河和百里石长城之间有限地区，完全断绝了赵军任何援军和粮刍补给。

赵孝成王六年(前260)九月，长平赵军被困围46天，粮草告罄，赵括多次组织突围均告失败，直至他本人中箭身亡。数十万赵军全部降秦，白起挟诈而将放下武器的赵俘全部坑杀。长平之战就此结束。长平之战，赵参战兵力为45万，秦军至少亦当双倍达百万左右。无论从双方参战人数及伤亡人员之众看，还是从战场范围之广、历时之久看，抑或从战况之惨烈，乃至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之深远看，长平之战都是中国古代史上几千年间战争规模最为宏大的战役。

6、 抗击匈奴

长平之战后，赵国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单独和秦国全方位对抗。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秦灭六国，一统天下。

秦统一以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兵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秦二世胡亥即位后，进一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随后直接演变成农民战争领袖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之争。刘邦知人善任，因势利导，终于战胜项羽，登上了西汉统一王朝的皇帝宝座。

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秦代，匈奴曾一度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不敢南下。秦朝覆灭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依然是汉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而汉朝方面，自高祖刘邦平城白登被围事件发生后，由于实力所不逮，加上有诸多内政事务亟待处理，只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然而和亲政策并不能遏制匈奴的袭扰活动，汉朝的边患依旧相当严重。文、景时期，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

西汉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历时达三四十年之久。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等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大的军事威胁。

汉武帝即位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反击匈奴的条件完全成熟了。从元光二年(前133)至元狩四年(前119)的14年间，对匈奴的大规模战役有4次。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元朔二年(前127)冬。汉武帝派将军卫青、李息率兵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沿黄河北岸西进，夺取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迂回到陇西(今甘肃临洮)，包围了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完全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黄河南岸)和五原郡(今内蒙古五原)，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

第二次战役发生在元朔五年(前124)春。汉武帝为了确保朔方郡的安全，派卫青统率10人马，从高阙、朔方城出发，对匈奴右贤王实行两路围剿，俘虏匈奴裨王10多人，活捉士兵 15000多人，夺得牲畜数十万头。

第三次战役发生在元狩二年(前121)春。匈奴贵族借着河西走廊控制西域，并在公元前121年派骑兵万余人攻入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乌戾山、焉支山(今甘肃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俘虏浑邪王的儿子及相国等。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从北地郡(今甘肃庆阳马岭镇)出塞，越居延泽(今内蒙古顺诺尔)，经小月氏(今甘肃敦煌东南党河与疏勒河之间)，攻到祁连山，斩杀、俘获匈奴3万余人，匈奴损失惨重。汉在这里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第四次战役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匈奴贵族并没有因前几次的失败而停止南下骚扰。汉武帝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集中10万骑兵，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分东、西两路进军，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出发，越沙漠，北进千余里，正遇匈奴伊樨斜单于的军队，激战一昼夜，匈奴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寘颜山的赵信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戈壁省翁金河东岸)。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发，远征1000 余千米，跨过了大沙漠，同匈奴左贤王接战，俘虏了匈奴屯头王、韩王等80多人，消灭匈奴7万多人。最后，霍去病的大军在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胜利会师。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

汉武帝反击匈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以进一步开发，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

三国西晋时期少数民族分布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失败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延康元年(220)，曹操死，其子曹丕称帝建魏，形成三国鼎立局面。265年，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西晋。“八王之乱”后，晋室分裂，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

汉代起，北方各族就不断与中原发生碰撞，伴随着金戈铁马和淋漓鲜血，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也同时发生。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臣服，被安置于山西北部，与汉人杂居;曹魏分其为五部，分置山西各地。与此同时，羯、羌、氐、鲜卑等民族也陆续内徙，渐与汉族融为一体。西晋末，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揭开了“五胡十六国”序幕。其后的200年间，山西成为北方各民族搏杀争雄的中心舞台。

鲜卑族拓跋部早先游牧于鄂伦春草原，逐渐南迁，进入山西。公元338年，什翼犍在

繁峙(今浑源西)建立代国，参与群雄逐鹿。公元398年拓跋迁都平城(今大同)，“建宗庙，立社稷”，改国号，史称北魏。到冯太后和孝文帝在位时期，在农业、户籍和文化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拓跋族同姓相婚的习俗，实行汉人同姓不婚的习俗。另外，主持朝廷礼乐变革，推行汉晋以来的礼乐制度，并在京都建立孔庙，促使北魏逐步走上汉化道路，为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全面汉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分布

北朝时期，山西境内众多民族杂居。其中的山胡主要是匈奴后裔，经过十六国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吞并、融合，到北朝时，容纳了鲜卑、氐、羌等族，难以分别原来种族，遂统称为山胡，亦称杂胡。集中居住在汾河以西的吕梁地区及陕北、渭北的山谷之间，包括今离石、石楼、方山、临县、兴县、岚县等地。另外今尧都区、新绛等地也有山胡，这可能是刘渊的遗留部落。

鲜卑徒何氏即鲜卑慕容隗及其后裔。北魏明确记载迁民入大同的有两次:一次是在北魏天兴元年(398)，“徙山东州人、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

第二次是在魏明元帝泰常三年(418)，“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说明京师(今大同)有鲜卑徒何氏和高丽杂夷。

绛蜀，即爨人。《北史》及《魏书》多处有绛蜀、建兴蜀等蜀人反叛的记载。说明北魏时期蜀人已以汾河、涑水河为中心集中分布，并东达丹河，北达临汾盆地以北。蜀是蜀人，根据唐长孺的考证，十六国时进入北方的有居住于今川陕交界地的爨人。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蛮》:“爨氏，本安邑人，在晋时为南中太守，中原乱遂王蛮中，……西汉末，食邑于爨，遂以为氏。”按此，爨人是由晋地人于蛮地者。

魏晋南北朝，中原扰攘，漠北各族相继崛起，雄踞山西，驰骋中原，北方人口大量内迁。300 余年战乱和苦难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

晋阳城

北周统一华北后国力兴盛，但到北周宣帝宇文赟时，政治腐败，外戚杨坚乘机掌握朝政。581年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杨坚建隋。隋文帝于开皇九年(589)重新统一中国。但隋仅存续几十年，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以尊隋为名起兵，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李渊自任大丞相，进封唐王。义宁二年(618)五月，隋恭帝杨侑禅位于李渊，李渊称帝，定国号为唐。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黄巢起义后，藩镇割据普遍出现。朱温逼迫唐哀帝禅让，改国号为梁。唐亡，五代十国时期开始。五代后期，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统一南方后开始北伐北汉，遭到激烈抵抗。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兄弟二人先后三次大规模征伐北汉竟达10年之久，终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北汉。

北汉晋阳城始建于春秋中晚期(前497)，到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北汉止，其间1470余年中未曾间断，历代均为繁华城市，为唐之“北都”，人杰地灵。赵简子、赵襄子以太原为基地成就战国七雄，汉文帝刘恒8岁来到太原为代王，汉景帝刘启出生在晋阳，司马氏先被封为晋公，刘渊以晋阳为据点建立前汉，前秦苻丕在晋阳称帝，北齐高欢、高洋父子以晋阳为基地建立东魏、北齐，隋炀帝杨广即位前为晋王，太原留守李渊及其子李世民从晋阳起兵建立了唐朝，唐高宗李治为晋王，武则天为并州文水人，李克用、李存勖从太原起兵建立后唐，石敬瑭从太原起兵建立后晋，刘知远从太原起兵建立后汉，刘崇在太原建立北汉，孟知祥为太原尹、北都留守，后入蜀建立后蜀，后蜀皇帝孟昶出生在晋阳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北汉时，围攻数月，北汉主刘继元才在援尽粮绝的情况下，出城投降。但晋阳城百姓依然顽强抵抗，元好问《过晋阳故城书事》“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可见相持战斗之激烈。宋太宗攻下晋阳城后,认为晋阳是出真龙天子的地方，是“龙城”，怕再有人起来与他们争天下，遂火焚晋阳城。次年四月又引汾水、晋水灌城，古晋阳城成为一片废墟。宋太平兴国七年(982)，阳曲县移治唐明镇(即今大南门之西)，潘美扩展唐明镇建太原城，当时为了钉破“龙脉”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全城只修“丁”字街，不修“十”字路。

杨家将抗辽

杨业，又名继业，北汉时任建雄军节度使，后归附宋朝守边境重镇雁门关。辽自崛起以后，不断进扰宋朝边境，一直是宋的大患。太平兴国五年(980)，辽景宗率10万大军攻雁门。

代州刺史杨业带领数百轻骑，从雁门以北的辽兵背后杀出，击进敌人，从此辽兵闻杨业之名而丧胆，称之为“杨无敌”。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再次派兵攻辽，并分三路进军，西路以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杨业副之，连拔云、应、寰、朔四州。但由于东路、中路军连连失利，宋廷急诏西路军捐退，令杨业迁云、应四州百姓到内地，由潘美以所部之兵掩护之。岂料潘美及监军王侁却逼迫杨业进攻朔州之辽军。杨业遭辽兵伏击，败至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城区南)，而潘、王等已撤走了在此支援的宋军。杨业本已力战自午到暮，到谷口望见无人，于是率帐下兵死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人，最后在狼牙村被俘。杨业感叹，“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而死。其长子杨延玉亦亡于是役。

杨业之死，使北宋朝野震动。宋太宗追封杨业为太尉、大同节度使。他的儿子延朗(后改名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亦因此得到升迁。潘美受到削夺三任的处分，王侁则被除名编管。杨业死后，其六子杨延昭继续领兵在边地与辽军作战，先后镇守宋边地20余年，威名也为契丹人所畏，被契丹人称为“杨六郎”。之后，延昭之子杨文广又承父业，继续抗辽，巩固了宋朝北部疆域。

金立国后，与北宋定“海上之盟”向辽宣战，于1125年灭辽。然北宋两次战辽皆败，金随即撕毁与北宋之约，两次南下中原，俘虏宋徽宗和钦宗，北宋灭亡。赵构在南方的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金、宋在淮河一线又形成对峙态势。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建立大蒙古国，1234年攻灭金国，占领华北。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6年攻灭南宋，完成统一。

元末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瘟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多地爆发民乱。元军出其精兵锐将和地主武装与农民军决战，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得仅余十八家。

大槐树移民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瘟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稠密。明洪武十四年(1381)，河南人为189.1万，河北人口为189.3万，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人口密度山西平均每平方千米 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千米12.85人，不足山西的一半，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为恢复农业生产，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政府开始了从洪武三年(1370)直至永乐十五年(1417)，历时50年的18次大移民。当时洪洞县是平阳人口最多的县份，且地处交通要道，洪洞县北关大槐树下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驿站，明政府在此设局派员，集中移民队伍，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民间便流传着“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

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今豫、鲁、冀、京、晋等省市，数量达百万人之多，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根据《明史》《明实录》等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后代分布在30个省市的2217个县(市、区)。其中河南123个，北京、天津、河北142个，山东109个，山西104个，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陕西、甘肃、宁夏182个，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云南、西藏、新疆210个，海南、台湾111个。

晋商

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雄国内外商界500余年的一大商业集团。他们借助明政府开中法的实施，利用山西靠近北部长城一线九大军事重镇的有利地理位置迅速崛起。通过经营盐、茶、丝、绸、粮食、铁器、棉布等军需民用品占领北部边镇市场。明中叶后，随着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晋商及时地转向盐业居全国之冠商业中心一扬州，成为两淮盐商的主体，其活动范围也由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扩展至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号称“足迹遍天下”。

入清以后，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相对稳定和清前期水陆驿站干道的不断拓展，为山西商人遍及国内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有利的交通条件和社会环境。晋商在明代雄厚资本的基础上，很快又占领了漠北、东北和西北的广大市场，相继开辟了数条重要商道。特别是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晋商组成大规模的驼运商队，沿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一线进行边贸，相继开辟了三条到蒙古地区的商路。在东北方面，开辟了从喜峰口到齐齐哈尔的商路，并把脚步延伸到了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成为著名的旅蒙、旅俄商。大致从乾隆三十年(1765)起，在晋商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陆上国际茶叶商路。在江南，又开辟了由福建到张家口，贯穿蒙古草原到库伦至恰克图的重要的茶叶商路。

票号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改日升昌颜料铺为山西第一家票号，几年后又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道光七年(1827)，祁县合盛元茶庄改为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由于它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至道光末年，已由日升昌1家发展到11家,分号遍布北京、天津、济南等27个城市。到光绪甲午、庚子以后，票号达到了极盛，票号总号由前期的11家发展到28家，除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外，其他商帮也挤了进来。这些票号甚至渡洋过海，在朝鲜仁川，日本大阪、神户、东京也设了分号。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 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钱庄产生于明清时期，早于票号。晋商在省外开的钱庄很多，遍布北京、天津、沈阳、包头、济南、汉口、上海、重庆等全国各大城镇。清末民国初废两改元，不需要搞兑换，钱庄主要经营存放款业务。民国初期，票号退出历史舞台，钱庄(银号)、银行成为民国时期金融业的两大行业。辛亥革命后，据民国政府农商部统计，民国元年山西省有钱庄412家，二年为526家，三年达561家，但由于现代银行业的兴盛，钱庄逐渐衰落。

辛丑山西起义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山西巡抚陆钟奇为防革命军由陕入晋，急令在平阳的太原镇总兵谢有功巡视河防。25日，陆钟奇认为新军不可靠，遂将太原新军第85标调往蒲州，6标调往代州，而将分驻各地的巡防队调集太原，借以分散革命力量，稳定省城。85标出发，同盟会员温寿泉、阎锡山、赵戴文、张瑜、乔熙及孔敏霖6人到五福庵黄国梁寓所送行并商定，第1、2营领到子弹后即发动起义，并推举2营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司令。10月29日，姚司令集合1、2两营官兵于狄村大操场宣布起义。起义军分头行动，先锋队、奋勇队攻入抚衙门，击毙陆钟奇。满洲城及军装局先后被起义军占领，太原全城光复，清朝在山西的专统治宣告结束。当天中午，省咨局选举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10月31日，阎锡山与清军第镇统制吴禄贞成立“燕晋联军”，共同反清。11月6日晚，吴禄贞遇刺身亡。1912年1月5日，曹锟部卢永祥率兵6000攻入娘子关，阎锡山、赵戴文北走包头。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结束，清帝退位，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中国同盟会山西分会在太原起义中为中流砥柱。山西成为全国继湖南、江西、陕西三省之后，第四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对当时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工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阎锡山为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采取了“保境安民，惟力是视”方策，推行所谓“六政三事”。始于“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后增“三事”，即种棉、造林、畜牧。1917年9月3日，阎锡山被北洋政河府正式任命兼任西省长，10月1日，开始施行“六政”。

1919年，受孙中山思想影响，山西民族实业家纷纷兴办实业，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20世纪20年代，阎锡山建太原兵工厂(即现山西机床厂前身)，1927-1930年进入鼎盛阶段，垄断了整个华北的军火工业，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1932年4月12日，山西成立了“省政设计委员会”，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规划案》，前三年政治建设，后七年经济建设。此后，山西的官办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客观上对于山西经济从中原大战的沉重打击中摆脱出来，走上近代工业的发展之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机械兵器工业 1912年，阎锡山加紧军火制造，扩建山西机器局，并于1914年将其改称山西陆军修械所。1920年，北洋政府限制军阀势力扩充，阎锡山遂将山西陆军修械所改称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开始仿制重机枪，筹建炮厂。为解决军火生产所需的钢材和设备，1926年9月育才炼钢机器厂(即现太原矿山机器集团有限公司前身)建成投产。

1927年，阎锡山为扩大军工生产将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改为太原兵工厂(后改称太原247厂，现山西北方风雷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身)。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下令，不准地方办兵工厂，阎锡山遂又改太原兵工厂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而军火生产有增无减。

机械钢铁工业1924年，为了供给兵工厂机器设备和坯料，阎锡山筹建育才炼钢和育才机器两厂。

纺织工业 1919-1937年，全省先后建成新绛大益成纺织公司、榆次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正式投产)、大同华北第一毛织公司、太原华丽绒厂、榆次晋华纺织公司、祁县益晋公司、新绛雍裕纱厂等用先进机器生产的多个纺织厂。

化工 1919年双福火柴公司建立氯酸钾工场。1926年，山西火药厂设立。1928年在太原大北门外沙河北村建立西北化学厂(今兴安化学材料厂前身)。1937年5月西北电化厂试车投产，同年建立西北氧气厂。

冶金 1916年，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筹建创办了保晋铁厂(今阳泉钢铁公司，已破产)，1926年8月高炉正式出铁，这是山西最早的近代冶金企业。1934年4月西北炼钢厂(太原钢铁集团前身)始建。

烟草 山西第一家卷烟厂为华北烟草公司，之后又开办了福明烟厂，继之又开设德记卷烟公司。1930年福明烟厂更名为晋记卷烟厂。1935年西北实业公司收了晋华卷烟公司，改名为晋华卷烟厂。

铁路 1932年11月25日正太铁路正式收归国有。1933 年5月，阎锡山修建同蒲铁路。1935南段通车，1937年因日军侵略山西而停工，距大同仅差8千米未能全线铺轨。

煤炭工业1907年12月成立保晋公司，到1934年全省已有大小煤窑1425家，矿工 22300多名，年总产量为302万余吨。1937年被日军侵占。1915年设立裕晋煤矿公司。1919年设宝煤矿公司。

食品工业以面粉工业发展最为迅速。1918-1936年，全省有面粉工厂8家，职工 334人，面粉机7套，生产面粉 922825袋。

造纸工业始于1918年。1931年，徐一清等投资在太原南门外建立了晋恒造纸厂。1936年，西北造纸厂在兰村投产。1939年晋恒造纸厂和西北造纸厂合并改为兰村造纸厂，年产纸507吨。

电力 1908年创建山西第一个电厂-太原电灯公司。到1937年，在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平定、新绛、大同、忻县和五台等市县建有8个电厂，总装机2.5万千瓦，其中83.5%集中在太原。

建材 因同蒲铁路急需大量洋灰，1934年8月，阎锡山建立西北洋灰厂(即太原狮头水泥集团前身)，经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化验，可与启新洋灰媲美。

印刷工业 1933年，太原绥靖公署印刷厂成立，从德国购回全张胶印机1台，对开胶印机4台，是山西胶印的开始。1934年改组为西北印刷厂。到1936年，全省印刷厂发展到121家，从业职工 1508人，分布32个县，除西北印刷厂为官营，其他独资经营为59家、合资经营为61家，均为私营。

日用化学工业1936年，山西火柴产量为11.66万件(每件240包)，品种为硫化磷火柴。

日用硅酸盐工业 到1936年全省瓷窑有214个,分布在48个县，企业多规模小。

日用搪瓷 起步较晚，1933年西北窑厂(太钢耐火材料公司前身)试制成珐琅(搪瓷)制品等，后制过街门牌号等物，可视为日用搪瓷工业的起点。

西北实业公司 为防止南京国民党政府侵吞山西军事工业收归“国有”，西北实业公司1932年1月开始筹备，1933年8月正式成立，下设特产、矿业、纺织、工化4个小组，开办和经营全省各种厂矿。

西北实业公司创建了煤矿第一、二、三厂，东山、定襄、宁武、西河口、静乐等采矿所，以及西北发电厂、西北炼钢厂、西北铸造厂、西北化学广、西北机械厂、西北铁工厂西北机械修理厂、西北电化厂、西北机车厂、西北电气厂、西北制纸厂、西北枪弹厂、西北洋灰厂、西北窑厂、西北毛纺厂、西北火柴厂、西北印刷厂、西北皮革厂、晋华卷烟厂、兴农酒精厂等厂矿。

壬申制造厂撤销并归属西北实业公司，原所属各厂改变名称，一并归入西北实业公司机器管理处，下设10个厂，从事民用品生产。

红军东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12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尔后相机向北发展的战略计划，于次年2月，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1.3万余人，东渡黄河，出师山西，发起东征战役。

红军东征历时75天，消灭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的晋军约7个团，俘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4000余支(挺)、炮 20余门，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日军入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从 1937-1939年，日军6支主力在不同时间从6个方向入侵山西。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山西的兵力逐渐减少。1941年2月，有47个大队，59900人;1943年9月，减少为39个大队，57100人;1944年4月，减

为29个大队，35400人。

日军占领山西期间，为了维护其占领区的治安，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组成伪山西省公署，组建山西伪军。黄军:1940年春，阎锡山辎重兵司令武尽英投靠日军，在太原组成伪“兴亚黄军”，下辖2个支队，共有官兵800余人。山西剿共军:1942年，将原阎锡山部2个师改编为“山西剿共军”第1、第2师。绥靖军:1943年，山西剿共军第1、第2师分别改编为绥靖军第12、第13集团军。

1942年，伪山西省公署成立警备处，下辖山西省警备队甲种干部训练所和山西警备队雁门、冀宁、河东、上党各道总队。后警备处改称山西警备司令部，1943年7月后，又改组为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县警备队改为县保安队。

抗日战争

山西是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行区，是八路军总部和三大主力师所在地，开国将帅中10大元帅、9位大将、42位上将、103 位中将、784位少将都曾经在山西战斗和生活。

抗日军民在山西境内歼灭的日军占侵略华北日军总数的1/3。在山西伤亡的群众和抗日将士达300万人，全省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青壮年达70万人，支前打游击的民兵自卫队有数百万人之多。

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附近，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了一次成功伏击战，取得首战大捷。

忻口会战会战从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8日，迟滞了日军在山西的战略进攻。

中条山会战1939年5至6月，日军扫荡中条山，国民党军与日军血战10余日。6月6日，战斗中未能突围的 177师部分官兵 1000余人，被日军逼至黄河边，经一番拼杀格斗，全部投入黄河壮烈殉国。

1940年4月，日军向中条山发动了第11次大扫荡，半数被击毙，中国军队大捷1941年4月，由于指挥失误，中条山在20天内全线失守，7万官兵罹难，8位将军被俘。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驻华北的八路军集中105个团的兵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对日军占领的正太、同蒲、平汉3条铁路及各地的主要公路进行了大破击。

山西军民还组织了黄崖洞保卫战、沁源围困战等战斗，并利用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等方式，给日军以沉痛打击。

八路军总部转战山西

1937年8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将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其中以晋、绥、察三省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9月11日，按全国统一序列，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八路军下辖115、120、129师和总部特务团，共46000人。9月6日，八路军总部从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出发东进。9月15日，八路军总部由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进入山西。9月20日由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乘火车北上，21日到达阳曲

(太原市)。八路军总部由此一直辗转于华北抗日前线，指挥华北军民坚持抗战，创造了辉煌的战绩，载入史册的著名战役有平型关伏击战和百团大战等。

在山西的抗战岁月里，八路军总部首先在五台县南茹村、洪洞马牧、沁县小东岭，之后就一直在武乡、左权一带。其中在左权的麻田驻部时间最长，达5年之久。山西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汇区及聚着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彭真、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杨尚昆、左权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敌后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解放战争的山西

1946年，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山西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领导下，相继组织了吕梁、正太、晋西南、运城、汾阳、晋中、太原等战役1949年5月全省解放。著名的有临汾战役、太原战役等。

上党战役 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共两党发生的首次军事冲突，发生于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其中生俘 3.1万人，占阎锡山部队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上党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

临汾战役是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对临汾城国民党守军进行的、以坑道爆破为主要手

段进行夺关攻城的一次攻坚战役。此战历时7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 2.5万人，使太岳和吕梁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和西北战场我军的作战。作战中，第8纵队23旅(旅长黄定基)因战功卓著，被中央军委授予“光荣的临汾旅”称号。

太原战役从 1948年10月开始至1949年4月24日战役结束，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多人、民团8万人。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 6个多月，伤亡4.5万人，其中在攻城战役、攻城后巷战中伤亡3.6万人，是解放战争中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太原战役的胜利，拔除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华北的最后堡垒，标志着华北地区的彻底解放，推动了全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毛泽东主席路居山西

毛泽东主席曾两次亲临山西，两次都是在中国革命发生战略性转折的关键时期。

第一次是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渡过黄河到山西。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隰县和石楼县一带举行了晋西会议，这是在山西召开的党的最高级别的会议。会议贯彻了瓦窑堡会议精神，使全党全军更加明确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与奋斗目标，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政治和军事战略思想，对于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是1948年3月23日至4月12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前往西柏坡途经山西。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完整地表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对于当时各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牢牢把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有重要指导作用。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人员的谈话，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党的新闻事业的使命任务、功能作用、指导方针、工作原则、报道策略与方法以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成为标志党的新闻思想走向成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