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延吉人的“母亲河”——烟集河系列报道

准民

《延边新闻网》2006年发布

陈准民/摘编

编者按：
水是生命之源。从古巴比伦到古埃及，从古代中国到古印度，人类文明最早诞生之地，无不依水而建，因水而成。故人们将养育自己的河流称之为“母亲河”，就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于古巴比伦，尼罗河之于古埃及，黄河之于古代中国，印度河和恒河之于古印度。那么，被延吉人称为母亲河的烟集河，在她默默流淌的岁月中，都向我们讲诉了什么？她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报的王永章、王振纲、秦俑、刘素洁、胡兆意5位记者，利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对烟集河流域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进行了搜集、挖掘和整理。当91岁的老人带他们攀上平峰山，找到古长城遗址时；当清茶馆创建者的儿子带着他们来到“泉子”的时候；当原石人村的老书记和该村最远的自然屯新仓（陈准民注：即当年的石人五队）的队长与他们一起找到烟集河的源头和石人古墓群时……他们在感到欣喜的同时，也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因为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母亲河”要讲述给我们的许多话语，将随着老一辈人永远地埋在地下了。

从今天起，本报将开辟专栏，用连载的形式，对“母亲河”的探访进行报道。

1）出师路遇“拦路虎”

从今年6月中旬至今，我们五人兵分两路探访，终于完成了烟集河两岸历史的搜集工作。7月21日，我们要正式寻找源头了。借了一辆北京213吉普车，买了面包、带足了水，拿着一张地图、一个指北针（据说是抗美援朝时期一位功臣用过的）经过一系列的充分准备后上路了。

真是天公作美，上路的前一天天气还有些阴，但现在，走在通住依兰镇（陈准民注：当年的依兰公社和烟集公社合并成现在的依兰镇）利民村石人沟的路上却是风和日丽，大家的心情也像放飞的鸽子般自由自在的。大家有说有笑，言语中也充满了对烟集河源头的猜想。有人还在设想，能不能在源头附近找到一些古时候留下来的宝物。

可是没有想到，当走到正在施工的烟集河第二水源地工地时，吉普车前面突然响了一声，我们立即停车察看。哎呀，车前下方挡板左侧的三个拇指般粗细的螺丝钉不翼而飞。这可怎么办？刚走个开头，连石人村都没到呢，车子就出问题了。

这时，大家看见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铲车，有两位师傅正在修理。记者上前求助，一到跟前，其中一位师傅就说了：“是不是车前面刮了个什么东西，我一听声就知道车出问题了。”

他跟记者来到车前，趴到车底一看是车挡板的左侧螺丝掉了，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工地的一个钢筋班找到了铁丝和八号线。热心肠儿的师傅用铁丝帮我们把挡板固定住，经询问才得知，他是长春某建筑公司来的，他所在的公司承包了此处一个标段的工程。

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还没走出300米，前面说的那块挡板不堪山路的颠簸（加之捆绑的铁丝太细）又掉了下来。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得靠我们自己了。秦俑拿着八号铁线钻进了车底，俨然一副修理工的架式，在没有任何辅助工具的情况下，耗时20分钟，终于将挡板固定住。

我们来到石人5队，找到了5队队长刘明臣家。向他打听当地有没有熟悉历史和地理的老人，刘队长遗憾地说：“最熟悉我们这里的就要算老队长关耀忠（陈准民注：应该是“关岳中”，因为老关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东北老人说话时经常以iɑo代üe，比如把“学习”念成“淆xiáo习”，把“忽略”念成“忽料liào”。）了，但他前年去世了。今年要活着有73岁了，他是原石人村土生土长的人。他知道的事可多了，有些故事我们也都是听他讲的。”

刘队长今年60岁，他在石人5队也住了40多年了。附近的山上山下他都走过很多遍了，听说我们要到汪乾沟找源头，虽然他也不知道源头的具体位置，但还是二话没说撂下手中的活儿，带我们上山。

刘明臣给记者带路

石人沟地名图（上北下南）

（陈准民根据谷歌地球制作）

石人沟地名图（上南下北）

（陈准民根据谷歌地球制作）

二）两扇大门阻断进山路

由于当天早晨曾下过雨，这段路并不好走，再加上这里很少有机动车行驶，因此路面遍布杂草，依稀可以看出这是一条路，路还有些滑。路的两边除了庄稼就是草地，看不到任何人和建筑物了，路边偶尔会有散放的牛，在悠闲地吃着草。

已快到三伏了，大家窝在车里，车内也没有空调，热得直冒汗。记者问刘队长烟集河的源头具体在什么位置？汪乾沟的来历，汪乾沟现在还有没有人居住，原住村民的后人还能不能找到？刘队长说：“我在这里住了40来年，但还真不知道这条河的源头在哪里面。”

记者告诉他，《延吉地名志》上说，烟集河发源于烟集乡石人村汪乾沟。又向他询问汪乾沟在哪里？为什么叫汪乾沟？刘队长告诉我们，听老人讲，汪乾沟就是因有位叫汪化乾的人最早在那里居住而得名的，这附近的孟家沟、徐家沟也都是因最先居住在这里的人的姓而命名的。刘队长说：“汪乾沟很早就没有人住了，也不知道汪家的后人搬到哪里了。”

刘队长是1962年随父亲从原延吉市砖瓦厂来到这里的。他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却还不知道烟集河源头的具体位置，我们会顺利地找到吗？

经过约半个多小时的颠波，在一个岔路口刘队长告诉我们，向北拐，这条沟就是汪乾沟了。按着刘队长的指引，车拐进了这条沟。还没走多远，又一条岔道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右面的路已被山水冲成六七十公分宽的水沟，左侧的路杂草横生，我们只好试着走左路。也许是这天早晨刚下过雨，车向前开出没有10米就开不打起了滑，顺着沟滑到了一边儿，好不容易才将车倒到岔道口。

刘队长告诉我们，左边这条路是采伐木头时开出来的，已有许多年没有人走了，还是走右路吧。没有办法，其他人都下了车指挥，只有王永章一个人开着车从沟上骑了过去。到了山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儿开阔地，在四周找了又找，却不见有水源地的迹象。拿出我们的地图，从图上看，我们上的这条沟并不是汪乾沟，汪乾沟应是这条沟西面那条。刘队长坚称，这里就是汪乾沟，我们所说的沟是北沟。

我们只好顺着原路返回，在拐进沟的那条岔路口继续向西走。这段路很窄，两边的树枝不时敲打着车窗，让人感觉像是到了原始森林，险境随时都会出现。这时，只听“唰”地一声，一些树枝打在车前玻璃上，将车子左侧的倒后镜给“齐根”截断。让我们深吸了一口气，看来险境还是存在的。

正在瑕想之时，转过了一个弯，一个小栅栏拦住了我们的去路。难得的是在这个栅栏附近，有个屋子，有块地，还有条狗，看来这里是有人住的。

这时刘队长下车将这个栅栏搬开，上车后对我们说，这里的地都是5组的村民开的，为了方便种地，在这里建了房子。车向前又走了一段，两扇大门将惟一条进山的路堵住。门被铁链锁着，门的右侧是一座山，左侧是一高高的篱笆墙一直延续到山脚下。

这是谁家拦的篱笆？这两扇门是谁在这里设置的？我们怎么才能进去呢？

三）源头在簸箕崴子

从拦住去路的大门向里望去，在大约二三百米的地方有座房子，房子旁边是一溜大棚和用篱笆圈成的园子。

刘队长说，这个围栏是承包山沟的袁胜利设的，因为他家养了不少牛，怕牛跑丢了就圈上了围栏。说着，他向里面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位50岁左右的庄稼汉，他拿着钥匙把门打开，边开门边问我们来干什么，当他知道我们是去找烟集河的源头时，他疑惑地问，烟集河的源头在这里吗？

在庄稼汉的疑惑的眼神中，我们的车继续向前（北）奔去。在仅能容一辆车通行的窄窄的山路上，我们向前又走出两公里左右，从所带的地图上看，烟集河的源头应该就在附近。秦俑认为应该下到山沟中找一找了，再走也许就走过头了。

我们把车停在了稍缓的山坡上后，就向左侧的山沟中走去。由于这里几乎没人行走，所以我们只能在浓密的树木和杂草中艰难前行。下到沟底，湿气渐浓，一不小心，鞋就会陷进泥里。可以感觉到，这里的草地下面，涵养了大量的水分。走了一阵，一条四五十公分宽的小溪呈现在眼前。水流这样大，看来烟集河的源头离这里应该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只好又回到停车的地方，上了车，一口气将车开至了山顶。我们拿着地图看了看所处的位置，可以确定从这里下到山沟中应该可以找到水源了。

这里的山坡很陡，比刚才下车时走的路还要糟糕。这里的沟底，虽然有些潮湿，但并没形成水流。看来我们走过了，烟集河的源头应该在我们所处位置的南面。沿着山沟，我们向南搜寻着，一开始，偶尔会踩到点水，越向南走水越多，一大片湿地已在我们的脚下了。看来，水源地真的离我们不远了。

再向前走，地面上开始有了一个一个水坑，顺着时断时续的流水，我们来到了湿地西侧的一个山崴子。这个崴子里没长树，都是齐人高的杂草。刚进入崴子，五六公分宽的水流汩汩地向外流淌着，再往西走20多米，一个水池子映入了我们的眼中。有人兴奋地说：“找到了，这里应该就是烟集河的发源地了。”

刘队长对我们说，他们年年都到这里采山菜，这个山崴子因形状有些像簸箕，所以被他们称为簸箕崴子。刘队长告诉我们，簸箕崴子的这个泉子，是这条沟里南坡最上面的一个泉眼，泉水常年不断，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就是烟集河的源头。

大家在这里照相的照相，喝水的喝水。趴在源头上喝水，果然滋味不同。这里的水真是一点怪味都没有，能从清凉中品出丝丝甜味。

刘队长指着这个泉眼笑着说，这是烟集河的源头了。以后有人问烟集河的源头，他也能告诉别人，烟集河的源头就在汪乾沟范家梨园子北面的簸箕崴子。

范家梨树园子？这个园子在哪里呢？现在还有人住吗？

四）范家梨树园子

问到范家梨树园子，刘队长告诉我们，从簸箕崴子向南两三百米就是范家梨树园子了。从簸箕崴子出来，顺着山脚边往南走，刘队长边给我们介绍范家梨树园子。

据刘队长讲，范家梨树园子已有100多年了，当时姓范的一家人住在这里，并在这里栽了一片梨树。他家的后代现住在石人6组，叫范长生，前几年还看见他带着家人来这里上过坟。”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范家梨树园子。这里早已没有房屋的痕迹了，在茂密的杂树林中，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这里并不是成片的梨园，只有几棵并未结果的大梨树，刘队长说这是香水梨树。我们在没有几棵梨树的梨园中搜寻着，希望能找到一点什么。

看来，随着星移斗转，大自然真的可以轻易地把人类曾经活动过的痕迹抹平。在范家梨树园子，除了几棵梨树，我们看到的只有梨树前很有次序排列着的三座坟。刘队长说，从埋坟的方位看，这可能是老范家三代人的坟。

不用说沧海桑田，这个仅有百年历史的范家梨树园子，到现在就已看不出有人曾经居住过了。从梨园走出来，回到窄窄的烟集河边，我们的思绪仍没有离开范家梨树园子，这里曾经发生过哪些事呢？

后来，我们在石人6组找到了范长生。

今年57岁的范长生共有三个子女，现在只剩下他和老伴住在这里，孩子们都在延吉市工作和生活。范长生说，这个范家梨树园子是他的太爷从山东闯关东时的落脚地，当时太爷带着爷爷在那个簸箕崴子南面住了下来，并栽了一些梨树。太爷所住的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的，房子不大，他就是在梨树园子出生的，但他从来没有见过太爷。

范长生回忆说，他在8岁时随着爷爷和父母搬到了石人大队，后来才搬到现在的石人6组，从那时算起，那个园子已有近50年没人住了。他记得小时吃过梨树园子的梨，那梨又大又甜，后来可能是树老了，碰到小年，梨树就只长叶子了。

至于梨园里的那三座坟，范长生说，那里分别埋着他的太爷、奶奶和母亲。他们是在梨树园子去世的，去世后就埋在了那里。因为离现在所住的地方太远，上坟也不方便，只有二儿子跟着他到梨树园子上过坟。他想在合适的时候把坟迁下来，与爷爷和父亲的坟一样埋在6组。

范长生对范家梨树园子所知有限，这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遐想。再往前走，我们还会遇到什么呢？

五）暗河涌动绿荫间

烟集河水源地树木茂盛 秦俑摄

从范家梨树园子出来后，我们顺着烟集河向下游走去。这里的烟集河还没有形成汤汤的水流，有时河水会突然从眼前消失，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经验相对丰富的秦俑说，这是暗河，在河流的源头常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在断断续续的烟集河边，我们在湿地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有时要在草墩子上跳来跳去，一不小心就会滑到草墩子之间的水中。走了没多远，鞋里就已全都灌了包。大约走出百余米远，烟集河的水才汇成了一条不再断流的约10多厘米宽的溪流。

这条清澈见底的溪流，弯弯曲曲地向南延伸，宛如一条在林中挥舞的白练。这个时节，林间和草地上的景色美不胜收，枝繁叶茂的树木，各种青草和地上不时出现的各色的叫不出名的野花交相辉映，美得像首诗。

我们沿着溪流向南走出200米左右，虽然溪流仍是窄窄的，但已有30厘米宽了。如果停下来，已能够听到溪水“哗哗”流动的声音了。正走着，前方几棵大树间突然出现了大片黑色的泥土，这里的草显然已经被破坏。这是谁挖的呢？为什么要挖这些坑呢？

走到坑前，刘队长指着土坑说，这就是野猪拱过的痕迹，看来，野猪从此处走过。以前我们也听说过，禁猎前，山中很少能看到野生动物了，但禁猎后，各种野生动物的数量迅速增多，特别是繁殖特别快的野鸡和野猪。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野猪活动过的痕迹，看来，我们真的不能轻易独自进深山了。

刘队长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笑着告诉我们，不用怕，遇到野猪时，只要你不去惹它，它是不会主动向人类进攻的。他过去上山时就遇到过野猪，没事儿。

刘队长60多岁了，却始终在前面开路，已在树木和杂草中走了一个多小时了，丝毫看不出疲倦的样子。从源头流下来的水越来越多，不知不觉中，溪流已有约50厘米宽了。这期间，我们看到了像是人为修建的两三个池塘。刘队长说，可能是包沟人挖的，用来养蛤蟆的。走过蛤蟆塘边，受惊的蛤蟆纷纷跳入水中。

在树丛中向南走了三四公里，便来到了进山前看到的那座房子，这时的烟集河已有约80厘米宽了。房子西南方有一棵大柳树，繁茂的树冠下是大片的树荫，我们决定在树下休息一会儿。

先前给我们开门的庄稼汉和一个男子正在大树附近干着什么。看我们坐下来，他走过来问我们找到水的源头没有。记者告诉他一切顺利，并问他知不知道这棵大柳树有多少年了。他说应该在百年左右。

记者又问他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是给人看管这条沟的。承包沟者一下子承包了几十年，他和另一男子成年累月在这里生活，很寂寞。除了春天能遇到一些人上山采野菜，其他时间很少看到人。山上没有电，也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他们的工作就是养鸡、放牛和看管蛤蟆塘、种种菜。承包者经常上山给送食物，这里不缺吃穿。

该男子有些忧虑地说，听说延吉市正在修建第二水源地，他觉得水源地修完后，这个沟也许就不能再让人呆了。因为这里毕竟是水源地啊。

六）三山村：留给我们太多的遐想

告别了两位守山人，我们顺着烟集河向下流走去。正午的阳光照在草丛中，似乎将氧气全部吸走，闷热的空气让人难以喘息。我们张着嘴，用力地吸着空气，汗水顺着脸不停地向下滴着。走出汪乾沟，河两边的大树渐渐稀少，烟集河在一人高的杂草中淙淙地流淌，河床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宽了。

我们向下流走了不到3公里，刘队长向左边的一片开阔地一指说，那里就是原来的三山村。因为在探访烟集河活动的准备工作中，我们对整个烟集河流域的资料进行了搜集和整理，三山村便是我们要了解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三山村是石人沟抗日游击根据地中重要的一个点儿，这里有三山村抗日军民住宅区，村内有兵工厂和抗日游击队室；三山村西北沟有150余名抗日群众被“讨伐队”杀害的惨案地。

1936年，日本鬼子为了割断当地群众和游击队的联系，在石人沟修筑了“集团部落”，也包括三山村。我们来到三山村旧址，如果没有刘队长的指引，我们根本看不出这里以前是一个住宅区，因为这里已是一片田地，郁郁葱葱的玉米和黄豆已将原来的三山村覆盖。三山村建在狭窄的山谷中，村的北侧是连绵的大山，南侧是烟集河谷，一条进山的小路从村中穿过。

刘队长告诉我们，三山村的围墙还有残存墙基，现在看也挺明显。我们顺着刘队长所指的方向一看，在田地的东侧，一条用石头垒起的残余的墙基横贯南北。据刘队长讲，这里曾有许多排房子，有许多人在此居住。日本人来后，并屯后，将这里围上了墙。

刘队长对三山村的了解也就是这些，不过他告诉我们，现在还能找到曾在三山村住过的人，最后搬走的一家就住在新仓屯，离刘队长家不远。

我们驱车返回新仓屯后，见到了这家人。这对夫妻，男的叫臧文忠，是一位退休教师，女的叫刘兆秀，他们都曾随上代人在三山村居住过。今年61岁臧文忠，祖籍是山东省日照市人，6岁时随父亲从和龙来到三山村，当时这里叫“上部落”。

臧文忠说，他来到三山村时是1952年，那时还可以看到三山村四周都是两米多高的围墙，围墙的四个角都有炮楼，炮楼上面还有一些射击孔。这四个用草筏子建起的炮楼顶盖和内部设施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空筒子。

对于为什么要建起这个围墙，臧文忠听老人讲，这是因为日本人企图把抗日游击队与群众分开，就驱赶百姓把三山村用围墙围了起来，当时还有自卫队员在这里守着。

臧文忠家搬来时，三山村还有二三十户人家。在1958年“大炼钢铁”前，由于公社要积肥，而且三山村总有蛇和黄鼠狼出没，因此，住户相继从那里搬走了，大墙也拆了。后来，延吉市养猪场还在三山村盖了房子，后来，该养猪场也搬走了。

刘兆秀家1964年从外地搬到石人大队，由于没有房子住，就住在了三山村空下的房子里，1966年才从三山村搬到新仓屯。要说是谁家从三山村最后搬走的，那就是刘兆秀家了。臧文忠夫妻对三山村是石人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在该地设的兵工厂、抗日游击队室的情况都不了解。他们说，如果原来的老村长关耀忠（岳中）还活着，他兴许知道一些。

三山村，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对过去的猜想：惨案如何发生的？兵工厂生产什么？游击队在这里是如何抵抗日本鬼子的？

七）孟家沟曾发生过“三间房惨案”

我们从三山村顺着烟集河向下游走去，快走到新仓屯时，刘队长向左边的一条山沟一指说，这条沟叫孟家沟，据说曾发生过日寇烧死抗日游击队员的事件。

我们问刘队长，日寇烧死抗日游击队员的现场能找到吗？刘队长说还能找到，但那几间房子没有了。我们驱车向孟家沟驶去，路上的蒿草长势甚旺，若没有道路两旁的树木作参照，根本不敢相信这还是一条路。我们的车小心翼翼地在孟家沟走了约两公里，刘队长让车停下，告诉我们，右边的树林就是当年发生惨案的地方。

我们下了车，从现场看，这里与别处的树林并无区别，若不是刘队长告诉我们，我们谁也不会知道这里曾有过3间房子，并在房子内，有多名抗日志士被烧死。我们仔细一看，这个所谓的三间房，除了残留一点儿已不太明显的地基外，什么也找不到了。循着地基用步丈量，估计原来的房子长约13米，宽不到6米，约有六七十平方米。

刘队长说，40多年前，他刚搬到5队时，孟家沟还有8户人家在这里住，后来陆续搬走了，这条沟已有30多年没人住了。问到他如何知道此地曾发生惨案时，刘队长笑了，他说，大概是1972年吧，那时正按照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他每天到位于孟家沟深处的延吉市七中基地，帮助学生选种种地。每天晚上回家都很晚，一路过三间房，他就会感觉头发根发炸，头发都要竖起来了。

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事儿对老队长关耀忠（岳中）说了，关队长告诉他，三间房那里曾发生过一件惨案：由于被叛徒告密，有一天晚上，20多名抗日游击队队员住的三间房被日本鬼子包围了，鬼子劝抗日游击队员走出三间房投降，但没有一个战士走出三间房，而是用子弹回答了鬼子。日本鬼子向三间房发起攻击，由于寡不敌众，20多名抗日游击队员被打死或烧死在这里。

我们问刘队长，发生这个惨案的具体时间，刘队长遗憾地说，他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并没问关队长，可惜，关队长已去世了。

我们返回延吉市后，又到有关部门搜集关于石人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资料，特别查找了与三山村和新仓屯有关的记载，但我们并没有找到“三间房惨案”的只言片语，只查到了记录三山村西北沟惨案的文字。

据《延吉市志》记载，1933年12月，在三山村西北沟有150余名抗日群众被“讨伐队”杀害。而这个惨案，在我们所能找到的了解石人沟历史的人中，并无一人知道。难道是关耀忠（岳中）老人记错了，“三间房惨案”和“西北沟惨案”是一个事件？这似乎不可能，因为关耀忠（岳中）老人是土生土长的石人沟人，孟家沟的三间房离西北沟并不近。再说，150余名抗日群众被杀害和20多名抗日游击队员被打死或烧死，我们想，壮年时期的关耀忠（岳中）不会把这两件事弄混的。

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的魅力也许就在这里。

八）“包产到户”第一屯

从孟家沟沟口到新仓屯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作为目前烟集河上游的第一个自然屯，新仓屯这个不到30户的小村落，曾在延吉乃至延边的历史上留下过重重的一笔。

我们从“三间房”返回孟家沟沟口，再向烟集河下游方向走出不远，就是新仓屯了。我们边走边和刘队长聊起了新仓屯，聊着聊着，刘队长笑着问我们，知不知道延边哪个屯最早进行了包产到户？对于延边的历史，我们自信还算知道一些，也知道最早包产到户的地方是石人大队，但具体是哪个屯就不知道了。

刘队长自豪地告诉我们，延边最早包产到户的屯就是新仓，就是石人大队的5队。刘队长说，不是新仓人觉悟多高，也不是新仓人看得多远，当时，他们的包产到户纯粹是给逼出来的，5队的几个组长是“被迫”带头把土地分给了社员。

那么，是什么迫使新仓屯在延边率先搞起了包产到户呢？原来，1980年春，极穷的石人5队要买种子种地却没有钱，队里的3个组长只好到大队借款。到了大队后，大队的会计一算，多年来，5队的欠款已达2万余元。在当时，2万元是极大的一个数目，这样大的一笔欠款，已给大队造成了负担。经大队干部研究后，决定不再给5队借款。

在大队没借到钱，这可愁坏了5队的3个组长。他们回到小队，开了个会，商量着怎么也得把地先种上。由于5队处于山区，无霜期短，如果不尽快种上地，节气就要过了，那可就啥都耽误了。3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只有把地分了，谁有能耐谁使，有亲戚靠亲戚，有朋友靠朋友吧。

把社员集中起来开了个会，把要分地到户的决定告诉给大家，社员们都很支持。为了让每户都能种上地，5队的领导并没直接把地分下去，而是动员社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凑钱买了种子，在春耕时节，终于将地种上了。种完地后，3位组长又按人口分了地。由于地是自家的了，社员们都能精心管理，到了年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刘队长说，头一年，他家就收了10麻袋黄豆，卖给了粮食部门，这在过去，可是不敢想象的事。

他们的包产到户获得了成功，1980年年底，市里将他们列为试点，之后在全市进行了推广。

由于当年5队社员的收入都有增加，因此队里决定，将2万元的借款分摊到各家各户，谁有偿还能力便可以还款。刘队长说，他家分得的欠款是400多元，已在多年前还清了。

翻开《延吉市志》，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段文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依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农村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1980年春，在烟集乡石人村5队，进行了土地包产到户的试点，当年人均收入由前一年的18.80元增至223元。翌年，在长白乡东农村落实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当年人均收入由前一年的90元，增至880元……”

新仓屯，延边大地“包产到户”第一屯。沿着烟集河再向下游走，水洞、龙山、石人——还能给我们讲述什么呢？

九）穆家沟：韩尽升的记忆

曲曲折折的烟集河，在流过新仓屯后，已逐渐变至三四米宽。我们沿着河岸在蒿草之间穿行，真有点儿披荆斩棘的味道。但看着清澈见底的河水，嗅着河边野花散发的芳香，身边飞来飞去的各色蝴蝶，仿佛要将我们带入仙境。

忽然，河的中间出现了两棵树枝搭成的“桥”。正巧有一位正在过“桥”的村民告诉我们，河的对岸有几垧地，村民种地都要走这里。我们从烟集河源头一路走来，这应该是烟集河上的“第一桥”。村民说，这儿的水可清了，他们干活累了，就趴在河边喝上两口，甘甜甘甜的。

我们继续向烟集河下游走去，走过新仓两三公里，便来到一个不大的村落。据村民介绍，这里原是石人4队，叫水洞屯，要说谁最了解这里，应该是在这儿当过队长的韩尽升了。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韩尽升。

今年61岁的韩尽升，从1956年起，就在此地居住。他在了解到我们来此的目的后，想了想说，穆家沟（陈准民注：当年我们听成了母鸡沟。）里原来有个部落，他也曾在那里生活过，现在还能找到一些痕迹呢，就是路太难走了。

我们调转车头，向西没走多远，就看到一条向北延伸的山沟。韩尽升说，这就是穆家沟。据他介绍，穆家沟是因为有个叫穆仁志的最先在这里居住，后来的人就称此地为穆家沟了。对于穆仁志的后代，当地人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们在布满水坑和石块的路上向北走了4公里左右，韩尽升让我们下车，他指着前方一片长满蒿草的空地说，这就是那个部落，这里曾经有个围墙，他小时曾随父亲在这里住过。据说这个围墙也是日本鬼子强迫村民修建的，是为了防止村民和抗日游击队联络，四周也曾有炮楼。

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围墙的基础，残留的围墙高的有半米，矮的只有20厘米左右。围墙南北长有100多米，东西宽有80余米。韩尽升就是在这里出生的，那时，这里只有10余户人家。

在现场，韩尽升指着围墙的残基说，小时记忆中的围墙已经拆了。他带着我们沿着围墙从西走到东，从北走到南。在部落的东部，他告诉我们，他家原来就住在这里，他父亲17岁从山东投亲，来到石人村的穆家沟。当时这里叫6屯，是沟里最远的屯子，再往上只有两三户人家。

这就是当时的围墙一角 秦俑摄

后来，他父亲花了6万元（解放以前的货币）在围墙内买下了一位姓金的朝鲜族家的房子，有七八平方米。那时的生活特别困难，父亲从山上捡烧柴，要到延吉市内去卖，再买回些生活必需品。韩尽升记得，每天，父亲在鸡刚打鸣时，就套上车走了，晚上快半夜了，他才回来。

韩尽升听他父亲说，这个围墙的东边树林里，曾有一位女共产党员被汉奸杀害了。韩尽升说，当地有个汉奸叫尹发，他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儿，屯里的人见到他都躲着走。尹发知道有位女共产党员藏在6屯后，就想捉住她向日本鬼子邀功。一天，他带了一个狗腿子来到6屯，找到了女共产党员的藏身处，威逼利诱她，称如果她能够交代出其他共产党员的去向，她会得到奖赏。

这位女共产党员未理睬尹发，她向东面山上的树林跑去。尹发狗急跳墙，拔出枪向女共产党员射去，女共产党员被打死后，毫无人性的尹发还奸污了她。记者问起这个尹发的下场如何？韩尽升说，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好下场，他在抽烟时不小心引发大火，被烧死了。

从穆家沟向外走时，韩尽升指着一些地方告诉我们，游击队曾在这里设伏，游击队曾在这里打过土匪，还有那时垒的石头……可细问起来，韩尽升说，这都是听上一辈人说的，具体怎样，他也说不清了。

不过，他告诉我们，如果想知道更多穆家沟的事，可以找赵喜山，他可是老户了，他今年80多岁了，现住在图们市广兴村1队。赵喜山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穆家沟还能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呢？

十）传奇老人赵喜山

在水洞屯，韩尽升告诉我们的虽然只是一个事件的只言片语，但他讲的毕竟是我们在翻遍所能找到的史料里，也没记载的。特别是他谈到80多岁的六屯老人赵喜山仍健在，又让我们兴奋起来。可是，当我们找到图们市长安镇广兴1队，见到赵喜山老人时，却有些茫然了。

找赵喜山老人并没费太多的周折，通过广兴村的刘村长，我们找到了老人的儿子家。正巧赵喜山的孙子在家，他带着我们来到了老人的家。赵喜山老人住的房子是3间破旧不堪的草房，据说这是目前广兴最老的房子了。

房子里黑呼呼的，棚和墙都用报纸糊着，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躺在炕中间。当老人听说我们找他打听穆家沟的事情时，他的反映有些迟钝。他已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从那里搬出的，那里的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围墙，墙有将近两米高，是用草筏子垒起来的。我们问他，听韩尽升说他曾被地主孟兆五用“洋炮”（一种枪的俗称）打过，但没有打到，他还是摇摇头，极清晰地说“记不得了”。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求人将老人的儿子请来。不一会儿，在地里干活的赵喜山的儿子赶了过来，他叫赵铁黑，今年54岁。赵铁黑说，他的父亲今年86岁，虽然耳不聋眼不花，但是记忆力不行了，如果是三五年前，老人还是能将过去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他家有养鱼池，以前只要有来钓鱼的人，老人总会跟他们讲起自己年轻时在石人沟与地主恶霸斗争，与日本鬼子周旋的事情。说到这里，老人的孙子也称，他小时候常听爷爷讲石人沟的故事。

赵铁黑说，赵喜山年轻时就爱打抱不平，特别有正义感。他在穆家沟住的时候，20多岁的父亲每年都在地主家干活，地主很霸道，经常欠干活人的工钱。当时，附近的地主联合起来欺负穷人，不给干活人工钱。这时赵喜山就站出来，找到了一个大地主，据理力争要他给工钱，但地主有日本鬼子做靠山，丝毫不怕。

一天，赵喜山来到伪警队，让伪警队处理地主不给工钱的事。一个地主的姑爷在伪警队当头，他借故要打赵喜山，赵喜山据理力争，正巧一个日本鬼子在场，想拉拢百姓，制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就让地主将工钱给了雇工。

类似的事情还有多次，赵喜山因此得罪了许多有钱人。一次，他又去向孟家沟的地主孟兆五讨要工钱，孟兆五不但不给钱，还拿出“洋炮”，喊着“赵老三你敢来要钱，我就开枪打你”，向他开了一枪，幸亏他跑得快，没打到。

由于赵喜山敢向恶势力抗争，又极能讲，他被人们尊称为“赵铁嘴”，当时在烟集河流域，只要一提起“赵铁嘴”，不知道的人极少。

在伪满时期，有一年，赵喜山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到深山老林里挖松树油子。由于管理他们的工头极坏，他就想办法，要治一治工头。这时，劳工里新来了位姓郭的山东人。小郭不会干活，工头就揍他。

有一次，小郭露了一手，在树林里采“狗枣子”时，脚尖一点就纵上树，他能连纵3次，这手功夫让赵喜山看到了，他就策划了一次“顶拳头”游戏，好好地“整”了工头一次。所说的顶拳头游戏，就是两个人拳头顶拳头。

一天，劳工们在休息时，玩儿起了这个游戏，工头看着好玩儿，就参与了进来。小郭找机会跟工头玩了起来，顶着顶着，小郭就用拳头蹭了对方胳膊三下，工头的胳膊就留下了长长的3个紫印子，工头有苦难言。

后来，小郭对工友说，他练过铁砂掌。赵喜山私下问小郭，你会武术怎么不打日本鬼子呢？小郭称在家时有案子在身，出来不敢再惹事了。后来，苏联红军进延吉时，与日本鬼子打过仗，小郭还抢了一把洋刀，杀了几个日本鬼子。至于小郭的去向，石人沟没人知道。

赵喜山很早便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他还到伊通县当过两个工作队的队长，最后来到当时的延吉县广兴大队，当了多年的大队干部。

从赵喜山家出来，我们感到，此次探访母亲河的时间还是晚了，如果早几年，像已经去世的关岳中和已渐失记忆的赵喜山等老人，都会把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告诉我们。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探访母亲河，还是可以把许多历史、传说挖掘出来。我们坚信，从水洞屯再向烟集河下游走，还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惊喜的。

十一）石人古墓群中没有找到石棺

图为被挖开的古墓 秦俑摄

在水洞屯，我们与韩尽升谈起了石人沟古墓群。韩尽升说，没有听说过什么古墓群，只知道龙兴洞，也就是石人6队附近有石头棺材，以前还有石头人。龙兴洞在水洞屯的南面，与水洞屯只隔一座大山。

从水洞屯出来，我们又来到烟集河边，沿河向下游走去。这时的烟集河已有六七米宽了。由于我们已多次往返石人沟，每次都是开车从这条路上去，再沿河走着下来，所以对石人沟已相当熟悉。我们知道，如果要去龙兴洞，必须在石人村附近趟过烟集河，再返回头来一直向西走数公里才能到达。

我们从水洞屯向东走了约4公里，来到了原石人大队部（原1、2、7队所在地）。烟集河的两条最主要的水流在这里汇集在一起，河道宽已达10余米了。我们找到了石人村的老书记兰仁贵，向他询问石人沟墓群的具体位置，兰书记说，那些古墓在龙兴洞西面的二北沟，他可以带我们去找。

我们驱车向西走了约四五公里，来到了龙兴洞屯。兰书记帮我们找来了当地村民邹利成，据兰书记介绍，邹利成比较了解情况。老邹告诉我们，墓区就在6队西北两三公里处的二北沟内，他常到墓区附近干活。我们边走边聊，老邹说，二北沟确实有个墓区，但他只看见有3座墓，这能叫古墓群吗？其中一座墓的石棺还有，一年前他还看到过。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二北沟。沿着长满杂草的窄窄的山路，我们一直向北，走了一段，左前方出现一片农田。老邹让我们在农田的北边停下车，说墓地就在前面。我们下车向前走了百余米，又随着老邹钻进树林，老邹指着前方的石头和一个坑说：“这就是古墓了，石棺就在这附近。

”
顺着老邹所指，我们看到有两块一米多长、60多公分宽的石头重叠着放在地上，这么整块的石头放在这里显得很突兀，像是被谁特意搬到这儿似的。石头前方有一个被挖掘过的坑，看看四周，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墓地了。

我们对这个坑进行了仔细观察，看到挖出的土非常潮湿，应该是刚挖出不久。是谁来这里挖的呢？我们猜测，可能有人知道这里是个古墓群，认为能有一些随葬品，所以来偷挖的。在这座墓的南面不远处，又是一个墓坑，但我们找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看到石棺。

老邹自言自语地说，去年来这里还看到石棺了呢，怎么现在找不到了？这是咋回事？我们问他，能不能被什么人偷走了？老邹认为，这么大个的东西，如果有人偷，村里人不可能看不到。我们又在这附近转了几圈，还是没有找到。

在返回龙兴洞的路上，我们没了来时的兴奋，心里有说不出的担忧，这么大的石棺怎么能运出去呢？就是运出去，也得有个动静呀，拿这么大的东西哪能不惊动村民呢？老邹说：“如果有谁敢当着我们村民的面拿走，那是不可能的，这可是国家的文物啊，谁拿走我们都会过问的。”

没找到石棺，我们都觉得心里很闷，难道我们真的来晚了吗？难道石棺真的让不法分子盗走了吗？

十二）历尽沧桑的金代石棺

在失望中，我们从二北沟返回龙兴洞。就在我们和邹利成告别，准备返回延吉时，在河边乘凉的范长生知道我们没找到石棺后，走上前说，他前几天还上去一次，看到石棺还在那儿呢。他认为是我们没找对地方。听他这么一说，我们的精神头儿一下子又上来了，立即请他带我们再去找一趟。

我们按着原路第二次来到二北沟，仍将车停在上次停车的位置。范长生带着我们钻过拦牛的围栏，沿着一条东西向的小道向西走了没多远，就向南一指说，石棺就在那儿。

我们抢步上前一看，茂密的树丛中，一个没有盖子的石匣子南北向斜放在一个坑中。石匣子的一边露了出来，内槽长满青苔，另外几个角都被埋在土里，这就应该是人们说的石棺了。

这就是传说的“石棺” 秦俑摄

我们辨了一下方位，石棺离我们上次找的地方仅隔一条山道，相距也就是十多米。我们大概量了一下这个石匣子，长约有1米多、宽70多厘米、高60多厘米；内槽长约70厘米、宽约40厘米、深约40多厘米。

对于石人沟古墓群的年代，我们曾翻过历史资料，也曾找过考古工作者请教。据《延吉文物志》记载：“在墓区内共发现3座墓。南部两座东西并列，北部仅见1座，与南部两座相距11米，地面封土径6—8米，高1米左右，封土中夹有石块，还有一些砖块。

从已掘开的南部两座墓看，墓为石圹，内置石函，石圹是以石垒砌。南部东侧墓，石圹长2.3米，宽1.8米，深1.5米，南侧中部稍偏东有墓道，宽1米，长2米左右，墓向南偏西45度，内置石函，无盖，石函为砂岩质。西侧墓圹与东侧墓规模、结构相同，石函早已散失无存。”

从我们在墓地的现场看到的情况看，石人沟古墓群应为金代遗存，因为考古工作者曾告诉我们，金代的墓葬多为石圹墓，也就是用石头垒砌而成，石圹内有石函，石函内放置骨灰，石函上方有盖，讲究的达官显贵在盖子上刻花纹。墓前有的会放石人、石羊或石马等一些陪葬。

在石棺的南部不到2米的地方，被人挖了一个坑。从挖出的土看，挖的时间不会太长。范长生说，上次来时，这里还没有人挖过，看来，近段时间开始有人惦记石人沟的这几个古墓了。

对于已不见踪迹的石棺盖子，老范告诉我们，这个石棺的盖子以前就与石棺在一起，后来被6队的村民运到屯里，用它打打糕了。后来，生产队搞副业开粉房，没有磨，有位姓张的石匠就把这个石棺盖子打成了石磨，用了好一阵子。粉房“黄”了之后，谁也没注意这个磨的去向。

在龙兴洞屯，我们找到了在当地生活时间最长的两位老人，一位是78岁的林淑清，一位是74岁的邹利祥。据林淑清老人介绍，她16岁就随父亲来到这里。她家搬到这里时，这儿只有两户人家，一家姓潘，一家姓马。以前龙兴洞叫潘道岭，是因为姓潘的这家先来到这里的，所以取了这个地名。对于这个古墓群中的物品，林淑清老人也仅是见过石棺和石盖，至于石人和其他东西，她都没见过。

74岁的邹利祥告诉我们，过去有人在山上捡过石头桌子、石头酒壶和杯子，还有人捡过铜镜、碗和铜钱。他听说，墓前曾有过两个石人，伪满时被日本人运到延吉公园那面去了，现在哪儿就不知道了，可能早就被小鬼子弄走了。据村民讲，并没有人见过石人，也不用再去找见过石人的人了，听说就是已过世的超过100岁的老人，也没见过石人。

石人沟古墓群，我们真的只能知道这些吗？在从龙兴洞返回延吉的路上，我们商定，一定要带上“明白人”，再来一次石人沟古墓群。

十三）石人沟古墓群不仅只有三座墓

当我们再次走在去往石人沟古墓群的路上时，车上多了一个“明白人”，他就是我们的同事，曾在延边博物馆工作，并从事过考古工作多年的温海滨。

在去往石人沟古墓群的路上，温海滨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考古的常识，以及他曾参与过的几次文物发掘工作。据温海滨讲，文物踏查工作一般都是在清明节前后，那时的地形地貌清晰，也容易辨认，现在是8月份，树木繁茂，杂草丛生，不知道古墓群是什么个样子。

我们把车一直开到二北沟。现在的二北沟更难走了，路面上的草有半米高，山路两旁的树木已快搭在一起，向上看只能看到一线天。车在山路上小心翼翼前行，生怕一不小心陷在坑里。

车停在了二北沟的围栏前。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小腾一只脚还没踩到地上就缩了回去，我们觉得很奇怪，招呼他下来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石棺。小腾脸有些变色地说，不去了，刚才一下车就看到车后轮处有一条蛇，他就怕这玩儿意。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也就没再劝他下来。我们来石人沟已经很多次了，不论是在山上还是在草场里，给我们带路的人都说经常会有蛇出没，让我们小心点儿，但我们一直没看到。现在听小腾一说，我们都警惕起来，连忙找来树枝，边走边敲打着草丛。

其实这样做可能于事无补，因为草很高，即使有蛇我们也不一定能看得着。在这里，我们理解了什么叫打草惊蛇，什么叫壮胆前行了。

钻过了围栏向西没走多远，就到了石棺所在地。温海滨在石棺旁一看，就说这个石棺的“级别”应该挺高。石棺是用整块石头制成的，而且是玄武岩而不是普通的砂岩。他又到了石棺的正南面，仔细观察了一番后说，这个墓挺大，从墓四周用石头垒砌的情况看，长约6米，宽约4米。他认为，该墓有墓道，如果算封土的面积，整个墓长约10米，宽约6米，这个墓不是普通的墓，最起码应该是大户人家的。

在石棺南5米远的地方，温海滨还发现了一块被尘土覆盖的石头。温海滨与一起来的同事上前把这块石头翻了过来，他断定这块石头是石函上面的盖。这块石函盖是正方形的，盖长宽各约50公分，厚约10公分。我们看到，这个石函盖正面有些花纹，但纹路不清楚。温海滨说，这个石函盖是用砂岩制成的，不像是这个石棺中的。

这是金代墓葬中常见的石函的盖子

刘素洁摄

随后，我们又在附近转了起来。转了一阵后，温海滨用疑惑的声音说：“真奇怪啊，我数了一下，这里好像最起码有6座墓呀，并不像书中所说的是3个。”他说，这几座墓都被人挖过，从现场看，挖墓的人很懂行，他们能直接挖到墓室。

在一座墓旁，他蹲下来看着地上的砖。他连连说：“不可能，不可能，这里是金代的墓葬，怎么会有砖呢？如果是砖石结构的墓，那可就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了。”他又想了想，说：“也许这些砖是用来垫石棺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一块石函盖、3座墓、几块砖头，这给我们增加了更多无法破解的谜团。石函盖到底是哪座石棺内的？这3座墓是否是过去没发现的呢？砖头有没有可能就是当时建墓用的？还是近代人为了建坟拿上来的呢？

我们坐上了车往回返，走到6队时，碰到了一位叫隋中彬的中年男子，他在这里已住了40多年了。他说近代没听说谁家在古墓群那里埋过坟。隋中彬问我们：“知不知道6队这里曾有人捡到过一个古代的铜镜？”古代的铜镜？是谁捡到的？现在铜镜在哪里？

十四）国家三级文物当过坛子盖儿

隋中彬谈到铜镜，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我们猜想，他所说的铜镜，应该就是现收藏于延边博物馆的仿唐海兽葡萄镜。

隋中彬说，最早发现铜镜的是他们屯一位姓隋的村民，是他的长辈，叫隋富。那年，隋富在二北沟附近的地里干活时，在翻起的土中捡到了一个圆形金属物，当时村里人也不知道是铜镜，隋富也没把这个东西当回事儿，回家后刷了刷，把它随便盖在一个坛子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州里来了几位文物工作者，看到这个金属物后，非要买走，老隋说啥也没卖。1985年，州里的文物工作者又来了，这时老隋已去世。听说最终是花了15元钱，从老隋的儿子手中将那个金属物买走了。后来听说买走的那个东西是古代的一个铜镜。

从石人6队返回延吉后，我们来到延边博物馆。据该馆工作人员介绍，隋中彬所说的铜镜，确实是仿唐海兽葡萄镜。这面仿唐海兽葡萄镜是青铜铸造的，属金代遗物，1985年5月在石人沟6队征集到的，现已被评定为国家3级文物。我们想看一看这面铜镜，但由于负责该文物的主管领导外出开会，因此没能看到，仅从工作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铜镜的照片。

据《延吉市文物志》记载，铜镜为圆形，直径为17厘米，镜厚0.7厘米，缘宽1.2厘米。镜背的纹饰有3组。边缘饰凹凸纹，边缘与同心圆间饰海兽葡萄纹，内心圆中有龟纽，周围饰海兽葡萄纹。该铜镜边阴刻“长泰县官？（最后一字无法认清）”。这是官署的押记。金代缺铜，对铜制品管制甚严。民间使用的铜镜均需经有关衙署押验签字，方为合法。

从《延吉市文物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面仿唐海兽葡萄镜的诞生地应该在当时的长泰县。据文物部门工作者介绍，长泰县属辽上京道临潢府，辽金两代均有建置。长泰县的具体位置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一带。在金代，远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一带生产的产品，能够流入到一千公里以外的延吉市，看来，两地在800多年前就已经互有往来了。

在石人6队采访时，村民还向我们讲起这里曾经挖出过不少“宝贝”。据村民们讲，在去二北沟的路上，过去有家姓颜的大户在那里有些土地，在那片地里曾挖出过金元宝和许多铜钱。

据说那是一年的春天，颜家为了让土地取得好收成，要求两个长工翻地时要用力，尽量把地翻得深一些。这两个长工很听话，犁地时，赶着牛用劲儿扶着犁，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像是地下埋着什么东西。二人急忙停下，扒开土一看，地里竟然埋了一个铁箱子。

他们打开铁箱子，箱子里的金银财宝让他俩傻了眼。他俩扔下手中的活儿，慌忙将箱子里的财宝装了起来，随后便跑了。等到老颜家的人中午到地里来给他们送饭时，只看到牛拴在地边，已不见他们的踪影，再看地上，撒了许多铜钱，还有金元宝。

我们找到原村支书兰仁贵，向他打听老颜家后代的下落。他说，老颜家的人早已搬走了，老辈人已离开人世，听说年轻一辈的还有在龙井市朝阳川镇住的，具体在哪个村就不知道了。

十五）此处曾是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从龙兴洞返回原石人村的路上，我们的车行驶在窄窄的山沟中，我们的思绪飞回到六七十年前，想象着抗日游击队在这里抗击日本侵略者。作为延吉县八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石人沟抗日游击根据地曾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原石人村，我们找到了原村书记兰仁贵，希望从他那里挖掘出一些鲜活的故事。

兰书记告诉我们，石人沟曾是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令石人沟人骄傲的事情，他听老人讲过，这条沟的三山村、新仓屯、龙山屯都有过抗日游击队，他自己也见过日本鬼子投降时，一个日本兵在三山村的路边，走着走着，把枪栓摘下扔到草丛中，再走一段，把枪也扔了。当时，他觉得奇怪，这个小鬼子在干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小鬼子不想让中国人得到完整的枪。

再问到在抗日战争时期，石人沟抗日游击队是怎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兰书记遗憾地说，具体的情况，他也不知道，因为像他这样70多岁的人，对当时并没有什么记忆，能够知道这段历史的老人都已过世了。

正如兰书记说的那样，能够讲出石人沟抗日游击队打鬼子的故事的老人，可能已极难找到了。但我们曾翻阅过许多史料，对石人沟抗日游击根据地作过详细的了解。

在石人沟，有两条西北向的长沟，两条长沟两侧有许多沟岔，流水汇入烟集河。石人沟四面环山，峰峦叠起，高高的龙山背靠着石人沟村。石人沟抗日游击根据地就在这沟系当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历时一年多，在东满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当时，石人沟附近的自然屯有白安洞、潘家屯（龙兴）、龙山屯、石人村、水洞、新仓、三山村等，有居民约200多户。

1931年4月，中共延吉县八道沟区委成立后，领导八道、太阳、烟集等地的抗日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同年秋，中共八区委领导群众开展了秋收斗争，参加的群众达两千多人。1932年4月，日本侵略军动员大批兵力，对革命群众实行残酷的大屠杀。当年秋，中共八区委集结八道、太阳、烟集、延吉等地的革命群众，以石人沟、富岩、藏财为中心，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根据地军民有一千多人。

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多次击溃敌人的“讨伐”，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游击根据地。1933年4月，八区全体群众在石人沟新仓召开大会，成立了八区苏维埃政府。

在会议上，公布了苏维埃政府施政纲领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政策措施以及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的分工。另外，还组织了赤卫队、少先队等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武装队伍。中共八区委和八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建立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等，支援游击队的武装斗争。

日本侵略者慑于日益发展壮大的抗日力量，经常对根据地发起灭绝人性的“讨伐”，到处杀人放火，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延吉县游击队的部分同志在王德泰的率领下，在新仓北侧峡谷内伏击敌人，消灭了进犯根据地的日本鬼子骑兵队。

为了保存实力，石人沟的抗日军民于1934年初撤离石人沟，转移到富岩、三道湾等地继续坚持斗争。1936年，日本鬼子为了割断当地群众和游击队的联系，在石人沟修筑了“集团部落”。

兰仁贵：这里当年全被日本鬼子的围墙围住了

秦俑摄

目前，石人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主要遗址有：新仓八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地、三山村抗日军民住宅区、伏击敌人骑兵队的战迹地、三山村西北沟内的惨案地、三山村内的兵工厂和抗日游击队室等。

在石人沟抗日游击根据地，许多遗址已被岁月磨平，找不到一点点痕迹；许多事迹随着斗转星移，在人们的记忆中淡漠。也许我们早十年八年来走这条母亲河，就不会留下这么多遗憾了。但我们在遗憾的同时，也有些许欣慰，因为我们一路走来，还是收获颇丰。我们相信，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探访母亲河”系列报道，会越来越精彩。

十六）雁过拨毛的“八分所”

伪满时期，伪警察署在原石人村村委会所在地（即石人大队队部）设有一个分所，叫“八分所”，所以，石人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八分所”。既然这里曾设过伪警察署的分所，“八分所”一定发生过许多故事。

在石人屯，我们又找到了邹利祥老人。邹利祥说，石人屯是一个雁过拨毛的地方，所以伪警察署在这里设了一个分所，阻挡村民与抗日队伍接触。

经邹利祥一说，我们也感到，石人屯确实是一个咽喉要道。长长的石人沟在这里分成一南一北两个沟系，烟集河的两条源流在这里并在一起。任何人想到石人沟的深处，必须从这里经过。

讲起“八分所”，余恨似乎还在邹利祥的心中。他说，八分所的狗警察可邪乎了，比日本鬼子还缺德。在这条沟里，他们说抓谁就抓谁，说打谁就打谁。有时，老百姓还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他们就把老百姓叫到八分所跪在地上，不跪就使劲儿揍。

刚设分所时，这里只有一个警长，姓韩，不久又来了一个姓朴的和姓李的。姓朴的叫什么记不住了，只记得他有个外号叫“八歪嘴子”，那个姓李的叫李长林。现在石人沟的老人都还记得这样一件事，由于李长林耍威风没耍对，而被“刷大马勺子”了。

据说，李长林在八分所时特别霸道，带领自卫团的几个地痞，经常欺负村民，随意到村民家拿东西，看上了什么都抢。有一天，他领着几个自卫团的团员守在路边，碰到一个人赶着牛车拉了一车土豆，便拦下这个人，要扣下这车土豆。这个人告诉李长林，他是骑兵19团的采购员，姓张。但李长林根本不管那些，硬说这个人是假的，是冒充的，不容分说就是一顿打，并连车带人扣下了。

骑兵19团的一位司务人员骑着自行车来接采购员，听说土豆被扣，采购员被打，连忙跑回团部，把这件事汇报了。听完汇报后，骑兵团的头头派出4个骑兵，带着腰刀、扎着皮带，拿着藤条，骑着马赶到八分所。到了八分所，这4个骑兵一脚就把门踹开，见着人就打，打得李长林抱着脑袋直跳，后来从屋里跑了出去，自卫团的几个人也都挨了打。

砸完八分所后，骑兵团的人并没算完，让人通知依兰分署的头头到八分所来。依兰分署的头头怎么敢去呢，吓得都躲了起来。第二天，依兰警察分署通知李长林到署里去一趟，回来后，村民就见他耷拉个脑袋，听说是被开除了。

我们问邹利祥，八分所的旧址还能不能找到。邹利祥告诉我们，八分所就在路旁，可原来的房子早就没有了，在旧址上又盖起了其他的房子。我们跟着邹利祥来到了八分所的旧址。

这里就是当年的“八分所”

秦俑摄

从延吉到石人屯，在趟过烟集河后，一条由东向西的村路横穿石人屯，距河大约三四百米处的道北，就是原来的八分所旧址。现在，旧址上的草坯房已年久失修，房顶的石棉瓦也有些残缺不全，看来已有段时间没人居住了。

邹利祥说，他记得八分所前面有个旗杆，每天还升旗呢，旗是黄色底，旗面上还有红、青、白、黑4种颜色。听他的形容，我们知道这应该是伪满州国旗。鬼子投降后，八分所的伪警队就撤了，这些伪警察也都不知去向了。

邹利祥还向我们讲起了小鬼子投降时的情形：在利民村的大道上，一些苏联人手中拿着枪，押着几百名日本鬼子，听说是日本鬼子战败了，不知被押到哪里去了。小鬼子一完蛋，村民们还捡到过不少洋落儿呢。在这里，有许多日本人留下的大洋马，他家还捡了两匹，一匹杀了吃肉了，另一匹拉车了。大洋马太高，干活不太好用。

除了捡马，邹利祥还记得在如今的北大市场西侧往下约300处，有一个青砖楼，当时可能是日本鬼子的一个营盘，那里有个军需库。日本鬼子一投降，这个营盘就空了。一些老百姓到那里抢了许多帽子、衣服等东西。小鬼子在那里埋了炸药，正当人们抢洋落儿时，“轰”地一声，整个仓库都没了，据说炸死了不少人。

十七）张荣烈士：

“一本正”的“一等干部”

烟集河流过石人屯时，河床已有20余米宽了。由于今年夏季太旱，所以我们多次来此采访仅见到一条窄窄的细流。就是这条现在看来温顺的小溪，在1986年夏季却带走了一位英雄，他就是原石人村的村委会副主任张荣。

据《延吉市志》记载，张荣（1951-1986）是石人村的村委会副主任，为了从河水中救一位70岁的老大爷。他献出了年仅35岁的生命。后来，他被吉林省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那么，被张荣救的人现在还能找到吗？他的亲人还在石人沟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又一次来到了石人屯。

说来也巧，我们多次拜访的老书记兰仁贵，当年就与张荣搭班子，他是书记，张荣是副主任。提起这个人，兰书记直点头，说不富裕的张荣没私心，一心一意地为村民谋福利，为村里干实事，他为人非常正直。兰书记还向我们讲了一些关于张荣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社会上最兴“向钱看”的时候，张荣为了村里的工作，卖掉自己农闲搞副业时用的手扶拖拉机，一年百十元钱村委会主任的误工补贴，取代了他每年两千多元的副业收入。

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张荣不怕得罪人，硬是把一直“搞不清”的一队和三队的经济账目搞了个水落石出；村学校人工林的松木杆被一村民盗伐，事情被察觉后，当事人想请村干部喝顿酒，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荣坚持原则，硬是让这位村民交了罚款。

村食堂本是接待客人和村干部开会时用餐的，而张荣能回家就不在集体食堂吃饭。一滴水能照见太阳，乡亲们佩服张荣这“一本正”的性格，夸他是“一等干部”。

现任石人沟老年协会会长的黄明智今年65岁了，他家当时与张荣家住邻居，对张荣非常熟悉。他说，张荣在石人村当副主任，在石人7队也担任队长。他对张荣的评价是：文化不高但有水平，实干、敢干、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据他回忆，张荣虽当着个不是官的官，可是为给村民排忧解难，忙得他每天不得闲暇。

张荣主动和村里有名的困难户李君林搭伙种地，硬是让李家在全村最早插完秧；他把全村人的冷暖记挂在心上，谁家房破需要苫草，谁家有人生病住院，家里的猪没人喂，这些大事小情都记挂在他心里的那本账上，令他每天昼夜忙个不停。

说起20年前张荣为救人牺牲的事情，黄明智还记得挺清楚。当时是1986年8月中旬，连日降雨，烟集河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张荣连日察看水情，冒雨探访“危房户”，组织人昼夜修围堰。连日的劳顿，使张荣这个有十余年肺病底子的硬汉子累垮了。

这天中午，张荣正在昏昏沉沉中，忽听到有人喊他，说河那边有人来，过不了河。张荣强撑着病体，推开门往河边走去。张荣趔趔趄趄地下河，把一个叫张桂凤的小学生接过了河，又返身去接一位70岁的老大爷，这位老大爷是朝鲜族，叫李基奉。这时，张荣的妻子和母亲闻讯赶到河边，见到张荣连冻带累，腿在瑟瑟发抖，便拉住他，劝他再找几个人，可张荣见对岸的老人已经下河，就毅然跳入水中。

张荣扶老人行至河中心时，他们手里牵着的牛被汹涌的河水吓得掉头就跑，老人一分神，被一个浪头打入水中，张荣奋不顾身地把老人托出水面，自己却再也没有浮上来。

我们又向他问起张荣家人及其所救人的现状。黄明智说，当时救的张桂凤，家是石人6队的，她成家后就搬走了，李基奉老人已去世多年。

张荣去世后，烟集乡的副乡长杨广亮和党委秘书周长杰还来村里调查过，后来听说吉林省委追认张荣为革命烈士。张荣的妻子后来改嫁了，大儿子10年前出车祸死了，二儿子可能在市里，已无法联系上他了。

十八）龙山屯公审金炳淑

在石人屯采访时，兰仁贵、黄明智、邹利祥等老人都向我们讲起过公审金炳淑的事儿。但由于时间已过去数十年，公审的的来龙去脉在他们的记忆中已不十分清晰。

从石人屯返回延吉后，我们也查找过许多资料，但并没有找到关于公审金炳淑的记载。据老人们讲，公审金炳淑是在小鬼子投降不久，是1947年还是1948年他们也记不清了。

对于金炳淑，老人们说，这是一个坏透顶了的家伙，光复前，这小子没少做坏事，那时没有人敢惹他。小日本被打出中国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队进驻了石人屯。在工作队发动群众搞土改时，金炳淑这个坏分子也在石人沟的各个屯中走来窜去，向群众大讲共产党的坏话，向群众散布共产党不会在这里站住脚等反动言论，鼓动群众抵制工作队的工作，让工作队组织的会议开不起来。

但是，光复后的石人沟群众，大多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让他们过上吃穿不愁、平等的日子。所以，金炳淑的活动收效并不大，也引起了许多群众的反感。有人将金炳淑的行为反映给了工作队。

后来，工作队的负责人顾革根据举报，把金炳淑抓了起来。为了震慑坏人、教育群众，工作队决定召开公审大会审判金炳淑。公审大会就选在了石人沟各屯的中心位置——龙山屯（即石人3队）。公审的当天，石人沟的群众能去的几乎都去了，当时只有10多岁的邹利祥也去看了热闹。

邹利祥说，当时他不大，跟着大人来到了龙山屯，公审金炳淑的现场就在现在的小学校。那天是什么时间记不住了，大约是4月份，因为快种地了。公审大会的内容邹利祥记不清了，只记得一整天都在那里看热闹。那个金炳淑也遭了大罪了，也是他的报应，许多妇女拿着棒子打他，打了快一天，脚指头都打得肿了起来，眼睛也打瞎了，天快黑时，愤怒的群众把这个坏人打死了。

公审金炳淑的大会是在龙山屯开的，我们从龙山屯路过了多次，真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一段历史。于是，我们又顺着烟集河向上游走去。从石人屯向西走3公里左右，就是龙山屯了，也就是原来的石人3队。

我们找到了热心的村民金正义，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这所小学。说是小学，现在已没有学生了。看着数千平方米的操场已长满一人多高的蒿草，已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草场了。金正义说，由于学校仅剩五六个孩子，小学已停办了，孩子们都到依兰镇中心小学上学去了。学校黄了后，教室租给别人干企业。

在这个校园里，我们希望能找到公审大会的一点点痕迹。金正义笑着说，几十年了，如果再没人说起，不要说痕迹，可能连知道的人都没有了。金正义指着校园南侧的11棵大柳树告诉我们，这些柳树至少也长了八九十年了。

他又指着中间的四棵柳树对我们说，听老人说过，就在这几棵柳树中间，具体是哪棵不知道了，曾经有个反动分子被公审后打死在这里，并被埋在了树下。听他这样一说，我们认为，金正义所说的那个反动分子，可能就是金炳淑吧。

十九）搬迁：石人沟村民共同的话题

在我们走访烟集河的三个多月中，无论是在新仓、水洞、龙山，还是在龙兴、石人、水库屯，听到村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动迁，也有许多村民向我们这些城里来的人打听关于他们动迁的事。村民们说，烟集河水利枢纽工程已经动工了，来石人沟各屯的路也改道了，可到底动不动迁、什么时候动迁他们心里还没底。

确如村民所言，烟集河水利枢纽工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石人路、烟集河在工地段均已改道。这一关乎村民生活的大事也自然而然地被村民们提到了嘴上。在离烟集河源头最近的新仓屯采访时，村民们向我们说了他们对于动迁的想法。

村民们说，他们在这里住了多年，对这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近来，听说新仓也有可能要动迁，但不知道准不准。他们认为搬迁有利也有弊，如果搬出这个沟离城市近一些也很好。但他们确实也很留恋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屯有30多户，生活在这里很安静、也很安全，就是一天不在家也不用锁门。

在石人屯，黄明哲告诉我们，他家住的砖瓦房，听说动迁价是每平方米730元，他觉得这个价格也不错了。屯里还有许多危房，因为建水库所以这条沟里没有进行新居工程的改造，因为这次可能动迁，这些危房就不用再修整了。

还有一位村民说，如果搬迁，不知道能够安置到哪里，因为依兰镇的兴安、平安和利民也没有地可以分给他们了。对于农民来说，没有地不知道怎么生存。

新仓、石人等屯的搬迁定没定下来还不清楚，就是定下来了，也许搬迁还有段时间。但不管怎么说水库屯的搬迁确实已在眼前了。当我们来到水库屯时，一位朝鲜族村民对我们说，他在这里住了40多年了，现在由于要建水库，政府要搬迁，但是搬迁的补偿让他觉得不太满意。草房是每平方米600元，他住的草房是40多平方米，如果搬迁之后他只能得到24000余元，这样他再想到其他地方买个房子真的太难了。

与村民分手时，村民们都嘱咐我们帮他们到市里问一问，他们是否在搬迁范围内，如果在搬迁范围内什么时候能搬迁，如何补偿。

肩负村民的嘱托，我们找到了利民村村委会主任郑培文和水利局相关负责人。郑主任告诉我们，他们已查了其他城市动迁时的补偿标准，与其他地方比，延吉市政府给出的标准还是较高的，他认为村民最后应该会同意动迁的，他们也正在积极地做着协调工作。

水利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次动迁的范围是原石人大队往东的往宅和耕地。动迁将按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标准进行补偿，耕地和安置补偿费合计按22年计算，耕地按水田或旱田每家三年内的平均收入计算。房屋补偿仍按原计划进行，如果有疑义可以申请评估。

二十）治理烟集河：风风雨雨七十年

烟集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

秦俑摄

从水库屯沿着烟集河向下游走出不远，就来到了烟集水利枢纽工程的施工现场。

“易涨易消山溪水”。作为一条山区性河流，烟集河雨季洪水涨落迅猛，也经常泛滥成灾。据烟集河流域的居民介绍，近期较大的洪水就有1986年、1995年和2000年的几次，给沿岸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治理烟集河也迫在眉睫。

其实，治理烟集河、修建烟集水利工程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1934年，烟集河两岸的居民就开始了在烟集河上零零碎碎的治理工程，到1965年，共修建堤防4700米。但1965年的一场大洪水冲毁了大成、兴安两处堤坝。这年，延吉市投资50万元，把烟集河堤坝工程从10年一遇标准，提高到20年一遇标准。

在烟集河流域采访，许多村民都记得1963年到1965年的那次修建烟集河工程的情况。他们说，当时的场面热火朝天，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工程机械，只能靠肩挑背扛完成一些作业，那个苦和累，现在很难想象。

石人屯的邹利祥还告诉我们，当时水利工程工地还修了一段窄轨铁路，那在当时看就太先进了。

我们也曾查过一些资料，知道在烟集河中游左右两侧，都曾修建过烟集灌区。村民们说，那是建国前的老灌区了。建国后区内修了5条小的干渠，有10多公里长，小的支渠更多，有二三十条。因常缺水，在河边挖了深井，有六七个地方都有电力抽水设备，浅水井就更多了，有三四十眼。

我们问，因为有了水利工程，石人大队是不是连年丰收？村民们说，烟集河的工程也好，灌区也好，都是在河的中下游，当时的石人大队并没有受益，受益的是利民、兴安、南溪、延河等村屯。

以前的烟集河水利工程都是十年一遇、二十年一遇，那么新的烟集水利枢纽工程是什么样的呢？对延吉市的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呢？在工地，我们找到了负责建设这项工程的同志。

据介绍，烟集水利枢纽工程大坝至市区延虹桥之间的河道总长为13.5公里，现有的防洪堤防工程标准低，护坡、护脚工程不配套，城市段的抗洪能力低，所以建设烟集水利枢纽工程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延吉市城区现有的40多万人，供水水源满足不了需水的要求，而烟集河的水质好，库区地形、地质条件优越，供水距离近，所以选择这里建设利枢纽工程是一个合理的方案。

烟集水利枢纽工程是以防洪、城市供水为主，发电、养殖等为辅的一项利民工程。该工程概算总投资为14563万元，水库总库容为3745万立方米，属中型水库。工程建成后，烟集河两岸防洪标准将由5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城市供水能力为日供水5万吨。到目前为止，主体工程正在施工，已完成综合工程量15.70万立方米。占概算综合工程量168.27万立方米的9.33%，累计完成投资已达1173.63万元。

如果工程进展顺利，3年后，我们将看到新的水库，市民也将喝到烟集水库的水。

二十一）游击队智夺伪自卫团武器

走出热火朝天的烟集水利枢纽工程工地，我们顺着烟集河向下游走去。烟集河流出汪乾沟后，河水一直向东偏南流淌着，过了水利枢纽工程工地，向前1公里，河水转了一个弯，开始向南流去。

从河水转弯再向前两三公里，便是利民村村委会所在地了。在延吉市的乡镇改革后，利民村的行政区域已扩大，我们这些天采访的原石人大队各屯，均已划为利民村管辖。

利民村，烟集河流出石人沟后经过的第一个村屯，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曾发生过游击队智夺伪自卫团武器的战斗。为了找到伪自卫团旧址，我们来到利民村委员会，村党支部书记关利忠、村委会主任郑培文和村治保主任接待了我们。

在了解我们的来意后，关利忠告诉我们，这个旧址现在已没有一点痕迹了，那里现在正在建山庄。我们随着利民村的领导来到了村委会西侧不远的一个地方，这里的四周已被高高的砖墙围。由于施工人员不在，我们没有进去。

对于游击队智夺伪自卫团武器的事，关利忠书记还是了解的。他说这些事也是听老人讲的，应该是1934年吧，当时日本鬼子对抗日游击区正在进行疯狂的大讨伐，并到处修筑“集团部落”，妄图割断抗日部队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当时的烟集区，也就是利民村，是延吉附近较早的“集团部落”。

1934年夏，正是麦收季节，烟集区伪自卫团不让农民割收麦子，却驱赶附近农民修筑围墙。接受袭击烟集区伪自卫团部战斗任务的郑仁洙、曹道元、李哲镇、吴明西等同志，潜伏到烟集附近的村子里。

游击队员们事前做好了周密的准备，装扮成老百姓，夹在修墙的民夫之中，来到了岗哨附近。他们在哨兵面前故意嚷嚷“麦子都熟透了，连穗子都掉下来了，这怎么办？”大家说着还装出担心的样子。接着有人说“不，这件事应该和自卫团长、地主老爷商量”。他们走到哨兵跟前要求面见自卫团长。

哨兵已听到议论，毫不生疑地放他们走进自卫团室。这时一个家伙从屋里出来挡阻他们。郑仁洙乘敌人不备，拔出手枪对准这个家伙，其他三位同志趁机闯进伪团长室。这时，在室内的敌人知道外面出了事，想要抵抗，慌忙去拿枪。郑仁洙举枪打倒几个，一场院内搏斗开始了。

经过游击队员勇猛顽强的战斗，最后迫使敌人举手投降。但在战斗中游击队员李哲镇英勇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员们缴获了十几支枪，顺利地返回了部队。

在利民村，我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关书记带着我们来到了村北的一个高地，找到了牺牲在该村的张永彦烈士的墓地。在张永彦烈士的坟前，关书记告诉我们，张永彦是1933年在这里牺牲的，当时他与战友一起从村西烟集河边的山上下来的，在和伪自卫团的斗争中光荣牺牲了。为了记住这位烈士，利民村人便将张永彦永远地留在了利民村。

问到利民村还有没有其他的烈士，关书记说有好几位。于是他又将我们带到了村北的烈士碑。由于这座烈士碑已修建多年，碑两边石板上的字已看不清了。碑的正面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背面刻着“张永彦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李胜化一九三三年二月、李学俊一九三三年二月……”等十位烈士的名字。

二十二）平峰山下“活字典”

从利民村沿着烟集河向南走约三四公里，便是原烟河一队，有一条支流在此流入烟集河。这条被称为小烟集河的支流，发源于西北方向海拔680米的平峰山东南山谷。我们在此线的探访就是从平峰山（陈准民注：记得石人沟里的人称此山为平顶山）开始的。

我们第一次来到平峰山的前一天下了雨，过了台岩村，路便变得泥泞不堪，泥巴包裹的双脚好像两个灌了铅的箩筐。我们艰难地走了两个多小时，累得筋疲力尽，平峰山离我们仍很遥远。无奈，我们只好按原路返回。

回来的路上我们心有不甘，在台岩村的一家小商店，打听有关古长城的情。没想到一问之下，几个年轻人张大了嘴，对古长城竟一无所知。这时，一位约50多岁的村民正好来到该商店，他告诉我们，古长城他也没见过，但是听他父亲提起过，可是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他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段古长城，只有他父亲等几个老人有所了解，但是这些老人去世的去世，搬走的搬走，现在，剩下的只有一个“老姜头”，但不知道老人是否还活着，活着的话也90多了。

“老姜头”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商店里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又四处打听，最后在另一家商店老板的嘴里得知“老姜头”大概的住处。在她指点的范围内，我们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老人，正在为难之际，一位戴着草帽，手拄拐杖，走起路来颤巍巍的老人向我们走了。“是不是这个老人呢？”当我们上去打听时，老人虽然有些耳聋，但他非常清楚地告诉记者，他叫姜永林，别人都称他为“老姜头”。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欣喜若狂。老人今年91岁，是土生土长的台岩村人。虽然老人已到耄耋之年，但记性特别好。提起古长城，老人来了兴致，他告诉我们找对了人了。他说，小的时候也听老人说起过长城，但一直未亲见。

直到18岁那年，日本鬼子逼着100多人上战略要塞——平峰山上建炮台，姜永林是100多人中的一个小头目。建造的过程中，有一位叫许能（音译）的指挥官，每天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马鞭，带领一批伪军驱赶这100多人干活。干活的这些人每天都要自己带饭，天一亮必须赶到山上，天黑了才允许回家，稍有懈怠，轻者遭到谩骂，重者就要挨皮鞭。

5个多月时间，他们建起了两座炮台和五间房子。工程如期完工，许能非常高兴，为了“感谢”这100多村民，许能杀了一头猪，打了60公斤酒“犒赏”村民，但是村民都不敢吃喝，怕日本鬼子下毒。

就是在那个时候，姜永林有机会目睹古长城。他说，那时的古长城东西走向，据他估计，高有2米，宽有1米半左右，全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因为天已快黑，我们告别了老人返回市区。在返回延吉的路上，我们商定将尽快二上平峰山。

二十三）姜大爷险些死在鬼子刀下

姜永林老人来到平峰山上 秦俑摄

当我们再次驱车赶往平峰山已是一个星期之后了。这一次，我们不再步行，因为91岁的姜永林老人不可能靠走路登上平峰山了。从台岩村去平峰山的路上，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老人显得很兴奋，和我们谈起了发生在平峰山下的故事。当他谈到小鬼子时，老人恨得咬牙切齿，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姓张的男子被日本鬼子打死后，妻子和他们那个来到这个世界仅3天的孩子都被活活烧死了。

姜永林12岁的时候，日本鬼子来到台岩村，从此，村里人开始了痛苦的历程。为了消灭反抗力量，日本鬼子先用小钢炮炸，再冲到村子里对青壮年男子用机枪扫射。

在平峰山上建起了炮台后，日本鬼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了，他们经常大摇大摆地来到村子里杀人放火、烧杀抢掠。找到谁，谁家所有的现金和值钱的东西必须全部交出来，交出来后还要看日本鬼子的心情，当日本鬼子认为你是“好人”时，可以幸免于难；认为不是“好人”的就被统统杀掉了。

姜永林老人说，日本鬼子杀人的方式太残忍了，他们将认为是“坏人”的，或稍作反抗的，全部赶到场院里，命令所有人面对着墙跪下，然后用机枪打死，再浇上汽油焚尸。一姓张的男子实在忍受不了日本鬼子的残暴，刚要反抗就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为了“泄愤”，日本鬼子还把他刚分娩3天的妻子活活烧死，刚出生3天的孩子也未幸免于难。“

那时候，被日本鬼子祸害的人可多了！”时至今日，老人提起那段往事仍心有余悸。

姜永林的家也曾遭到过日本鬼子的洗劫，姜永林16岁那年的一天，在翻译官的带领下，几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到他家里，“八格牙鲁，值钱的统统交出来！”姜永林兄妹5人被吓得堆成一团，姜永林父亲颤抖地交出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临走时，日本鬼子瞟了一眼姜永林，说他不是“好人”，要拉他走，这意味着什么家里人心知肚明。在家人的苦苦哀求下，日本鬼子才大发“慈悲”，放了姜永林一马。当晚，姜永林在家人和村里人的劝说下，逃到罗子沟躲了两个多月。

后来，共产党来了，“共产党不抢人夺人！”这是姜永林对共产党的最初印象。共产党攻下平峰山，不仅与台岩村村民和睦相处，还保护老百姓，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日本鬼子不甘心失败，多次攻打平峰山，100多日本鬼子怀抱当时的先进武器，开着大卡车，拉着小钢炮，气势汹汹地扑向平峰山。

共产党虽然是小米加步枪，但是有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每次日本鬼子要攻打平峰山，共产党总是提前获得消息，在半路阻击鬼子。日本鬼子一到台岩村，村子周边的各个山头都响起枪声，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姜永林亲眼见过一辆日本车被共产党人烧掉，“烧得真痛快啊！”

听着老人讲着故事，我们离平峰山越来越近了。

二十四）古长城藏于“深闺”人难识

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爬行了半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平峰山顶。站在山顶根本想像不到自己身处海拔近700米的山上，放眼望去，一马平川。“平峰山上山峰平”，我们猜想这可能就是“平峰山”名字的由来吧。

在上平峰山的路上，姜永林老大爷告诉我们，几年前，他还“年轻”的时候，放牲口经常到平峰山山顶，那时候，总能看到古长城。如今年纪大了，腿脚不灵光，已经无力再登平峰山了。到了平峰山山顶，老人格外高兴，好像见到了久别的老朋友，还不住地感谢我们，“没有你们，大爷可能再也上不了平峰山了！”

山上草木茂盛、杂草丛生，我们怕老人身体吃不消，就让老人留在开阔地，留下一个人照顾他。姜永林一开始还坚持说他能走，可走了一会儿，他自己就说，看来真老了，不行了。说着他向东方指了指说，你们一直朝那里走，没多远就到了。

我们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林中走去。由于林木茂密、草木缠绕，我们费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古长城的踪影，虽然看不到长城，但是半路上，我们总是发现东南、西北向整齐排列的石头，“这也许就跟古长城有关！”整齐的石头坚定了我们向前寻找的信心。“长城，长城，这是长城！”

正当我们着急之际，平峰山东北部一处灌木丛下一堵排列规则的打磨过的石头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石头均为青色，上有苔藓，且有垒过的痕迹。在山的东部，石墙更为明显，但是墙体大多都已坍塌。这与老人讲述的完全一样。

古城墙呈东南－西北走向 秦俑摄

面对昔日的“长城”，我们已看不到她高大的身躯，只有断断续续的石墙，还在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我们在见到平峰山上这段古长城前，已从诸多资料中得知，这段古“长城”，俗称“边壕岭”，修筑在原烟集乡台岩村西北10华里的平峰山上。

从平峰山的东端到东部一大石砬子间的山口南侧，修有一条东西向的石墙，长约300米，宽1.8米，高0.7－0.8米。在山口中部有南向深沟，宽50米左右，沟的东端石墙北侧附有一方形围墙，东西长9米，南北宽12米，石墙多已塌落。“长城”在石砬子东侧折向东南，到达小烟集河河谷西沿即不见城墙。另有资料显示，台岩古长城往西延伸到龙井，又曲折地进入和龙八家子境内。

那么，古“长城”到底是那个朝代，因何而建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史学界的专家。据介绍，这里的古“长城”建于何时有三种说法，一说是高句丽王朝时期为防御挹娄人南侵，为驱赶沃沮人所筑；一说是渤海中京的卫城；一说是金末东夏国为防御蒙古兵东进的军事设施。但史学界人士大多数认为，石墙比较矮，且多为土筑或石筑，年代应该更久远，倾向于第一个观点。

二十五）台岩村可能住过渤海国公主

林学哲说这里发现过渤海时期的文物

秦俑摄

从平峰山下来时，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按原路返回，送姜永林老大爷回家；另一路选择了一条羊肠小路，步行返回台岩村。我们行走在山路上，心情比较放松，一路上，倾听着身边小烟集河的水声，欣赏着满山的葱翠，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到无比惬意。

走到平峰山山脚，山路宽了很多，路旁的灌木丛变成了大牧场，黄牛在悠闲地啃食着青草。快到台岩村，一位身背编织袋，手拄棍子老人迎面向我们走来。

我们主动上前搭话，得知这位老人叫林学哲，今年64岁，是土生土长的台岩村人。当林学哲听说我们在探访烟集河，今天去看了古“长城”，他表示对古长城不甚了解，但是他给我们讲起了他听说的一些蹊跷事。

在林学哲20多岁的时候，听老人讲起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小烟集河发大水，冲下来很多弓箭的箭头儿，箭头长满了铁锈，估计是很多年前的东西，听老人说好像是渤海国时期的。林学哲说，当时只是把这事儿当故事听了，没细打听是啥时候发现的，在哪儿发现的，而且老人的后人也不知搬到哪里了。

另外，他还听一位姓崔的汉族老人说，伪满时，也是小烟集河发洪水，一个朝鲜族人在河中拾到一个茶盘形状的铜盘，盘中间有一个座儿，周边镶有7个麦穗，麦穗都是黄色的，铜盘沿上还有一些文字，但没有一人认识这些字。至于拣铜盘的人和铜盘的去向，林学哲说，现在已没人知道了。

唠着唠着，我们走进了台岩村，来到了村委会。我们问一位村干部，台岩村古城址在哪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这位村干部告诉我们，前任村会计金东贤是这里的“百事通”。

金东贤开着一家商店，找他没费什么工夫。他说，上世纪90年代，他搬到台岩村，当时，就听一些老人说过古城的事情，说渤海国一位公主曾在这个古城中住过，至于是什么公主就不得而知了。他兴致勃勃地领我们到了古城址。

在古城址我们看到，台岩古城位于台岩村村委会西面，距村委会大约有四五百米，东西长差不多80米，南北宽大约75米，面积大约6000平方米，古城内已种上了黄豆和玉米等作物，长势良好。金东贤带着我们围着田埂走了一圈，金东贤边走边用脚踢着浮土，露出了散落的长条大石块，每块石块长约0.8米，厚约0.2米。

金东贤告诉我们，以前，公社打算把田埂犁开，可是用推土机推了半天也推不动，后来一看，原来是些大石头在作怪。在地上，我们随处都可拣到一些青黑色的陶片，金东贤告诉我们，这些陶片都是古城的主人们留下的。

从我们查找的一些史料看，台岩古城应该是渤海时期的遗址，至于某个公主在没在这里住过，史料上并没有记载。

二十六）古长城上曾有个土墩台

我们沿着石头路一直走到了山下，从南再向北看去，才发现这段石头路隆起的地方确实很突出，隆起处架起了电线一直到南面的缓坡下。

陈守信告诉我们，多少年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带一直像个天然的牧场，除了放牧的村民来这里，还有翻过山头南侧有些土地外，方圆几里地都是一马平川的。这块地既没有谁在此耕种过，也没有谁来建过房子。只记得在生产队时，生产队曾在山下盖过一个猪圈，当时这里养猪可是养得不错的。

他还说，过去这个地方是“十年九不收”，因此到现在来看，清茶馆这附近农田特别少。这里却很适合做牧场，放牛羊。

我们放眼望去，就在离山下有四五十米长的距离处，石头路的两边长满了一米多的榛树，像是谁故意在此栽种的。路的西边不远处，有许多坟，有些像是近几年的，有些像是埋了许多年。陈大爷说，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啊，又是个阳坡，许多住在清茶馆的村民就直接将坟埋于此地。

一路走过来直到山下，大约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觉得是见到了古“长城”的真面貌。一块用许多大石头垒砌起来的，在下面向上望去，中间像是个礅台，依山来修建这样的“长城”实属不易。

我们脚下踩着散乱分布的石头往山上爬，陈大爷可真是让人佩服啊，75岁高龄了，脚下却一点儿不含糊。爬上山后，再放眼向南一看，心情为之一振：难怪古人选择在此地修建“长城”，这确实是个可以抵御外来侵略、拦截各地进攻的至高点啊。

这个石块垒砌的墩台底径约七八米，高度约10多米。石块经过百年的洗礼已经长黑斑了，而且像是有被人开凿过的痕迹。而且，墩台下方，散落些碎石。墩台上与山上面平齐，由此向东向西分别延伸。当时在山上可以清晰地见到向两边延伸的隆起的痕迹。山的北侧是一条沟壑，东西向的。陈大爷说，这条边壕岭向东可以走到小营子，向西到红旗四队。

陈大爷说，这去这里还有个土墩台，是土造的，小时候他还曾经爬到上面玩过，上面是平的，约3米多高呢，现在已被一个建筑物代替了。

我们顺着山下到沟壑，打算沿着这条路向西走走，并让陈大爷坐在路边休息。

再顺着石头铺出的路向西走，仍然是山路，而且又是爬缓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段有石头地基的路上边被栽上了树。不知道是有意按照这个脉路往下栽的，还是无意间栽的。我们走了约1公里路后，石头地基开始看不见了。据史书上的记载，这里应该是与平峰山那段古“长城”相连的。

二十七）台岩村有个齐家大房子

长珲高速公路横穿台岩村。许多被高速公路占了宅基地的村民，在高速公路南二三百米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座新式住宅。与我们打过多次交道的金东贤就住在这里，他的今丹食品商店早已营业，但他前面、后面、西面南的多处村民住宅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新村宽敞平整的水泥路面也快铺设完毕。

为了调查附近的古井和前些年一村民在小烟集河捉到过一只大甲鱼的事，我们又一次找到了金东贤。正在忙着给自家食品商店刷浆的金东贤说，他去给我们找一个更了解这里的人。不一会儿，金东贤带着一个村民来到了商店。来人说他姓齐，叫齐祥，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今年61岁了。我们问他的父亲、爷爷是干什么的，齐祥笑着对我们说，他的爷爷在这一带很有名，是齐家大房子的主人。

齐家大房子？我们并没有听说过，史料上也没有记载。看到我们疑问的目光，齐祥说，齐家大房子在当时很有名，连军用地图有的都标着。接着，齐祥开始给我们讲起了他的家史，讲起了齐家大房子。

齐祥的爷爷叫齐信，是他让齐家迅速崛起，富甲一方的。齐信的老家是山东省济南府人，1895年左右迁民到长春附近，在长春呆了不长时间，就来到了现在的台岩村。当时的台岩村还很荒凉，人烟稀少，齐信来到这里时，台岩村附近只有两三户人家，东面一家姓马，北面一家姓张。

可能是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吧，齐信把家安在了马家和张家未开垦的地方——台岩村西面，开始了“创业”之路。“创业”并非是经商，而是开荒种地。

齐信并不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腿脚不好，拄着双拐，但是在带领家人致富方面确是一把好手。他领着全家人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齐家开垦了大量的土地，最辉煌的时候，小烟集河以西，现在台岩村五队以南，三队以北区域内的耕地都是齐家的，有土地100多公顷。随着家庭的富足，齐家的势力在膨胀，齐信的威信也与日俱增，黑白两道都要给他三分面子。村里人凡是有啥解决不了的大事小情，都找齐信帮着摆事儿。齐祥说，他爷爷在家设赌局都有当兵的站岗放哨。

“物极必反”，齐家盛极之后，富足的生活让齐祥的爷爷、大爷和父亲沉迷于享乐，还染上赌博的恶习，齐家开始走了下坡路，家业逐渐败光了，齐信死时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了。

齐祥没亲历过齐家的辉煌，更没也从祖辈、父辈那里获得过什么恩泽，但他并没有为此想不开，他说，多亏了他们的挥霍，齐家才没被划为地主、富农，否则，齐家人“文革”时不知要遭多少罪。

齐祥着我们看了齐家大房子的“位置”，他所说的“位置”在现在正建的新村西三四百米、长珲高速公路南二三百米的地方，一座红房子的后面，现在是一块黄豆地。

齐家大房子到底有多大，家里耕地有多少，这些细节齐祥说不出来。但是我们从齐祥的介绍中了解到，齐信的妻子就是平峰山下“活字典”——姜永林的姐姐。我们找到了姜大爷，说起这段历史，姜大爷笑了，“齐家的事情我太了解了！”他说，齐家当年真富裕啊！当时他家有31口人，那个房子有7间，三四十米长，耕地至少有100多墒。

对于“齐家大房子”的位置，姜大爷否认了齐祥的说法。他说，“齐家的事情都是我告诉他的，‘齐家大房子’就是现在我租住房子的地方。”姜大爷说的“齐家大房子”位置，在长珲高速公路以北两三百米的地方。现在的“齐家大房子”已没有任何的痕迹，只有几间别人盖起的破草房，在它面前，我们丝毫看不出过去的辉煌。

二十八）烟河墩台：未现庐山真面目

顺着小烟集河一路探访下来，我们感觉收获越来越大，古城的沧桑、古井的近况，还有奇闻轶事的追踪，但一个缺憾让我们难以释怀，那就是有关墩台的一些情况。

所谓的墩台就是人们所说的烽火台。烟集河流域的墩台大多分布在小烟集河两岸战略位置极佳的高山上。从台岩村我们了解到，在台岩村周边有3座墩台，一座在西面，一座在东面，一座在南面，三者遥相呼应。我们顺着村民指引的方向，开始了寻访之路。

台岩村东面的墩台最容易找。“齐家大房子”的后人齐祥知道我们寻找墩台的位置，二话没说放下了手中的活儿，领我们向当地人称为“东山”的山上爬去。路是山路，无法开车上去，我们只好下车攀登。齐祥步子很快，边走边说，且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山里人的体格健壮。

他说，这个峰火台小时他常去，就是一堆石头，这些年也没什么大的变化。当我们登上墩台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堆石头，每块石头如西瓜大小，形状不规则，石堆底径约20米，高约3米，墩台上已长满了灌木。站在墩台上，我们已无法体会到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的任何气息，有的只是台岩村的一派向荣景象，青山绿水，红瓦白墙。

我们观察到，村民所说的三处烽火台的大概位置间毫无遮拦，遇到紧急事情可毫不费力地相互“照应”，我们能够体会到，为什么在此设立烽火台了。

至于台岩村西面的墩台，村民指着村西远远的一座山峰告诉我们，那里据说是一个烽火台，但是他们在山上没有看到过任何痕迹。村民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叫马坟峰，据说是古代一位将军的坐骑埋葬在那里，至于是何朝何代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随后又找到了姜永林大爷，老人也表示，从未见过什么烽火台，埋马的事情虽听过，但细节并不知道。正与大爷交谈，一位50左右岁的中年人来到了我们身边，此人名叫尉衍斌，台岩村人，他称，听老人说好像是唐朝薛礼征东时，薛礼手下一位将军的马埋在那里，将军的名字等情况就不知道了。

台岩村南面的烽火台，史称烟河墩台，位于烟河四队的北山，探访它我们费了不少周折。我们原打算驱车到去烟河四队，可是，通向该村的路被一辆正在植树的货车拦住。我们打电话给兴农村烟河三队的甘玉祥老人，老人告诉我们，他上山从来就没有发现类似石堆的痕迹，也没听说过有关墩台的情况。

我们又找到了常在这个山上放牛的村民，村民们说，烟河四队北山上没见过什么痕迹。在走访中，我们从村里人那里了解到，锦城一队姓苏的老人可能对墩台有所了解，我们又去找到了这位叫苏殿武的老人，老人今年93岁。老人也没说出烟河四队北山上墩台的相关信息。那么，烟河墩台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难道我们要留下这么个遗憾吗？

二十九）烟河六队的古井并未填实

从烟河五队出来后，我们驱车赶往烟河六队和锦城一队，找寻古井的踪迹。巧的很，刚进入烟河六队，就遇到了两位村民，当我们向他们打听有关古井的情况时，其中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们，那口古井就在他姑姑家的园子里。

古井就在这个位置 秦俑摄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看来村民对古井还是了解的，而且让我们颇感兴奋的是，1978年发现古井的就是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年轻人说他叫陈爱军，他父亲叫陈喜友，几年前去世了。在赶往陈爱军姑姑家的路上，陈爱军告诉我们，他父亲发现古井时他还小，听说父亲曾下到古井中，还拣出过一些白骨，那些骨头好像是青蛙或老鼠的。

来到陈爱军的姑姑家，他的姑父苏英富正在家看电视。听说我们寻访古井，51岁的苏英富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到他家的园子里，在一块长势良好的白菜地里，他指着地中间的位置说，古井就在那里。他说，发现古井时还没分地单干，当时这里是一个牛圈，古井的东侧是一个南北向的牛舍，从牛舍清出来的牛粪都盖在了古井的上面。

那时，20多岁的苏英富是赶车的，那天正往外运牛粪。同队的陈喜友在清粪时意外地挖出一个洞，当时以为是老鼠洞，可是当大家把盖在上面的石头搬走，呈现在大家面前的竟是一口干涸的井。井口是圆的，直径约1米多，井深约6米，井壁都是由薄薄的小石板整齐地垒起来的。令在场人颇感疑惑的是，井壁石头的外型、质地根本就不是本地的。苏英富说，这口井多少年了没人知道，因为，村里90多岁的老人也从未听说过这里还有口古井。

在大家的帮助下，好奇的陈喜友系了根绳子下到井中，在井里，只找到一些小动物的骨头。至于什么动物骨头，苏英富认为，这些骨头不是青蛙或耗子的，如果是也早就烂没了。我们从一些史料记载中了解到，从地面上的遗物及有古井等迹象推测，该古井是渤海时期的，古井并没有苏英富所说的6米深，而是4米。

史料还提出，古井已被填平，且地面散步少量灰色布纹里瓦片。在现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瓦片，对于是否填平一事，苏英富告诉我们，枯井并没有填平，而是用石板盖上了，上面又放上土成了园田地了。

告别苏英富和陈爱军，我们又来到了锦城一队。村民崔今哲听说我们要找这里的古井，就领着我们看了在村东北侧的古井，古井在李运浩家园子里。如今的古井已经被填平，上面种满了玉米。

崔今哲说，此井没被填平前，井口直径约1米，深约10米，井壁所用的石头大而圆，是2003年填平的，之前，井一直被用作村民的饮用水水源。对于古井的井龄，现年75岁的安良淑告诉我们，她19岁嫁到这里时就已经有这个古井了，当时村民都到那里打水。按她估计，至少也百年历史了。

我们在锦城一队看到的井址，我们不敢断定是不是《延吉市文物志》记载的古井，因为那口井早已被填平，而这口井在2003年前一直被当作饮用水的水井。问到那口被填平的井，村民们都不知道了。

三十）辽金寺庙

从烟集河一路走来，不必说沿途自然风光的秀美，各村屯的建设和村民生活的日新月异，就是烟集河流域留给我们历史文化，已令我们兴奋不已。从石人沟古墓群、抗日游击根据地，到台岩“古长城”、台岩古城，都吸引了我们新奇的目光。在采访了烟河古井后，我们决定下一个目标是锦城建筑址。

刚进入锦城三队，我们遇到了4位老人。这4位年纪均在70岁以上的老人，听说我们要找古遗址，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古遗址！”我们有些不甘心，继续打探锦城三队的其他情况。

闲聊中，3位老人向我们推荐了一个人，说他是这里的“老户”，最有“发言权”。他也是4位老人中的一位，名叫陈喜仁，现年72岁。陈大爷告诉我们，“古遗址我倒是没听说过，不过我知道在北山那儿有几块大石头，听说是古代的。”

“老户”陈喜仁

说陈喜仁老人最有发言权并非夸大其词，陈大爷告诉我们，大约150年前，老人的太爷爷从辽宁省绥中搬到了现在的锦城四队，在这里安家落户，经过了百余年的沧桑变化，陈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本地人，所以，村里的历史典故他知道得比较多。

说起这些石头，陈大爷有些兴奋，他喊上周庆海老人一起，带着我们向锦城三队北山爬去。爬到半山腰一块平坦的地方，他停住了脚步，用脚踩倒路旁的杂草，一块大石头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裸露在地面上的部分呈椭圆形，底径约1米，上面布满了干苔藓。

在陈大爷的指引下，我们在第一块石头东北侧黄豆地里找到了两块石头，裸露在地面的部分大小比第一块小。陈大爷告诉我们，小时候，他就知道这些石头，当时一共6块，其中，4块排成一排。平时，村里人干活累了，就坐到这些大石头上歇歇儿。

生产队的时候，村里有户姓段的人家要盖房子，就上山用炸药把排成一排的3块石头炸碎，运回家盖了房子。陈大爷说，被炸的一块石头顶儿很特别，外型酷似他的前进帽儿，有的时候他还把牲口拴在石头上。说着，他指了指他的帽子。

我们在周围找了几圈，在上面那些石头的附近，我们又发现了两块石头，而且还找到一个水坑，水坑已干涸。对于这两块石头，陈大爷判断一块可能与上面的3块石头是同一时代的，剩下的那块儿的材质和这几块不同。

至于水坑，老人说，小时候，这里就有这么大水坑，当时水坑直径有八九米，深约1米，每当下雨的时候，水坑就会灌满水。近几年水坑直径缩小到两三米了。陈大爷一边跟我们聊天，一边摁上了一袋烟，悠闲地坐在石头上抽起来，一幅很享受的样子。

“唉，这不是石头啊！”在与老人的交流中，坐在石头上的老人有了“重大发现”，石头是由大量细碎的黄沙粒组合而成，有的是一些小河卵石，这种组合并不是水泥粘合在一起的。两位老人都认为这些石头不是本地的，因为本地没有这样的。对于这些石头的年代和用途，陈喜仁老人告诉我们，朝代他不知道，但听说是寺庙的地基石。

我们在来采访前，已从史料中得知，此遗址从地理位置和建筑规模等方面看，应是辽金时期的一处建筑址，有可能是寺庙址。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和听到的与史料有所不同，史料上说，这里的石头有10多块，有长约20米的石砌台阶，而我们所见到的仅有3块，陈喜仁也只见到6块，而那个台阶，这两位老人更是从未看到过。

三十一）这里可能曾是古城

从锦城三队出来，我们沿台岩村至延吉市公路继续前行，路东侧的烟河三队、四队呈现在我们面前。从史料中了解到，这里有一座古墓。为了寻找古墓的踪迹，我们加快脚步进了烟河三队、烟河四队。

在烟河三队、烟河四队，我们四处打听古墓的下落，然而，村里人给我们的答案基本上都一样，“没听说过！”正在我们灰心之际，一位名叫甘玉祥老人走到我们面前，老人今年75岁，他可是这里地地道道的老户。

老人告诉我们，他的老家原来不是兴农村，而是吉林省双阳县人，150多年前，他的太爷爷甘世海迫于生计，携妻带子逃荒到现在的兴农村烟河三队，当时的烟河三队人烟稀少，周边树木茂盛，南面是茂密的柳树林，西面是茫茫的草甸子。老人告诉我们，他家落户在烟河三队并不是第一户，有一家姓马的人家先于他家落户到这里。甘玉祥老人可是土生土长的兴农村烟河三队。

知道我们的来意，老人沉思了好一会儿说，“古墓我没听说过，但是有一年我翻地的时候翻出些坛子和碗。”他的话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他说，18岁那年春耕时候，他们一伙人在小烟集河边种地，即现在的烟河三队西北角，当时甘玉祥老人扶犁，正犁着地，突然，犁杖碰到类似硬硬的东西，老人弯下腰仔细一看，发现好像是坛子什么的。

他就喊来了人一起挖掘，挖出一个坛子、几个碗。坛子是泥的，形状、大小跟现在朝鲜族妇女顶水的坛子一样；碗是瓷的，与过去的“二碗”差不多，碗口直径约15厘米，碗高约10厘米，老人说平时他们都称它为“沙不力”（音译）。

甘大爷笑着跟我们说，当时，还以为坛子里装了啥金银财宝，没想到竟是一坛脏水。后来，甘大爷等人觉得这些东西没啥用，就打碎扔掉了。

至于坛子和瓷碗来历，甘大爷也曾打听过一些老人，他们说，既然有这些坛子和碗，这里很有可能这里曾是一座古城。我们请甘大爷带我们去看看现场，老人欣然答应。

在烟河三队北，延边大学科技学院成立了一个度假村。在度假村门前，老人停了脚步，指着小烟集河西岸一块荒地，称那就是当年他们挖出坛子和瓷碗的地方。我们目测了一下距离，大概离度假村有200多米。老人说，当时那块地是他的，共有六七亩，后来几经辗转，现在，已荒芜无人耕种了。

我们看到，这里的小烟集河被河水冲刷得很宽阔，老人所说的那块地也被河水吞掉了一大块。我们本想从老人的嘴里了解细节，但老人摇头直说不知道。

这里是否住过人，是否有古城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从我们目前掌握的史料中，根本就没有甘玉祥老人所说的古城，更不用说这里是否住过些什么人了。

三十二）日本警备所没住过日本人

在利民村，处处都能看到繁荣的景象，村里的老房子寥寥无几，红瓦白墙的新房子中，还林立着不少小楼房。当我们打听村里老房子的旧事，该村雅楠食品商店老板郑培生向我们讲述了日本警备所的旧事。

53岁的郑培生并不是本地人，老家在河北省，全家共5口人，父亲是北京六建的职工。虽然父亲的工作不错，但是家里人口多，微薄的工资还是难以维持全家的生活。

1960年，在郑培生6岁的时候，他的父母迫于生活压力，领着郑培生兄弟3人搬迁到现在的利民村，并在这里安家落户，开始了新的生活。刚一落脚，郑培生就知道日本警备所，那时候的印象很简单，一排整齐的大砖瓦房子，既宽阔又气派，“屋脊有7米多，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根本比不了，就是现在的房子也没有它气派！”

后面这栋房子是当年烟集公社所在地

石人沟口最气派的建筑

我们很多人以此为背景照相留念

但当时根本没想到这是1930年代的日本警备所
（陈准民提供）

1974年陈准民（右）和陈树群（左）

上大学前与石人大队金书记合影留念

与宁荣久合影

与大队其他上海知青合影

从郑培生的介绍中我们知道，房子内东面是会议室，面积约有120多平方，西面被隔出5个大房间。

郑培生所说的日本警备所的旧址就在现在的利民村村委会，如今已没有当年的影子，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座色彩艳丽的村委会。

随着岁月流逝，日本警备所也多次“易主”。解放后，日本警备所成为地方政府的办公地点，年纪尚小的郑培生也曾到里面玩耍过，“当时，地板很厚，走起路来嗡嗡作响。”

1976年，人民公社从日本警备所里迁出后，大队卫生所迁入住了大约6年。此后房子就一直空着，后来，本村一位无家可归的人住了进去，期间，还有一些外地的施工队进入。2004年，日本警备所深夜电起火，房子被烧得只剩下断壁残垣，那位“流浪汉”不幸被火烧死，所幸其他的施工队人员都逃出火海。

郑培生告诉我们，日本警备所的房子很结实，这么多年，房子的大结构从来没有动过，只有房子的瓦由于岁月的侵蚀，被换过几次。我们本想了解房子里日本鬼子的故事，可是，郑培生说，村里人知道这样事情的极少，可能也就一位叫关宪凯的老人能知道一些。

顺着他指引的方向，我们找到了老人的家，老人今年70岁，以前是位老教员。老人告诉我们，他两岁的时候搬到现在的利民村，当时的利民村只有五六十户，至于日本警备所，大约建于1940年，当时只是维护村一级治安的机构，里面曾住过“警察”（当时的称呼），都是在本地招募上来的“伪军”，根本就没住过日本鬼子。

四十九）烟集河曾经波涛汹涌

沿途一路访下来，大、小烟集河一直是水流不大，波澜不惊，好像隐士一样与世无争，又如纤纤处子般文静而典雅。然而，这只是目前的情况，现住发展村的邹贵春老人介绍，以前的烟集河可没有那么好脾气，雨季时经常掀起浪涛，甚至淹死过人和牛。

邹贵春是住在村里时间最长的几位老人之一，今年80岁，膝下有8个儿女，5个儿子、3个女儿。虽然老人已至耄耋之年，但耳聪目明，且行走快速，有时比年轻人走得还快。老人21岁的时候嫁到大成村，丈夫姓高，50年前他家搬到现在的发展村。

老人说，她刚嫁到大成村的时候，烟集河两岸没有河坝，任凭山水肆虐，一到下雨天，烟集河河水特别大，河道也被冲刷得特别宽，最宽时有300多米，河水最深时有2米，河两岸住户经常被灌水。发大水时，水面上漂浮着箱子、柜子，还有猪、鸭等牲畜，还冲下来过房架子。

老人表示，在她的印象中烟集河淹死过的人有五六个，她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一家姓韩的小女孩，也就十二三岁，冒着雨上学，途径烟集河上浮桥时雨伞被刮翻，把她带到烟集河里淹死了。

烟集河不仅淹死过人，还淹死过会游泳的牛。有位姓庄的人家喂猪，有一年6月份，男主人用牛车拉着酒糟过河，走着走着牛车就漂浮起来了，牛不小心别在一个石头缝里呛死了。

邹贵春老人也有一次险些命丧烟集河，那是她40多岁的时候，和她的大女儿赶着牛车到延吉市内拉煤。在公园东面遇到了3个人，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抱着个孩子的老太太。年轻人说孩子病得很严重，急着赶去现在的延边大学医院，没想到河水太大过不去，恳求邹贵春老人能否拐个弯儿，把他们拉到医院。

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老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车就差两三米到达对岸时，突然来了浪一下将牛车掀翻，车上的人全部掉进河中。虽然在水里折腾了有一阵儿，灌了好几口水，不过很幸运，所有人都安全地上了岸。

回忆过去，老人说，过去村里人挺害怕烟集河的，一到下雨天，家人都不让孩子出门，学校不让学生回家。不过，近年来烟集河水流小了，烟集河也不可怕了。尤其是今年夏天，老人上延吉市内，看到河坝被修得非常坚固，那大坝还建得很漂亮。

我们在延吉市水利局了解到，除了防洪的目的外，去年，延吉市政府投资320万元开始烟集河自然型河道整治工程。工程共分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一期工程为主坝体工程和河道主河槽护岸工程，二期工程为河滩的园林绿化。

在烟集河岸边我们看到，健康桥到迎宾桥总长为1200米的烟集河河道内，每隔200米就修建了1座生态坝，整个河道共6座，每个坝之间的水面都有1米的落差，形成泛着水花的道道小瀑布，烟集河整个河道按30年一遇洪水的标准修建。现在的烟集河已非昔日烟集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