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沅州新抚司一桩入室抢劫案看清代的司法弊政

鼎一

刘庆鼎

嘉庆年间，云南镇沅州新抚司（现镇沅古城镇）的边远山区，有一位民族兄弟李克佐，娶妻那氏，在深山建盖板房，一连三间，中间堂屋，左边厨房，右边卧室。他家距新抚土堡城270里（约135公里），一家人独占一个山谷，没有邻居，周边也没设立塘、汛、墩、台，他们过着陶渊明一样远离尘嚣的田园生活。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夜，李克佐一家正在熟睡，一伙匪徒打破了他们原本宁静的生活。匪徒撞开堂房和卧室的门栓，逼迫他们破财消灾，交出财物。李克佐和那氏是刚烈之人，死活不说财物藏匿之处。匪头气极败坏，拉炉烧火，将烧红的铬铁烙在李克佐屁股两侧和右腿，李克佐宁死不屈。匪徒竟对许氏动手，一木棒打在她左胳膊上，将她打倒在地，又用铬铁烙在她在左腿。许氏疼得大叫，李克佐心痛不已，说出藏匿财物之处，匪徒撬开钱柜将银物洗劫一空，从原路扬长而去。李克佐连夜禀请乡约洪光灿到新抚司报官。

十一月十五日，巡检崔应麟、乡约洪光灿赶到李克佐家，查验失主伤情，安排伤者医治调理，经现场勘察，填单附卷，传记估算，被劫失贼银拾陆两柒钱捌分，崔应麟选差兵役，开营移汛，设立关口，缉拿匪徒。

至道光元年三月初四日，未捕获盗匪。按大清律例：“凡道路村庄被劫以失事之日起，扣限四个月盗犯未获，题参疏防。”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云南巡抚玉辂《题为特参署滇沅州新抚巡检崔应麟等员疏防劫案事》载：“应参承缉不力捕官系新抚巡检事试用从九品崔应麟；承缉印官系前署镇沅直隶州事候补知州恩锦，自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失事之日起，至道光元年正月初六日卸事止，计承缉两个月零二日；接缉印官系署镇沅直隶州事恩乐县谭纶，即于是日到任起，至三月初四，疏防限满计接缉一个月零二十八日；不同城统辖官系云南迤南道景谦，自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失事之日起，至道光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卸事止，计督缉三个月二十三日；接缉统辖代办、云南迤南事、俸满普洱府知府嵩禄，即于是日到任起，至三月初四日疏防限满止，计督缉七日。”

有清一代，有关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纠纷以及轻微的刑事诉讼由州县官员自行处理裁决，称之为“州县自理词讼”，与之相对的便是涉及人命、盗案、奸拐等应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严重刑事案件。这类“命盗重案”虽然由州县官员予以初审，但需经过“逐级复审”，最终由各省督抚、中央刑部、甚至皇帝本人作出终审裁决。

古代盗、贼之意不同。盗的本义是过河越界，劫物掠财。泛指强盗。贼的本义是偷东西的人。新抚巡检崔应麟、乡约洪光灿赶到李克佐家，查验失主伤情，查找有无遗留盗贼器械、油捻等物，查勘门栓、木柜损伤等，此为判断盗案与偷窃案的关键。

《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一回“鸳鸯女殉主登太虚，狗彘奴欺天招伙盗”，说了一个类似的断案。

贾母因病亡故后，贾政携宝玉、贾琏等子侄发丧出殡，众孝男等当晚都在铁槛寺守灵，荣府中的男人几乎走光，只留下凤姐、惜春等女眷看家。话说宁府管家周瑞的干儿子何三，在赌场上受人挑唆后，决定家贼引路，趁夜摸黑带一帮贼人进入荣府盗窃。幸亏从江南甄家被抄后投奔荣府的奴仆包勇持棍追贼，并将何三打落房下身亡，其余盗贼抵抗一番后，慌忙携盗取贾母房内的几箱金银首饰一哄而逃。

荣府管家林之孝赶忙报了营官，营官随后赶来勘察现场。在房瓦破碎不堪的案发地，发生了这样一段荣府仆人与营官的对话。

上夜的人们齐声说道：“这不是贼，是强盗。”营官着急道：“并非明火执仗，怎算是盗。”上夜的道：“我们赶贼，他在房上掷瓦，我们不能近前，幸亏我们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赶到园里，还有好几个贼竟与姓包的打仗，打不过姓包的才都跑了。”营官道：“可又来，若是强盗，倒打不过你们的人么。不用说了，你们快查清了东西，递了失单，我们报就是了。”

这段荣府仆人与营官的对话，很多《红楼梦》的读者可能未曾留意、一扫而过。殊不知，营官这短短的几句话中，却暗藏乾坤、另有玄机。这是判断这伙贼人究竟是贼还是强盗的重要依据。

看似简单的盗、贼之分，即能看出清代司法的诸多弊端。

首先是清代官员的考绩制度。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将命盗重案发生率作为州县等地方官员的主要政绩考核指标之一，重案多发被视为官员治理才能低劣。地方如果发生强盗案，当地大小文武官员没能在规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就有“疏防”之罪，要被吏部给予处分。盗案期满未破案的，直省总督、巡抚、提督等负有监管职责的上级官员，必须将直接责任人题参到中央议定处分，此为“一参”。“一参”后，直接责任人将被暂停晋升、停发俸禄，并可获得一年的延期继续缉拿盗犯，一年后不能获盗过半的，则督抚等上级官员再次题参，即为“二参”。“二参”之后，再给限一年，仍不获的则“三参”乃至“四参”。“四参”仍不能获盗过半的，州县官等直接责任人轻则降职，重则罢黜。

其次是清代的地方财政制度。清代的财政收支采取量入为出的管理办法，由中央户部统一支配，每一笔开支都要严格奏销。乾隆以后，随着人口激增，地方社会矛盾也日益复杂，但僵化的财政制度不存在为州县刑名事务适当增加开支的余地。中央勒令各省督抚尽责保障、督抚强行要求州县官保障，或者以州县官的罚俸银保障等几种方案，不外乎“羊毛出在羊身上”，由重案发生地的地方官员想办法筹措。

其三是清代刑名大案的审转程序。命盗重案大致要经过县、府、按察司、督抚四级官府审理，案卷送交北京刑部复核，由皇帝批准处决，中间如有情节审问不清、法律引用不确之处，任何一级都可能往返驳诘，再二再三。十几名、甚至数十名当事人、犯人、证人及其亲属在省内各级衙门之间辗转解送，成本非常之高。

由此，地方一旦出现重大盗案，必然经费不敷，这就需要承办此案的吏役自筹。而经费不足、吏役自筹，便滋生起县官压案“讳”盗、官官相护、吏役舞弊等弊端，甚至包庇盗贼，最终发展到盗贼猖獗、生灵涂炭的局面。

参考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题为特参署滇沅州新抚巡检崔应麟等员疏防劫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