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睦车行

严州俊哥

自行车以前也叫自由车、脚踏车或者单车。我老家的人，到现在依然大都习惯称“脚踏车”。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最先从英国引进自行车，同时在南京路出现了经营自行车及零配件的车行。由于其环保出行以及使用和维修方便，既能作为代步和运载货物的工具，又能用于体育锻炼，自行车开始渐渐在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中应用起来，然而，自行车要真正走进地处浙西山区的建德百姓生活中，则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

民国初期，建德县境内的公路交通还很不发达，人们出远门去往杭州、兰溪、淳安等地主要靠的是坐船走水路，而近距离出行的交通工具，乡间的富绅靠的是二人抬的轿子，城内的达官贵人出行除了轿子，主要靠的还有车夫拉的人力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黄包车。至于贫穷百姓，则全靠着自己的一双腿脚行走。建德城内开设有两家轿行和四家黄包车行，为了能使城内到严东关的黄包车能够通行无阻，那年严东关的车行老板钱受臣（军医监钱绳武之伯父）派人将东城门的石槛凿开两个缺口，还为此引发了一场官司。

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出现了诸如青桔、哈啰等等多家的共享单车，大大方便了居民的出行。然而，要说起共享单车的雏形，建德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话说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一位名叫吕绍贤的缙云人为了谋生来到建德城。在城里安顿下来以后，思忖着该从事哪个行当来维持生计呢？通过观察，他发现已在大城市普及的自行车，在这座偏僻的山城里却难见踪影，假如在此地开个车行，做做小本生意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其实在此之前，建德城里也曾有人引进过几辆破旧的自行车，但因为无人会修理，加之那时新自行车售价相对较高，也非一般人家能买得起，所以无论是自行车的销售还是租赁生意一直都无人经营。而要开车行，首先必须会修车，吕绍贤不仅会骑车，还有一手修车的手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接下来，他从外地大城市里淘来了几辆二手的自行车，在城内西门街靠柳树巷口的西侧，从一位旧军官手里租下房子，门口挂起“六睦车行”的招牌，当起了车行老板。车行之所以叫这名字，就如同建德城内的“六睦学堂”、“六睦医院”一样，盖因建德为严州府治所在，辖六县而共睦之故。这一年是民国十九年（1930）。

由于之后父亲与六睦车行的渊源，按我老家的习惯叫法，我从小就称呼吕绍贤为爷爷，称呼他的妻子卢银花为奶奶。那么，在这篇文章里，我就用吕爷爷和卢奶奶来称呼六睦车行老板和老板娘吧。

六睦车行的车辆经过吕爷爷的精心维护，平日里主要用于出租。起先是出租给人学车，每小时八分钱的租费，一般的平民也能承受得起。城里的严州中学学生年轻好动，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强于普通市民，所以一到周末，就三三两两的到车行来租车学习骑车。随着会骑车的人越来越多，人家学生就想啊，咱买不起自行车，那租辆自行车来玩玩总可以呗，所以租车生意变得出奇的好，车行用于出租的车辆数量也就慢慢地增加了起来。比较一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力车和轿子的费用：人力车从东关到巷口为一角二分，从东关到西门汽车站为一角三分，城内不分远近一律为伍分；轿子每里伍分，回轿减半。由此看来，自行车自然成了使用方便，租赁价格低廉的交通工具了。

1942年8月，浙江省政府公布了《浙江省脚踏车管理规则》，对自行车车行的开业执照申领、检验登记、牌照税费、行车规则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增加了一些税费，但管理也变得有序起来。经营了十几年，车行的生意也逐渐趋于稳定。吕爷爷娶了妻生了孩子，靠着车行的收入，虽说发不了大财，但维持一家子的生活倒也不成问题。六睦车行从开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关张，吕爷爷前前后后一共招了4个学徒，然而却又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徒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每天里除了忙碌着修车，到了晚上收工，吕爷爷也没别的爱好，就喜欢玩个牌啥的。一来二去，吕爷爷就留在了我父亲的叔叔（也就是我的二爷爷）手里一大摞欠条。由于我的祖父在抗战时期殉职于兵站医院的医务岗位上，父亲从小跟着曾祖父艰难度日，所以二爷爷就与吕爷爷商量，将父亲寄养在吕家，欠条全部当面销毁。这样父亲就到了六睦车行，成了吕家亦儿亦徒的一员。那是1949年初，父亲虚龄才12岁。

同样的情况，一位叫方官树的男孩成了我父亲的师弟。

在父亲到车行之前，车行对面一户人家的年轻人，每天都来车行玩，时间长了，也就跟着吕爷爷鼓捣起修理自行车来，成了车行非正式的首徒，也就是我父亲的大师兄，他叫周根寿。

和吕爷爷一家以及徒弟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卢奶奶的母亲，据说身上有些功夫，单足踮着脚尖站在门槛上放一招“风摆荷叶”，几个精壮汉子也拖拽不动，但这也只是听说，父亲从未看到过她真正施展过这一功夫。她之前领养的名叫谢根生的男孩，因为年纪最小，学习修车的年份也最晚，所以就成了关门弟子，但算起来他却应该是吕爷爷的小舅子。

车行的业务由最初的在城内骑行按小时计费租车，拓展为按次计费，车子可以骑到附近的乡镇，当然得提前预约。假如是租车人来回双程的，费用相对便宜些；假如是单程骑出城的，则事先说好存放车辆的地点，车行到时派人取回。学徒们都有一手骑车的绝活，这时会先骑车到指定点，然后自己一只手握把骑着车，用另一只手拖着那辆车子回来，这样的计费就会贵一些。有时候也有按小时租车的人拆烂污，超时后将车扔在别处人却跑了，这时候就得让学徒们四出将车子找回来。学徒们的日常工作，从早上轮流安排卸下店铺木排门开始，白天跟着师傅、师娘学习修车的手艺，到晚上掌灯时分再一块块将木排门装上为止，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那年的5月初，杭州城及建德附近的遂安县城等地相继解放，驻扎在建德县城的国民党第七十四军残部闻风而逃，从西门到三里亭公路旁停满了国民党部队遗弃的道奇卡车，就连西门街东岳庙的军火库也是空无一人，库内堆满了武器弹药。5日上午，建德城内有几个大概是所谓的“自卫队”一类的乌合之众，不知天高地厚地到西门外试图阻止解放军的进攻，结果被解放军第三十五师先遣侦察连战士三下五除二给解除了武装。由西门外进入建德城内的战士们脖子上扎着白毛巾，手里端着冲锋枪，身子紧贴着街道两边的房子小心翼翼地搜索前进。此时城内的国民党军警早已作鸟兽散，直到有居民大声告诉战士们真实情报，部队才快速冲入城里占领政府各要害部门，兵不血刃地解放了建德县城。父亲和卢奶奶的母亲（父亲管她叫外婆）俩人把头探出车行半掩的门，忐忑地看着从眼前经过的战士，见无啥危险，俩人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这一老一小也真逗，居然为了战士们胸标上到底写的是啥字而争得面红耳赤以至于不可开交。当天下午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带着后续队伍进入城内，四人一排的队伍在街上整整走了一个晚上，部队用来指挥士兵枪械同步换肩的哨声断续响了一晚，车行里的师徒也跟着度过了不眠的一夜。

平心而论，吕家对我父亲就像对待半个儿子，确实是很不错，在车行吃饱饭是没问题的。冬天怕父亲冻着，卢奶奶的母亲会亲自为父亲穿上围兜，捂得严严实实以免感冒。有一次，父亲捡到一只电话机上用的大干电池，跑到西门外抗战将士纪念碑的基座台阶上，用石块将里面的碳棒砸出来玩，一不小心，石头将手指砸出了血。父亲捂着伤口跑回车行，卢奶奶的母亲一看，立马心疼地大呼小叫起来：“不好了，小鬼头玩铜炮子爆炸，把手给炸伤了。”直把父亲给弄得是哭笑不得。不过几个徒弟倒也真的捡过铜炮子，将里面的火药倒出来生火，铜弹头则化开后用来作为修车的材料。（笔者注：铜炮子是指口径略大于一般子弹的机关炮弹，解放初国民党军队溃逃时扔得到处都是。）

空闲时间，吕爷爷也会带着子女和徒弟们外出转转，当然是人手一辆自行车骑着去，听父亲说最远一次甚至去了一百多公里外的杭州游玩。众人在杭州各景点自是玩得开开心心，但等到骑着车子回到建德，双腿酸疼得是叫苦不迭。因为那时候的公路路面等级很低，汽车开过，车后满是扬尘，加之道路起伏坡度很大，比不得现在国道的平顺，所以骑车吃力的程度可想而知。这在我们儿女听来，也是一桩极为有趣的事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的父母亲结婚，吕爷爷和卢奶奶以男方家长的身份，在城内十字街口的梅城饭店为父母操办了结婚酒宴。

吕爷爷的块头长得很大，说话声音洪亮，最有特征的是脸上那个略微泛红的大鼻子。假如你看过电影《上甘岭》和《古刹钟声》，扮演炊事班长和老和尚的那位演员长得与吕爷爷十分相像，都有一个大大的鼻子，让人一看就很难忘记。卢奶奶个儿不高，说话轻声细语的，在我的记忆里，吕爷爷和卢奶奶每次见到我，都是笑眯眯地显得格外和蔼。夫妻俩的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也是深为街坊邻居所称道，不妨举两个例子。

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位安徽女子路过建德城，不慎腿脚受伤而寸步难行。吕爷爷夫妇俩在街上散步时碰巧遇到这位瘫坐在地的受伤女子，见状马上上前好言抚慰，并将该女子搀扶到家养伤。收留期间，每天精心照料，免费提供三餐饮食。女子伤好后，夫妇俩又是相赠盘缠，又是千叮咛万嘱咐，那女子是千恩万谢方才踏上回家的路。

那年冬天，吕爷爷开着厂里的手扶拖拉机送货，回来时顺道到富阳接在我外婆家的小妹回建德，天寒地冻的，小妹戴着毛线帽还是抵挡不住寒风的侵袭，面颊给冻得通红。吕爷爷见状，脱下自己头上的棉帽戴在了小妹头上，自己光秃的脑袋硬是顶着凛冽的寒风吹了一路，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从我懂事起，父亲就常告诉我一句老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除了平时的经常走动，每年的春节，父亲都会带着我，手里拎着酒、鸡鸭鱼肉和其它食品等礼物，很郑重其事地到庙弄给吕爷爷夫妇俩拜年，每次我也能开心地收到吕爷爷和卢奶奶给我的红包。我这样的拜年一直延续到上大学离开家乡为止。

吕爷爷的子女，除了送给别人抚养的几个我不是太熟悉之外，我从小接触的有保和、正平叔叔和兰珍、兰英姑姑。保和叔叔作为知青去了黑龙江的饶河和佳木斯好多年，其间自学摄影技术，成了当地的一名摄影记者，后又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他每年回建德探亲时，除了会给我们拍些家庭照片，带些东北特产，还会讲许多有关东北的趣闻轶事给我们听。他后来自己开了摄影社，也曾替电视剧组拍过剧照，退休后到了上海，至今一直与我，与我父母保持着联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六睦车行与其他车行一起组成了车辆社，社址也搬到了车行对面的学徒周根寿家。再之后，车辆社、铁业社、五金合作工厂等合并成了建德县第二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厂（简称农机二厂），师徒都进入了该厂工作，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也是建德二轻工业发展的起点。

六睦车行作为一家规模不太大的师徒店，虽也经营了不少年，但在建德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但我相信，对于消失的六睦车行、已故的吕爷爷和卢奶奶，在我父亲和我的心里，却是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