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之恩永不忘

志超

　　滴水之恩永不忘

王志超

在我们过往几十年的人生中，有许多曾经养育过我们的人，教育过我们的人，关心过我们的人，帮助过我们的人，他们或物质，或精神，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成为照耀我们的一道道明亮的光，一缕缕温暖的风，伴随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艰难坎坷，一直走到今天。其实，有些人，有些事，看起来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放在特定的背景下，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却充满着人性的光辉，令我终身难忘。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故事都是小事，“几个一”吧，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件衣

那是1974年的春天，我们已经下放农村。这天生产队安排我们到大箕山去植树，天还不亮，我们就走十几里路然后又爬了很久的山来到山上。大箕山在大冶算得上是一座名山，高大雄伟，在大冶市区就可以远远的看到它巍峨的山峰。来到山上，我们就开始挖树坑，干了不大一会就浑身汗透了。可山上的天气说变就变，不一会一大片乌云滚滚而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山上的气温骤然下降。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雨，我们没有任何雨具，在这山峰上也没有任何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我浑身都湿透了，原本这初春时还春寒料峭，一股寒意凉遍了全身，我被冻得嘴唇发乌，浑身冻得发抖，上下的牙齿冷得打架，双腿冻得僵硬不能动弹，我都有一种要冻死的感觉。正在些时，在我身边的熊铁同学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下来，把贴身的一个干的毛线背心脱下来让我穿上。我说，你赶紧把衣服穿上，别冻着了。他拿起毛线背心叫我把外面的湿衣服脱下来，把他那件干的毛线背心穿上去。也是真神奇，就在我穿上他的那件带着他的体温的毛线背心后，我冰冷的身子慢慢暖和过来了，牙齿也不打架了，身体也不发抖了。渐渐地雨也停下来了，太阳也出来了，大箕山又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我们又继续完成在山上的植树任务。

在我们后来的一生中穿过各式各样的衣服，但无论是是什么衣服都没有在大箕山上寒雨中的那件毛线背心在我的心里印象那么深刻，那么暖和。熊铁同学也成为我从幼儿园起的六十多年的朋友。

一张票

现在的人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下面讲的故事，一张棉絮票竟然让我记得了一生。

1975年底，我被招工进了工厂，在那里我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我也以全身心都投入到炉火熊熊，钢花飞溅的钢铁工人的生活之中。当时计划经济，什么都短缺，什么都要票，吃饭要粮票，吃油要油票，穿衣要布票，买牙膏肥皂毛巾……总之什么都要票。快要过年了，车间给我们班组发的慰问困难户的就是给了一张棉絮票。班组三十多人，一张棉絮票该给谁呢？当时我们每个人一年就是要发半斤的棉花票，不论你是做棉衣还是棉裤，反正就只有这半斤棉花票。至于你想要买一床被子，一床五斤的被子，你需要积攒十年的棉花票，而且你每年都还要和别人去串换，因为这个票有效期只有一年，过期作废。一般只有大家人口才有可能去买一床棉絮。可以想象，班组过年的这张棉絮票有多么金贵。

就在班组开会讨论这张棉絮票怎么分时，大家都沉默了，有的师傅家儿女大了，该分床睡了，要添床被子了。有的师傅家里女儿出嫁，当时最时兴的就是娘家陪嫁了几床被子，被子越多就越是体面。在棉絮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你家里能为女儿出嫁置办多几床被子那个体面啊，叫隔壁邻居们羡慕得直咂舌头。还有的师傅家棉被已经用了很多年已经都烂了，急需更换一床新的。还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情况。大家都盯着这床棉絮票心里都痒痒的。

更衣室里好一阵沉默无声，谁也不开口说话，但不知是谁开口说我想要的头以后，整个会场就像开了锅似的，大家争先恐后地说明自己的困难，都想把这张棉絮票分到自己的名下。我当时刚进厂不久，我想这张棉絮票跟我也没有关系，也就坐在一旁看热闹。

就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我们班组的工会小组长邵师傅说话了。他说，大家的困难我都理解，但就只有一张票，怎么办？我建议，今年我们老师傅们都不要争了，这张棉絮票就给小王吧，他刚从农村来，又从小没有妈，我到他宿舍看了，他那床被子又短又薄，他又是长身体的时候，也该有床好一点的被子。邵师傅看看大家接着说，小王刚到我们班组来，就是我们班组的一员了，我们这些做师傅，做叔叔阿姨的不该多关心一点吗？

邵师傅说完，刚才还热闹得很的会场顿时安静下来了，大家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有些人说我同意，我没意见。一直没有开口的丁班长说，那我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把棉絮票分给小王的请举手。这时，会场上的人纷纷举起了自己的手。看到大家都举了手，班长说，大家一致同意我们班组今年慰问的棉絮票就分给小王。班长的话音刚落，更衣室里就响起了大家的掌声。

我呆呆地看着工会组长邵师傅给我送过来的棉絮票，真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打中了我的心灵一样，嘴里只有谢谢的声音。一个原本与我无关的事情，转换成我成为主角了，从学校到农村，那些年我受到的大多都是冷漠、歧视、白眼和不公，加入红卫兵，入团都需要一遍遍地写与家庭划清界限的思想汇报；村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自己想都不敢想；推荐招工，十四个同学大多数都走了才轮到我，从没有听到有人对我说这样暖心的话，此时，一股暖流流遍了我的全身，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从这张棉絮票中，我感受到工人阶级胸怀的博大，感到我们班组师傅们真诚的温暖。这床棉絮不仅温暖我的身体，更是长久地温暖我的心灵。无论现在物质多么丰富了，但那张棉絮票故事中透射出来的人间大爱我们永远不能改变。

一碗饭

在人的一生中每天都要吃饭，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我从每天吃那长得长长绿色霉菌的红薯丝到人民大会堂的宴席都经历过，但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同寝室的邓方海给我买的一碗饭，那碗饭和高考相关，也和我人生的命运有关，所以一辈子都不忘。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大哥就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当时我才十岁，我的那个羡慕啊真是没得说的。那时我就梦想着长大后也能考个大学。所以，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学习都十分地努力，学习成绩也还不错。可是文革打破了我们的梦想，所有的中学生除少数当兵的外，全部下放农村去接受“再教育”。那时，我就基本不再做这个梦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讲的是根红苗正，靠的是关系后门，这些我都没有，唯一的期盼就是早点能被招到工厂当工人。

三年后，这个愿望实现了，我来到十里钢城，在二轧分厂（那时还是叫车间）当了一名轧钢工人。我也是心满意足了，我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新的生活之中。一年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了，邓小平又出来工作了，我们听到一个消息，高考要恢复了。我们的梦想有可能实现了。

离开学校已经好多年了，再说我们中学那几年基本都是这个运动连着那个运动，从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到批判林彪陈伯达，学工学农学军，基本就没有好好上过学过。现在去参加高考谈何容易。当时我面临着几个大的困难，一是没有教材，我们中学的教材基本没有用，语文课本大多数都是毛主席的语录和诗词，有少量鲁迅的文章，再就是样板戏的剧本，唯一有一点文学性的文章就是高尔基的散文《海燕》，这也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很多人现在都能对《海燕》脱口而出的原因。数学课本里面很多都是农民收了多少粮食要给地主交多少租子，占农民所收粮食的百分之多少？这类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内容。至于其他的课本就更不用说了。二是没有复习时间。在工厂上班，尤其是大工业，讲的是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厂里不可能安排你脱产复习，每天都要正常上班，除非参加考试的那几天。而且我们上的是“三班倒”。三是没有地方学习，我住在黄思湾的八宿舍，这是一个有三栋宿舍大楼的大型宿舍区，住了一千多名男职工，每个房间五个人，你总不能把别人赶走让你来复习。面对重重困难我仍然下定决心不放过这次机会去试一试，闯一闯。

没有教材，回到中学母校找吴中杰老师，他帮我找了一点，姐姐也托人帮忙找了一点，加起来连一套完整的教材都没有凑齐，但就是这样也好好学吧。没有时间，就拼命挤上班后的业余时间，特别是出夜班后有两天完整的时间就回到父亲的家里日夜学。没有地方学习，我就下班后不回宿舍，等班组的同志们都走了之后就在那简陋的更衣室里学。困了就在更衣室里高高低低的椅子上躺一会，没有铺盖就把大家冬天上班穿的那些满是油腻汗臭灰尘的破棉衣垫着盖着，这样一直学到第二天大家来上班，我也接着上班。这样的日子我持续的大概一个月。就这样，我就准备走进考场了。

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有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有家属来探亲了，同寝室的其他人都要回避让房，当时一个工人每个月只有三十多块钱，家属来了哪里有钱到外面去旅馆，厂里也没有探亲职工招待所，只有大家相互的帮助让房给他们。至于让房的人到哪里住？就只有自己去找。反正这个八宿舍大，房间多，总有人不是上白班就是有人上夜班，找到一张空床，你就去睡，谁也不会说你什么。无非是今天你睡我的，明天我睡你的。就在我要参加高考的头一天，我是上中班，半夜十一点半下班，回到宿舍已经是十二点多了。可这一天我们寝室同事的家属来探亲了，自己的寝室回不去了，于是我就推这个门敲那个门，不知被人家骂了多少次，因为你把别人的觉吵醒了。好不容易才算是找到一张空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睡下了，这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迷迷糊糊睡到天亮，简单洗洗，带上准考证就奔考场去了。一上午紧张的考试加上没有睡好，整个人都昏昏沉沉，回到宿舍就准备找个地方躺一躺，要从宿舍拿了碗再走十几分钟到厂里食堂打饭实在是没有那个力气了。饭就不吃了，赶紧休息一下吧，下午还得去参加考试。

回到宿舍刚上楼梯，就听到同寝室的邓方海喊我，小王，快过来。我说，房间里不是有家属吗？我怎么好进去。他说，你来吧，没事了。我走过去一看，宿舍里空空荡荡的，我问那人呢？他说，你不管了，我帮他们找到老乡房间里去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屋里待着吧。接着他又说，你还没有吃饭吧？我已经把饭给你打回来了，还多打了一个菜，你歇一会就把饭吃了吧。说完他就出去，把门轻轻带上了。方海是汉阳人，1971年招工来到钢厂，他比我大几岁，为人朴实，语言不多，但心底十分善良。

方海的话句句简单朴实，没有一句好听的辞藻，但句句都打动了我的心灵。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日子里，是他给了我一张安静的床，为我打来一碗热乎乎的饭，对我来说，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如果按照刚回来时昏昏沉沉的状态，饿着肚子，下午的考试我还能坚持下来吗？我在床上躺了下来，很快就睡着了，大约半个小时后醒来，感到饿死了，就狼吞虎咽般的把方海给我打的饭吃得干干净净。我的精力又恢复了，充满活力走进下午的考场。后面两天，我也不用半夜去敲别人的门，有自己的床可以睡，方海每天中午给我把饭打回来，等我考试回来吃。这样我顺利参加了全部的考试。

这场考试我终于拿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入场券，我离开了二轧，离开了八宿舍，也离开了方海。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我这个人怎么就是一直往前走，走了以后就不再回头，二轧没有再去，八宿舍也没有再去，那时也没有手机，方海自然就失去了联系，也没有再见面，现在老了，念旧了，在心里呼唤，方海，你在哪里？你给我买的那碗饭我又想吃了。什么时候我们聚聚，像当年在一间宿舍一样用那个搪瓷缸子一起再喝一杯！

一篇文

作为一个搞文字工作的人，我这一辈子究竟写了多少文章自己都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年搞当年文章汇编时，经我的手起草或修改审定的有近百万字。这样专业的文字工作我干了二十年。算上自己业余写作的爱好，写出来的东西可谓不少，但在我心里，有一篇文章我永远忘不了，因为这篇文章的背后有一个人，有我的恩师。

那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历史专业，有一天，我在广播电台里听了一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一位知名学者的一堂课，我听了以后，觉得其中的一个观点值得商榷，但又想，人家是国家有名的大专家，我们算得了什么敢去挑战权威？原本也就算了。也许是性格的缘故吧，这个念头在我心里随着时间推移却越发强烈。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于是，我带着我的想法去找了我的老师曹植福教授，他在湖北可是资深的史学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被评为教授。他给我们讲世界古代史，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给我们讲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间苦难盗取天火而被宙斯神用铁索捆绑在高高的悬崖上受苦受难。当时曹教授在读一段希腊古诗词是那么地慷慨激昂，他七十多岁了，但双眼都闪出光芒，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感情完全沉浸在普罗米修斯的精神之中。曹教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我。成为我后来从教生涯的楷模。

当我找到曹教授把我的想法汇报后，曹教授当时就鼓励我，做学问就是要有这种敢于质疑的精神，不迷信权威，去追求真理。他仔细听取了我的汇报，我把我手中掌握的资料和我的思考慢慢讲给曹教授听。曹教授认真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你让我也想一想，过几天我们再谈一次。几天后我再到曹教授家里，他已经为我找了厚厚的一摞书，有的书里还有折页，是他为我做的记号。他对我说，你先回去把这些书读了，然后写一个详细的论文提纲。捧着曹教授为我找的这些书回家，我很快就认真阅读了，而且也拿出了写作提纲。我带着提纲到曹教授家里再次作了汇报，他给我提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并让我把提纲放在他那里。两天后我再去拿时，曹教授在我的提纲上圈圈点点亲笔作了许多修改。后来在我论文初稿出来后又和曹教授多次交流修改，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曹教授又为论文从观点，史料到文字全面做了把关。论文做好后，我对曹教授说，这篇文章署您的名字吧，他说，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到后面的写作都是你作的工作，我怎么能署名呢？我说，我们联合署名吧。他说，我就不要这个名了，你踏踏实实署自己的名字。

又过了几年，遇到一个偶然的机遇，湖北省中国史学年会在黄石海观山宾馆召开，我的这篇论文被推荐到会上交流，并安排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全省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唯一的我是一个毕业不久的工厂工会干事。就在发言完后中午吃饭时，武汉一所大学的一位童教授找到我，问我，刚才发言的论文是你写的？我回答是的，他问了我学习的情况，还问到这篇论文是哪个老师指导的？我说是曹植福教授。他说，曹教授可是知名学者，他是搞世界史的。我说是的。停了一会，童教授对我说，你基础好，想不想来我们学校读研究生？听了童教授的话我心里一怔，他的建议确实有诱惑。那个年代大学生都很稀少，更不用说研究生了，那可是象牙塔上的明珠啊，常人想都不敢想，一时间我还真动了心。但冷静想一想还是算了，因为我这时已经结婚成家了，而且刚刚有了孩子，我再去读书，家里的生活来源怎么办？在农村的那三年真是穷怕了，一年到头辛辛苦苦除了生产队里分一些红薯和少量的主粮，只有一年过年生产队给了我们每个人五块钱。何况我当时已经调到厂工会工作，有一个很好的领导和一个不错的工作平台，于是我谢绝了童教授好意。是啊，如果八十年代初期就去读研究生，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怕又是一回事了。

不管后来我走了什么工作道路，曹教授那敢于质疑，追求真理，小心求证，治学严谨以及甘为人梯的崇高精神永远感动着我，教育着我不断前行。我写这段文字时，正是我国第四十个教师节，我以这段文字献给已在天国的敬爱的曹老师。

一盏灯

有一年我到西安出差，晚上在街头漫步，看到街道两边的万家灯火，心里突然惆怅起来，感到这里没有一扇窗户的灯光是为你而亮着的。在这里，你就是一个心灵的流浪者。然而，曾经有过一盏灯，在我心里最苦恼的时候，那个深夜，那盏灯为我而亮。

那是在九八抗洪的时候，当时黄石遭遇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洪水，当时全市人民都紧张动员起来投入到抗洪斗争之中。而黄石防汛抗洪指挥部更是成为全市抗洪斗争的中枢。我当时就在指挥部工作。

最难忘是7月21日那一天，一场暴雨从凌晨三点开始倾盆而下，全市顿时成为一片泽国，汛情陡然升级。因为暴雨是从半夜下起的，当时在指挥部的人不多，各种告急电话此起起伏，我在郭远东副市长的指挥下尽力地协调着各方面的力量抢救在洪水中的群众。

大约是上午后半时，西塞山区的宣传部长吕东剑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他们区的王家湾泵站被洪水淹了，整个风波港一带都积满了水无法排出去。由于水泵的电动机被水淹了无法再用，请求市指挥部帮忙安排一台大功率的电动机。我接电话后对吕部长说电机我们可以帮你们组织，但由于王家湾泵站属于区里的管辖范围，所需经费需要由区里负担。与此同时，我要求他们尽快在泵站周围筑围堰，排水，等电机到后尽快恢复排水，一定要想办法把风波港一带的积水排出去，保证防汛通道的畅通。

这个电话打完后，我立即向担任常务副指挥长的郭远东副市长作了汇报，他肯定我的处置是正确的。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电话几乎给我带来了一场大祸。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十点多钟，某部门来了两个人到我在指挥部的办公室，说是调查我与王家湾泵站被淹的问题。我问他们，王家湾泵站被淹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说，据说他们跟你报告了的。我说是打了一个电话，但他们是要电动机的。我把当时电话的过程完整地陈述了一遍。他们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报告？我说我当时就向郭市长报告了，他现在就在对面办公室，你们可以去问。也许是他们觉得我回答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就到对面郭市长办公室去了，郭市长严厉地对他们说，当时志超同志的处置都是正常的，我们现在正处在抗洪斗争最紧张的时期，如果你们没有什么事，你们可以离开了。那两个人也就走了。

但事情并没有完。我们指挥部每天晚上都要开指挥长会议，各区指挥长和指挥部的各部门汇报一天的情况。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大约十点钟，我开完指挥长会议回到办公室，只见那两个人又在我办公室，他们盘问我各种奇怪的问题，一定要把我和王家湾泵站被淹的事情上扯。特别是要我说清楚吕部长的电话是几点几分给我打的。我说那一天指挥部四部固定电话和我的一部手机都在不断地响，我接了无数个电话，都是紧急求救的，我怎么记得是几点几分呢？那时和现在不一样，不知道到电信移动去查一下就清楚了。问题就卡在这个几点几分上。他们威胁我这个问题说不清楚你就跑不掉。口气之大，态度之凶，看来他们是带了尚方宝剑来的。我问他们，这个几点几分就这么重要吗？他们说是的。就这样我们一直磨到半夜十二点，那两个人才走。

他们走后，我根据我日常的习惯每天晚上都要到江堤各个哨所去看一遍，不然心里就不踏实。于是我叫了一辆越野车到西塞山区的江堤防区巡视，待我把16个哨所都巡查一遍，走到黄石和阳新交界的堤段上，我对司机说你把车往前开一点等我。我独自坐在江堤上，望着滔滔江水滚滚东流，心里就像翻江倒海的。在指挥部这些日日夜夜，自己和指挥部的全体将士没日没夜尽心尽责确保黄石城市和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没吃一顿好饭，没睡一个完整的觉，就在城市淹水的那些天，我家楼下淹了快一米深的水，妻子女儿她们有没有吃的，有没有喝的，我都没有回家看一眼，连电话都很少打。还是妻子单位的领导涉水给她们送来一点干粮熬过来。当时在我们心里真的有一个愿望，就是如果黄石发生长江溃堤，我们第一个跳下去堵口子。

可就是这样，还有人想趁这场洪水做文章。当时全市已经进入了实际上的战时状态，一切程序都从简了，处理个把人就是很简单的事，就凭某个人一句话，我们这几十年的冤案还少吗？真是越想越寒心，泪水往肚子里流。想着想着把心横下来，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反正自己问心无愧。

那天晚上，银色的月光洒在江面上，远方的山岚露出黛青色的轮廓，我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了。等我回到指挥部的时候已经深夜快三点了。我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见对面办公室的灯怎么还亮着，我走过去轻轻推开门，见郭市长还坐在办公桌前，我问他，郭市长，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他亲切的说，我在等你回来。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但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我们的同志受冤屈，我会管这件事的。听了他说的这番话，看着他办公室深夜三点多还亮着的这盏灯，我心里完全释然了。在万籁俱寂，全城都进入安眠的深夜，那盏还亮着的灯格外地亮堂，那灯光也显得格外地柔和。

我从郭市长办公室出来，回到自己办公室，办公桌上还放了一碗汤和一个煎饼。这时也真的感到饿了。我吃完宵夜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那半夜，我睡得特别的踏实，睡得特别的香。第二天，市纪委一位领导到指挥部来，我找他说了这个情况，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绝不允许有人利用这场洪水来达到整人目的的事情发生！

许久以后，有一位市领导告诉我，因为确实找不到你与王家湾泵站被淹有任何的责任关联，事情也就罢了。但你的证词把西塞山区的主要领导人解脱了，证明区里确实向市指挥部报告过的。

人世间最好的关心就是在你最苦闷的时候，无论多晚，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你，还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我遇到了，我是幸运的。

　　我的故事讲完了，类似这样一碗饭，一件衣的故事，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它给我们温暖，给我们感动，给我们思考。人们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其实，大多数的恩典我们是难忘回报的，关键是我们要始终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去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在心里永远地祝福他们。同时，也把所受到的这些恩惠转化为我们的爱，去关心帮助其他比我们更弱小的人。如果大家都能这样，这个世界邪恶就会逐渐减少，温暖的阳光就会照亮更多人的心灵。

（2024年9月写于武汉）

（文中部分照片系网络照片）

补记：我写了这篇滴水之恩永不忘的文章后托人寻找当年为我打饭的邓方海，刚刚朋友告诉我，邓方海在冶钢改制时下岗回老家汉阳，没到退休年龄就因病去世了，他的妻子后来也病逝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悲痛，不是好人一生平安吗？那么善良的方海怎么就这么早早的走了啊！痛哉！惜哉！方海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