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之三

曾经沧海

耕耘磨练十二年

　　如图为财贸大楼旧址，地在现步行街北口，它与对面的“吕梁影剧院”和步行街南口西侧的离石百货大楼是离石城区街面上最早的大建筑。原来的地委财贸政治部、地区商业局、地区供销社、食品公司都在大楼之内，现在是只有地区食品公司还在其内，其它空闲房屋都外赁作商用了。

1975年11月，我升迁了。由地区药材公司调到吕梁地委财贸政治部当了干事。由企业调入机关，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升迁。工作的转变是要有契机的，我的契机是1975年机构改革，吕梁地区组建工交、财贸、农林三大口政治部时，地委是责成高子泉来组建财贸部的。高子泉原是临县县长，站出来后安排为吕梁地区药材公司主任，这次组建财贸部，被地委任命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财贸部组建之初，除地委委派的干部之外，高部长在财贸系统先已抽调二人进入财贸部。是地区糖业烟酒公司的刘铁桥和药材公司的习天石。刘是文革中的人大毕业生，习是离石药材公司老人，后为地区药材公司科长。后因财贸部综合科需要一名写材料的干事，所以高部长想到了我。但高是一个爱惜名声的人，怕人说他用的都是身边人，便托词说我是地革委刘松青主任推荐的。原来有一次高与刘松青闲谈时，说到财贸部需要一名写材料的干事，但急切间找不到合适的人。刘对他说，你们药材公司不是有一个叫郑子文的人吗？我看这个后生就不错，文才很好，很合适。于是，在高的话中我就成了刘松青主任推荐的人了。原来，刘主任1974年在汾阳包县下乡，我在汾阳县上访申诉时找过他，给他递过申诉书，1975年汾阳县召开为我父平反昭雪大会时，刘代表地委行署也参加了大会，亲眼看到我在大会上的控诉发言，不想却因此得到了刘的好感，这真是“无心插柳”之得啊！从这点上说，我也可以说是刘松青主任推荐的。

财贸部这个机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地委，为“吕梁地委财贸政治部”，受地委委托分管财贸口二十多个局、行、社单位的领导班子，并负责各局、行、社科级干部的考查、任命、管理工作。对行署，称“吕梁行署财贸工作委员会”，简称“财委”，负责管理协调各局行社的业务工作。

人都是有欲望的，生于世，或求名，或求利，或祈求富贵长寿，莫不如此。所谓“富贵与我如浮云”，“甘于清贫，不慕虚荣”，乃失意人不得已之托词。然人之欲望也因地位、处境之差异而有高低、大小之别。我为俗人，自不能免俗。插队时，因为自感找工作无望，心里想着就是好好劳动，娶妻生子，过一生太平农民生活。及至参加工作，想着的就是努力工作，及早加薪，如能提干当个科长，那也是好的。而今到了财贸部，我尚未想什么，就有朋友对我说，你运气好，到了财贸部。财贸部虽不及在地委给地级领导当秘书，或在组织部、团地委、人事局工作，但也有升为财贸部科级干部甚或升为下属局行社领导的机会，你要好好努力，把握好上天给你的这个机会。我何尝不想如此，但也知道，自己是高中毕业，那时的政策，高中与中专虽为同等学历，但中专毕业，公家按知识分子对待，参加工作即为国家干部。高中毕业却不算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后是工人身分，虽进入行政机关，身分却是“以工代干”，如不转为正式干部，是不能提拔的。所以我必须熬到转干，才有被提拔的希望。即使转了干，提拔与否也很难说。有句老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那时政治虽比较清明，但我这样无根基的平头百姓，无人提携，所望终是镜中花，水中月。于是我在文书干事的位置上苦熬了九年，其间尝尽了酸甜苦辣。直至1984年，才被提拔为经委财贸科副科长，次年，又一次机构改革，恢复财委，我才被提为行署财委办公室主任。

1987年夏，经推荐、考试、考查，我被地委选拔调派吕梁石油公司任党委书记，从此离开了财委，走向另一片天地。

一、艰难爬格路

证果在何时

机关、企事业单位最辛苦之人，莫过于办公室从事文秘之人。何哉？出自于文书之手的材料，每一篇的产生，都是一次耗心费力的创作过程。不像其它岗位的工作，一旦熟悉了，就行成习惯，有规律可寻，无需像写作那样必须搜肠刮肚，苦思冥想地去耗心费力。且文章的要旨，贵在有序有物。序即文章的谋篇布局、修辞、叙事、描写的严谨与精妙，使读者读之或如大河奔流，一泻而下，或如涓涓细流委婉动听。这种境界，取决于作者的功力和修养水平。然文章更重于内容，就是要言之有物，这是文章的核心所在。如果说序为衣饰，物才是人之本身。文章无物，如徒具形骸，空无灵魂的僵尸，故而，写好文章重在调查研究，掌握全面细致的事实，文章才能反应事实的本来面目和实质。所以，加强调查研究，掌握丰富而扎实的资料，才是写材料（一切文章）最基本的基础。否则，纵有子建之才，亦难免陷于巧妇之窘。我因为耽了个“能写会画”的虚名，走上了这条艰难的道路，所经所历，一言难尽。

初为文书的第一件囧事——荒唐主任使糊涂干事的故事。

刚到财贸部不几天，忽有一日，高主任对我说：“子文，今下午3点，要在药材公司会议室召开一个各局、行、社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你参加一下，会上做好笔记，会后要写一篇报告。”那时，财贸大楼刚刚建好，会议室还未配备桌椅，因为高主任是从药材公司上来的，所以通知了会议在药材公司会议室召开。

下午3时，我准时来到会议室，约20分钟后，各局、行、社领导陆续到了。会议正式开始，高主任宣布开会，会议内容是研究《吕梁地区多种经营发展规划》，然后就要求领导们发言。会议沉默了许久，才有领导进行了发言，但所说内容与多种经营风马牛不相及，就这样，一众领导们山南海北地扯了一下午闲篇，就是最应该发言的供销社主任温良信（温还兼任财贸部副部长之职），也未提到一言半语的多种经营的正题。

一下午的座谈会，我仅记了一个会议标题，究竟这报告该怎么写？腹中空空，茫然一片。思谋了三天，对于如何发展吕梁的多种经营，一筹莫展。对于偌大个吕梁的山川，何地该发展什么产业？发展规模多大？该采取什么措施？那里说得清！硬着头皮写了些多种经营的重要性，写了些山区多发展桑蔴、红枣、林牧、牛马羊等，平川边山多发展核桃林果等等，终于敷衍出了三五千言文字。怀着忐忑的心情递了上去，其结果自然可知，高主任慢条斯理地回了一个字，“空”！

后来这件事是怎样了结的，我就不知了。直至又过了几个月，我才悟到，高主任办这件事是所托非人了，不仅才入职十余天的我万难担此重任，就是召集各局、行、社领导平空讨论这件事也是强人所难。原来，管理多种经营事宜，地区是有机构，有队伍亲与其事的，这个机构就在地区供销社的“多种经营办公室”，制定“多种经营规划”，本应先责成多种经营办公室先拿出《规划草案》，由供销社领导先审阅后，然后将《草案》提交局、行、社领导会议讨论，与会人员才能够言之有物，提出适当的建议与意见。在此基礎上由我或多种经营办公室，完成《吕梁地区多种经营发展规划》的终稿，并经财委领导审定才是正道。

从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看，我觉的不仅我与各位领导皆莫名其妙，无从置喙，就是高主任本人也是心中无底，他以为政府的政策法规，就是由文书凭空撰写出来的。这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未完成这件事的责任，就全由我这个不会写文件的干事担了。

入职财委的前期，由于我对全区财贸工作的状况不甚清楚，给高主任写了几个材料，都是没有足够的数字支撑，文章显得有些单薄，高主任给的评语就是一个字，“空”！其后，我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了高主任对调我来财委之事隐有悔意，觉得我写不了材料，想把我再退回去。听了这话，我心里那个惭愧、懊恼，难过极了。

二、欲攀千丈梯，

终须接引人。

在财委这样管辖众多行业的综合部门从事文秘工作，是一桩艰苦繁重的苦差事。其任务，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逐月向省财委、行署填报《吕梁地区财贸系统经济工作统计表》，内容包括财政、金融、商业、供销、外贸、粮食、工商等二十多个单位的经济活动状况。这是一项繁复的常规工作，需做纵向和横向的统计、计算、分析和历史同期的比较工作。

二是撰写半年和年终的《吕梁地区财贸工作报告》。把二十多个性质不同，特点各异的系统工作综合起来，既要做到全面反映情况，又要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还需有典型事例。这样组合起来的文章，既要有严密的有机联系，又要语言朴实而顺畅，读起来朗朗上口，毫不乏味，这些都对作者把控事物的综合能力和写作技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且每篇报告虽反映的是相同的内容，但绝不能千篇一律，而要每篇都有创新，每篇都有各自的特色，这才是高手所追求的境界。

三是为地委、行署和财委领导写讲话稿。这项工作经常是随机的，突发的，经常令人猝不及防，是文书最苦脑的工作。

四是深入基层做专项调查研究和基层先進单位和先進个人的情况，撰写《典型事例报告》，这项工作是文书最感兴趣和能激发创作冲动的工作。

从如上“财委文秘工作的任务”中可以知道，财委文秘工作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我入职财委，分配在综合科任干事，从事文秘工作。按惯例，机关文秘中的大文件（半年与全年的工作总结报告、领导的重要讲话、重要的专题报告等）都应是由办公室主任或经验丰富的大干事来完成的；而收集资料，汇总表报，写一些小的专题材料等，才是科内小干事从事的工作。可我的顶头上司，综合科科长却是一个“甩手掌柜”。他原是某个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应当是一个写材料的老手。但不知他是“力有不逮”？还是懒于任事？反正他是将财委的一切文秘任务全部压在了我的肩上，全不顾我这初入职的小干事能否承受得了。凡是领导交付的写作任务，他都随手转交于我。我把写好的材料交给他后，他顶多在文中修改几个错别字，然后就不置可否，转交给领导。领导看后曰可，我这就算交差了；领导曰不行，他就再将文件退还给我，告我说，“领导说不行，你重写吧！”至于文章有什么问题？问题在哪里？如何修改？从无一星半点的提醒。这种情况下的我，不敢抗争，只能默默忍受。经过一年多的磨炼，我自个儿摸索，吃尽了苦头，逐渐熟悉了系统工作的情况，掌握了写材料的路径和规律。

终日作嫁衣，

辛苦为谁忙？

文秘工作中最苦的事，莫过于为领导写讲话稿。这种材料虽不若全年工作总结等大材料那般繁浩而复杂，但它常常是事发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写大材料，可以竞数日之时，从容应对来完成。给领导写讲话稿则每每是前一日下午接通知，次日上午或下午交稿。若是下午交稿，情况还好，写好材料，次日上午急忙交付打字员打印。那时是在腊纸上打字，打出来后还需认真校对、修改。修改后再付印。如果修改的差错少，可以直接在腊纸上修改。如果差错多了，只能印好后在稿件上用钢笔修改。这不仅对撰稿人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对打字员的水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打字员水平高，打出来的稿样与原稿基本无多少问题，修改甚少，印出来的稿件就清晰干净，基本无涂抹和修改，如遇差劲的打字员，那就更加费时费力了。我用过的打字员中，数商业局的杨玲最好，她不仅能快速而准确无误地打字，还能在打字中随手纠正我原稿中的错别字和个别标点符号的谬误。因此，我常常是舍弃本单位的打字员不用，转而去求杨玲。因为财委与商业局是上下级关系，所以商业局的办公室主任也很支持。杨玲手头不忙时，我就直接去找她；如杨玲忙时，我再找办公室主任去协商，常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为此，我很感谢他们。

此中，最苦最累的当然还是我自己。每接到任务，我就得连夜加班，一直熬个通宵。因为领导给的任务，经常是只给个题目，里面的内容则全凭自已发挥。讲话稿不仅要符合形势与国家政策，所讲内容还必须要言之有物，内容的目的、意义、措施和办法都得面面俱到，还须採用流畅的讲话口吻，使领导念起来能激动人心，有煽动性，能达到讲话要求的效果。好的领导，可以在讲话稿的基础上进行发挥和阐述，有的领导则是照本宣读，一字不差。因而讲话稿的文字必须足够多，每篇必须在万字以上，总要让领导能宣读在两个小时左右。为了达到上述要求，我经常是整夜整夜地加班，为了解除疲劳，提振精神，不得不一根一根地抽烟，这也形成了我终生的坏毛病，日吸香烟三包，刚粉刷的新家，不二年就熏黑了。熬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材料总算写完了，我也累得腰酸背痛，直不起腰了，爬在桌子上就睡着了。天明吃过早饭，还得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机关找打字员打印，直到腊纸打印出来，校对、修改、付印，然后将材料交给领导后，心里才长出了一口气，而后回家补觉。经常性的如此劳苦，别人哪里知道。

我服务的诸位领导，都是战争年代参加过革命的领导。其中一位还是抗战时期与华国锋、李立功一道打过游击的人。他们都不乏对党的忠诚和革命的精神，但他们都是工农干部出生，文化最高的也仅是个完小程度。他们都是解放后历任县委书记、县长一级的干部，他们不乏宏观管理和掌控一个县的能力，但对具体经济部门的政策、规章制度、发展规律等方面还有些不得要领。他们虽然对反映具体经济工作的文章优劣有一定鉴别能力，但对文章的结构是否科学严密，修辞是否精妙准确，文章是否能反应事物的本质等问题的把握和理解上，还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领导会故作高深，对他不理解的词汇、语法乱涂乱改，甚至无端地提出批评。有一次某位领导指着我在文中的写的语法关联词语“这次……的目的，旨在……”，批评道：“你写的这是什么？连文章文法也不懂！”。我给他解释了，他还是不懂，我只好将“旨在”改为目的是，他才作罢。有些领导自以为是地把我的文章修改错了，念不通顺了，甚或意思想反了，我只好再偷偷地修改过来。因为稿子签名虽然是谋领导，但发到下面，大家都知道文章是我写的，我宁肯让领导骂我，也不能让懂文章的人嘲笑我。也有好应敷的领导，有一位部长就对人说过，“干事有多高水平，我就有多高水平。干事写出来的文章，我照着念就是了。”可惜不是所有领导都是如此，遇上爱挑刺的领导，写作者就有苦头吃了。

如此在文秘工作岗位上摸爬了三年，虽己能应敷一切工作，但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写作水平从未得到人的表扬，对于自己工作的辛苦繁忙也不为人知，在一般人的眼中，好像会写作的人天然就胸藏丘壑，锦绣文章提笔就能流出来一样。对于写作者在写作中所受的辛苦和煎熬哪里能知道！

伯乐识马，小子成名

物之所值，必得识货人之品鉴，方能显其品位，文学艺术领域更是如此。历史上很多名人的出人头地，均因得贤达赏识，其名方显于世。以李白旷世奇才，亦因韩愈为其收名定价，其名方彰显海内；齐白石本一木匠，半路出家，改学书画，奋斗多年，籍籍无名，后得日本名家赏鉴，世人方知其为一代国画大师；此皆文学艺术界所传佳话。

我是文秘界的一个无名小卒，虽无扬名立万之心，但也希望自己的劳苦也能得到业界的承认，脱出这被无视与轻视的困境。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的机遇终于来了。

1978年秋，吕梁地委、行署召开了“吕梁地区首届全区财贸工作大会”。地委、行署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特委派吕梁“大笔杆子”刘静望和刘占山共同撰写会议主报告；（刘静望后升为吕梁行署秘书长，刘占山调回省府工作，情况不详。）会议的《开幕词》和《闭幕词》则让我这小干事来写。我诚惶诚恐地接下任务，尽我所能，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

吕梁地区财贸大会终于召开了，大会上由地委书记王国英同志主持并作了报告，开幕式和闭幕式由地委副书记渠立绪同志致词，会议开得隆重而圆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大会之后，地委副书记渠立绪曾两次向我的直接上司综合科科长谢文华询问，“这两个材料是谁写的，写得好！”谢文华将这一情况汇报了部里领导，并把情况转告了我，我心里那个高兴，“终于有人承认我了。”

自那以后，再无人指责我写的东西了，一方面，经过三四年的锤炼，我的文章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渠立绪书记的表扬，给了我最权威的正名。渐渐地，我在吕梁地直机关有了小小的名气，也有人称我是财贸系统的笔杆子了。

说件有趣的事，推荐我入职财委和赏识我文章的两位领导竟都是地委宣传部长。刘松青，吕梁地区成立后为革委副主任，机构改革，地区改为行署后又改任为吕梁地委宣传部部长。渠立绪原是忻州地委宣传部部长，改调吕梁后任地委副书记。可以说，他俩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伯乐，我虽称不上良马，但总算是匹有实用的马吧！

　　三、机关工作所遇的苦恼和困惑

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为人要正直，善善恶恶，坚持真理，反对邪恶。所以我打小就形成了见不得不平之事，同情弱者，反对恃强凌弱，遇事爱表态，喜欢仗义执言的性格。有时，自己受了欺凌和委屈，反到能忍受；但如遇上人欺侮人的不平之事，就会愤怒难抑，挺身而出，打抱不平。这种性格其实是有严重缺陷的，“胸无城府，遇事不计后果，逞一时之快。”　常使自己陷于危险之地，是处身立世最忌讳的一种性格。孔子说过，“侍于君子有三衍（衍，就是过错的意思，也是忌讳的意思。），当言而不言谓之隐，不当言而言为之躁，不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当言而不言的这种情况我是没有的，但“不当言而言”与“不见颜色而言”（不看领导脸色发言、行事）这两种过错我则是屡屡犯之，终生未改。虽知其害，但性格如此，遇有不平不公之事，无法忍耐，便冲口而出，使自己陷于危境，后悔莫及。幸而我所遇的领导多是良善长者，对我的言行虽不喜欢，终究没有加害于我，但也影响到了我的“进步”，给自身带来了不必要的苦恼。以下略举三例，以证其事。

揭批清运动中的唐突与苦恼。

1976年秋，我随高主任赴运城参加了“全省农村取代工作现场会”，实际就是以农村供销社为基础，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农村多种经营发展，话跃农村经济生活的现场会。运城地区卯足了劲地筹备了这次会议，展示了该区各县各自不同的特色。各县也都是卯足了劲地迎接全省参观团。参观团所到之处，都是彩旗鲜花开道，笙歌燕舞迎宾，山珍海味飨客，各县都展示了本县别具风味的饮食文化。这是我一生参加过的最隆重，最轻松愉快的会议，与会同志都深切地感到了运城人民的热心。会议开了多半截，一天晚上，忽接会务组通知，让各地区代表团团长到会务组开紧急会议。轻松愉快的会议期间，突然召开了如此隐秘严肃的会议实属反常，我心里暗自揣测，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

晚上10点多，高主任开会回来了，脸上一脸的凝重，我问高主任，“开的是什么会议？”，高主任小声地对我说，“不敢说哈！可能是中央出问题了，王洪文他们被抓起来了。”我听了这一惊人消息，立马兴奋起来，对高主任说道“高主任，这下好了，我们国家不会再乱了。”他问，“为什么？”我说，“我们国家这十来年的混乱，还不是他们鼓捣的？”高主任赶忙说，“不敢乱说哈！等等，看看，看中央最后怎么说。”不管高主任怎么说，反正我心里是一肚子舒畅高兴。

越日，会议仓促散会，通知各代表团立即返回原地。归途中，见沿途各县车站上都打出了“除四害，讲卫生！”、“打倒四人帮！”的横幅标语。

返回吕梁后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转变为“揭批清”运动。动乱时期，形势反复多变，今日这派得势了，整那一派；明日那一派得势了，又整这一派。如此反复，如翻烙饼一般。中央发起“揭批清运动”，本意是要在肃清“四人帮余毒”，但在下面却形成了“总站派”反对“兵团派”的状况。那时文革过去己有好几年，但人们思想中都还有派性观点，我是总站派观点，当然乐见新形势的出现。但后来的形势，却与我所预料的情况大相径庭。

1、夹在两位相互斗争的领导之间，我该怎么办？

财贸部组建之初，部里有两位主任，高主任和史主任。高主任原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但到揭批清运动开始后，地委又责成史主任负责领导揭批清运动了。二位主任都是好人，革命觉悟高，待人热情，处事公平。起初，并未发现二人有何矛盾，运动开始后，发现史主任将矛头对准了高主任。原来，史主任参加革命早，资格老，抗日战争时，他在吕梁山上打游击，和华国锋、李立功都是战友，他是13级干部，比高主任高三级。远在1958年就被任命为汾阳大县县长（1958年，曾将交城、文水、汾阳三县合为大县，县名汾阳县，文水、交城撤县为镇。）而高主任是16级干部，1966年才任命为临县县长。1975年财贸部组建时，地委任命高主任为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史主任位居其下，可能心有不释。此外，吕梁建区后出现了山上、山下两派斗争的矛头。史主任从山下文水来，高主任本身就是山上人，因而二人隐然被人认为是财贸系统山下派和山上派的代表。揭批清运动结束后，地委必将正式任命正部长。史主任想当正部长，就把高主任当作揭批清对象，想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的思想应当是有的，我想这应当是史向高发难的原因。（这是自己的猜想，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但运动一开始，史主任将斗争矛头指向高主任是明显的。

发现这一矛头，我心里很不自安。从公处想，两位主任都是好人，两个好人间的斗争实在是一种悲剧，而且史主任将予头对准高主任，其最终结果可能反而是对史主任十分不利，他想当正部长的愿望，恐怕要落空。从私处想，两位部长都对我很好，他俩闹起矛盾来会让我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想了很多，最后决定找刘铁桥，想让他给史部长做工作。刘和我都是高部长推荐来财贸部的。刘是人大毕业，领导们对他都比较器重，尤其是高主任，对他很好。部里分得一套宿舍，先分给了他，想来，他应当是对高部长心存感激的。而且运动开始后，发现史部长也很重用他，如果他能做史部长的工作，想来会起一定作用。我找他说了半天，他不置可否，临了他说，“还是你自己去对史部长说吧”。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鼓起勇气，自己去找史部长。我对史部长说：“我觉得这次部里把高主任作为重点对象恐怕不妥，第一，高主任文革中也是总站观点，把他作为运动重点是不妥当的。第二、高是有名的‘老好人’，人缘很好，在吕梁山上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如果把他作为重点，恐怕有失人心，对运动不利。此外，高在高层也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地委王明山书记，李玉明、李庶民两位副书记都对他印象很好。如果把他作为重点，恐怕反而对你产生不利的影响。”（当时给他仔细分析了很多，大致意思如上）史部长听了我的话很不耐烦，非但不听，转首就将我的话汇报了分管财贸口揭批清的副专员朱勇。第二天，朱勇召开了财贸系统揭批清积极分子动员大会。我本是积极分子，但那天未通知我参加。大会上，朱勇副专员不点名地对我进行了批判，他说：“运动刚刚开始，有人就来威胁领导，说你不应当把矛头对准某某人啊！这样你就会被孤立！没有好的结果。这是什么情况？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会后，有人把情况告给了我，很替我担心。我听了心里没有害怕，只是觉得自巳有些可笑。小小干事，管什么闲事！这真是“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

事情的发展，果如我所料。财贸部整高子泉的材料都是些鸡毛蒜皮，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运动中高只是下了二年乡，下乡回来，仍然是副部长。而史部长转正的希望也未能实现，运动尚未结束，省里又从长治地区调来一位副部长范仁卿，位在史部长之上。（地委原是让范任财贸部部长的，但范本不想来吕梁，就给省委书记王谦写了一封信，说他是被“右倾翻案风刮出来的，他还想回长治”，王谦对范的态度不满，就没有批准吕梁让范为部长的报告。）范仁卿之后，省里又从岚县调来一位边春贵，在财贸部当了正部长，由是，史部长在财贸部成了位列第三位的部长。（边与范的级别都没有史高。）运动后期，史部长不幸得了结肠癌，之后就治病、养病，未能再参与财贸部的实际工作。我想，很可能是因心里不顺，郁结成病的吧？这也可能是自己的猜想而已。

　　2、面对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下的取舍。

吕梁建区之后，地直机关的干部职工大多来自于省里下放的干部和全区十三个县调来的人。由于几千年经济、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平川人看不起山上人，山上人不服山下人的现象。不同地域的人汇聚到吕梁山上，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各单位就自然形成了不同乡土文化的小派别，加上在各级机关单位中，领导间权利矛盾，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团伙，统言之，就是山上、山下的矛盾。平常情况下，这种矛盾若隐若现，遇有调资、提干、评奖等事，这种矛盾就显现出来，文革中形成的派性反而居其次了。财贸系统的矛盾就是以史平主任和高子泉主任为代表的山下派对山上派的斗争。

运动期间，财贸部就是日日学习文件，讨论，让大家揭发批判，或揭发高主任的问题，或揭发系统内某些人的问题，等等。如果揭发批判的是兵团派原有的头头，那还说得过去，但财贸部矛头指向的却是高子泉这样的好人，而系统内被揭发的对象大多是有总站观点的人，有些还是原总站的铁杆头目。这使我感到十分烦恼，觉得财贸系统的斗争方向完全错了，这其实是宗派斗争。

运动一开始，部里一个科长就来找我谈话，让我揭发高子泉部长的问题，说高阻挠我入党，阻挠青年人的进步，使我不能顺利加入党的组织。这不是让我平白捏造事实，污陷领导吗？我给他讲，这不是事实！事实是1976年我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后，是高主任第一时间派人事科函调回我的《家庭历史情况》的，只是因为运动的开始和其他事项的耽搁，才使我的入党问题未能如期进入入党程序。我怎能因此埋怨好人？我没有成为他们攻击高主任的炮弹，使他们对我很不高兴。在这种情势下，自己一个小人物当然无法扭转形势，运动中最好隐忍不言，免得自己受害。每次开会前，我都警告自已，“今天的会上自己千万不要发言。”但一到会上，听到别人无中生有地揭发系统内一些同志的所谓“问题”，我就气愤填膺冲口批驳。我说：“某某同志原是临县总站派的头目，他怎能是四人帮的残渣遗孽？这不符合运动的大方向！”每次发表完言论，我就心里后悔，气恼自已的性格，“我怎么这样撑不住气？”我对有些同志的能忍耐，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佩服不已，但自己就是做不到。有一次会上，政工科科长王卷堂对习天石说：“天石，我听说你经常去刘汉儒家里，是这样吗？”习天石听后，只是微微笑了笑，竟没有言声。（刘是原晋中地区副专员，文革中是著名的兵团派观点，揭批清运动中住了监狱。这种情势下，习还敢去刘家，这无疑是严重的问题。再加上习天石也是高主任调来的，是高子泉的人，嫌疑之下，问题就更严重了。）如果是我，就会冲口为自己辩护，这样，和王科长的冲突就免不了了。可习天石听了这样尖锐的责问，只是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没有，使王科长的箭射了个空，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古人说：“忍之须臾，乃全汝躯。”就是说习天石这样的人啊！我真心佩服他。可是我就是做不到，这不气人吗？还有我的顶头上司谢文华科长，也是个极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物。揭批清中，一方面，由于他在县里时与县委书记政见不合，二者有矛盾。现在这个书记也调回财贸部当了部长。所以他是被当时领导关注、针对的人，本处于不利的处境。但由于谢在运动中谨言慎行，锋芒不露。竟得涉险为夷，平安渡过，运动后期，被任命为行署粮食局局长，直至退休。

运动中，系统内虽有个别有政治野心和心术不正的人撺掇和挑唆耳根子有些软的史部长，导致运动出现了偏向，运动的结果并未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史部长本是一个正派之人，且运动后期省委又先后派来了边、范两位部长，财贸部本身在运动终了时竟得了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干事之中有两位提升为财贸部副科长，两个科长和副科长被提拔为下级局的局长和副局长，而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虽未因个人的性格缺陷遭致大的挫折，但也在个别人的眼中被视为“被嫌弃”和“忌恨之列”，因为大的环境整体向好和领导层的公正所致，使“小人们”无所施其技而已，这实在是自已的万幸。运动中唯一受害的是史平副部长，以他的资历和能力，在财贸部当部长本在应有之义，地委在运动之初责成他主持财贸系统工作，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可惜他在运动中存了私心，受了小人的撺掇，才使得地委对他有了看法，改变了初衷。运动中后期，史部长患了结肠癌，之后就去北京看病，在文水家中养病，未能在部里有实质性的工作，直至离休回家。

3、但凭坦诚趟世界

见风使舵我不能

哲人有言：“人生处世，当守时顺势，方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可我的天性却不是如此，遇事每以“情理”和“事非”决定取舍，有时还容易同情弱者，有意躲避得势上司，这使我失去了一些机会和机遇，但却使自己的良心得到了安宁。

揭批清运动中，正是史部长当红得令之时，围在其身边者如蝇攒蚁聚，谀声满庭。等到运动后期，财贸部来了正部长，有些人眼见史部长失势，就躲得他远远的，后来史部长因病在家休养，他有事欲来离石或到其他地方需用车，打电话给财贸部管总务的干事，该干事推三阻四，每每推托部里领导多，车外出不在，延误史部长用车。世态炎凉，由是可知。该干事在老领导得势时，巴结奉迎无所不至。老领导后来生病住院，该日日去医院嘘寒问暖，老领导知其为人，每心厌之。一日，护士当着此人的面对老领导说：“史部长，您的病宜静养，不要让人常来打扰。”老领导冲口说道：“我让人家走，人家就是不走！我有什么办法？”如果是别人，在此情势下，一定再无脸来见老领导了。然而他脸皮比城墙还厚，之后仍日日来医院，并为老领导洗屁股，搽药膏，坚持数十日。终于用坚韧的毅力，改变了老领导对他的看法，对他说：“你呀，你呀，这样一个好人，怎么就有哪么多人不喜欢你呢？”时移事异，才不几天，老领导一失势，此人立刻换了另一副嘴脸。正部长来了，他立马又转向正部长，各方面的巴结讨好，最鲜明的一件事，是他以高大肥胖之身躯，竟花数日精力，亲为部长挖菜窖，不仅为部长挖，还为与部长关系密切的下属挖，出了多少身的臭汗？就不为人知了。工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此人就升为副科长，不久之后，又升为局级干部。

对于史部长，我心里是十分尊敬他的，在部里，他革命资格最老，为人正派，廉洁奉公，是好领导。运动中我劝他不要和高部长发生冲突，其实主要还是为他着想，保护高部长倒在其次。以我对高部长的了解，对他进行揭批，必定是无所收获，不了了之。其结果，必将引起高层对史部长的反感，对史部长的仕途是不利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不幸被我的预测言中，史部长结束了他一生的高光时刻，他虽然还掛着副部长的虚衔，实际在部里己无所事事，被彻底边缘化了，大部分人己无视于他的存在。

揭批清运动之后，形势发生了逆转，在运动之初被投进监狱，住了几年牢狱的刘汉儒副主任被解放了，成了分管吕梁财贸工作的行署副专员。运动中下了两年乡的高部长也回来上班了。因为运动中我为他说了主持正义的话，所以他很感激我。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小声对我说：“子文，我把你的情况介绍给刘专员了，（刘汉儒）你以后要多接近他，加深你们的感情。”我听了后，满肚子的无所谓，因为他们再次热起来后，往日门庭若市的盛况再次出现，我一个不善于巴结领导，不会在领导跟前说中听话的人，无事去找领导，不是自找尴尬吗？所以我以后一次也没有去找过刘专员，就是高部长的办公室也是非公事没有进去过，关系上反倒有些疏远了。

与此相反，看着失势了的史部长，我心里觉得他可怜，他每次从文水家中回来，我都会去看看他，问问他的病情，说些闲话，暖暖他的心。1980年夏，史部长到北京复查病情，我特地请求部里，陪他去了北京。这些情况被高部长觉测到了，觉得我心向着史部长，是史部长的人。我是从司机李怀亮和高部长的儿子高中林的嘴里听到这一情况的，我心里那个委屈，好伤心。我对他俩说，请你们把话传给高部长，我以为我和他的关系应当是两心相印的关系，他怎么能怀疑我呢？我心里想的，我只要好好工作，就是为他争气，这不比多去他跟前走动好吗？至于史部长，他一个失意的人，我去看看他，有什么好处呢？高部长遭难时，我同情他；现在史部长失势了，我难道不能可怜他吗？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虽然高部长对我有所怀疑，但他也没有因此而给我穿小鞋。在财贸部和我关系最近的两位领导，都是有缺点、有私心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