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故事】 四十春秋 情系侨务（连载之三）

紫藤坞主人（德章）

四十春秋 情系侨务

——东山县侨联创建手记
（连载之三）
洪干堂记述 洪德章整理
题记：195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金秋，中共八大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迈进。然而，由于实践之路尚短，诸多新设想未得以充分实施，波折与反复亦随之而至。1958年始，以“三面红旗”为标志的冒进运动兴起，我国踏上了曲折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征程。在这段时期，东山县侨联四届、五届（自1957年7月起至1960年3月止）亦在探索中蹒跚前行，历经风雨。
东山县侨联第四次侨代会
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里，东山县侨联第四届侨代会于1957年7月中旬在县委的引领下召开。与会代表共有120人（比上届多4人），其中归侨代表九十二人（比上届多3人），人数均比上届有所增加。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国侨联的统一名称规范，原“东山县归国华侨联谊会”正式更名为“东山县归国华侨联合会”。
经过三天的深入讨论与审议，第四届全委会委员名单终于揭晓：
主 席：洪干堂。
副主席：高尚真、吴进发。
委员：陈辉堂、曾鸣鸿、陈水仙、唐文保、何国平、朱赤鱼、陈永加（澳角村，归侨）、陈绍文（城关，归侨）、张德寿（古港村，归侨）、蔡清玉（陈城村）、彭贵荣、杨瑞成。
新当选的委员们各具特色，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为侨务工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陈绍文委员尤为引人瞩目，作为城关的归侨，他不仅德高望重，更是副县长陈舜宗的父亲，其身份与贡献都显得尤为特殊。张德寿委员则来自古港村，身为难侨的他，还兼任着村调解委员的重任，时常为村民排忧解难，深受大家尊敬。此外，城关的曾鸣鸿、陈水仙以及澳角村的归侨陈永加等委员，他们团结侨眷，时刻关心着侨联事业的发展，为侨务工作的推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我在这届任期内，我不仅致力于侨联的各项工作，还积极参与了各类会务活动。一九五八年夏天，我赴龙溪地区，参加各界人士共襄盛举，向党交心，共绘未来的会议。
东山县第一所华侨中学的诞生
在东山县侨联的前三届辉煌历程中，五家企业的成功创办为华侨子弟和社会青年铺设了就业之路，也为侨属带来了经济上的丰收，使得社会更加和谐稳定。这一喜讯让远在海外的华侨们倍感欣慰，纷纷来信赞扬并感谢东山县侨联的辛勤付出，更有部分华侨亲自登门致谢，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新一届的侨联领导班子正迎来新的挑战：我们应开发哪些项目，以持续为侨胞和家乡贡献力量？经过深思熟虑，我们深知民族的复兴与教育事业紧密相连。海外华侨历来拥有爱国爱乡、热心教育的优良传统，诸如杰出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以及我们东山乡人的骄傲——印尼华侨谢联棠先生，都是这一传统的光辉典范。
在一次侨联全委会议上，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设想：发动海外华侨捐资筹建一所初级华侨中学，以解决华侨子弟及适龄社会青年读书难的问题。这一提议得到了全体委员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于是，我们迅速行动起来，向海外亲朋戚友宣传这一倡议，鼓励他们回乡投资兴学办校。
很快收到国外来函，旅居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黄子辉先生（城关人，经商。）带头捐资并发动旅印乡亲捐资，并从国外汇来数千元人民币作为建校的首批启动资金。
在县委和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选定了城关关帝庙边的“宝智寺”和“城隍庙”及周边几间小厢房作为“东山县华侨中学”的校址。这里依山临海，环境幽静，绿树葱茏，怪石嶙峋，是个理想的学子读书之地。1941年抗战期间，东山县第一位回乡的留学生萧笠云先生就在这里创办“东山中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东山初级中学”，1957年改称为“福建省东山第一中学”，1958年其校址迁至桥雅街演武亭。①
东山第一中学刚迁到演武亭的新校址，侨联马上着手组织人员整理校舍，添置课桌椅和教具。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学校于1958年8月上旬初具规模，首届仅办初中两个班，招收了六七十名学生，于同年9月正式授课。学校聘请了朱垣中、黄友斌、李永添、杨秀琼等七位优秀青年教师任教，他们为侨中的教育事业倾注了满腔热血。
侨中的教务工作由朱垣中老师主持，那时没有任命校长。县委及教育部门指定我为名誉校长，以便更好加强领导开展对外工作。
虽然华侨中学校的校舍设备简陋，但我们始终追求教学质量。在老师们的辛勤耕耘和学生们的刻苦学习下，侨中学生的成绩水平与东山一中相比毫不逊色。这一成绩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和县教育局的认可及学生家长的好评。
然而，好景不长。1960年间，印尼开始排华，当地华侨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由于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们不敢公开露面，支援国内办学的经费也逐渐停止汇款。在这种困境下，县政府及教育部门虽然给予了一定的财政支持，但仍无法挽回大局。因此，侨中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1961年7月16日合并于东山一中，结束了其短暂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东山侨中成立后，本县华侨兴学之风，一时吹拂了全县农村各地。康美村、前何村等，他们也相后各自在本村小学内附设侨办初中班。
各村附设侨办初中班，他们没有与县侨务部门发生过行政关系。主要是由各村的“侨属工作委员会”与大队联系，以少量华侨资金兴办的，当时县在各主要侨村都设立侨属委员会，负责人多数是侨属或是侨联委员。
乡校办了一段时间，由于经费短缺也草草告终，可以说是昙花一现而已。
鉴于现状，我建议以后华侨将资金捐给当地政府的教育基金会，通过政府统筹来支持当地教育，也是非常好的办法。同时，政府可以引导华侨向非侨乡地方捐助学校，以平衡教育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东山华侨捐资兴学持续不衰。如1956年，礁头村华侨黄文江、黄加生、黄珠江共捐人民币8400元为礁头小学建校舍；1960年，前楼村华侨沈孔捐资人民币6000元，为西埔小学建教室；1962年，下湖村华侨林横仔捐资人民币12000元，兴建下湖小学校舍。
捐资兴学是海外侨胞反哺桑梓的重要方式。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够兴国，加强人才的培养才能使乡亲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在许多侨乡，一所侨捐学校就写满侨胞的爱心。
全面开展第二次侨户普查工作

自1952年我县开展国内外侨户调查以来，至今已历五载。为深化侨务工作，务必掌握精准数据，侨联决定再度组织力量，开展第二次普查。
忆往昔1952年之调查，我们立足城关（今铜陵镇），集结侨协理事及积极分子二十余人，组成普查之劲旅（多数为城关人士）。然今次普查，侨联已迁址西埔，人员分散，需依实际情况分工。幸得各乡村“侨属工作委员会”之侨联委员鼎力相助，人员尚算充裕。更兼1952年之调查经验与清册为凭，挨家挨户核对补充，事半功倍，工作进展颇为顺利。
调查之果如下：（针对国外侨户）
1952年：户数为4013，人口数为17792；
1957年：户数为3732（减281户），人口数为21946（增4154人）。
至于国内侨眷数据，与1952年相较，几无变化。由此可见，此次调查数据基本准确。五载光阴，国外侨户人口增四千余人，乃自然增长之果。至于侨眷分布，今已无从查考。
1973年，县委统战部门恢复工作后，虽向各乡村发放调查表格，然表格回收不全，足见缺乏实地调查之弊。仅凭办公室之工作，实难掌握第一手资料。
故我提议，华侨、侨眷普查应每五年一度。如此方能全面、系统、准确、可靠地掌握侨务数据之变化。今后，调查重点应放在国外情况，特别是财力与学历（智力）之调查。此举对今后侨务工作之方向，实有莫大裨益。
投资问题的一场风波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面对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为了稳定华侨投资的信心，1957 年8月2 日，国务院公布《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优待办法》强调：“一、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股金，到社会主义建成后，仍为投资人所有。凡投资满12 年的，可以收回股金，以人民币支付。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股息定为年息8 厘，以人民币支付。三、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所得的股息，经过外汇主管机关批准后，可以汇往国外，但是不得超过本年股息的50%。四、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投资人，如果要求工作，可以根据公司有关企业的需要和投资人的具体情况，优先录用。”当然，吸收侨资最根本的还是靠国家多种优待投资的好政策。
1955年至1957年是东山侨联搞投资工作最高潮时期，但开展投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国内外的社会财富还是很贫乏，人们也没有投资入股的理念；还有些个别的华侨与侨眷怀疑投入的股本股息会不会被取消，所以每做好一户的投资工作，往往要说的“舌敝唇焦”。同时我们还要宣传国营企业的优越性和稳定性，争取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回来投资，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扩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
在发动投资之初，我们拟写一份投资章程，内定股年息8厘。这个标准是根据国务院《优待办法》及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定额而定的。章程草拟之时，东山县侨联召开了一次投资座谈会，由到会的人员提提意见。然后草拟章程。我还清清楚楚记得这份章程，是当时侨务科林引同志起草的，经过东山县人民银行行长郭惠民及县委宣传部部长任公襄审阅通过。然后，我们才交给印刷厂印刷成册发到国内外，特别是寄到新加坡东山会馆。投资人是否投资意愿，都是根据章程加以考量。
不料，县领导部门提出将年息8厘修改为5厘。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想要投资的华侨一时难以接受。
我们的侨务工作毕竟是接受国内领导的，国外华侨思想不通，总不能改变我们的做法。此时唯一的补救任务，是对投资人做说服工作，这是极为细致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只能服从党的领导去解释。
其实股息8厘并不算过分。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也有同样的规定，而且发股息是用外汇计算，每年发一次，还加发相等金额的侨汇券，算来还比我们更优厚。另一方面，侨资企业，是自负盈亏，减息岂不是多余的事，还自找麻烦造成海外华侨不必要的误会，使投资额巨大损失。
据我了解，1957年以后，我们东山华侨投资省华侨投资公司有四五万左右的人民币，如：彭贵荣2万余元，还有数额较多的岱南林周林等几位旅外华侨。
减息事件后，我向龙溪地区各县侨联了解得知，有些县执行上级规定改发5厘，也有个别县，为了守信用仍发给投资人8厘。
对这件减息的事，我向上级领导反映，侨联鼓励华资工作刚开始，应顾及华侨投资信心，消除其后顾之忧。

东山县侨联第五次侨代会

在1958年的大跃进热潮中，东山侨联也紧跟时代的步伐，提前进行了换届选举，从四届到五届，时间跨度虽然短暂，但意义却非凡。就在那年的12月30日，东山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在县委的领导下，隆重召开了第五次侨代会。这次盛会汇聚了125位代表，其中归侨代表占据了绝大多数，共有92人。经过两天紧张而充实的会议，第五届侨联全委会应运而生。

经过二天的会议，产生了第五届侨联全委会，全体委员名单如下：

主 席：洪干堂。

副主席：高尚真、吴进发。

委 员：陈辉堂、曾鸣鸿、陈绍文、翁术（女）、方淑真、唐文保 彭贵荣、林受禄、林理平、陈永加、王秋菊、何国平、林木水、张德寿。

新当选的委员们各具特色，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但都怀揣着共同的目标和信念。翁术女士作为城关的归侨和侨眷，其丈夫是旅居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黄子辉先生，也是华侨中学的校董，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侨联事业的执着。林理平先生作为岱南村的归侨，他不仅继承了父辈的优良传统，更在侨联工作中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王秋菊女士、林木水先生等侨眷代表们，他们心系家乡，始终积极参与关注侨联事业的发展。

在这届任期内，我有幸参与了多种会务活动。1959年5月，我参加了福建省第一期侨联主席政治训练班的学习，这次学习不仅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更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8月，我还荣幸地被选为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委员，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未来工作的期许。

回顾这段历程，我深感侨联事业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携手全体委员，共同为侨联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家乡的繁荣和进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内务部的成立 我的工作岗位也迎来了新的变革

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而来，东山县的行政管理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县政府摇身一变，成为了“东山人民公社”，县长樊生林同志担纲社长，引领着新时代的风潮。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内的各个办公室与科室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侨务部门划归内务部管辖，由年富力强的吴如德同志担任内务部长。侨联、侨务科、劳动科等部门也实现了合并，共同为新时代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那段时期，部内共有四位副科长，包括我、何炳忠、李周明、沈赞福等同志。后来，组织上通过何炳忠同志传达了对我的工作安排：“老洪，部里副科长人数较多，今后你需专职于侨联工作，并兼任秘书职务。”于是，我离开了内务部，常驻侨联，自此告别了行政工作的兼职生涯。

侨联工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展现出了新的动向。大跃进时期，人们豪情满怀，提出了诸多振奋人心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而，这种激进的氛围也导致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出现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天文数字。比如，水产部门计划三年内渔业方面要赶上“大英帝国”，农业部门则期望水稻地瓜亩产百万斤，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又怎能置身事外呢？

在参加一次大跃进会议时，我也不得不违心自报，称东山侨联今年要争取外汇30万元用于公益事业。这在我看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形势所迫，我们也不能说出更实际的数字，如1000元或20万元。虽然口头上如此自报，但我们心中却是有数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得1958年5月，龙溪地区召开了一次侨务投资会议，主持人是龙溪地区侨务科科长罗铁同志，他提出了全龙溪地区要吸引三百万元华侨投资的目标，其中东山侨联分配到了30万元的任务。与会各县代表都对此保持沉默，唯有诏安县的一位新归侨代表因忧心忡忡而夜不能寐，精神也受到了影响。会议结束时，罗科长特别嘱咐我前往诏安县侨联传达会议精神，以防出现意外。我只好先前往诏安侨联传达精神，然后才返回东山。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各县都未能取得显著成绩。这再次证明，一切脱离实际的办事方式都会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最终只能成为空谈。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侨务部门也不得不打破常规，参与各种繁重的任务。我们不仅要参与大炼钢铁、消灭四害等工作，还要发挥本部门的特色，如开展华侨试验田、支援农业、送肥到农村等活动。同时，我们还要动员侨户献金银以支持大炼钢铁。然而，动员献金银的工作并非易事。有一次，我前往侨联委员何国平家动员他献金银，他虽然表面上答应，但内心却十分抵触，甚至对人说：“洪科长来动员我献售金银，我差点要去上吊了。”这足以说明当时这项工作的艰巨性。

尽管如此，从全县范围来看，侨联在献售金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些侨户如陈水仙、彭贵荣等人都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虽然我们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这些成绩都是值得肯定的。

东山侨联在支援农业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成绩，主要工作点在城关。发动城关侨眷集体挑大粪到美山村、东沈村，甚至送到白埕村。当时有些白发苍苍的老归侨也加入拉粪车的行列，他们的爱国爱乡之情令人动容，为支援农业付出了大量的辛勤汗水。作为侨务部门的一员，我深感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侨汇大量下降 说明了什么

侨汇的显著下降深刻反映了多重复杂因素。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与海外华侨的情感倾向紧密相连，作为侨务工作者，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侨汇的波动，无疑成为海外华侨心系祖国情绪变化的晴雨表。

观察东山侨联历年侨汇的升降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趋势：（1955年以前数据缺失）

1955年，侨汇金额为507530元；

1956年，略有下降至506778元；

1957年，继续下滑至490388元；

1958年，降至426445元；

1959年，出现明显下降，仅为301689元；

1960年，虽有回升至335000元，但整体仍呈下降趋势；

1961年，大幅度下滑至179500元；

1962年，维持低位，为175757元；

1963年，初现恢复迹象，增至378993元；

1964年，回升至正常水平，达到507538元；

1965年，继续保持稳定，为509000元；

然而，进入“文革”时期，侨汇再次遭受打击。

1966年，下降至471300元；

1967年，继续下降为380000元；

1968年，虽略有回升至439000元，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

侨汇的下降，其原因多种多样

一、在政治层面，早期的土地改革及后来的“文革”时期，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对海外华侨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土地改革中的阶级成分划分使得部分侨眷担忧因侨汇过多而提升阶级，进而劝阻海外亲人减少汇款；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和政策导向，也极大地损害了华侨的利益，导致侨汇减少。

二、在经济层面，特定时期的政策导向和经济形势对侨汇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和集体食堂制度，损害了华侨的经济利益，降低了他们汇款的积极性。此外，以物代汇的现象也逐渐增多，海外华侨更倾向于将资金转化为生活物资寄回国内，而非直接汇款。

侨务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容忽视。尽管在“三面红旗”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侨务工作遭遇了诸多困难和挑战，但东山县侨联始终坚守初心，积极开展工作，为归侨、侨眷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022年9月5日整理于紫藤坞书斋

未完待续 下期内容五届至六届

①关帝庙边的“宝智寺”和“城隍庙”是“东山中学”校址，1941年抗战期间，东山县第一位回乡的留学生萧笠云先生就在这里创办“东山中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东山初级中学”，1956年，学校开始办高中， 校名改为福建省东山中学，1957年改称为“福建省东山第一中学”，1958年其校址迁至桥雅街演武亭。1961年，因县城搬到西埔，经省教育厅批准，搬迁到县委所在地西埔镇东山二中校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