岘山高 汉水长

闰岘轩

岘山高 汉水长

闰承之

最近，我和妻子常常谈到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德英和她的丈夫董治平，感念他们夫妇对我的培养和帮助，产生了想回老家看望两位老师的想法。怕啥来啥，似乎有感应！昨晚正要睡去，接到从老家发来一则短信：董治平先生今晨走了。这一晚难以入眠……

我是在上初中时认识董老师的。1974年我从襄樊市迎旭小学毕业，同年9月到襄樊市第十七中学上初中。初中三年，我的班主任一直就是张老师。当时的十七中坐落在樊城鹿角门，地处老城区，规模不大。校园里有一栋四层教学楼横卧其中，楼中间有一条通道把校园前后两个院子连起来。这栋楼一至三层是教室，顶层住着部分老师，张老师一家四口就住在靠东头的一间房子里。受当时办公条件所限，张老师经常把班干部召集到家里布置工作、了解情况，我也是班干部之一，一来二去就认识了董老师。

董老师那时好像在市文化局工作，至于干什么工作也没听他说过。他个头不高，一张圆圆的娃娃脸，戴一副暗红色镜框的眼镜，衣装朴素整齐，一派文人气象。每天拎个包，蹬一辆自行车，早出晚归，十分规律。见到我们这些学生，总是客客气气。有时在家赶写稿子，自个儿伏在家里靠床头的一个案子上（肯定不是书桌），也不怕张老师带她的学生在那里叽叽喳喳，镇定自若并且快速地写着，似乎早有腹稿。张老师是个直性子，嗓门也大，见炉子上的水开了，便大声喊道：“董先生！水开咯，帮我们倒杯水来！”董老师便放下笔，起身把开水兑了，并且给张老师和几个学生干部每人送上一杯水。从那时起，我就对眼前的这位“董先生”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感觉到此人的学问可能和我们张老师一样大，认定他也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一直称呼他为“董老师”。

我的初中三年正处于“文革”结束前后，是非常特殊的时期。前两年尚在“文革”之中，后一年在国家“发展徘徊期”，学校基本上就是政治运动场所，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在我的记忆里，初中这三年就是在做三件事：一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学校经常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和上级精神。班上每天都有读报时间，老师带着学生在班上学习报纸上的文章。二是学工、学农、学军、学商，每学期总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农村、军队和商店。我去过的工厂有玻璃厂、电池厂、火柴厂、内燃机厂，在商店站柜台卖过糖果，在汉江边挑过砂石，在郊区乡下干过割麦子、割稻子、挖芋头等活儿。三是办黑板报、维持课堂秩序、陪老师家访等。那时，学校也没什么正式的教材，我记得语文课学习了好长一段时间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的戏词，还让学生自己编写制作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报纸”。数学课、英语课上课时，老师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维护课堂秩序上，学生不爱学，老师不敢管，师生冲突时常发生。当时，这种状况不是一所学校如此，所有的学校都这样。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很难理解，但那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我能成为张、董二位老师的学生，今天想来，实在是三生有幸。

董治平（1939—2022），湖北襄樊人，曲艺家，国家一级编剧。曾任中国曲协会员、湖北曲协理事、襄樊曲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襄樊市艺术研究所所长。图片来自网络，向画家和摄影者致谢。

董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受他的感染，我养成了好学、爱才和尚文的习惯。前面讲过，我上初中那三年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讲，又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那时候，像现在的孩子们这样正正规规地上课学习是完全不可能的，学生们实际上是在学校的组织下天天同老师们一起认认真真地搞“教育革命”。班班都要办黑板报，班班都要办报纸，班班都要排练文艺宣传节目，学校要进行评比，看谁办得好，看谁演得好。我是班上黑板报的主编，也是班上的文艺骨干。为了把我们班的黑板报办好，把我们班的文艺节目演好，张老师常常把董老师请出来担任总指导。董老师字写得好，篆隶真草、黑宋魏楷，无所不能；节目也编导得好，文艺是他的老本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所以，只要董老师一出手，我们的黑板报一定是第一，我们的文艺节目一定得奖状。我是董老师的小弟子、小助手，自然也是主要受益者。写字、作文和说话，是我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学到的真正的本领。董老师曾说：“字是写给人看的，要好看；文章是做给人念的，要通顺；话是说给人听的，要明白。” 这番话，道出了书法、写作、讲话的本质，道理非常深刻。按照他的教诲，我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一直都在努力学习和实践，如何把字写得好看一点，把文章写得通顺一点，把话说得明白一点。

董老师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受他的点拨，我看到并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董老师和张老师一样，是地地道道的襄樊人，也是当时当地极其稀有的大学毕业生。董老师1957年考上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1961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一直在文化系统工作，应该是襄樊这座古老城市第一代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文艺工作者，用当地的话讲，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襄樊地处鄂西北，当时的交通、通讯不发达，周边基本上都是农业县。古老、封闭、落后是这座城市的基本特征。我出生在这里，也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我父母是当地普通干部，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复杂的政治运动自顾不暇，只能把四个孩子全部放在樊城马道口当铺街老屋里，由姑奶奶和爷爷照看抚养，一般每周回来看一次。我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幼年、童年和少年，18岁上大学之前几乎没离开过这座城市。我真正对襄樊以外的世界形成概念并产生向往是在初中阶段完成的，是在张、董二位老师的共同培养、点拨下完成的，特别是董老师。1977年7月，我初中毕业，父母希望我到他们的工作地襄城上高中，也就是到襄樊四中上高中。张老师和十七中校团委书记孟老师希望我留在本校上高中，她们觉得我在学校表现很好，留下来可以发挥作用。我那时已经加入共青团，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而且是学校黑板报的主编。我主动向董老师请教，听取他的意见，董老师表示支持我去四中上高中。董老师可能是感受到了当时中央高层正在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正酝酿恢复高考。作为一个不到16岁的孩子，我那时肯定不知道国家高层这些变化，但是我得到董老师的支持后，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到四中上高中去。现在来看，董老师这一句支持，绝对足以改变我一生，值得我感激一生！

董老师是个为人师表的人，受他的影响，我领悟到怎么去做人、做事和处世。我从十七中毕业后，在四中上了两年高中，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国家机关工作。在高中、大学这六年里，我仍得到董老师不同形式、不同方面的指导帮助。我考上华师，他和张老师非常高兴，临去武汉前，他们专门买了一部《现代汉语词典》送我，董老师在扉页题词：“积跬步以至千里，积细流以成江海。与继平同学共勉。”我在大学期间，董老师一到武汉出差，总会把我邀到他住的宾馆一起吃顿饭，并且像朋友一样交流创作心得。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董老师担心我人生地不熟，便把我引荐给他北京的作家朋友，请人家关照。在前后接触交往的十多年里，董老师为人做事处世的态度和做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为人非常真诚。他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没有相互利用，没有利益交换，没有虚情假意，只有相互成全，只有情趣相投，只有与人为善。二是做事非常认真。他对待工作和事业，轻易不为，为之终身；轻易不作，作之必精；轻易不言，言之必行；轻易不行，行之必果。他自嘲为“一根筋”。三是处世非常达观。他对待人生中的得失荣辱、功名利禄，淡然处之；对待生命中的吉凶祸福、生老病死，坦然应之。花开花落时令，云卷云舒天象。他内心深处一定藏着孟老夫子那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作者大学期间，向董老师求教，董老师的回信，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读来春风拂面，如同昨日。

我和董老师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如今我也年逾花甲，但董老师的谆谆教诲和音容笑貌却一直牢记在心中。本想专程回老家看望，却接到的是先生辞世的噩耗！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董老师了！峨峨兮岘山，洋洋兮汉水，我写这篇短文，愿焚化于董老师的灵前，寄托我的哀思，为他送行!

2022年11月27日于北京

后记：这篇文章是两年前为一位特别的老师撰写的，更准确地说，是为董治平、张德英夫妇两位老师写的——悼念董老师、安慰张老师。文章写成后，立即给董老师的家人寄去，并在我本人微信朋友圈刊载。原以为事毕于此，不料，有人出于善意，通过有关媒体进行了更大范围传播，产生了不小的正面反响和效果。近日，适逢第四十个教师节，又逢教育大会召开，教育、教师话题既热且盛，遂生“朝花夕拾”为师一赞之意，正式将此文移入美篇供美友品读。

2024年9月13日于北京听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