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忆旧饮食篇（二）——那些年，我们一起吃过的“江夏”豆皮

剑雄

海上忆旧饮食篇（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吃过的“江夏”豆皮

豆皮，也叫三鲜豆皮，是那些年我们爱吃的一种美味点心。在上海，唯有淮海路上的“江夏点心店”有售，所以又叫“江夏豆皮”。从店名可知，这种小吃应该源自武汉。它来到上海，传说与当年华东局的领导人之一魏文伯有关。早先听说的是，因魏是湖北人，喜爱当地小吃，所以将武汉的某家点心店调到了上海，豆皮亦由此传入。近来又听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五十年代末，湖北业界到上海的“远东食府”来“传经送宝”，带来了当地的特色点心，其中一款就是豆皮。后来这家“远东食府”也就改名为“江夏点心店”，专营武汉特色小吃。而且，当年“星期天在店里还可碰到一位常客”，就是魏文伯。不管哪种说法为是，总之，江夏豆皮是与这位大干部有关的。

还有一种较玄乎的说法是，M也吃过几次三鲜豆皮，并赞赏说，你们为湖北创造了名小吃，人民感谢你们。这个传说不知是否确实，不过如真有这话，听上去也应该是在赞赏武汉当地的豆皮，而不是传入上海之后的豆皮吧？故又有人出来辨正说，M称赞的并不是上海的“江夏”，而是汉口中山大道大智路口的“老通城”。——莫非，那是当地豆皮的执牛耳者？

不管怎样，姑录于此，聊备一格。

豆皮在武汉或许是一种代表性食品，但在沪上却很小众，故肯定不能算“上海小吃”。但在我个人与这座城市有关的饮食记忆中，它却可以稳居一席。因为，它与我十七八岁二十来岁那数年间的迷茫、“饥饿”、以及年轻人之间的哥们情谊有关。

1971年10月下旬，既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毕业文凭，我们这一届的初中生便毕业分配了。当时的分配，是按“政策”分档次，我和同班好友阿瞒，因为上面都有姐姐已去了外地建设兵团，便都分在了上海“工矿”。我分到一家机械厂当学徒，阿瞒分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的食堂烧大炉。还有几位同窗好友也都有了各自的“去向”。于是大家一起结束了那段并不那么“阳光灿烂的日子”，走向了社会。

当时，正是副统帅“自我爆炸”后不久，表面看来政治局面依然照旧，但社会潜流已开始变化，就连我们这样的毛头小伙也能隐约感到，事态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但今后的日子究竟会怎样，却谁都难以预料。于是大家都感到非常迷茫。而年轻人的迷茫又总是与对于个人前途的忧虑联系在一起：虽然我对自己的工作——“伟大的车工”——并无任何不满，却总感到这不会是自己终生的职业；至于阿瞒，以他的才志，当然更不会满足于一直烧大炉。于是，我们便都面临着一个绕不开的人生课题：怎么办？

如果说，人生就是一次次选择，那么，前面的经历还是会深刻影响到后面的选择的。在文革前，看到过一本青少年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那时年纪小，里面的内容完全记不得了，但封面上周公亲笔题写的这几个字，却似乎一直在提示我们。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感到，还是要继续学习、求知。在培根那里，知识大概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但我们只有小学生的实际水平，——文革期间的初中三年，几乎没正经上过课，自学数理化似乎没有可能，于是便把目光聚焦在了文史哲。

还是受少时经历的影响，我的兴趣在理论，在阅读的同时，还喜欢尝试着写“论文”。记得当时偶然看到一本《子夜》，大为叹服茅盾竟能那么早便写出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于是参考一本不知从哪找来的文革前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了一篇《吴荪甫们的穷途末路》，自以为是进一步揭示了该小说的“认识价值”和“重大社会历史意义”。后来还写过《从陆象山到王阳明》等等。既然写成了文字，总是想要有人看的，于是，便去找阿瞒“显摆”。

而阿瞒的爱好是创作，记得他当时写过几个中短篇小说。具体内容记不得了，但记得其中有“葳蕤的林荫路”这样的描写。（说来惭愧，我之所以今天还能记得这些句子，却是因为当时根本不认识这些字。）不用说，这就是他居住的长乐路或单位所在的岳阳路那一带的环境。据此描写，即使在今天，也可以猜想那些小说的大致内容。他写了作品，当然也愿意给我看。

今天想来，我的那些“论文”，从最好的意义上说，也不过是一堆毫无学术价值的废话。——对一个既没有充分的阅读准备又没有任何学术训练的年轻人，还能要求什么？而阿瞒的小说，之所以同样很难说能有什么成功，我想，也是因为他当时根本还没什么生活阅历和人生感悟。但纵然如此，在当时，我们总还是有点敝帚自珍的。于是两位知友便总是互相成为对方的第一位读者，或许也是唯一的读者。

阿瞒当时的上班时间自由得很，只要保证食堂每天能准时开饭就行。那个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整天都还在忙着“斗批改”和“批林整风”。而我则是早班中班两班倒，时间受限，所以一般总是我在上早班的那周在下班后去找他。见面后，“拜读”过各自的习作，交流过各自的心得，便是海阔天空的神聊。一通牛皮侃下来，天色晚了，肚子也饿了，——那时年轻，油水又少，容易饿——如果兜里还方便，想上街找个地方解馋，有时便会去江夏。

走到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再向东百十米，就是江夏了。此店虽然小有名气，却谈不上排场，不过是两三开间的门面，不到十张的小方桌，墙上是大玻璃橱窗，中间是门，门内一侧是小小的收银台，另一侧记得架着一只平底锅台，而豆皮似乎是在店堂深处的角落里制作的。虽然该店还另有几样特色点心，如鸡肉生煎，但我们来此，总是心无旁骛地各点上一份豆皮，外加一碗汤，——是什么汤已记不得了。

豆皮其实是一种煎饼，切成三四寸见方，上盖的蛋皮，据说是用鸡蛋拌着豌豆粉制成的，故叫“豆皮”。而蛋皮之下，则是蒸熟的糯米饭，和着肉丁、笋丁、香菇、豆干等，故又叫“三鲜豆皮”。即使没吃过的人，从它的样式和食材，也不难想象其色其香其味——金黄、青绿、葱白，鸡蛋的焦香，鲜糯而微咸。虽只是一款大众小吃，但在供给匮乏、普遍贫瘠的岁月，它当然可算美食。

在记忆中，豆皮似乎两三毛钱一客，（但网上有人说一毛七分钱，或许是我记错了，）这价格，如在今天可算白送，但在当时却并不便宜了。想想，那时的一个技工，学徒期的月薪不过十几二十来元，直到三年满师后，也不过36元“万岁”。所以，那时到江夏吃顿豆皮，便算一次小小的奢侈。即便去吃，也不过“点心”一下而已，断不能管饱的。所以，吃完豆皮回到他家，他母亲吕阿姨下班，还总会拿出他们家特有的山东大馒头来招待——在粮食凭票供应、且供应水平很低的年代，这可是极其慷慨的了。

喂饱肚子，继续胡侃直到深夜甚至通宵。阿瞒他们所，可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科研重镇，藏龙卧虎，于是他便常常大侃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大侃王应涞、曹天钦和彭佳木——虽然他们当时都还在倒霉或“靠边”。而我所在的工厂虽没有这般的大人物，但也可以瞎扯扯什么真空啦、氢钟啦，或者是集成电路镀膜。这虽然纯属两个“科盲”之间的瞎吹互炫，却也真有些互教互学的效用，以致于直到今天，我还可以自夸说，我的生物学知识是生化所的大炉工教的。

这大致上就是我俩与豆皮的一段过往“情缘”。不过真要是细细地追忆起来，在那时，其实是“牛皮”常有，而豆皮不常有的。毕竟，谁都不富裕啊。

如此这般，荏苒三年。1974年，阿瞒逮着个机会，到北大生物系去就读生理生化专业，毕业后，回到所里从事科研，从此彻底离开了“葳蕤的林荫路”。而我后来终于成了在“科学技术的春天”里百无一用的“文科生”。那以后，各自忙于学习工作结婚生子，相聚言欢便很少了，常常一年也难得一两回。直到后来，大家都有了电话，隔空互联才又频繁起来。千禧年后，因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们竟在同一个小区买了房，比邻而居，从此便又常在一起海阔天空了。虽然话题已是各说各的，但作为对方的忠实听众，却一直都是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其间虽也多次提到豆皮，但可惜，此前“江夏”已被拆除，原址建起了偌大的“百盛购物中心”，于是这种曾经共同喜好的小吃，便成了日渐久远的记忆，再也不曾品尝过。

近日，在“大众点评”上看到，似有店家在沪上又推出了这种江夏地方小吃。然而，那位一生的挚友却已驾鹤多年，墓地的小树怕也长得很高了。

呜呼，斯人不在，谁与共尝？

2024年9月7日

武汉豆皮的模样，与当年上海“江夏”的豆皮，或许稍有差别。（照片借用自网络）

豆皮的模样 （照片借用自网络）

从旧地图可见，抗战之前的霞飞路（今之淮海路）940号，已有远东食品公司。这即是江夏点心店的前身。

江夏点心店拆除后，原址所在的区域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建起了百盛购物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