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名人故居

鹿野

上世纪20年代，天津经历了历史上耀眼的高光时刻，这束余光一直照射到百年之后，透过海河两岸的一批洋房及其主人的故事，彰显着天津的文化底蕴和昔日引领时代的辉煌。

天津和上海一样，是近代华夏大地最早走向世界的城市，也是最能体现传统与现代碰撞、交融的城市。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这两个城市都拥有外国人治理的租界。这种被迫实施的“一国两制”，打破了帝制中国的大一统传统，天津租界成为多元政治下的国中之国，并在民国时期成为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世外桃源。由于比邻帝都、首都的地理位置和北洋政府发祥地的历史，天津成为无可替代的政治副中心。走马灯般更换的政府，需要天津作为政治漩涡的避风港，北洋各系军阀形成默契，上台在北京执政，下野到天津归隐，昨天为争夺中央政府大权兵戎相见，今天胜负各行其道，打赢了坐镇京城，打败了退居天津。依然是成王败寇，不过多少与帝制时代有所不同，彼此不再斩尽杀绝。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动荡中，政治游戏规则悄然发生改变，毕竟在灭九族的野蛮传统上露出了一点文明的亮光，上台和下野成为政治游戏的新规则。虽然改朝换代的老戏码依旧，但是换代之后的游戏减少了杀气腾腾的血腥味，赢家没有对输家再踏上一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败下阵的大帅们在天津租界过起安全舒适的上流生活，或就此告别赛场，或伺机而动加入另一场游戏。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为中国政治传统增添了一抹特别的色彩。

于是，天津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成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存在，政界、军界、商界和文化界要人云集津门，纷纷在英法租界置业，成为几千栋洋房的新主人。从末代皇帝溥仪到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从北洋军阀各系头领到巨贾商人，形形色色，汇合在英法租界，在海河两岸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张学良故居

督军街上名流多，

沙场仇敌邻睦和，

盛宴宾朋勤换盏，

无辜白骨哭战车。

聚啸山林戏日俄，

皇姑屯后接衣钵，

只道赵四风流事，

至死无颜见城郭。

张学良故居位于原法租界里，与闻名遐迩的瓷房子比邻，和民国才女张爱玲故居遥遥相对。这位土匪王捧出来的“少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这幢法式洋房住过几年，房子是以其父姨太太名义从法国公使手里买的。

在这里，年方二十出头的“少帅”目睹了其父挥师进关，以东北王夺取全国政权的辉煌，也见证了皇姑屯爆炸的硝烟；结识了伴随终身的红颜知己，也得到孙中山的青睐和影响。卿卿我我的少帅与四小姐的情感故事不胫而走，即使百年沧桑也断不了一代又一代粉丝，那种热度和“今夜我们都是x晚舟”的自嗨出于同一种心理。相比之下，少帅与孙中山的交往却鲜有传播。在故居张学良的书房，悬挂着孙中山为张学良的题字“天下为公”。这幅书法的背景是孙中山联合奉系张作霖打击吴佩孚，其时，张学良曾赴南方接触了国民党，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其后孙中山派汪精卫赴津赠少帅此条幅，鼓励他做青年英雄。张学良心向往之，在孙中山应邀北上时，特意赶到北京，拜见了孙中山。虽然孙中山几个月后就病逝在北京了，但是孙中山的影响对少帅几年后的政治选择发生了重要作用。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任新东北王，做出第一个重要决策，东北易帜加快了国民党统一全国的进程。历史给少帅的舞台并不大，他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选择就是“西安事变”，这一次他改变了历史的方向，今日中国仍然处在它的延长线上。千秋功罪？

驻足“天下为公”的匾额前，顺便学一点传统文化。匾额全文：“漢卿世兄属 天下为公 孙文（印）”。作为少帅的长辈，孙中山为什么称其为“兄”呢？查度娘，北大吴小如大教授如是说：知识文化人之间称兄道弟和家庭关系两码事，不表示年龄关系，而是敬语表达。为表示尊重对方，总是自降辈分，对晚辈称“兄”，且不论男女一概以“兄”尊称，如鲁迅致信学生许广平，抬头便是“广平兄”。可见，中山先生对张学良以兄相称是传统文化的常规，并非刻意逢迎权倾一时的奉系军阀。据此可知，同辈朋友的称呼更不能以年龄论兄弟。类似的还有“夫人”的用法，也遵循自谦的原则，是对他人妻子的尊称。今天这个规则在大陆知道的人不多，望文生义曲解者大有人在。传统文化中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什么应当继承什么应当摒弃，天翻地覆慨而慷后，倒了洗澡水还是倒了洗澡的孩子？

这笔字绵软无骨的风格似曾相识，和另一个时代著名二代的墨迹异曲同工。字如其人？

　　孙殿英故居

东陵大盗骂名扬，

抗日前足烽火长，

几度变身金不换，

莫道兵痞一条枪。

民脂兵血起高墙，

千金难买富贵乡，

可惜一枕黄粱梦，

只见砖石对无常。

在英租界现存的数百栋花园洋房中，孙殿英的房子最丑陋。在五大道欧式洋房建筑群里，这座盗墓贼的宅子显得土里土气、不伦不类。按照建房的时间，应当是他盗墓之后跑到租界营造的安乐窝。盗墓所得的稀世珍宝在贿赂各有关方面后，不仅保住身家性命，而且获利不菲，官运不衰。旧居的大铁门紧闭，不对游客开放。站在大门外，透过门缝张望，灰墙灰瓦、高大呆板，毫无美感。听路边拉三轮车的老天津说，现在这里是某政府单位的办公场所。

盗墓之后孙依然领军，在1933年的赤峰之战中，还率部参战，抗日有功。孙的军旅生涯持续终生，政治光谱颇为复杂，曾经抗日也曾经投日，曾经反共也曾经帮助中共，最终病死在解放军战俘营中，时年不过58岁。

　　顾维钧故居

江东才子真风流，

哥大海归报国忧，

赤子沉浮度宦海，

浩然正气惊五洲。

拂袖丽都华夏吼，

沉睡狮醒始扬头，

挥笔世界宪章日，

百年雪耻功千秋。

以上两座洋房都是信步旧租界、观赏万国建筑时偶遇的，真心要造访的是顾维钧旧居。顾维钧旧居也不对游客开放，只能站在对面马路边隔着围墙，向这位在国际上争国权的爱国英雄致敬。当“爱国”堕落为谋利的生意和无知的自我标榜时，顾维钧最有资格告诉你什么叫爱国。

顾维钧是清末民初留学生的一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博士。近代中日两国先后向欧美派遣留学生，但是留学生回国后的影响力差别巨大，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后，参政的很多，最典型的是伊藤博文，他在仅仅一年的留英学习中彻底转变了旧观念，开了现代化思维的窍，回国后成为日本现代化的领导者。中国留学生聚焦器物层面学西方，回国后顺理成章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与从政之路隔离甚远。顾维钧在众多清末民初的海归中是个异数，当大多数美欧留学生回国后从事专业工作时，他在美国学成回国后，幸运地获得参政的机会。他在北洋政府官至外交总长、政府总理甚至一度行使大总统职权。

顾维钧作为外交家的贡献最值得今天的国人铭记。人们都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遇又一次屈辱，日本图谋取代德国在山东特权的野心竟然得逞，顾维钧正气凛然据理力争，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人们也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顾维钧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并代表五常之一的中国，在该宪章上签字。无论是一战后力争国权的浩然正气，还是二战后跻身世界五大国的扬眉吐气，顾维钧都堪称国家和民族的大英雄。也许人们不大知道，是顾维钧在历史重要关头高瞻远瞩，帮助国家在国际上站在正义和胜利一方，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在近代第一次昂首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政府一致反对参战，顾维钧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加入反对德国的协约国阵营，段祺瑞政府上台后终于采纳他的建议，站在美英法一边向德国宣战。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令中国选择了正确的阵营，成为一战的战胜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作为政治家、外交家，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正确的选择源于赤子之心，得于国际视野和智慧经验。回顾那个时代的留学生史，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人物非顾维钧莫属。

非凡之人必有非凡之处。顾维钧的爱国情怀超越了党派政治，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又是一个异数。他是北洋政府的重臣，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后，经张学良斡旋，他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接受，继续以外交才干和经验服务国家；他无法置身国共内战之外，曾被中共宣布为“战犯”，而在几十年后，伟大领袖又特别关照赴联合国人员看望这位资深老外交家。在動盪的政治漩涡中，留得一世英名者有几人？

1985年顾维钧以98岁高龄在纽约曼哈顿的公寓辞世，留下一部长达一万一千多页的口述历史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