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大梁村》之宝石在变

贠文贤

按语: 长篇小说《大梁村》已开始印刷出版，即将发行。

我国著名学者、作家、书法家肖云儒先生特为本书题词： 翻开这部小说，你能看到生活的丰富，人性的复杂，更多则是领略到朴素人生的价值追求和美善生命绽放的光彩。

陕西人民出版社对该书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如果说《白鹿原》的故事为中国近代史的农耕文明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那么这部《大梁村》则可视作“后白鹿原时代”现实主义乡土叙事的、崭新的历史坐标，向我们浓墨重彩地描摹了一卷蔚为大观的关中农村风俗画。这是一部充分凸显人民性的乡土小说；一曲深情咏叹白鹿原民众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时代赞歌；一幅全面展现关中民族风情的人文画卷。

如此评价，您怎么看？这里选登部分章节，欢迎朋友审读批评、留言转发。

看到于刚乾怒气冲冲的样子，丁徳让知道小伙子正在气头上。刚刚拜访过白鹿原上有名的阴阳先生“王聋子”，要他在他家的门楣上挂铜钱，出门忌口舌，以消灾避难。见来势不妙，丁徳让扭头就走。于刚乾没有追赶，想到自己的干部身份，想到还有更重要的事，他忍住怒气，快步走向一队饲养室。

两年半前，席广田要于刚乾、席养涵想想，有没有办法“治懒”？于刚乾当时回答有办法。回答过后他觉得自己有点轻率，因为他真不知道办法在哪儿。去年秋天，于刚乾深入几个生产队参加劳动，进行调研，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和养涵，还有华知青，几次在一起讨论，慢慢形成了一些观点。他想在接到县剧团录取通知书前，形成一些意见建议，最好向大队提交一份报告。

今天，第一生产队召开社员会，评工分，于刚乾赶来参加。这是每年一次的例会，具体办法是：队委会对每个劳力按劳动能力和劳动表现提出评分的初步意见，由社员会讨论，投票评定；一个劳动日最高评分，男劳10分，女劳8分，依次向下。

这个会议很重要，大家来得早，到得齐。早来的进屋先上大炕，迟来的各找各的合适位置，家长里短地谝起来。金文涛和于恭让两人斜靠在大炕最里面的两个角，各有所思，不说一句话。有人喊叫“金文涛，来一段！”金文涛只顾抽烟，不理不睬。他吐出的烟云如细细的飘带，裹着他的忧思，徐徐上升，慢慢消失。旱烟燃烧后的气味向四周弥漫，大家也习惯了这种气味。妇女堆里叽叽喳喳，嗡嗡声一片。一位知青给大家念报纸，有人听有人不听，丝毫没影响他们的谝闲传。

这时尹宝石拿着他家自留地种的旱烟叶卷成的烟卷，猫着腰在人堆里钻来钻去，笑咧咧地点头哈腰，递烟卷给抽烟人，然后划根火柴，点燃。抽烟人深吸一口，跷起大拇指说“好，烟劲大！”尹宝石露出灿烂的笑容。

尹宝石个头不高，细眉细眼，能说会道。大家都知道他很机灵，就是有点懒，而且出了名。生产队评工分，开始他被评为10分工，第二年被评为9分工。他不接受，当会质问队长：为啥给我评9分工？队长说：把你的“磨洋工”毛病改改，明年就会是10分。会后，尹宝石非但没改他的毛病，反而干活更没了劲。在大田劳动，他爱拉屎、爱撒尿，大家说他屎多尿多。有时他跑回家拉屎，一拉就是半顿饭工夫。有人实在看不下去，责问他是不是回家“粑井绳”呢？他若无其事地笑笑。后来他的评分越来越低。

有一次，尹宝石走在村口，与拉了两头牛的一群妇女迎面相遇。一位妇女说咋这么臭？妇女们互相打量，找寻“臭”源。这时，牛尾巴打在了尹宝石右手提着的南瓜叶子包裹上，撒了一地，也撒在尹宝石的衣服上，臭得大伙都捂上了鼻子赶快躲开。原来，尹宝石刚从苞谷地里拉完屎，用南瓜叶子把他拉下的屎包起来，用手提着赶回家。从此，大家都把尹宝石叫“一包屎”，尹宝石“臭”名在外了。

尹宝石的评分越降越低，很不满意。他自思自想：既然这样，干脆破罐子破摔，堤内损失堤外补，把自留地种好了，把损失补回来。还真是，他家自留地的庄稼就是好，玉米又高又壮，烟叶又肥又大。尹宝石卖烟叶，价钱好，卖得快；抽烟人都爱抽尹宝石家的烟叶。在闲谈中，尹宝石无意吐露出他的经验：“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我家地里庄稼苗的根子都有一泡屎做肥料，咋能不好？绝好经验却成了茶余饭后的笑料。瞎瞎名声一传十十传百，给她说一个媳妇“黄”一个，好像都因为这个原因。

在去年评工分社员大会开始前，有人又议论起这件事。有一社员不相信说：一泡屎也要包回家，不嫌臭，咋可能呢？

于恭让说，可能不可能，大家先听一段故事：从前有个想当地主的农夫在他家的田地里拉屎，拉完屎捡了一块石头，用石头擦完屁股，看了看，犹豫不决，最后决定把石头扔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回到家，这个农夫又后悔了。请大家猜他为啥后悔了？

有人回答：这还用问，是想石头上沾的那些屎了呗！大家哄堂大笑。于恭让说：大家别笑，世上还真有这样的人，不懂舍得，只想沾光，不想吃亏，色皮得很！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谁个为公，谁个自私，不言自明。这样的舆论对尹宝石似乎形成了长期影响，以后每年评工分，尹宝石都是7分。

靠在炕沿的张队长清了清嗓子说：都别言传了，现在开会！会场很快安静下来。张队长把去年的生产情况作了总结，谈了评定工分的办法。按照惯例，队长以队委会名义，开始提名最高分的社员，大家举手顺利通过；接着，依次向下。最后提名冯大妈5分，清点举手人数，勉强过半。尹宝石上年是7分，这次队长提议他为9分。大家都瞪起了眼睛。张队长解释说：娃都廿八岁了还没媳妇，分太低对娃说媳妇有影响。社员们纷纷议论开来说：这是啥道理？这个队长也太没原则了！最后举手结果是：同意尹宝石9分工的只有5个人。二次举手表决：同意他8分工的只有9个人。第三次表决：同意7分工的举手人数勉强过半。

这个结果对尹宝石刺激很大。他给大家敬烟，就是希望大家能高抬贵手给他举手。想起有人给自己说媳妇，女方家一打听，未曾谋面就告吹，他心想，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样打光棍？他伤心地落了泪说：叔叔婶婶、大伯大妈，我知道自己错了，懒是万恶之源，说了不算，大家看我今后表现。

这可把大家给难住了，你看我，我看你。有人产生了同情心，说道：把人叫“一包屎”，是对人的不尊重，今后要改，叫尹宝石！有人说：凭个人表态就给加分，恐怕乱了规矩，其他人也要求给自己加分怎么办？

张队长摊开两手，意思是：这把我也给难住了。他看了看于刚乾说：请大队领导谈谈意见。于刚乾说：别叫我领导，我就是第一生产队的社员。

于刚乾说：尹宝石认识了错误表示要改，这是不是好事？是！那怎么办？给他提高工分？不能，因为这么做就坏了规矩。最近，我一直在考虑如何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问题，首先考虑如何评工分。评工分主要看劳动能力、劳动态度，看表现，这个没错。但这是看去年的表现定今年的工分，今年一年表现好或者不好，都拿这个工分。我想是不是再加一条：看劳动质量和数量，搞事后评工分。能不能在尹宝石身上试一试，从现在开始，只记他出工数，不给他打分，三个月后大家评议，决定给他7分还是10分。这叫凭表现，评他的劳动质量和数量。

尹宝石第一个说：好！他当然高兴。有人说这也是个办法，可以试试。张队长一锤定音：就这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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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于刚乾向大队领导汇报了情况，并建议成立大梁大队青年学习小组，主要讨论农业生产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大队领导同意于刚乾的提议，将学习小组定名为“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

三月底，大梁大队召开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成立会暨第一次学习会。方主任一直重视调查研究，听说这个会议要讨论研究大梁大队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赶来参加。

席广田主持会议。他首先带领大家学习最高指示，接下来宣布成立大梁大队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组长于刚乾，副组长席养涵、华知青。接着请方主任讲话。

方主任表达祝贺后，要求学习组成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认真研究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成为大队领导的帮手和助手。最后方主任强调：研究实际问题，要放开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讲完话，他提示刚乾做好记录，以便总结经验。

于刚乾主持学习会，华知青做记录。谈到这次会议主题，于刚乾说道：现在全国都在学大寨。学大寨，关键要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前段时间我做过一些调研，发现在集体劳动中，有人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损公肥私，这是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大问题。所以，今天会议主题，主要研究如何培养社员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如何调动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下面，请大家积极发言。

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开口，是不是因为题目太大，不好讲？为打破僵场，于刚乾介绍了大梁一队社员会评工分情况。他说：壮大集体经济，既需要提倡爱社如家的思想，更需要建立调动每个人积极性、主动性的制度和办法。举例来说，能不能给挣7分工的尹宝石升工分，怎么升？通过升、降工分能不能调动尹宝石以及全体社员的积极性？

还没有人发言。于刚乾鼓励第三生产队的秦嘉发言。

秦嘉清了清嗓子说：那我就先扔一块砖头，引后面的玉石。我们第三生产队也有像尹宝石这样的社员和这样的事。去年十一月，于刚乾在我们生产队搞调查。他看到有人在麦田里转悠，就好奇打问，才知道是在“拾粪”，是把生产队大田里的粪拾起来拿回他家，上自留地。为这件事，于刚乾在我们生产队召开了一次社员会。我举这例子想说明，不止“一包屎”，可能是一百包、一千包大田里的屎，被捡回到自家田里。把这个现象给起个名字，叫“一包屎现象”。方主任，是不是太难听了？

方主任说：别问我，我只听，不发言，不表态。

组员刘益说：这现象那现象，根子就是“私”。自私是人的本性。为啥自留地庄稼长得好，集体大田长不好？金文涛有过一段话：“集体经济，财产是公的，但吃喝拉撒睡在私家，有人就从集体那儿给私家挖”。爱社如家教育，对有些人有用，对有的人根本没用。有人甚至得咧不从集体那里拿点东西回家就睡不着觉的毛病。集体经济等于低效率，根子就在这儿。我赞同扩大自留地，把集体耕地减少到能够上缴公购粮就行了。公社如果不同意，咱们就选一个生产队做试点。

集体经济等于低效率，恐怕不对吧？秦嘉说：没有集体的力量，哪能修水库、打深井、修梯田？没有水库、深井、灌溉田，哪来的旱涝保收？他停了停接着又说：大寨也是集体经济，他们能改天换地，他们那里的生产恐怕不是低效率吧？关键在于治“懒”，在于实干。

组员杨兵说：扩大自留地，包产到户，这不是前些年批判的“三自一包”吗？转来转去，又转回到原来的路上；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刘益说：打粮食是硬道理，只要多打粮食，管啥路不啥路的。

会议没请丁锁柱参加，他不请自到。听到这段对话，他好像抓到了“把柄”，插话说：我听着咋觉得味道不对，不管啥路都能走？意思是，资本主义的路也能走？学习，研讨，原来是转弯抹角想走歪路，是不是？

于刚乾打断他的话说：咱们学习小组的任务一是学习，二是讨论生产劳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怎么治“懒”，怎么解决出工不出力问题。其他方面，比如大的政策问题，咱们不研究，也没有这个能力、条件。咱们肯定都是为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都在社会主义的路上向前走。

席养涵接着说话，不想给丁锁柱往下说的机会：今天主要讨论怎么让集体生产更有效率，能不能拿出具体办法。譬如一队的试点，给尹宝石只记工，不评分，根据他的劳动表现，再给他评分。这个办法能不能普遍实行？还有哪些好办法？

大家都肯定一队的这个办法好。秦嘉说：我认为可以推行这个办法，评工分，要活，不要太死，按季度或者半年评，有升有降。还要制定灵活的奖励办法，对于取得明显成绩的，譬如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经济收入的人，要给奖励工分，奖励钱。相反，造成损失的要罚。举个例子，养猪，预估年收入300元，结果收入了500元，就要给他奖励20元、30元。奖励多少，大家制定办法，社员群众决定，有账可查，不能由队长拍脑袋。不能像一队那个聂老大：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集体的也是自己的，随便拿。

于刚乾最后说：评工分，不仅要看劳动质量，而且要看劳动数量，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按照这个原则，我草拟了一份《大梁大队评工分新办法》，再听取大家意见。会议围绕“新办法”进行了讨论。

最后方主任说：这个会开得很好！各种建议、办法都可以试，然后总结经验进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