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瓦街小学拾零 李力伟

成都王立

一九五五年的一天，听父亲说我们家即将迁至黄瓦街小学。并说：这个学校的围墙是“梅花墙”。

那年我八岁，当我第一次接近黄瓦街小学时，首先就迫不及待地寻找着“黄瓦”和“梅花墙”。

黄瓦街街面约十多米宽，长也只有几百米。一头为东城根街，一头为长顺街。与之平行的前面一条街叫“娘娘庙街” ，背后一条街为“长发街”。当年已不见“黄瓦”，但其“黄瓦街”的街名却“叮当作响”。

走在宁静的街上，偶有自行车驶往。倘车铃一按，那叮叮当当之声必然在街巷上空久久回荡。

黄瓦街小学两米多高的砖墙，下半部全为实砖，上半部是许多排列整齐的透空十字形砖体。这透空的十字形，即被人们俗称为“梅花墙”。

成都市区主要分为东城区和西城区，黄瓦街小学的确切地址是：西城区黄瓦街42号。

母亲终身教书，学校更换不少，全家总是随她迁徙、住校。

成都五十年代的小学校，其校舍大多破旧不堪。许多都由古庙、祠堂改建，不伦不类、杂乱零乱。可黄瓦街小学却别具一格、鹤立鸡群。令人叹为观止，赏心悦目。

据说此校建于一九〇几年，是由满蒙人整体规划布局设计建造的。仅此正规的建校程序、步骤、规模及实施，在当时的成都，乃至全国都是罕见之举。

整个学校房顶全是青瓦铺就，这比起以前我们住石笋街小学和其他学校的草房来，真有“鸟枪换炮”之感。

小学以大门门缝为中轴线，建一长廊，左右分为若干天井和教室。长廊右方不远为球场，长廊尽头为教师办公室。其左巷内是伙食团，其后为几户教师住房，我们当初就居于此。

在办公室的右面，一条小路后又出现一操场。旁边就是“黄瓦街小学幼儿园”，我的弟弟晓来曾在此就读。

黄瓦街小学整齐、清爽，功能齐全，互不干扰。

天井繁花似锦，球场的枸叶树高大粗壮。在球场的右角桑叶树下有一口老井，井中还有清澈的水。

球场正中的墙下，有一主席台，那是我们蹦蹦跳跳的“中心”。球场中有篮球架、砖砌乒乓台，有沙坑、跳高架、高低杠，还有平衡木。

这些体育设施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一群小学生。我正是在这里培养了对篮球、乒乓球的浓厚兴趣。

那时我们几兄弟和一些小伙伴非常顽皮。球场的树上长有一种“寄生果”，我们用竹竿夺下来用手碾碎，立刻得到又稠又粘的“胶水”。把它抹在竹竿上去粘鸟、粘蜻蜓。

沙坑更是我们“堆山、打洞”的战场。几个人凑在一块，各自发挥想象，堆出奇形怪状的城堡、城墙、河流……虽然一身又脏又汗，但个个兴奋异常。

枸叶树枝繁叶茂，我们拣它几皮叶子回家洗碗。那时哪有洗涤剂，几皮树叶洗碗，又快捷、又干净。

为取树上的“寄生”，为粘“知了”，我们总会尽力爬上树干。可无论哪棵枸叶树的树干都是“马蜂”的家，为此，我们常常被马蜂蜇得哇哇乱叫。

球场砖砌的乒乓台是我学打乒乓球入门的地方。乒乓台是砖砌、泥抹，非常简陋，桌面弹性极差。球拍多为木制、自制，我们将厚点的层板用锯、用刀加工而成，球网则用砖头排列。

一个学校也只有一个球台，拥挤和热闹同时并存。后来学校的周大明老师亲自动手做了一个全木的乒乓球桌，这球桌深受大家欢迎。也因此，我对周老师此举有深深的“印象”。

攀上攀下，双杠竟成了她们的“强项”。即便如此，用双手吊住双杠一端，双脚、双手腾空一跃，我竟能双手飞快抓住对面双杠。

我此种“绝技”在小伙伴中鲜有人掌握，故此，让我“风光”了好一阵子。

下雨，这球场往往成了“水乡泽国”，我们在此打水仗，用木脚盆当小船划行。

天晴，地上的泥块被晒得卷曲，我们则分成一拨拨地“打游击”“捉迷藏”

墙外是一西式洋楼，那窗框上镶嵌的五颜六色彩玻，曾令我们好生新奇和艳羡，大姐的同学好友周介梅就住此楼。

母亲程序时任该校教导主任，我读该校二年级。班主任杜琼仙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瘦小的身体、脸上架着一个数不清有多少个圈的深度近视眼镜。

开学的第一天我就闯下“大祸”。

那天熙熙攘攘的同学涌进教室，我是新来的插班生，谁也不认识。杜老师忙着招呼这个那个，可不知从何处突然冒出一个足球般的大皮球。这下教室热闹了，你一脚、我一脚。皮球被踢得满室翻飞，同学们兴奋无比。就在此刻，皮球恰滚到我的面前。生性好动的我，竟然抱起皮球向空中一抛，用脚背狠狠地朝天一踢。咣咣几声，房顶被我捅出一个大洞。

惊叫，责骂随之而来。杜老师惊愕之余，用手抓住我的衣领叫骂着：“你要造反了！”“走，到校领导那里去，我教不了你这个无法无天的学生。”

杜老师揪着我的衣领来到办公室，走到一领导面前说：“程主任，这孩子要造反，把天都踢破了，我教不了！”

这程主任就是我妈，或许我新到校，或许杜老师“深度近视”尚未认出我就是“程主任的孩子”。杜老师这一状，使我母亲及她都非常尴尬，哭笑不得。

我妈一面给杜老师赔礼致歉，一面狠狠地对我说：“十处打锣九处在，总是惹祸”。

由于我的顽皮和捣蛋，为不影响母亲的教学工作。第二年，我就转学它校。

我六年的小学生涯，先后读了六个小学，但从此，再也未读过黄瓦街小学。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母亲都在黄瓦街小学任教。我虽在它校住读，但对黄瓦街小学的教工也有些耳闻目睹。

赵尔澄校长，满族，三十多岁。个子中等偏下，瘦削的身体总是穿一套整洁的中山装，文质彬彬、不苟言笑，但态度和蔼。他的夫人王晋如绝对称得上大美人，我们叫她王老师。她总是笑吟吟的，但在政治运动中、在“十年动荡”中，我却常看见她那忧郁和愤懑的脸。前两年我还近距离地见过她，与她握手问好。近九旬的她，形同枯槁，弯腰驼背。当年的风姿已被岁月的钢刀一抹带去。

郝老师，满族。六十多岁，矮矮的个子，黑脸、黑胡须、一身黑服，大嗓门。

老刘老师，一袭长衫。当时他七十岁时，在校还传为美谈，毕竟那时古稀之人尚少。

刘蓉老师，带领学生搞木偶剧团，做幻灯放映。

曹老师，管全校的财务。高高的个子，快八十岁了。他是寿星的标杆，人们对他八十的高龄不仅羡慕，同时多有不可思议之感。可谁能料到，我的母亲已届一百零五岁。更何况，她仍然耳聪目明。

曹老师独居进校门右侧一小屋。他总是弓着腰在家走来走去，以前与他的接触全然回忆不起具体的事情。但他家中墙上的一警言却让我铭记一生：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李沪芳：一五十多岁的女老师。瘦小、干练，因肺病，咳嗽不止。但她却烟不离手，烟不离口。

她与同校的陈守愚老师离异，独居右侧第三个天井旁的小屋。她见了我们小孩也会报以微笑，但更多的是一个人呆坐家中沉思。

一天，我从她家门前唱着“社会主义好”的歌曲经过。冷不防她竟冲着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好什么好？”

这句话令我震惊，令我惧怕。在那个时代，在那个一片“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单纯唱声中，有谁说不好？有谁敢说不好？

可就在我眼前，这位孤寂、病哀哀的老妇却忍不住发出了与时代的逆反之声。

他们是学校的栋梁，是该校民国仅存的硕果。

他们庄重、儒雅，但又各具特色。可惜年幼的我，与之只是“远观”，尚未走进他们的生活，更未走进他们的“内心”。随着他们这辈的逝去，中国教育界稳重、恃重的学风似乎也悄然逝去……

张友功：体育老师。三十多四十岁，一米八的大个。身体愧悟、健壮，仪表堂堂。红润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一口北方话，亲切悦耳。

他是从外面调进来的老师，听说是因什么“政治原因”下放于此。张老师喜欢打篮球，我崇敬他，故而常与他套近乎。对我这样的小孩，他同样热情。我看不出他因“政治问题”而对生活的消沉、冷对。我总认为他当个小学体育老师太委屈了，但那时的我，却道不明为其抱不平的理由。

校工张孃孃、谢伯伯是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妇。他们住在进校门左侧的第一间房内。

张孃孃叫张素清，身体矮胖、皮肤白皙，是食堂炊事员。

谢伯伯叫谢金友，身体高瘦、皮肤偏黄，是学校工友。

张孃孃爱说爱笑，谢伯伯沉默寡言。他们对我们几兄弟又爱又“恨”。

每次打饭，张孃孃总要给我多打一点。但对我的调皮和过错，她也从不忘大声呵斥。

我们的调皮往往花样翻新，为寻找砖缝、石缝中的“蟋蟀”。我们可以齐心协力地把墙体拆开，把条石掀翻。为验证“挖地三尺有水”的说法，我们可把好端端的地面掘个深坑。

我们打闹，我们嬉戏，有时全然不顾别人学习和休息。尽管母亲常常警告我们：“注意影响，不要特殊。”可当我们兴起之时，往往把母亲的戒条抛向脑后。每当此时，唯谢伯伯的怒吼可终止我们的“捣蛋”。

我们常被手拿竹棍、木棍的谢伯伯追得四散逃逸。但这些竹棍、木棍从未触及过我们。

怕谢伯伯，甚而超过怕母亲。

谢伯伯的工作是维护学校设施，在我们的眼里，他“万能”“全能”。无论木工、泥工、电工，他样样都会。桌椅、门窗坏了他修，电灯电铃坏了他修。但他很少停下来休息，很少与人交谈。嘴里总叼着一支烟，成天在校转悠、收拾、检查。

谢伯伯严厉，却很善良。

一九六三年大姐面临高考，早上总要早早起床学习功课。但家中没有时钟，大姐经常不是过早起床，就是昏睡过头。谢伯伯知道后，每天总是准时到我家门前轻声呼唤：“大妹起床了！”

这种呼唤直至高考结束，当年大姐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

二哥力行智力欠佳，但踏实、憨厚。“十年动荡”中因参加“产业军”被人追逃。因谢伯伯非常喜爱和同情二哥，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将二哥秘密地反锁一背静的小屋。二哥在此躲了几天，避了锋芒。

如果说大姐考上大学犹如获得一枚“军功章”，那么这军功章也有谢伯伯的一份功劳。

廖孃孃：四五十岁，也是食堂炊事员。她性格开朗，说话大声大气，其夫在铁路局工作。那时成渝铁路刚开通，能在铁路局工作，那是很吃香的一份美差。每当廖孃孃的丈夫休假到来，就会引起周围一片骚动、热议。

他穿着一身铁路制服，威严的帽子上闪耀着铁路路徽的光亮，蹬蹬的皮鞋声由远及近。

我们好奇，我们羡慕。但他与众人相见却非常谦和热情。我透过他“洋盘”的铁路制服，隐约看到他举止言谈中以前朴素、朴实的“土气”。

好景不长，他们不久就离开了黄瓦街小学。

程海清：工友，五十多岁，身材矮小，我们叫他程大爷。不知何故，多数人不分辈分都直呼其名……程海清。

程大爷孤身一人，住在进校门左边一间房内。这房任何时候的光线都非常阴暗，东西摆放零乱。远不像曹老师的房间那样明亮整洁。

程大爷爱说爱笑，他乐于助人，喜欢孩子。我们亲近他，从不惧怕他。

他喜欢喝酒，往往喝醉，醉后骂人。无论何人都是他骂的对象，骂完了、骂累了，倒地便睡。

大概是一九六三年的一天，醉后的他衣冠不整，竟醉醺醺地死去。

一九六O年八月，我小学毕业了。那时全国闹饥荒刚刚开始，吃饭定量，油水极少。

一天吃完早饭我仍叫饿，母亲在旁说：“那么大一碗，还吃不饱？”父亲接过话说：“那么大一碗有几颗米？全是水，能当镜子照。”

吃不饱逐步蔓延到各个地方，我们人小，弄不懂为啥没有粮食。只听大人讲，是天灾，粮食歉收。

那年月，起用粮票。国有全国粮票，省有省的粮票，市有市的粮票。买任何粮食制品，必须附带粮票。

成都那时用了一种类似粮票的“搭伙证”，凭此也可在市面上购粮食制品。

一天早上，我饥肠辘辘地到黄瓦街街头小食店买馒头。当我拿出“搭伙证”向店主索购时，店主冷冷地说：“作废了”！

这话简单、生硬、无情，这话犹如晴天霹雳，几乎当场把我击倒。

我十三岁，正值吃长饭的年龄。半夜饿得数星星，好不容易熬到天明，熬到“馒头的香味扑鼻”。可顷刻间，一切化为乌有。

我呆呆地看着店主冷漠的脸，呆呆地看着柜台上热气腾腾的馒头，无望地拖着疲软的双腿折身回转。

我边走边念：“怎么搭伙证也会作废？怎么搭伙证说作废就作废？”

此刻的我，与失掉孩子的祥林嫂其心、其状，毫无二致。

祥林嫂说：我单知道下雪天……

而我呢？也喃喃默念：我单知道搭伙证会作废……

此事发生在一九六〇年，具体日期不记得。但那种失落、失望、无助的打击终生难忘。

谢谢微信的使用，前几天通过一篇微信文章，我发现那一天是：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活了七十岁，以前住过的房屋基本荡然无存。现在黄瓦街小学虽然只保留了前半部，但它的历史、它的形制、它的内涵、它的亲情，于我弥足珍贵，几成孤品。

前几年我慕名参观了全国唯一收门票的江津聚奎中学，这百多年的老字号私塾，其房屋结构、材质、布局、规模几乎和黄瓦街小学一模一样。我兴奋，惊叹居然在江津还保留了黄瓦街小学的“姐妹篇”。

尔后，我数次带亲友前往观。大家均啧啧称奇：

“黄瓦街小学又复活了！”（题图：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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