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第26章）

秦皇鸟

作者：秦皇鸟

第26章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

崇祯皇帝煤山自缢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是明朝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年。

这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

正当西安百姓们开心过春节时，北京城内却是一片凄凉，一股死亡的气息，弥漫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这时的北京，当时是内无强兵，外无援军。而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是如火如荼，眼看着这股势力就快即将烧到了北京城。

2月2日，李自成在沙涡口造船三千，渡过黄河，攻下汾州（今汾阳）、阳城（今晋城市阳城县）、蒲州（今永济），隔日攻下怀庆（今河南焦作），杀卢江王载堙。

2月5日，李自成攻克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5千人出战尽殁，8日以守将张雄作内应，炮轰破城，蔡懋德自缢死。

大顺军在太原休整8天。

眼看着农民起义军，对京师已成围攻之势，崇祯帝想困守北京已无可能了。

正当崇祯帝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名叫李明睿的左中允（也就是翰林院的编修）向崇祯皇帝建议——当下可效仿南宋赵高宗赵构的做法，将大明王朝的都城南迁。

不得不佩服明成祖朱棣的手法，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王位后，把都城建在北京，以防少数游牧民族的突袭。

此外，朱棣还考虑到，当大明王朝确实守不住都城北京时，在南方地域里的南京也留着一套处理国家大事的行政机构。

而南京行政机构的配置，与北京几乎是一模一样。北京有户部、吏部、刑部…等等部门，在南京同样也有。

朱棣这样做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万一后继之君所统治的大明王朝，守不住北京时，就可以南下迁都，在南京建都称帝，因为在南京这里也有一套国家的行政机关。

迁都之君在南京一方面可以处理国家大事，一方面可以镇守大明王朝的半壁江山。

甚至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驻守在南京的迁都之君，攻可以夺取京城，守可以护住南京，即使不攻驻防，南京往下的一大片土地，也可供大明王朝的后即之君继续享用。

有了迁都想法的崇祯帝，自然就在朝下作了安排。他亲自密令太监，让造办处做好了三百支可以南下的船舶。

然而，迁都这个大事不能由皇帝提出来。

崇祯惟恐主动开口“逃跑”会导致自己的皇权威信发生动摇，因此一定要等着大臣开口、三催四请。最后自己再勉为其难地表示同意，以此来逃避责任、确保自己“英明神武”的形象能够得到保全。

这个“开口人”的重任，崇祯便寄托在了首辅陈演的身上。

崇祯召来陈演深谈局势，最后满怀期待地表示，“此事要先生担一担”。

皇帝开口什么意思，官场老人精陈演自然不会听不懂。如今“迁都”这个话确实不好提，但皇帝却又十分需要他来提。

然而提了之后呢？万一日后秋后算账，“弃守都城”这个责任自己是否扛得起？

结果怎么样呢？

在第二天的朝堂上，当崇祯帝问及农民军，快要威胁到京师的安危，问诸位大臣该怎么办时，朝堂下只是鸦雀无声一片。

当崇祯用眼神示意内阁首辅陈演，提出迁都之议时，内阁首辅陈演竟然在朝堂上装聋作哑，绝口不提迁都一事。

正当崇祯在朝堂上气的头皮发麻时，官居五品的李明睿再次提出迁都之策，这无疑让无奈的崇祯帝喜出望外。

谁知，那位五品官刚一提出迁都时，立刻就遭到了光时亨等言官和大臣的反对。

崇祯帝本该在这个时候，一语定乾坤的。

可惜啊，见言官与大臣们反应凶猛，崇祯将心中迁都的决议再次搁浅。

其实想想也知道，大臣们之所以不愿走，那是因为他们的家产和财富全部都在京城，至于皇帝换谁当都可以，只要改朝换代自己还是王公大臣（高级公务员）就好，可惜他们的算盘完全打错了，后面的历史会证明这一切。

而对于崇祯而言，既然大臣们不准南迁，那就组织京城防卫吧。

屋漏偏逢连夜雨，大明王朝最后的守备力量——20万禁军遭逢瘟疫，所以，超过九成的士兵丧失战斗力，能登上城墙与闯军作战者仅剩6千余众。

明代京城城墙的长度约为30里，即便将所有可战之兵抽调到城墙上，也只能每五十步安插一名守军。

这样稀疏的防线，想要挡住气势汹汹的农民军无疑是痴人说梦。

这时崇祯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驻守在山海关的吴三桂。

自松锦大战以后，原先袁崇焕在辽东所建立的关宁防线尽数被清军吞没，明朝已没有任何有生力量敢与清军在辽东决战，除吴三桂所率领的3万关宁铁骑还驻守在山海关，而辽东其他的地区与城池已全部落入清军之手。

吴三桂手下的3万关宁铁骑之所以一直没被崇祯帝调动，是因为吴三桂是牵制关外清军的唯一有生力量了，不到万不得已时，崇祯帝是万万不会调动吴三桂的。

此时，火烧眉毛的崇祯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笼络吴三桂，崇祯皇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册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为京城禁卫军的都统领。

没过多久，崇祯帝便找到了吴襄，并提出了他心中的想法，那就是放弃关外，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火速进京保卫京城。

刚开始，吴襄满口的答应，说吴三桂骁勇善战，而他手下的关宁铁骑更是天下无敌，可是话说到最后就留了一个字，那就是——钱。

打仗打的就是经济仗，所以当崇祯帝问吴襄要多少钱，吴三桂才能入京勤王时，吴襄便开了口。

“一百万两，进军的军饷就有了。”

吴襄说出此话时，感觉崇祯帝为了保卫京师，是不会不答应这个简单的要求的。

大明王朝在繁华之时，户部（财政部）何止才有一百万两啊。

可是，到了崇祯年间，朝廷的存银却只有7万两，离吴襄的要求还差一大截。

于是，崇祯帝便向所有的王公贵族和御史大臣借钱，而这些贵族与大臣们，自袁崇焕被处死、陈新甲被处死、孙传庭被剥夺封号……他们对这个刻薄寡恩的皇帝，早就失去了中兴大明的信心和希望。

所以他们宁愿大明王朝倒台，他们的财富还是归自己在的。

可是眼下，皇帝要捐款，光叫穷不拿钱呢，好像又太不给皇帝面子了。

所以在捐款之时，崇祯帝本来预计大臣们的捐款数量，绝对会超过100万两。谁知捐款落幕后，崇祯皇帝只筹得白银20万两，这个款项大大超出崇祯帝的预料。

“他们肚子里有多少钱，难道我会不知道吗？当此国破家亡之际，我的这些王公贵族和臣工们，才捐了这么点钱，真是天要亡我大明啊。”

崇祯气的拉着他身边的大太监王承恩，说出了以上的这些话。

就在此时，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到了。

崇祯帝将筹款的金额告诉给了吴襄，希望吴襄多担待着点。

本以为，吴襄会买他这个皇帝的账，谁知吴襄却说，这点钱就让吴三桂进军难啊。

吴襄此话一出，便立刻激怒了崇祯皇帝。

“难道没钱就不能进京勤王吗？难道他吴三桂不是我大明王朝的将领吗？你等赶紧拟旨，速招吴三桂火速进京勤王。”

愤怒的崇祯帝，在京师存亡的关键时刻拿出了他作为大明帝国领袖的威严，使得在堂下的吴襄，吓得立刻接旨，向吴三桂发出了进京勤王的诏书。

远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接到崇祯皇帝的圣旨后，便立刻带领手下3万关宁铁骑，准备向京师进发。

由于吴三桂的队伍过于庞大，许多宁远城的老百姓和军属，知道吴三桂要撤离后，都纷纷追随着吴三桂，这样一来就使得吴三桂的进军速度大大地慢了下来。

李自成大顺军在太原休整后，兵锋则直指京师。

2月16日，大顺军克忻州（今山西忻州），官民迎降，代州（今属忻州）守关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双方大战十余日，周遇吉因兵少食尽，退守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

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后火药用尽，开门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余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

3月1日，李自成克宁武关，前后死将士7万余人，伤亡惨重，李自成下令屠城。

当晚，大同总兵姜瓖投降，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连下居庸关、昌平。3月8日，大顺兵至阳和。11日，大顺军开进宣府，“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

自宁武关大战之后，大同、宣化、太原、居庸关等的四处守军，以及调去的援军竟然全部都不战而降。

层层险关要塞全成了摆设，致使起义军一路长驱直入，迅速包围了北京城。

宁武关见证大明王朝的衰败，其实某种程度上不也说明：真正的关口不在于外形，而更是在于人心。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3月15日，李自成的农民军逐渐对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

大顺军于17日早晨李自成大军进北京西直门，以大炮轰城，入午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

不过，眼看着大顺军即将攻破北京内城时，李自成却突然下令停止进攻，这位草莽英雄究竟想做啥？

停止炮击过后，李自成便派遣使者，进入北京内城，与崇祯皇帝谈判，谈判的内容竟然让人大吃一惊。

原来，李自成是希望崇祯皇帝能分封李自成为西北王，让他永远驻守西北一线，并且他要让崇祯皇帝宣布，承认他的大顺王朝，与大明王朝分庭抗礼，大明王朝每年向大顺王朝进贡白银三百万两，那攻打京城这事就算了了。

如若崇祯皇帝答应以上条件，那么李自成便会命令城外的大顺军，退回西安，表示大顺军将永远不侵犯明王朝的国土。

原来，李自成草莽英雄的本质如同楚汉中的项羽一般，只要自己做了西楚霸王即可。这也可以看出李自成在统一全国的问题上，并无较大的远见。

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李自成提的这个条件，崇祯皇帝会答应吗？但是如若自己不答应的话，那他自己的性命，将和大明江山一起灭亡，这难道也是他愿意看到的吗？

此时，崇祯皇帝所期盼的援军——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才走到距离京师几百里之外的永平呢……

眼下李自成的大顺军已将北京内城，围的水泄不通，摆在崇祯皇帝的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割让西北地区，承认李自成的大顺王朝；要么坚守内城，继续抵抗李自成大军的进攻。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抵抗是绝对抵抗不了的。

所以当李自成的使者告诉崇祯皇帝这两个选择时，崇祯皇帝也没有立刻拒绝这位使者，相反他还征求了内阁大臣魏藻德等人的意见，谁知魏藻德与这些文臣联起手来，继续用沉默这一大招来对抗崇祯，逼着崇祯死于自己后者的选择。

这也是历代党争的结果，不过这在崇祯朝愈演愈烈，以至于崇祯帝在党争的选择中，亡了自己的大明江山。

“朕宁死，也不愿和乱臣贼子讨价还价，你回去吧。”

崇祯帝对着李自成的使者，说完这句话，便做好了以死殉国的准备。

本来李自成以为自己的这个条件，崇祯皇帝一定会答应的，谁知崇祯帝的拒绝打了他的脸，逼得李自成下令对北京城发动全面进攻。

3月17日半夜，崇祯皇帝最信任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京师西侧的广宁门，向李自成投降。

当大顺军突破外城，与明军展开巷战之时，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朱由检带着十几个太监离开紫禁城，想要从齐化门处逃出生天。

然而，守军哪里认识大明天子？他们以为崇祯是迎接闯贼的内应，一通乱箭将皇帝太监赶了回去。

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带人跑到了安定门。

虽说，安定门的守军已撤防，但门闩却被牢牢闭死，仅凭十几名太监根本无法打开沉重的门闩，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

正是这根要命的门闩，成了大明王朝的休止符。

18日晚，崇祯皇帝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的连天烽火，只是哀声长叹，徘徊无语。

当晚，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内城，太监王廉急告崇祯皇帝。

崇祯帝饮酒后，将太子朱慈烺和他的两个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托付给太监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三人，化妆成百姓送到成国公朱纯臣、亲戚周奎（周皇后的父亲）、田弘遇（田贵妃的父亲）家。

回到皇宫，崇祯帝又命周皇后上吊自杀，周皇后哭着对崇祯皇帝说：“妾跟从你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么敢不死?”

周皇后说完，便解开衣带自缢而亡。

没过多久，崇祯帝又召来15岁左右的长平公主，他流着泪对长平公主说：“最是无情帝王家，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

说完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剑来砍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接着又砍伤她的右肩，长平公主痛的昏死了过去。

见长平公主死后，崇祯帝立刻挥剑，刺死了一旁自己年仅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

杀妻灭子，这也是崇祯这位末代帝王最后的杀戮了。

3月19日拂晓，大火四起，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帝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

崇祯帝气愤地大喊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崇祯说完，带领着贴身太监王承恩，爬到了煤山上。眼快就要爬到山顶时，一棵老歪脖树屹立在崇祯帝的面前。

“或许这就是朕最后的归宿了。”

崇祯帝说完，咬破手指在自己的内衣上写下：“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崇祯皇帝死前心里最为惦记的还是他的大明王朝的黎民百姓。

这是崇祯皇帝的一生，也是大明王朝寿终正寝的一生。

崇祯帝写完这道血诏后，便脚踩王承恩，手持长白绫，将自己年仅34岁的年轻生命，交付在了这颗歪脖树上。

朱由检自缢当天上午，北京全城投降，李自成进入皇城，标志着大明王朝的死亡。

崇祯皇帝成为了亡国之君。

然而，从崇祯的执政生涯来看，可以说崇祯是个非常勤政的君主。

崇祯在位期间展现了一定的政治手腕和勤政精神，试图通过铲除阉党、改革人才制度等措施来挽救大明朝的衰败。

崇祯帝的勤政爱民，以及为了挽救大明朝倾尽全力的努力，得到了民间的一定认可。

尽管他的爷爷和哥哥留下了一个被折腾和掏空的烂摊子，崇祯帝在位十七年间，国家穷困、起义军风头正劲、女真族不断骚扰等各种压力之下，没能改变趋势，最终导致了大明朝的灭亡。

关于明朝的灭亡，历史界有一种说法：“明亡始于党争”， 东林党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我们来说一说。

明朝的党争，基本是围绕两股势力进行的——其中一个是东林党，另外一个是阉党。

东林党的起源，和万历皇帝有关系。

自从清算了张居正，万历皇帝就开始消极怠工，常年窝在后宫不理朝政，很多朝廷大臣工作二三十年，都见不到万历皇帝的面，导致明朝的很多事情，都积压在宫里无法处理。

既然万历皇帝不理朝政，那么最高权力便要离他而去，逐渐转移到地方。

大致来说，地主士绅因无人管束，得到地方自治权，努尔哈赤起兵造反，得到辽东军权，后逐渐发育成满清。

顾宪成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团结了大量的江南文人，他们褒贬人事、议论朝政，获得舆论监督权。

顾宪成等人的舆论监督权，则培育出东林党。

公元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明神宗下诏将长子朱常洛和另外两个儿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时封王，而不明确皇位继承人，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

包括礼部侍郎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在内的许多廷臣，上奏阻止这一诏令的颁发。

神宗迫于公议，于同年农历二月间收回了三王并封之命。

因为争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顾宪成引起神宗反感。

公元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

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

不料，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尤其顾宪成提名的前大学士王家屏，更是违背了神宗的旨意，从而更触怒了神宗。

于是，顾宪成被削去官籍，革职遣送老家无锡。

顾宪成回到了家乡，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

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

维修书院的事，得到许多地方人士以至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在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修复了这所书院。

同年10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

顾宪成曾经说：“在朝廷做官，志向并不在皇上，在边地做官，志向不在民生，居于水边林下，志向不在世道，君子是不这样做的。”

顾宪成在讲学之余，往往议论朝政，品评人物。

朝廷之士仰慕顾宪成的风范，多和他遥相呼应。由此东林名声大噪，而忌恨的人也多。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晚明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东林党拥有了舆论监督权之后，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把其他人都贬斥为龌龊小人，并希望主导明朝人事、执掌天下大权。

而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又成为东林党崛起壮大的催化剂。

当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

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然而明神宗不喜欢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却加倍宠爱郑皇贵妃，并且有意立其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

太子是明朝的“国本”，拥立谁做太子，便演变成“国本之争。”

对于万历皇帝违背祖制的做法，东林党是极力反对的。他们不仅发动江南的舆论声讨万历皇帝，还通过私人关系，鼓动朝廷大臣反对福王朱常洵、拥护太子朱常洛。

这件事在法理上是完全正义的，所以东林党人的意见，很快成为共识。

东林党这么做，表面上是维护正义、维护祖制，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利用祖制和儒家道德逼万历皇帝退步，通过舆论监督权，夺取明朝的日常事务主导权。

面对东林党的步步紧逼，万历皇帝自然不肯轻易退让，双方明争暗斗了15年之久。

直到公元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

直到公元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李太后病逝，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至此，前后争吵达15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明神宗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东林党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争的一项内容。

国本之争，使得明神宗悲痛欲绝，他感到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最终和大臣闹掰，逐步对朝政失去兴趣，开始怠政。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便爆发了三大案，深深的影响了数十年来的历史走向。

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5月，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闯入太子的居所—慈庆宫，准备袭击太子朱常洛，但打伤守门太监之后，就被宫廷侍卫逮捕。

张差被审时供出他没有强闯皇宫袭击太子朱常洛的动机，都是郑贵妃的太监庞保、刘成安排的。

时人怀疑郑贵妃想谋杀太子，但皇帝不愿深究，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死。又在宫中密杀了庞保、刘成二太监，以了此案。

这就是明末第一大案——梃击案。

案件爆发以后，东林党一口咬定，就是郑贵妃指使这名男子袭击太子朱常洛，郑贵妃不守妇道、福王朱常洵不能继位等等。

但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里说，万历皇帝和郑贵妃非常恩爱，郑贵妃的人品操守很不错，那些坊间传言，都是东林党的污蔑。

总而言之，梃击案和东林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史料和常理推测，基本可以确定，梃击案就是东林党的钓鱼执法。

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元泰昌，史称泰昌皇帝。

这个时候，明朝皇位已经没有争议，郑贵妃完全认输了，为了晚年的生活，郑贵妃便给泰昌皇帝送了一些美女，希望能讨他的欢心。

可能是压抑的太久，泰昌皇帝刚继位就夜夜笙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身体就彻底垮了。

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个仙方丹药，不如试试”，得到同意之后，李可灼便进献了红色丹药，结果服用丹药后，泰昌皇帝次日凌晨就驾崩了。

虽然郑贵妃和红色丹药没有关系，但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东林党认定，如果郑贵妃不进献美女，泰昌皇帝就不会纵欲，泰昌皇帝不纵欲就不会吃丹药，所以泰昌皇帝驾崩，就是郑贵妃给害的，想趁机抢班夺权。

这是明末的第二大案——红丸案。

泰昌皇帝突然驾崩，廷臣大哗。

首辅方从哲还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更激起了朝臣的责难。

东林党人杨涟、惠世扬、高攀龙等先后上书，指出故意用泄药的崔文升是郑贵妃心腹，责问方从哲为什么加以庇护。还联系梃击案，声称张差谋逆，是郑国泰主谋。

由于郑氏集团和方从哲的阻挠，此案未予追究，直到公元1624年（天启四年），朝廷才判处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贬谪到南京。

明光宗刚刚继位时，郑贵妃为了控制他，将自己宫中的李选侍（选侍是没有封号的宫嫔）送给明光宗，很得明光宗的宠爱。

明光宗驾崩后，由16岁的皇太子朱由校继位，李选侍也应立即迁出宫内正殿乾清宫。

李选侍企图挟制朱由校以弄权，仍与朱由校住在乾清宫，不肯迁出。她还让心腹太监盗窃宫中珍宝去贿赂首辅方从哲；又放出空气说皇长子年幼，宜由李选侍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

这是东林党不能容忍的。

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指出，皇长子已经成人，并揭露说，这是“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

惠世扬更大胆指斥“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得贿，同她勾结。

在这场争议中，郑贵妃、李选侍、方从哲不仅理亏，而且他们当时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东林党人终于占了上风。

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皇太子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下，摆脱了郑贵妃、李选侍的挟制，于公元1620年（泰昌元年）9月6日即位，是为明熹宗。

这是明末的第三大案——移宫案。

此案议论颇多，后来成为派系斗争的代名词。

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并称“晚明三大疑案”。

通过三场大案，东林党步步紧逼，在拥有舆论监督权以后，彻底掌握了明朝日常事务的主导权，成为明朝真正的当家人。

所以，在天启初年，明朝号称“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天启执政时期，明朝各部几十名官员骨干都是由东林党成员担任。

东林党成员执政后，也没啥政绩，他们的见识并不高，毕竟是封建社会一群没落书生代表地主阶层的一个政治集团，对明朝统治提不出啥良策，况且他们是一群笔杆子，为反对而反对，还不注意团结其他政治团伙，群众基础并不好。

有人得势，必然有人失势。

对于东林党掌权的现实，那些不是东林党的朝廷大臣不满意，代行皇权两百年的太监不满意，被东林党孤立的天启皇帝更不满意。

于是三方势力迅速合流——

天启皇帝推出魏忠贤做代理人，齐党、浙党、楚党等东林党的反对势力，汇聚到魏忠贤的旗下，通过效忠魏忠贤，进而效忠天启皇帝。

这三方势力组成的新党，便是声势煊赫的阉党。

此后，明朝党争就在东林党、阉党之间展开。

魏忠贤本身是河北地痞混混，缺乏前途，进入皇宫当太监，希望出人头地和皇帝奶妈性暧昧结盟，迅速在宫廷崛起获得皇帝信任。

魏忠贤掌管特务机构东厂，地位相当于正国级和皇帝绝对亲信。

朱由校是昏君，在其奶妈教唆下，东林党慢慢丧失皇权信任，魏忠贤添油加醋，设局陷害。

东林党中央势力被魏忠贤排挤出局，魏忠贤扶持自身附庸主政内阁，魏忠贤勾结大批实权派垄断权力，朝廷重臣到处都是魏忠贤的人。

魏忠贤权势达到顶峰，仅次于皇帝，贪腐大量钱财，富可敌国。

阉党得势的时候，天启皇帝做了一个快乐的木匠，魏忠贤成为权倾朝野的九千岁，很多官员只知晓魏公公能左右他们的命运，皇帝啥都不管，不操心。

他们到处给魏忠贤设立祠堂，并对他人身依附，并馈赠他大批财富，魏忠贤的家族成员飞黄腾达，没寸功成高官。

东林党团伙残余势力看到魏忠贤如此祸害大明政权，冒死对魏忠贤发起攻击。

这次他们是正义的，结果魏忠贤势力太大，尽管内心很恐惧，疯狂报复。

凡是反对魏忠贤的都被罢官，魏忠贤对东林党恨之入骨，决心彻底清算东林党，并把东林党和一批朝廷正直官员，用《水浒传》108将的形式诋毁，伪造虚假舆论，按照这个名单罗织罪名，魏忠贤把凡是不归顺他的官员统统称为东林党，残酷打击迫害。

东林党六君子：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遭污蔑陷害，被锦衣卫打击，这6人被迫害致死，连东林书院都被拆毁了。

公元1625年（天启五年）6月，朱由校祭祀方泽坛完毕后，在客氏、魏忠贤等人的陪同下，到西苑游船戏耍时不小心跌入水中，差点被淹死。

天启虽被人救起，经过这次惊吓，却落下了病根，多方医治无效，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于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9月驾崩。

信王朱由检随即登基，年号崇祯。

崇祯皇帝为了对抗魏忠贤，又启用东林党、驱逐阉党，明朝恢复了“众正盈朝”的局面。

东林党甚至相继推荐袁崇焕、孙承宗做督师，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辽东的兵权。

后来，崇祯皇帝感觉被东林党架空了，东林党又不善处理政务，吐槽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

为了夺回大权，崇祯皇帝便通过诛杀袁崇焕，打击东林党，然后恢复了太监出镇的祖制。

但这已经无济于事了。

拥有地方自治权的地主士绅，一边盘剥农民祸乱地方，一边欺瞒朝廷不愿意纳税，直接腐蚀了明朝的根基。

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奋起反抗的西北流民，开始纵横中原。拿到辽东军权的满清，一次次的入塞劫掠，兵锋直抵淮河。

而不论是自称正人君子的东林党，还是崇祯皇帝派出的太监，都没有能力为国分忧。

明朝在这样的无序内耗之下，走向公元1644年的末路。

然而，尽管如此，也不能就说明亡于东林党。

明朝经过万历的荒政、天启的不理政，气数已耗尽，覆灭只是迟早之事。

晚明加速灭亡，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从万历三大征之后的国库空虚开始，到农民起义军和满清的崛起才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东林党发动的党争只是加速明朝灭亡重要诱因之一。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